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打来的。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
‘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您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大使进一步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
‘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同胞们的好意令爱因斯坦十分感动，但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当总统。
过了不久，爱因斯坦就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但是，”克劳士比接着又道：“一个人认识自己往往很难，许多人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每天有多少天才带着从未上演的乐章走进了坟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而有些人在经历了艰辛而漫长的跋涉，才终于发现了真正的自己。比如：英国著名诗人济慈本来是学医的，后来他发现了自己有写诗的才能，就当机立断，把自己的整个生命投入到写诗当中。他虽然只活了二十几岁，但为人类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歌德一度没能充分了解自己的长处，树立了当画家的错误志向，害得他浪费了10多年的光阴。马克思年轻时曾想做个诗人，也曾经努力写过一些诗，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长处并不在这里，便毅然放弃做诗人的梦想，转到社会研究上面去了。如果他们两个人都不认识自己，那么英国至多不过增加了一位庸医，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肯定要失去一颗耀眼的明星。”
“中国的鲁迅，一开始就是去日本学医的，后来才弃医从文，最终成为一代文学巨匠。著名的作家余华一开始也是作牙科医生的，后来才慢慢发现了自己的写作特长。”
这时，一直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比尔开口了：
“我的一个朋友赛勒毕业已经5年了，他的一些同学都已经取得了相当的业绩，可他却还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他总想从事最热门的工作。IT业未热时，他做电脑设计，一不景气又去做新兴的网络，当发现网络是个泡沫时，又去做保险，到现在一直没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职业，同学相聚时，自然抬不起头来。
一位好友冷不丁问他：‘赛勒，你大学里是学什么的?’
赛勒以为好友健忘，回答说：‘跟你一样，学计算机的。’
好友又问道：‘那你觉得自己最擅长干什么?’
赛勒想了想，说：‘还是计算机专业。’
好友冷笑道：‘那你不做自己的专业，瞎跟着起哄干什么!’
赛勒这才恍然大悟，重新应聘到了一家计算机公司。
一年后，同学再相聚时，赛勒神采奕奕，他已经找到了自己最擅长做的事，并且做出了相当不错的业绩，受到上司的赞赏和同事的尊敬，也在工作中感受到了快乐和满足。”
“一个人能够尽早发现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事，并且将兴趣培养成为专长，才能在人生事业上做到‘第一次把事情做对’，这是一种挥洒自如的人生智慧，这将给你带来淋漓尽致的人生幸福！”克劳士比兴奋地说道，他那双深邃的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他们三个人。
“刚才，我们只是讨论了在人生事业的选择过程中如何做到‘第一次把事情做对’，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眼光更广更深远地投向整个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投向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整个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瞬间？！
“真的！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呢！”
“这简直就是真的！”
“哦！太神奇了！”
“……”
“每一个人都应该记住，‘第一次把事情做对’不仅可以在工作中运用，它还可以广泛运用于人生、事业、职场、社会、生活、甚至军事领域——它几乎可以运用于我们人类的所有领域！”克劳士比郑重其事地说，他稍作一下停顿，继续道：
“的确，‘第一次把事情做对’这一法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是如此的重要。同时，它的实质内涵又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博大精深，以至于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学习了它的一些皮毛，还没有完全掌握它。事实上我们刚才的讨论仅仅是‘第一次把事情做对’这一法则的大概，我们离这个法则的每一个细微的末梢还有很远的一段路程。
我想请各位务必稍安勿躁，因为我们必须彻底领悟其中的所有理念。所以，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对‘第一次把事情做对’这一法则进行分条分块地详尽深入地解析和讨论，我想我们一定可以大有收获的。现在，你们可以利用20分钟的时间随便吃点我自己动手为你们做的奶酪和甜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开始下面的讨论。”
克劳士比说完就打开了房间里的背景音乐，一首非常熟悉的音乐踩着淳厚的鼓点向他们缓缓走来。这首歌的名字叫《Hotel California》（《加州旅馆》），它是1976年老鹰乐队（Eagles）的最佳组合在巅峰状态之下完成的旷世之作。
在充满忧伤与激情、怀旧与唯美的旋律之中，盖瑞、比尔和杨尽情品尝着克劳士比为他们精心制作的香甜滑嫩的奶酪和甜点。
FO1 事情可以第一次就做对
很多事，本来就可以第一次就做对(1)
２０分钟之后，他们的讨论以一段幻灯片开始了：
明明带着骨头和水去寻找宝藏。在刚进入到秘道里时，蜘蛛对他说：“没有充分的准备，通过遂道会遇到坎坷，走很多弯路的！”
“废话！”他嚷道，“我机智、灵活、有头脑，到达那里哪怕需要两天两夜，我也有的是精力和智慧。再说，干我这一行，什么事我没见过？什么当我没上过？一直以来，我总觉得任何事情，差不多就行了，不要那么较真！你累不累啊？”
结果大家都知道，他费了好大劲好不容易通过秘道，只找到可供狗狗家族享用1个月的骨头和水。
“明明的‘愚’就在于没有意识到必须要把事情全部做对，才能顺利地找到自己所期望的足够多的骨头和水。智者常常是细致而谦虚的，而愚人总是自以为是，类似的人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克劳士比继续道。
“明明认为，把事情做对有很多机会。如果一件工作有10次做对的机会，‘第一次没做对，第二次没做对，第三次没做对……做到第九次做对了’，结果是做对了；如果‘第一次没有做对，第二次做对了’，结果也是做对了。效果不是一样的吗？
聪聪认为，我们对工作的要求是要努力做对，并一开始时就按自己所制定的标准去做，尽量不要有过多的耗损。
慧慧认为，第一次没有做对，必然要修修补补，可能要做第二次、第三次……这些都是额外的浪费。如果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这样的浪费也是最少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其实很多事情，本来就可以第一次就做对。”盖瑞禁不住叫起来。
“对，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世界上有哪家医院的医务人员不能搞好卫生？有哪个司机不能遵守行车规程，有哪个煤矿不能按要求作业……追溯曾经发生过的每一桩不幸事件的起因，在这些成千上万的错误里，我们不难发现：人们能否做对，并不取决于人的行为能力，而是取决于支配行为能力的思想观念！
我曾经认识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有一次，他向我报怨说，他忙得没有时间赚钱。问其原因何在？原来他的工厂总是不能按期完成生产计划、按期发货。用户们为此怨声载道。为了赶工期，他不得不新招了400名工人，但是生产进度永远赶不上订单的增加。
于是我去他的工厂作了一次有目的的参观。那是一间非常现代化的大工厂，厂房明净，规划整齐。他们有七条装配线，可以把不同的部件组装在一起。在每条装配线的尽头都设置了检查站，一旦出现问题会被专职人员记录在一张单子上。每台机器都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的产品被送到返工站。在那里搭建了几个工作间，由最有经验的工人负责返工的工作。在返工之后，机器就可以出厂，发给用户了。
回到酒店，我一言不发。中午开始吃饭的时候，老板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返工的次数减下来？他列举了一些达不到的条件：
1．机器不可能不出错。
2．所有的工人都是很敬业的，他们为了返工可以工作到夜里12点，他们已经工作到极限了。
3．技术上的改进在未来2年内是实现不了的。
我告诉他，实际上只需要做一件事，就可以把所有这些问题解决，而且以后永远不会出现返工。
‘这是不可能的！’老板叫道。
我劝他不妨试一下。我给出的方法实际上很简单：取消返工区。
‘取消返工区？那返工的产品在哪里重新加工？要知道返工的产品占了全部产品的30%！’
我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建议：
·关闭返工站，让在那里工作的人都回到各大自的生产线当中去，作为指导员和培训员；
·在生产线尽头摆上3张桌子，让质量工程师、设计工程师和专业工程师各管一张；将出现的缺陷按“供应商的问题”、“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以及“设计的问题”进行分类，并且坚持永远、彻底地解决和消除这些问题；
·将机器送回生产线去修理；
·建立“零缺陷”的工作执行标准。
他们一脸的疑惑，但还是照着办了。结果，他们发现了许多管理问题，比如，订购零件时，只看价格高低，没有对生产线的工人进行很好地培训；有的人都接受了一种观念，就是一切都需要返工。
几星期之后，他们又能按期生产了。他们还在制造车间立了一个标志板，上面写着无故障、无缺陷产品的天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越来越大，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也学会了检查新产品的好方法：工人一边装配，一边将出现的问题提出来并解掉。
而最让人高兴的是，由于它提供的产品质量稳定而可靠，它占领了最大的市场分额。日本人原本已进入了这一市场，但由于看到了该公司的领先水平，又退出了该市场。在他们所属的行业中，他们成为第一家打败日本企业的中国企业。
在我告诉他们取消返工区时，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老板和员工在内，都认为他们不可能做到，第一次就可以制造出无缺陷的产品，这是神话！他们认为，‘第一次就做对’只是一个理想的状况，它是不会在现实中发生，尤其在他们企业。
而实际情况是，‘第一次就做对’如此简单和容易，他们随后兼并的七家工厂，无一例外都做到了这一点。即使是那些工厂的工人只有小学水平的文化，他们都照样做到了‘没有返工区’，随后，每家工厂的利润都翻了10倍以上。”
听了克劳士比的这段经历，盖瑞、比尔和杨个个都张大了嘴、目瞪口呆，他们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第一次把事情做对”的巨大威力。克劳士比得意地呷了一口咖啡下去，又开始讲述他的另一个亲身经历。
“还有一次，我去中国，杨，就是你们国家东北地区的一个焦化厂。
这是一家以焦炭生产和销售为主的企业。一年之内，他们曾经四次派出高级管理人员来听我的课。有一次，他们一位负责人终于和我聊起了原因。原来，当年他们的部分产品转销国内，在国外销得极好的产品，在国内却销不动。经过分析，是他们的价格太高。于是企业把产品的价格降了下来，但成本比例却增加了，企业还是没有利润。
他们是一家非常优秀的企业，设备、技术是一流的，产品在欧州都是一流的。为什么在国内赚不到钱呢？
我和他们一起找原因。实际上原因很简单，他们销往欧州的产品，产品的质量标准是固定碳含量86以上，而国内的产品质量标准是固定碳含量80。把“86”当作“80”使用，是用‘86’的成本来核算‘80’的利润，自然没有利润了。
他们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才知道，他们为客户所付出的高质量、高成本，并不是客户所需求的。我们每天所说的‘为客户着想’，实际上想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意愿。
尽管第一次没做对，但在明白了‘第一次就做对’理念之后，他们迅速调整产品策略。结果一算下来，仅仅生产成本一项，就节约了3000万。”
克劳士比稍微停顿一下，用关注的眼神在杨的脸上扫了一眼，又继续说道：
“后来，我把这两次经历的心得作了总结，这就成为我“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理念核心元素：
1．首先要确定你工作的目的：为符合客户的要求而工作，而不是自己的主观意愿。
2．建立一次做对的基本标准：“80”还是“86”。
3．消除达成这一标准的障碍：取消工作中的“返工区”，尤其在精神上。
4．为标准而努力工作：你所有的努力会有高额的回报。”
克劳士比边说边把这4个元素写在了黑板上，接着问他们：“你们对此有什么想法呢？不妨说出来。”
第一次就做对：代价最低(1)
比尔一向对军事非常关注，他对世界各国之间军事历史可以说了如指掌。这时候，联系自己的爱好，他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我看来，‘第一次把事情做对’对于一个将军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绝对不存在第二次选择的机会。一个将军能否‘第一次把事情做对’，不仅关系到成千上万将士的生命，而且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和长治久安。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将军都可以做到‘第一次把事情做对’，在人类战争史上，不同的将军付出了不同的代价，当然结果也会截然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说：许多战争，在战斗开始之前，胜负的结果就已经昭然若揭了。”
这时的比尔，心中有一种强烈的一吐为快的愿望，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就比如在俄土战争中，1790年12月，俄军与土耳其军队在伊兹梅尔进行了一次交战。这是一次经典的城市攻防战。同时，它还是俄国第一名将苏沃洛夫的成名之作。战争发生在第二次俄土战争中，发生在土耳其在多瑙河最坚固的保垒伊兹梅尔。
伊兹梅尔要塞位于多瑙河右岸，控制着多瑙河下游，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该要塞壁垒森严，城墙壁立，壕沟环绕，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驻守伊兹梅尔要塞的土军共有35000人、装备有300门火炮。俄军攻城兵力为31000名步骑兵、600门火炮和200余艘多瑙河区舰队的小型舰艇。
从1790年10月-11月，俄军连续进攻数次，均告失败。俄军统帅总部在走马灯似地撤换了几名将军之后，名将苏沃洛夫奉命来到前线。他制定出了当时几乎是胆大包天的计划：用10天左右时间，一次性攻占伊兹梅尔。这一计划在当时震撼了整个俄军指挥部门。
苏沃洛夫告诉所有的俄军将领和士兵：如果我们的方法不对，即使再用2个月也拿不下伊兹梅尔。如果方法得当，只用1次就可以拿下伊兹伊尔。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想法。
他用了8天时间作准备，然后给给伊兹梅尔城卫戍司令送去一封劝降信，信中写到：‘我已统帅大军到此，给你24小时的时间考虑。只有投降，才有自由。一但进攻发起，你只有死路一条！’
伊城守将艾多斯·穆罕默德却是十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傲慢地复信道：‘天可以塌，多瑙河水可以倒流，但伊兹梅尔决不投降！’
可是，一天后，在苏沃洛夫部署下的俄军就占领了固若金汤的伊兹梅尔。土耳军军队全部被击毙或俘虏，仅有1名土耳其士兵逃出了城堡，游过了多瑙河，将伊兹梅尔失陷的消息带给了土耳其苏丹，但却被恼羞成怒的苏丹下令斩了首。
战后，苏沃洛夫在给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奏表中是这样描述伊兹梅尔之战的：‘没有任何一个堡垒比伊兹梅尔更坚固，没有任何一个抵抗比伊兹梅尔更激烈，但是它在我皇的宝座之下倒下来了，这是英勇进攻的结果。’这句话后来被镌刻在苏沃洛夫的纪念碑上。
这次战役强攻取胜重要理由是，在战争开始前，苏沃洛夫就在内部军事会议上，确定了‘周密准备，绝对保证第一次就攻下’的指导方针。在这次作战思想引导下，俄军军队准备得周密细致，战斗中，各纵队同时突击，行动高度协调一致。
‘当我们确定一定要第一次就拿下敌人的要塞时，我们就已经找到了拿下它的方法。’ 苏沃洛夫在后来的岁月中说道。‘而且，第一次就拿下是我一生最划算的一次买卖。我们只付出了一次的成本。’”比尔一口气就说了这么多。
“那么，苏沃洛夫是怎样做到第一次就完成任务呢？”克劳士比并不给他喘息的时间，紧接着问道。
“当时，俄军攻击部队大部分是骑兵，并不适合攻城作战。土耳其军队不仅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有坚固的城堡，对俄军来说，要打下这个堡垒是很艰难的。尽管这样，苏沃洛夫却并不却步，他有自己的一套做事哲学和做事方法。首先，他立即着手组织俄军进行强攻训练。在训练中，力图使每个军人都 “明了自己如何机动”。在预备队的指挥上，实行了集中使用和各纵队指挥官独立指挥相结合的原则。
他仿照伊兹梅尔堡的样子在城堡附近的布斯罗克镇建造了跟伊兹梅尔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土围，每天夜里让士兵一批接一批练习攻城动作，并下令从速制造填塞壕沟的用具以及攀登城墙用的梯子，白天则亲自带领士兵练习白刃战。苏沃洛夫鼓励士兵说：“训练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同时，为了迷惑土耳其军队，俄军表面上仍在进行长期围困准备。
苏沃洛夫将指挥部设在城堡附件的特鲁巴耶夫高地，在这里完成了与攻城有关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对作战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一一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并为官兵制定了专门作战手册，其内容包括攻城作战及城内作战规则。
苏沃洛夫的作战计划是：地面部队编成3个集团，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发起猛攻。主攻方向指向防御较薄弱的南面，苏沃洛夫在该方向上集中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和四分之三的火炮。
经过8天的准备，一切就绪，苏沃洛夫召开了一次战前军事动员大会，他在会上立下誓言：‘俄国军队已经两度攻到伊兹梅尔城下，但又两度退却。现在我们第三次来到这里，绝不能无功而返，我决心夺取这个堡垒，倘若不成功便死在城堡之下！’到会官兵众皆响应，士气大振。战斗大获全胜。”说完这些，比尔感到自己舒畅多了。
“苏沃洛夫一战成名,他将在世界军事史上流芳百世。此役，他充分运用了‘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的理念。”克劳士比总结道。
“在此之前，俄军两次久攻不下，因为他们没有想过伊兹梅尔可以一次攻下。而苏沃洛夫认为：我可以一次完成任务，为此，苏沃洛夫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步骤。”说着他把以下内容写在了黑板上：·制定计划：制定有针对性的“一次做对”的目标计划·统一精神：引导整个团队形成统一的战斗力·积极预防：对所有可能出现的困难，事先作预防·管理战役过程：把所有攻城的过程分解，对每个分解的节点强化士兵训练·制定标准作战手册：让每一个参战士兵了解自己的作战内容以及整个部队的作战计划·追求结果：一定要打败敌人“而且，战争的最终结果也表明‘沃洛夫式第一次就做对’所换来的战争的收益。”克劳士比把一张对比表画在了黑板上：俄罗斯 土耳其战死：4000人 战死：28000人被俘：0 被俘：9000人，只有1人逃脱战利品：30条战船， 战利品：0245门火炮大量装备战役结果：胜利 战役结果：失败“我们还可以把苏沃洛夫这次的战役与俄军在战之前的进攻相比，同样也可以看出“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所产生的效果。”克劳士比迅速列出了以下内容：之前 本次进攻次数及时间：数次进攻，2个月时间 1次进攻，8天准备、1天攻克进攻方法： 强行进攻， 围困模拟敌方，针对性训练伤亡： 20000人 4000人战利品： 0 战利品：30艘战船/245门火炮/大量装备“由此可见，第一次就做对可达到的效果：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时间最少、效率最高。
苏沃洛夫并不是一个‘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理念的自觉执行者，在他一生的很多战役中，也并不是每一场战役都取得了胜利，在他取得胜利的战役中，也不是每一次都做对，但他却是一个深谙‘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之道并不自觉地去实践的人。在关键时刻，他知道如何有效地确定目标、有效制定计划，如何去做对，用今天管理的术语来讲，他知道如何‘确定目标、管理过程并追求结果’。他把‘做对的事情’作为一生戎马生涯中最优先的军事法则，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事将领之一。”克劳士比最后总结道，他用爱抚地看着比尔，为他的一点点进步倍感欣慰。
盖瑞和杨渐渐从这场战役的氛围之中解脱出来，他们对克劳士比充满了无比的崇敬，仿佛他已经成为无所不能的上帝，或者先知先觉的神灵。
菲利浦·克劳士比的故事(1)
“先生，人们都称您‘世界品质大师’，您不愧是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您是怎么发现‘第一次把事情做对’这个法则的？我们很想知道一些您自己的生平事迹，您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些？”盖瑞忍不住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
“好吧，其实我不是神或上帝，跟你们一样，我也是人，只不过我更愿意深入地思考事情而已。
在年青时代，我曾当过医生，所以我总是喜欢用医生的眼光来审视世间的一切事物。后来，我曾在生产美国海军用的ＴＡＬＯＳ导弹的本迪克斯公司担任一名工程师。不久，我就来到了著名的马丁·玛瑞埃塔公司。这是一家美国国防部认可的专门生产导弹与战斗机的军工企业。我曾经先后担任了‘潘兴导弹计划’主管及公司质量部经理。佛州卡纳维拉尔角是国防部的导弹实验基地。那时经常出现故障，导致导弹发射失败。人们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那么复杂的玩意儿，由成千上万个零部件装配在一起，出错是难免的事。
有一次，又一枚导弹发射失败了。我坐在参加发射仪式的政府要员和嘉宾们身旁，感到无地自容，恨不得立即立即找条地缝钻进去……主持发射的将军大为光火，对我和我的老板大声喝斥：‘都是一群废物！你们难道拿不出没有缺陷的东西吗？’
那是在１９６２年秋天，我们心情沉痛地回到公司。老板安慰我说：‘不要往心里去。想想办法，把问题解决掉。’
我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把导弹的装配和测试过程画了一张流程图，在图中，他对一些经常出现的错误进行了分类。分类表很快做出来了，我为自己的发现倍感惊奇：
所有错误的分类：
·工人操作失误
·设计问题
·配件问题
·组装过程本身不合理
也就是说，如果克服了以上几大类错误出现的机会，就应该没有一个错误可以发生。换句话说，导弹发射失败既不是概率规律的必然，也不是统计规律的必然，它只是一个个再寻常不过的的错误，只要一改正就可以！
我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如果我们在错误发生之前一一检查这些错误或者能预防这些错误的发生，我们就完全可以在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
我走出办公室，围着工厂漫无目的地转圈，边走边思考，转了一圈又一圈。突然，我停下脚步，一个清晰的概念闪现在脑海中——‘为什么我们第一次就不能做对？’：我胸中涌起一股热浪，飞快地跑回办公室，奋笔疾书……当我再次站在老板面前，向他阐述自己的概念时，老板拍案而起，激动地说：‘菲尔，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这就是‘第一次把事情做对’这个理念第一次被系统地发现的过程。
其实，我们可以试着想一下：错误为什么会发生呢？
它至少有两个前提，一是我们容忍它的发生，因为它的发生与我们的切身利益没有太大关系。二是我们虽然不容忍它的发生，但默认错误的不可避免，因而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防范和规避，听任它的发生。有了这两点，想不发生错误的确难乎其难。而这又反过来证明了错误发生的‘必然性’。
几乎每一个医院都对婴儿接生死亡率做出了规定为百分之一，即使是这样，我想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父母会容忍一个护士接生婴儿的差错率发生在自己身上？作为乘客，有谁能容忍一个司机每行驶多少公里可以发生一次车祸的机率正好发生在自己身上？作为飞行员家属，有谁会允许航空公司每年飞行事故的发生机率发生在自己的亲人身上？！
谁都不会允许！
因为这与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紧密挂钩。责任与权利十分清晰、明了，而且十分具体。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吃饭时被鱼刺卡着的‘差错率’。只有当产品与自己切身利益变得遥远而模糊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高谈阔论，奢谈什么差错率。
只要我们对不应该发生的错误事件，制定了一个可接受的水平，它就永远存在；可是当它不被接受时，就会自然消失。所以说，无论是工作质量问题还是产品质量问题，都是我们‘心想事成’的结果，因为如果你心里允许让某事出错，它就一定会出错。
正如墨菲法则所说的：凡事如果能出错，就一定会出错。如果容忍错误发生，就会真的导致错误发生，而且还会得出错误真的难以避免的‘结论’。‘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告诉我们，错误是可以不发生的，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坚信‘第一次就可以把事情做对’。”
FO2 做对即“符合要求”
多包了一层塑料袋(1)
接着，克劳士比又一次把话题转到了那个古老的寓言故事：“明明认为，做对就是自己认为对的就去做，找到足够多的骨头和水就是对的，所以就去做了！难道不是吗？
聪聪则认为，做对就是不断地评估，再评估，在穿过秘道的路上，这曾经让聪聪很苦恼，后来，聪聪终于明白过来，如果你想要把事情做对，你就得先明白自己做的怎样的一件事情。
在慧慧看来，做对即是“符合要求”，他相信没有理由假设某些事情不能符合要求。他认为，做对不是“好、优秀、美丽、卓越”等这些术语，这些都是主观和含糊的，并不是确切的要求。在工作中一定有一个标准的要求。每个人在工作中必须认真对待这个既定的要求，然后必须坚持每次都达到并且符合这个要求。”
“做对就是符合要求，不错！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比尔很久没有发言，有些迫不急待了。
“以前，我在一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工作，她为一家日本企业生产零部件。夏天快要到来了，日本企业发来了一批订单，活儿很急，董事长、总经理亲自上阵，企划、营销人员包括办公室文员、都到生产一线了！
产品终于按期生产出来。董事长非常高兴，决定亲自安排货物的发送。为此，他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在会上，他向与会者出了一道题：我们的服务如何做到超出客户的期望？
公司策划总监说，现在夏天快到了，货物在船上，要经过10多天才能到日本。一路上尽是风雨，货物会受潮，我们应该为货物专门再包上一层塑料袋，就像超市为我们所做的那样：免费，并且主动提供。听了这个主意，董事长连想都没想，就当场拍板。塑料袋马上被专门订做出来，货也上船了。董事长坐在电话机旁，每天等待从日本传来的消息。
电话终于响了，是日本企业的老板打来的。一上来就是劈头盖脸一顿责问：“你们提供的货物没有符合我们的要求！带有包装袋的货物被直接卸在生产线上，而生产线上没有打开包装的设备！”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企业的员工是以秒来计算工资的，打开包装的工人必须另请。即使是这样，每耽误一天，企业就要损失一万美金！
董事长急火攻心。他迅速组织企业内部员工，凡是有护照的，一律加急申请，最终，他带领着8名干部，赶到日本，刚好，包装已经拆了一大半，董事长亲自上阵，忙了整整一天，最后把所有的塑料袋拆完了。
从那以后，我们企业再也没有接到日本企业的一个订单。”
比尔带着非常复杂的心情讲完了这段往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不能低于顾客的要求，难怕低于要求的一点点，也是没有达到要求，这就好比中国有古话：‘行百里者,半一百’；同时，我们又不能超过顾客的要求，许多人都喜欢从主观上超过顾客的要求，其实正所谓‘过犹不及’，超过顾客的要求往往给顾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们必须站在顾客的角度看，只有顾客需要的，才是顾客的需求；顾客不需要的那一部分，就不是需求。这就要求，我们要符合顾客的要求，恰到好处地达到要求，而不是低于或者超过这个要求。”坐在一边的杨用厚重的语气分析。
受到比尔的故事的启发，盖瑞若有所思。“对，商家必须记住顾客才才是市场的最终决定者，商家一定要学会努力达到顾客的要求，而不是达到自己的要求，或者用自己的要求硬往顾客身上套。
几年前在内华达州的一个工厂里，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个布匹批发商拿着十种花样的布料样本，来到工厂的总经理办公室，要求增加这十几种花样布料的生产。那位总经理正为近斯的销售业绩整体滑坡殚精竭虑，见有人亲自登门进货，他喜出望外，满怀热忱接待了这位批发商。但当他看到批发商手里拿来的那十几种布料的花样时，目光却惊呆了。原来，前些日子厂里的设计科经认为这十几种布料设计过于平庸、缺乏艺术美感。所以，现在这十几种花样的布料已经早已停产了。
为了慎重起见，总经理当即找来了设计科的科长，让他再次对批发商拿来的那十几个花样进行评估，结果还是一样，那位科长甚至这样评价这些花样：‘像设计这样陈旧，几乎没有一点新意的花样也许只有乞丐才会喜欢！’结局大家完全可以预料得到，那位高谈阔论的‘艺术天才’被总经理炒了鱿鱼。工厂立即开足马力，按照那十几种花样生产出大批布匹。这些布匹一经投放市场，就取得了良好的市场销量。那家工厂也借此机会，迅速扭亏为盈。”
盖瑞的故事带动了房间里的气氛，大家的情绪逐渐高涨。
从需要到需求(1)
“盖瑞的这个故事很有代表性，我们必须站在人的本质上，来洞察人的一切需要。”克劳士比在房间里扫视了一圈，一字一板地说。
“众所周知，需要——欲望——需求，构成了营销基础的最基本概念。需要：人类本能的基本组成部分，饿了要吃、冷了要穿。欲望：人类的需要经由文化和个性塑造后所采取的形式，在本能的基础上用可满足的具体实物来描述。需求：当用购买力来作后盾时，欲望就变成了需求。人们追求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其利益的产品。通俗地说，汽车由代步工具变成身份的象征，豪华汽车的产生就是需求的物化表现。
需要往往被人们所处的社会具体化。一个美国人饿了，他的需要是得到一个鸡腿烤肉和一瓶可口可乐；而在毛里求斯，人们要是饿了，他想要得到的是芒果、大米、小扁豆和蚕豆。”
刚讲完故事的盖瑞不假思索道：“提起需要与需求，我又想起了一件事，不过，那听起来简直就是个笑话。”
“哦？什么笑话？说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克劳士比先生并没有对盖瑞打断自己的话语表示丝毫的不爽，相反，他索性让他讲下去，他的嘴唇泯出了一些笑意，仿佛他已经听到了这个笑话的内容。
“在9．11事件之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曾悬赏1000万美元捉拿恐怖组织头号头目本·拉登。9．11事件以后，总统迅速把这个赏金提高到2500万美元。然而，令他们迷惑不解的是，阿富汗民众对此却依然无动于衷，没有丝毫的热情和行动。
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调查发现，并非阿富汗人嫌2500万美元太少，而是在极端贫穷的阿富汗人的心目中，“2500万美元”是一个空洞无际的天文数字。对于他们来说，解决每天的柴米油盐吃饭和生计才是他们的头等大事，至于那些数以千万记的巨额财富，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于是赏金变成了1000只羊。
一时间，阿富汗人轰动了，他们纷纷钻进山林里寻找拉登的下落。一个当地人兴奋地说：“1000只羊！天啊！那是多么大的一群羊啊！我们村子里最富有的人家也只有八只羊。如果能有1000只羊，我们全家几辈子都有着落了。”
“哈哈……”
盖瑞的笑话引来了大家一阵捧腹大笑。
这一次，克劳士比先生也被逗乐了。稍微平静一下情绪，他接着刚才的话说道：“任何组织都具有相同的目的：提供需要的解决之道。那么，怎样才能提供需要的解决之道呢？
理所当然，把握需要是能否成功的关键。我们不能把产品毫无选择地卖给任何一个客户。例如：我们很难把梳子、洗发水和护发素推销给和尚；把保险柜卖给乞丐；把照相机卖给瞎子；把高级音响卖给聋子。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产品都是多余的，毫无用处。无论你的销售人员再怎样提供优质服务，怎样努力运用各种销售技巧，结果都是徒劳无益的。
作为一个优秀的经营者，必须时刻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努力适应并符合其需求。在这一方面，中国海尔在国内市场运作的非常成功。杨，海尔是你们中国的著名企业，这方面的情况，我想你更清楚，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吧，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为了适应每一个地区不同的消费群体的不同需要，海尔为北京市场提供技术最高、价格最贵的高档精品；为上海家庭提供小型瘦长、小巧玲珑的“小小王子”；为广西家庭提供有单列装水果用的保鲜室的“果蔬王”。2001年，海尔的个性化定单服务达到1500万套。由于充分满足了不同客户群休的需求，海尔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和美誉度也得到了大幅度地提升，市场回报自然异常丰厚。”
“现在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想一下：仅仅关注和适应顾客的需要是不是企业工作的全部？”克劳士比试图把这个话题谈得更深入一些。
“嗯，这个……”三个人都皱着眉头，冥思苦想。
克劳士比道：“其实，在更多的时候，企业要做的就是去发现高增长市场。这就要求企业不能盲目地去适应当前市场的一些流行的需求，而要努力去发现顾客隐藏的真正需求。
在现代商场上，对于一些战略性问题，每个行业都有着理所当然的答案，‘顾客的需求是什么’是这些问题中的一个。比如说：人们购买汽车是要一种运输工具；住酒店都希望有良好的住宿环境；购买电脑想要的是更快的芯片速度等等。
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顾客的真正需求可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在特定的时期里，也许整个行业都一致公认的顾客需要的功能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如果企业能够发现顾客的真正需要，就可能立刻打开新的市场空间，甚至成倍地扩大市场。”
“事实正是这样的。”盖瑞是个汽车迷，他立即把话题接了过来：“在汽车业一百年多年的发展史上，每一轮的成功者几乎都是依靠重新发现的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而彻底改变行业图景的。
在福特之前，汽车完全是一种奢侈品，是少数富人能够拥有的玩意，价格高昂，性能不稳定，汽车厂商根据顾客的具体要求定制产品。于是，福特推出了T型车，这款车被称为“由最好材料制成的大众之车”，它强调功能，都是黑色，款型单一。福特通过改变产业隐含的逻辑，为大众造车，而不是继续满足整个行业当时认为的消费者把汽车作为奢侈品的需求，它获得了成功。
差不多20年后，通用汽车的斯隆再一次发现顾客的需求正发生变化，大众阶级要的不再只是汽车的功能——也就是福特所说的“没有马的马车”——他们对汽车产生了情感层面的需求。因而斯隆把通用汽车的战略定为：生产“为每个钱包、每个目的准备的汽车”，推出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汽车型号，每年都有新颜色和新款式推出。汽车的消费市场被大大扩大了，最典型的表现在人们开始频繁地更换汽车。
可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汽车厂商又发现了新的需求，尽管消费者仍在购买汽车，但美国汽车厂商对车“越大越好”的隐含逻辑和飙升的油价产生了冲突。于是，日本人依靠生产小型、节能的汽车迅速地赢得了大批的市场。”
房间里气氛越来越热烈，盖瑞刚刚说完，比尔就立即接着道：“为了开创新的市场，许多商家千方百计地去发现、挖掘人们的各种需求，有的甚至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一家皮鞋厂为了广开销路，先后派两个推销员丹尼斯和桑德去考察一个小岛上的皮鞋市场，以便为他们公司制定推销方案。
一个月后桑德首先回来了，他十分懊恼地抱怨说，真不该去那个鸡都生不出蛋的破地方。原来，他花了一个月走遍了小岛的每一个角落，竟然没有发现一个人是穿鞋的。这个小岛上，自古以来就没有穿鞋的观念，一年四季，他们个个都光着脚——就是草鞋，他们也从来不穿，更别说皮鞋了。总之，在这个小岛上没有皮鞋市场。
过了两天，丹尼斯也回来，他欣喜若狂地告诉自己的上级，他花了整整一个月走遍了小岛，发现居然没有一个人穿皮鞋，如果能够改变人们的习惯，告诉他们穿皮鞋的好处。那么这个小岛的销售市场将是巨大的。
上级同意了丹尼斯的行销计划，结果丹尼斯不仅成功了，而且大获成功。丹尼斯只是付出一定的金钱，让当地的知名人物穿这种皮鞋，然后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时尚流行起来。因为这个小镇的人以前谁都没有买过皮鞋，他在这个才30多万人的小岛成功推销出了25万多双皮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