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这份奏疏只是钱沣就军机大臣值庐地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仍按旧制，所有军机大臣，均应至军机处办公地点共同办公。而实际上是钱沣就和珅对军机处所作的一系列变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涉及到朝廷大政的核心问题。但因问题重大，不敢明言，故还不能更深入全面的揭发和珅犯罪的种种内幕，只是以此为试探而已。这正如朱桂昌教授所言：“由此可见，钱沣具有何等巨大勇气，他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挺身而出，敢于向大权奸和珅射出一支利箭，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举世并无第二人。故姚鼐说：“若夫立愉侃然，能讼言其失于章奏者，侍御一人而已。”由于这份奏疏既照顾了乾隆的情绪，又指出了军机处所存在的问题，故乾隆很欣赏，遂命钱沣稽察军机处。这样和珅对他更加不满，故对其“阴忌之，且直诘之，咄咄逼人，欲穷以难处之事，卒不能屈，转资商榷”。钱沣既不附靠权相和珅，又不为和珅的淫威所吓倒，勇敢地搜集和珅种种不法罪行，准备着对其作进一步的斗争。但不幸的是，就在此时，钱沣由于和珅平日打击报复，“凡遇劳苦事多委之”。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十八日与世长辞，终年55岁。对于钱沣之死，还有另一种说法，即有人怀疑和珅得知他要弹劾自己，故将其害死。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钱沣逝世之时，有人发现他写的一份弹劾和珅的奏折草稿，其中列举和珅罪行二十多款。据钱沣儿子钱嘉枣记载：“乙卯九月，大渐后，分达视殓，于枕底得未成遗折，已数千言，列劾和相二十余款，诚使当日有俾先伯兄乘凶递上，效古人尸谏遗意，是先大夫未完之臣志得以毕伸，或为天心所嘉纳。即使不上，存原折亦可垂为家乘，乃竟有窃而火之者，先大夫九泉以不能无遗憾云。”由此可见，钱沣与和珅的斗争，势不两立，钱沣下决心要扳倒权臣和珅。遗憾的是，他还没来得及上奏就先和珅而去了。他生前写的奏折开列和珅罪行二十余款，一定是他经过多年搜集、调查的“重型炮弹”，可能是和珅探知后，派人偷去毁掉了。既然可以毁折，又有何不可杀人。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这是一切权臣的共同特点，隋朝大臣杨素因屡立战功，再加上他为人强悍阴险，有一套强化自己权势的手段，因而能长期作为最显贵的权臣而左有朝政。《隋书·杨素传》称“素之贵盛，近古未闻”，并非夸张。
杨素不仅本人身居高位，而且满门贵显位。“时素贵宠日隆，其弟约，从父文思、弟文纪，及族父异，并尚书列卿。诸子无汗马之劳，位至柱国、刺史”，“亲戚故吏，布列清显”。直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杨素为人又极其奢侈贪财，与和珅一样，这在历史上也罕有。他“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他本来已豪富无比，但仍一味营求不止，“素负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矶并利田宅以千百数”。故“时议以此鄙之”。
杜光庭所撰《虬髯客传》曾描写了杨素的一个殊色妓女私奔李靖的故事。据此妓女说，杨素晚年诸妓“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于此可见其妓妾之多。虽然杜光庭之文属于传奇，此事未必完全属实，但这起码说明杨素之豪侈已为世人所公认，因而由此生出种种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随着“宠贵日卤，本来生性傲慢的杨素，到后来愈加骄横。满朝文武，概不放在眼里。尤其是杨广为帝之后，杨素更是飞扬跋扈。他自恃拥立之功，见炀帝多呼为“郎君”。有时侍宴内殿，宫人因不慎覆酒污素之衣，杨素则当着炀帝的面大发雷霆，斥左右将其引下殿堂，加以痛挞。对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了。
早在文帝在世之时，不畏权势的大理卿梁毗“见杨素专权，恐为国患”，曾弹劾杨素说：“窃见左仆射越国公素，幸遇愈重，权势日隆，缙绅之徒，属其视听。忤旨者严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荣枯由其唇吻，废兴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谠，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梁毗将杨素比作“卒殄汉纪”的王莽、“终倾晋柞”的桓玄。《资治通鉴》评论杨素说：“既废一太子及一王，威权盛。朝臣有违忤者，或至诛灭；有附会及亲戚，虽无才用，必加进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
《资治通鉴》上文所提到的“一王”，乃指文帝之子、蜀王杨秀。杨秀“容貌致伟，有胆气，好武艺”。杨广恐秀为后患，“阴令杨素求其罪”，终使杨秀被废为庶人，幽禁于内侍省，并不许与妻子相见。其状很悲惨。
治书侍御史柳彧，为人刚正不阿。当初，杨素曾因事被遣敕送御史台。杨素仗恃自己地位尊贵，到御史台后坐于柳彧床上。柳彧从外来，端笏整容，严肃地对他说：“奉敕治公之罪！”杨素方急从床上走下。柳彧据案而坐，令杨素立于庭，辨诘事状。杨素因此恨之。及蜀王杨秀被废，杨素便借机报复柳彧，以杨秀曾向柳彧求《治道集》一书为口实，奏劾柳彧以内臣交通诸侯，结果柳彧被除名为民，发配怀远镇。
太平公史万岁为隋朝名将，屡立战功。后来，大破入侵的突厥。“杨素害其功”，对文帝说：“突厥本降，初不为寇，来塞上畜牧耳。”于是文帝不予论功行赏。史万岁意不平，“数表陈状”，时文帝已废杨勇太子，正在穷纠东宫党羽。文帝问杨素史万岁在何处，准备召见。当时，史万岁实在朝堂，杨素明明知道，可他为了激怒文帝，竟阴险地谎称：“万岁谒东宫矣！”文帝信以为真，勃然变色，令人逮召史万岁。时万岁属下将士因有功不赏而在朝堂称冤者数百人。此时万岁不知已被杨素所谄，见到文帝后，尚“词气愤厉”地抗言“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可文帝正在为他“谒东宫”一事发火，哪有心思听这些，结果盛怒之下，“令左右暴杀之”。史万岁实不知自己究竟因何而死，竟连申辩的机会也没有得到。
杨素就这样很轻松地以一句谎言便要去了一位勋臣的性命，除掉了一个他所嫉妒的人。对史万岁之死，“天下共冤惜之”。
杨素和和珅他们之所以要对一些实际上地位远不及自己的人下狠手，这正是他们老狐狸狡猾之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大多数人看，使那些尚未归服自己的早下决心，同使那些虽然归服却仍有二心的人死心塌地。
笼络实战：后发制人，抓装辫子”倒打一耙
正如前述，和珅气焰嚣张之时，许多清廉、正直的官员虽然不敢正面与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他们的内心却鄙视他，终生不与其合作，更不屈服于他的淫威。对于这种人老狐狸和珅是区别对待，打击的手法也各不相同。其中，和珅运用最纯熟，也是最狡猾的，还是借皇上之手，排除异己。曹锡宝弹劾和府管家不成反被革职，就是一例。
曹锡宝，字鸿书，一字剑亭，上海(南汇)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军机处章京、刑部主事、郎中、监察御史等职。此人生性坦率，刚直不阿。他看到和珅揽权纳贿、贪污腐化、结党营私，十分气愤，总想找机会弹劾和珅。但他深知和珅树大根深，身后有乾隆皇帝这个大保护伞，一时不敢轻易触动他，便想拿和珅的忠实奴仆、大管家刘全开刀，拉开“倒和”的序幕。
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初，曹锡宝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向乾隆呈上一道奏折，弹劾刘全“持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请求严惩刘全。其实曹锡宝的真实用意，并不是仅仅为了惩治刘全，此乃“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实际上曹真要扳倒的人是和珅，因和珅根子太硬，不便直接弹劾，故拿他的家人刘全作个试探。因为刘全逾制的房屋住宅，仅距和珅新宅第尺咫之远，故曹心想，如刘全宅第露馅，那和珅的宅第也就保不住了。
刘全，绰号刘秃子，又叫“外刘”。他家是和珅家“世仆”，从小为和家赶车，是个车夫出身，他伴随青年的和珅奔走各地，风里来雨里去，吃了许多苦，深得和珅信任。和珅得势后，他便成了和家的大管家，主管和珅一家的外间事务，如代理和珅掌管崇文门税关的税收，以及管理和珅所开的各家店铺等，故人称“外刘”。
平日他依仗和珅的势力，以和珅代理人的面貌出现，狐假虎威，招摇撞骗，借着工作之便，贪污受贿，侵冒公款，无所不为。不但一般平民、商贩与其交往，甚至不少朝廷官员也与他过从甚密，彼此称兄道弟，结成亲戚。刘全与和珅一样，亦很善于敛财，广置房地产，经营当铺以及其他各种店铺、作坊，没有几年的工夫，家产就成千上万，比一般京官富裕得多。他曾在和珅宅第附近的兴化寺街修建了一座深宅大院，十分阔气。其建筑规模大大超过了一个管家的规格。此外，他家使用的车马、穿戴的衣物也都逾制。曹锡宝就以此为突破点，写好了一道奏折，准备参奏刘全。奏折写好后，他首先拿给同乡吴省钦阅看，想请他谈点自己的意见。不料，吴省钦为了讨好主子和珅，竟不惜出卖朋友，迅速将此事偷偷地通知给身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的和珅。和珅得知这一消息后，开始精神有些紧张，但不久便平定下来，他立刻派人通知刘全火速来到热河避暑山庄。
六月十三日，刘全“以因有家务面禀”，匆匆离开京师赴承德，六月十七日，便到了避暑山庄。和珅首先批评刘全不知检点，平日过于招摇，因此叫别人抓住了马脚，险些坏了大事。然后两人经过一番密谋、商议，和珅指令刘全迅速拆掉逾制房屋，毁掉不应配置的车马；隐藏、转移不应穿戴的衣物。刘全马上又布置家人，遵照和珅的旨意，把住宅屋宇该拆的拆，该毁的毁，“皆匿无迹”。一切办置妥当，和珅便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其中假惺惺地说：当他得知曹锡宝弹劾刘全一事，心里十分气愤，马上把刘全叫到承德，进行了审问，但刘全矢口否认曹锡宝所劾的事实，现在把刘全申诉的内容全文呈上，请皇上一阅，但刘全所述的一切乃“系一面之词，难以凭信”。为了尽快把事情弄清楚，现决定把刘全押赴京师，“交留京王大臣收审”，望各位王爷、大臣，秉公执法，严肃审查，刘全如有违法逾制之事，一定要严惩法办。其实这是和珅耍的一个手腕，表面上煞有介事地要秉公办事，严厉执法，实际上他是故作镇静，假作姿态，表示他对自己的奴仆所犯罪行一无所知，当然他自己也就没任何过错了。与此同时，他又在奏折中向乾隆求援，恳求皇帝出面干预此事，以使刘全解脱困境，并进一步使曹锡宝处于被动的境地。
和珅在奏折中向乾隆表白，刘全“素昔尚为安分朴实，平时管束家人甚严，向来未闻其敢在外间招摇滋事”。此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和珅首先把自己开脱出来，因为他平日对家人、奴仆管教“甚严”，因此，他的家人都是奉公守法的老实人，从未听说他的家人敢在外面招摇撞骗，惹是生非的。其二，给刘全评功摆好，打保票。说他一向安分守己，生活俭朴，为人老实。这样就来了个先入为主，以取得皇上对刘全的好感。为了使乾隆出面说话，也为了掩人耳目，他又对乾隆说：也许由于我跟您“扈从出外，日多无人管教，渐有生事之处，亦未可定？请旨饬派严查重处”乾隆听了这一席话，觉得和珅说得十分中肯，便信以为真，还没有进行认真的调查，就先定下了调子。他在谕旨中说：“和珅家人全儿，久在崇文门代伊主办理税务多年，其例有应得之项，稍有聚蓄亦属事理之常。”“至于盖造房屋数十间居住，亦属人情之常，天下各处关榷其管理之员，不能不派委家人分管税口，自不免皆有羡余，既吏胥等亦藉余润，其服用居室，稍有润饰，亦若事理所有。”这就是说刘全靠主人和珅，积蓄点钱财，盖几十间房子，是人之常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不仅和珅如此，全国的官吏，特别是管理各税关的人员，不也都与和珅一样吗？接着乾隆便把矛头指向了曹锡宝，怀疑他弹劾刘全动机不纯。他说：“若伊(指刘全)倚借主势，实有招摇撞骗，或于额税之外，擅自加增，以肥私囊，或如富礼善殴毙人命顶凶备情节亦未可知，应令曹锡宝逐条指实。如有以上情节，即一面从严审办，一面据实具奏。或曹锡宝及伊亲友有应过税之物，全儿多索税银，或挟伊不肯免税之嫌，架词耸听，尚为情理所有。若曹锡宝竟无指实，不过摭拾浮博建白之名，亦难以无根之谈，处世罪之理。况曹锡宝与和珅之家人何能熟识，伊于何处得知详细，亦应详问实在，方成信谳。”乾隆以咄咄逼人的口气，叫曹锡宝把刘全的问题“逐条指实”。他不是支持御史行使监察职能，而是庇护刘全。他认为曹锡宝弹劾刘全是由于曹锡宝或其亲友因挟带行李、货物被刘全苛以重税；或曹要求免税而未得到满足，因此心怀不满，所以才弹劾刘全。乾隆甚至还怀疑这是曹锡宝受纪昀的挑唆和支使所为。乾隆怀疑曹锡宝的最终目的是要搞垮和珅，“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一波及地步”因此，他决定要教训一下曹锡宝。
乾隆表面上要将刘全一案查个水落石出，而实际上是使曹锡宝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他命令“著将原折发交留京王大臣，除伍弥泰系和珅至亲应行回避外，著添派绵恩及都察院堂官佥派后严行访察。如全儿果有借端撞骗情事，即据实参奏从严办理，不可因和珅稍存回护也”。于是留京王大臣、署步军统领定郡王绵恩、都察院堂官大学士梁国治、董浩等人偕曹锡宝一起至刘全家查验、审视，因为刘全家早已按和珅指示，把一切逾制的物件拆毁、隐匿起来，处理的十分妥当，不露丝毫马脚，故查验结果一无所获。以绵恩为首的留京王大臣们得出的结论是刘全没什么大问题。这时刘全也理直气壮地说：“我从不敢招摇滋事，交接官员。即所谓房屋宽敞、器具完美，容或有之，亦非可挟以外出之物。我与曹锡宝御史名姓素未闻知，彼又何从进宅目睹？”曹锡宝在这种上下威逼之下，处境十分尴尬，因“不能指出实据”，只好承认自己是道听途说，贸然行事。他说：“我与和珅家人全儿向来不认识，即伊在崇文门管理税务，我亦并不知道。”他还说：“我见和珅家人全儿房屋整齐，恐有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之事。又伏读谕旨，以大臣中受家人之累者不少，仰体皇上保全臣下之意，原要和珅先行约束，杜渐防微，庶将来不致受家人之累。至我皇上用人行政一秉大公至正，凡杜渐防微之处，无事不周，实无可以仰稗高深。再全儿并无劣迹可以指实，我实见浅少，见其所住房屋整齐，未免过分，所以具奏嗣奉。谕旨派员带同亲往各大臣家人住居间看，始知家人住房五六十间者系常有之事，是以蒙皇上垂询时，即面奏全儿没有十分不是之语。
总是我冒昧糊涂，措词失当，咎无可道。”乾隆认为“杜渐防微”一词亦不得当，命令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复审，结果还是什么也没查出来。在这种强力的压迫下，曹锡宝又不得不承认言语失当，请求治罪。
当年六月二十三日，乾隆把曹锡宝召到热河避暑山庄，当面狠狠申斥了他。严厉指出，曹锡宝参劾刘全，其实本意欲参劾和珅，使的是旁敲侧击战术。或者是受人支使，公报私仇；或者是因刘全向其索要关税较重，而心怀怨恨，总之全不出于公心，而是图谋报复。接着他又说：我不能因“一虚言而欲治和珅，更非欲为和珅开脱”。这样，曹锡宝不但没有触动刘全、和珅一根毫毛，反而惹下大祸。最后乾隆裁决：“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记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就这样，一个铮铮之臣，秉公执法的御史，在和珅不可一世之时，“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最后却落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此后他一直闷闷不乐，心情忧郁，在乾隆五十七年含冤而死。
在和珅当政时，很少有人敢公开弹劾他，曹锡宝敢公开劾奏和珅大管家刘全已实属勇敢之举。这正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在给曹锡宝撰写的墓志铭中所言：此时“和(珅)当路已十余年，中外无一人敢投鼠者，闻公(指曹)此举，皆咋舌，哄不能吐气。一二有心人，仰屋窃叹而已，亦未敢言公贤”。
笼络实战：发动“亲信”去痛击异己
和珅另一个打击异己的高明手法就是借助亲信之手，自己不出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广泛培植亲信，就是为了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像曹锡宝打算弹劾刘全时，当吴省钦知道后，马上就会去讨好主子。
这一招历史上也曾有人运用过。东汉大臣梁商在临终之前，把大将军之职交给了并无德才的儿子梁冀。像梁商这样小心谨慎的人，为什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呢？是他来不及做出安排吗？原来是梁冀捷足先登，他在很长的时间里，为了蒙骗父亲，耍了许多手段，用谎言和假象掩盖了自己的劣迹。青年时期的梁冀受到父祖的荫庇，仕途一直十分顺当。他由黄门侍郎开始，先后做到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步兵校尉、执金吾将军。永和元年(136年)，又出任河南府尹。这期间梁商已拜为大将军，父与女在内，子在外，梁氏一门，声威赫赫，炙手可热。梁冀与父亲的为人正好相反，“居职暴恣，多非法”。他用卑鄙的手段塞人之口，因此他所做的许多害人勾当，梁商知之甚少。梁商有一幕友，名叫吕放，任洛阳令。吕放曾多次向梁商说起梁冀的过错，梁商据此责问梁冀，梁冀矢口否认，派人将吕放刺死，许多人都明白吕放的死因，只瞒着梁商一人。梁冀为了骗过父亲，决定嫁祸于人。他声言吕放被仇人所杀，向朝廷请求由吕放的弟弟吕禹接任洛阳令，以表示对殉难大臣的优恤，然后授意吕禹捕杀凶手。吕禹对梁冀感恩不尽，毫不怀疑梁冀的用心，加上为兄报仇心切，结果使与吕放有仇怨的人及其宗族、亲朋一百多无辜者惨遭屠戮。
梁商还以为儿子秉直无私，以德报怨、提携吕禹，一心为吕放雪冤，此后即使有人委婉透露一点儿梁冀的恶行，他也绝不相信了。史书中说梁商“性慎弱无威断”，以他的性格，溺爱偏信在所难免。梁冀正是看准了父亲的弱点，肆意为非作歹，事后巧加掩饰，以致越来越无所忌惮。梁冀凭着家族的声望和他本人的阴险，爬上了公卿的显位。梁商刚死，“未及葬，顺帝乃拜冀为大将军”，其弟侍中梁不颖接替了河南府尹的职务，梁氏一路威风依旧。
这种方法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就以借杀人除去对手，另一方面可以使上司对自己更加信任，对不利自己的话再也不会相信。和珅运用这招最有代表性的是尹壮图一案。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庶吉士，历任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学士、太仆寺少卿、礼部主事、郎中和侍郎等职。他为官正直，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和珅当政时，利用乾隆晚年爱听顺耳、歌功颂德的话，听不得微词、意见，压制舆论，大多数官员不敢上书言事，而尹壮图竟冒触犯龙颜之险，大胆地陈述己见。如，他对“议罪银制度”提出了异议。他指出，这种制度是纵容地方官吏贪污中饱的措施，如果长期实行下去，只会使政府的经济恶性循环，从而加重人民的负担，破坏社会的安定。乾隆听后却不以为然，反而强迫尹壮图拿出真凭实据来。乾隆又命他与户部侍郎庆成一起到山西、直隶(今河北)、山东以及江南诸省查核各种仓库。但尹壮图哪里知道，庆成，正白旗汉军人，原姓孙，此人乃系和珅的私人，他这次出差，就是和珅点的名。因此，在和珅的支使下，处处钳制尹壮图，哪里还会认真查库呢！这一行人每到一地，庆成等人“辄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其实在这期间，地方官们早已准备妥当，往往挪用商家银两，充实库存，待核查大员到来，早已不露任何马脚了，结果一点亏空也没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尹壮图只好“自承虚讹，奏请治罪”。乾隆在这种情况下，多次下谕旨，历数壮图之奏，实乃“希荣卑鄙，饰词谎奏”，还“寄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氏蹙额兴叹状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表示彻底认罪，回京后，被下刑部狱，判为“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坐斩决”。最后还是乾掳宽大为怀”，说“壮图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必遽加重罪，命左授内阁侍读。”尹壮图心里委实不痛快，最后以回乡奉养老母为名，回到云南。直到嘉庆四年初，嘉庆帝亲政，冤案才得以平反。
老狐狸笼络术之三：“拉帮结派，罗织党羽”
——“独木难成林”，要把自己的局面做大，仅凭个人的力量是绝难实现的，必须投入大量精力、财力编织“关系网”。
不要说是建立功业，就算是贪赃枉法，仅凭个人的力量也是绝难实现的。建功立业，改革旧习，要靠一批精明强于的得力助手，上下呼应，尽力而为才有可能成功。贪赃枉法较之建功立业，更需要把局面做大。功业不成，至多落得抱憾一生，丧志而毁，而贪赃倘稍有不慎就会身首异处。所以，古来的贪官大贤全都投注大量精力、财力编织“关系网”。
笼络实战：“结网”的奥妙：“拉大旗，找保护。”
北宋王安石变法，尽管王安石雄材大略，变法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仍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用人不当，没有形成精诚团结的良好局面，变法中人各个心怀二意，以变法为名，成一己之私，才使得诸多出于善意的法令变成百姓不堪重负的苛政。
善于将局面做大，以此为基础成就大业的，则首推清朝的曾国藩。曾国藩在他的《杂著居业》一条中说道：“古代英雄的事业必定有其坚实的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所以，做事一定要有基矗曾国藩起兵之时，局面尚未打开，所以，尽管他盛情相邀，仍然是应者寥寥，及至他第二次出山，先向朝廷求得实权，对稍有才能的人便保奏、举荐，使得忠心于曾氏的人，在朝中越来越多，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会合景从，如龙得云，如鱼得水”的局面，四方豪杰之士，纷纷前来投靠，曾国藩才成其经世之业。
曾国藩的例子充分说明，要想编织起“关系网”，你手头得先有一定的“资本”，否则，别人凭什么会聚集到你的大旗之下，听你调遣。所以，想建立“关系网”的人有很多，但真正建立起来的却没有多少。
和珅狡猾之外在于他深入了解人的心理，他懂得属下愿意为他效命的原因不过是“拉大旗，找保护杀，他正是靠着人们这种心理，建立起他的“关系网”。
其实，和珅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拉大旗，找保护杀呢？和珅本人深知，他所以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乃至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皇帝”，不是因为别的，而主要靠的是乾隆皇帝，靠的是他与乾隆之间的“特殊关系”。乾隆是一把保护伞，他就是伞下被保护的人。某种意义上讲，和珅也正是从他与乾隆之间的关系上，悟出了编织“关系网”的奥妙：他对乾隆的心态，正是属下对他的心态。而且，乾隆这棵大树，是别人看重他、依附他，使他可以结成“大网”的真正资本和优势所在。
乾隆自己认为他执政久、成就大、影响深，且身历四朝，眼通七代，亲见曾玄，是历史上少有的君主，因此十分自信。这就给和珅以他为靠山提供了机会。
和珅正是借着他的绝对权威，“擅弄威福，大开赂门”，贪污中饱，营私舞弊，为所欲为的。
和珅也深知，正是由于乾隆的宠信和庇护，他才能飞扬跋扈，为所欲为，“掌握着全国的实权”。如果离开了这棵大树，失去了这座靠山，他就会寸步难行，顷刻倒台。因此，他千方百计地博得乾隆对他的欢心和宠信，得到实权。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假帝命，以令众臣”。
事实也正是如此，前述和珅当政时期，对清朝前期一些成法、制度的变革，都是打着乾隆的旗号，由皇上出面进行的。诸如“议罪银制度”的实施；大臣奏章一式二份，一份直送皇上，一份(副本)送军机处；军机章京不设具体定额，而由军机大臣自己选用，不必向皇帝引见和关白；规定御史出缺，一律提名60岁以上的老臣充当等。这一系列变革和措施，都是在为和珅建立“关系网”，以便于巩固和珅的特殊地位，钳制舆论服务的。
和珅在乾隆这把大伞的保护下，控制了官吏的诠眩据朝鲜来华使臣记载：“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
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
乾隆也有意抬高和珅的身份，如，特意把他家从正红旗抬入正黄旗，使他家列入上三旗成员，与众不同，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乾隆每次出外巡幸、秋狄的旅途中和珅始终伴随皇上而行。据英国副使斯当东记载：和珅总是“随着皇帝御驾后面。当皇帝停下轿子差人走过沟来向特使(指马夏尔尼)慰问的时候，几个官员跳过沟去走到和中堂轿前下跪致敬。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和中堂之外，没有其他大臣和皇室亲人等跟随着皇帝陛下，足见和中堂地位之特殊”。正是由于和珅与乾隆的特殊关系和超乎寻常的特殊地位，以及掌握着实际大权，才使不少官员向他取宠献媚、行贿、逢迎，效忠依附。正如嘉庆帝所说：和珅秉政20多年，“所管衙门本多，由其保举升迁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员，奔走和珅门下，逢迎馈赂皆所不免”。他经常挥舞着乾隆皇帝这张王牌对大臣们施淫威，“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累。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其实这些以他为“奥援”的大臣们向他献媚、行贿，是否是心甘情愿，姑且不论，但他们知道在和珅身后有一个乾隆存在，而人们又知道乾隆就是权力的象征。只要乾隆在，和珅就会掌握大权。人们要拜倒在权力之下，拜倒在乾隆脚下，必然要屈服于和珅。
这是这部分官员与和珅建立起庞大“关系网”的逻辑。
就这样，上至乾隆皇帝，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下至各地州县的官吏，政府政策的基层贯彻者，和珅全都建立了深厚密切的关联。在中央政府中的各个要害部门，和珅不是亲自担当要职，就是选派自己的亲信掌权。如任命年老昏庸的苏凌阿掌管吏部任吏部尚书，将朝廷的选官大权操纵在股掌之中。
这样一来，朝廷上下的大部分官员相互纠结，形成了一个以和珅为中心的紧密相联的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有警讯传出，和珅凭借他众多的耳目，可以得到最及时的报告，然后部署应对之策，立刻就会将危险消溶于无形之中。
虽然，和珅最终还是落了个悲残的结局，但他通过“结网”来固权的目的还是部分地达到了。比如，由于和珅的局面铺的实在太大，即使嘉庆皇帝有意铲除他，也要考虑再三，因为有太多的人牵连其中，仓促行事，一定会造成朝廷的重大动荡，这是所有的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结果。毕竟不可能对朝廷的官员来一次大换血，毕竟统治还要依靠这些行为不轨的官员，统治者惟有得过且过，抢补漏洞。
笼络实战：利用师生之谊，建立“门生网”
老狐狸最懂得提纲挈领的要旨，这样可以以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正是他们行事的准则。老狐狸和珅自己虽然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可他并没有因此而看低科举的重要性。他知道，自己要控制官吏，培植心腹，必须要控制科举。因此，和珅通过担任殿试读卷官及兼任廷试武举发策等职务，借机安置自己的亲友、党羽到要害部门，而打击排斥政敌、仇家。发展到后来，整个科举可以仅凭和珅个人的好恶来决定。
《清史列传》中曾记载：乾隆五十四年，山西举人薛载熙赴京赶考，后脱颖而出进入复试，但在复试时，他却被告知已被除名，无资格参加复试。于是，他忙向众人打听，有人告诉他是和中堂主持复试大局，是不是他得罪了和中堂？薛载熙想来想去，自己也没招惹和珅啊，最多是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去拜访过和珅。这正是问题所在，和珅希望入考的是顺从自己之人，不顺从者一律以各种借口除名，不让其参加考试，当然更不会有金殿会试的资格了。薛载熙只顾自己读书，而且平日里远在山西，哪会懂得其中关窍。因此，和珅上奏道：“此人就其学问而论，尚属可以中取，试卷文理无大疵，惟诗粗率，奏请停科。”若在平时的话，薛载熙就此可以回家了，不过因为此时正值乾隆母亲皇太后八十岁寿诞，乾隆心情颇佳，便在奏折上批复：“尚可加恩宽免，交与和珅与诸考官再行商议。”在讨论中，哪个不听和珅的？和珅道：“以薛载熙试卷复与中卷不符，难保无代请情弊，请追革在案。”复试与中卷不符，本属平常之事，可和珅就以此为借口打发了薛载熙。薛载熙发愤攻读，但他也知道，只要和珅在位一天，此生就无望再中举。于是，他韬光养晦，静候和珅去世或倒台。他每日焚香诅咒和珅。十年后，和珅轰然倒台，薛载熙心想自己的机会来了。于嘉庆六年的一天，嘉庆出游，薛载熙拦驾哭诉冤枉，嘉庆也曾听说过这件事，并且认为“薛载熙斥革本非皇考之意，和珅办理此事，实属从刻。”于是，嘉庆帝“命试以诗”，薛载熙十年磨一剑，果然非同凡响，嘉庆听了薛载熙的诗句之后，以为“诗句较前稍胜，著加恩赏还举人”。就这样，总算给薛载熙平了反。
清人沈祥年《借巢笔记》中也曾记载一段类似的故事：沈祥年的祖父本来在乾隆五十二年科春闱中，已进入殿试前十名。和珅见此人文才飞扬，便想拉拢他，沈祥年之祖父早已听说过和珅之恶名，心想自己已入殿试前十，凭自己本事当可谋得一官半职，而且他讨厌和珅人品，所以当和珅请他到家中叙谈时，沈祥年之祖父借故推辞。和珅一看此生竟不给自己面子，于是又向乾隆启奏，乾隆同意让沈祥年祖父“抑置归班”，这样沈氏的殿试就不明不白地被取消了。
通过这些手段，和珅就是要让所有参加士子知道，自己可以令其中举，也可废其举人。于是，善于钻营的士子在考前都会以重金贿赂和珅以重金，以求取功名，和珅也借此机会培植党羽。
和珅要打击一部分不听话的人，也要提拔一部分听话之人，对自己的亲友，对愿意俯首投靠的人，和珅无一不立马录用。最有名的就属吴省钦、吴省兰兄弟了。他们曾同时授业于成安宫官学，教和珅做官之道，他们的教导果然有了效果。和珅很快做了军机大臣、大学士。于是，吴省兰反又“藉其援引，反屈身拜门下”。竟称和珅为老师！依靠和珅的信赖和提拔，吴氏兄弟主管“九典试事，门墙桃李几遍天”。
师生关系在封建时期是很紧密的。同时也形成了派系等小圈子，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达官显贵便豢养了许多门客，众多士人便向主子执弟子礼。和珅也很会利用这层“师生”关系，用门生情谊来宠络各地士人，除了反身拜其为师的前老师吴氏兄弟外，和珅还有众多“门生”，虽然年纪大多较和珅为长，但几乎都尊其为师。
通过此种方法，和珅拉了不少人马聚集门下，宛然有战国孟尝之风。
由于和珅经常主持会试、殿试，又善揣摩上意，所以他也特别熟悉乾隆喜欢出什么试题，往往是一押便准。据说在顺天府举行乡试时，一般都由乾隆亲自命题，有一次，他首先让内阁先呈进四书一部，出完题再发还。“乾隆乙酉科乡试，内监捧四书发还到内阁时，珅探问帝命题时情状。内监言：‘上手披《论语》第一本将尽矣，始欣然微笑振笔直书云云。’珅沉思良久，遂知为或乞醯一章。盖乞醯二字中嵌乙酉字在内也。
乃密通信于其门生。
”这个传说未必真实，因为乾隆年间的“乙酉”年为乾隆三十年，这时和珅才十五六岁，还没发迹，更不可能入阁。而下一个乙酉年是道光五年，根本不可能了。如果把“乙酉”改成“己酉”还差不多，因“己酉”为乾隆五十四年，这时他已是军机大臣、大学士了，已有资格入内阁打听太监事情了。但不管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它确实反映了和珅机敏，十分了解乾隆的脾气和习性，因此他经常能猜到皇上考试喜欢出什么样的试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和珅确实操纵了一部分教育和考试的大权，这样在诠选官吏时便于他使手脚。如他凭藉担任殿试读卷官的机会，任意对试卷进行涂改，以此来掌握应试者的命运。对于试卷中难认的字句，他往往判别人写错了，而责怪人家。这样就造成了乾隆晚期举朝官吏“几出和门”的局面。
笼络实战：有钱大家赚，建立“贪污网”
老狐狸认为，一旦手下人明白与自己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他们就会死心塌地跟随自己。随着乾隆的昏庸和和珅的专权，在和珅周围逐步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贪污网。在这个网中，既有朝廷大员，又有封疆大吏，还有自己的管家。而且，这张网越铺越开，越撒越大，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在满清入关初期，由于连年征战，兵荒马乱，社会财富所剩无几，这一时期的开国功臣极少有贪污情形；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有不少剩余，故时而有贪污发生。清朝统治者一开始就规定各级官员的薪俸较低，例如，一个知县(七品)每年俸禄只有白银45两，就是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年俸也不过155两至180两左右。因此许多官员，每年一般除去日常必要的生活开支外，就所剩无几了。甚至个别人刚走上仕途的最初几年，还要自己拿钱补贴。
而且地方官员的许多办公费用，常常不能从中央政府得到财政补贴，这就更加助长了上级官员对属下的苛取和勒索，以及州县官吏对百姓的私征和加派，因此，贪污行贿之事层出不穷。各省总督、巡抚等，因一人为官，远亲近友都来投靠，往往他一人要负担众多人口的生活开支，并且要负担无俸禄的胥吏和幕僚们的费用及官衙中各种办公费用。但清朝规定总督和巡抚的年俸还不足200两白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想尽办法向下级官员或富商们索取，下属官员也如法炮制，种种摊派最后都落在了老百姓头上。还应该指出的是，下属官员送给上司的钱财，只是他们向百姓巧取豪夺财物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部分都中饱私囊了。中央政府为了缓和地方官吏向百姓的勒索，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也为了调整一下各级官员的俸禄，在雍正初年实行了“养廉银”制度。其具体作法是，从提取到各省布政司库的耗羡银(即“火耗”)中抽出大部分银两，作为当地官员的养廉银，然后按职位的高低发给不同的数额。
从此不许他们再向百姓额外征派。但这种制度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光靠养廉银亦很难满足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需要，他们的嗜财欲也是永远满足不了的。从根本上说，官吏们的贪污腐化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产物。
到了乾隆执政的时候，社会物质财富已经极大增加，国库收入也日渐增多。客观上为贪污提供了条件。乾隆晚年，各省官吏贪污成风，尤以湖北、福建两省为最。史料称，湖北“地方大吏于监务厘费任意染指，滥觞已极”。福建则“吏治亦复松弛，营伍毫无整饬”，此二拾通省官吏贪黩懈弛，相习成风，日甚一日。”可见在和珅之前，吏治已经腐败了。
等到和珅专权之后，这种情形就愈发严重了。
乾隆中期以后，贪污案件层出不穷。尽管乾隆也严惩了几个不法贪官，但那只能是暂时起点作用，犹如隔靴骚痒，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使贪官们的贪污手段更加隐蔽，贪污的数额越来越大，牵扯的人数越来越多，并且贪污案件越来越与中央的掌权者和珅有直接联系。
清朝从入关前后开始，许多勋贵和大臣都是先抄人家，治别人贪污罪，从而发家致富，而后又被别人所治、所抄，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这种现象成为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上层社会政争胜败和权力交替的明显特征。
为了探讨乾隆中期以后贪赃枉法的一般特征，我们不妨在不计其数的贪污案中，略选几例荦荦大者稍加叙述。从乾隆三十七年起至嘉庆初年先后揭发出来的贪污案，主要有广西巡抚钱度，四川总督阿尔泰，两广与云贵总督李侍尧，陕甘总督勒尔谨，浙江巡抚王亶望(后任甘肃布政使)、陈辉祖，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江西巡抚郝硕，湖南布政使郑源寿、恒文，浙江巡抚福崧，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浙江布政使鄂乐舜(即鄂敏)，直隶(今河北)总督杨景素，两广与闽浙总督富勒浑、伍拉纳，云贵总督鄂辉、富纲，陕西巡抚秦承恩，原湖广总督、河南巡抚毕沅以及浙江巡抚琅玕等。有些贪污案曾在前面简略提到。
(1)王亶望案：王亶望，山西临汾人，其父王师曾任江苏巡抚。王亶望曾任知县、知府、浙江布政使和暂署巡抚。乾隆三十九年，调任甘肃省布政使。“甘肃旧例，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人官，谓之‘监粮’，上令罢之。既，复令肃州、安西收捐如旧例。
”王亶望到任后，向总督勒尔谨申请，“内地仓储未实为辞，为疏请诸州县皆得收捐；既，又请于勒尔谨，令民改输银。岁虚报旱灾，妄言以粟治赈，而私其银，自总督以下皆有分，亶望多取焉。”时隔半载，王亶望竟谎报收捐1、9万石，得豆麦82万石。乾隆得知后，很怀疑。他说：“甘肃民贫地瘠，安得有二万人捐监？又安得有如许余粮？今半年已得82万，年复一年，经久必陈腐，又将安用？即云每岁借给民间？何如留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
为此事乾隆曾诘问总督勒尔谨，并提出了“四不可解”。责令他做出明确的回答。所谓“四不可解”即“甘肃人民，艰窘者多，安得有二万人捐监？若系外省商民，就彼报捐则京城现有捐监之例，众人何以舍近而求远？其不可解者一也。且甘省向称地瘠民贫，户鲜盖藏，是本地人民食用，尚且不敷，安得有如许余粮，供人采买？若云商贾等从他处搬运，至边地上捐，则沿途脚价所费不赀，商人利折秋毫，岂肯为此重费捐纳？若收自近地，则边户素无储蓄，又何以忽尔丰赢？其不可解者二也。况以半年收捐之监粮，即多至八十余万，若合一岁而计，应有一百六十余万。若年复一年，积聚日多，势必须添设仓收贮，而陈陈相因，统计数复不少，似此经久陈红，每年作何动用？其不解者三也。若云每岁春间，出借籽种口粮，需费甚多，设无捐项，势不得不藉采买，约岁须价百余万金。然此项究系购自民间，与其敛余粟归之于官，复行出借，何如多留米谷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乎？或以为盖藏之内，多系富户，而出借种粮，皆属贫民，贫富未必相通，不得不官为经理，则又何如于春时，多方劝谕富户，减价以利平民，转需多此一层转折乎？其不解者四也。”对乾隆的指责与疑问，勒尔谨只好“饰辞具复”进行辩解。他上奏说：“甘肃报捐监生，多系外省商民，缘新疆开辟，商贾流通，兼路运物稀，获利倍厚。安西、肃州又为边陲门户，商民无不经由。近年粮价平减，伊等以买贷之银，就近买粮捐监，较赴京实为捷便，是以倍形踊跃。甘省向称地瘠民贫，盖藏原少，连年收成丰稔，殷实之家，积粮日多，实系本地富户余粮，供捐生采买，并非运自他处。至收捐监粮，原因常平仓储不足，开捐弥补，如果足敷储额，即当奏明停止。再每春出借籽种口粮，原取之捐项并采买内，实皆系民粟，但劝谕富人减价，势难一律遵行。今报捐之例，在捐生出余资，买粮上捐，固所乐从，而本地富户，亦无勉强。虽敛粟归官，实复散之于民，均称利便。”此言看来也顺理成章，暂时蒙蔽了皇上，使王亶望等人也一时蒙混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