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王亶望擢升为浙江巡抚。乾隆四十五年，正值乾隆第五次南巡，王亶望为了讨好主子，“治供张甚侈”。他不惜花费巨资，大修特修楼台殿阁，张灯结彩，备极方物，对于这一点，乾隆也觉得实在过分。他说：“省方问俗，非为游观计。今乃添建屋宇，默缀镫彩，华缛繁费，朕实所不龋”并且警戒人们“毋更如是”。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到浙江视察塘工，发现杭嘉湖道道台王燧贪污不法及原嘉兴府知府陈虞盛浮冒，便把情况反映给乾隆皇帝。乾隆发布上谕说：“朕上年南巡，入浙江境，即见其侈靡，诘亶望，言虞盛所为。今燧等借大差为名，贪纵浮冒，必亶望为之庇护。”这时正巧甘肃河州地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总督勒尔谨率兵迎战，结果因失利被逮治。乾隆命令阿桂、和珅两人一起赴甘肃参与镇压该地回民起义之事。和珅与阿桂先后到达甘肃，他们在奏折中多次提到甘肃地方天气经常阴雨，道路泥泞，行军艰难，这就引起了乾隆的疑心。他想既然甘肃不时阴雨，为何王亶望等人却频频上报甘肃地方连年大旱呢？心想这一定是虚报，于是他命令阿桂和陕甘总督李侍尧审理、查核事实真相。最后终于查清此案系由王亶望擅自决定伪报旱灾，并“令监粮改输银及虚银赈粟自私诸状”。乾隆下令严审王亶望，抄没其家，“得金银逾百万”这就意味着王亶望的家产在100万两金银以上。
与王亶望同案的还有许多人，仅甘肃各府、道、州、县的长官，贪污2万两以上的就达22人。最后王亶望与这22人分别被处以死刑，勒尔谨赐自裁，坐死狱中。他们的子孙也被谪戍新疆伊犁。
(2)陈辉祖案：陈辉祖，湖南初阳人，两广总督陈大受之子。以荫生授户部员外郎，后迁郎中。不久又擢为河南陈州知府、闽浙总督，兼任浙江巡抚。他曾参加审理王亶望案，并参与了籍没王亶望家产等事。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他借工作之便，进行“抽换挪掩”，私自侵吞了王家的许多金银器皿、珍珠宝玉。当时布政使盛柱上疏说：“检校亶望家入官物与原册有异同”。乾隆命令阿桂负责审理，终于查清了陈辉祖贪污的真情。再加上其弟陈严祖曾在甘肃当过知县，是王亶望贪污案中一个成员，最后兄弟二人均被处死。
(3)郑源寿案：乾隆后半期，在被揭发出来的诸贪污案中，除王亶望贪污集团外，就要数郑源寿案了。郑源寿原籍直隶丰润县，曾任户部主事，后调任为湖南布政使。在布政使任上，他“具服收发库项，加扣平余，数逾八万；署内眷属几三百人，自蓄优伶，服官奢侈。”为了满足无度的挥霍，他千方百计向各州县官吏逼索，州县官吏又敲骨吸髓，残酷地向人民搜刮，弄得湖南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郑源寿贪赃枉法的真相才暴露出来。案发后郑被判处死刑，当即斩首。
(4)郝硕案：郝硕为汉军镶黄旗人，两江总督郝玉麟之子。早年曾在军机处服务，后累迁郎中、山东登莱青道台、江西巡抚等官。就在他当巡抚后不久，即公开向州县勒索钱财。他曾以要进京觐见皇上、没有“行李”和“旅资”为名，向下属官员“纳赂”。乾隆四十九年，两江总督萨载发现此事，上奏谕劾，被逮至京师问罪。乾隆为此曾说“郝硕罪同国泰，国泰小有才，地方事尚知料理。郝硕尝朝行在，问以地方事，不知所对。不意复贪婪若是！且郝硕托辞求赂，正国泰事败时，乃明知故蹈，无复忌惮。”最后乾隆判处他仿国泰之例，赐自荆
(5)钱度案：钱度，字希裴，江南武进人。乾隆元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广西道监察御史、安徽徽州知府、云南布政使、广东巡抚、广西巡抚等职。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监管云南铜厂事宜。在此期间，他克扣铜本平余，并勒索属吏，把所得到的钱买金玉等器物，或把银两偷偷运回原籍。一次，他竟令仆人从云南携白银2、9万余两，回到家乡武进，并写信告诉其子，修建“复壁藏金，为永久计”。后来乾隆命令两江总督高晋抄钱度家，“得窖藏银二万七千，又寄顿金二万”。最后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6)伍拉纳、浦霖案：伍拉纳，清觉罗，满洲正黄旗人。知府、初任户部笔帖式，乾隆四十年授主事累迁张家口理事同知、知府、福建布政使、河南巡抚、闽浙总督等职。他与福建巡抚浦霖一起狼狈为奸，趁着镇压天地会等秘密结社起事以及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带患水灾的机会，大肆贪纵，“婪索诸属吏，州县仓库多亏缺”后经新任闽浙总督长麟和福建巡抚魁伦等严讯，发现伍拉纳接受盐商贿赂15万两，浦霖(浙江嘉善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福建巡抚。受贿2万两，以及伍拉纳的部下按察使钱受椿等人借地方械斗，滥杀无辜，收到贿赂后才给予销案。最后伍拉纳被抄家，共抄出白银40余万两、如意100多柄、胡椒800斜。查抄浦霖家，“得窖金七百、银二十八万，田舍值六万有奇。”最后伍拉纳、浦霖均被处斩。
(7)常丹葵案：常丹葵，外号“常鬼头”，直隶交河人。他原来是一个捐纳吏目。乾隆四十二年，分发到湖北。四十八年升迁为恩施县丞，因纠查民间秘密结社和宗教组织有功，被乾隆召见。后“奉旨回任，以知县用，奏升同知”。乾隆五十七年，调为新州知州，由于失察书吏舞弊等因被革职。嘉庆元年复职，被调到武昌任同知。他在职期间，为多吮吸民财，丧尽天良，无恶不作，“任意吓诈株连”百姓，并且使尽了极其狠毒的手段进行敲诈勒索。“乾隆六十年，委查宜都县境，吓诈富家无算，赤贫者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与惨刑，至以铁钉钉人壁上，或铁锤排击多人。情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于江。殁狱中者，亦无棺殓。”在此期间，他诈取了大量民财。后来事败，查抄他家产时，仅在他的老家直隶交河县泊头锁村就查出他名下的房屋数十间。乾隆五十七年，他借进京引见的机会，曾回到家乡，留给其侄生员常拱辰银1000两，并将500两换成钱，存储在万通当永兴号生息，不久又用其中的利息京钱250吊放给杨清源生息。同时他在探家期间又多买地20余亩，并把12只皮箱、棕箱存放在老家，内装书籍、铺盖等物，此后又陆续运回老家桌、椅、磁缸和花盆等家俱多件。同时在他的湖北任所，还抄出了大量财物，最后亦得到严惩。
(8)富勒浑案：富勒浑，姓章佳氏，满洲人。举人出身。曾任内阁中书、户部郎中、山东按察使、浙江布政使、浙江巡抚、湖广总督、四川总督、河南巡抚、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等职。他曾参加征讨大小金战役，立有战功，得到乾隆的重用。他“久任督抚，习于侈靡。”为了满足奢侈的生活，自然营私舞弊，接受“馈送”贿赂的事是常有的。就连他的两个家人殷士竣李世荣也家富厚，他们也依仗主人的权势，到处招摇，任意勒索府州县等地方官吏。乾隆五十年，富勒浑由闽浙总督迁任两广总督，他的家人殷士俊跟随同往，路过泉州，泉州知府郑一桂曾馈送给殷士俊金叶50两；同年，他的另一个家人李世荣在从福建到广东的途中，曾向沿途经过的州县官吏索取几十两乃至百余两不等，结果共得白银1700余两。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起“馈送’”、婪索的事件都发生在他离任之时，而他原来管辖的福建省地方官员对其家仆尚且心甘情愿地贡献，可想而知，在富勒浑当任之时，贪赃枉法的事一定不少。
富勒浑在乾隆五十年调任两广总督后，兼署海关事务。当时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到北京入觐。富勒浑趁机通挪银两，点派广东各口岸“令书吏摊缴银一万九千六百余两”。后来当他得知殷士俊索受郑一桂金叶50两事败露后，才匆忙交出吞占银两，实属“先吞后吐”。接着又发现他在任闽浙总督时，仅浙江省的仓库钱粮就亏缺了一百三四十万两，同时，福建省的粮仓也多半亏空。尽管如此，富勒浑的贪污案也实属一般，本用不着大动干戈。可是和珅为了使他老老实实地归顺自己，便故意在乾隆面前把这起贪污案说得十分严重，以激皇上动怒，严办富勒浑。同时和珅又想给此案的主持者阿桂和原福建巡抚雅德扣上包庇富勒浑的罪名。因阿桂与富勒浑有亲戚关系，雅德原是富勒浑的下属，他们曾表彰过富勒浑，说富勒浑“操守谨饬”，为官尚属可以。和珅认为这是“为之曲敝”。这样来个一箭双雕，即打了富勒浑，又打了阿桂。当乾隆真要治富勒浑重罪时，和珅又在乾隆面前“奏称不如将富勒浑调回，徐行查察，即可不至遽兴大狱……意存消弭，为回护富勒浑地步”。和珅原想既叫富勒浑受到惩处，但又不要处以重刑，通过一打一拉，从而使其感恩戴德，俯首贴耳成为自己的党羽。本来阿桂处理此案是秉公办事，并无包庇之意，乾隆五十一年，经他审理后判富勒浑为斩决，下刑部狱。五十二年，经和珅活动后释放。五十三年，又查出他在闽浙总督任时对台湾总兵柴大纪贪劣罪行失察，而重新下刑部狱，论绞。但没多久又释放回家。乾隆五十四年，乾隆又以他在任时“废弛玩误”，把他发配到新疆伊犁。乾隆五十五年，又释放回京。嘉庆元年，又充军热河，不久又释放回家。经这几抓几放，富勒浑元气大伤，只好由人摆布了，这次回家后没多久，便一命呜呼了。
通过以上数例，不难看出，乾隆中期以后，贪污行贿之风已相当普遍，差不多成了公开或半公开的事情。因为皇上需要的钱物，多来自和珅。在和珅的“教导”和逼迫下，各省巡抚不得不应酬答对，因此他们“出巡则有站规、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
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者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三人己者亦半。初行者有畏忌，要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因此，贪污追根穷底的话，和珅、乾隆难辞其咎。
此外，和珅还掌握着各省地方官员向皇上进贡特产和其他礼物收退与否的大权。正如嘉庆皇帝所说：“只因和珅揽权、纳贿，迅遇外省督抚等呈进物件，准递与否必先向和珅关白，伊即擅自准驳明示有权。而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这就是说，大量的珍宝珠玉、古玩书画被和珅独吞了，所以他家才有朝珠、挂珠200余串；有颗大宝珠甚至超过了皇上的御用之物。这主要是因为和珅常常把各地进贡来的方物，好的留给自己，次一点的才送进宫中；再则和珅也经常利用进宫的机会，把他看上眼的物件，顺手拿回家中，天长日久，和珅家的珍珠宝物甚至比起宫内来还要好，还要多。例如，曾任两广总督的封疆大吏孙士毅从越南归来，带回一个稀世珍宝，即用一颗大如雀卵的珍珠雕琢而成的鼻烟壶。他准备献给乾隆皇帝。一日，他正在皇宫门外等着上朝，正好与和珅相遇。和珅见孙手持一物，便问道：“公所持何物”，孙答说：“此乃一鼻烟壶耳”。和珅顺手拿过来一看，不觉一阵惊奇，赞不绝口道：“以此相惠可乎？”孙士毅一时感到很为难，“大窘曰：‘昨已奏闻矣，少选即当呈进，奈何？’珅微晒曰：‘相戏耳，公何小如是’。阅数日，复相遇直庐，和语文靖(孙士毅字)：‘昨亦得一珠壶，不知视公所进奉者若何？’持示文靖，即日物也。文靖方谓上赐，徐察之并无其事，乃和珅出入禁廷，遇所喜之物，径携之以出，不复关白也，其权势之恣横如此。”但是乾隆对此事历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方面从来就没有责怪过他，这就更加促使和珅肆无忌惮地侵吞官私财物，甚至宫廷中的珍宝了。
此外，我们知道，和珅把持吏部长达数十年之久，控制科举亦有数年，故他利用手中职权，将好差使分给自己党羽和亲信，而不听话的政敌则被他以莫须有的罪名革职或降职。其亲信捞到各地的肥缺后，自然先把自己搜刮的财物先孝敬和珅。
在地方上，由于和珅权倾朝野，和珅的属下便可为所欲为，别的官吏也会给几分薄面。
如此一来，和珅提拔自己党羽亲信——亲信掌握实权——捞取好处孝敬和珅——和珅再度提拔亲信，造成一个循环式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和珅明显占据中心地位。这样，在乾隆末年，一个以和珅为中心的贪污网络就在全国形成了，非此贪污网络内的官员惧于和珅权势，也会逐步被其网罗同化进来，如此则愈演愈烈，甚至连和珅家仆也能贪污巨额财产。
如是，天下成了和珅及其党羽分赃的天下，直到嘉庆亲政后赐死和珅，情形才略有好转。
笼络实战：三教九流，建立“朋友网”
老狐狸结交“朋友”的标准，是不会单纯地看对方的身份和地位，而是对自己是否有用，当然一般情况下，有身份和地位的人用处更大一些，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处。
比如，老狐狸和珅为了能在复杂的社会中畅通无阻，左右逢源，和珅从不在乎自己朝廷大员的身份，广泛交友，与各界人士都有着深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他以后的人生历程中被证明大大有益，为他带来了各种便利。
和珅的家奴，除了刘全是与他们兄弟从小在一起生活，关系紧密之外，其他大多是和珅发迹之后招来的家叮这些家丁出身复杂，有不少原本就是市井流氓，跟随和珅之后，仗着和珅的权势更加胡作非为。曾经有监察御史谢振定怒烧和珅之车的故事流传下来。和珅的手下大多都蛮横无礼，视律法如同儿戏，和珅用他们的也就是他们的野蛮强暴。每年收获的季节，和府的家丁就带着众打手和一本本的账目到属于他的田庄中收取远远超出普通地租一倍有余的租税，租种土地的佃户稍有不满，他们就会大打出手，行同强盗，和珅经营的当铺、高利贷等营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了这些人才能够万无一失，日进斗金的。
中国传统社会中，向来有所谓的“士、农、工、商”，把社会分为尊卑不同的四个等级，商人一直没有多少社会地位，即使是一个一文不名的读书人，在腰缠万贯的商人面前也丝毫不会觉得气短。古语又有“学而优则仕”，官员被认为是“士”阶层中的精英，更是不屑于与商人为伍。虽然到了乾隆朝，中国社会中的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可在官员心中传统的价值判断还是没有改变，很少有官员愿意结交商人。和珅却不管这些，他看中的是拉拢商人的好处，最直接的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到了清朝，社会中的商人尤其是江南一带的富商有的早已是富可敌国，而政府对商业的发展还是采取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加以限制，商人们却愿意结识朝中大官，不惜用大笔钱财换得交易中的种种便利。和珅曾主管户部，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手中的职权与商人们结合在一起，顷刻间就可以化作源源不断涌入的金银，仅这一点，和珅就从他的商人朋友们那里获利良多了。另外，和珅为了即满足乾隆出巡、修建宫室等需要，又不动用国库的银两，总是号召各地官员、富商积极捐献，这时，结交商人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和珅一声号令，富商们就会纷纷解囊相助，为和珅在乾隆面前赢得了无数恩宠。乾隆皇帝后期第五、第六次南巡，和珅就是把出行的花费、修建行宫、疏通河道、迎驾接待等大小一应事务全部交给江南一带的富商筹措资金，才能既不动用内务府的一分一毫银两，又让乾隆玩得心满意足，尽兴而归。有些富商也因为讨好和珅，得以入朝为官。前述扬州的大盐商汪如龙就是一个例子。和珅自己还经营着各种店铺，包括当时几乎所有可以赚钱的行业，这些经营也离不开各地商人的协助，单凭和珅一己之力，是无论如何难以维持的。
当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最有力的还是读书人，虽然古语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但传统的价值观念中，读书还是有着较高的地位，而且知识和学问一旦被用来从事不法的勾当也会比无知的人做得更加巧妙和严密。和珅自从把学富五车的吴省钦、吴省兰兄弟收到麾下后，就如虎添翼，他们兄弟为和珅出了不少奸诈的主意。吴省钦出任直隶学政，主管乡试期间，营私舞弊，按考生进献的银两的数目排列名次，做得过于明目张胆，被李调元抓住了把柄，要向皇上弹劾他。李调元是乾隆朝进士，曾任考功员外郎，此人为人正直。他得知了乡试的内幕之后，就写了一份奏折，向皇上揭发吴省钦。孰料，奏折先落入了和珅手中，和珅也不禁有些担忧，因为吴省钦出任学政是他一手保荐的，吴省钦若是出了差错，他也逃脱不了干系。和珅急招吴省钦前来，商议对策。吴省钦想出了一条毒计要治李调元于死地。和珅见他设计得天衣无缝，万无一失，也就放下心来，叫他放手去干了。
吴省钦设下了一个圈套，抓住了京城钱库守护头目的把柄，要挟他们去偷库银，两个小头目陷入了别人手中，无可奈何，只好趁夜在守库兵士的饭盒中下了蒙汗药，将他们麻醉，潜入钱库胡乱窃出了一包金银，交给吴省钦。吴省钦又派出心腹手下，将装有库银的包裹趁李调元家人不备丢人他的花园中，隐匿起来，这些准备都做好后，他便告知官府，说钱库被盗，有人发现李家家人由钱库旁经过，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知府带兵到李调元家中查抄，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隐匿的包裹，打开一看，果然是失窃的库银。知府当即喝令手下兵了把李调元捆绑起来押入大牢。和珅马上向乾隆上奏这件事，要求对李调元处以大辟之刑，置他于死地。乾隆素闻李调元才华盖世，有心袒护于他，免去他的死罪，改判为流放伊犁。可叹堂堂才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人陷害，落得家破人亡。这件事，由吴省钦一手策划、安排，并指使了一批“鸡鸣狗盗”之徒才得以成功，和珅没有费一点心神，就除掉了敢于同自己做对的人，而且是如此干净利落，不能不承认和珅的广泛交友为你带来的便利。
笼络实战：罗织死党，建立“核心网”
老狐狸们行事一般情况下都强调以智取胜，但他们却非常懂得“实力”的重要，“实力”既是运用谋略和智慧的基础，同时，也就不被对手打败的前提。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派系之争历来比比皆是。数千年来派系斗争的历史说明，仅靠一己之功，与政敌对抗是远远不够的。老狐狸的最终目的就是取胜，他们并不会把自己拘于“智缺还是“力敌”的套子里，所以，老狐狸们往往都是些拉帮结派的高手。和珅也认识到这个道理，他当上军机大臣后，逐步开始在朝庭之上拉帮结派，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和家班底”。由于这些人都是位高权重之人，因此，这个“和家班底”在和珅的各种关系网络中属于“核心网”。
在封建集权社会，派系纷争是难免的，皇帝承天之运，乃天之子，皇上至尊至大，余人不得有丝毫侵犯，所以臣子的惟一目的是争取君主的宠爱，如此的话，仅靠一己之力是不行的。官场的道理中外别无二致，英国使者也知道：和珅“要得到当朝有势力的统治阶层的一致赞许才能长期地保得住这个崇高的地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和珅一朝得势，手下亲信也跟着沾光。
在和珅的关系网中，亲弟弟和琳理所当然地排在第一位，因为和琳与和珅“少共诗书长共居”，是和珅最可信赖的人，而且，和琳也极有才华，与和珅同是咸安宫官学出身。随着和珅的羽翼日渐丰满，当上了军机大臣，经常在皇上面前说和琳的好话，和琳在军中地位日渐提升。
和珅的“核心网”其他成员主要有：福长安、国泰、景安、明保、吴省钦、吴省兰、征瑞等死党。和珅自己也清楚这些人才能死心跟随自己，其余人不过是趋炎附势罢了。
令人奇怪的是，和珅的最大亲信除了和琳之外，竟然是其政敌福康安的亲弟弟福长安。
福长安虽与福康安同为兄弟，但二人志向明显不同。福长安善于拍马逢迎，而福康安却性格耿直。与和珅一样，福长安起初也是一名侍卫，由于人较机灵，很快升为正红旗副都统兼管内务府事。起初，他本想凭自己的努力去讨乾隆的欢心，但在与和珅共事后发现自己事事皆落在和珅之后，自己刚想到应如何讨好皇上时，和珅已经那样做了，与和珅争宠不过，福长安见机得快，马上转投和珅之下，和珅见福长安成长经历与自己相似，而且能很好领会自己的意图，便也极力拉拢、培植他。后来，和珅向乾隆启奏让福长安在军机处行走，两人更沆瀣一气、互相关照，一起在军机处对付以阿桂为首的不与自己合作的军机大臣。两人都是奴才本性，因此，都围着乾隆皇帝转圈，且福长安兄弟几人都在朝为高官，又是乾隆皇帝的妻侄，父亲傅恒是前朝名臣，其妻也是皇族，这些条件加起来，满朝文武都要让他三分。但他依然死心塌地地追随和珅。
嘉庆帝很看重他的特殊身份，并且希望能把他从和珅阵营中争取过来，但他死心塌地，在嘉庆与其谈话时滴水不漏，不提供和珅的罪行，嘉庆对其也万分痛恨，所以亲政后连他一起治罪。
原来，在政治的环境中熏陶出来的嘉庆皇帝，为了削弱和珅的政治势力，他想分化和瓦解和珅党羽，把福长安从和珅的身边搬走，争取到自己这边来。
嘉庆三年清明节，太上皇率众拜谒西陵，西陵有乾隆的父亲雍正帝的陵墓，位于河北易县。
在拜谒西陵的途中，嘉庆皇帝派人把福长安叫来。
“奴才福长安有礼了。”
福长安骑在马上，对嘉庆示礼道。
“不必多礼。”
“皇上宣奴才有何吩咐？”
“没有什么事，朕觉得一人坐在轿里非常寂寞无聊，想找你来陪朕说句话，解解闷。”
说完，嘉庆让轿车停住，换上马与福长安一同骑行。
过了一会儿，嘉庆把侍从支走，试探性地问福长安：
“近闻和相国有贪贿之情弊，不知是否属实？”
“这我没听说，请皇上勿听谣言。”
“有人说和相国隐瞒军情，不上报太上皇，是吗？”
“和相国考虑到太上皇的身体，怕太上皇受刺激，所以，有时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也是就自己知道就行了，不必要禀报太上皇。”
“听说和相国模仿太上皇的手迹，伪造谕旨，有这么回事吗？”
“绝对没有，这纯属谣言。”
“那么太上皇生病时，有时身体欠佳，那一道道的谕旨是怎么发出来的？”
“那都是太上皇口授，和相国记录的，完全出于太上皇的口谕。”
“和珅骑马直进左门，路过正大光明殿，当时朕正在里面，他为何不下马啊？是不是他欺蒙幼主？”
“和相国是太上皇任用之大臣，绝不会欺蒙幼主，请皇上放心。至于他未下马，也许是有急事不便下马，也许是因为他的老毛病腿疼病又犯了。”
“吴省兰是和珅的老师，听说他的口碑很不好，是吗？”
“这我还没听说。”
“和珅能把他的老师安排朕身边，为何就不让朕的老师朱珪来京呢？”
“这…”
福长安语塞，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朱珪未能入阁，确实是和珅在太上皇面前告状的结果。
嘉庆见福长安一语不发，回答不上来，忙说：
“这都是朕的失误造成的，与相国毫不相干。以上的这些说法，也只是听别人说的，不一定可靠，或许是和相国得罪了人，这是别人阴谋陷害，进行打击报复呢！”
嘉庆边说边看着福长安，见福长安仍然沉默不语，又继续说道：
“相国是太上皇选用的重臣，既能干又善体人意，很得太上皇喜欢。朕对和相国是完全放心，绝对不会受小人的蛊惑，中别人的离间之计，伤了大臣的一片忠心。”
福长安听了嘉庆的这番话，心里充满了疑惧，但他的政治嗅觉毕竟没有和珅敏锐，听到嘉庆的最后一句话时，又很快放下心来。
福长安太单纯了，毕竟不是从政治风雨的摔打中一步步爬上来的，对嘉庆帝的这番用意就更体会不到了。在嘉庆对他失望的感叹中，他并没有预料到大祸也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他开始为和珅担心。
这次谈话之后，福长安马上去找和珅，把嘉庆的这些问话一五一十地报告了和珅。和珅听了，又气又怕，发誓要把政敌排挤掉。
福长安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对和珅仍然坚信不疑，忠贞不贰，甘做死党。
以后嘉庆又多次向福长安暗示，福长安都佯作不知，从无一言奏及和珅。
嘉庆帝对福长安完全失去了信心，决定给以沉重的打击。
果然，嘉庆亲政后，马上处理了和珅，同时，也将和珅的党羽如苏凌阿、吴省兰等人，监禁的监禁，休致的休致，革职的革职，昔日的一群炙手可热的人物，都销声匿迹。其中，处罚最重的要算福长安。
嘉庆下令查抄和珅的同时，也下令逮捕福长安，并下令查抄福长安家产。
正月十八日，嘉庆皇帝谕旨：“和珅著加恩赐令自荆至福长安受皇考厚恩，位居和珅之次，且与和珅朝夕相处，对和珅罪状知之最悉，但他无片纸只字弹劾和珅，其有心扶同徇隐，百口难辞，实罪有应得，福长安著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并提福长安前往和珅监所，跪视和珅自尽后，再押回本狱监禁。”
嘉庆帝判了福长安死刑，最后考虑到他毕竟是大学士傅恒之子，其罪与和珅有异，只削却了他的侯爵，把他遣到直隶省遵化县裕陵当守坟的小官，裕陵是乾隆的陵寝，傅恒的坟墓也葬于附近，这样父亲在阴间，儿子在阳间，一同伺候乾隆皇帝。
正月十八日，按照嘉庆的谕旨，侍卫将福长安押到刑部大狱，福长安跪在地上，亲眼目睹了他的主子和珅自尽的痛苦情形，也算尽到了作为和珅死党的“孝心”。
和珅笼络术现代运用技巧：“做一个一呼百应的好上司”
——任何上司的业绩都是下属干出来的，下属是和你一条心还是背后拆你的台，就成了决定你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无论为官还是经商，作为上司，和珅老狐狸笼络术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你的政绩或业绩，其实是你的下属干出来的。如果下属和你一条心，你不仅可以建功立业，而且一旦有了什么过失，也非常容易弥补，不会有人在背后拆你的台。但是对于下属你又必须小心，须知上司和下属本质上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
技巧一：紧紧攥住下属的心
一般来说，上司笼络下属的手段，不外乎官职、钱财两种。但有时上级对下属不必付出实质性的东西，而只要通过某种表示、某种态度，便能给下属最大的满足，甚至会使他们产生受宠若惊的感觉，因而感恩戴德，更加忠心耿耿地为其效劳。有些人只是一味地向欲拉拢的一方施以恩惠，特别是对那些自己以为将要用到的人，更是如此。其实，收拢人心，最重要的是要针对对方的心理，给地位卑贱者以尊重，给贫穷者以财物，给落难者以援力，给求职者以机会等等，这才是收拢人心最有效的方式。为此：
(1)甘愿充当下属的保护桑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倘若你能给你的属下提供一个好乘凉的地方，那么你的属下将会由于你的施恩而“报效”于你。
在领导者眼中，你既然是“头头”，你的下属犯错，即等于是你的错，起码你是犯了监督不力或用人不当的错误。所以下属闯祸，请你冷静检讨一下自己，如果完全是因为下属自己的疏忽，可把他叫到跟前来，冷静地向他分析整件事情，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最后重申你的宗旨——要每一个下属做事全力以赴，并冷静地处理事情，但你永远是他们的后卫。
要是下属犯错，你也有间接责任，就请你与下属单独会面时，将事情弄清楚，不是叫你认错，而是一起去研讨犯错的前因后果，并鼓励下属以后多多与你磋商。
无论成因是哪一种，也请切忌向下属大发雷霆，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前。你尊重对方，下属才会更内疚，更敢于正视问题，避免了日后跟你闹情绪。
还有，在你的上司面前，只顾推卸责任，这只会令上司反感。你应该有领导者的风度——与下属一起承认过错。另一方面，即使有其他人诸多是非，你仍应站在下属一边，替他挡驾。
(2)让下属知道你疼他。
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大将军率兵征讨外虏，得胜回朝后，君主并没有赏赐很多金银财宝，只是交给大将军一只盒子。大将军回家打开一看，原来是许多大臣写给皇帝的奏章与信件。大将军明白了。原来大将军在率兵出征期间，国内有许多仇家便诬告他拥兵自重，企图造反。战争期间，大将军与敌军相持不下，国君曾下令退军，可是大将军并未从命，而是坚持战斗，终于大获全胜。在这期间，各种攻击大将军的奏章更是如雪片飞来，可是君王不为所动，将所有的进谗束之高阁，等大将军回师，一齐交给了他。大将军深受感动，他明白：君王的信任，是比任何财宝都要贵重百倍的。
这位令后人扼腕称赞的君王，便是战国时期的魏文侯，那位大将军乃是魏国名将乐羊。
说是不疑，其实还是有疑的，有哪一个君主会对臣下真的信任不疑呢？尤其像乐羊这样位高权重的大臣，更是国君怀疑的重点人物，他们对告密信的处理，只是做出一种姿态，表示不疑罢了，而真正的目的，还是给大臣一个暗示：我已经注视着你了，你不要轻举妄动。
既是拉拢，又是震慑，一箭双雕，手腕可谓高明。
上司和下属之间很容易产生误解，形成隔阂。一个有谋略的政治家，常常能以其巧妙的处理，显示自己用人不疑的气度，使得疑人不自疑，而会更加忠心地效力于自己。
当然，发现了下属真的产生反叛之心，并非忠耿之士，那就要毅然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其剪除。
(3)懂得以“威”服人。
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上司爱发脾气，而且地位越高脾气就越大，不发则已，发则电闪雷鸣，“黑云压城城欲摧”。领导不只是享有权力与金钱，他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工作开展不力，出了问题，最后要拿领导是问，所以，他必须时刻注意“掌舵”，纠正错误，并警告那些偷懒者。在这种巨大责任的压力下，领导的心情难免是很紧张的，很容易为下属的不理解、不争气的行为而感到恼火，时间一长就养成了爱发脾气的习惯。
事实上，发脾气也是某些领导推进工作的一种艺术性方法。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怒则伤肝”，但是在有些部门、有些情况下这样的确是一种十分有效也比较简便的方法，它比其他方法更能达到预期目的。有些领导还善于运用“发脾气”，来达到“文治武功”“一张一弛”的管理效果。平时很少发脾气，但一旦动怒则举座皆惊，令人畏惧，让人久久不敢忘怀。
这种“发脾气”的艺术可以在工作的紧要关头再加一鞭，也可使下属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而沉痛的认识，所以，此为许多上司的领导技巧之一。
(4)获取下属同情。
许多人看上司，只注意到了其表面上的威风，却往往忽视了他担负的责任、承受的压力、所冒的风险以及所经历的种种心理苦闷。事实上，上司比任何人都更直接、更深入地卷入到一个个权力与利益的漩涡中，身不由己地随之浮沉。他们在获得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去面对权力带来的苦恼和风险；在享受常人所无法得到的利益与荣耀时，也必须承担常人所无法承受的压力与缺失。如果你的部下知道了你的苦衷，就会产生同情之心，反到可以增加你的感召力。
作为一名上司，你有哪几方面的责任与压力是可以让部下知道的？
一是位高而责重。让下属知道，如果你不能使工作有所起色，你可能就会失去上级的信任，难以得到继续的提拔，甚至还可能会被取而代之。
二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让下属知道，你也有自己的上级，也要处理好同他们的关系，而这是一件相当复杂、劳心劳神的事情。
三是英雄难过“关系”关。纵横交错的“关系网”渗透到生活、工作中的各个角度，让许多领导防不胜防，又前后受制，左右为难。
四是权力角逐与权力焦点。权力场中，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进进退退，风风雨雨。
五是文山会海加应酬。在中国目前这种体制下，领导总有开不完的会，圈阅批示不完的文件，忙不完的接待和汇报，喝不完的酒席宴会。而冗长枯燥的会议则是对人的一种折磨，酒精更摧残着你的健康。
六是处于各种问题和矛盾的中心。“树大招风”，这对领导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就是要让部下能体会到“树”的苦衷。
这六桶苦水，适当的时候向下属倒一倒，一来让他们知道官不是好当的，二来也可以取得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5)不能得罪“衣食父母”。
那种单靠走上层路线而发迹的人由于没有下属支持，多半不能长久，而聪明的上司事实上是很在意下级的态度的。时刻注意下属的态度变化并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是一项明智而长期的投资。因为下级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使上司获益或至少不受损害。
第一，下级是工作成绩的真正创造者。
虽然，上司的谋划水平对政策的成败至关重要，但是要使其成为现实还离不开下级默默无闻的细致工作。如果上司的成绩像座长城，那么每个下属的辛勤劳动就是一块块砖石。如果上司是舵手，那么下属便是发动机，便是螺旋桨。
第二，下级手中握有选票。现在，在干部制度中正在推行一种民主评议制，其做法就是由群众来投票，作为考核和升迁的标准之一。如果领导不注重与群众搞好关系，那么关键时刻就很可能造成对领导不利的局面。领导若想坐稳位于，就必须真正地关心下级，注意他们的态度和反应，因为他们手中握有选票。
第三，下级可帮助领导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俗语云：“痒要自己抓，好要别人夸”。
对领导形象的最好宣传莫过于借他人之口，收己之惠。这要比领导自吹自擂要有效得多，更有说服力和真实感。而且，下级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还会把这些好名声传送到一个很广泛的范围内。
最后，重视下级可防止“后院起火”。当下属感到被冷落、被压制或心怀不满时，他们就很可能倒向领导的政治对手一边，从而使其腹背受敌，造成形势上的不利。俗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堡垒内部的人才最知道自己防御的弱点，反戈一击常常是致命的。
(6)鹰犬不可喂饱。
一个人投身官场，追求的目标便是一个“官”字。在他看来，升官晋爵不仅是事业有成的标志，而且能带来数不清的好处。有官便有权，有权便有了一切。一个人一旦有了官“瘾”，就像抽大烟一样是万难戒掉的。因此，利用高官厚爵来驾驭臣下，历来是掌权者手中的法宝。如何把握封官的时机，选择封官的对象，安排官职的大孝手段等等，这些都有专门的学问。
封建社会有人总结过两种封官的手段：
一是分割封官的过程，不能一步到位。封官如同商品交换一样，“得一兔则饲以一鼠，得一狐则饲以一禽”，立小功封小官，立大功封大官；要把封官的过程拉得特别长，使臣下的官欲永远不会有满足感，这样他才会总有立功的动力。火箭式的封官办法是不可取的。
二是封官不只是不一步到位，而且最好永远不要到位。官做大了，立功进取的意志便懈怠了；一旦官做到了头，不但立功进取的意志消失，而且还可能滋生野心。从历史上看，那些官职到了头的人，如王莽、曹操、司马昭等人，最后都变成了篡权者。
贪功求利，乃是人性的致命弱点，只有明白这一点并充分加以利用才能真正把把握封官晋爵的玄机。
人们常说：“论功行赏”，仿佛应该根据功劳的大小来决定所封官职的高低。但功劳这种东西，不是一种器具物体，很难测出谁大谁校封赏部下，固然要照顾功劳的大小，但更主要的，还是要考虑到封官的终极目的——笼络人心。这是自古以来封官晋爵的一个基本原则。
(7)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钱”，钱，说得文雅一点，便是利禄，这是官场上诸公追求的终极目的。自古以来，“升官”总是和“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高官必有厚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会亏待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的属下。可以说，优厚的薪俸，丰足的物质利益正是做官的诱人之处。自古以来，君臣之间乃是一种买卖关系：君主为了夺取和巩固其政权，不惜重金收买臣下的聪明才智；臣下为了得到功名利禄而不惜向君主出卖自己的才智。因此，功名利禄也就成了联结君臣关系的重要纽带。所谓君臣之义、忠贞节操之类动人的言词都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这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已。
技巧二：放开手脚让孩子跑
不放心松开双手让孩子自己跑的母亲不是一个好母亲。不放手让下属独立工作的上司不是好上司。上司不必担心下属工作过于突出，他工作干得再好，也是上司的政绩，所以没有必要嫉妒自己的下属，更没有必要给自己的下属设置障碍。
(1)合理地给下属授权。
正如出色的教练那样，出色的管理者懂得，他们在任何组合成的团队的阶梯上攀爬得越高(职务越高)，他们必须花在被下级完成的亦或几乎快完成的、甚至更好地被下级完成的任务方面的时间就越少。
也如出色的教练，培养助手终有一天能成为主教练一样，出色的管理者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允许他人成长和发展，他们懂得，适当的授权是给予工人们一定的挑战，不使他们停顿不前，表现出对自己的信心和对他们的信任，保留他们的权力和义务，扩大他们的荣誉感。
所以，出色的授权者恰恰不扑头盖脸地向下级布置他们不应该做的工作；出色的授权者只是给下级提供学习和进步的机会。事实上，非常出色的授权者的目的是把他们职责内的一部分工作视为形同虚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