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狐狸毕竟是少数派，他们知道在自己的周围有大量“天敌”存在，这些“天敌”无不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但通常情况下，这些“天敌”能否得逞并不取决于他们，而取决于老狐狸。由于老狐狸与他们相斗不仅用“力”，更加用“智”，而且老狐狸们行事没有条条框框限制，比如，他们可以当众去拥抱自己的敌人，而转身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向对手发难。因此，老狐狸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
老狐狸倾轧术之一：“大打出手，树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威严”
——妇人之仁是一个人生存的负担，甚至是致命伤，它会使意志受到情绪的影响而动摇，使你在人生的角力中未战先败。
有一则这样的寓言：一匹狼跑到牧羊人的农场，想扑杀一只小羊来吃，牧羊人的猎犬追了过来，这只猎犬非常高大凶猛，狼见打不过也跑不掉，便趴在地上流着眼泪哀求，发誓再也不会来打这些羊的主意。猎狗听了它的这些话语，看了它的眼泪，非常感动与不忍，便放了这匹狼，想不到这匹狼在猎犬回转身的时候，纵身咬住了猎犬的脖子。因此，必须看到同僚倾轧是你死我活的，绝不能有“妇人之仁”。“妇人之仁”只能成为老狐狸生存的负担，甚至是致命伤！
倾轧实战：大权在握是整治同僚的基础
在老狐狸和珅看来，同僚中和自己作对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死硬分子”，对这种人只有打击；但大多数人只是一些“墙头草”，只要使他们明白自己才是斗争的最后胜利者，这些人自然就会投靠到自己的阵营中。但是，无论是对付这两种人中的那一种，自己都必须拥有实力。实力是整治和利用对手的前提条件。自己所拥有的权势是对对手最大的威慑。换言之，对手的最大心愿就是看到自己垮台，前程尽毁，因此，自己越能巩固自己的权力，对手的心愿就越难以达成。
和珅从乾隆四十年开始被乾隆皇帝赏识后，他极尽谄媚取宠之能事，连吹带拍，赢得了乾隆的欢心和青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权力不断增大，到了乾隆末年、嘉庆初年，便成为首辅大臣。
由于和珅一贯“善体圣心”，经常出纳帝命，实际上成了乾隆的代言人。他身兼数职，集军政、行政、财政和文化教育大权于一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行政方面，正如嘉庆所说：“和珅揽权专政……盖由和珅以军机大臣兼御前大臣，事权过重，内外官员，畏其声势，不敢违拗。”和珅利用职权控制着国家的许多要害部门，在行政上具有很大权力，他掌握着官员的诠选，并拥有推荐和直接用人的权力。这样，使许多人投靠在他的门下，畏其淫威，不敢与之抗衡。
在财政方面，和珅秉政20多年，长期掌管着户部事务，他又与其子丰绅殷德相继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同时他还掌管着内务府三库(即银库、绸缎库和颜料库)以及内务府、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驷院、太医院、御药房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这就意味着他掌管着国家的田赋、税收、漕运和盐政等事务，也就是主管国库的收支，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同时，他还负责宫内各种物件的修造、配置；宫殿、园林的修葺，这实际上也就控制了工部所负责的事务。这样他就把整个国家的财政大权都集中在自己手里了。
在文化教育方面，和珅通过担任许多官书的正总裁、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殿试读卷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和日讲起居注官等职务的方便，控制书籍的出版与查禁及考试、诠选和教育等一切事务，实际上又控制了礼部所掌管的事务。
在军事方面，他除了担任正蓝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蓝旗的副都统、都统及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外，也曾兼任过兵部尚书，并曾率兵镇压过甘肃回民起义。此外他长期兼任步军统领即京师九门提督一职。他还负责着建锐营和火器营的事务，这样他就控制了皇家的精锐部队和火器制造。
军机处是清政府最重要的部门之一，是国家的神经中枢，又是皇帝亲自控制的部门，它远比内阁重要。和珅多年来把持着军机处的实际大权。
和珅集大权于一身，是他与同僚进行倾轧的前提。
倾轧实战：提早布局，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位置
兵法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精通人生战场规则的老狐狸们自然懂得使自己先处于斗争有利地位的道理。老狐狸和珅知道随着自己的权力越来越大，对手也同样会越来越多，这些人会利用各种手段打击自己。因此，他必须防患于未然，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创造一个与对手斗争的有利态势。于是，和珅在他当政的20多年中，在乾隆的承允下，对清朝前期所制定的所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成法均做了一系列更张，这些更张自然是有利于他自己的。
例如，政治方面，和珅利用大学士、军机大臣的职务，以乾隆皇帝作为后台，先后对内阁、六部以及军机处等衙门进行了改造，并对一些成例进行更张。正如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洪亮吉所说：“十余年来，其更变祖宗成例，汲引一己私人，犹未尝平心讨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胁从，又因人数其广，不能一切摒除。”这就是说，和珅对当时国家机关的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变，以至他伏法后，哪些是成例，哪些是他改动的，都弄不清楚了，甚至到嘉庆帝亲政后多年也没有完全“摒除”，有的依然实行着。
和珅初政时，老臣阿桂任首席军机大臣，因此他的行动不得不有所顾忌。但当阿桂一死，他便升任为首辅，独霸军机处。首先在用人上作了变动，他规定军机处的章京不设具体定额，“其挑补俱由军机大臣自取，并不带领引见”，即连皇上都不知道什么人在军机处办事，什么人离开了军机处。这样和珅就可以选用他的私人，把军机处办成了一个“和家班子”。和珅还将朝臣以前可以把奏章直送御前，皇上亲拆亲阅的传统作法，改为“凡有奏折令具副本关会军机处”，即必须把奏折一式二份，正本送给皇上，副本则要交送军机处，说白了就是交给他和珅。这样，和珅便把朝臣上奏言事渠道控制了，谁人还敢举发、弹劾他呢！和珅还规定，凡是各级官员、外国朝贡使臣向皇上进贡物品，都要事先向他打招呼，准进与否要由他来决定，这样他便可从中渔利，上下插手。
台谏之臣是皇帝的耳目喉舌，对各级官员有监督、弹劾的权力。和珅为了使他们“缄默不言，免于纠劾”，便来了个双管齐下。一方面他拉拢一些御史，为己所用；同时他又规定今后再有御史出缺，一律要提名60岁以上的“年老平庸之司员”充任。这些圆滑的老官僚，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升迁和禄位，谁还敢多嘴多舌地说三道四呢！舆论的渠道也被他控制了。
在经济方面，和珅更张了许多成例，而最主要是在军机处内设立“密记处”，实行议罪银制度。这样，和珅就又多了一个与同僚倾轧的有效工具。
议罪银也叫“罚银”、“罚款”、“罚项”、“自行议罪银”及“自行议罚银”等。它是产生在乾隆后期的一种旨在增加皇帝个人收入的特殊的财政制度。议罪银制度大约开始于乾隆四十五年左右，此时正是和珅官运亨通，掌管户部、吏部与内务府三库等国家财政大权的时期。这项制度一直到乾隆逝世才告终止。
议罪银与清初以来罚银不同。罚银亦叫罚俸，我国历史上早就存在着这种制度，大约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清朝入关以前就开始公开实行这种制度，是对犯有过失官员的一种行政处分。清朝前期，罚俸数额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至一年、二年等七等。到乾隆统治时期，个别人有罚俸四年的。例如，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在充任复校官时，因发生文津阁《四库全书》古烈女传尧二女颂内祜，误为祜安；遵旨积算有五字错误者……罚俸一个月。罚俸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所得银两亦归户部封存；而议罪银是非公开秘密进行的，它是皇上借机叫臣下，尤其总督、巡抚和布政使等地方高级官吏以及掌管盐政、织造和内务府的官员，包括一些富裕商人，如皇商、盐商和参商等自行认罪纳银的制度。它由军机处所属密记处负责，所得款项由内务府各库收存，以备皇帝个人需用。长期以来由于议罪银不是公开进行的，且它只在乾隆晚期实行了一阵子，故人们对议罪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不甚了了，常常把罚俸与议罪银混为一谈。
议罪银并不是如乾隆皇帝所说是一种非正式的，“亦不过偶尔行之，非定例也。”它是一种精心策划的，长期实行的罚款制度。
和珅与议罪银制度的制定及实施有密切关系。他是议罪银制度制定的主要倡议者，又是该制度付诸实施的负责人。乾隆所以采纳和珅的建议，是因为此时他极需要新辟财源，以弥补其巨大的开销。和珅也就是在这时开始高官连迁。他于这一年当上了户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和内务府大臣，使他几乎终生主要是处理财政事务，与钱打交道。
和珅在建立“密记处”及实行议罪银的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和决定的作用。这从现存的《密记档》中就可以反映出来。如乾隆五十二年，和珅在上奏中说：“臣等遵旨将各关例应交纳并裁革陋规以及寓例等项银两删除不入外，今将各员自行议罪、认罚各项分晰缮写清单，恭呈御览，嗣后遵此办理，按季具奏。”从这些话语中可以得知，和珅是有关议罪银事宜的负责人。他大概每隔一季，至多半年，要向乾隆汇报一次工作，并列有“清单”呈乾隆御览。这从同年六月初一日的另一件奏折中反映的更为清楚。“臣和珅、臣福长安遵旨查办各处关税应交银两，并自行议罪银两各折，自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查明奏后，陆续存记之案，统计二十七件，现已解到二件，已交尚未完全者十三件，未解到者七件，交往浙江海塘工程备用者五件，分晰缮写清单恭呈御览。所有稽久未经交纳者，除臣等别行查催外，为此谨奏。”像这样的奏报，在乾隆五十三年初、乾隆五十九年十月、乾隆六十年闰二月十一日等奏折中也有记载。
和珅还承担着议罪银代奏的任务。因为在清朝时不是所有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上奏折的。
按规定，“在京宗室王公，文职京堂以上……在外各省，文职按察使以上”，才能有资格上奏。“凡在京例不准递奏折人员，如特旨派往外省查办事件，及任学政、织造、关监督并科道及抽查者，亦得递奏折。”即使是有权上奏的官员，在个别情况下也须由其他大臣代奏。
例如，和珅就利用其特殊身份为原任巡抚杨魁之子杨超铮(主事)、浙江巡抚福崧、直隶总督刘峨、闽浙总督雅得、布政使李天培、郑源寿、内务府总管品级休致长芦盐政西宁、董椿、苏州织造全德等代奏过自行议罪银，是所有为人代奏议罪银大臣中最多的一个，可见他在议罪银制度中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的。
和珅是通过密记处来处理有关议罪银事宜的。因为议罪银是非公开的，所以密记处也是秘密设置的，它统属于军机处，其负责人皆由满人充任，但在清朝《吏部则例》中找不到有关这一衙门的任何记载。可是这一机构又千真万确存在着，目前保存的《密记档》中“前件交密记处领讫”、“交密记处库使德楞额领讫”等记载就是明显的证明。密记处工作人员除库使外，还设有若干笔帖式。按着和珅的要求，不管内务府三库是否收到何等银两，也必须按要求，每月均要向密记处呈报在案。
乾隆后期，议罪银制度一直不间断地实行着，仅从现存的《密记档》统计，在短短13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件即有68件，平均每年5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37人次，即平均不到三个督抚中就有一个人认议罪罚银。此外，布政使、盐政、织造与关差等认议罪罚银的有26人次。
正因为和珅在议罪银制度实施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关系到各级官员的荣辱和认罚或不认罚的大事，所以不少官僚要向他献媚取宠。正如嘉庆帝所说：“当和珅势焰之时，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多有阿附取容者。”这些人中即使有被罚议罪银的，也不敢表现一丝一毫的怨气，反而要感谢他。例如内务府总管西宁，为了交议罪银而变卖了家产，并写信给和珅表示感谢。信中说：“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指和珅)代奏，宁不胜悚惧激切之至，谨呈。”
议罪银就是官员有过失或皇帝(其实是和珅)认为其犯有过失者，均须交钱，“以督折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惩。”实际上并非如此，只要和珅认为某人有油水可榨，就可以给个罪名叫他出钱；而如果不想严惩某人，既使犯了“法所难宥”的大罪，只要肯多交银子，照样允许“赎罪”。反之，如果和珅想整治你，交多少钱也不行。
议罪银的形式多是采取官员“自行议罪缴纳”的形式。缴纳的钱数一般也是有规律的，大致以职位的高低和俸禄的多少、官职的肥缺而定。如果臣下想对皇上表示“忠心”，往往就“自愿”从重交银。交议罪银最多的往往是那些负责财政经济方面的官员。据目前保存的《密记档》可知，缴纳议罪银最少的是总管内务府大臣舒某，只交议罪银1550两，其次是原任郎中舒成之子松筠，交议罪银5000两；交议罪银最多的是两淮盐政全德，一次就交纳白银38、4万两。其他多少不等。在当时来说，这些事绝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罪，但和珅想罚你，你就得乖乖拿出钱来。
倾轧实战：不失时机地抖一抖自己的威风
有了实力和有利的斗争态势，并不一定就能取得胜利，一定要利用有利的机会，抖一抖“虎威”，使别人知道的所拥有的权力的威力，以免被人当成“病猫”，以此来对那些“茅房里的石头”和“墙头草”产生巨大的威慑。
自古以来，欺善怕恶是人之常理。人们往往要对相对的弱者进行精神和物质的“侵略”，以获得利益或尊严；对强者则以逃避或讨好以免被“侵略”。因此，在官场上，你若不树立自己的权威，反而可能被欺善怕恶之人所轻视，认为你是软弱无力。
大部分人总是屈从于权威，你越有权威，便越正确，就越崇高；你越没权势，便浑身都是错。权威一方面来自君王，另一方面是自己显示出来的。
例如，乾隆在世时，一再标榜自己的“文治武功”，尤其是对他在文化领域所取得成就更沾沾自喜。乾隆不但喜欢书画碑帖、文物珍宝的收藏，而且在整理、编纂各种书籍上也雄心勃勃。他不仅要超过其祖父康熙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大业，而且要取得超越古今历代帝王编修大书的“功德”。他确实有要在中国文化领域做出点建树的信念，想模仿并超越宋代编修《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明代编修《永乐大典》及其祖父康熙编《古今图书集成》的作法，编纂一部《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书，它所收集的图书除皇家内府藏书外，并采进、征集了各省民间的大量藏书，全书从乾隆三十八年起编，至乾隆四十七年初步完成，共计10年。收著录书总计3470种，79016卷，36078册。这在世界上可说是屈指可数的。
《四库全书》开馆时，由大学士于敏中任总裁。此书最早曾得到著名学者朱筠的支持和赞助，但朱筠并没有全力支持于敏中，因为二人矛盾很大。乾隆四十四年底，于敏中病故，一度由大学士英廉接任总裁，但时间不太长。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和珅受命担任正总裁。据清史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和珅著充四库馆正总裁。钦此”。
和珅出身于文生员，从小就喜爱文墨，对诗词歌赋都略有涉猎，又加之多年伴随乾隆左右，耳濡目染，颇受熏陶。因此，他掌管文化教育方面事务，并不是外行。于是，他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的威严，对别人的文字、著述往往百般挑剔。据清人笔记所载：“乾隆间故相和珅屡奉派文字之役，在高宗意不过欲其追从儒臣练习文采耳。而珅忮刻特甚，凡得卷非其属意者，先视其笔误斡补处抉去之。其无笔误则妄摘疵瑕，以指甲深画之。南巡召试，数与梁文定、朱文正、董文恭诸公同阅试卷，或取或舍，珅辄专决，其谬妄可想，其气焰亦可想。”又，在和珅当国之时，著名学者孙星衍，于乾隆五十二年考中进士，任编修。
但此人性“耿介自持，不随流俗”，素不喜倾倒权贵。当时许多“英俊之士，多屈收和门”，但孙星衍却从不与和珅往来，因此，和珅素衔恨星衍，有机会就陷害他。有一次，孙星衍散馆试《厉志赋》，用《史记》《鲁世家》中的几个章句。和珅看到后，不认识其中一些字，反倒认为星衍写了错别字，严加指责，并把星衍“抑置二等，以部员(部主事)改用”。此时和珅正兼管翰林院，他曾几次邀请孙星衍面谈，但均被孙拒绝，并说：“天子命何官不可为，某男子不受人惠也，卒不往。”和珅对此非常生气，借此机把孙降为刑部直隶司主事。
按着清朝制度规定，大学士照例要担当编纂各种官书的总裁官。该职并不是挂名的虚衔，而是要负实际责任，也就是说有职有权。论学问，和珅比起他同时代的几位大学士，一般说来是略逊一筹。但由于他聪慧机灵、谋略多端并狡诈善变，干起来也还得心应手。同时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倒也实心实意地去做。和珅一生除了充当《四库全书》正总裁外，还充任过许多官书的总裁。他在任编纂这些官书正总裁和总裁时，经常翻阅书稿，并组织亲信查找书稿的讹误之处、错别字和编撰不当的地方，然后呈给乾隆阅看，借机打击不愿与他合作或他所衔恨的编撰者。如为了编修《四库全书》，纪昀(晓岚)、陆费墀等曾多次受到斥责、降级或赔款，而陆费墀等人几乎被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由此可见，和珅在主编官书中挑剔、倾轧、陷害之一斑。
倾轧实战：既为“天敌”，就绝不能手下留情
对于“骑墙派”可以显示威风，威而服之。因此，对于老狐狸来说，这些人并不可怕，他们还不是自己的“天敌”，最可怕的那些与自己作对的“死硬分子”，他们是天生的对手，真正的“天敌”。因此，对于这些与自己作对的“死硬分子”，和珅从不手下留情，只要一有机会，就要一个一个地打垮他们，让他们永远没有机会与自己竞争。
比如，云贵总督李侍尧自恃“年老位高，平日睨视和珅，和珅衔之”。于是，和珅抓住海宁弹劾李侍尧索贿受贿的机会，请旨亲自赴云南查办李侍尧。最后乾隆下诏钦定李侍尧“斩监候”。
军机处首辅阿桂，系出名门，屡立战功，深得乾隆宠幸，乃乾隆朝股肱之臣。因此，和珅要巩固自己地位，总想剪除阿桂。此时，和珅与阿桂的争斗正如同南宋时期秦桧与左相赵鼎之间的关系。
正如阿桂对和珅还有提携之恩一样，秦桧也是通过阿谀奉承新上任的宰相赵鼎，才得以重新掌权，实际上是为自己重新篡相夺权踢开绊脚石，铺平道路。绍兴八年高宗果然把秦桧从枢密使升迁为右相。秦桧的下一步，就是排挤和他同居相位的左相赵鼎了。
赵鼎复相之后，对抗金不太积极，支持高宗的求和政策，因而助长了投降派。虽然如此，他也主张在议和时要加强防守，这样才能保住和巩固偏安的南宋政权。这和以秦桧为一方的投降派还是有区别的。当时高宗、秦桧以厚礼接待金使，命宰执大臣和金使议事于都堂。
金使乌陵思谋更是威风，“欲宰相就馆中计议”。赵鼎坚决反对，乌陵思谋无奈，只好到都堂相见。相见时，乌陵思谋又想以“客官见辅臣，鼎抑之，如见从官之礼”。这些，都是由于赵鼎能够坚持原则，才把金使的骄横气焰压了下去，迫使“思谋气稍夺”。再者，王伦要出使金朝，临行前曾向赵鼎请示关于“议和后礼数”。赵鼎认为，高宗登位已久，“君臣之分已定”，不能“更议礼数”。关于宋金议和的地界划分问题，前次乌陵思谋来见赵鼎时，曾蛮横他说：“地不可求，听大金所与。”因此，赵鼎又指示王伦：应当依照钦宗时旧约，以旧河为界(黄河旧道自山东滨县南入海)，不能以新河为界(黄河改道后，自江苏清河县入淮)。同时认为：上述这两件事最为要紧，如果金朝不答应，“此议当绝”。赵鼎能够坚持这些主张，可见他与高宗、秦桧的不惜屈膝称臣、不顾地界划分的乞和态度，是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的。
正是由于赵鼎坚持了这些主张，秦桧才觉得不把赵鼎排挤出朝，对于他自己的投降活动始终是一个莫大障碍。于是，秦桧暗施诡计，一方面，他推荐肖振为恃御史，萧振一上台，就上奏章弹劾参知政事刘大中，说他“不以孝闻于中外，乞赐罢斥”。实际上，“其劾大中，盖以摇鼎也”。萧振弹劾刘大中后，又四处放出风声说：“赵丞相下待论，当自为去就”。一时之间，议论纷纷。今天有人说：赵丞相要求辞职。明天又有人说：赵丞相已搬上船去了。其实，这些谣传都是“秦桧之属，以此撼之”。另一方面，秦桧又施用两面派的手法，使高宗对赵鼎产生了恶感。高宗有一个儿子，小时因病夭逝。金兵南侵，高宗败逃，在扬州因惊恐过度发生了生理变态，丧失了生育能力。此后，他选了宋太祖七世孙赵伯琮、赵伯玖入宫抚养。伯琮先封为建国公，原想选他作为未来皇位的继承人，高宗命赵鼎“专任其事”。赵鼎曾请建资善堂(皇太子读书的地方)，后来赵鼎一度罢相，攻击赵鼎的人必“以资善为口实”，赵鼎复相后，高宗又下御札要封伯玖为吴国公，当时宰执大臣商议，都认为不妥。赵鼎也认为伯琼所封的建州，只不过是一郡之地，而伯玖所封的吴，却是一个大都会，“恐弟之封不宜压兄”。枢密副使王庶也认为：“并后匹嫡，此不可行”。他们的用意，是要高宗取消这一决定。当时赵鼎就对秦桧说：过去议论我的人，都以“资善”为借口，今天我为了避免嫌疑，“公专面纳此御笔如何？”秦桧装得非常正经的样子回答赵鼎说：“公专首相，桧岂敢专？公欲纳之，桧当同敷奏”。于是，赵鼎就约定秦桧、刘大中一起将札子进呈，但到时秦桧却不肯参加。赵鼎又对秦桧说：札子还是共同呈上为好。秦桧再次表示：“公为首相，桧不敢专，明日进呈。”到第二天朝见高宗时，赵鼎先奏说：建国公虽然没有正式立为太子，可是天下都知道“陛下有子矣，今日礼数不得不异”。此时秦桧“无一语”。在高宗退朝、群臣下殿时，枢密副使王庶对秦桧的奸诈行为就非常气愤，他对赵鼎说：“公错了。”秦桧怕因此会遭到群臣的非议，自己又有见不得人的阴谋，于是就说：“桧明日留身敷奏”。次日单独朝见高宗时，他却说：“赵鼎欲立持太子，是待陛下无子也，宜俟亲子乃立。”阴险毒辣的秦桧，明知高宗丧失了生育能力，却故意说这些话来刺激高宗，使他迁怒于赵鼎。果然，赵鼎因此事“拂上意”，而“桧乘间挤鼎”，赵鼎被迫上奏章辞职。
和秦桧一样，和珅也开始寻找机会扳倒阿桂，一有机会就把罪名往阿桂头上栽。由于乾隆经常派阿桂处理一些大案要案，譬如福康安请李天培代买植术私交漕船带运案和审理富勒浑贪污案等等，在他处理这些案件时，和珅总会诱使案犯指供阿桂，或者给阿桂戴上包庇罪犯的大帽子，只不过阿桂清正廉明，又加乾隆的宠爱，和珅奈何他不得。阿桂多次受到和珅暗算，本就鄙视和珅的他更加不把和珅放在眼里，每“遇之不稍假借。不与同直庐，朝夕入直，必离数十武(数十步之意)。和珅就与语，漫应之，终不移一步。阿桂内念位将相，受恩遇无与比，乃坐视其乱政，徒以高宗春秋高，不敢遽言，遂未竟其志。”如此一来，和珅更加恼恨阿桂。
在这时，军机章京、员外郎海升殴杀其妻子，上报其妻子“自缢身亡”，其妻弟贵宁不服，上告乾隆：“阿桂以尝奏不语袒海升，坐罚俸。”和珅一见机会来了，便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暗地指使贵宁一定要告状，而且尽量往阿桂身上引，自己必定为其撑腰，报其姐被杀之仇，贵宁心想有和珅撑腰，必可诛杀海升为己姊报仇，也就欣然同意。于是他告诉和珅，曹文植可以做证阿桂袒护海升，和珅找到曹文植，并许以重金高官，怎奈“文植特持正，故非阿和珅，母老决引退，思礼弗替。”曹文植不愿陷害阿桂，又得罪不起和珅，只好以“母老”为辞，辞官归隐，一走了之。和珅无凭无据，也不能奈何阿桂，只好继续与阿桂妥协。
可以看出，和珅对付阿桂的招法同秦桧如出一辄，只是他没有秦桧幸运，没能在阿桂死前扳倒他。
在军机处中，与阿桂站在一派的有王杰、董浩二人，当和珅专权之时，董与王“格往其间，独居深念”，不与和珅同流合污，和珅也总想借机把王杰与董浩逐出军机处，让阿桂少两个得力助手，可是乾隆非常喜欢王杰的学问和为人，董浩亦为乾隆所重。和珅百法而不得施。
奈何不了大臣，和珅只好找小臣出气了，谢振定任监察御史，一次鞭打了和珅妾弟，并斥责其座驾违制，一把火烧毁马车，还说：“此车岂复堪宰相坐耶。”和珅表面不动声色。但没过多久，就借机“假他事劾振定，夺职”。
可见，对待异己，和珅要么表面应付，要么一棍子打死，不让其死灰复燃。
倾轧实战：迷惑对手，趁势将其扳倒
从和珅心底来讲，福康安才是他的对手。因为福康安在与他争夺皇上的宠信。而且由于福康安的实力太过强大，和珅就更恨他了。由于通过和珅最拿手的方法——在皇帝面前进谗言，是很难打败福康安的。于是，在是表面上，他与福康安做出了和解的姿态，但内心仍然想着如何扳倒福康安。福康安果然为和珅的表面现象也蒙蔽，当他打算与和珅解除前嫌时，和珅却利用白莲教起义除掉了他，成为乾隆的专宠。
这里，老狐狸和珅用的就是“当众拥抱敌人，转身就下绊子”计谋。因为对于老狐狸来说，当众拥抱敌人，是一种主动的动作，可迷惑对方，也可迷惑第三者。
“当众拥抱你的敌人”，这是件很难做到的事，因为绝大部分人看到“敌人”都会有灭之而后快的冲动，若环境不允许或没有能力消灭对方，至少也会保持一种冷淡的态度，或说说让对方不舒服的嘲讽话，可见要拥抱敌人是多么难！
就因为难，所以人的成就才有高有低，有大有小，老狐狸也才称得上是老狐狸。能当众拥抱敌人的人是站在主动的地位，采取主动的人是“制人而不受制于人”，你采取主动，不只迷惑了对方，使对方搞不清你对他的态度，也迷惑了第三者，搞不清楚你和对方到底是敌是友，甚至都有误认你们已“化敌为友”的可能；可是，是敌是友，只有你心里才明白，但你的主动，却使对方处于“接招”、“应战”的被动态势，如果对方不能也“拥抱”你，那么他将得到一个“格局太斜之类的评语，一经比较，二人的分量立即有了轻重，所以当众拥抱你的敌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你都是赢家！其次，当众拥抱敌人，除了可在某种程度之内降低对方对你的敌意之外，也可避免恶化你对对方的敌意，换句话说，为敌友之间，留下一条灰色地带，免得敌意鲜明，反而阻挡了自己的去路与退路。地球是圆的，天涯无处不相逢啊！
更重要的是，你的拥抱动作，也将使对方失去再对你攻击的立场，若他不理你的拥抱而依旧攻击你，那么他必招致他人的谴责。
所以，竞技场上比赛开始前，二人都要握手敬礼或拥抱，比赛后也一样再来一次，这是最常见的当众拥抱你的敌人；另外，政治人物也惯常这么做，明明是恨死了的政敌，见了面仍然要握手寒暄……
“当众拥抱自己的敌人”取得效果之后，你就可以乘对手犹豫之时，痛下杀着，一举将对手击败。
盛极必衰，静极必动。揭开中国的历史，无论哪朝哪代，都没有跳出这个盛衰巨变的历史怪圈。时至公元1796年，也就是18世纪末的一个年头，就在京城隆重地举行禅位大典，朝野上下歌舞升平的时候，京城之外的边陲腹地，秘密会社开始活动，白莲教徒正准备揭竿而起。
消息传来，首先发难的乃是南疆苗民。他们居住于湖南、贵州一带，聚族而居，性情异常强悍。
清朝入关以来，多次派人前来招抚，和汉民相处平安，但随着汉民渐多，苗民和汉民之间，就难免纠纷，发生冲突和矛盾，因为作官的是汉民，就不免有失偏袒。这样，苗民多受委屈，性情压抑，敢怒不敢言，只是由于人心涣散，并未酿成大事。
后来，和珅的家奴前来此地大肆搜刮地方宝物，家奴将此事委给地方官府，官府一听是和相的意思，哪里还敢怠慢，就迅速召集当地官绅地主，这些人自然就抢夺当地苗民，弄得苗民不堪其苦，难以聊生。
贵州铜仁府地方有个苗民，名唤石柳邓，平日里多行侠仗义，结交了很多豪杰之士，又因自幼多干力气活，吃苦耐劳，力大无比，而且为人多有计谋。
一天，石柳邓路过铜仁府，遇见一老妇人在路边哀号，一打听，原来和珅家奴欲强暴其女儿，未遂后当场就把她的女儿打死。石柳邓听到这些，怒不可遏，加上近日来汉官对苗民的欺压事件一桩接一桩，他环视一下周围越聚越多的苗民，个个都怒目圆睁，于是他跳到一个台阶处，大声倡议：
“驱逐欺压我们的恶官，夺回我们祖祖辈辈耕耘的土地。”
于是“逐恶官，复故地”的口号立刻得到苗民的响应，流传日广，苗民闻声依归，反抗清廷的大旗飘扬起来。
与此同时，湖南永绥苗首石三保、乾州苗民吴八月，都纷纷举兵响应。
官府得了警讯，立刻调集兵力前来镇压。首先是湖南提督刘君辅，星夜带兵驰赴苗地。
接着，湖广总督福宁率两湖八旗兵前来协剿。云贵总督福康安，也连忙督率云贵官兵，前来攻打石柳邓。四川总督和琳，也就是和珅的弟弟，也率兵来至贵州，和福康安会合。
清廷认为如此众多的官兵，会很快平复这些乌合之众。哪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多灾多难的嘉庆皇帝，偏偏在登基的时候，噩耗频仍。
就在苗民起义的时候，在湖北枝江县、宜都县一带地方，白莲教徒聂杰人前来传教，聚集了三万多教徒。
其中一个教徒名叫刘之协，是一个非常狡黠的人物，他看到教徒日众，就找聂杰人商议说：
“教众既然有这么大的势力，我们借此号召天下，也不是难事。”
聂杰人接着说：
“清朝的气数已尽，和珅爪牙遍及天下，大肆搜刮，我们可以打出‘大明’的旗号来号召天下，现在真命天子已经出世，百姓起来推翻满族统治的时机已经到来。”
这些话一经传出，乡民都来询问刘之协和聂杰人，他们要看看真命天子。刘之协一看时机成熟，就指定了一位姓王的小儿，说他是朱元璋的后裔，出生时紫气缭绕，乃天子降生，应做江山之主。
事实上，这小儿是谁呢？乃是刘之协之妻王聪儿的堂弟，时为乳臭未干的五岁小儿，这么小的孩子什么都不懂，自然任凭刘之协摆布。刘之协自称辅佐大元帅，找算命先生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准备举旗反清。
没有不透风的墙。本来这些预谋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不料官府知道了这个消息。
首先云贵总督福康安知道了这个消息。当时福康安一方面掌管着云南、贵州一带的政治、经济大权，同时也掌握着当地的军权。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乾隆皇帝的心腹之臣。此人有两大特点，一是有军事才能，二是贪财好色。若论他的军事才能，在乾隆时期能跟他相匹敌的还没有几位，尤其到了乾隆晚年，他更得到乾隆的赏识，并多次图绘紫光阁。福康安经常打胜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优待亲兵，因为福康安一方面是乾隆皇帝的心腹之臣，另一方面他又得到当朝权臣和珅的奥援。因此，在征调军需品和战争经费时，他的后勤供应最有保障，军费最充足，在每次战役之后，他都下令奖赏亲兵，常言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然福康安手下的亲兵对他最为忠诚。但是他哪里知道这不过是和珅的缓兵之计，他与和珅在乾隆面前争宠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
若论福康安的贪财好色，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他一方面勒令地方官吏给他进贡，另一方面克扣军饷，把军费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
福康安长年在外作战，除了携带数量众多的家眷和奴仆外，还在军中养了许多戏班。
这天福康安正在戏班中与歌妓们寻欢作乐，突然有人进来报告：
“总督大人，大事不好了，有人要造反。”
福康安头也不抬，漫不经心地问：
“是谁在打扰本大帅啊？”
“小的名叫呼什图。”
福康安一听到呼什图的名字，立刻对歌妓们喊道：
“退下。”
歌妓们纷纷退到帐下。
为什么呼什图的名字引起福康安的注意呢？呼什图原本姓刘，人称“内刘”，是河北大城县人。本是一个太监，平日里擅长奉承拍马，讨好和珅，深得和珅之宠爱，成了和珅的大管家。和珅营建府邸时，呼什图受命绘制府邸图纸，呼什图靠着他与皇宫中总管太监的关系，就偷偷地进入皇宫，仿照皇宫中宁寿宫中乐堂的建筑式样，为和珅建造了著名的楠木房屋。呼什图跟和珅的关系，福康安是一清二楚的。呼什图这次受和珅的指令，到云贵一带采买贡物，说是采买，实则搜刮。这时，他偶尔听到了白莲教造反的消息。呼什图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是首先报告云贵总督福康安了。
福康安听到白莲教反清的消息并不感到惊奇，认为白莲教徒只是一些乌合之众以及一些身有残疾或有疑难病症的人，他们上了一些利禄之徒的当，这些教徒是不堪一击的，同时，福康安本是靠战争起家，因为立下赫赫战功才得到乾隆皇帝赏识和提拔的，天下太平了，他反而觉得日子过得无聊。何况天下大乱，正是发财的好机会。
可是，这次非同小可，报告人是呼什图，如果这个消息传到皇帝那里，我是罪责难逃啊！再说呼什图也是不能得罪的人。
福康安当场摆上宴席，将呼什图招待了一番。呼什图吃罢酒，就向福康安告别：
“福大帅，军情紧急，不可忽视，我要迅速赶路，星夜赶到京城，好报告皇上，以免酿成天下大乱。”
福康安听到这里，说了些挽留的客气话，但呼什图执意要走。福康安是个聪明人，立即下令为呼什图备马，并给呼什图准备了一份丰厚的礼物，说是作为路上的盘缠。呼什图当然心里明白，就对福康安说：
“福大帅，一切包在我身上，我会替你说好话的！”
呼什图说完就上路了。途经湖北的时候，他又到湖北总督毕沅那里，商议剿匪事宜。
这毕沅一见到呼什图，就知道是来替他的主子和珅搜刮财物来了，这毕沅本来也是靠巴结和珅升上来的，自然也要孝敬一下当朝宰相了。因此他备了两份厚礼，一份是给呼什图的，一份自然是给和珅的。
呼什图回到京城后，把情形一五一十地向和珅进行了汇报。和珅马上意识到这是扳倒福康安的好机会。自己多年的夙愿就要变成现实了。
小的时候，福康安、福长安兄弟俩与和珅、和琳兄弟俩同时入咸安官学习，成为咸安宫的官学生，他们四人的关系，从小就非常密切。
后来，一方面福康安的身世本来就比和珅强，另方面福康安借着他父亲的关系，很快就战功赫赫，因此，得到乾隆皇帝的宠信。这一点，既使和珅感到艳羡，悲叹自己的命运，又使和珅生起无限嫉妒，一种无穷的、难以名状的欲望之火，在和珅胸中燃烧。
和珅想，要想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皇帝”，必须使当朝皇帝只有一个宠臣，这个位子，当然应该非我和珅莫属，不管你福康安多么有能耐，我也一定让你败在我的手下。
和珅是个有心人，不只是想想而已，他从来不空想，他的主意是果断的，他的行动是坚定的，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
后来，乾隆皇帝发现了福康安与和珅的矛盾，这二人都是他的宠臣，曾努力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虽作了种种努力，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好在两人大多时间都不在一起，一个留在乾隆身边，一个在外领兵打仗。从这一点上看，和珅是有地利之便的，他可以经常在皇帝身边。
而福康安呢？“十全老人”的武功，与福康安的军事才能息息相关，可以说，是因为得到福康安的竭力效忠，才得以取得如此的辉煌。因此，福康安也有他的优势。
但和珅并不放过福康安。
为了挑拨乾隆皇帝对福康安的信任，和珅指使弟弟和琳监视福康安的行动。和琳虽说是和珅的弟弟，但他同福康安的关系又非常好。因此一边是兄长，一边是朋友，这倒使和琳为难了。
为了既不负兄长，又不负朋友，和琳在外，总是躲避着哥哥。现在，云南、贵州一带发生了教匪叛乱的事，和珅怎么能放过这天赐良机呢？
“我一定置福康安于死地!”
和珅发誓了。
再说自从呼什图离开福康安的总督府之后，福康安立即派人穿上便服。到民间去察访动静，果然发现有教徒密谋作乱。当他得知刘之协作乱的预定日期后，就派人到白莲教徒的集聚地，秘密埋伏起来，当场就把刘之协等教徒一举抓获，并迅速派人押送京城。
在押送犯人的路上，刘之协想法感化押解的人，到了一片森林地带，刘之协把身上藏着的银子拿出来，送给了押解的人，这样，刘之协就伺机逃跑了。
这件事传到了和珅的耳朵里，和珅当夜起草了一封弹劾书，弹劾福康安，指责福康安与教匪串通一气，实为罪魁祸手。
乾隆皇帝闻言，十分震怒，下令召见福康安。
而此刻福康安并不知道刘之协逃跑一事，还一直蒙在鼓里，这时，他正在督府中寻欢作乐，等待着皇帝的赏赐和奖赏。
皇帝一道诏书，把福康安召进宫里，而此时，福康安还认为皇帝又要为他加官进爵。
“奴才叩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拿下他的顶戴!”乾隆对侍卫下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