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康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立刻被皇上的这道命令吓呆了。
过了一会儿，等他冷静下来之后，还是不明白皇上的意思。只是想，这皇帝今天究竟怎么了，这和珅究竟玩的什么把戏？他满腹的疑问，可就是不敢开口，惟恐再罪加一等，口里只是一个劲地说：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让福康安戴罪立功，迅速赶往叛匪之地，限一个月内将教匪头头刘之协抓获归案。”
这福康安一听，越发不明白了，这刘之协不是押送到京城了吗？怎么还抓刘之协呀？莫非有两个刘之协？
他这样想着，还是没敢问，只是说：
“奴才明白，奴才一定照办。”
福康安说完，就退出了勤政殿。一打听，才知道如此这般。心想，这下我可栽在了和珅的手里。
福康安回到任上，立即下令搜捕教匪。
福康安的手下人一听，哪里还敢怠慢，再说平日福大帅待大家不薄，现在正是报恩的时候，于是大家就纷纷出击，到民间大加搜缉。
这些差役就怕没事，只要有事，就有了弄钱的机会。他们闯到乡里，只要是贡奉钱财者，便平安无事，如果没有钱，那可就惨了，硬说你是白莲教徒，带到了衙门里，要么关进监狱，要么处死。弄得老百姓无路可走，而官府却认为差役办事认真，大加奖励。
于是，差役更加肆无忌惮，横行乡里，而老百姓怨声载道，不堪聊生，无所依归，只好挺而走险，纷纷投奔白莲教，出现了官逼民反的景象。已经入教的，无所逃罪，没有入教的，为势所迫，只好索性从逆，免得受官家虐待。
因此，白莲教的声势，越来越大，越剿越盛，渐渐地在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湖北一带蔓延开来。
尤其湖北最为严重。如保康县为首的是林齐的妻子王氏，当阳县的林之华、襄阳县的姚之富，都是白莲教的首领。其他地方如宜昌、施南、荆门、孝感、汉阳、惠临、龙山、随州、京山、安陆、巴东、归州、新野、邓州、竹山、酉阳、来凤等县都发生了骚乱。
嘉庆帝闻警，大为吃惊，连忙禀告太上皇，商议剿除办法，当下传旨：
湖北总督毕沅、惠龄，围剿枝江一带的教匪；都统永保、侍卫舒亮、鄂辉，围剿姚之富和齐王氏，西安将军恒瑞剿办当阳县的林之华。
从正月剿起，一直到夏天，只有聂杰人被擒获，其余较前规模更大。
当时军风很不正，尤其八旗兵兵骄将惰，虚功冒赏。
此时，云贵总督福康安正戴罪剿匪，他和四川总督和琳，带领人马去剿击苗民。当时苗民首领主要是吴八月和石三保。
当云贵总督福康安和四川总督和琳兵临城下之时，石三保正在饮酒作乐。当他得知被官兵围困的消息后，立即带兵迎击，只因兵少力竭，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但是，就在福康安陶醉在胜利之中时，当地的瘴气侵入福康安的身体，福康安身染重病，命丧黄泉。和琳因大帅身亡，恐军心不稳，便秘不发丧，派人奏闻皇上，并报捷音。
太上皇得知福康安死讯，在和珅的撺掇下，就令和琳接替了福康安的位子，率兵进攻平陇一带的白莲教徒。
和珅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老狐狸倾轧术之二：“接招反击，把对手逼入死胡同”
——先发制人会引发拼死地反抗，往往自己损兵折将却不能置对手于死地；后发制人就不同了，它可以充分利用对手暴露出的弱点，以极少代价将对手彻底掀翻。
人性的战争太诡异难测了，它是一场智慧之战、时间之战、耐力之战，也是命运之战，表面刚强一方并不能主宰一切。老狐狸们的生存哲学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即不去主动出击，而是等待时机，发现对手弱点后，再后发制人。也就是在与对手发生冲突时，老狐狸首先想到的不是“战”，而是“不战”，因为，“不战”，所以可以避免损失，可以避免失去存在，处于暂时不利一方尤以谨记此点。无论眼前的局势如何不利，老狐狸坚信，只要“存在”，就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成为“强者”，在态势上取得“胜利”！
倾轧实战：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早晚会落在我手里
常言道：“无毒不丈夫”，可见，大丈夫是有仇必报的。但是，如果有人得罪了你马上就针锋相对的反击，也不是老狐狸所为。因为，这样作的效果是“杀人一万，自损三千”。
自己有损失的事，老狐狸是不肯干的。和珅就是这样一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老狐狸。
老狐狸做事都是有目的的，他们是有仇必报，他们的等待不会是白等，他们会利用这个时间，扩充自己的实力，寻找对手薄弱处，等待最有利的时机，或者利用这个时间，为对手设计圈套。有一个叫《赵氏独儿》戏中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春秋时期，赵国大将赵盾得罪了屠岸贾，后来屠岸贾受到晋景公的宠幸，但他心中始终没有忘记铲除赵氏以报前仇的恶念。几年来，他一直在等待时机。不久，时机终于来到了。
有一年，梁山突然崩塌，田亩遭毁，河流壅塞，大祸之下，举国震慑。景公非常害怕，以为上天要对他进行惩罚了，于是，他命屠岸贾去找太史占卜。屠岸贾买通了太史，教他卜说之词。太史卜后对景公说：“梁山自崩，乃刑罚不中所为。”景公不理解此意，暗自思忖道：“自继位以来我也没用过刑罚，怎么会有不中之事？”屠岸贾趁机奏道：“所谓刑罚不中，包括很多事，恐怕这指的是已记入史册的赵盾刺杀灵公那件事吧。赵盾犯了不赦之罪，成公不诛戮他，反而委以重任，时至今日，逆臣子孙遍及朝中，他们趾高气扬、欺上妄下，这样的话，要那个刑罚还有什么用呢？况且我还常听人说，他们赵氏，自恃族高人盛，常在一起议论，恐有谋逆之举。对此，很多人不敢直言，我这是冒死说出了这些实话。如今山崩河壅，是上天在为灵公伸冤哪。”
景公听罢觉得有理，又想到不久前在某地作战时，赵氏的几员战将用兵专断，全然不把他放在眼里，顿时气上心头，但又不好擅作主张，就问另外的两位大臣。事先屠岸贾已向他们交代好如何应付，并晓之以利害。所以，这两个人含糊其词，不肯为赵氏分辩一言。景公见状，遂对屠岸贾之言确信不疑。他操笔沾墨，将赵盾的罪状按屠岸贾所述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小声对屠岸贾说：“你拿着这个罪状，看看该怎么办，就自己决定吧，但要记住，切不可惊动其他的人。”屠岸贾接过这个罪状，如同得到了尚方宝剑，欣喜异常，暗忖道：“赵氏家族呵，你不是要和我作对吗？今天我让你血肉横飞，草根尽绝。”
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堵。屠岸贾诛赵之意被当时在场的韩厥看个一清二楚。当天夜里，韩厥就来到赵朔家，将此事原委告诉了赵朔，并劝赵朔赶快逃走，赵朔说，“屠岸贾奉有君命，必然周密筹划大开杀戒，现在我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况且我的夫人即将临产，如果我走了，恐怕赵氏一族的这点儿骨血也保不住了。我若死于之前，那就劳烦将军您了。如果上天有眼生个男孩，可以为赵氏报仇，就叫‘武’吧，要是生个女孩，就叫‘文’。”说完匍匐于地，大泪滂沱，边拜边说：“朔于九泉之下也不忘将军之大恩啊！”韩厥说：“我自愧力薄不能断贼之头，已觉愧疚，将军所托之事我定以命相属。”说完，两人挥泪而别。随后，赵朔叫来门客程婴，把这件事简要地告诉了他，然后，让他护送夫人庄姬从后门上车，悄悄地进入宫中，藏到她母亲成夫人的房中。
次日天明，屠岸贾亲率甲士将赵氏住所围住，然后，他把景公所写的罪状挂在大门上，高呼：“我屠岸贾今天奉命讨逆，有违抗者杀无赦！”遂将赵朔、赵同、赵括等各家男女老幼，尽行诛戮，一时间，尸横堂户，血染庭阶，赵氏家族尽亡。最后，清点人数时惟独不见庄姬。屠岸贾瞪着血红的眼睛对兵士们说：“逃了一个女人倒不要紧，可是听说她将临产，若生个男孩，留下这个逆种，可就后患无穷了。”这时有人报告说：“昨夜后宫曾进来一辆车。
”屠岸贾立刻明白，必是庄姬无疑。他转身乘车火速回宫，见到景公，急切他说：“赵氏家族已全杀光，只是公主夜遁宫中，你看该怎么办？”景公说：“我的姑姑是我母亲最宠爱的人，这事就算了。”屠岸贾又奏道：“这怕不行吧。公主将临产，如果万一生下个男孩，岂不留下祸根？你可别忘了昔日灵公被弑的事呵！”景公说：“好吧，如果她生下的是男孩，就把他弄死。”屠岸贾见不可再强求，就退下。此后，他派人日夜到后宫探刺庄姬生产的消息。
没过几天，庄姬果然生下一个男孩，成夫人吩咐宫中假说生的是女孩。屠岸贾听到这一消息半信半疑，觉得还是亲自看个究竟才好。于是他派人去察看，成夫人说：“有什么好察的，那个女孩生下来就死了。”屠岸贾更觉得其中有诈，就决定自己亲入后宫详察。虽然这是不合乎礼法规定的，可是，由于景公耽于淫乐，国事全由屠岸贾一人处置，他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听说屠岸贾要来宫中搜查，庄姬措手不及，只好把婴儿藏在裤裆中，后托门客把婴儿带出，门客程婴把自己的亲儿子冒充赵朔之子，让门客公孙杵臼领养，屠岸贾把婴儿摔死，把公孙杵臼杀死，以为已经把赵家斩草除根，才放下心来。
老狐狸和珅也同样是一个懂得等待时机的人。尽管有乾隆的赏识，朝中的大臣大多数对和珅已经不敢轻慢。可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和珅出身发迹不由正途，只是靠讨好君王才得以荣显，因此，不把和珅放在眼里了，相处的时候，他们经常语带讽刺，把和珅看作是一个弄臣。
比如，有一次，江西巡抚海成来京述职，到了军机处，和所有的人打千作揖，惟独在和珅面前昂首挺胸，不理不睬，而且说道：“没想到几日之间军机大臣又多了一个，有人坐了冲天的爆竹了，能耐大得很哪。”并且，越说越离谱，竟对和珅的长相进行侮辱。和珅当时并未发作，但自此开始寻找海成的把柄。
乾隆时盛行的文字狱，这海成对收缴“禁书”本来也十分卖力，一年竟收缴了千余部，还说“尚不能一时尽净”，要继续尽力罗掘，因而得到乾隆的嘉奖。但他没有想到，由于《字贯》一书，自己险些丢性命。《字贯》的作者王锡侯，三十八岁中举，后屡次会试都名落孙山，于是杜绝了入仕之心，发愤著书。在乾隆四十年，王锡侯所著的《字贯》刊行面世。这是他花费了十七年心血著就的一本书，他在序中说：“天下字贯穿极难，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识而不知用。今《康熙字典》增加到四万六千多字，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茫然。”他著这部书就是为了能够将天下字贯通联系，使学者能够举一反三，便于查找，可见这是一部简明的字典。
后来，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贬低圣祖康熙的名义告官。经办此案的海成未加认真审核，就奏请先革去其举人，再审拟定罪。乾隆阅过该书，也没有发现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将此事暂时搁在一边。这本书不久落到了和珅手中，他仔细审读，终于在《字贯》序文后“凡例”中看到圣祖、世宗的庙讳及乾隆的御名字样同其他的字同样悉数开列出来，于是，立即向乾隆呈递了奏折。乾隆一听说书中竟如此大逆不道，对皇帝的名字不加避讳，“非常动气”，下令把王锡候处斩，全家二十一人缘坐，并痛斥海成办事不利，革去他的职务交刑部治罪。和珅之所以对《字贯》一书非常上心，其实就是针对海成的，于是，他轻而易举地就把轻慢、侮辱自己的海成送上了断头台。
倾轧实战：设下香饵钓金鳌，一切尽在算计中
要想钓到大鱼，一定要事先准备好诱饵。老狐狸做事都是把问题想复杂一些，困难一些，要事先做好铺垫。这样的话，当对手发起攻击时，一旦察明对方意图后，马上就可以使出万全之策，并进行周密准备。然后，再引诱对手“放马过来”。结果当然只能是“有来无回”。这样做事看似曲折，不如“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样痛快，但却可以保你官场中畅通无阻。老狐狸和珅也多得益于此。
和珅在乾隆一朝，对朝政的最大改革也许就是设立了议罪银制度，犯罪的官员据此可以通过交纳一定的银两来代替惩罚，依旧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甚至有些巴结讨好的官员，即使没有犯错，也会先交上几万两银子，为日后准备。这一制度深为乾隆欣赏，为他带来了无数的白银供他挥霍。不消说，和珅自然也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利益。然而，竟有人敢对这一制度提出异议，这个人就是内阁学士尹壮图。关于伊壮图一案前文已提到，这里加以详述：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于乾隆三十一年考中进士，官授庶吉士，后被迁为礼部主事。乾隆三十九年入阁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五年，他上书向皇帝直言议罪银制度为朝廷带来的不利。关于这件事，《清史稿》中有详细的记载：“高宗季年，督抚坐谴，或令缴罚项贷罪，壮图，以为非政体，五十五年上疏言：‘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在桀骜者借口以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不得不望属员之倾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望玩具之愈，请永停此例，其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亲职，毋须再膺外任。’”伊壮图上书说：各省督抚大员犯了过失之后，蒙皇恩浩荡，不立即革去他们的官职，只罚他们若干银两，以示惩罚，也有一些官员自愿交纳罚金，对于那些多行不法的官员来说，这无异于为他们的行为找到了借口，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继续胡作非为。即使那些清正的官员，因为得到了下属交纳的银两，如果遇到有府库亏空等案件，也不得不为下属包庇恶行。所以，罚银的制度虽然很严格，却非但不能令官员们羞愧，反而容易滋生他们的不轨之心，请求皇上永远废除这一制度。
乾隆接到奏折后，大为不悦。下诏书说：“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今指实覆奏。”让尹壮图指出他所说的事实何在。《清史稿》中同样收录了尹壮图回复上谕的奏折：“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查望。”
尹壮图确实是个书呆子，中进士已经二十四个春秋，对官场依然一窍不通，始终未能混上高级的位置。他的这个复奏，虽然实际上是指出了和珅所创的议罪银制度的弊端，但他的打击面太大，指向整个官僚集团，这对于一向自诩“明君”的乾隆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乾隆皇帝看了复奏以后大力气恼，尤其是尹壮图在奏折中提出，调查的官员要秘密查访，让和珅也是愤恨不已。和珅对乾隆说：“尹壮图所谓的密访实在是不成体统，不能任由他身为朝廷命官任意查访，必须给他指出范围，也不致搅得各地百姓不得安宁。”乾隆感到和珅言之有理，便下令尹壮图每查一地之前，要用快马通知地方的官员。这样一来，和珅已经可以高枕无忧了，想那些府库亏空的府县，在尹壮图到来之前就接到通知，怎会不想办法暂且搪塞过去，尹壮图还能查出什么来。不过，和珅对这件事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他又加了一层保险，向乾隆推荐向来忠心依附于他的庆成陪同尹壮图查访，乾隆也首肯了。下诏命尹壮图与庆成一起去各省调查府库，每到一处必需五百里快马通知各地，不使地方惊慌，而且二人必须尊重地方上的官员，不得以钦差的身份压人，尹壮图要听从庆成的安排，助庆成行事。
在尹壮图还未出发之前，和珅已然做好了准备，将事情准备得万无一失。等待着尹壮图的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和珅在临行前召见了庆成，向他面授机宜。和珅已经派人通知了沿途各省做好安排，庆成要做的是要严格控制尹壮图的行动，不让他与地方官接触，以免横生事端。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用命令约束他。
经过这一番周密的安排，尹壮图还被蒙在鼓里就同庆成一起出发了。
他们第一站来到了山西大同。大同知府是和珅的舅舅明保，此人为人贪婪无度，靠着巴结和珅，才做到了知府。他接到和珅的密报后，把户部钢厂、锡厂里的白银拿来充到大同的官库之中，做出了整整齐齐不缺分毫的样子。等到庆成与尹壮图来了，明保对尹壮图恭恭敬敬，但在接待上却是粗茶淡饭，还对尹壮图说他为官一向节俭，请大人不要见怪，尹壮图不明就里，反而对明保甚是钦佩。等到将尹壮图送回驿馆之后，明保才把庆成邀到家中，预备下奢侈的宴席盛情款待，灯红酒绿，宴饮无度，席间他们不停地嘲笑被欺骗的尹壮图。查验府库自然一无所获。尹、庆一行继续前行，以后所到之地，官员的所作所为更令尹壮图不堪忍受，他们对庆成热情地接待，有说有笑，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尹壮图一般，把他冷落一旁，一到晚上，就有人把庆成邀去赴宴，而尹壮图则一个人留在驿馆之中，连饭食也没有人预备。几处地方走下来，尹壮图也渐渐明白了和珅的意图。满心愤懑，却无可奈何，只有仰天长叹，向皇上写奏折，承认自己夸大其辞，没有真实凭据，实是捕风捉影了，调查中也未发现有什么破绽，请求结束调查回京请罪。
乾隆多次下旨，历数尹壮图的奏折乃是：“希荣卑鄙，饰词谎奏。”史书上记载：乾掳案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状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蹩额兴叹情事”。
等到尹壮图回到京城后，就被刑部以“挟诈斯公，妄生异议律”关进了大狱，判处砍刑。后来，乾掳格外开恩”，不治其罪，并以内阁侍读革职留任，后又将尹壮图升为礼部主事。
不久，尹壮图因母亲年老体衰，回家奉养，直到嘉庆四年。
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要想在对手进攻之前作好充分准备的关键在于有准确的情报，在此基础上才能先敌动手，置对手于被动境地。所以老狐狸什么时候都不会放松对对手的警惕。和珅就是这样，当有人告状时，他往往都是先发制人，抢在对手的前面消除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或者先罢除对手官职，不给对手留下任何机会。
如前文所述，曹锡宝既是想通过弹劾和珅的管家刘全“逾制”，从而扳倒刘全背后的和珅。结果，由于自己行事不慎，竟然拿着奏折去征求好友兼同乡吴省钦的意见，想请他帮自己修改润色。却不知此时吴省钦已经投靠和珅，成为和珅的走卒，结果吴省钦卖友救主，先稳住曹锡宝，后赶紧派快马通知此时尚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陪乾隆消暑的和珅。和珅抢先一步，令刘全马上拆掉逾制房屋，隐藏一切逾制之物。曹锡宝的弹劾落了个查无实据。
这样，由于和珅的早作准备，先人而动，曹锡宝非但没有丝毫撼动和珅，反而被乾隆大肆斥责，最后落个“革职留任”的下常通过这件事，和珅也深深认识到先发制人的重要性。
在“国泰”一案中，和珅也是因为事事做在了前面，才逃过了一劫。和珅知道刘墉和钱沣会查库银，于是快马送信给国泰，令其作好准备，因为钦差马上会来查收。国泰心领神会，马上令下属州县在二日之内把库银持平。于是，山东各州县官吏纷纷从商家手中挪借银两来应付检查。和珅还怕出漏子，在赴山东之前吩咐苏凌阿先准备两份奏折：一份弹劾国泰贪赃枉法，鱼肉乡民，并署上和珅同奏；另一份弹劾刘墉、钱沣，到时视情况而定。
国泰若有变故，苏凌阿便上交弹劾国泰的奏折。和、刘、钱三人赴山东巡视，见库银皆满，未查出异样，后钱沣发现库银并非官银。于是和珅决定丢卒保车，抢在刘墉与钱沣之前，率先下令逮捕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
倾轧实战：出现苗头立即打压，不给对手提供机会
高手过招最难的在于发现对手的意图。之所以说和珅是老狐狸，就在于他能在对手看似无意的举动中，发现其真实意图，迅速采取措施，把危险消灭于萌芽状态。他知道，聪明的对手采取行动一定会有所掩饰，如果不能透过现象抓住实质，一旦对手成了气候，自己就会陷于极其被动之中。
嘉庆继位后，一直就有除掉和珅的想法，而且日益强烈。他在随侍太上皇、虚应和珅的同时，也暗中周旋于和珅党羽之间，并在私下培植自己的亲信。
嘉庆首先想到的是朱珪。
朱珪，字石君，嘉庆亲热地称他为石君先生。朱珪年少时跟随大学士朱轼学习，十九岁登进土，受到乾隆的赏识。后升为侍讲学士，入值上书房，成了嘉庆的老师，自此受到永琰的器重。
永琰即位时，朱珪正任两广总督，嘉庆想把他调到身边，但用人之权操在太上皇手里，就对太上皇说：
“父皇，儿整日班随父皇身边，耳提面命，对国之大事也略知一二，每天耳濡目染，也学会了许多。我朝文典极盛，全凭父皇嘉佑倡导，儿想随师傅学习古体诗和古文，请父皇定夺。”
因为朱珪最擅长古体诗和古文，嘉庆又不便直接说出朱珪的名字，才这样说。
乾隆听了儿子的话，觉得很有道理，赞赏地点点头说：
“儿皇说的是，国家的事由朕来处理好了，你就多学点知识。本朝最擅长古体诗的人是朱珪，他以前又是你的老师，可以让朱珪来教你。”
嘉庆一听，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就谢别了父皇，旋即给朱珪写了一封贺信。
太上皇把和珅找来，说：
“朕准备拜朱珪为大学士，你去办理一下。”
和珅一听，十分吃惊，心想：朱桂平日就跟我过意不去，他又是嗣皇的老师，皇帝想把他调来，明显是针对我啊！
于是，和珅偷偷地拿出嘉庆帝写给朱珪的贺诗，指着其中的几句说：
“万岁爷，嗣皇帝与朱珪关系不一般，有互相邀誉之处，嘉庆向他的老师示恩。”
乾隆听了，说道：
“有这回事吗？拿来让朕看看！”
和珅把嘉庆的诗双手呈给太上皇。乾隆仔细阅看，当他看到：“文笔超韩柳，诗才贯道禅”，“尊师敬独尊”几句时，不免大怒，说道：
“竟有如此之事，将朱珪交刑部处理。”
和珅听了，十分欣喜，转身就要传达谕旨，交刑部处理。
这时东阁大学士董浩恰好进来，因董浩曾主持过刑部多年，对律例十分清楚，乾隆就问董浩：
“嗣皇帝想示恩于师傅，这在律例上应如何处理？”
董浩虽说是乾隆一手提拔上来的人，但对和珅没有好感，他想保护嘉庆和朱珪。说道：
“嗣皇帝并无过分的言论，没有示恩之嫌。”
乾隆听了这话，考虑了很久，觉得嘉庆受禅不久，不宜将事情闹大，只好对董浩说：
“你是大臣，要好好地替朕教导嗣皇帝。”
和珅见状，直恨董浩进来的不是时候，为了阻止朱珪来京，和珅就对太上皇说道：
“朱珪以前是嗣皇帝老师，他的古体诗嗣皇帝已学不少，现在嗣皇帝刚荣登宝座，让其师傅入阁，似乎不太方便。”
和珅这一招非常狠毒，一下就点中了乾隆的痛处——担心大权旁落。
于是，乾隆说：
“朱珪不必来京，也不必交刑部处理，从两广总督降为安徽巡抚试用。”
就这样，在朱珪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的命运在别人手上被玩来玩去，从内阁大学士到交刑部处理，尔后又降为巡抚试用。这一切，朱珪还都蒙在鼓里。
朱珪事件发生后，和珅更加提高警惕，他把自己的心腹吴省兰安插在嘉庆身边，说是帮助嗣皇帝抄录诗草，实为监视嘉庆。
虽然，由此嘉庆更恨和珅，但是在这一回合中，和珅又胜了一常
倾轧实战：四两拨千斤，背后下“绊子”
和珅另一个老狐狸之处在于，当发现自己与对手无法面对面的抗衡时，就在别人背后下“绊子”。常言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在官场上，背后的诋毁和进谗，往往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当然，这种行动君子是不会干的，可是和珅是老狐狸，并不是君子。
和珅心里非常清楚，虽然自己官高位重，但也不能为所欲为，许多大事必须要皇上才能定夺。因此，和珅打败自己对手的最简单的方法就在皇帝面前进谗言。
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打滚的老狐狸们都非常懂得揣摩皇帝的心理，他们知道皇帝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权心受到威胁，所以他们在这方面进谗言，尤其是陷害的对象是那种位高权重、功勋着著的人，一般一告一个准。
例如：秦朝时，在沙丘政变后，赵高的阴谋一步一步地实现，篡权夺位的条件逐渐成熟，现在，剩下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障碍，就是沙丘政变的同盟者李斯。李斯一直是赵高的一块心病，因为他知道赵高的一切阴谋，而且他本来就是反对政变的。他又是一个很有政治经验、位居丞相的人，随时都有可能除掉赵高。所以，必须先发制人，置李斯于死地。
一天，赵高对李斯说：“关东群盗蜂起，可皇上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反而急于征调役夫修筑阿房宫，采办聚敛那些狗呀马呀之类无用的东西。我想劝谏他，可是人微言轻，恐怕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些其实是您当丞相份内的事，您为什么不去劝谏一下呢？”李斯不知是计，非常赞同赵高的意见，说：“本来我早就想进谏。可是现在皇上不上朝，居于深宫之中，很难找到进言的机会。”赵高见李斯上了圈套，就说：“如果您真想进谏的活，我给您留意着，等皇上一有空闲，我就来通知您。”
赵高在二世拥姬挽妾、燕乐正浓时派人通知李斯说：“皇上正有空闲，可以去奏事了。
”李斯赶紧去求见，结果引起了二世的反感。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惹得二世大怒，说：“我平常有很多空闲的日子，丞相却不来奏事。偏偏当我玩得高兴的时候，丞相就来奏事。莫非丞相以为我年轻好欺吧！”赵高乘机向二世进谗说：
“丞相要是这么想的，那就危险了，丞相参与了沙丘之谋，现在陛下已做了皇帝，李斯的地位并没有提高，他的意思是想邀封啊！另外，还有一件事，今天陛下不问，我一直没敢说：丞相的长子李由为三川郡守，造反的陈胜等都是丞相邻县的人，这正是楚地强盗横行的缘由。陈胜的军队经过三川时，李由不肯出击。我听说他们之间还有文书往来，因为现在没有拿到实证，所以一直没敢奏闻。况且丞相在外边的权力，比陛下还要大埃”
二世认为赵高说得有道理，想治李斯的罪，但没有证据，不好贸然行事，于是就派人去调查李由通贼的事。
李斯得知此事，这才如梦初醒，知道上了赵高的当。他想面见二世，澄清赵高对他的诬陷，但二世在甘泉宫中享乐，拒不见他。于是，李斯上书揭发赵高是一个如同宋国的司城子罕、齐国的田常那样的弑君篡位、怀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的阴谋家、野心家，并警告二世：“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二世根本不信李斯的上书。李斯提醒二世说：“赵高并非如陛下所说。他本是一个‘贱人’，‘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这是一个危险人物。”秦二世已完全信任赵高，他怕李斯杀掉赵高，就把这事私下告诉了赵高。
赵高乘机对二世说：“丞相所顾忌的就是我，我一死，丞相就会干出田常篡齐那样的事来。”赵高这一番恶毒的挑唆，使二世从根本上动摇了对李斯的信任，于是，他就把李斯交给赵高治罪。
赵高先把李斯拘捕起来，投入狱中，随即又把李斯的宗族、门客及凡与李斯有交往的人统统收捕归案。赵高用重刑逼供李斯，要他招认与儿子李由谋反之情。李斯被鞭打一千余下，疼痛难忍，便招了假供。此时的李斯还幻想着以雄辩之才，向二世上书自陈，企图以自己为秦所建立的功劳和实无反叛之心来打动二世，赦免自己。他在狱中写了一封自辩书，托狱吏上达二世，狱吏却送给了赵高，赵高一看，大发雷霆，把上诉书扯个粉碎，说：“囚犯怎么能上书呢！”
李斯的上书反倒提醒了赵高：倘若二世真的派人来审问李斯，他肯定会翻供的。于是，赵高又想出一条诡计：他让自己的门客假份成御史、侍中的样子，轮番去审讯李斯。李斯不知其中有诈，就以实情相告，结果每次都遭到残酷的拷打。后来，秦二世派人来核实李斯的供词，李斯以为这又如前几次一样，始终没敢改口，承认了谋反的罪名。赵高把这份供词上奏给二世，二世看后非常高兴他说：“如果没有赵高，我几乎被李斯所卖！”
这样一来，李斯便被定成死罪。二世二年七月，处决李斯，腰斩于咸阳，夷灭三族。
临刑前，李斯凄楚地对他的二儿子说：“我们再也不能牵着黄狗到上蔡东门外去追逐狡兔了！”父子二人抱头痛哭，但一切已悔之晚矣！
和珅也常利用赵高这一手来打击对手。例如，清朝考察官员，京官叫“京察”，外地官员叫“大计”。三品以上官员向皇上自陈，四品以下的部院司员由吏部、都察院长官考核，大学士同察。
和珅原来担任吏部尚书，可以利用考察官员的机会铲除异己、培植私党。但嘉庆元年时，吏部尚书已经由刘墉担任。身为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和珅，虽然可以同察官员，但毕竟不太方便。于是，和珅就上奏太上皇乾隆：“此等重要之事，应悉归内阁与军机处署理，吏部辅助参考，以杜绝徇私舞弊。”打算从吏部手中把考察官员的权力夺回来。但嘉庆认为由吏部主持考察官吏乃是祖法，且吏部尚书刘墉清正廉明，因此不必变更。太上皇当时也未置可否。和珅见自己的打算没有得逞，于是使出“背后下绊子”的手段。当嘉庆走后，和珅对乾隆说：“太上皇，皇上是要掌握铨选升调天下官吏之权，皇上素示恩于刘墉，如此，天下官吏尽入皇上案前了。”和珅一下点到了乾隆心里最痛之外，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会成为一个无权的太上皇。因此，听了和珅的话后，立即颁旨调刘墉为工部尚书，福长安为吏部尚书；并将考核官吏的权力交于内阁和军机处，吏部只提供考选材料。和珅运用“进谗”的手段，终于重新掌握了官吏的考核权，而且还使自己的亲信福长安担任了吏部尚书，而且还排挤了自己的对头刘墉。
老狐狸倾轧术之三：“借风行船，利用对手为我出力”
——整治对手的最高境界就是使对手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办事，或者创造一种局面，迫使对手不得不为我出力。
对于和珅来说，借用对手之利的一种方法，就是当发现对手作某件事一定成功时，自己就同他绑在一起，自己不用出力，也同样会收获成果。
乾隆二十年，内阁学士窦光鼐被授予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学政。他在浙江任上的时候，见浙江各县府库亏空，官吏们胡作非为，对百姓横征暴敛，便于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上书乾隆，他在奏折中写道：“臣闻嘉兴、海盐、平阳诸县亏数逾十万，为察覆分别定拟。”于是，乾隆特命尚书曹文植、侍郎姜晟前往浙江调查。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与窦光鼐所奏的不符。和珅听说这件事后，忙向乾隆进言：“浙江吏治腐败，前往调查的诸位大臣所奏各个不一，其中定有虚假，皇上须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亲往探察，方能知晓实情，臣以为唯军机大臣阿桂可堪此重任。阿桂此去，必能查清此案。”乾隆同意之后，和珅又请求乾隆派他的弟弟和琳与同阿桂一起去浙江办案。
和珅凭多年的为官经验，认为窦光鼐所参奏的事绝不会有假，阿桂此去定能查个水落石出。而他的弟弟和琳此时只是一个笔帖式，一向没有什么功劳，因此，和琳跟随阿桂，什么都不用做，回京即可获享一个大大的功劳，可以借阿桂之实，使和琳得以升官。这一安排足见和珅的高明之处。
果然不出和珅所料，阿桂调查浙江一案，和琳却凭空捡了个大便宜。案件结束后，已升为户部侍郎的和珅党羽苏凌阿，马上抓住时机为和琳邀功，向乾隆上奏道：“和琳虽官卑职小，但此次查案，甚为公正，且颇干练，终使案情大白于天下，显圣上持政整肃清正，和琳实应嘉奖。”于是和琳得了个杭州织造的肥缺，此后不久，又升为湖广道御史，从此和琳飞黄腾达起来。
倾轧实战：硬骨头留给别人啃，自己坐收渔利
和珅对于“借助他人之力”这一计策运用得最炉火纯青的是，让对手去冲锋陷阵，最后，别人拼死才得来的成果，自己顺顺利利地分上一份，甚至一大份。如果对手没有成功，也可以达到打击对手的目的。和珅保荐对手福康安去平复台湾之乱就是一例。
正如前面所言，福康安深得乾隆信任，一朝之中，大概除了年高德勋的阿桂，能和和珅抗衡的只有福康安了。据当时的外国使臣记载，福康安“稍欲歧贰于和珅，颇自矜持，收拾人心，而宠权相符，势不两立”。的确，和珅屡次想要排挤打击福康安，却终未成功。
而台湾之乱，则由来已久。随着大批大陆的民众迁移而至，由闽、广、浙沿海一带迁徙而来的客家人逐渐与台湾的土著民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方，经常发生冲突。所以，由大陆到台湾谋生的汉族百姓按籍贯结成帮派，以便求得生存和发展。由此，台湾出现了天地会、铁鞭会、小刀会、铁尺会等很多秘密组织，其中，天地会就是一个影响较大的秘密会社，首领为林爽文。
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林爽文带领的天地会与台湾的另一秘密会社雷公群体械斗。台湾总兵柴大纪带兵镇压，捉拿了天地会会员张烈。林爽文率众会员劫走张烈，与官兵交战。激战中，还射死了官兵的一个把总。柴大纪追剿天地会，林爽文不得不率众起义。自称大师，椎牛歃血，制造军器，树起大旗，连夜进攻清军营地，大败清军。林爽文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下了彰化县城，杀死了城中的大小官员，在彰化以“顺天盟主”的称号发布告示：“照得本盟主因文武贪污，剥民膏脂，所以本盟主顺天行道，共举义旗，剿除贪污，拯救万民，以快民心。”在这种危急时刻，军机处向乾隆转呈了闽浙总督常青的急报：“台湾彰化县贼匪林爽文结党设会，严重危害岛内安全，聚众滋事，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十一月二十七日，彰化县俞峻在大墩拿贼时，县城也被贼众占据……”乾隆看罢，大为恼火，和珅立刻推荐自己的门生常青前去镇压，希望能够一举平定台湾。谁知，常青乃是酒囊饭袋，按兵不动，不敢出击，使乾隆迁怒于和珅。于是，和珅想到了福康安，他明白乾隆对福康安的器重，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乾隆也一定想到了福康安，自己何不来个顺水推舟，如果福康安能够得胜回朝，自己可坐享举荐之功，即使他败了，也可利用这一机会挫一挫他的锋芒，实在是一举两得。况且，乾隆知道他与福康安平日不和，如果这一次他能不计前嫌举荐福康安，更是一个在乾隆面前树立自己的形象的大好机会。于是，和珅就向乾隆进言道：“常青年老无能，当务之急是要派一位真正能征善战的将军，只有陕甘总督福康安是最适合的人选，他足智多谋，身经百战，相信除他之外再没有别人足以当此重任了。”
和珅这一招果然奏效，不仅说中了乾隆的心思，而且让乾隆对他和珅另眼相看，在乾隆看来和珅毕竟不同于—般的大臣，他能不计前嫌，心地宽广，实在是难能可贵呀！于是，当即准和珅所奏，命福康安征台。同时，和珅也没忘记给福康安“下绊子”，他又向乾隆进言说，派去增援的军人在精而不在多，台湾现有近十万大军，林爽文之徒不过是乌合之众，况且，大军过多，所需粮饷势必也会猛增，更加会滋扰地方，造成民众不满之情。于是，乾隆一一采纳了和珅的建议，下诏命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台湾替代常青，督办军务，又谕令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各带内宫侍卫等二十人前往台湾，调湖南、湖北、贵州等地绿营兵各二千人，以及四川兵二千人，增援台湾。
福康安接到这一命令，不免大为不安。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贼匪众多，地势不熟，实是一场恶仗，再加上增援的大军统共不过六千人，怎能指望平定叛乱。然而，君命难违，只好率军一战。好在，福康安在台湾苦苦争战一年有余，终于在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五捕获了林爽文，将他押解京师，台湾之役才宣告结束。
和珅的目的达到了。因平定台湾有功，乾隆赐福康安黄腰带、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同时，赐和珅紫缰，并封为“三等忠襄伯”。虽然和珅并未亲临战阵，但乾隆还是感到和珅功不可没，因大军军饷全赖他一人筹划，特赐诗一首：
承训书谕兼通满汉，
旁午军书惟明且断。
平萨拉尔亦曾督战。
赐爵励忠竟成国翰。
福康安在台湾多次遇险，出生入死一年有余才得此嘉奖，可见，此次大功得来不易。而和珅却安居朝中，就被封为“三等忠襄伯”，实在是得益于他善于坐收渔利的本领。
老狐狸倾轧术之四：“冷静周旋，把危机消弭于无形之中”
——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但是一次重创就有可能让你赔个精光。
因此，面对险境时，一定要善于运用“太极推手”，绵柔化解之中暗藏反击之势，既可自保，又可攻敌。
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困境，重要的是能够临危不乱，沉着应对，才有可能扭转不利的局面，渡过险境。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难。但对于老狐狸和珅来说，却不是什么难事。
多年的宦海生涯，让和珅练就了一身“紧睁眼，慢说话，脑筋急转弯”的硬功夫。
这样才使他在险恶的官场中，总能化险为夷，安然无恙。
倾轧实战：抓住对方漏洞，“咸鱼”大翻身
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对手处心积虑地要置自己于死地时，出手一定会非常重，这时最重要的是不能慌乱，一旦沉不住气，你就必死无疑了。反过来说，如果你能够临危不乱，沉着应对，你就有转败为胜的希望。当你具备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心理素质，你就可以细心寻找对手的漏洞。这个漏洞一旦被你找到，即使不能一举击败对手，也总可以自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