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须练就一身察言观色、随机应变的硬功夫。常言说：“伴君如伴虎”。老狐狸要想媚上，必定这方面身怀绝技。下面看一看清末大太监李莲英是如何媚上的。
有一天，清朝的慈禧太后出宫，路过总管李莲英府，见李府门上挂着“总管李寓”的匾额，慈禧凝望了片刻。李莲英没有忽视慈禧的这一神情，虽是太监总管，但挂上这种牌匾，未免招遥李莲英等回宫以后，即刻向慈禧请假，回到家中，摘下匾额，除下上面的金字。
然后他到慈禧面前说：“奴才不常回去，小太监不知好歹，居然在我家门上挂了‘总管李寓’的匾额，我是头一回看见。我刚才回家一趟，摘下匾额，撕下金字，把那个混帐小太监狠打了一顿，交内务府查办了。”慈禧心里本来有点儿不高兴，听他这么一说，便烟消云散了，就让他放了那个小太监，不必送内务府查办。
另一次，一位大臣买了一座西洋钟，想献给慈禧，又怕不中慈禧的意，就请来李莲英，让他先看看这钟到底如何。原来，这是一件做工精巧、价值昂贵的自鸣钟，每当报时，钟内神龛会自动开启，走出一个小人，小人展开条幅，条幅上写有“万寿无疆”四字。这钟的设计，可谓极尽巧妙了。李莲英思索了一会儿，还觉不妥。他说：“万一这机器出点儿毛病，小人儿手里的条幅只展开了三个字，成为‘万寿无’的字样，你的身家性命还保得住吗？”
那大臣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去退了自鸣钟。
后来，李莲英又把自鸣钟弄来，把小人手中条幅上的字换成“寿寿寿寿”四字，这样即使发生故障，也不会出现“万寿无”的诅咒之语了。李莲英处处小心，时时在意，这两件事可见一斑。
同李莲英对慈禧一样，和珅对乾隆已经到了心思一动，无所不知的程度，这时再拍起马屁来，自然可以投其所好，随心所欲了。要想了解别人想什么，然后再投其所好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一件别人给和珅送礼的事例颇能说明问题。
可见，媚上同治病一样，需要“对症下药”，这里的“症”就是主子内心的秘密，这种秘密是不会轻易示人的。谁能最先掌握这种秘密，谁就能找到了一架“登天的天梯”。
相传江苏吴县有一个珍珠商吴某，专作奇异珍珠出售，他为了增加珍珠的价值，在每个珠子外面用赤金包裹成丸状，增加珍珠价值。这样，大粒值二万金，次者也值万金，最便宜的也有八千金。尽管如此昂贵，买卖仍然十分兴隆，同行见出入他市店的客人都是些达官贵人，而且个个出手十分大方，每次买货都在数十个珍珠，不禁对此惊羡不已。
一日，毗邻珍珠商殷某，又见一达官模样者走入吴某店里，禁不住也走进吴某店中，想看个究竟。
只见那达官指使仆人，将所携银两全部倾倒在柜台上，吴某见状，不禁大为吃惊。问道：
“大人，仍是要那包金珍珠？”
“当然，舍此我任何东西都不稀罕。”达官拍着胸脯，气壮如牛。
吴某一见这么多银子，一数60万两，货不敷银，面有难色。
殷某见状，赶快搭讪：
“这位大人，本店即在隔壁，内有珍珠串者，四方奇货，八方争相购存。大人财大气粗，何不过去一睹。”这位珍珠商也想为自己拉买主。
“尔等有所不知，我要吴老板之包金珍珠当有大用。”
达官模样者说起话来显得有点神秘。
“大人派何用场，能否透露一二，让我辈也开开眼界。”
殷某也颇有兴趣。
“和相国你们可知道否？”达官模样者以发问的形式说开了。
“和相国，此乃乾隆爷宠臣，知有乾隆爷当知有和珅，妇孺皆知，妇孺皆知。”
殷某说着便笑了起来。
“知和相国并不为奇，尔等可知和相国的嗜好？”达官在卖关子。
“这吾等就难以知晓了，你想，和相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他整天围着乾隆爷转，宫内之事何以知晓。”
达官压低嗓门说道：
“吾与吴老板多年交情，今日你们既然如此想知道，实以相告，乃属交谊。但两位绝不可走偏风声，否则有灭顶之灾。”
“大人尽可放心，我等只做买卖，他事不问，定不会传出。”
达官乃道：
“和相国有一大嗜好，为延年益寿，增强记忆，他每日清晨必服一粒吴老板所制包金珍珠。”
此话一出，吴、殷两位珍珠商不禁目瞪口呆，哑然失声。
只听达官对珍珠商吴某说道：
“今日所带银两全部留作存储，日后吴老板所制珍珠，敝人就全包下了。”说完叫仆人带上包珍珠，扬长而去。
可见，如果能够巧妙地剥去主子小心设置的伪装，发现其内心隐藏的秘密，就等于发掘到了一个奇货可居的“宝藏”。
媚上实战：小处见真功，潜移默化塑形象
许多人都梦想着能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朝”得到主子的赏识，从而脱颖而出，但却常常忘了，自我形象的塑造必须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和珅能使乾隆对他的良好印象愈来愈巩固，到了坚信不疑的地步，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就绝不是一般的弄臣之流可及的。这一切都凭着他的才思敏捷，精明干练，一次次在乾隆面前展示才华，才得以实现的。史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足以说明仅凭献媚功夫，和珅是无论如何不会升得如此之快的。
一日，和珅随侍乾隆在圆明园的水榭上读书，不知不觉中，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乾隆看不清手中的《孟子》上用小字排的朱熹的注解。于是，乾隆说：“和珅，去拿灯来，这行注，朕看不清了。”和珅躬身问道：“不知皇上看的是哪一句？”乾隆答道：“人之道也，饮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听到这里，和珅朗声背道：“言水土平，然后得以教稼穑；衣食足，然后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也，弃为之。然言‘教民’，则亦非耕矣。树，亦种也。艺，殖也。契，音薛，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无教，则亦放逸怠情而失之。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书》曰：‘天叙有典’此之谓也。”乾隆等他背完，高兴地说：“不知爱卿竟有如此的造诣。”于是，乾隆背文，和珅背注释，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背了很长时间。过了没几天，和珅就被乾隆升为户部右侍郎。
和珅的博闻强记，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也许并不罕见。同时，和珅在经典上的才学比起与他同朝的刘墉、纪晓岚来，更是差得很远。这一点和珅自己也清楚，他知道，要想在人才济济、竞争激烈的朝廷中出类拔萃，就必须有别人所没有的才能，必须起到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
乾隆一朝同藏、蒙关系密切，经常有文书往来，然而朝臣中却少有人懂得这两种文字。和珅在咸安宫官学中，努力研修，精通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乾隆七十寿诞之时，西藏六世班禅呈来一份文书。乾隆接过一看，却是藏文，随行的众位官员无一人懂得。乾隆立刻想到了和珅，派人火速传他前来。和珅到来后，拿起信念道：“小僧自幼仰承文殊菩萨大皇帝豢养之恩，不胜尽数，非他人所能比。小僧乃一出家之人，无以极称，虽然每日祝祷文殊菩萨大皇帝金莲座亿万年牢固，并让众喇嘛等学经祈祷，但仍时时企望觐见文殊菩萨大皇帝。庚子年为大皇帝七旬万万寿，欲往称祝，特致书大皇帝膝前，以达敝意。”
乾隆听罢大喜，七十大寿若有班禅领班诵经，宣扬佛教，会见蒙藏王公贵族，一人来朝而万众归心，必然会使祝寿活动大放异彩。当即命和珅拟诏。于是，和珅马上用满、藏、汉三种文字拟好了诏书，使乾隆更加高兴，就命和珅全权负责在热河修建庙宇，待班禅进京时居祝
就这样，由于和珅具有其他大臣所没有的卓越的外交才能，乾隆任命又他为理藩院尚书，管理蒙、疆、藏事务及外交上的一切事宜。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和珅所为并不是不学无术之辈能够做得了的。
和珅最终能形成这样的声势，全凭他每日小心谨慎，时刻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及至嘉庆当政以后，乾隆仍然有意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简直是形影不离。
媚上实战：要坚信“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老狐狸们之所以都是拍“马屁”的高手，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是胡吹乱拍，他们有一套拍“马屁”的哲理。他们能够在任何状况下都坚信“马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懂得“马屁”的拍与被拍都是人性的需要。因此，拍马屁要拍得艺术，就必须拍在点上。喜欢奉承则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只要看准对方的心思，就可以一拍即准。
唐朝李义府是一个颇具才华的人，曾因“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的谦卑诗句而获得太宗的赏识。其人的谄媚功夫更是天下难得。
李义府是瀛州饶阳人，因祖父在四川做官，因而全家迁居四川。
贞观八年，剑南道巡查大使李大亮出巡，发现李义府才学出众。于是举荐他，被补为门下典仪，由此，李义府开始跻身于朝廷。在此期间，又得到黄门侍郎刘洎和御史马周的赏识，两人又合力向唐太宗举荐。唐太宗召见他，让他当场以“咏鸟”为题，赋诗一首。李义府脱口吟道：“日里扬朝彩，琴中闻夜啼。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李义府的咏鸟诗充分流露出他想做朝官的急切心情。唐太宗听后颇爱其才，便说：“与卿全树，何止一枝！”授予他监察御史，并侍晋王李治。晋王立为太子，他又被授予太子舍人，因为他文才不凡，与太子司仪郎来济被时人并称为“来李”。李义府曾写《承华箴》上献，文中规劝太子“勿轻小善，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由正。”还说：“佞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太子将这篇文章上奏，太宗很欣赏，下诏赐予李义府帛四十匹，并令其参与撰写《晋书》。
太子李治继帝位(650年)，李义府升为中书舍人。永徽二年(651年)，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李义府的青云直上，颇引起朝臣们的注意，特别是他由刘洎、马周引荐而来，又与许敬宗等相连结，曲意奉迎，长孙无忌奏请高宗贬他到壁州做司马。诏令尚未下达，李义府已有所闻。急忙向中书舍人王德俭求教。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其貌不扬，诡计多端，善揣人意。他向李义府献计说：“武昭仪正在被宠幸，皇上有立为后的打算，但碍于宰相上官仪的阻挠，不能如愿，如果你能促成这件事，就可以转祸为福了。”李义府听后，心领神会，深感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只有赢得皇帝的欢心。
于是，李义府马上行动，立即上表高宗，谎称立武昭仪为皇后是众望所归，请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高宗闻后正合心意，马上召见了李义府，不仅赐给他宝珠一斗，还将原来贬斥到壁州的诏令停止不发，留居原职。武昭仪也秘密派人向他表示感谢。时为永徽六年(655年)。李义府于是便和卫御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等人结为武昭仪的心腹。这年七月，李义府又升为中书侍郎；十月，王皇后废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十一月，李义府又由中书侍郎拜为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
真是一条好计得逞，立即青云直上，和珅也是此中高手，他在朝廷上就特别讲求同皇帝说话的方式。因为他明白“直言直语”的得失，因他看来，直言直语是一把双面利刃，而不是一把可以劈荆斩棘的开山斧。
其实直言直语是人性中的一种很可爱、很值得大家珍惜的特质，因为也惟有这种直言直语的人，才能让是非得以分明，让人的优缺点得以分明。只是在险恶的人世上，直言直语却是有这种性格的人的致命伤，理由如下：
喜欢直言直语的人说话时常只看到现象或问题，也常只考虑到自己的不吐不快，而不去考虑旁人的立尝观念、性格。他的话有可能一派胡言，但也有可能鞭辟入里；一派胡言的直言直语对方明知，却又不好发作，只好闷在心里，鞭辟入里的直言直语因为直指核心，让当事人不得不启动自卫系统，若招架不住，恐怕就怀恨在心了。所以，直言直语不论是对人对事，都会让人受不了，于是人际关系就出现了阻碍，别人宁可离你远远的，免得一不小心就要承受你的直言直语；不能离你远远的，那就想办法把你赶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为静。
喜欢直言直语的人一般都具有正义倾向的性格，言语的爆发力杀伤力也很强，所以有时候这种人也会变成别人利用的对象，鼓励你去揭发某事的不法，去攻击某人的不公。不管成效如何，这种人总要成为牺牲品，因为成效好，鼓励你的人坐享战果，你分享不到多少，成效不好，你必成为别人的眼中钉，是排名第一的报复对象。
所以，和珅这种老狐狸在对上方面驾驭语言方面是非常讲究的，如：
对人方面，少直言指陈他人处事的不当，或纠正他人性格上的弱点，这不是爱之深责之切，而是在和他过意不去，而且，你的直言直语也不会产生多少效用，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堡垒，自我便缩藏在里面，你的直言直语恰好把堡垒攻破，把他从堡垒里揪出来，他当然不会高兴！因此，能不讲就不要讲，要讲就迂回地讲，点到为止地讲，他如果不听，那是他的事！
对事方面，少去批评其中的不当，事是人计划的、人做的，因此批评事也就批评了人，所谓对事不对人，这只是障耳法。除非你力量大，地位高，否则直言直语只会替自己带来麻烦！如果能改变事实，则这麻烦倒还值得，如果不能，还是闭上嘴巴吧！如果非讲不可，也只能迂回地讲，如果没人要听，那是他们的事！
尽管“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然而，没有多少人乐意听到逆耳的话语，尤其是像乾隆这样心高气傲，围在身边的都是歌功颂德之徒的一国之君。皇上整日听到的话都是非常委婉动听，偶尔，一句违逆圣意的话，听起来会显得愈发刺耳。因此，和珅对此更是格外小心。
例如，林爽文在台湾起义之后，前去镇压的常青屡屡受挫，迫于无奈，只得向朝廷如实汇报。知道前方战况后，乾隆心中不禁有些担忧，不知道何年何日才能让天下复归太平。静静地站在一旁的和珅，看出乾隆的心思，就走上前说：“皇上，奴才之见，林爽文之徒不过是一个寻常的贩夫走卒，能有多大的本领，一定是孤注一掷，想拼几个人与他陪葬，朝廷大兵一到，他焉有不败之理，皇上不必过于忧虑了。”乾隆明白和珅所言只不过是宽慰自己的话，可听起来还是感觉舒畅了很多。和珅继续说道：“常青所为也有失体统，林爽文小小的叛匪，不值一提，他怎么能闹得邻近诸省都人心惶惶呢，怎么能派两路提督去惩治这伙小小的匪贼呢，都是奴才平日教导不够，他才如此小题大作，草木皆兵，哪还有一点总督的气度？”官兵“剿匪”屡战屡败，闹得邻近诸省人心思动，惶惶不安，可这样的事实到了和珅口中，竟全都是因为常青个人气度不够，一句话就把前方的困境化于无形之中。乾隆听了，也稍稍放宽了一些，打消了要继续派兵增援的念头。
不久以后，前方的战况依然不容乐观。乾隆在早朝之时，向群臣询问良策，表示要御驾亲征。和珅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何尝不知台湾战局的实情，林爽文之徒虽然人数不众，但多骁勇善战，再加上占有地利的优势，几致立于不败之地。乾隆亲征，全国人心必然更加不安，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劝阻乾隆却又不能把实情直说。于是，和珅上前几步说：“万岁爷，此事万不可出此下策，依奴才愚见，台湾战事不佳有其深刻的原因，皇上治国，中正仁和，轻描薄赋，爱民如子，料想台湾的百姓未曾被及圣恩，这才心思造反，责任在于地方官员没能将万岁爷的仁爱之心示之于民，一旦官员警醒，施以仁政，百姓必会人心思归。前方战事，除继续用兵外，奴才以为，还可颁布告示，攻心为上，分化贼匪与普通百姓，从内部攻破，这样一来，外有大兵压境，内有人心背离，贼匪不日可破。”和珅的一番话，既称颂了乾隆的仁政，又指出了破敌的方略，更重要的是指出，破敌并不难，杀鸡焉用牛刀，何须皇上御驾亲征。乾隆被和珅说得飘飘然，也觉得自己有些过虑，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
可见，和珅能在皇帝面前翻云覆雨是与他善于溜须拍马分不开的。
媚上实战：事事超前，做主子肚子里的“蛔虫”
正如前面所言，能够明白主子的意图，然后投其所好加以奉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事事都想到主子的前面就更困难了，这需要高超的媚上功夫。老狐狸和珅就能做到。
例如，乾隆一生中曾因多次南巡，尽管他喜好畅游山水，可是，如果说乾隆南巡只是为了领略江南的湖光山色，倒也有失偏颇。江南各地素以物产富饶、人文鼎盛而名满天下。经宋、明以来，朝廷屡次衣官南渡，中国的文化命脉得以在江南一隅延续不衰。清军入关以后所向披靡，惟有在江南受到了以书生文人为首的义军的顽强抗争。因此，才有了诸如“扬州十日”等惨不忍睹的屠城事件。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实是对江南的文人们伤透了脑筋，再加上清王朝自认秉承了传统华夏文化，对人文鼎盛的江南也未免心存忌惮，希望能够安抚士人。所以，乾隆南巡一个重要目的，是借机笼络人才和地方的豪强大户，消弭反清情绪，营造满汉一体的民族感情氛围。
另外，民谣曰：“苏杭熟，天下足。”自宋明以来，江浙一带加上南巡必经的直隶、山东等省，全都是物产丰富的地方，是整个国家的命脉所在。因此，乾隆要趁南巡的机会省视河道，摒除水患，发展农业。
这些道理，乾隆只是放在心中，并未向外人道及，和珅却早已了然于胸了，所以他总是力排众议，屡屡劝乾隆南巡。每次南巡，乾隆最担心的是银子。他前四次南下，每次都花去了大约四十万两白银，所以当他又准备下江南的时候，就有一些官员出来力阻，理由就是国库空虚。于是，和珅就发挥他特有的作用，从财政上大力支持，这使乾隆感到非常满意。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十二日，当乾隆以“观民省方，勤求治理”的名义，开始第五次南巡的时候。和珅马上表示，内务府只需要出御驾的日常费用，其他的绝大部分开销全交由他一人筹措。和珅立刻传令各省的督抚、盐政、河督，命他们建造修葺行宫，抓紧时间建造龙舟。很快水路旱道俱已疏通，行宫园林也都建好了，各地的龙舟摆满了运河，达到几千艘。老狐狸和珅自己未出一分一文，就将一切置办妥当，使乾隆龙心大悦，赞赏和珅精明能干。
这次南巡中，所到之处，和珅与乾隆形影相随，御驾经过的地方，各地官员全都跪拜接驾，和珅站在乾隆的身边，显得更加威风凛凛，和珅又借此向地方官展示了自己在乾隆面前非比寻常的地位。
古人称扬州为“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自古就是繁华烟花之地。
乾隆每次
南巡，扬州都是必经之地，扬州的慧国寺、倚虹园、致佳楼、恰情堂、法净寺等名胜，都有乾隆御笔亲提的匾额。因此，和珅自然不敢对扬州掉以轻心，他亲自命扬州的官员布置，城里的大街小巷，全都铺上了锦毡，两边挂满了丝绸。圣驾一路经过，美不胜收。乾隆驻跸的行宫也修葺一新，并在行宫内新开凿了两个人工湖，堆了许多用太湖石砌成的假山，极尽江南园林之精美。和珅的付出没有白废，好大喜功的乾隆对和珅的能干大为满意，面对着满园春色，又把和珅好好嘉奖了一番。
和珅一面借助皇帝的权威，大肆勒索盐商们的大量银两，另一方面，又借盐商们的富有，讨好了乾拢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左右逢源，和珅真可谓是一只诡计多端足智多谋的老狐狸。
老狐狸媚上术之二：“主子离了我也玩不转”
——老狐狸媚上高人一筹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仅靠逢迎拍马、厚颜无耻，或者夸夸其谈、纸上谈兵，他们会拿出真实才干，使主子指使你，依靠你，进而把主子“套牢”。
很多人都认为像和珅之流的老狐狸们一定是“草包”，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如果和珅真的才学平平，在一代名君——乾隆面前，他根本没有机会脱隐显扬，也不会平步青云、步步高升。因为，仅仅会拍马屁，也只是让主子认为你“可用”；只有有了真才实学，主子才会认为你“好用”。既“可用”又“好用”，你才能被“重用”。和珅非常明白，乾隆所需要的不是只会吹拍和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而是要有“巧于迎合，且工于显勤”的干练之才。
媚上实战：“你想玩，我出钱”
乾隆所以特别宠信和珅，原因很多，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和珅有一套敛财的非凡本领。和珅为了满足乾隆晚年穷奢极侈的生活开支，以及连年征战所消耗的巨额费用，确实费了不少心思。
乾隆是一位英明的帝王，但到了晚年逐渐糊涂起来。他渐渐喜欢追求泱泱大国的皇家气派和豪华场面，却又要示人以严谨勤俭、爱民如子的明君形象；和珅为乾隆想好许多敛财的办法，他们之间好像形成了默契。乾隆在朝堂上下令不要铺张，和珅便在下面怂恿督促地方官员、各地富商们加紧捐贡。在和珅的主持操办之下，只一年内务府就扭亏为盈，国库中的银子也多了起来。在各种方式中，最重要的是和珅创建了“议罪银”制度，犯有过失的官员，可以纳银赎罪免去处罚，而“议罪银”制度得到的巨额的银两，有85％供皇帝个人挥霍，不入国库。和珅等于是为乾隆个人建造了一个小金库，乾隆怎么能不高兴呢？
尽管乾隆统治的前半期，国力强盛，国库也较为充裕，但抵不住他中晚年以后的无限制挥霍和穷兵黩武。眼看着国库日见难支，为了满足他好大喜功和粉饰太平的欲望，他非常需要一个善于理财又能广开财路的能人，而和珅正是适应乾隆的要求应运而生的。
由于阶级和当时社会历史的限制，再加上和珅生性贪婪，决定他不可能从发展社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着眼去增加收入，广开财源。他首先是把眼睛盯在了地方官吏的腰包里。他千方百计，无休止、无限制地利用各种方法让地方官员们向皇帝贡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少不了他的好处，白花花的银子流向了户部银库和内务府广储司，也同时装进了和珅私囊。
当时，上自清政府各部官员，下至封疆大吏、知府、知县，以及盐商、行商、票商们，每年都要把他们搜刮来的大量钱财和稀世珍宝献给皇上，以讨其欢心。尤其是皇太后、皇上、皇后过生日的时候，借着做寿的机会，更是趁机向各级官员和商人们大搜刮。虽然乾隆也曾几次下谕旨，表示反对贡献，其实这只是官面文章，官员们照送，和珅照收。
不但国内官员、商人们送，连朝鲜、安南、琉球、吕宋、缅甸及英国等许多国家的朝贡使臣也进贡了大量珍宝。保存至今的清朝传世珍宝，有相当一部分是乾隆时代的，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和珅在不大动用国库库存的情况下，满足了乾隆奢华享用的需要，服侍得他舒舒服服，使其十分高兴。他越发觉得和珅聪明、能干，是他得力的助手，值得他信赖。
其实这些钱财既不是这些官吏自己生产的，更不是把他们自己的家私拿来贡献给皇上的。他们只有向人民巧取豪夺，加重盘剥才能获得，因此广大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了。
和珅平日对内务府的管理，对崇文门税关的控制十分严格。他为了能多收入、少开支，确实动了不少脑筋。他对于钱财“精打细算”，“锱铢必较”。为了增加收入，他几乎到了“雁过拔毛”的程度。如，他所掌握的重要进财口——崇文门税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崇文门税关衙门设在今崇外上三条至四条胡同之间。明朝时，北京内城九门均设有关卡，向过往客商、官员以及进京举子收取课税。到了清朝时，把九门征税，改为崇文门统一征税，另设有几个巡查税口。崇文门税关设有正副监督各一人。本来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应该由内务府包衣出身的官员担任，但到乾隆时期，有时皇上也常把这一进财肥缺委任给他的亲信大臣，因此，和珅为了敛财，兼任了这一职务。据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记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虽“言官属劾，谕旨屡戒，而积习如故也。”他们对于来往客商行旅、进京官员与赴试士子等一律征税。“凡外吏入都，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大臣殿觐，亦从无与较者。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关吏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装褥，事竣还之而去。”朝廷命官尚且遭到如此待遇，而一般平民百姓所受敲诈勒索更苦不堪言。按税务规定，凡小商贩携带的箕筐、笤帚、鞋袜、米面、布匹、菜蔬、瓜果、食物等物可免税入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照纳不误。据说当时京畿一带的商民、百姓入城时，均在帽沿边上插两文钱，走到城门由税吏自行拿取，彼此并不用搭话，几乎成了制度。如商贩偶不缴钱，税关的营并巡丁就要扣下货物，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燕都杂咏》中有一首讽刺诗，真实的反映了当时情况：“税榷九门全，权归阉寺专；村氓挑负至，任取鬓边钱。”但并不是全国就这一个崇文门税关索要苛刻，它只不过是户部所属的30个榷关之一。和珅倒台后，核减户部所属税关的赢余数目时，崇文门税关定额为每年17、32万两，在30个税关中乃居第四位，仅次于粤海关、九江关和浒野关。
此外，崇文门税关，除了收税外，还承担着一些其他任务。如代替宫廷变卖被抄没的王公大臣等人的家奴和财产等。它虽然名义上也与其它税关一样列于户部，而实际上却是直属于朝廷控制的机构。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肥缺。
正因为崇文门税关每年的收入可观，故和珅长期把持不放，后来由于乾隆的干预，他虽辞去了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但接替他的却是其子丰绅殷德，而真正负责此事的人其实并没有变，这个人就是和家的大管家刘全。
和珅由于天资聪颖，勤敏练达，善于理财，又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乾隆大量金银财宝，供其消费挥霍，所以乾隆对他非常满意，用起来也十分得心应手，故越到“晚年依毗益笃”。当时国家的财政大权由和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等多年。虽曾一度由于兼职太多，乾隆曾让他辞去户部事务，“敕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但没隔多久，湖南、贵州苗民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川陕楚等省白莲教大起义，需要大量军费，“嗣因军需销算伊是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由此可见，和珅在财政事务上独断专行到了极点。
和珅利用各种方法聚敛钱财，每年从各级官员和商人手中搜刮到大量银两和珍宝，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个招财进宝的能手。他所管辖的内务府，负责内廷的会计、服御、物饰、宫御和武装守备等各方面的事务，皇帝的一切开销都要由内务府筹措。和珅担任内务府大臣以前，“本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可是，和珅接手后，还不到几年就“岁为盈积，反充外府之用”，而内务府“凡采办物料”，则“岁支崇文门银两，交各省敬谨采办”。就是说，崇文门税关是内务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乾隆无休止的奢华，没有钱就向和珅要，和珅要将聚敛来的钱财用来满足乾隆的需求。正如邓之诚先生在《中华二千年史》中所说：“乾隆的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与其不出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州县又索之广大的劳动人民。
乾隆五十五年，乾隆80大寿，和珅理所当然是操办庆典的主要负责人。他为了讨得皇帝欢心，肆意虚张，借机大捞一把，来个“一举两得”。“皇帝虽令节省，而群下奉行，务极侈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之资无虑屡万，而一毫不费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方自南京营造，及其输致云。”
嘉庆十九年五月，即和珅伏法后15年时，嘉庆帝曾对和珅得宠有一个概括的评论：“和珅在乾隆年间，由侍卫擢大学士，晋封公爵，精明敏捷，原有微劳足录，是以皇考高宗纯皇帝加以厚恩。”这说明乾隆对和珅的敛财术是非常欣赏的，也是支持的。
总之，乾隆与和珅在财务上的关系是，乾隆把和珅看成是招财进宝有方的财神爷，缺钱、用钱就向他要；和珅则打着乾隆的旗号，发号施令，改革成法，尽量捞，满足了皇上的欲望，也肥了自家。
媚上实战：最让主子烦心的事我来办
和珅不仅是善于理财，聚敛财富的能手，同时还是善于处理国内少数民族事务的行家，而且也可以说是颇有才干的外交家。这方面，乾隆皇帝也不得不依靠他，这也是他老狐狸媚上术的一个重要方向。
和珅从乾隆四十五年起就开始兼任理藩院尚书，凭借着掌握满、汉、蒙古以及藏等多种民族语言，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乾隆晚年，可以说他就是皇上的左膀右臂，两人关系非常密切，不管乾隆到什么地方，他几乎都陪同前往。御道只有皇上和他的大轿能够通行，其余的文武百官只能走御道旁边的另一条路。他每年都跟随乾隆到热河避暑山庄并参加在围场一带举行的木兰秋狝。此间与各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以及其他上层分子团聚。
他多次帮助乾隆处理过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负责接待过六世班禅到内地觐见皇上等事务。除此之外，他曾先后多次负责接待过朝鲜、英国、安南(今越南)、缅甸、琉球(今日本冲绳)和南掌(今老挝)等国的使臣，尤其是全权处理过与朝鲜及英国的外交事务。乾隆的许多谕旨都是通过他传达给使者们的。早在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他陪同乾隆到东北拜谒祖陵时，就以吏部侍郎的身份与朝鲜使臣接触过。据朝鲜使臣所记：“皇帝乘马执鞭过臣等所坐处，间不过五六步，顾谓侍臣曰：‘彼是朝鲜使臣乎？’有一衣黄者对曰：‘然矣’。衣黄者闻是吏部侍郎和珅云。皇帝遽曰：‘通官前来’。则衣黄侍臣谓通官曰：‘使臣何为起对？’皇帝笑曰：‘朝鲜礼法’，例如此矣。”从此以后，他常常以皇帝代表身份与各国使臣交谈，问寒问暖，以示关怀。每年正月十五日左右，皇帝都要请各国使臣到圆明园山高水长阁前观看烟火、戏剧、并赐馔款待，和珅常常到使臣们坐处，“久立，视所食多少。又问臣等科名职品，故臣等谢以不安之意，即答以此是皇命，非私自来观云”。
又如，乾隆五十五年，乾隆请各国使臣游览颐和园昆明湖，据朝鲜使臣记载：“皇帝先召安南国王，下旨数转，顾谓臣等曰：‘各国使臣并随驾后。’臣等随之，历勤政殿，到昆明池边，朱漆龙舟已泊岸。船上为二层楼，船头建金龙黄旗一双，皇上先御上层，阿桂、和珅、福康安、福长安、回回、安南国王及各国使臣登下层。窗外楹内，行船时左右梢工，皆唱棹歌。中官因皇旨颁给香茶珍果。和珅承皇旨召臣等进前，指延寿寺北麓曰：‘此万寿山也’；指昆明地西岗曰：‘此玉泉山也’；指万寿、玉泉之西北峰峦曰：‘此香山也’。舟到延寿寺前，皇帝命诸臣下船纵览。”嘉庆三年正月十九日，乾隆又在圆明园宴请各国使臣。饭后，和珅奉太上皇乾隆之命，传达太上皇、皇上向各国国王的问候，接受使臣的行礼，并代表皇帝、太上皇，“各赐酪茶一巡，果盒饼肉之辣类似的事例还有许多。总之，每当各国使节来华，负责接待、议事诸事多半由和珅担任，实际上他这个理藩院尚书就起着外交部长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派使团访华。担任这次访华团正使的是乔治·马戛尔尼勋爵，副使为乔治·斯当东。马戛尔尼是一位很有外交经验的人，长期在英属殖民地印度任职，并曾担任过英国驻俄公使，后来又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孟加拉总督，但他坚决要求辞掉，并迟迟不肯就任。他也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在当时是深受英国政府朝野两党赞佩的人物之一。
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最早于14世纪时就已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出现了。
16世纪时，西欧的一些国家已进入资本积累时期。17世纪40年代，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中叶，英国又开始了“产业革命”，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尤以纺织业和造船业最为发达，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因此，英国资产阶级积极要求向外扩张，开拓新的殖民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早在明朝末年，英国的海盗船和所谓“商人”就试图在广州附近登岸，但始终没有站住脚。清朝前期，英国在东方的势力迅速发展，特别是由于东印度公司的锐意经营，使得英国在东南亚与中国的商业贸易额已超过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等国，跃居第一位。为了进一步扩大英国的对华贸易和探视中国国力的虚实，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使团访华。他们曾于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派遣卡思卡特为特使访华，但途中因卡思卡特病故而终止。
中国当时正在采取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早在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就决定关闭宁波、漳州和云台山(今连云港市)等几处通商口岸，而只留广州一港与外国商船进行贸易，并且还严格规定了外国商人每年在广州的居留时间、住处与活动范围等，并且规定只有十三行的行商才能与洋人接触，一般百姓不能与洋人往来。这就使英国对华贸易受到了很大限制。
英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独占中国这个广阔的商品市场，同时更想与中国政府接触，直接建立外交关系，遂决定派遣一个庞大的高级使团访华。为了能够得到中方的同意，他们打着为乾隆皇帝祝寿的旗号，携带英王乔治三世致中国皇帝的信件和丰盛的礼品访问中国。马戛尔尼一行共计800多人，分乘英国船“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五艘轮船，于乾隆五十七年秋，从英国朴茨茅斯港启航，于次年秋在天津附近的大沽登陆，受到长芦盐政徵瑞和直隶总督梁肯堂的迎接。然后由徵瑞等人陪同沿运河乘帆船至通州。
和珅是接待英国使团的主要负责人，他忠实地贯彻了乾隆有关如何接待英人的指示。
如“至接待远人之道，贵于丰俭适中，不卑不亢”；“不可意存玩忽，亦不可张大其事”；对待英使“务直留心款待，不可过于优待，转为所轻”。和珅在与英人接触中确实做到了有利、有理、有节，得到了外人的好评。
英国使团到北京后，被安排在城内和西郊宏雅园居祝当时乾隆皇帝正在承德避暑山庄，并决定在那里举行83岁生日的庆典。于是马戛尔尼一行分成二部分，一批人跟随他赶往热河，一批人则留在北京。随同他前往热河的有：副贡使斯当东以及其子多马·斯当东、“总兵官本生、代笔文带娄门、医生吧郎、副总兵巴尔施、管兵官额鲁、听事官白麟、伊登勒、管船官吗庚哆嘶。奏乐人五名、家人杂役十一名、兵四十名”。
马戛尔尼一行把大部分不易搬动的礼品如天文仪器、地球仪、机械以及船只模型等安放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内，而把一些易于携带的礼品带往热河。
礼品主要有：英吉利国人物、城池图样二箱、丝毛金线毯一箱、大毡毯一箱、马鞍二副、大小枪12杆、红毛剑16把、哆罗呢羽纱杂色毛货30捆、千里镜二个、巧益架一件(约高6尺余，早晚运动能长人之精神)。他们于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由北京启程前往热河。
路上共走了6天，于八月初三日到达。住在原佟王府中，曾受到和珅、金简等人的欢迎。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马戛尔尼。在这之前中英双方因朝见礼节问题发生矛盾，最后还由和珅出面才解决了。
原来，乾隆认定，中外交涉礼节，天朝自有定制，马戛尔尼不过该国使臣，而徵瑞系钦差大臣，该使臣与徵瑞相见自当三跪九叩，备加恭敬。
这样，梁肯堂与徵瑞在天津会见英使时，便增加了一个奇特的新礼节。后来英国使团的副使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谈到：总督梁肯堂引导马戛尔尼通过大厅，一直走到顶端的阴暗深处，那里有代表着皇帝陛下御座，必须对之敬礼，马戛尔尼不得不对之深深鞠躬。没有皇帝也得在皇帝的“御座”前行礼，这是天朝的体制！
随着乾隆八十三岁大寿的临近，乾隆对具体的礼节更加重视。
得知徵瑞会见马戛尔尼，马氏只行“免冠点首”礼后，乾隆要徵瑞转告马戛尔尼：即使国王亲自来朝者，也曾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吉利国俗腿扎布缚，何妨拜跪时暂时松懈；若不行此礼，则不足以表达远道朝贡的诚意。
徵瑞向乾隆报告：连日来使团多次演习三跪九叩礼，现已“渐能跪叩”。
其实，马戛尔尼在礼节问题上从未作过让步，他虽然不得不在皇帝御座前鞠躬，却始终拒绝单方面向皇帝跪拜叩头。
礼节问题的最后解决，一直等到和中堂出面。
几日后，马戛尔尼率领使团前往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觐见早已在此的乾隆皇帝。
进入行宫不久，就有传话，和中堂对使团表示慰问。
当天傍晚，马戛尔尼特派副使斯当东回访和珅。
斯当东带来了英王陛下的信件及马戛尔尼关于觐见礼节信件。
和珅在广阔壮丽的行宫中的一间小房子里接见了斯当东。
和珅在屋子正中一把铺着绸缎的椅子上坦然正坐，两边分别是两位满汉大臣。钦差徵瑞和英国翻译站立在一旁。
和珅照例询问使团访华的意图，副使当即把英王陛下致中国皇帝的翻译信件交他过目。
和中堂视而不见。
斯当东又将马戛尔尼写给中堂的关于觐见礼节的信件交出，和中堂做出毫不知情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