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去你的！
我的随身背包里，扁扁的，没有放牙膏牙刷，也没有塞换洗衣物，只有两本书，是离家时信手抓来。
一本是凯·杰米森继《躁郁之心》后的力作《夜，骤然而降：了解自杀》（Night Falls
Fast），另一本是保罗·科尔贺（Paul Coelho）的《薇若妮卡想不开》（Veronika Decide
Morror）。
我苦笑地发现，光看这两本书的书名与主题，加上我的行囊里空空如也，实在不像去旅行，倒有几分像是要去寻短见了。
我到福华饭店站搭大有巴士，直驱桃园中正机场。等车时，我拨了一通电话给唐谟，因为本来跟他约好了下周四要在家里会面，我语带悬疑地跟他说：“下礼拜四的约取消了，我要跟你说再见。”
我的口气中特意不掩饰恼怒与消沉，透露了无限想象，让这个宝里宝气的唐谟自己去猜吧。
人家说“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就是要这样，显然最终我连唐谟也气进去了，谁叫他也像其他人一样不够警觉。
迁怒，有一种饮鸩止渴的快感。
可能我的语气够吓人，搭上巴士不久，我的手机即不停收到唐谟的来电。因为这个手机有些设置当初是唐谟帮忙设定，所以每当他用他的手机打我的手机时，萤幕上就会出现一排开口笑的笑脸符号，表示是他的来电。
我看着那几个圆滚滚的笑脸，还伴着轻快愉悦的铃声，与我现在的怨怼情绪实在不搭调，也有点讽刺。
在它响过了两三次后，我决定不接，再度关掉手机。这时，讲什么都是多余。
途中经过泰山交流道时，我那怒火燎原的心田已经逐渐平息。因为我不再觉得自己依旧老样子，只能坐以待毙，或任凭别人施暴了，而是我能够奋力一掼，甩掉讨人厌的那只魔手。
我要远远地把这烦恼的人事物都抛诸脑后，而毫无预期就直扑出境，在台湾日常出现的环境中凭空消失，正是掷出最巧的一记界外球，为自己解除腹背受敌的全面危机。
同样是“跳”，我改成跳上飞机，至少不必去跳楼。
到了机场，一打听，才知道在航空公司柜台临时购买的机票，比通过旅行社事先预购的价钱足足多上一倍。平常去泰国，经济舱机票从促销价的新台币六千元（约一千五百元人民币），到寻常的一万二千元（约三千元人民币）不等，我却整整付出了二万四千元（约六千元人民币）。
我没有多想，便爽快刷了卡，贵就贵，我既然已冲到机场，就是豁出去了。
何况，如果这时我不蛮干一些平常因瞻前顾后想太多而不敢做的举动，破天荒一次，或说下猛药一次，又或脱轨一次，却还是老套，做个循规蹈矩的乖宝宝一个，大概也治不了我这死气恹然的精神伤痕。
像我这样当机立断，带点赌气与决裂的性质，逃难似地花一笔冤枉钱出去，等于践踏一切常规，扭转所有干预力道，个中充满了“形式暴力”。但也正因如此，我感到很过瘾。
我竟发觉它比自杀还棒！因为它有类似自杀的爆发威力，可以纾解体内的高温岩浆，却没有自杀的庞大代价。
航空公司的柜台小姐不晓得有没有认为我很奇怪，单独一人跑来买这么贵的机票？平常或许只有被通缉的逃犯（例如贪污的经济犯）才会这般临时起意吧。
还有，我的表情泄漏了正在承受苦楚吗？
记得几年前，我在报社工作，某个晚上情绪欠佳，独自上了阳明山，打算住一家温泉旅馆，那儿的柜台人员就很犹豫，不太敢让我登记住宿的样子。
我想她可能看我落单，而且瞧出我的沮丧神色，我居然还据理力争，傻兮兮地说：“放心啦，我不是来自杀的。”我有时真二百五，心里搁不住话，越看别人有疑虑，我就越要当面点破，不愿扛那个莫须有的黑锅。
但是这位机场的柜台小姐终究不像当年那位，根本连一丝异样的眼光也没有。
我想，现在的人怪事见多了，而且也日益冷漠，这年头谁管谁啊！
嗯，无趣。
办完登机手续，划好了位，等待通关前，我坐在饮料部，孤单地喝着一碗鱼丸汤，垫一垫空胃。
坐在那里发一会儿愣，我把玩着手机，考虑良久决定还是通知姐姐。
她是我这一阵子任性发飙时的无辜受害人，我对她很愧疚，可是我有时就是收不住脚。况且，假如没有她在帮我捡心中垃圾，我一定会从垃圾焚化炉变成一座火光冲天的核电厂，灾情四溢。
姐姐的反应听上去不轻松，她怀疑我已在机场的说法，不过催人登机的广播一阵阵传进手机里，又不像假的，她只好劝我打消念头：“不要去啦，有谁在那里吗？你准备待多久？”
一听我完全没带任何行李，她更紧张了。
在姐姐的心目中，我仍是一个小孩，她老是用那一套妈妈经在对待我。这到底是一个甜蜜的包袱，还是一道拉扯的脚链？
但是我箭在弦上，非射出去不可，否则又乖乖回到那个独居的家，生吞活受没有涟漪的死水日子，心情被乱开支票的朋友左右，简直会像是刚脱逃出狱，又给逮回死牢，刑期加一成。
再见，台湾，去你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