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股市——大师们的投资之道--第四章 股票王者沃伦·巴菲特第四章 股票王者沃伦·巴菲特
●只有当投资者对所投资的公司一无所知的时候，才需要分散投资。
●投资者成功与否，是与他是否真正了解这项投资的程度成正比的。
●为使投资者获得真正的收益，公司必须获得比投资者的痛苦指数更高的资本收益率。
●投资者的感情比公司的基本情况对股票价格有更强大的冲击力。
●当别人害怕时，你要变得贪婪。
沃伦·巴菲特被喻为“当代最成功的投资者”。在历史上伟大的投资家中，巴菲特以他敏锐的业务评估技术引人注目。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塞和软件大王比尔·盖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的财富都来自一种产品或发明。巴菲特却是个纯粹的投资商，他从零开始，仅仅从事股票和企业投资，成为20世纪世界大富豪之一。在40年的时间里——从艾森豪威尔时代到比尔·克林顿执政，无论股市行情牛气冲天抑或疲软低迷，无论经济繁荣抑或是不景气，巴菲特在市场上的表现总是非常好。在战后美国，主要股票的年均收益率在10％左右，巴菲特却达到了28．6％的水平。如果一个人在巴菲特职业生涯开始投入1万美元并且坚持到底，那么到1994年年底，财富将会达到f亿美元。巴菲特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充满扭力的人格，巴菲特简单质朴却又奥妙无穷的投资哲学和投资策略吸引着众多的投资者月企业的管理决策者。他们每年一次像圣徒一样到奥马哈朝圣——聆听巴菲特的投资分析。这如同埃尔·沃斯音乐会或宗教复活节一样，成了美国每年的一件大事。金融界的人士把巴菲特的著作视为《圣经》，犹如念布道的经文一样背诵巴菲特的格言。
师从本·格雷厄姆
沃伦·巴菲特1930年8月30日出生在美国内希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他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是当地的证券经纪人和共和党议员。从最初开始，沃伦就超乎年龄地谨慎，他被母亲称为"很少带来麻烦的小孩"。小沃伦对数字有着与生俱来的迷恋。他常私小伙伴们这样消磨整个下午的时间：俯瞰着繁忙的路口，记录下来来往往的车辆的牌照号码。暮色降临以后，他们就回到屋里，展开粮马哈世界先驱报》，计算每个字母在上面出现的次数，在草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变化的数字。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使父亲霍华德的证券经纪人工作陷入困境，致使家里的生活非常桔据。母亲常常克扣自己以便让丈夫和孩子吃得更饱些。直到沃伦开始念书的时候，这种状况才渐渐好转。经历了这些艰辛的岁月之后，他便怀有一种执著的愿望，想要变得非常富有。他在5岁之前便有了这个念头，而且自那以后，这种念头就从来没被抛弃过。沃伦曾坐在小学的太平梯上，平静地对他的好友们说他将在35岁以前发财。他从来没表现出自吹自擂，头脑发涨的迹象，他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想赚那么多钱，沃伦答道：“这倒不是我想要很多钱，我觉得赚钱来看着它慢慢增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在父亲当选国会议员后，巴菲特随全家迁往华盛顿。当沃伦几乎连刮脸都不会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奔波，为自己事业的起步做出努力。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每一本可以搞到手的商业类书籍，钻研着企业财务报表，研究着股票图表。关于他是股票投资专家的猜测之语纷纷流传到学校，连老师们都干方百计想从他那里挖出一些关于股票的知识。尽管那时他还从未在股市上有过任何漂亮的业绩，然而人们都觉得他是内行。他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早熟的渊博，还在于他那种把知识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本事。他似乎有超常的洞察力，他谈论一件事情的方式让人深信他确实很清楚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初到华盛顿，沃伦便找了一份投递烨盛顿邮报》和村代先驱报》的工作。不久，沃伦就拥有了五条送报路线，每天早上约有500份报纸要送。沃伦把他的送报"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每个月可以挣到175美金——这可是许多全天工作的年轻人的收入。沃伦积蓄起挣来的每一毛钱。14岁的巴菲特就有了敏锐的商业头脑：他把花25美元钱买的旧弹手球机放到理发店里，然后把它租出去，第一天他就用这台机器赚了14美元。大约一个月之内，他和伙伴就在三家理发店里设置了弹子球机。生意火极了，他们又扩大到7家，每周有50美元的收入。这样沃伦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公司"——威尔森角子机公司。后来沃伦又和这位伙伴合资了350美元，购买了一辆1934年产的劳斯莱斯轿车，之后以每天35美元的价格出租。1947年沃伦高中毕业时，他已分发了近60万份报纸，靠勤劳和智慧积攒了6000美元。
在以后的大学3年中，沃伦一边干着几乎是全时的工作，一边打着桥牌，而功课也拿到了地毕业时他的积蓄达到9800美元。其间他阅读了本·格雷厄姆的经典著作：峨明的投资者》。这本有关证券投资的著作对巴菲特而言"就像找到了上帝所在"。为此巴菲特大学一毕业就离开家乡奥马哈，只身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师从他敬仰的本·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被认为是金融分析的开山鼻祖。他为择股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在此之前，它与赌博这门伪科学毫无差别。格雷厄姆的第一个贡献是明确了投资的定义，格雷厄姆的第二个贡献是提出了普通股投资的数量分析方法。“安全空间法”是他数量分析法的典型代表。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巴菲特如饥似渴地钻研着格雷厄姆的这些理论。他得到了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执教22年来淮一给过的A"，在巴菲特后来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投资"的实践中他继承、检验并发展了这些理论，使其日臻完美。
195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巴菲特回到奥马哈，到父亲的交易部巴菲特一福尔克公司做股票经纪人。在巴菲特一福尔克公司他取得的最大进展不是在投资业上，而是在戴尔·卡内基的公开课上。在课上，他学到了在大庭广众之中谈吐自如的本领。以后，通过在奥马哈大学教《投资学原理》，他使自己的这种本领日臻完善，这种本领对他日后的投资至关重要。1954年，巴菲特前往纽约到恩师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任职。由于格雷厄姆的保守态度，使他拒绝对公司进行任何主观的分析，而是乐于坚持自己的教学准则。这常使投资公司出现持币待投的现象，从而丧失了许多机会。巴菲特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研究质量因素对公司内在价值的影响。为此他会亲自到公司拜访，探寻一家企业比另一家更成功的秘密。尽管格雷厄姆并不赞成巴菲特的做法，但巴菲特还是把这些研究结果默默地用在自己的投资上，他取得了比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更高的投资收益率。从1950年离开大学校园以来，巴菲特的个人资本已由9800美元激增到了14万美元。1956年，格雷厄姆退休后，投资公司解散，巴菲特带着他14万美元的"赌注"重返奥马哈。
初露锋芒
1956年5月1日，也就是他刚到奥马哈的那天，他把一帮家人和朋友们组织起来。有限的7个成员：姐姐艾丽丝和她的丈夫，艾丽丝姑妈，多克·汤普森——他以前的室友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律师丹·莫内——筹集了105000美元资金，巴菲特作为总合伙人，投入了100美元，虽然这是个很小的数目，但是巴菲特不再是为他的父亲或本·格雷厄姆挣钱了，而是为他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特有限公司挣钱。事实上，他的父亲认为当时道·琼斯指数200点的水平偏高，因此劝告他在购买股票前稍做等待。如果他听了父亲的话，也许今天这100美元是他的全部财富，而此时，经历了理论的学习和实践磨炼的巴菲特已日渐成熟了。他明白购买单支股票与跟随市场走势进行投机的区别：购买公司股票需要专门的会计与数学技能。而掌握市场波动则需要投资者控制他们的情绪。在股票市场上，情绪的力量往往比理性的力量更为强大，投资者的贪婪与恐惧往往促使股价或高或低于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因此，投资者的感情比公司的基本情况对股票价格有更强大的冲击力。当人们贪婪或恐惧时，常常会以愚蠢的价格购买或出售股票。而股票的长期价值取决于企业的经济运行，而不是每天的市场行情。从长期看，普通股股价与企业的基本经济价值表现出极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巴菲特一直能够使自己置身于股票市场的情绪冲动之外，在他的办公室里，甚至找不到一台股票行情机。此时，26岁的巴菲特有着中等的积蓄和并不稳定的收入，却有着令人惊愕的自信——他开始担心如何处理当他变得富有后难以计数的金钱，更担心他的孩子们会受到金钱的腐蚀，却似乎并不担心如何挣到它们。同时巴菲特内心的自信和清醒的规划使没有作为独立操作者的辉煌业绩的他得以从公众中获取资金。资金是他从外界需要的淮——一件东西，他从本质上对提供建议者和金融预言家持怀疑态度。对于一种有投资价值的股票，巴菲特必须说服自己，而一旦他做到了，他从不在意别人的意见。因为他知徽预测股票市场走势与买卖时机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任何资料能用于判断宏观经济形式。他只相信自己的分析。他一个又一个地选出廉价的股票。他的才智并没有反映在他的经营范围上——那只局限于投资业，而是蕴藏在他的精神之中，他的整个精神都凝聚在一个绝妙的发泄中，就如同他在孩提时代分发报纸一样。他一个公司接着一个公司地分析着，然后记在脑中，一旦某个公司变得便宜了——股价低于公司的内在价值了，他便猛然出击。
1961年，巴菲特在登普斯特尔公司身上下了100万美元的赌注，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投资。这是一家有80年历史的风车和农用工具制造厂。当时，登普斯特尔公司在停滞的销售和令人担忧的利润中苦苦挣扎。巴菲特在几年前就曾经研究过这种股票——它是一种廉价的符合格雷厄姆购买原则的股票，巴菲特用合伙人资产的1／15买下了达到控股的股份额。之后，巴菲特任命自己为董事会主席，这一举动表明他绝本甘心只做一个投资者。可是巴菲特并没有精力使企业扭亏为盈，认识到这一点后，他请了～位真正的行家哈里·博特来管理企业，博特非常出色地做着巴菲特所不能做的工作，从工厂里榨出现金供巴菲特投入到股票和债券中去，投资之后的这些工作是格雷厄姆不提倡也从未偿试去做的。以105000美元起家的巴菲特合伙人公司，到了1962年达到了720万美元的资本，比格雷厄姆一纽曼在鼎盛时期还高。其中有100万美元是属于巴菲特个人的。尽管他还未在整个公众中名声大噪，但他已不是无名小卒。最初的由7个人组成的投资小团体发展成为拥有90人的投资集团，其成员已发展到从加州到佛蒙特。
随着合伙人公司财富的不断积累，巴菲特投资经验和独具特色的投资理论也在不断积累着，并为财富的积累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1962年巴菲特的合伙人公司以每股7．6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位于马萨诸塞新贝德福德的一家纺织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一小部分股份。当时，该公司的营运资金是它的市价的两倍，按照格雷厄姆的数量分析法和安全空间的理论，这无疑是一种"好"股票。然而正如登普斯特尔的投资不是格雷厄姆的翻版一样，这次投资也绝不仅仅是他老师的翻版。事实上，巴菲特的头脑中已经酝酿着新的想法——即不仅从格雷厄姆所推崇的从数量角度来分析企业，还要从质量方面考虑。巴菲特认为，"当我们投资购买股票的时候，应该把自己当做是企业分析家，而不是市场分析家。证券分析家或宏观经济分析家"。每当巴菲特看到一种股票时，他开始并不仅仅看静止的资产，而是将之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动力和潜能的活生生的正在运作的企业来看待，系统、整体地评估企业，从质和量两方面来检验该企业的管理状况与财务状况，进而评估股票购买价格。如果股票市价低于其内在价值达到合理的程度，他就会购买。当一个企业业务单纯，可以理解，而且由具有赢利能力的管理力量来领导时，巴菲特就可以非常准确地估算出它未来的现金流量。巴菲特始终认为，一个人预计未来的能力就决定了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在巴菲特心目中，公司周期性的现金流量应该像债券的利息一样确定。对于一个较低债务水平，利润稳定并可预计的企业，用无风险收益率贴现它未来各期现金流量，巴菲特便得到了它的内在价值。
1963年，巴菲特开始研究一种与以往他买的任何股票都不相同的股票——美国捷运公司股票。美国捷运公司，根本没有工厂，也没有硬件资产。实际上，它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它的名字。格雷厄姆的信条，购买一种股票必须以"来自于统计数据的简单而明确的数字论证"为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营运资金、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有形资产等一堆可以被确定的数据为基础。但是巴菲特看到了一种逃避开格雷厄姆视线的资产：这就是美国捷运这个名字的特许权价值。特许权意味着独占市场的权利。美国捷运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旅行者支票市场80％的份额，还在付费卡上拥有主要的股份。巴菲特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动摇得了它的地位，它的顾客群所具有的忠实性是无法从格雷厄姆那种"简单的统计数据"中推断出来的，它不像有形资产那样会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然而在巴菲特看来，这种特许权具有极大价值。
1963年11月，由于美国捷运公司的仓库遭受了巨额诈骗，其损失估计达1．5亿美元，公司总裁霍华德·克拉克深深懂得对于一个大名登记在旅行支票上的公司而言，公众的信任高于一切。于是在这项损失的承担者还未确定之前他宣布承担起损失，克拉克先拿出6000万美元给仓库的债权人以求息诉。而事实上这个债人正是这起事件中的骗子。为此，1964年年初，美国捷运的股票从每股的60美元跌至每股35美元。然而恰恰就在这时巴菲特将自己1／4的资产投入到这种股票上。尽管它可能背负着一种潜在的很大数额的债务，如果判断错了，他辛苦积累的财富和声誉将化为灰烬。后来的事实证明巴菲特的判断是正确的：美国捷运仓库债权人公司的经营者——一个第一流的白领骗子遭到了联邦法庭的审判，被判了10年刑，到了1965年美国捷运的股价升到了刀．5美元／M，是巴菲特买人价的两倍。
在购买了美国捷运的股票后，巴菲特投资组合的一半都集中在美国捷运和伯克希尔上了，在巴菲特看来，伯克希尔的诱人之处在于其“数量”特征——以价格为基础，而对美国捷运的选择则是建立在对质量因素的主观评价上，这些因素包括他的产品和管理力度等等。事实上，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总是相当反传统的，当华尔街的基金管理者们纷纷把几百种不同的股票塞进自己的证券组合之中时，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仅有5种股票——美国捷运、伯克希尔和另外的三种。巴菲特相信，只有当投资者对所投资的公司一无所知的时候才需要分散投资，如果你是一个知情的投资者，能够从经济意义上去理解公司，并且公司有长期的竞争优势，那么传统的分散投资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拥有一个最出色的有着最低财务风险和最佳长期发展前景的公司，把钱都集中到它身上，就意味着最佳的收益。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巴菲特能找到50种同等"优秀"的股票的话，他一定会乐意将投资分散开来的。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发现找有限的几种"优秀"股票他都要费尽力气。不管处于何种股权地位，巴菲特都很了解这样的"优秀"股票所代表的企业的经营过程，了解它的赢利、费用、现金流量、劳工关系，以及公司的资本需要、分配与运用状况。这些了解来源于公开、正当的渠道所获得的信息和他的头脑对这些信息的判断和整理。巴菲特嘲笑那些实践着多元化投资的基金管理者们对他们所选择的证券了解肤浅，因而顶多能获得市场平均的收益率，而不会有任何更好的建树。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巴菲特有限责任合伙人的收益率连续10年超出道·琼斯指数，平均每年超出29．44个百分点，而且没有哪一年投资收益率是负值。对于一个最初始的投资者来说，比如像埃德温·戴维斯一家人，每10万美元都变成了80．4万美元，而巴菲特本人更是从中受益匪浅，36岁的巴菲特已经变得相当富有了。他的合伙人公司被《奥马哈世界先趋报》称为全美最成功的投资企业之一。
急流勇退
觎年代是股市牛气冲天的时代，整个华尔街进入了一段疯狂的投机时代。对于很多资金持有人来说，这是争先恐后的年月。电子类股票、科技类股票突飞猛涨，随着投资者们对短期利益的追逐，股指也不断创出新高，在投资者“恐惧”和“贪婪”这两种情绪中，后者占了上风，在乐观的预期下，他们对再高的股价都不害怕，把套牢的恐惧忘得精光，只是相信还有上涨空间。证交所排起了长队，投资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随着巴菲特基金规模的扩大，面对连创新高的股市，巴菲特却逐渐不安起来，拥有更多的现金可进行投资而可做的交易越来越少，这两方面的矛盾使他陷入了困境，他已不能找到足够的符合自己标准的股票了。尽管只要追逐市场，不动任何脑筋就会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巴菲特永远是一个真正的“投资者”而不屑做投机家们做的事。他在给合伙人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投资时尚并不完全令我的智慧所满足域许这是我的偏见），而大多数无疑是不合我的胃口的。我不会以这种途径投入我的资金的，因此我也确信不会用你们的钱来做这件事。”巴菲特不相信股评专家们的预测，他甚至不屑于用“内部消息”去赚钱。1968年当他正逐步吸纳一家家庭保险公司的筹码的时候，一天，当他的经纪人为他买进了价值5万美元的股票后，巴菲特突然打电话让经纪人撤单。原来巴菲特听到了内部消息——家庭保险公司将被城市投资公司以高价接管，第二天，消息公布，巴菲特错过了一个获利的大好机会。尽管他明明知道买下它是合法的行为，但他永远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与短期内频繁买人卖出股票的短线投资者不同（他们的行为明显具有投机性质），巴菲特认为，只要公司的权益和资本预期收益令人满意，公司管理层诚实能干，并且股票市场并未高估该公司的股票，就可以无限期地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巴菲特的内心充满着对持续性的渴望。他喜爱奥马哈，喜欢本杰明·格雷厄姆，还有他的朋友们——喜爱得根深蒂固。他最大的恐惧就是由死亡引起的极端不连续性。持有所喜爱的企业股票后，在什么时候实现利润常常让他不好决断，在华尔街上再没有其他人曾经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巴菲特购买的美国捷运持有到1967年时已经涨到180美元／K，在最高时，它占到总组合的40％的份额。在这项1300万美元的投资中，巴菲特赚取了2000万美元的利润。除了偏好长期持有，巴菲特还偏好业务简明易懂的公司，他的偏好与当时疯狂炒作高科技股的基金经理们简直格格不久。然而巴菲特的偏好自有他的道理。巴菲特认为他的投资行为是与一家企业如何运营有关的。如果人们不是被企业经营而是被某些肤浅的了解吸引到一场投资中去的话，他们更有可能在刚一看到某些不对或损失的苗头时就吓跑了，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投资人很难有什么出息。而投资者成功与否，是与他是否真正了解这项投资的程度成正比的。
巴菲特之所以能够保持对所投资的企业有较高程度的了解，是因为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选择限制在他自己的理解力能够达到的范围。巴菲特忠告投资者：“一定要在你自己的理解力允许的范围内投资。能力有多强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正确了解和评价自己的能力。”正是因为巴菲特给自己设置的这些限制，使他无法投资于那些收益潜力巨大的产业，比如高科技企业。但巴菲特坚信投资的成功并不在于你知道多少，而在于真正明确你到底不知道什么。“投资者只要能避免大的错误，就很少再需要做其他事情了。”在巴菲特看来，超乎寻常的投资成就，往往只是通过普通的事情来获得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普通的事情处理得异乎寻常的出色。
1968年，美国陷入一场政治的动荡中，而股票的交易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大屏幕"的一日平均成交量达到了1300万股，比1967年的纪录还要多30％。股票交易所被大量的买卖单据忙得喘不过气来，这在它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菲特注意到有个基金的管理人员宣称，单从每周每小时股价做出研究是不够的，"证券必须以分钟间隔来进行研究"。巴菲特评论道，"这种人使我觉得出去取一听百事可乐都有负罪感"。巴菲特的合伙人企业在1968年锁住了4000万美元的赢利，也就是赢利率59％，他的资产增加到1．04亿美元。由于市场达到了顶峰，即使在巴菲特缺乏灵感的情况下，仍然经历了业绩最红火的一年。他击败了道·琼斯指数整整50个百分点。他说，这结果应视为一种反常行为。
这时，牛市正断断续续发出死亡前的呻吟，许多股票的市盈率达到了40倍到46倍之高，有的甚至达到了100倍，尽管如此，基金经理们仍乐观的认为人们在特定的时刻认为某种股票价值多少，股票就值多少。巴菲特对寻找股票彻底失望了。1969年5月巴菲特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担心自己陷人对苦难不幸的哀叹之中，同时也担心所得的赢利付之东流，他宣布隐退了。有关他开始清算已菲特合伙人企业的消息震惊了他的合伙人。当市场正在牛市的高潮中时，他却准备退出了，他无法适应这种市场环境，同时也不希望试图去参加一种他不理解的游戏而使自己像样的业绩遭到损害。隐藏在巴菲特这一决定背后的勇气是独一无二的。在华尔街，人们绝不会关闭企业，将资金偿还——不会在鼎盛时期，也不会在他们业绩最佳的年份。然而巴菲特却那样做了。其实他可以有许多种选择，他可以只售出他的股票，将其换成现金，然后等待机会。但是每个合伙人都渴望他来运作，他总是感到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果我要参与到公众中去，我就身不由己地要去竞争。我明白，我并不想毕生都在忙于超越那只投资的兔子，要让我放慢脚步，惟～的办法就是停下来"。
就在1969年的6月份，巴菲特隐退的决定开始被认为是英明的了。道·琼斯指数下降到900点以下，一个个的高空飞行者都坠落了，这只是一个下降的开端——到1970年5月，股票交易所的每一种股票都比1969年年初下降50％。巴菲特在1969年竭力维持了7％的收益水平，这是合伙人企业最后一次运作，尽管这是结束的一年，它还是超过道·琼斯指数18个百分点。事实上，巴菲特把1969年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对投资组合的清算上。除了它的两个投资外，合伙人企业把其他投资都做了清算。这两个投资分别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和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这样，每个合伙人都可以选择用股票或是现金的形式获得伯克希尔和戴维斯菲尔德的利益，而巴菲特选择了股票。在巴菲特看来两种证券都是非常体面的长期持有工具，他恳请他的合伙人们在考虑伯克希尔——这两个投资中更大的一个时，把它当做～个企业，而不是一种"股票"。许多投资者继续持有伯克希尔的股票，他们无法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将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巴菲特在重新塑造它的过程中会有什么举措，巴菲特只是表明，他将长期保留他的伯克希尔股票。
伯克希尔的出现
巴菲特合伙公司1965年接管伯克希尔后，任命肯·察斯为公司的新总裁。董事会会议之后，巴菲特和察斯漫步走过这座历史悠久的纺织厂，然后坐下来谈话。察斯早已准备好要听取这位新业主对工厂的计划，但是巴菲特却说任何有关于纱线和织布机的事情都由察斯来处理，而他自己只管资金。巴菲特向察斯讲解了一些有关投资回报的基本理论。他对察斯到底能生产出多少纱线乃至卖出多少纱线却不是特别在意，对于孤零零的一个数字所表示的全部利润额也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利润与资本投资额的百分比值，这才是评价察斯业绩的尺度。他对察斯说：“我宁愿要一个赢利率为15％的1000万美元规模的企业，而不愿要一个赢利率为5％的10亿美元规模的企业，我完全可以把这些钱投到别的地方去。"巴菲特对于可以投资的"别的地方"非常看重。他依靠察斯来保证有货供给和尽可能地压低费用。正如察斯所说：'卫菲特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更快地周转现金"。察斯的自由度是有限的，只有巴菲特才能配置资金，并且由于前任业主从前注入到纺织品上的大部分资金早已化为乌有，于是巴菲特不再情愿追加投资。巴菲特愈发觉得纺织业不是个高赢利率的好行业。纺织品是一种日常品，总是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中，制造商们无法靠提高价格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同时由于国外厂商的劳动力成本低，使国内厂商总是处于竞争劣势之中。
在巴菲特擦斯体制管理下的头两年里，尽管组织品的市场十分繁荣，赢利也相当丰厚。但是权益资本收益率并未超过10％的水平，于是他们没有再追加投资到纺织业去。察斯按巴菲特的要求对存货和固定资产进行了清理，迈出了背离象牙塔的象征性步伐。公司的现金状况也好转了。
1967年3月，用经营纺织业赚得的现金伯克希尔购买了奥马哈的两家头牌保险公司——国民赔偿公司和火灾及海运保险公司的全部流通股，总出资额860万美元。这是伯克希尔多元化经营的开始，也是它非凡成功故事的开端。保险公司投保人为之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人，保险公司可以用这些现金进行投资，直到有索赔发生。由于索赔发生的不确定性，保险公司偏爱投资流动性好的证券，主要是股票和债券。因此，巴菲特得到的不只是两家运作良好的公司，而且是一辆管理投资的装甲车。对于巴菲特这样的股票投资老手来说，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随着1970年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解体，巴菲特个人拥有29％的伯克希尔股票，是最大的股东。他任命自己为董事会主席。巴菲特认为没有必要把伯克希尔看做一个纺织品公司，而是把它看做一个其资本应被用到赚头最大的地方去的公司。在控股两家保险公司后，接下来的几年里，伯克希尔又并购了澳马哈太阳报》公司，以及规模更大的伊利诺斯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购并资金来源于保险公司。巴菲特知道经营企业不是他的专长，他本人也并没有要去尝试的欲望。巴菲特通常总是物色这样一类人来经营管理他收购的企业，他们勤勉、踏实并靠奋斗起家，在自已经营的领域里有着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巴菲特收购的企业的原业主通常也正是这类人。巴菲特从未想过要换掉他们。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百万富翁，因而根本无需工作，但巴菲特懂得。无论大多数人怎么说，他们对满足感的渴求与他们对金钱的渴求是一样强烈的。巴菲特让他们感到自己依靠了他们，并通过对他们的工作表示尊敬和对他们表示信任来满足他们"自我实现"的需要。
1970年，伯克希尔控股公司来自于纺织业的利润只有45万美元，但是，它从保险业赚了210万美元，从银行业赚了260万美元，而这两个行业在年初的时候，动用的资金量和纺织品业是大体相等的。巴菲特觉得欠肯·察斯的情，是他给巴菲特提供了多元化经营的现金，并且在他身上，巴菲特看到了自己最为赞赏的品质：坦诚、自立。尽管因为巴菲特对于管理层以牺牲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牟取利益的行为非常反感，给察斯的报酬仍相当吝啬，但是在巴菲特的领导下，察斯对自己拥有的自治权相当满意，因此他对巴菲特也是忠心耿耿，这也说明了巴菲特给人们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影响。尽管他紧紧抓住钱袋不放，但作为一个操作者，他是不寻常的。察斯曾担心巴菲特会令其停业，但他后来觉察到这位上司并不想如此，他不喜欢变化。要是根据巴菲特的资本家的信条，他也许应该关闭纺纱厂，但是他从内心感到自己对这古老的工厂怀有一种深深的喜爱，他宁愿忍受一个中等水平的回报率，只要纺纱厂的现金不会枯竭而迫使他追加更多的资本。巴菲特说：'哦不会只为增加收入的一点零头就停止一项利润率在正常水平下的业务，但公司如果一旦出现将来会大亏本的苗头，哪怕它目前效益再好，也不能继续提供资金。"
1970年，40岁的、身价上亿万美元的巴菲特一如既往地各啬和勤勉。他对资本赋予了一种如神般的忠实，他认为人们或组织机构哪怕是自己的孩子也不应该享受来得容易的金钱。因为任何数量的金钱都为未来的亿万财富播下了种子，对金钱的挥霍或误用都无异于一种罪恶。巴菲特的一家基本上依靠他从伯克希尔得到的5万美元工资来生活，他的孩子们是在公立学校念的书。事实上，儿子是在报纸上才知道他父亲的财产是多么巨大的。女儿16岁时就开始在马车商店里做销售员。巴菲特对于工作的全身心的热爱达到了排除其他一切事情的地步。到了晚上，巴菲特会去杂货店买最新出版的《世界先起报》，上面登有股票的收盘价，然后他回到家里读上一大堆年度报表。对其他所有人而言这是一项工作，而对巴菲特而言这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夜晚。他木仅从晚上9点到凌晨5点这样地工作着，其实只要他醒着的时候，车轮就转个不停。
70年代早期到中期，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之中，通常采取的用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法还没有出台。197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1％，出现了连30年代都没见过的新症状：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两者之中解决任何一方都必然伴随着另一方的恶化，恶化的经济形式使投资者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市场上人气低落，股票像熟透的水果从高空中坠落，一度热衷于以80倍市盈率买下"漂亮的50种股票"的基金管理者们，此时竟害怕买下哪怕只有5情市盈率的股票。巴菲特的反应却很独特，"当别人害怕时，你要变得贪婪"。在60年代的牛市中，股价太高对巴菲特来说一直是个问题。自从巴菲特合伙人解散之后，巴菲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进入1972年，伯克希尔的证券组合的价值是1．01亿元，其中只有1700万美元投资于股票，巴菲特把余下的钱都投到债券中去了。而1973年的今天，人们都逃到圈外观望的时候，巴菲特却一步一步回到游戏中来了。"他有一种让他赚钱的嗜好，这对他而言是一种消遣。"
1973年，巴菲特在一个月内买下了9％的烨盛顿邮报》的股票，卖给他股票的人们把他们价值4亿美元的资产以8000万美元卖给了巴菲特，他们之所以愿意如此，是因为电讯业股票已在下跌，投资者们都抛之惟恐不及。同年，巴菲特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回了伯克希尔的股票，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权。与此同时，巴菲特的股票一跌再跌，到1973年年底，伯克希尔公司曾花费5200万美元的组合市值跌到只有4000万美元，到了1974年，账面损失更加严重了，用伯克希尔股票价格来衡量的净价值跌了一半多，然而这些事实对他的土气却没有任何打击。巴菲特这种世人少有的可以把自己的感情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隔离开来的本事是他成功的一大原因。60年代当他有成堆的金钱时，他却满脑子是恶兆。而如今当他的投资组合陷入困境时，他却自信光明即将到来。他在结伯克希尔公司股东的信中写道：“我们觉得手中持有的证券具备在未来显著升值的潜能，因此我们对股票投资组合很满意。"对巴菲特而言，'味来永远是模糊的"，他从不靠对未来的预测去购买股票，他所关心的是某种证券可以比资产额小许多的价格获得。
重仓出击
巴菲特的大儿于霍华德·巴菲特认为他的父亲是自己所认识的人中第二聪明的人。在他看来，最富有智慧的是他父亲的西海岸的朋友查里·门格。巴菲特和门格有一种特殊的如同共生的关系。就像一个美满的婚姻，有着一种命中注定的机缘。门格学的是法律专业，在许多次收购的活动中，巴菲特都用门格做他的律师。自从60年代以来，门格就一直经营着一个投资合伙企业——韦勒门格公司。门格拥有由巴菲特控制的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的一小部分股权。他们还曾各自独立地买进一种叫蓝筹印花的股票。巴菲特为自己和伯克希尔都买了一些。到70年代初为止，巴菲特成为蓝筹印花的最大拥有者，而门格则位居第二。
蓝筹公司，它从分发它的赠券的超级市场收取费用，然后用“免费”的烤箱、草地椅及类似的东西来换取这些赠券。蓝筹公司吸5旧菲特之处在于它可以立即收集到现金，却可以分批地偿还它们。因为这些赠券常常被顾客塞进抽屉里然后被遗忘了。在这段时间里，蓝筹公司就可以无偿地使用未承付的转账支票了。对巴菲特而言，蓝筹不过是一家不太规范的保险公司而已。它的"利润"——也就是出售给零售商的那些赠券每年达到了1．2亿美元，于是巴菲特在伯克希尔组织厂拥有的货币来源之外，又多了一个来源。他和门格加入了蓝筹的董事会，接管了投资委员会，并且开始将这些未承付的转账支票投入运作。
1972年，蓝筹公司购买了希斯糖果公司——西海岸一家制造并经销盒装巧克力的零售商，它拥有1000万美元的现金。巴菲特的出价是2500万美元。当时，希斯糖果公司的资产账面价值只有800万美元，表面看来，这似乎有点儿违背巴菲特购买企业的一般原则，但因为希斯具有很好的"经济商誉"，这不失为一笔合算的交易，在巴菲特看来，经济商誉与我们熟悉的会计商誉不同。会计商誉是资产负债表中的一个科目，是资产账面价值的一部分。经济商誉则是一个内含更深广但很难精确定义的科目，它对公司的内在价值具有重要贡献。希斯糖果公司每年能获得200万美元的税后利润，是资产账面价值的25％，因为没有负债，那么它有着远超过平均水平的25％的权益资本收益率。巴菲特认为，这一高收益并不是希斯糖果公司账面上的厂房、设备等资产所带来的，而是希斯糖果公司作为一个好的糖果供应商的声誉所创造的。由于声望好，它可以以远高于产品成本的价格定价，这就是经济商誉的本质。只要这个好声望继续保持，就会持续产生高收益，而经济商誉也会保持稳定，甚至可能增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商誉本身的价值会随通货膨胀的上升而上涨。巴菲特认为，"在通货膨胀期间，经济商誉是不断施惠的礼物"。拥有经济商誉的企业可以用少于其他企业的投资获取与之相当的收入，把它们的经济商誉与最小的追加资本投资需求结合起来。当收入增加时，这些企业的管理层可以增加红利并回购股票。正是对希斯糖果公司的投资经验使巴菲特深切地认识到经济商誉的价值。巴菲特曾说：“在希斯糖果公司身上学到的投资经验使我们在其他一些普通股上大获厚利。"
1974年中期，巴菲特控股的蓝筹公司拥有了韦斯科投资公司24．9％的股权，他又从伯克希尔公司取出4500万美元投入到银行股票中。通过巴菲特的改头换面，伯克希尔原来的样子几乎荡然无存了。从1965年到1975年的10年间，它的净价值从每股20美元升到每股93美元。巴菲特说他将永远不会出售伯克希尔。他坦言：“我就是喜欢它，我将为伯克希尔公司倾注我的余生。"
1973年，巴菲特开始购买《华盛顿邮报》公司股票时，它的女董事长——企业的控制者和最大股东——凯瑟琳·格雷厄姆未免心存顾忌。一个非家族成员拥有烨盛顿邮报》公司这么多股票，即使没有控制权，对她来说也是不安全的。巴菲特想让凯瑟琳·格雷厄姆确信他的购买纯粹是投资行为。为了让她放心，巴菲特建议全权委托她的儿子代理自己行使股票权。这使凯瑟琳消除了疑虑而于1974年邀请巴菲特加入董事会，并且很快任命他为董事会财务委员会主席。在以后的日子里，巴菲特在（华盛顿邮报》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凯瑟琳如何运作一家成功的企业。
当时，《邮报》的领头报纸在华盛顿市场中占主导地位，但其利润率却只有10％，针对这种状况，首先，巴菲特建议凯瑟琳趁市价低廉，买回自己的股票，巴菲特认为整体的增长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股增长率，如果减少了一块比萨饼分出的份数，每一块饼上的奶酪必然会更多些。其次，在接下来的时代公司请求联营事件中，巴菲特建议凯瑟琳坚决反对，在他看来，《邮报》拥有整个华盛顿发行量的66％，而且正处于占领市场的紧要关头，因而没有必要对排行老二的公司妥协。巴菲特与格雷厄姆的联盟，对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邮报》放弃了许多行业扩张的机会。事实上，在巴菲特的董事会任期中，柳报》几乎没有任何大的扩张行为，98％的利润"依旧来自于《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以及4个电视台"。惟一显著的变化是它的赢利能力得到了改观。1974年公司每1美元销售额的营业利润为10美分，而1985年时，达到19美分，股权回报率也翻了一番。
总之，巴菲特灌输给凯瑟琳的是一种以股东为导向的考虑企业问题的方法，而在此时，传媒公司都争先恐后地忙着抢占地盘。巴菲特始终提醒他们——和多年前在纺织厂和肯·察斯说的话一样——企业的规模并不是目标，而对股东的回报才是目标。机会纵然错过了，但是他把螂报》从企业真正的悲剧中挽救了出来，这悲剧是指把本应属于好企业的利润扔进了业绩糟糕的企业中。
1976年之初，老牌保险公司GEICO宣布上一年的损失额达到了惊人的1．26亿美元，股价一路下跌到4％美元／R，它昔日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80年代中后期，法庭诉讼中判给原告的赔偿费和保险公司必须支付的赔偿费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加之其他一些因素，经营成本每月要增加大约1个百分点。有些公司此时竟宁愿以低于经营成本的价格出售保单，也不愿意冒失去市场份额的风险。大家都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保险费率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GEICO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亏损的。此时的巴菲特已有了经营保险业的成功经验，加之当巴菲特在加州时，本·格雷厄姆是GEICO的主席，而今还有一些积蓄在它的股票里，于是协助挽救这家公司便有一种双重的意味：跟随格雷厄姆的脚步，拯救他的公司。7月份，GEICO的股票只值2美元一股了，它陷入彻底的混乱而面临破产的威胁。天才的巴菲特对它作着清醒的分析：GEICO依然保持低成本营运法，这方法曾使它很有优势——在挑选客户时就更具有选择性。尽管最近几年，它放弃了这个成功的办法，但它的潜在成本优势依旧没有变化。巴菲特相信只要它能平安度过当前的危机，它的赢利能力就可以得到恢复。和60年代的美国捷运一样，它是"一个正在度过一段困难时期的伟大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