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对父母没有培养他们的职业意识深感无奈。其中，最遗憾的是小时候父母没能有效地“管”好他们。我接触不少来美读书的留学生，他们都很感激父母在关键时刻“管”了他们，才使他们有了今天的骄傲。
家长不能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孩子，孩子应该享受快乐的童年。这个新的“皇帝新衣论”如今堂而皇之地在各种媒介上一统天下。可惜，多数家长正在实践的，既合情合理合法，又利国利民利己的“望子成龙”思想几乎噤声。
送四五岁的孩子上幼儿园，送六七岁的孩子上小学，要求孩子读中学，希望孩子上大学，都是父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孩子身上，“牺牲”孩子童年“快乐”的强制行为。
很多人对“童年的快乐”和对“人性化”的认识与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相悖，和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相违，在全球化的高端竞争中远远落伍。
美国各州的“义务教育法”规定，6至16岁的孩子必须到学校上学，或者有计划地“在家上学”，接受同等学力教育。如果没有上学，父母要被起诉，这些立法都是完全“不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强行剥夺孩子“童年快乐”的体现。它并不考虑很多孩子根本就不喜欢上学、不愿意读书学习、不喜欢吃苦的本性。但是，这些“粗暴”的“强制”行为都被文明社会认为是合理合法的；甚而至于，不如此实行却是不文明、不合理和非法的。可见，强迫孩子接受大人的愿望，把大人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并不都是落后的、不文明的和不人道的行为。相反的，如果明明知道孩子“不作为”的“快乐童年”将要导致终生的压抑和失败，要导致未来个人、家庭的长期痛苦，要导致社会整体素质降低，要导致社会不稳定，乃至对社会产生危害，为什么还要任其满足童年短暂的“快乐”呢？
大人不指导孩子选择并走向成功，难道应该并且有权为孩子选择失败？！
“牺牲”了童年的快乐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整个儿地牺牲了宝贵的童年，去做无谓和无用的事情！
“牺牲”童年短暂的“快乐”，获得一生的辉煌；还是享受“快乐的童年”，牺牲未来？您的选择是什么？您长大成人后的孩子更希望您早年为他们做何选择？如果明明知道，孩子走的是“牺牲”未来的道路，不如“牺牲”一时，去换取一生。
为了一生长久的快乐，该牺牲的就要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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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高标准要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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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干什么，否则对孩子的教育是谈不上的。了解孩子的思想行为，随时调整要求，使之更切合实际。对孩子严格要求的同时也要给孩子一定的活动空间。对孩子的要求应该合理，不合理的牢狱式的管教只能束缚孩子的身体却不能束缚他们的思想，相反的，他们会以不当的方式进行对抗。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女儿的书包里总有几本流行小说，我对女儿说，你还是少看那些东西吧，那些书看了没什么用，从现在开始，你只能看经典作品，因为看通俗作品对提高思维能力、英文水平意义不大。以后不允许书包里再出现那些书，只能是名著。
这是我定下的规矩，她勉强答应，不过，看起来不服气，后来，她这样写道：
爸爸似乎什么都要从我手里夺走。他开始不让我看书，总是想给我布置别的什么任务。我很沮丧。我天生就有一种反叛的性格，我认定，我没有理由听他不合情理的指令。
我开始假装做数学作业，而实际上是在读书。我坐在卧室的书桌前，爸爸通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我总是在书桌的抽屉里放一本书，然后偷偷摸摸地打开抽屉看书，只要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就急忙关上抽屉，装作是在做数学题。
这个骗局一直演到我上三年级的那个夏天，虽然发生了几次他进屋来我正好把抽屉关上的惊险场面，却从来没有在“现行”时被捉获。
使我的这一骗局能够一直上演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总是能按时完成数学作业。我约束自己，只要看了20页书，就一定要做十几道数学题。这样，我学会了快速地解数学题。爸爸从未发现我能那么快地做题，因为我仍然装作还是以前的速度。这样，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了。
暑假来临，我高兴至极，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将有足够的时间阅读。我更容易耍爸爸啦，因为他早8点上班，晚5点下班。在这一段时间，我大可轻易地看一整天书。
爸爸早上8点一走，我就起床。不过，我总是暗示他，我可能会起得比较晚，这样我又有了多下来的几个小时可以看书。虽然爸爸妈妈认为我很懒，睡得太多了，我无所谓，也不想说明，因为我实在觉得看书比改变他们对我的歧见重要得多。
我对这种不诚实感到内疚，但还是不能摆脱。我只是想，至少要能够做一件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我对于要被人看管感到非常难受。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也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个骗局一直没有被揭穿。因为一直以来，只要我做错了什么事，爸爸总是会发现并指出的。
后来，也就是几年前，我才发现，其实爸爸对我的这个小诡计了如指掌。事实上他早就开始侦察我。因为他猜我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那时，他什么也不说，他知道我的反叛心理。如果我知道他让我看书，我也许会中断看书的热情。
一直到了几年前，当我告诉他那些年的往事时，他才说出真相。他听我说起那些诡计时，笑着对我说，他早已什么都知道了。我想到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蒙在鼓里就觉得好生气。只有中国的父母才会策划出这样的勾当。在好的美国家庭里，父母认为诚实是父母与孩子关系的重要因素。
如果对孩子的要求过分、不切实际、不合情理，孩子就难免做出不诚实的表现，这也是我发现以后自我反省并立即纠正的原因。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也常逼我多练数学习题，他给我准备了练习本，要求我每次做练习前写上当天的日期以备他检查。我父母周末外出时把我搁在家里，给我布置的任务还是做数学题。我常常不按他的要求做，而是在页首写上日期，将以前做过的数学题随便抄下几页，就去邻居家里玩，估算时间差不多，赶在他们到家以前躺到床上装睡。
那天，是个周末，我外出前，看到女儿正在做代数练习。也不知怎么了，我走到停车场上就站住了，心想女儿会不会也像我小时那样蒙她爸。我坐进车里，开车绕了一小圈，又回到原处，下了车走回自己的公寓楼下。
我住的是二楼。通往二楼的楼梯上方有一块水泥板。我上了几层楼梯，双手抓住这块水泥板，一个引体向上，跳了上去，再侧身翻过一堵隔墙，就上了我家二楼的阳台。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屋里望，高倩正悠然地看着小说。我观察了一会儿，不发一点儿动静，悄悄地循原路撤离阳台，轻轻地跳回地面，再“噔噔噔”踏上楼梯，到了家门口，敲着门高叫：“高倩，开门。”等了一会儿她把门打开，面色略显尴尬。我告诉她忘了带东西才折回来，闭口不问她刚才在干什么。
她又坐回到书桌前认真地做起了数学习题，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我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便拿一样东西离家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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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高标准要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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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回家后，我仔细检查她的习题本，发现她倒是规规矩矩地按书中的习题顺序一直做下来，没有像她老爸小时候那样投机取巧。看来为了能看她自己想看的书，她很注意效率。
这件事使我反思我对女儿的要求是否适当。其实当我在阳台的窗缝里看到她在看书时，随着瞬间的震惊，接着就是一阵忏悔。
我一直以为我和女儿的思想交流很充分，她是乐意只看经典文学作品的。我忽略了她毕竟还是八九岁的孩子，有她的朋友圈子，圈里的话题当然不会是古典文学。她们之间的话题自然是电视、电影、影星、歌星、名人名流，还有男孩女孩。让她与流行图书隔绝无异于让她和朋友没了共同语言。
高倩自己从小有很高的抱负，然而，阅读通俗读物无论如何都是符合儿童的心理需要，是合情合理的。她的愿望被我制止，成为硬性的不合理规定，她就只好秘密对抗。
我很庆幸有这个“知”她的机会，我也是从小长大的，自己的经历帮我悟到孩子的心理。
几天以后我借机和她谈起看书的事情。我说：“其实爸爸以前说只许看经典文学是不对的，现代文学作品里也有很多是可以看的。现代作品离现实更近，描述的就是身边发生的事情，读起来有如身临其境，与同学们可以交流的话题也更多。”
我只字不提对她的突击“侦察”。好多年以后，我才告诉她，笑她的诡计早已被我识破，只是没有揭穿而已，气得她直捶我的背。
通过这事使我感悟到家长对孩子高标准、严要求的同时，也要给他们一定的活动空间。对孩子的要求应该合理，不合理的牢狱式的管教只能束缚孩子的身体却不能束缚他们的思想。相反的，他们会以谎言欺骗和其他不当的方式对抗。
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很重要的是要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在干什么。如果不清楚孩子的动向，对孩子有针对性的教育是谈不上的。了解孩子的思想行为，随时进行合理的调整，使之更切合实际，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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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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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期的中文学校结业了，我自己编印的中文学校校刊让学生们和女儿写的中文文章有了发表的地方。我创造的这个机会对孩子学中文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92年大学城的留学生们创办了一个中文学校，这可能是中国留美学生办的最早的中文学校之一。次年，我应邀当上了校长。我决定扩大招生，另加舞蹈班、美术班和竞赛数学班。大学城里人才资源丰富，我没费什么劲就找齐了教师，其中不乏正在攻读博士、硕士学位者。他们个个都表示不在乎报酬，其淳朴真挚，让我感觉回到了雷锋时代。
教美术的女老师已获艺术硕士，教舞蹈的老师曾在体育院校学艺术体操，“讲故事”班的老师是北大毕业的博士生。我还请了声望非常高的施教授，让他教授“竞赛数学”。
施教授来美前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教授，1978年起就与“数学竞赛圈”打交道，1990年第三十一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在北京举行，他应邀为中国国家集训队办讲座、选拔选手，并为该竞赛命题以及做竞赛期间的裁判。我请他教五至七年级学生的数学，只“一顾茅庐”，他就欣然出马。这个班最多时共有14个孩子，其中有两位后来在全美数学比赛中进入前100名。当年这个班里的学生，后来不乏上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的。有的大学毕业后到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伯克利、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还有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工作的。
中文学校暑期班开张了一个多月，我就忙着张罗举办一个结业典礼和出一本校刊。这本校刊可能也是祖国大陆旅美学人办的最早的中文学校校刊。
我布置各班老师请学生给校刊投稿，学生们听说自己的“作品”能够“出版”，兴致和热情非常高。你写一篇，我写一篇。家长也不甘自己的孩子示弱，极力鼓励孩子参与，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吧。学生、家长通力合作，没几天时间，我就收集到了足够编一本校刊的稿件。我又四处征集广告，凑够了印刷费用。接着，请美术老师设计封面、封底，我自己设计了所有的版面。孩子们的错别字和语法错误都保留了原样，这样可以真实地反映他们学习的过程。每篇作品旁边还配了作者的照片，显得很生动。
女儿嫌手写中文麻烦，用中文软件打字，以《我亲爱的中文学校》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这期校刊上。到了秋季班结业，她特意手写了另一篇文章，以《另一个可爱的地方》为题，发表在第二期校刊上。中文学校为孩子学习汉语言文学创造了条件，我创办的校刊对孩子们使用中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刺激了女儿学中文的积极性。
另一个可爱的地方
↑发表在中文学校校刊上的作文（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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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欣赏孩子的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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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记到出书
高倩根据中国40天寻根之旅的见闻感想，写出了300页的文稿。我珍惜她的劳动结晶，把文稿装订成“书”给朋友们分享，并设法正式出版。这大大激励了她的写作热情，对她进一步奋发努力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92年底，我们出国6年之后，酝酿第一次回国探亲。
对高倩来说，这是热望已久的寻根之旅。她出国时还只有5岁，来美这6年间，在我们有意识的反复提醒下，她对中国故乡还保留不少认识和童年的记忆。6年来，我对她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培养，已使她成为一个感情丰富的女孩。
一谈起回国，高倩总是兴奋不已、迫不及待。我利用她这种急切的心情，跟她讲条件：这次回中国，一路上要写日记，把每天的活动都记下来，回到美国以后，把它整理成文，打印装订成册，留做永久纪念。我们达成了“协议”，回美国后，要写个长达三五十页的总结报告出来。
我要求她把日记整理成文，既是为了让她了解中国，也是为了锻炼她的思考和写作能力。
她显得非常兴奋，写作对她来说不是一件难事。文学作品的熏陶、童年记忆中的亲人、寻根的渴望和对祖国的向往，交织成她炽热的激情——只要能够去中国，她就很高兴！我把她的胃口吊得高高的。
那时候，笔记本电脑还很稀罕，我毫不犹豫地为她买了一台，让她带在路上写作。
回到美国后，她一开始写作，就一发不可收。通常是每天开始写作之前，先看看她的笔记本，有时查一查资料，甚至到图书馆借书参考，接着就在电脑上劈里啪啦打个不停。她写前面几页的时候，打印出来还让我看，我读了以后不断地鼓励她，也和她讨论其中的内容。不过，几天以后，她就不让我看了。她认为，在写作过程中，如果有人对她写的东西说三道四，会产生干扰。她认为，应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思想、感觉和风格来写，那才能真正体现出自己。她的性格是既开放活泼又十分倔强的，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肯让步。无可奈何，我只好按捺住好奇心，耐心等待。
终于，有一天她说可以让我看了，打印出来有80多页。那个晚上，我一口气读完，兴奋得睡不着觉，凌晨两三点钟翻身起来，找出我在这趟旅行中拍摄的三四十卷照片，从中挑出与她所写内容相关的，又把她写的日记打印出两份，凌晨三四点出门，开车往24小时服务的复印中心而去。到了复印中心，我把照片插到相应的章节中，再配上一张高倩站在圆明园废墟上的照片作封面，装订起来，很像是本“书”。
回到家时天已快亮，第二天早上，送一本到我的朋友小陈家，另外带一本到办公室，给我的同事彼康博士和桑坦德博士看。
两三天之后小陈跑来，进门就喊“出版，出版，快出版！”他是学海洋气象的博士生。他把稿子给一个美国学生看，那学生虽然学的是海洋科学，却在一边写博士论文一边写小说。据说他把那册子一口气看完，就对着小陈大喊：“出版，出版，够出版水平了！”难怪小陈进了我的家门就喊。高倩在一旁微笑，她说在中国的时候，就想到要出版自己的日记。
有几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这本小册子他们是彻夜不眠地读完的。当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留学生出国几年没有回国，通过高倩的日记，渴望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中国。
在美国出版女儿的英文日记，多遥远的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可是，高倩每天放学一回家，就聚精会神地在电脑前写作，到了1993年底，她已经打出了300页的文稿。如果不能出版，肯定会打击她的积极性。
我到书店买回几本有关出版的书，《如何快乐出书》、《作家市场》等。不看不知道，一看心情就沉重了。原来美国出书不容易。在美国想出书的人成千上万，《作家市场》里列出的4000多家出版社中，书稿的接受率大多只有10%多一点。
我要求高倩把稿子再润色一下，可是她说，不能再改了，如果年复一年地改，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十一二岁人的思想了。她说得也蛮有道理。到了1994年初，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我给在旧金山的中国书刊社（ChinaBooks&Periodicals,Inc.）挂电话。
接电话的王编辑是个中国人！他让我把全稿寄过去。我赶忙回家打印出书稿，用快递寄往旧金山。想不到，第二天下午两点，王编辑就挂电话来：“我们已决定出版高倩的书，你什么时候来签合同都行。”
真是不可思议！我迫不及待地买了机票。
旧金山和休斯敦有两小时时差，到达旧金山机场时，天还未亮。6月初夏，旧金山凉意沁人。我躺在宽敞冷清的候机厅椅子上，等着天亮以后乘车去出版社。身着单衣的身体贴在冰冷的椅子上，不禁打了好几个哆嗦。这个窘境不知怎么地，就让我想起了以前初中语文课本里学过的那篇《梁生宝买稻种》。与我现在的处境比起来，梁生宝进城还能“吃一碗汤面，再喝两碗面汤”，实在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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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欣赏孩子的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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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金山回到大学城，整个晚上的话题都是有关出版社、出版社的创办人亨利诺依斯和他写的自传《生于中国》，以及我从出版社带回来的很多有关中国的英文书。以后好几天，高倩还刨根问底地向我了解种种细节。这次出书的经历确实让她很受鼓舞，对她以后的成长影响深远。
《西方到东方》出版后不久，休斯敦最大的英文报纸《休斯敦纪事报》在它的周刊Yo!HOUSTON里把高倩作为封面人物介绍。她的照片显著地登在当天《休斯敦纪事报》头版右上角的报眼上。照片旁边的黑体字写着：“亚洲之根，小得州佬高倩计划写她第二本有关中国的书。”这份周刊封面以《青年作家在中国寻根》为大标题，用整整两个版面来介绍，内文的大标题是《传播她的根》，意思是传播她的中国文化传统。
高倩上了大学以后，她自己对这本书总是抱有羞于见人的想法，从不对人谈起她写过书。有一次我们和她的几位哈佛同学在北京的友谊商店里逛，有位同学在店里偶然发现了这本书，刚拿起来，高倩打个岔，一把就将那位同学拉到其他地方去。
我珍惜和欣赏孩子的成果，在高倩写作和出书的过程中，我花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图书的出版，大大激励了女儿的写作热情，成了她进一步奋发向上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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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感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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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师们“发奖”
教师对社会、对每个家庭的贡献影响深远。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伟大群体，这些陪伴孩子走过人生重要路程的人所做出的奉献，值得我们永远感激和感恩！
有感动就要感恩，教孩子知恩、感恩很有意义，这对培养他们的情感和品德至关重要。
1993年初夏,高倩即将从橡木学校六年级毕业。回顾她这两年的学习生活，我们非常愉快，也十分满意。
她在橡木中学遇到了几位很好的老师。有的老师对孩子简直就是过分放纵。在万圣节时，为了筹集学生的活动费用，学校到外面租来一头猪，女教师当着学生的面亲吻猪，为的是让学生捐几美元，如果多捐20美元，还可以请女教师拍一张和猪亲吻的合影，让学生把放大的照片带回家，挂在墙上，有的学生因为喜欢看老师“出丑”，才花钱买这个照片。募集的这些钱，都是用于学生的活动，真难为了这些老师。
有一次，英文课要写一个长篇，女儿告诉我，她写的是侦探小说，打印出来有二三十页。看她写得兴致勃勃的，我忍不住拿来读了一下。悬念设计得倒是满精彩，只是故事的主角和她老师同名同姓，是个荡妇加谋害亲夫的杀手。我一时愕然，问她，怎么把老师的名字拿来胡写。她笑说，就因为这样，学生们才喜欢写。因为五六年级一般不要求写那么长的文章，老师让大家这样做，就是为了刺激学生的写作热情。学生们觉得把老师描述成丑陋不堪、无可救药的大坏蛋是非常好玩的事。老师想出这个点子，把自己的名字作为反面人物，刺激学生写作的激情。老师把稿子收上去后，看到写得好的，还要在课堂上念一段，给学生消遣。据说，她在课堂上把女儿写的故事朗诵给大家听，时而扮鬼脸，时而大笑，学生的情绪很高，想必是收到了她所期望的教学效果。这位教师，真是具有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
女儿还谈起有位西班牙裔教GT课的女教师。GT是GiftedandTalent的简称，就是“天才和智慧”的意思。GT课的内容非常广泛，有社会、政治、伦理、法律以及科普等。这门课没有课本，老师每天上课提出一串问题让学生们讨论、争辩，老师仅仅加以引导，介绍有关的理论根据和思维方式。这是一堂天天上的课，我常从女儿那里听到很多事情。谈起这门课，自然也谈起老师。这位老师从小在纽约的贫民区长大，上的是个风气不好的公立学校，在那里，好学生是要挨坏学生揍的，有时甚至还要挨刀子。因此，她常常不得不把作业写得差一些，以减少麻烦。
大学毕业以后，她来到了这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学城任教，决定献身于这儿的教育。然而，教师的待遇是不高的，她经常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与学生打成一片的她有时对学生说：“唉，还要两天才发工资，我只剩下几块钱了，这两天我只能靠吃炸薯片过日子，要熬到发工资才有饭吃。”对于刚步入教师生涯的年轻教师，他们的收入除了付房租、汽车贷款和偿还大学期间的教育贷款外，当然是所剩无几。再加之年轻人花起钱来计划性差，可以想象她的窘况。但是她以这样清贫的生活水准为孩子们提供了高质量的教学，让我非常感动。
另一位老师琳达·威廉姆斯太太教高倩的数学，是“天才”项目的指导老师，还是数学竞赛的教练。她对高倩疼爱有加。那一年，她带着学校数学比赛队去参加地区数学竞赛，高倩拿到第一名的奖杯。那一次，我专门开车赶到150公里外的赛场去助威，为她们拍了一张高倩手捧奖杯的合影。后来，高倩申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天才少年中心的奖学金时，她为高倩写了非常有力的推荐信。
←获得地区数学比赛第一名后和数学教练威廉太太合影
幸运的女儿生活在这么好的环境里，有这么好的老师，不但生活快乐，还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丰富知识，老师的献身精神以及对孩子真挚的爱实在令人感动。
高倩说，离开学校我很高兴，说明我长大了；但是，离开这些老师，我很难过。她在计划着，要给老师们每人送一张感谢卡，写上她的真挚谢意，写上她的依依告别辞。
我说：“慢，这还不够。”
我任中文学校校长时，曾为优秀教师颁发奖牌。所有获奖者都是人生第一次领到具有西方风格的精美奖牌，个个兴奋异常。
我决定以高倩的名义给老师们每人订制一面“奖牌”，我把想法对高倩说了，她很高兴但又略有迟疑。我知道她一定在考虑，这要花不少的钱，我们平时是很节省的。我说，教育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环，你在这儿受到这么好的教育，我深深为这些老师感动。我们离开了，他们还在这里年复一年地做着平凡的事，我们怎么感谢都无法偿还他们的付出。高倩看我主意既定，激动地抓着我，大叫：“Daddy，我好exciting（激动）啊！老师们一定会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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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感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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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学期结束只有几天的时间了，我赶到专门制作奖牌的公司加急定制。8块“奖牌”于学期结束的前一天按时取到。
学期的最后一天是同学老师们互相道别、互赠小礼品的日子。高倩提着一个装满“奖牌”的提包穿梭于几个教室之间。收到意外礼物的老师们既感动又兴奋。有位老师对她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教师，还从来没得过奖，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Award，我要把它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给威廉姆斯太太的那个“奖牌”略有不同的是在奖牌上方嵌上了高倩手持奖杯和老师的合影。照片下方的金属牌上刻着：
亲爱的威廉姆斯太太：
谢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
我会永远记住您的献身教育的精神！
——倩
威廉姆斯太太拥抱着她，对她说：“我要永远把它挂在我的教室里，我要告诉学生们关于你的故事。”
多年以后，高倩回母校去看望她，这块“奖牌”仍然挂在教室的墙上。老师见到她，总是指着这块牌子对在场的学生说：“这就是倩，就是我给你们说过的那个倩。”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中小学老师都是一个低收入、大工作量的群体。他们对社会、对每个家庭的贡献影响深远。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伟大群体，他们为基础教育所做的贡献是非凡的。不过，仅有感动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永远感激他们的奉献，感激这些陪伴孩子走过人生重要旅程的人。应该永远、永远地感激和感恩！学生们不但要常回家看看父母，还要常回学校看看老师。
有感动就要感恩。从小培养孩子懂得感恩，是塑造孩子优秀品格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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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体验艰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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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拓荒”，盖房子
在大学城买一块地，在这块土地上自己动手，和孩子一起伐木、造房。这对她来说是人生独特的一课，是书本知识无法替代的。在这方面，我从不吝啬她的时间，不担心因此影响她的学习。她也很理解我传输给她的“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优越的生活条件”的人生启示。
做父母者可以竭尽所能地为孩子提供最好的学习和拓展人生的条件，但是，却未必要，甚至一定不要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最优越的生活条件。
让孩子从小多了解社会，体验艰苦，他们才会变得成熟、坚强。
大学城的文化氛围和工作环境使我决定在此定居。1992年，我们打算盖一座房子。我有自己动手的癖好，所以，一家人商量后，决定自己动手盖房子。我们买了一块地，实际上是一片小树林，一日之间从无产者变成了美国“地主”。
走进这块长着100多棵大小橡树的小树林，犹如走进小小的童话世界，不禁想起女儿小时看得如醉如痴的《小木屋》系列小说。罗兰·英格斯怀德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出生于威斯康星州，从小随父母驾着马车四处迁移寻找垦地，先后住过威斯康星州的大森林、堪萨斯州的大草原、明尼苏达州的梅溪畔等。到了65岁时，罗兰花了10年时间把她早年的经历写成了9本书的《小木屋》系列。她住过的小木屋如今已成为著名的观光景点，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去那里凭吊，感受先人们当年艰辛的垦荒生活。
小时的女儿多次读过这一系列小说，读到高兴处，常常左手提着书，右手比划挥舞着，围着我踱来踱去，带着饱满的感情大声朗读给我听，“逼”我和她一起分享这新奇有趣而又惊险艰辛的故事。这部不朽之作不仅让很多少年儿童了解到美国早期的自然生态、生活情景，书中对于父母、手足亲情、世间温暖人情的描述以及对家庭教育的重视，还能使孩子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强烈感受到女儿从这部小说中得到了深刻的人生感悟以及由此而生的成熟思想。
这就是书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极力推崇孩子们从小就大量阅读著名文学作品的原因。这个系列故事让人们既对前途充满希望，又体会到人生常常不得不面对不可预知的危险与挑战。
如今，我带着太太和女儿在美国的土地上“拓荒”，我们将要动手建设自己的家园。不同的是，我们建造的不是原木屋，而是现代化的舒适的别墅大房子。
女儿一会儿采个野果，一会儿摘片树叶，蹦蹦跳跳地和松鼠追逐，她还没有想到，我们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挑战、是怎样的辛劳。
我要做的头几件事就是测量土地，设计房子的图纸，规划房子的坐落，再把房子位置上的树砍掉，把房子以外的树尽可能多地保留下来，好让房子周围环绕着树木。我们开着刚买来的卡车，带着长皮尺，先把这块土地丈量了一下，再与土地资料核对，找到了深深埋藏在土地四周、代表地界的铁棒。女儿高兴地奔跑着帮忙。
女儿一直是我的耐心助手。一开始，我们每天下班或周末都带她到工地上来看看。她和我一样，每次来到这儿总有一种浪漫的垦
↑“拓荒者”又伐倒了一棵树
荒者的骄傲。我觉得，这对她来说是人生美好的重要的一课，这堂课是很多书本知识无法替代的。
所以，在那些日子里，我早“忘”了给她安排的“事儿”，从不吝啬她的时间，从不担心我们“拓荒”、盖房会影响她的学习。
她对这块地总是抱着浓厚的兴趣。这个小树林子里的树，红色的野果，上蹿下跳奔跑追逐的小松鼠，多像是童话里的场景。对于喜欢文学、思想感情浪漫的女儿，这一块小林地似乎有很多的蕴涵，她对这一切很陶醉。我从心里感到非常高兴，高兴的是女儿和我一样，对于我们家自己动手盖房子的理解不是仅局限于省下了多少钱，而是有很多无可言喻的内涵。不过，在整个盖房过程中，她并不都是处于轻松兴奋的状态，我偶尔也让她做一些不那么浪漫的活儿，比如，抬钢筋、挖土，这些没有人会打心里喜欢干的苦活儿。
我常想，盖房子的经历一定会成为女儿人生旅途中最强烈的记忆。多姿多彩的人生不正是无尽知识的来源吗？
我准备好自己充当盖房子所需要的几乎所有角色，包括建筑商、设计师、采购员、木工、电工、内装修工、油漆工、水暖工、搬运工和清洁工。这个想法看起来很疯狂，不过，我已经作了很多技术上的准备，买了一些与盖房有关的书，有如何当建筑商的，有关法律的、电工的、木工的，等等。
我自己设计、绘制蓝图。我把女儿的卧室设计在客厅后面的走廊的最尽头，与主卧室和饭厅、厨房远隔近20米，为的是让她的房间与客厅和饭厅保有最大的距离，有最安静的环境。设计的时候，房子每一处的位置朝向、每一间的大小我们都要反复推敲；而且，常常为了一点异议而争论不休。关于我们在房子设计上的争论，女儿后来还写成了一篇大学申请论文，有位大学校长甚至亲自在来信中表示，她的文章写得很有意思。在卧室的设计上，我刻意把女儿的房间面积设计成最小的，室内的衣柜也是最小的。虽然和其他房间相比只是略小一点，但是这个敏感的鬼灵精从我正在绘制的图纸中马上就发现了，她既谅解，也很理解我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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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体验艰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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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我说：“That’sOK，我有个朋友家里很有钱，大豪宅里大多数家具都很高级。不过，他的房间很小，里面的家具全都是旧货。他爸爸对他说，你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优越的生活条件。”
实际上这不正是我苦心对她的暗示吗？我认为，做父母者可以竭尽所能地为孩子提供最好的学习和拓展人生的条件，但是，却未必要，甚至一定不要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最优越的生活条件。
女儿幼时有几位亲密的美国朋友，有的家庭非常富裕，有的很艰难。有位叫雪莉的女孩，父母都以建筑为生，他们家维持生计的手段就是盖房子、卖房子。听起来好像挺浪漫，其实不然。他们靠着有限的积蓄买材料，两口子自己动手盖，盖好了以后自己先搬进去住，同时一边找买主，有了买主后，全家搬出去租套公寓住，接着再盖下一座房子。有一次，我送女儿去她家参加派对，几个小朋友晚上在她家过夜。雪莉对朋友们说，她很高兴今年的生日正好碰上他们家有房子住，能开一个像样的派对。不过，她们很快就要搬出这座房子了，因为房子已经有买主了。她没法预知第二年的生日会在哪里过，因为她不知道她们家什么时候可以盖好一座房子，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卖掉房子。从她记事起，他们家就是这样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永远不知道哪里是归宿。虽然她要搬出这个舒适的房子，觉得很伤感，但是，她们也很高兴，因为这正是他们家的希望所在，是他们家庭唯一赖以生存的方式。
雪莉家除了父母之外还有3个姐妹和1个弟弟，这么个大家庭仍然过着不安定的日子，让我不禁为这个家庭令人伤感的故事唏嘘不已。不过，雪莉没有因为家庭生活的艰辛而自卑，而是坦诚相见地对知心朋友讲述自己实实在在的故事。他们特殊的人生经历给了处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女儿深刻的人生启迪。
女儿对我说，她毫不怀疑雪莉今后会过上很好的生活，因为雪莉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学习刻苦努力，上了好几门荣誉课。女儿对我说，一个人只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才有可能过上好的生活，一般来说，一个人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生活待遇就越高。雪莉家艰难的生活使她更知道应该怎样去奋斗。
那时候，高倩才读三四年级，我很高兴她在这么小的年龄就能从自己的经历中悟出这个道理。也许，这正是为什么她有发自内心深处的动力，自觉努力地去奋斗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带着她一起拓荒，让她尝尝人生苦涩的原因。让孩子从小了解社会，体验艰苦，才会成熟、坚强，才知道如何为自己的人生未来去努力奋斗。
历经1年半的艰苦劳动，由我们自己动手建造的房子终于落成。这座房子现在成了大学城里的一个“观光景点”，年复一年地，有很多中国人由别人领着，开车来到我们住的房子前面，指指点点地述说着哈佛爸爸、哈佛妈妈当年带着矢志当律师的女儿，自己动手盖房子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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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拉拉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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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孩子的各项活动，家长既要参与，也要当好拉拉队。热心参与，适当赞扬，真正发自内心地欣赏孩子，会换来比空洞的口头鼓励强得多的好效果。
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碰到女儿的好朋友，正在得州A&M大学就读的阿波莉，听说她参加选美，当天晚上是决赛，我对她说：“我去为你助威，顺便拍几张照片。”
开赛前，她母亲拿着一摞预先买好的票等在剧场门口，分发给前来捧场的朋友。进了剧场，看到他们一家父母兄弟姐妹8人全部到场。表演中，大家使足劲儿为她加油。她母亲静静地端着一个本子，像个专业裁判似的，认真地为女儿逐个细小项目“打分”。那晚，阿波莉如愿以偿摘取桂冠。
选美赛后，在一个狂欢的大厅里，我边看欢歌狂舞，边和阿波莉的父亲聊起了家常。阿波莉的父亲毕业于乔治敦大学，修刑事犯罪管理学，曾任一座联邦女子监狱的监狱长。政府的工作收入不高，他还领养两个孤儿，供养3个大学生和两个中学生，生活不易。为了增加收入，他加入预备役。“9·11”事件后，他应召到军事基地工作。为了参加女儿这场选美，他专门请假3天，赶回来当拉拉队。从新墨西哥州的军事基地开车过来，单程就要12个小时。这个慈父笑着对我说，半夜过后，派对结束，回去睡四五个小时，天不亮就得起来赶回基地。他一脸幸福，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让我有说不出的感动。来回24小时枯燥的长途驾驶，就为了参加一场女儿在大学里的选美比赛！
很多人都说，只有中国人、中国家长最爱孩子，最重视孩子的教育。从这个父亲的身上，我感受到了未必能从很多中国家长身上看到的感动和震撼。以前孩子外出参加的各种比赛，多数在300公里、来回六七个小时车程的范围内，有的美国家长会专程开车去助威，为的只是鼓励孩子，并参加最后的颁奖；有的家长每场必到。回想我自己，女儿上初中、高中的6年时间里，专程开车赴外地为她捧场当拉拉队的经历不上10次。即便如此，在很多华人眼里，我已经是模范父亲，常常被人作为“望女成凤”的谈资。
有人以为只有中国人培养孩子才肯花精力，实际上，美国人在孩子的教育上不但肯花精力，很多人还特别喜欢亲自投身其中。我的同事尼尔博士就是这样，他有3个上中小学的孩子，他利用每天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到他孩子的学校充当足球教练。每天下午5点绝对准时下班，匆匆赶到停车场，开车直驱学校球场，天天滚在孩子堆里，带他们练球、比赛，忙得不亦乐乎。我刚来美国时对这一文化现象不了解，一直以为他是有报酬的“兼差”，后来才知道，他十年如一日地当个“义工”，和孩子们在一起只不过是“玩玩”。
女儿高中的交响乐团也有很多家长参与，每年都选出由家长组成的“乐团之友”委员会。那年为了去中国访问演出，家长们还多成立了几个委员会，筹款委员会由一位物理教授主持，公关委员会由一位大学新闻系主任负责，我成为中国总联络。筹款委员会负责向外地的机构筹款，公关委员会设计宣传材料、写文章、联系媒体。几位当法官、律师、医生的家长也踊跃报名随团去中国，以便协助解决可能发生的问题。交响乐团共有138个乐手，光大提琴就有25把，低音提琴6把，还有低音号、大鼓等，体积很大，都不可能随身带上飞机，几位家长承担了加工几十个托运用的大木箱的任务。
有的人不但能欣赏自己孩子取得的成就，还能够欣赏别人孩子的成果，以行动对别人孩子的成就给予极大的鼓励，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有时，其他人对孩子的鼓励，能够起到家长和老师所起不到的作用，对孩子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女儿的书出版以后，出版社安排在休斯敦的书店举行签名售书仪式，由于时间紧迫，没有合适的机票，出版社总裁诺依斯先生一个人开车，从旧金山赶来休斯敦。旧金山与休斯敦相隔3000多公里，开车单程将近40个小时，为了参加仅仅为期半天的签名售书仪式，他要来回6天耗在大荒漠上。为了不让我过意不去，他认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