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以确切的数据为依据的。美国儿童健康和人的发展研究院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研究。对美国十大儿童护理中心中的1100位母亲和孩子作了评估，他们的年龄分别为6个月、15个月、24个月和36个月。初步的调查结果曾刊登在《今日美国》上：“上班工作的母亲担心，如果她们把自己的婴儿和学步孩子请别人来护理照料的话，她们与孩子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来自联邦政府的消息指出，她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幼儿的最初3年里，他们在托儿机构呆得时间越长，那意味着母亲和孩子的积极相互作用就会减少。”初步的发现证实，让年龄幼小的孩子呆在日托机构里，这意味着母亲与儿童交流的减少，而且孩子还可能减少对母亲的积极反应。换言之，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联结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过早的日托体验的消极影响，尤其在母亲本来就感觉迟钝时更是如此。
上面报告的数据是在研究尚未结束时公布的，在该项目于2001年完成时，研究人员宣布了更为令人不安的发现。他们指出，大部分时间在儿童护理机构度过的孩子与主要由母亲照料的孩子相比，在幼儿园出现行为问题的人数要多2倍。这些结果是以母亲、照料孩子的人员和幼儿园老师打出的分数为基础的。儿童在护理机构呆的时间与攻击倾向、对抗和不服从等行为特征之间有直接的相关关系。他们在外面的托儿机构呆得时间越长，行为问题就越多。该项目的主要调查人员之一杰伊?贝尔斯基指出，1周在托儿机构呆的时间在30个小时以上的幼儿“更为苛求、更不听话、更具攻击性。他们在以下方面得分更高，如打架、残酷行为、欺侮人、自私卑劣，以及说话多、提出的要求必须马上予以满足等。”这对目前在美国的儿童护理机构的1300万学前儿童，包括600万婴儿和学步幼儿来说不是好消息。
在这一研究的结果公布以后，在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们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多年来一直告诉我们，孩子们在儿童护理中心发展得要好得多。他们对这一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攻击，声称其发现结果是无效的。其他人则要求联邦政府为高质量的儿童护理项目提供更多的经费。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即对那些不得不依靠这类机构的父母，应该提供更好的日托机构选择的机会。但是，我倒有一个更好的想法，为什么不减少对父母的税收呢？这样的话，母亲就可以从事她们最需要去做的事情，即在家里和孩子呆在一起。
在“公共议程组织”进行的一项研究中，70%年龄在5岁以下儿童的母亲想离开工作岗位，71%的母亲称送孩子日托是“不得已”的选择。当问及什么样的儿童护理做法对幼儿来说是最好的时候，70%的母亲称家长之一留在家里是可取的方案，14%的母亲认为，夫妻俩上班时间交叉分开最好，6%的母亲选择请一位亲戚来帮忙，只有6%的母亲认为最好的选择是一个高质量的日托中心。公共议程组织的负责人德博拉?沃兹沃思说：“在提到把孩子交给一个她们不认识的成人去带时，母亲们都充满了焦虑。”
这对公共政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请让我再说一遍。美国国会应该为那些选择呆在家里照顾孩子的母亲（或父亲）提供减税和其他经济刺激的措施。为什么他们到现在还没这样做呢？因为他们想从有两份收入的家庭多征收些税收，也因为他们被那些女权主义分子和其他持相近观点的人说服，让政策有利于就业的母亲。应该让天平保持平衡了。我并不是对那些竭力去完成所谓的“双重责任”的上班母亲没有同情心，她们也需要得到我们的爱和尊重。许多就业的母亲之所以成为劳动者中的一员，是因为她们在经济上没有其他选择。
在我们的头生孩子2岁时，我正在南加州大学完成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家里的每1块美元都用在我的学费和相关开支上。尽管我们在丹妮小的时候不打算让雪莉去工作，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雪莉到学校去上课，我们的小姑娘每天早上被送到日托中心去。一天我们到那里时，丹妮开始止不住地哭起来：“不！不！不！爸爸！”她这样对我说。在我抱着她向门口走去时，她紧紧抱住我的头颈，乞求我别离开。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都不喜欢和父母分开，但这一回情形有些不同。丹妮的眼睛里有一种恐惧的神色，我怀疑她上次来时一定碰到了使她极为不安的事。我可以想像得出发生了什么情况。我抱着孩子转过身向那辆停着的车子走去，当只有我们两个人时，我说，“丹妮，我保证你再也不用去那里了。”
母亲与儿子(3)
[美]詹姆士?杜布森
雪莉和我讨论了怎样信守我们的承诺，我们最后决定出售并“吃掉”我们拥有的两辆大众汽车中的一辆，这样她就可以在家里呆上一年来照料我们的孩子。当那笔钱用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已从学校毕业，我有条件让雪莉当上一位全职母亲。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我们这样的条件，而且当然，有数百万的单身父母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得不实事求是。如果哪一个亲戚或朋友可以在白天为你带孩子，这样如果其他条件都一样的话，比起送到日托的儿童护理机构总要好得多。孩子需要的是，孩子与白天提供护理的照看者之间的关系要有一种连续性。
关于婴儿和早期儿童发展的许多研究的基本点是一致的：婴儿有几种基本的情感需要。包括抚摸、联结、持久接触、保育和安抚等。对今天许多孩子受到虐待、无人关心、他们的需要被人忽视的现象，我感到痛心。生活中没有比没有人爱的孩子、或是感觉到自己没有人爱的孩子更悲伤的了。有时我真希望婴儿出生时头颈上挂着这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小心！小心轻放！请爱我。请保护我！在你的心中给我留个位置。”
尽管早期的母亲—儿童联结是这样重要，但看上去似乎有点奇怪的是，在从15个月至36个月其间，男孩开始和他们的母亲拉开了距离。比起女孩来，男孩在这时开始变得“消极”了，开始抵制把他们围拦起来或是管住的做法。他们对什么都说不，甚至对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是这样。在叫他们时他们会跑开，到睡觉时大喊大叫，他们一般对父亲的管教作出作出较为积极的反应，但也不是很积极。无论你信不信，这对母亲来说是个机会。她必须在学步期这些欢快而又充满挑战的日子负起管理的责任，纪律教育的任务完全留给爸爸是不够的。对母亲的权威和领导权的尊重就是在这一阶段扎下根来的，失去的机会以后再要重新得到是很困难的。要记住，男孩绝对需要有人监督。他们还确确实实需要“文明礼貌”教育。没有坚定而又充满爱心的领导和指引的话，他们往往可能发展自私和带有破坏性的性格，这将对男孩自己和家庭其他成员带来危害。我们在第16章对纪律问题还将作更详细的讨论。
在这一分离和分化阶段，还有其他什么对母亲有更重要意义呢？有一点是，她们不应让自己因为男孩的吸引力转向父亲而产生被拒绝和受创伤的想法。要记住，行为不是对着个人的，男孩的遗传因素决定了他会作出这样的反应。我记得我3岁时被母亲拥抱和亲吻有那么一种难为情的感觉。有一天我对她说我觉得这样有点“傻”。她的反应很聪明：“我也这样觉得。”我想要、也需要她的爱，但是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自己不知怎么地在朝父亲一边被拉过去。尽管大多数孩子还未能明确说出这种感觉，但这种情形的出现是一种健康的过程，男人的气质就是由此而形成的。母亲在儿子对这方面的需要最强烈时应鼓励丈夫和儿子在一起。把本书的这一节给你的丈夫看，尽管他们不会去看其他部分。男人在刚做父亲的那几年里往往是非常繁忙的，他们的头脑都集中在其他方面。在旁边轻轻推一下，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这比对他们成天批评责骂要好得多。
随着时间的流逝，男孩的性意识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不要认为他们是没有性意识的，即使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也不是这样。有的学步孩子和学龄前儿童会手触或抚摸他们的生殖器，这被不准确地称为手淫。它使他们的母亲感到难为情和担心，但是它对儿童的发展和道德意识并没有什么影响。这只是表明男孩发现了“感觉很好的地方”。可以告诉孩子，触摸自己的身体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分，但是在他作出此类行为时不应予以羞辱和惩罚。
在我5岁时，有一天我和我的大阿姨一起躺在床上。她年纪已经很大了，经常有些似乎很正经的想法。我快睡着了，这时她在看一本书。突然，她发出一声惊叫：“你在被子下面干什么？”相信我，我在被子下面什么都没干。我甚至不知道在被子下面有什么有趣的事可干。我现在回想起那一刻都感到好笑，但当时却把我给搞懵了。我不明白她担心的是什么。你不要对你的男孩犯同样的错误。
男孩在比较小的时候，有时对女人和女孩会进行胡乱的猜想，他们想的并不是性交，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懂得这些，但是他们常常对女性的裸体或其他与性相关的形象有某种模糊的想法。这是男性体验的一部分。
有人告诉我，一位母亲和他17岁的孩子一起在车上，突然，他开始问起了各种和性相关的问题。他要母亲告诉他关于婴儿以及婴儿是怎么产生的具体情况。母亲对这么早就面临这些问题感到不安，她以为这样的题目要在二三年以后才有可能被提起。但是现在这类问题就摆在她面前，她无法回避了。好吧，她对自己说，那我们就说下去吧。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在她说的时候，孩子坐在那里，眼睛望着前方，一片茫然。在她讲完以后，男孩把窗往下摇，然后把头伸了出去。他说：“哎……哎……哟，我都快要呕吐了，我不想记住这样的内容！”几个星期以后，在他的堂弟出生时，他告诉了自己的小弟弟小孩子是怎么来的。但是他还是不怎么明白。“妈妈和爸爸，”他说，“必须做那刺激的事儿（指产生精子）。”
母亲与儿子(4)
[美]詹姆士?杜布森
10岁对大多数男孩来说是讨人喜欢的时期。有人把这段时间称之为“天使”阶段，这时候的男孩最愿意合作、也最听话。过了这段时间就大大地不一样了。到11岁时，男孩一般会变得容易烦躁、喜欢争吵。他可能会惹母亲生气、戏弄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步步地打破限制他的范围。这表明睾丸素在形成增加，青春期的高潮即将来到。然后进入12岁和13岁。在以后的3年里，那可是“守住你的家园的时候” ！
已故的咨询顾问和作家琼?勒什是几年前我主持的“爱家”节目的嘉宾，我们讨论了母亲和儿子这一题目。关于青春期的开始她当时是这样说的：
从我提供的咨询和我自己的阅读体会来说，我可以说……哎，我的天，13岁可是个困难的年头。我来给你举一个我们家的例子。一位母亲注意到儿子情绪低落，就说道：“我说，你过来看看这些相片，帮我挑选一张我在圣诞节要用的。这些都是我的照片。”男孩走了过来说：“这些照片我都不喜欢。你呼出的气有味儿。我到自己的屋里去了。”母亲说：“啊，我心都被刺痛了。”但是2小时以后，儿子走了出来说：“我爱你，妈妈。”他吻了妈妈，然后去睡了。13岁男孩大多是这样的。这个年龄的男孩常常显得很粗鲁、会刺伤人。他会对着父母尖叫，把门关得砰砰响，情绪波动很大。但是突然之间，他又会摆脱这一切，又成了家庭中可爱的一员。13岁—14岁的男孩有时真是很难捉摸。
还有一件事。一个小男孩是在“死去的母亲”前获得他的男性气质的。别忘了这一点。他不仅仅杀了她，而且是慢慢地把她给“刺死”的。让我来解释一下。我想许多小男孩对未来男人会变得怎样心存害怕。当然，并不是人人都是这样的。有的平稳地过去了，但有的会焦急地问：“我会成为一个正常的男人吗？”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挡了他的道。如果她距离太近的话，孩子会感到自己被她吞没了。毕竟她是个女人，她站在他和他将要成为的那个男人之间。那些挣扎最激烈的男孩有时就是那些和母亲关系最密切的孩子。他们做些什么才能把她请出去呢？他们不得不“杀了”她。“杀了她”就是那个说“你呼出的气有味儿”的小男孩。这是他建立自己的男性气质的方式。这一过程对母亲来说是很难受的，她感到遭到了自己儿子的拒绝和伤害，但是这样一个过渡期是她们不得不忍受的。那些儿子突然经历这样的异化过程的母亲往往会这样问自己：“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孩子成了个小霸王。”我说，停一停吧。好的日子会来临的。
但是，如果好日子不来怎么办呢？如果一个孩子在青春期的态度越变越坏，怎么办呢？我知道这样的情况在你的一个或几个孩子身上发生过或总会发生的。它是受荷尔蒙的分泌影响的，即使在最有规矩的家庭里也会出现。在孩子身上出现敌意或反抗的现象时，你怎样才能阻止你的儿子（或女儿）大发脾气、怎样才能阻止他们作出愚蠢举动来呢？我在其他书中对这一问题作过讨论，我在这里还想介绍一下我最近的发现。美国青少年健康纵向研究组织对11572名青少年做了调查，以决定哪些因素对防止有害行为，如暴力行动、自杀、滥用毒品、早期性行为、青少年怀孕有防止作用。研究人员的发现是：每天的4段时间中父母的在场是很有作用的——早晨、放学以后、晚餐时间以及就寝时间。当父母和孩子之间定时的接触与其他活动结合起来时，可以取得最为积极的效果。研究人员还观察到，那些感觉到和自己父母一直有联结意识（温暖、爱心和关心的感觉）的青少年去从事有害行为的可能性最少。
我的有些读者可能会问：“我怎么可能在早晨、中午和晚上都和孩子在一起呢？我要做的事太多了。”这个嘛，要由你来决定这个时期什么最重要。以后几年你是否与孩子呆在一起不会对孩子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但是你现在是否能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会对你的孩子产生学会生存和跳入悬崖之间差别。
在我16岁时，我父母亲也碰到同样的困难选择。我爸爸是一名传道者，很多时候都不在家，而我母亲则在家里和我一起。在青春期那段时间里，我开始和我母亲发脾气。我从来没有作出过全面的反抗，但是我确确实实有过那种倾向。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我妈妈跟我爸爸打电话。我听见她说：“我需要你。”使我惊奇的是，我爸爸立即取消了4年的聚会，把我们住的房子卖了，搬到南方700英里远的一个地方去当牧师，这样他就可以和我住在一起，一直到中学毕业。这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牺牲，他在事业上从此一直没有更大的发展，但是他和妈妈都觉得，我的健康成长比起他们眼前的工作来更为重要。在那几个年头里，我本来有可能遇到更严重的麻烦，但是父亲就在我身边。今天，我如我经常做的一样，又一次满怀敬意谈到我的父母，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在我走向崩溃的边缘时，他们给了我最大的关心。你会为你的孩子作出同样的牺牲吗？
你或许不需要在你的生活方式上作出这么巨大的改变，有时侯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辛辛那提儿童医院中心的布莱克?鲍登博士和他的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527名青少年，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和心理调整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观察再一次显示了那些父母与孩子一起吃晚餐每周有5次以上的青少年吸毒、情绪抑郁或违法的可能性要低得多。他们大多数在学校里表现较好，和一些朋友在一起时能互相帮助。即使不是经常一起在家里进餐的家庭，这样做的好处也很显然。那些到快餐店就餐的家庭也有同样的效果。相反地，那些调节比较差的青少年，其父母和他们一起吃晚饭的次数只有3次，甚至更少。
母亲与儿子(5)
[美]詹姆士?杜布森
前面介绍的这两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这不是很有趣吗？父母的关心参与是孩子成功经受青春期暴风雨考验的关键。下面介绍另一个对年龄更小一些的儿童进行的调查，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凯瑟琳?斯诺博士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对65户家庭进行了追踪调查。她发现，晚餐时间比起游戏时间、学校时间和讲故事时间来，对孩子发展更有价值。显然，在“拗断面包”（共餐）的过程中蕴含着某种特别的力量的。
这些发现意味着什么？一家人坐下来一起进餐，这之中有什么神秘因素吗？没有。相信这一点的父母是会失望的。鲍登的研究显示的是，家庭关系对青少年来说是重要的。当父母为孩子留出时间时，当他们几乎每天都安排时间跟孩子交流沟通时——在此例中，是在就餐过程中——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就会做得更好。结论是什么？那就是，家庭给儿童和青少年带来了稳定和心理健康。
尽管有这样明显的证据支持家庭共餐的做法，令人遗憾的是，只有1/3的美国家庭在大多数晚上共进晚餐。我们生活其中的闹哄哄的世界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压过来，逼得我们在“奔波”之中吃饭。有些人在车上或办公室进餐的次数比在家里还要多，有时一边驾车一边啃着汉堡包或面卷饼。幸运的是，我们有可能改变这一潮流。只要有决心有计划，我们就可以1天1次或2天1次家庭成员互相沟通。最重要的方面不是桌上摆的食物——我们可以自己烹调，也可以请意大利食品店送货上门。重要的是，我们经常安排出时间来坐下，大家随便交流沟通一下。
全家共餐可以成为家庭传统的一个中心点，强化每个成员的身份以及互相之间的亲密关系。我再来举一个我家的例子，我们在各个节日挑选各种不同的食品。感恩节和圣诞节是火鸡，新年是红豆和火腿，复活节是熏火腿，美国独立日是野餐汉堡包（用火鸡做），圣诞前夕则是中国菜（别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不同的传统节日有不同的内容特征，而不仅仅只是食品的挑选。我们家里人人都盼望着这些节日的到来，在这样的日子里，家里总是充满了欢乐的笑声和自由愉快的气氛。孩子们喜欢每年举行的这些活动，这些活动把他们与父母联结起来。我希望，你们家也有相似的传统做法。
最后，我要说的是，家庭聚餐的时间是非常美好的时光，此时，我们分享真实的信心。在我们讲述那欢欣的日子时，孩子们看到了上帝的爱、上帝的信实，也懂得了感恩时间敬拜的重要性。在我们家里，我们在每次进餐前要向上帝表示我们的感谢，是他给了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
你的男孩越是感觉到自己是充满爱心和快乐的集体中的一部分，那他们就越不可能去反抗家庭。这不是许诺，而是一种可能。
在我们的话题将要离开家里的餐桌时，我还想提及一个相关的健康问题。在我们谈论食物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不要引起早期肥胖症。哥伦比亚儿童医院在俄亥俄州进行的一项医学调查研究显示，今天的儿童体重重多了，比起15年前的儿童来，胆固醇和甘油三酸脂都要高得多。研究人员之一的休?艾伦博士指出，“除非这类现象得到改变，今天在美国的8000万儿童中，将有3000万最终死于心脏疾病。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预测啊。问题在于，今天高脂肪的食品代替了真正有营养的食品，而且即使享用健康食品，儿童因为没有足够的体育活动也未能消耗掉热量。在看电视、合伙使用汽车、玩电脑游戏以及到匹萨饼店大吃大喝等活动中，儿童不再像过去那样蹦蹦跳跳。因此，爸爸妈妈应该多和孩子一起游戏活动，诸如散步、骑车、藏猫猫或是远足。儿童正在形成他们将坚持一生的习惯，因此每天合理的饮食和体育活动将会对未来的健康产生很重要的作用。一旦你的孩子走上了健康正确的道路，你就可以转过来多注意活动活动自己的身体了。
好了，或许我在食物问题上花了过多的时间，但它是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母子关系的其他几个方面。
毛虫团团转
作为母亲的你和你丈夫的共同任务是，把这个可爱的小男孩当作原材料，造就出一个完整的男人来，一步一步、踏踏实实、丝毫不放松。永远不要设想哪一时刻你可以只顾“做自己的事”，而不会对他和他的姐妹带来严重的后果。
毛虫团团转(1)
[美]詹姆士?杜布森
伟大的法国博物学家让-亨利?法布尔曾对列队的毛毛虫——据说是因为它们往往以统一的步伐前进——做过一次很有意思的实验，他将它们并排放在花盆的内壁，然后在它们转圈前进时对它们进行仔细观察。在第3天快结束时，他在花盆的中间放了一些毛虫最爱吃的松针。它们继续又爬行了4天，队形依然没有散乱。最后，它们一个个都翻身倒地饥饿而死，而此时距离它们梦寐以求的食物只有几英寸。
这些毛绒绒的小虫使我想起了今天的某些母亲。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早到晚，天天忙得团团转，疲惫不堪，精疲力尽，却不知道到底该怎样才能将所有的事做完。很多人在辛勤持家，接送孩子，准备菜肴，打扫房子，并尽力设法维持婚姻、友情、家庭关系和宗教信奉的同时，还从事着全职的工作。这实在是非常辛苦。令人伤心的是，这样一种我称之为“经常性恐慌”的过度束缚、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生活方式反映了西方国家大多数妇女的特点。
你是否就是这样一个在无尽头的转圈里奔波不停、备受煎熬的女性呢？你是否发现，自己因为太忙而没有时间读一本好书，或者陪自己的丈夫好好散步，或让你的3岁孩子坐在自己的膝头讲故事给他/她听呢？你是否有时间去考虑上帝的话——和他谈心并倾听他慈祥的声音？你是否为了应付没完没了的任务表而几乎取消了每一次有意义的活动？你是否问过自己，到底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生活？也许你问过，但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我们坐在一辆隆隆驶过城里的装满货的火车上，我们没有去控制速度——或至少我们认为自己无法控制——因此，我们惟一的选择是下车。走下火车，让生活的节奏慢一些，这是非常困难的。旧的生活模式真的很难消除。
上一次你的朋友不期而至来拜访你，是在什么时候？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太久远以前的事情了。曾几何时，一家人有一个定期的习惯：大家挤入一辆车，开车去某个朋友的家，整整一个下午，大家随便聊聊，享用着香蕉乳酪馅饼。这曾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份小小的独特闲趣。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我还是一个小孩时，听见敲门声就急匆匆跑去看是谁来了的那些时光。纱窗会裂开一个小小的缝隙，然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房间里来：“有人在家吗？”妈妈会风风火火地倒上一壶咖啡，接着在下午的时光里我们会坐下来，和朋友东拉西扯——言之无物但又无所不谈。最后，朋友离别的时间到了，我们相互拥抱着说再见，请他们下一回有时间再来玩。可悲的是，那样一种自然真挚的友情在今天这样快节奏的世界里很难再见到了。生活的繁忙和压力几乎完全破坏了以前家庭和朋友之间很常见的群体意识。我们很少——如果曾有过的话——不预先通知就去顺便走访朋友。而即使我们去了，他们也可能会为了陪我们而不得不取消一大堆约会。于是，我们便这样度过自己的每一天：生活如轮船疾驶而过，匆忙地瞥一眼戴着的手表，却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亲密的友情了。
雪莉和我前几年曾有幸和一位名叫珍妮的80岁的老太太为邻，我们真的喜欢上她了。她看着我们来来往往，知道我们面临许多压力。珍妮一次次告诉雪莉说：“宝贝儿，别忘了给朋友和家庭留点时间。你知道，一个人不要忙得顾不上别人了，这是很重要的。”她很孤独，她说出的正是她自己的需要。我们偶尔也会和她闲聊几句，并且一起共进晚餐。有一天下午，雪莉同她一起喝了茶，而且谈了一个愉快的下午。但是，要满足她的需要是困难的。我们正在高速公路的快车道上飞驰着，而珍妮呢，她正沿着一条乡间小道在她的生活舞台上漫步。
珍妮现在已经过世了，但是她的话依然在我们的脑海中回荡。这些年，我们的日常活动真的比花点时间去爱一位特别的老太太、真的比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交流来往更重要吗？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真想断开——脱离，从所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繁忙事务中抽身退出。我愿意献出一切回到25年前，和降临我家的两个小家伙呆上一整天。当然，如果以较慢一些的步伐前行的话，其代价是很高的。那样的话，我就不会建立起一个名为“爱家”的组织来——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召唤，我也不会写出几本印有我的名字的书来。我们将上帝给予我们的都给出去了，在保持完整的家庭生活、了解孩子们的世界这两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当我回想往事时，我不禁要问：“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允许雪莉和我做得更好一些的折衷方法呢？”我不知道。
我们不是提出这一问题的惟一一个家庭，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D．帕特南在他的重要著作《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会的崩溃与复苏》中谈到美国社会不断上升的趋势，即过劳和孤独。他在过去25年中采访了将近50万人，得出了这一结论，即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疏远。我们的社会关系结构已是一落千丈，这使得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变得贫瘠不堪。我们往往对自己的邻居越来越不了解，和朋友的交往日渐稀疏，甚至与家人之间的距离都拉大了。我们经常参加聚会的组织越来越少，像青年商会（Jaycees）、施里纳俱乐部（Shriner）、驼鹿俱乐部（Elks）以及其他服务性的俱乐部人数寥寥，惟有通讯地址簿上的单子越变越长。现在打保龄球的人和过去一样多（因此帕特南的著作以此为标题），不过他们中更多的人是独自玩。自1980年以来，参加保龄球协会的人数已下降了40％。在政治上，我们仍然是对公共事务相当熟悉的观众，但是我们中越来越少的人在真正参与这一游戏。（用关于美国及其未来那样引人注目的不同观点来让总统候选人进行竞选的2000年全国大选期间，在亚利桑那州只有31％的合法选民费心参加了选举投票，在加利福尼亚是39％，在夏威夷是40％。）在宗教生活方面，“美国人现在去教堂的次数往往比60年或者80年前要少多了，我们所去的教会与外面社区的接触也大大减少了。”
毛虫团团转(2)
[美]詹姆士?杜布森
帕特南说，在日益增长的孤独背后，最重要的因素是双职工家庭数目的增加，由此而使得男人和女人与她们传统的社会网络关系疏远了。瞧！除了工作和维持家庭生活之外，简直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电视、互联网以及其他电子通讯形式也削弱了各代人之间的联系，妨碍了家庭传统的承继。把这一切统合起来考虑的话，可以说它们带走了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意义和快乐。简而言之，帕特南指出，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收缩，从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分裂和相互信任的普遍崩溃。
其他研究证实了相同的趋势和结论。过劳承受和孤独是全国普遍的现象，纽约、新泽西州以及康涅狄格州的“牛津健康计划”发现，在美国的每6个职工中，就有1个工作过度，他/她因工作需要甚至无法按正常的休假时间休假。民意测验专家说：“与日本、加拿大、英国、德国以及意大利的25个或者更多的休假日相比，美国人已经是工业世界中休假最少的人了，平均每年只有13天假期。”研究表明，那些被调查的人当中，有32％说他们工作和吃午餐是同时进行的，而另外32％的人说，他们一旦到达了工作单位就再也不能离开办公楼。大约有34％的人说他们的工作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在工作中没有休息或歇一下的时间。19％的人说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感觉自己比实际要老一些，而17％的人说工作使得他们晚上失眠。17％的人说，即使遇到紧急情况也很难抽出时间或离开工作岗位，而8％的人说他们相信，如果他们生一场大病的话，他们将被解雇或降职。我们在让自己拼命工作。
从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帕特南和其他人的这些发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体现了大多数西方人正在过的折磨人的生活方式不仅导致了广泛的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孤立，而且它还是家庭崩溃瓦解的罪魁祸首。丈夫和妻子没有时间在一起，而且他们中很多人几乎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他们被无穷无尽的任务单压得没有时间与亲戚、朋友或者邻居见面聊聊。我写此书花的时间比我以前写的其他各本书的时间都长，在为此书写作所做的调查研究中，我一再面对这不断出现的同一令人伤心的现象：父母由于过度心烦意乱、精疲力竭而无法保护关心自己的孩子。
民意测验专家乔治?巴纳也发现了这一趋势的迹象，他写道：“现在，对于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专门花时间和家庭成员进行交流变得不那么常见了。他们和家里人在一起的大多数时间或许可称之为‘家庭和时间’：即家庭和电视，家庭和晚餐，家庭和作业，等等。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常常被安排得如此紧张，因此要在一起举行一些专门活动的话——如谈谈生活、参观什么地方、玩游戏，以及进行精神探索等——不得不事先约定时间。这样的活动已很少了。”
我发现，今天的孩子和年轻人缺少过去那样的家庭生活——现在几乎完全不同了。我的亲家乔和阿尔玛?库比施塔年纪分别为89和90岁，而我女儿和她的朋友们至今还喜欢去他们家里。为什么？因为那儿的一切都非常有趣。她们有时间玩桌上游戏，一起欢笑，敞开肚皮吃东西，谈论年轻人感兴趣的一切。没有人步履匆忙。如果有人打电话来，他们总有时间和人家聊聊。她们的常客之一是一个喜爱库比施塔夫妇的名叫查理的单身汉，当他不得不搬走的时候，他开了60英里的车，把一支他种在后院的蔷薇送到他们家。他只是想让乔和阿尔玛别忘了他。这两位我也深爱的老头老太为我们年纪小一些的人提供的东西在其他地方已经找不到了。这是多么悲哀呵。
几年前我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演讲，与会的另一位演讲者是来自哈佛大学的精神病学家阿曼德?尼科里博士。和我一样，他那天的主题也是关于美国家庭的状况。尼科里博士解释了一种把我们隔离开来的疲惫生活是如何产生与离婚几乎相当的影响的。美国的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要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父母少。其结果是：没有人在家里满足孤独的学龄前儿童和挂钥匙儿童的需要。尼科里博士强调指出，父母和孩子关系的中断与我们现在观察到的精神病问题的增加之间有不可否认的关系。“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的话，”他说，“严重的民族健康问题将不可避免。”如果离婚、虐待儿童、猥亵儿童以及忽视儿童等现象继续上升的话，美国所有医院床位的95%将为精神病患者所占据。
当然，家长的繁忙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彼此孤立不是新问题。自二战以来，作父母的一直在作出努力以调节生活的压力，但是他们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大多数50来岁和60出头的母亲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家庭放在首位。这就是为什么她们中有那么多人宁愿呆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她们还是家里的“管理者”，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然而，随着性解放的到来，拥有更自由观点的母亲开始重新考虑她们的选择。
在1981年5月出版的一期《时尚》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当时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些革命性想法。它被德博拉?梅森称为《新的健全心态——母亲的解放》。根据梅森的说法，80年代的母亲不再觉得需要去实现对母亲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她们成为废除“超级母亲”——“是自己孩子的全部，并且她的孩子也是自己的全部的圣人/暴君”思想——的第一代人。在该文中，梅森采访了菲利斯?切斯勒博士，后者鼓励母亲通过变得和孩子们更“分开”一些来追寻和保护自己的个性。切斯勒相信“无处不在的母亲”的观念是一种“现代的愚顽”观念，并极力主张母亲应同其他人一起分担父母责任，这些其他人包括（外）祖父母、姨妈婶婶、兄弟姐妹以及邻里等。“我的儿子阿里尔常常有四五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成年人，” 她说，“在2年的时间里，[我的助手]就像是他的第二母亲”。
毛虫团团转(3)
[美]詹姆士?杜布森
与当时盛行的思想一致，该文力劝母亲们在感情和性问题上对自己的孩子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原来一直流行的观点是，当了母亲后你就应该放弃性生活：你不应该在孩子面前做这样的事；你不应该为了它而不去陪你的孩子，”她写道，“有这样一种思想，你当了母亲之后，性生活就可以变得轻佻、放纵，甚至有那么点儿颓废。但是女性在学习……例如，已婚母亲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父母卧室星期六早上10点之前禁止入内。单身母亲允许自己有邀请男士共度良宵的自由。”
对这篇文章所说的为母之道的几乎所有的内容我都不敢苟同。从孩子身上解放出来并不那么容易——或者可取，切斯勒博士的意见对解放了的母亲来说尤其有一种悲哀的味道。至于那位成为阿里尔“第二母亲”的助手，我们只能猜测，这位孩子所隶属的女人继续她的新生活，这个小男孩跟着他那转嫁的母亲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于星期六早上10点以前不准进入父母的房间，我不知道由谁来为孩子们准备早点，他在看什么电视节目，当母亲和一个也许是男友的人在睡觉时，谁来防止孩子作出危险的举动？简而言之，该文揭示了80年代开始所出现的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合逻辑的结论。有的女士自认为她们的孩子不需要太多的关注也能过得很好，认为母亲进一步放手时，孩子们实际上会做得更好。愤怒的母亲当时告诉我，她们讨厌抚养孩子的责任，并且不希望小家伙在自己的脚前脚后转来转去。
请理解，我并不是不同情引起这类反应的挫折和压力。事实上，她们是被我上面描述过的那种你死我活的竞争给拖跨了。正如我在前一章所提到的，现在许多女性出于经济的或情感的原因必须出门工作，但是，我在这里要用最强烈的语言表示，母亲依然和过去一样，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必不可少的，孩子们是无法抚养自己长大的。在整个童年期，他们需要母亲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任何从孩子身边“解放”自己的做法都将是以牺牲孩子为代价的。
幸运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母亲们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让她们和丈夫更忙碌、更多消费的假设提出了疑问。2000年6月出版的另一家女性杂志《环球人》中的一篇文章对旧观念进行了重新思考，依我看来，从历史的角度它是赞成极端自由主义观点的。
根据纽约的一家市场研究和趋势调查公司对“青少年智商”进行的最近一次调查，3000名已婚和单身妇女中有68%的人说，如果她们有条件的话，她们会愿意辞去手头的工作。而一次对800名妇女的民意测验显示出同样让人吃惊的统计数字：2/3的回答者宁愿变卖房屋也不愿意攀爬企业职位的阶梯。“并不是什么一时的幻想——这些女士真诚渴望家庭生活，而且许多人会坚持下去一直到底的。”《少年智商》的主席简?白金汉说。
在此文中，我们发现《环球人》杂志的编辑发现的情况与切斯勒博士所赞同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20年产生了多大的变化啊！
1981年切斯勒博士不喜欢做母亲，2000年《环球人》杂志希望母亲留在家里，它们之间的对照使我思绪万千。如她们所说，一个女人的天花板是另一个女人的地板。诚然，《环球人》上的文章主要是关于过上轻松的生活，而不是对孩子和丈夫许下无私的承诺。但是全职母亲的想法贯穿文章的始终。长期担任《少年智商》杂志编辑、女权运动先锋海伦?格莉?布朗在1982年写了一本书，书名为《拥有一切》，和她大多数其他乖僻的想法一样，此书也如出一辙。它声称，女人可以立即从事一切活动，不必去作什么艰难的选择。在新千年，布朗的后继者所想的是多么有趣啊：我们可能已经贪多而嚼不烂了。
90年代中期曾有其他迹象出现，即逐步回到传统的家庭中去的做法。根据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学家们当时所作的研究，纽约北部的117对中等收入夫妇中，约有3/4被发现为了孩子他们相应地减轻了工作。她们抽出更多时间，在需要时，她们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以减轻收入减少所带来的压力。调查中有2倍的女性说在她们的头生子出生后，她们离开了工作职位，将丈夫的事业放在首位。男性大多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上继续努力向前，直到他们在事业中取得了“水平可以接受的弹性和自主”。许多家庭似乎承认，有什么东西被打破了，需要作一番修理。
有女性报告说，她们受够了双职工家庭的忙乱辛苦、筋疲力尽的生活。她们中有部分人认识到，在交税、儿童保育以及相关开支之后，收入所得已剩下无几了。在《巴伦》杂志中有一篇文章估计，妇女薪水的80%都用于与工作相关的开销上，并得出结论说：“到她为从连裤袜到交通费——有时候是买一辆二手车——的一切掏钱的时候，工作会变成是一种昂贵的嗜好。”因此，《巴伦》说：“（男性和女性在） 为她们每月一次的最大债务——（他们的房子）而一再筹集资金，不是为了承担更大的消费，而是为了作出‘长期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上班女性》中有一篇题为“超级妇女的女儿”的文章：她们不想要你的工作，她们不想要你的生活，所有那些20来岁的女性惟一想要的是改变美国的工作方式。它指出，不考虑这些妇女是怎样受抚养长大的话，就不可能理解她们为什么离开工作岗位。“几代人被剥夺了他们作为小孩应该得到的东西，对于那些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来说，他们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因此，更年轻的女性好像决心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犯同样的错误”。文章继续写道，“当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女性看见她们50多岁的母亲被繁重的家务活儿所包围时，（小家伙们）看见自己（或他们的朋友）成为父母无暇照顾的牺牲者；而40%以上的孩子是由离婚的、或分居的家长带大的。那个时候传统的至理名言是‘如果父母快乐一些的话，孩子们也会快乐一些的’，孩子们的说法则相反，‘我感觉好像我实在不是在家庭的氛围中长大的，’旧金山25岁的保姆辛迪?彼得说，‘我的父母在我2岁时离异了，而我1年之中只有一次或2次能见到我父亲。’”
毛虫团团转(4)
[美]詹姆士?杜布森
90年代出现的突变，那是非常令人激动的趋势。令人遗憾的是，她们现在好像已经停了下来。西方国家享有的空前繁荣和事业的机遇可能很难让女性不动心。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回到家政和全职母亲的做法至今还没有发展成汹涌的波涛，但同时我们还看到家庭的传统结构也还没有得到恢复。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更多近来的发现。
美国的物质享受价值观体系在其文化之中有很深的根源。但是，如果它的影响范围能大大缩小的话，那么家庭的未来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它应该使离婚减少，使更多家庭和睦。孩子们将重新获得他们应有的地位，而他们的福利也会得到突飞猛进的提高。我们还没有实现所有这些目标，但是我相信我们会的。我对此深信不疑：大多数当代母亲更关心的是她们的家庭，而不是她们所追求的事业。婚姻和亲子关系依然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尤其对于在繁忙、机能失调、职业为主的家庭中长大的一代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希望为自己以及他们所爱的人争取更美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