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在北京蔓延时，一时间北京人在中国变得不受欢迎了。2003年5月初，我从我住的山里出来给小孩买奶粉，要经过某郊区的道路，一共经过了四道关卡。到了第一道关，我说，我家有一个小孩要喝奶，让我出去买点奶粉吧。关长是位村干部，告诉我出去就别想回来，我们主要是防北京城八区的人。我说，我不进城，只是在县城买点奶粉，小孩等着奶吃，我保证出了关卡20分钟就回来。出了关卡，进了超市，买了奶粉、面粉、大米和花生油后，我返回了关卡。干部走了，据说他临走时留下一句话：等他回来再放我过去。我等了半小时还没有见干部回来，便开车去找他。找了好几个地方，人没有找到，但找到了他的手机号。我不断地重复小孩等奶吃的理由，请他给我放行，第一道关终于过了。过第二道关时天已是黄昏了。有30多位男女老少一起审问我，主审官是位60多岁的老者，有点像《鬼子来了》里审问日本鬼子花屋的老头。他先问我叫什么？我说潘石屹。他说YI字怎么写。我说，随便。老者生气了。我赶紧一笔一画地写好了自己的名字。此时此刻，在黄昏的北京郊区，有挂着黄布和红布的路障，旁边有30多个表情各异的男男女女，如果能拍下来一定是一张非常好的照片。但我不敢拍，怕拿出照相机惹怒他们。能让我走，我就赶紧溜吧。第三道关是在村口，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他们的要求很简单，车不能开进去，人可以进去。他们认为，人不会传染病，汽车能传染病。我只好下车，背上奶粉和米面，走在夜色已深的小路上。第四道关是大石头垒成的，夜深了，也没有人了。虽然人可以自由过去，但任何车辆都是通不过的。
终于到家了，想一想这一天的经历，我想，北京郊区农民主要的意图不是在防病，而是在表达一种对北京城里人的情绪，一种权力。闹SARS时，北京人出城不受欢迎，中国人出国也是同样的待遇。唐人街没有人了，中国的餐馆没有人吃饭了，有100多个国家对到中国的旅行设限。我收到负责设计我们项目的日本公司的邮件，告诉我们由于日本政府接连发出了三份不让到中国来的劝告，所以他们来北京的时间被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