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破译百年老店的“青春因子”冯根生的“青春基因”.10
无意中成为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并没有想象中的上下活动，天通的材料报上去仅几个月时间，就被批下来了，让多少排队等候上市的企业艳羡不已。潘广通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时机选得非常准，这么多的自然人发起上市，证监会正好需要这样的公司，很愿意开这样的先例。”
观察天通发展历程，似乎一直运气这样好，每一步关键之时都踩得很“巧”。实际上，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天通的“通天之路”点破了并无神奇之处，只是踏准了改革的鼓点和节奏。就是总裁潘建清所说的，“天通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政策研究得非常透彻”。不但不违规违法，而且充分利用了外部的公共资源，在政策和市场多变的环境中，迅速做强做大了企业。
天通股份的几次蜕壳，关键在于潘家父子戴了几次“帽子”，又摘了几次“帽子”，经历了一系列身份的转换。
1984年，时任镇农机水利站长的潘广通“弃农从工”，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生产软磁材料的海宁电子元件厂。天通的第一个身份是乡镇企业，当时大多数企业都这样，因为政策导向，头上都戴了一顶假“红帽”。所以并不稀奇，让人跌眼镜的是1993年，由假“红帽”换成了真“红帽”。同年8月，海宁电子元件厂进行了产权界定，海宁市郭店镇镇政府成为第一大股东，持有36.29%的股份，而包括潘广通在内的304名职工仅持有9.28%的股份。这种做法当时在郭店镇引起轰动，很多人认为潘家父子疯了，把自己的家业拱手让人。
可是，等到大家看到当年浙江省出台的《关于乡村集体企业推行股份合作制的试行意见》，人们才明白潘家父子这着棋的高明。这种“红色身份”使企业很顺利地获得了“国家重点扶持高科技企业”的称号，企业所得税由33%改为15%，并且国产设备经批准可抵扣所得税。
1997年10月，潘广通父子又按照《公司法》对企业进行改制，将原企业集体股591.25万股全部转让给全体职工，将原公司个人股东潘广通等10名股东转为自然人股东，其余个人股东组建为职工劳动保障基金协会。规范后的天通由职工劳动保障基金协会等四家法人股东和潘广通等10个自然人股东组成，注册资金变更为3979.79万元。通过“职工劳保基金”移步换影，实质上的自然人股东身份戴上了法人帽子，而且看起来股份结构多元化。是年12月，公司部分股东间又进行了股权转让，使自然人的股权超过了法人股。
1998年11月，天通顺利进行了增资扩股。同时将33名自然人由原通过公司职工劳动保障基金协会对公司持股，变更为对公司直接持股。这是还原自然人股东本来面目的第一步，变更后的公司由6家法人和潘广通、潘建清及其他42名自然人股东组成。
1999年，公司由有限公司变更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时，考虑到员工持股会作为股份公司的股东持有股份这种方式缺乏法律依据，便将员工持股会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25名员工。
就这样，天通又成功地摘下了“红帽子”，完全恢复了以潘广通父子持股为主的家族企业的本来身份。
老爹董事长，儿子总裁的潘家父子认为，天通集团的家族企业色彩并不浓厚，潘建清的妻子，以及潘广通的另外两个子女，只是总经办、区域销售公司、采购部的副职，市场部、销售部、采购部、财务部这些重要岗位，都不是潘家人把守。不但如此，他们还打算，除了两父子将继续在天通外，家族的其他人都将退出公司。第十二章民营经济何以自愿选择共有制本章看点：徐文荣的“能人经济”
企业可以办社会办文化；政企合一却效率很高；产权不量化到个人的集体产权模式却能激发个人积极性——为什么这些“完全不符市场经济规律”的企业能够成功？难道只有“本土经济学”才能解释?
我们今天重新评估1988年、1993年我国那两次波及面甚广的企业改制的得失，就能看到在当时市场经济运行尚未规范的条件下，横店集团采取“与其做错，不如不做”的对策，绕过产权量化的困扰先做大蛋糕，不失为明智之举。
见解犀利的著名学者周其仁教授的解释代表了另一种声音：“徐文荣之所以放弃名正言顺得到至少10%的股份成为亿万富翁而照样当他的老板的好机会，原因之一在于徐文荣实际掌握着的全部企业控制权，有可能随着集团资产量化到个人的过程而减少，或者他要在另一个产权结构里为获得同样的控制权而付出更大的努力。”
以一个公(共)有制的、内部产权界限不明的企业集团作为竞争主体，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是否比其他产权组织形式更有生命力？社团经济模式有没有推广价值，如果只能在横店一地有效，那是否意味着它的局限性，社团经济有没有时效性，能否创新发展？如何求变？怎么样变？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横店产权模式的前景和走向，值得关注。
横店乃至华西村、南街村的成功带来这样一个悖论：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而逻辑验证却很难。江苏无锡江阴市华西村的吴仁宝和河南漯河市临颍县南街村的王宏斌的追求与徐文荣一样，“公”或“共”是最大的共同点——共同富裕，大家幸福。解剖徐、吴、王三人的成长“基因”，可以观察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与政治环境、集体经济与社区能人之间的逻辑关系。
横店、华西、南街能否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新版本，实际上有一个很简单的鉴别方法，那就是华西村、南街村的成功能否延续两代以上，否则，还是一种“能人经济”，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东方人特有的人际结合方式，只在特定环境下有效。不做神，不做鬼，就做人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横店集团的江湖地位：
横店集团是中国第一家经国家经贸委审批组建的乡镇企业集团，核心企业总资产居全国乡镇企业集团首位，是国内三家特大型乡镇企业集团之一，被列入中国五百家最大工业企业。2001年在全国乡镇企业“最大经营规模”、“最高利税总额”、“最大出口创汇”1000家排序中，横店集团分别名列第3、第2、第4名。
2001年度“全国民营企业十强”横店集团位居第三，而且是十强中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企业。截至2001年底，横店集团拥有员工总数37978名，其中，紧密型企业员工18406名。
在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组织开展的“2002年中国企业500强”排序中，这是不分企业“身份”的总排名，横店集团排在第131位。
而徐文荣自己，则名列2000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第8名，称其个人资产为3.25亿美元。有趣的是，徐文荣在次年的排行榜上即“落榜”。原因很简单，徐文荣声明横店的资产是全体横店人的。他说，横店是独一无二的社团经济，我个人绝对没有这么多钱；但如果把横店算在我头上，绝对不止这么多。徐文荣的激烈反应还引出了他与该排行榜的统计者、英国会计师胡润的见面，那是2001年7月，这次见面被广为传布，因为对话非常生动。
67岁的徐文荣依然新潮，他近60岁时学会了开车。自此，每逢有贵宾来，他总喜欢亲自驾着那辆三菱跑车巡视横店城。
喜欢开车的徐文荣还喜欢手机，他告诉客人胡润，自己经常换手机，平时包里就有五六个。
徐文荣还爱看武打小说，梁羽生的、金庸的、古龙的。以前看过，现在重新再看。他觉得武打小说里有历史、有故事。就像他喜欢的电影是战争片，暴动的那种，因为分出胜负。
徐文荣的这些爱好，看起来不像一个老年人的喜好，而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尚。可徐文荣自己很清楚，在他的现代思想意识里面，夹杂着许多传统文化色彩。
参透世事的徐文荣曾带大家去参观平时最忌讳的殡仪馆和看守所，目的就是进行一次人生观教育，是要大家懂得人生的路应该怎么走？被学者誉为社会转型时期杰出现代农民领袖的徐文荣。追求的是堂堂正正地做人，既不做神，更不做鬼，做一个好人。
曾得费孝通题词“横行天下”的徐文荣是一个菩萨心肠的人。跟随他多年的助手说，徐总为人厚道。直到现在，村里的老太太有事也可以直闯他的办公室。徐文荣最看不得别人的眼泪、贫穷和痛苦，这是他的天性。“论本事可以做皇帝，论错误可以枪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地方不在大小肥瘠，有人则行。“徐文荣”这么一个“人”，他使横店“横行天下”。
八面山是横店的一个标志，它平地而起四周无依无傍有点像日本的富士山，在山多坡多的横店显出几分冷峻与神秘。传说当年大禹曾站在这座从八个方向看来都是一个模样的山上指挥千军万马治水。
八面山还有一个更美丽的传说——这山下藏着一头拥有取之不竭财富的金水牛，只有3000年的陈稻草才能牵出它。富起来的横店人说，徐文荣就是牵出金水牛的人。如今横店的吉祥物就是一头卡通水牛。
30多年前，脱产干部、区团委书记徐文荣，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被动员回到横店家乡务农。过了两年，徐文荣成了横店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当农村干部这么多年，却不会种田，他知道靠种田富不起来。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为了让大家日子好过一点，徐文荣什么活都干：一担粪120斤、130斤，一挑就起来，山路也得挑上去。本来不会拉那种独轮车，但500斤、600斤的东西，他也硬是拉得动。就是这么拼命硬干，还是吃不饱，没有钱用。
20世纪70年代初，徐文荣又冒着风险办起了五金厂、无线电元件厂、木雕厂等小工厂，但最后都在政治高压下失败了。1975年，乍暖还寒时节，横店居然争得一个难得的大机遇——徐文荣领头创办横店丝厂。当时浙江全省只批了12家缫丝厂，这是老天给的机会，一定要做到最好。徐文荣带领大家劈山填土，苦干了10个月，最后把丝厂建成，这是个了不起的奇迹。开机典礼盛况空前，锣鼓喧天，大家欢欣鼓舞。谁也没想到，这是横店辉煌的“第一炮”。
40岁才开始创业的徐文荣其实“成名”很早，1955年他20岁时，当时仅有高小学历的徐被评为“全省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徐文荣一生的传奇色彩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跳出传统套路的创新勇气——也就是所谓“想人所不敢想，说人所不敢说，做人所不敢做”，而且是想到了立马就做。
1984年11月，徐文荣在原东阳县横店轻纺总厂的基础上，成立了东阳县横店工业公司(后又改为东阳市横店工业总公司)。横店工业公司成立后，撤销了原乡政府工业办公室，徐文荣取得了企业法人代表资格，同时，徐文荣又提出乡党委、乡政府不能派人到企业兼职，企业领导也不能到乡政府兼职。一切企业内部事务，包括干部聘用，劳动人事，工资资金分配，企业关停并转，基建技术项目等均由公司决策，政府概不插手干预，使工业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决策中心和投资主体。徐文荣在横店率先实行了政企分开，这在全县、全省乃至全国是最早的一家，成为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这个里程碑“树”得并不轻松，那是徐文荣争来的，这也为他争得了“不服管”的名声。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位“左”得“可爱”的乡党委副书记在全乡党员大会上讲话说：我们乡里有个人，论本事可以做皇帝，论错误可以枪毙。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都要由他说了算，不听从党和政府的领导，那样不服管是很危险的……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听者都明白这番话讲的是谁。那天出差在外没有参加大会的徐文荣一回来听到这件事，当即赶到乡里对乡主要领导亮明态度：“如果相信我，干；不相信我，就不干。”在随后的乡干部大会上，徐文荣又当面质问那位背后中伤的副书记，寸步不让。
在徐文荣的早期创业史上，这种不听领导招呼甚至顶撞领导的事并不鲜见，先后有5位顶头上司在干预企业正常工作、阻碍企业发展时被调走。了解内情的人都说，那并非徐文荣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因为那时的徐文荣无论业绩还是知名度都无法跟现在比，但那时的徐文荣敢顶敢争，反而后来功成名就之后变得谦逊多了。到横店工业公司成立，政企分开，徐文荣跟领导关系反而融洽了，再也没有发生过工作摩擦。
1990年11月，徐文荣成功地组建了浙江省第一家资产经营一体化，集工、科、贸为一体的乡镇企业集团——横店企业集团公司。
1993年，浙江省开始搞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省市有关部门领导找到徐文荣，希望横店能带头搞股份制。按照上面的改制方案，徐文荣至少可得10%的股份，按当时的总资产10亿元计算，徐文荣一夜之间就成为亿万富翁，但徐文荣拒绝了。他的想法很朴素：如果一个地方只有几个人富了，那不跟过去的地主差下多?
怎么让大家一起富，这个问题成为徐文荣终生不改的奋斗动力。“共创、共有、共富、共享”的社团经济凝聚了徐文荣的心血和智慧，还有勇气，而徐文荣也因此赢得了老百姓的敬意和尊重。农民“领袖”兼“首任市长”对“三农”问题素有研究的“才子”官员、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认为，徐文荣属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位杰出的现代农民“领袖”。所谓现代农民“领袖”，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从农民中产生出来的能人，带领农民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抱负，综合性地使一个社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考虑问题的，他是更全面地考虑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
有人说，徐文荣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企业家，徐文荣给自己定位：我只是个农民。并不否认自己关心政治的徐文荣从不参与政治。从来没有在横店乡、镇担任职务的徐文荣之所以咬定社团经济不放松，除了要让社区居民共同富裕之外，他考虑得更多更远。比如城镇建设、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三次创业等，这些都与社团经济相关。
1993年，徐文荣出资2亿元建造“农民兄弟度假村及旅游景点”。此举马上招来议论纷纷。当时盛传：国务院一位领导来到横店，对横店集团投资2亿元搞旅游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斥责徐文荣“胡来”，“资金如此困难，你们却贷款搞旅游，马上还清贷款，否则严加处理!”
争论加重了徐文荣的压力，好心人劝他，企业不是政府，城镇建设是政府的事，你一个企业家瞎忙些啥呀!
徐文荣非但不听，又作出了新的决策：1995年，他再投资5亿元搞旅游设施。徐文荣敢说敢干，因为他没有什么私心杂念，所以不怕想错说错干错。徐认为，这就是坦荡为人的好处。
据统计，20年来，横店集团直接投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就达20多亿元，使横店基本具备了一个小城市的框架。横店集团吸收了当地及周围乡村70%以上的劳动力。2000年，横店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7000元。
20多年来，横店集团挖填土石方1000多万立方米，削平大小山头百多个。仅一个“明清宫”拍摄基地，土石方工程量就达360万立方米，所用炸药总量超过解放后东阳市所用炸药的总量。
“手笔大”是徐文荣的风格，徐文荣曾经坦言胆大是自己的特征。“横空出世，店乃一城”，把荒山荒地点化成“造梦工厂”，这是徐文荣的“梦”。“挖山”不止的徐文荣其实是在“造城”，他要造影视城、大学城、科技城……最后汇总成一个横店城。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农民，一直在琢磨“三农”问题的徐文荣认为，要让农民真正富裕文明起来，必须跳出“农”字做文章，必须向城市化靠拢。城市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使农民袋里有钱、肚里有文化的推进器。
徐文荣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乡镇企业大学——横店大学，建成亚洲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横店影视城。每天都有七八部电视剧在此拍摄，而这些电影拍摄基地已成了新的旅游景点，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据统计，横店1999年游客达到55万人次，2000年75万人次，年旅游收入已达7000万元。
在这个过程中，徐文荣办影视旅游文化产业受到的阻力和压力最大，专家责难他，横店尽是穷山秃岭，搞旅游岂不是以短击长。面对非议，徐文荣不为所动，正是由于这里穷山多荒坡多，土壤贫瘠，搞种植业不行，所以才更要寻求一条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的发展之路，而影视旅游正是这“点土成金”的法宝。徐文荣最早创业时横店村只有千把人口，后来几经扩并，如今的横店镇已扩大到108个村，近7万人。更重要的不是地盘、人口的增加，如今横店成为城市已不再是“乌托邦”，他们正积极配合镇政府把工业化、城市化的戏唱得更红火，让镇里的农民全部成为城镇居民。昔日的荒僻山野，如今成为七个不同内容的国家级的实验区。
1999年国务院批准了《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这是全国第一个全省性的城镇体系规划。在这个规划中，横店已被列为小城市，与兰溪、永康同一等级的城市。到2010年，横店常住人口将达到10万人。
“横店成为市的日子已不远了!”徐文荣欣喜异常。原先村民现在的“市民”甚至戏称徐文荣是“我们的横店市市长”。事实上，即使横店镇变成横店市，徐文荣也已不可能出任横店市市长，即使在他改天换地的横店镇，徐文荣也拒绝出任任何党政职务。他要做的，就是做好企业——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但是，在横店人的心中，在横店的发展历史上，徐文荣永远是横店的“首任市长”。软文化的硬约束徐文荣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在横店百姓眼里，他是救苦救难的“菩萨”，而在横店以外，对徐文荣的评价就变得很复杂，各种价值标准搅和在一起，让我们无法轻易下结论。
徐文荣的经营之道往往不符“市场经济规律”，但实践却非常成功，因为这些做法符合中国和横店的“水土”。
比如，“企业办社会”是办企业的大忌，而徐文荣对“企业办社会”并不回避，他说“我们就是要办社会”。
徐文荣的“扩镇”、“造城”、社团模式、办学办文化，都不是企业、企业家的“正业”，徐文荣不但做了，而且不止有社会效益。他说，横店办社会、办文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的质和量。
1992年和1995年，徐文荣和横店集团两次主动请缨，要求将周边乡镇的68个行政村并进横店区划，横店经两次扩镇，横店镇由40个行政村发展到108个，镇区从39.7平方公里扩至97平方公里，城区规划也从4平方公里拓展到18平方公里，城建了，人多了，市也热了，但这些只是横店城市化的基础条件，更关键的还在于这个城、这个市的人的整体素质该如何提高。
徐文荣的目光盯住了“文化”，企业光“办社会”还不行，还要“办文化”，只有把文化“办”好了，“社会”才能最后“办”成功。在徐文荣看来，文化是力量，是生产力。这种无形的力量是通过对人和社会潜移默化影响中逐步形成和发挥作用的。特有的文化氛围构成社会的人文环境，就是通常所说的软环境。
企业大张旗鼓办社会就已经有很多不解和议论，但这总是直接造福百姓。办文化，因为看不见摸不着，而且一时半会难以立竿见影，来自企业内外的压力、阻力非常大。可徐文荣说，实践告诉大家，我们如果不办文化，我们的企业就不可能发展这么快、发展这么好。
徐文荣说，横店集团办文化是自我加压，是自觉自愿，自力更生的。办文化的投入实实在在，但产出似乎难以估算。实际上，通过提高企业素质发挥间接的文化综合效应，比企业物质收益更为长远和持久。比如，横店办文化在全国出了名，成为“中国农民旅游城”，企业名声大振，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在企业招商引资、产品销售过程中，转化成有形资产。这一点，横店集团员工在实践中已经尝到了甜头，出门在外，很多外地人不知有东阳，不知有金华，但知道有横店。说起横店，人们都啧啧赞叹。所以，横店人到哪里都有自豪感。
只用5年时间，建起亚洲最大的影视基地群，为横店增加了许多富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新景点，带动社区环境逐步改善，外地来的客商对横店的印象也有了改变。横店人气越来越旺，企业经营日益红火。所以说，企业投资办文化产业，在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发展一个新产业，又是花钱买人心，是花钱买企业的明天。
徐文荣强调，如果不办文化，我们横店集团至今也不过是一家极普通的生产企业，社团经济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成功。所以说，我们企业办文化，办出了一个新经济模式。
但对中小型企业来说，企业“办文化”却是个奢侈品，因为“文化”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要有强大的物质装备，适用于比较成熟的大型企业集团。在企业发育、规模还不到的时候，盲目“办文化”，只会落得劳民伤财的结果。10个人中有两个贡献大就是成功横店不仅仅只有一个能人，而是具有一群优秀的企业家，这是横店最大的资源和最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
横店有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说出来也许不信，在横店几百名厂长以上干部中，竟然没一个离婚的。徐文荣佩服他手下那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横店繁荣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他们与吃喝嫖赌等不沾边。外地的很多人考察了横店以后，认为横店集团就像一所企业家学校，不仅仅只有一个能人，而是一群优秀的企业家，这是横店最大的资源和最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
徐文荣用人不拘一格，他看人才不重学历、职称、年龄、性别，不求全责备，甚至不重既有的表现和业绩。徐文荣对各类人才有着永不满足的渴求。有一回，他找到东阳市委书记，要他“支援几个干部”，市委书记对来机关“挖墙脚”的徐文荣开了绿灯。不久，包括市委、市政府各部门的30几个机关干部一齐下海到了横店。
在人本经营观念指导下，徐文荣不光“挖”人，更系统地提出了“请、买、租、纳、育”5字人才方针，后来又制定“求三高、给三高”政策，即求高学历、高技术、高管理人才；给高工资、高奖金、高待遇。徐文荣不但提供优厚待遇，更提供事业的舞台，还有为知识分子看重的宽松环境和氛围。包括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来去自由的政策，能上能下的聘用制度，公平公正的竞争，奖罚分明、论功行赏的激励政策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氛围等等，这对于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比待遇更大。
徐文荣有孟尝君式的海纳大度和诚意厚道，吸引各路人马纷纷前来加盟，市长书记、教授博士、部长局长等等“有来头”的人比比皆是。因磁性材料产销量占了全国市场七成而享有“中国磁都”之称的横店，也以其对人才的巨大引力而构筑起另一个壮观的“人才磁都”。
徐文荣对人才不问“出处”的海量，自然也就存在“鱼目”的风险。徐认为，横店集团实行的“求三高、给三高”的政策，实际是人本经营上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的思路。这和高科技、高投入、高风险、高效益是相辅相成的，自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总的看，成功的多，失败的少。
徐文荣的人才观是：假如我引进10个高层次人才，有6个人正常工作，能发挥应有的水平；有2个人水平不行，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只要不闯乱子就行；有2个人水平高、贡献大，起到了领头雁的作用，就是成功了。这样综合考察，还是正效应多。而且，在具体工作上，还有更为具体可行的措施，因此人才引进方面的失误也就很少了。
徐文荣的用人标准，概括起来有四条：一是德才兼备，对事业忠心耿耿者可用；二是犯过错或罪，但已改正，确有才干和进取精神者可用；三是曾错误地反对自己，经过事实证明已承认错误，且能力较强，工作积极者可用；四是亲人，又是能人，又能同心同德干事业者可用。其中第二条和第四条体现了徐的风格——有“前科”者也一样有机会，只要你真有本事，我不计前嫌；而对家族成员，要求比“外人”更高一些。
横店集团直辖各公司的总经理，开头多是自己培养起来的，后来“外人”更多，徐文荣对请来的“洋人才”的用法是，一上来就委以重任，而没有所谓的长时间考察。徐文荣认为，人家来了就是要干一番事业，你可以先给他一个舞台，让他把真本领表现出来，干好了是我们的成功，真不行再把他撤下来也不迟。你左观察右考虑，犹犹豫豫对人家不放心，很难留住人。
徐文荣的二子一女都在横店集团内任职，2001年8月徐文荣长子徐永安被正式任命为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总裁。据分析，徐永安此时明确为“NO.2”，更多带有了徐文荣父子规范整个横店集团的运作、使其逐渐接轨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权力平稳过渡的考虑。
徐文荣是一个有大气魄的人，在接班人问题上，他也有明确的标准，无论品行、能力、业绩还是对社团经济模式的态度，徐永安都符合苛刻的要求。按照横店的规划，横店集团将更快地由家长式管理、经验型管理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现代化管理转变。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将成为横店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社团经济模式也将与时俱进，在变化中创新，不可能一成不变，这些都将成为对徐永安这位眉清目秀年轻人的考验。MBA学不到：“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偶然成功以一个公(共)有制的、内部产权界限不明的企业集团作为竞争主体，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是否比其他产权组织形式更有生命力？
社团经济是横店模式的核心所在，社团经济是徐文荣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一个成果，也是横店发展之魂，其最简洁的表达就是“四共”宣言——“共创、共有、共富、共享”。
了解徐文荣的人都知道，那是他的命根子。社团经济原则如今早已写进了横店集团《总纲》而成了横店集团的“宪法”。
在横店集团，徐文荣以不容置疑的权威表明他捍卫社团经济的决心：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动摇，谁反对社团经济就让谁下台。包括选拔总裁、总经理以及各个部门的接班人，都要以是否拥护社团经济为第一标准，这一条不过关，你再有才能也不能用。这在集团“宪法”里已经规定了的。
社团经济探索之路，徐文荣走得很辛苦，改革之路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和“用心良苦”。1984年，徐文荣将当时横店乡由一家母厂孵化出来的17家社队企业整合为横店工业公司，原乡政府工业办公室撤销，横店工业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投资中心和决策中心”。据说，为了从制度上实行“彻底的政企分开”，徐文荣曾先后“赶走”了5位不放弃干预企业自主权的乡镇领导。
他说，国家有关部门的文件也规定乡企除了8种产权归属形式外，也允许和鼓励探索其他形式。为了这个“其他”，徐文荣不但顶住了压力，“赶走”上司，拒绝上面的改制要求，更多次放弃了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他说，如果我当上亿万富翁，这不利于调动积极性，不利于社团经济的发展。
社团经济模式是徐文荣的“发明”，因为它既不见诸法规明文，也难倒了长于理论解释的专家学者。
“政企分开”后，很长一段时间横店集团并没有按照中国乡镇企业改革的模式继续走下去，进行股份制改造。徐文荣的理论依据也许比“在岸上”的学者更深刻透彻。
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徐文荣反思，产权改革的根本目的，对企业来说，就是要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行为主体资格；对国家来说，就是创造条件，使得独立的、完整的、受到法律保护的一批批市场行为主体能够顺利产生，发给他一张“出生证”承认他，并以国家的名义保护他的合法权益。
今天我们重新评估1988年、1993年我国那两次波及面甚广的企业改制的得失，就能看到在当时市场经济运行尚未规范的条件下，横店集团采取“与其盲目，不如搁置”的对策，绕过产权量化的困扰去发展经济，是明智的。
有学者从产权、资产、公司治理结构及其运作阐述社团经济的内涵：
——产权主体
这是一种不属于国家所有，不属于当地政府所有，也不属于各村所有，更不属于社团老总、领导层或其个别人和企业员工所有，而是属于这个社团横店全体成员之“共同所有”；决不量化到个人(包括自然人及其集团内部的法人)的“所有”。
——资产(即剩余索取权)
由于是彻底的社团共同、群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产权，任何个人名下都为“零资产”，因而，可以说食利者或者说股东，即理论上所谓的由资产所有权转化来的“剩余索取权”，在这儿——“消亡”了。
——公司治理结构及其运作
在横店集团公司，由于产权剩余索取权的某种程度的“消亡”，那么，包括徐文荣在内的所有成员，都已不再是那种仅靠股权而不参与运作(经营、劳动)即可稳拿回报的股东了；惟其如此，一般意义上的股东会实质上不存在了。与此相对应，其治理结构，组织体制便演化成为：集团董事会—集团总公司社团经济局—集团总公司总裁—子公司总经理—工厂厂长。
见解犀利的著名学者周其仁教授的解释代表了另一种声音：“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恰恰正是徐文荣本人在1993年反对从‘上面来的’对横店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方案。按照精神，徐文荣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至少10%的股份成为亿万富翁而照样当他的老板，但同时徐文荣实际掌握着的全部企业控制权，却可能随着集团资产量化到个人的过程而减少，或者他要在另一个产权结构里为获得同样的控制权而付出更大的努力。”“二制对接”和“两权分离”为困局解围徐文荣首倡“社团经济”模式，视之为身家性命。因为徐文荣的坚决捍卫，社团经济成为产权制度争议最多的一个特殊案例。产权制度改革或者说量化，是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改革求发展过程中至为敏感的一个环节。横店在两次大规模的改制中均采取了“搁置”的对策，等待更加成熟的时机。
以一个公(共)有制的、内部产权界限不明的企业集团作为竞争主体，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是否比其他产权组织形式更有生命力？社团经济模式有没有推广价值，如果只能在横店一地有效，那是否意味着它的局限性；社团经济能否创新发展？如何求变？怎么样变？这一切，随着资本市场上横店系身影逐渐清晰，不再是一个隐讳的话题。
横店集团不少高层管理人员认为横店错过了股份制改造的良机，横店集团社团经济“共有、共享”的产权制度模式“迟早要改”，而上市必将为横店集团制度改革提供巨大而又合理的推动力。
横店社团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又强撰文指出，与股份制的对接，实质上是在股份制的大框架下保持局部的共有制。使共有者成为多元化投资主体中的一部分，这既避开了要么共有制、要么私有制的二元选择，又实现了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分离，进一步解放了新时期横店的生产力。
存量不是静态的，是会随着增量的增加而增值，那么，增量将来会有多大？存量在股份中的比例又将出现什么变化？量化力度会加大到什么程度？相信徐文荣正在细细斟酌。这就是横店的方法：抽丝剥笋，避免震荡，改革、发展并济。在产权制度改革上正式出台了“存量资产不量化，增量资产逐步加大量化力度”的方案。
集团董事局主席徐文荣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是：存量资产为横店集团社团经济的共有制资产；增量资产指的是生产经营中的增值部分；逐步加大量化力度则体现为分配比例上的变化，这样做，既使分配更多地向员工个人倾斜，又能使存量资产始终处于动态中不断增值，因此，共有制也就无可置疑地能够坚持。
尽管横店集团当时的对策还只是出于感性认识，但长期的实践却使他们看到企业必须明晰产权，才能成为市场主体；要发展企业规模就必须具备实力。由此，当1984年企业产权的外部关系通过政企分开得以明晰后，横店集团就把对企业所有制改革的探索，放在不使集体资产在量化分割中流失，以给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保证，做出了企业产权共有、但不细化分割到人的“共有制”的选择。
横店当然不会放弃借助资本经营发展企业的机会。他们早就以“磁性材料”这一优质资产为“前锋”，通过资产重组以争取“横店高科”上市。2001年已经成功入主青岛东方，横店不做则已，一旦出手，其在资本市场的动作不会很小。
这一系列以前没有的大动作引起了外界对横店是否继续坚持共有制的怀疑，甚至以为横店将改弦易辙。吴又强认为，上市只是横店多渠道融资的一条重要渠道而已，并不等于是要以股份制去替代共有制，恰恰相反，横店人是要通过与股份制的“二制对接”，去完善和壮大他们的社团经济共有制。
2001年8月，横店集团成立了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这是继1984年政企分开之后，横店深化改革迈出的第二大步，即实行投资者与经营者分离。
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成立的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是独立的社团法人，是横店社团经济的核心——横店集团有限公司和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投资主体。明确了投资者，就为投资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创造了条件，为理顺母子公司体制打下良好的基础，以便顺利地跟股份制对接，去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可见，其“共创、共有、共富、共享”的宗旨和以“市场型公有制”为主体的根本性质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可比性研究：华西村、南街村的逻辑难题横店乃至华西村、南街村的成功带来这样一个悖论：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而逻辑验证却很难。它们能否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新版本。实际上有一个很简单的鉴别方法，那就是华西村、南街村的成功能否延续两代以上，否则，还是一种“能人经济”，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东方人特有的人际结合方式，只在特定环境下有效。
以一个行政村的单位来说，江苏无锡江阴市的华西村和河南漯河市临颍县的南街村称得上中华第一，这一南一北两个名村实际上是两个“名人”，准确地说是两个“名农民”——吴仁宝和王宏斌。他们与徐文荣一样，“公”或“共”是最大的共同点——共同富裕，大家幸福。他们都有为父老乡亲谋福利的宏愿，都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身上都洋溢着强烈的人格魅力。而他们走的路又各不相同，解剖徐、吴、王三人的成长“基因”，可以观察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与政治环境、集体经济与社区能人之间的逻辑关系。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可以支持现实生产力的发展；企业可以办社会办文化；政企合一却效率很高；“消灭个人”的集体产权模式却能激发个人积极性。中国农民、中国企业的创造，跟国际惯例、市场规律完全不同，也许这些成功个案没有推广价值，但这些经历了时间和实践考验的企业家标本，可以解剖出极有价值的信息——为什么这些“不符市场经济规律”的企业能够成功，在中国，到底什么样的企业“身份”最合国情，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它们首先要服什么水土？
与徐文荣不同的是，南街村和华西村都是政企合一体制，核心人物同时担任村党委和企业集团一把手。
南街村民喊他们的领头人王宏斌为“班长”；华西村百姓则称呼其当家人吴仁宝为“老书记”。
身任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的王宏斌头上，还有一个中共临颍县委副书记的荣衔。王宏斌还是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
而1928年出生的吴仁宝具有传奇色彩，吴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长达40年之久，在华西村享有绝对权威。美国出版的《重新发现中国》一书中称：“华西村是中国的新加坡，吴仁宝是华西的李光耀。”
吴仁宝曾任江阴县委书记，当选为中共十大、十一大代表。1978年开始，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发生转变，华西也受到冷落，1980年已担任江苏省委委员的县委书记吴仁宝在江阴县机关选举县党代表中落选，吴仁宝再次回到华西村当书记。此前的吴仁宝已经一起一落。1954年，26岁的吴仁宝由村长被提升为乡财粮委员，1957年下放回村，先后被选举为高级社、大队党支部书记。1961年起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南街村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中原大地“大寨式”的先进典型，华西村也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在南街村村委会大院对面的楼顶墙壁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配，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
毛泽东在南街村仍然是“神”。1984年他们掀起了三大活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南街的举措中有一条是家家备有毛泽东选集，人人手中发送“老五篇”，新招职工的条件之一是要会背“老三篇”。南街村的举措中还有一种“斗私会”，南街村党委的核心人物“班长”王宏斌、“副班长”郭全忠都曾带头在大会上做过触及灵魂的“斗私”，在全村引起震动。
而在华西，与南街的浓烈政治氛围刚好相反，吴仁宝强调人性化的理解。社会主义被赋予了新的、特殊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立了自己的土标准。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幸福？吴仁宝说，我们有三条标准，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体健康。
华西村教育村民的方法也不是南街村的政治手段，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村子里建桃园三结义雕像、24孝亭的时候，有人批评吴仁宝是旧思想。吴仁宝的本意是让大家要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华西村有一个规定，凡老人家满100岁，村里按子孙人数每人1万元人民币奖励老人。2001年就有一个老人家得了37万元。
南街从1996年起，斥资数千万元，建起了20多栋高档次的高层公寓式住宅楼。如今全村800多户村民和全体教职工都已迁入新居。每户是三室一厅，92平方米(使用面积)，内有公家配给的高级床、沙发、衣柜、桌椅书架、工艺品架，还有彩电、冰箱、洗衣机、液化气灶、中央空调(双制：制冷、制热)、24小时供应热温泉水……有人形容，“户户都是厅局级标准(面积)、省部级装备(中央空调等)”。关键是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平等的。
南街人的生活消费品大部分是集体供给的，油、盐、酱、醋、酒，鸡、鸭、鱼、肉、蛋，样样齐全。粮食每人每月40斤，月月有余，可以存在集体。家用电器、水、电、粮油等由村里统一配给，孩子入托、上学等教育费用也完全由村里负担，在外地上大学的学生学杂费、住宿费，包括每月的300元生活费等全部由村中负担。村民的文化娱乐、医疗、保险、统筹提留等费用也由村里承担。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村民无一家安装防盗门窗。
华西村的经济实力更强，380户家家住上了400—500多平方米、水电气全通的别墅楼；资产最少的人家也有100多万元；存款最少的人家有20多万元，存款最多的人家有2000多万元。华西既没有贫困户，也没有暴发户，家家都是富裕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