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电视台主持人叶蓉的访谈中，李书福再三说：“我没有压力，真是没有压力。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从田野中走出来。田野里面有泥鳅有青蛙有蛇有鱼，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你说我怕什么？失败了没有关系，大不了回去种地，养鱼，养虾。承包两亩地，一亩地种菜，一亩地种水稻。怕什么呢？有吃有喝。”
李书福甚至在公众面前毫不讳言自己的赌徒性格，他说：“我想我总有一天会输光的。”李书福解释：“我小时候喜欢赌。人家赌不过我，都是我赢他们。八九岁的时候，比方说赢了1块钱不收起来，全放下。变4块了，全放下。8块，全放下。16块，全放下。32块了，继续。有些人他赢了1块钱，他放5毛，赢了再放2毛，再赢了放1毛，他赢的钱明显比我少得多。但是我这种弄法，最后一次全没有了，一分也没有了。现在看看我们吉利汽车什么的，我全押上去了。可能过5年以后，我就是一个穷光蛋。付出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也许5年以后不是穷光蛋，可能加倍收获了。”
上面这段话是李书福在电视台作嘉宾时说的，主持人问他，像你这样不计后果全身扑在一个项目上时，跟着你的人有这种顾虑吗——“我的老板可能这一搏赚大了，可能全体倒闭，大家下岗。”
李书福的回答依然是“搏一把”的个性：不愿搏的就走，愿意的大家就一块来。你看万里长征，去了的人都行了，不去的人可能就找不到踪影了。这是成功的。人在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要坚持住，朝前走，才有成功。你碰到一点困难，你就觉得怎么样了，碰到一点问题，你就觉得不得了了，那你还怎么去做事情啊。
个性潇洒的李书福认为成功与失败都没什么意思。李书福说，人追求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结果是什么？结果大家都是死！所以最主要的是一个过程。无限的风采、无限的美丽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当你知道失败了也没意思，当你知道成功了也没有意思，成功与失败之间那才有意思。诗人李书福的浪漫气质
除去工作，李书福的业余生活几乎是空白，惟一的雅好就是写点小诗。吉利队2001年甲B最后一个主场结束后，李书福就随口“写”了一首诗，这首流传甚广的打油诗成为李书福个性的又一见证。
李书福不喜欢去歌舞厅，但他的车上、卧室里随处可找到他作的词，和他作词的歌曲。吉利有厂歌、厂进行曲和厂圆舞曲，这些词都是他亲手写的，由著名歌唱家演唱，录制成唱片。李书福作词的《送你一份吉利》，获全国一项大赛的金奖。
陈琳演唱的《我清楚》这首歌，是李书福用自己的心声谱写的，歌词写道：
人在旅途
谁知前方有多少条路
酸甜苦辣早已留在记忆深处
清晨日暮阳光星光为我引路
春夏秋冬希望就在不远处
不低头不认输
擦干泪坚持住
该受的苦我来受
该走的路我清楚
不低头不认输
擦干泪坚持住
该受的苦我来受
该走的路我清楚
多少次真情流淌
多少次无奈碰撞
透过渴望成功的目光
告诉我们什么叫成功
什么叫绝望“闭门”造车，曲线上市
李书福上学时成绩不好，高中没读完就辍学回家。照相馆是李创业的第一站，第一笔本钱是做小生意的父亲给的，一百二十五元。而作为“吃饭本钱”的照相机居然是自己动手做的，买一个镜头，然后买个皮老虎，再买一个装胶片的东西，齿轮就自己做。闪光灯也是自己找人做，商店里1000多块钱的东西，自己只要几块钱就搞定，而且效果不错。
自己动手做照相机开了窍的李书福，觉得这些平时看起来很神秘的东西“不过如此”。发现了“天机”的李书福从此什么都敢亲手做。汽车也许是中国人眼里最神秘的生活用品，而在李书福看来，汽车就跟玩具一样简单。他总是这样讲，汽车不过是四个轮子一个方向盘一个发动机一个车壳，里面两个沙发。他甚至说，造汽车不比生产照相机难，甚至照相机生产工艺还精密些，生产汽车和照相机只是投资规模和生产线等具体问题的不同。“痴人说梦”的李书福果然魔术般地造出了很多小汽车，成为中国惟一的民营汽车制造企业。
李书福一脚踩进原先一直是国企把持的汽车“禁地”，已经是他创业后十多年的事了。在开照相馆时，台州还很少有汽车，许多年轻人都想与小轿车一起照张像。洞察到这种心理，李书福到杭州请人画了一辆轿车，然后放在自己的照相馆里供人拍照，结果他的生意异常兴隆。李书福当初肯定没有想到，只是用作“道具”摆设的汽车会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开照相馆期间，李书福还发明了用氯化钠沉淀冲洗液中的银元素，然后再提炼出纯度很高的银子。他把这些银子送到杭州去卖，赚了不少钱。后来李书福做制冷配件，也在产品中加入了自己的多项发明创造，取货的车排了好几公里。
在李书福创业早期，这种发明创新成为了他的核心竞争力，并支撑了他的原始积累。李书福在搞建材稳定之后，决定上摩托车。一开始很多大摩托车厂都说他“必死无疑”。很多领导、朋友也劝他：搞摩托车，弄得不好是要死人的。可是仅仅7个月之后，吉利就开发出了中国同行一直没有解决的摩托车覆盖件模具，并率先研制成功四冲程踏板式发动机，这是全中国第一辆踏板式摩托车，也就是女装车。一开始等着看他们笑话的大摩托车厂这时都跟在李书福后面学他的样做起了女装车。
“什么叫创新，就是人家都反对你而你还坚持去做。如果你和大家的观点一致，这叫创新吗？”其实在李书福身上，创新更像是在“闯新”——闯进新的领域，被封锁的新领域。对李书福来说，技术的门槛再高，他都可以无师自通；但是体制的“坎儿”却很难超越。对于国企垄断的民营企业“禁区”而言，闯过“红灯”而不被叫停，是他们经受的最大考验。
显然，与小心翼翼绕过政策障碍的艰难相比，李书福造出中国第一部踏板式摩托车算不了什么，前者更需要智慧、策略以及耐心。
20世纪90年代，三十出头的李书福想进军摩托车行业，第一道关口就是国家的产业政策。他愣头愣脑地跑到机械部摩托车处，问：我们想生产摩托车，是不是你这里批的？官员盯着他看：你知道不知道国家产业政策？李老老实实回答：看见报纸上登了。官员于是再开口：看见了不就行了吗，你还来干什么呢？
李书福的“跑部”就得到这么几句废话，其他啥都没有。但是，没有PASS难不倒“李大胆”，碰了一鼻子灰的李书福回来后找到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国有摩托车厂，借他们的牌子做起了摩托车。
所谓“借牌”，无非就是花钱向他们一张一张地买合格证。生产一台就给他们几百块钱。这样的状态居然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年。1998年，机械部才在让他们兼并台州一家负债6000万元的国企之后，正式批准了吉利摩托车生产权。
李书福搞汽车也是如此。得不到主管部门的许可，固执的李书福还是在临海市征地850亩，打的是造摩托车的旗号，筹建吉利豪情汽车工业园区。
吉利找到四川一家监狱系统的汽车制造厂，采取先合作后买断的办法，用他们的许可证“曲线上市”。1998年8月，使用自主开发的发动机的吉利“豪情”下线。次年，吉利又在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起了第二个汽车厂——吉利美日。没有“出生证”，又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连买地、规划、建厂、买模具、安装调试、汽车下线在内，前后只用了9个月时间。树大修枝，伤筋动骨中国商界有三户著名的四兄弟，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同胞手足四个一齐上阵的情景，只能成为历史了。
发迹于四川成都郊县新津的希望集团刘氏四兄弟，是中国商界最负盛名的“兄弟四杰”。手足情深和事业成功为“言行美好”(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的寓意提供了实证。
股市超级大鳄德隆系，也有不为人知的四兄弟。在德隆，“唐总”是个容易引起歧义的称呼，因为这里有四个“唐总”：唐万里、唐万平、唐万川、唐万新，合起来叫“万里平川一片新”。唐万新是四兄弟中的老小，担任德隆CEO，大哥唐万里任董事长。
浙江台州的李家四兄弟，同样个个身手不凡。李书福排行老三，大哥书芳，二哥胥兵，弟弟书通。假如不是因为2001年春夏那场兄弟分家事件闹得风波迭起，除了风云人物老三书福，外界可能还不知道李家这龙虎四杰。盘点李书福的创业史，无法忽略李氏四兄弟在企业挣脱层层行政束缚过程中的个人贡献和人际结合方式。
吉利集团总部办公室主任张桂明，当年是乡工办主任，见证了李家四兄弟分分合合的全过程。
张桂明告诉来访的记者：1984年前后，李书福四兄弟为杭州的冰箱企业做上蒸发器，因为对“民营”有顾虑，就挂了乡镇企业的牌子，这是台州地区第一家戴红帽子的民营企业，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合作经营的股份制。这应该算是最早的“见到红灯绕着走”。虽然此时企业规模小，“违法”的成本还很低，但处于萌芽状态的树苗经不起风雨。
当时，大哥书芳当厂长，书福负责销售和公关。企业的效益非常好，一年的销售额有四五千万元，这在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已经是不得了的业绩了，但书福还是不满足。1986年，书福建议生产冰箱，几位股东不同意。书福就与二哥胥兵一起，另外组织了一批人生产下蒸发器，同时研制冰箱，不到一年就取得成功，创办了黄岩市制冷元件厂。1987年下半年，开始生产冰箱，叫黄岩县北极花电冰箱厂。当时的冰箱十分畅销，四兄弟又于1988年下半年合了伙，到1989年5月，冰箱销售额已达4000多万元。并与青岛“红星”厂也就是现在的青岛澳克玛合作，为“红星”厂生产冰箱、冰柜。
1989年6月，由于政策等原因，李氏兄弟办的冰箱厂被迫下马，四兄弟和其他几名股东就散了伙。1990年，李书福偶然发现市场上一种叫镁铝曲板的装饰材料都是进口的，利润极高，马上又和二哥胥兵一起成立黄岩市吉利装潢材料厂，决定开发镁铝曲板新产品。现在装饰材料的年销售额已经有三四个亿。
1993年8月，黄岩市吉利装潢材料厂更名为黄岩市吉利(集团)公司。当时，李书芳在搞工艺品厂，李书通在搞铝合金型材厂。
1997年1月，浙江吉利集团公司更名为吉利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吉利集团时，四兄弟又合了起来，老大书芳管发动机生产，老二胥兵抓技术开发，老三书福担任董事长，总负责，老四书通负责摩托车总装厂的经营。四兄弟有个股份协议，书芳10%，书通20%，书福和胥兵70%，当时吉利的注册资本是8800万元，但并未评估，分配上也不明确，兄弟间也互不计较。
对这种“亲兄弟，不算账”的做法，张桂明当时就多次向李书福他们提出建议，认为股份不明会有后遗症。
但问题却随着吉利的高速发展留了下来，为以后的兄弟之争埋下隐患。在引进职业经理人之后，李书福曾遗憾这步棋迟走了五年，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不愉快。
据说，2000年5月，吉利集团曾召开过包括李书通在内的全体股东会议。一致同意书通退出吉利集团。他所占吉利集团有限公司20%的股份置换成集团所属浙江嘉吉摩托车有限公司80%的股份，书通与吉利集团脱离关系。
但在2001年4月，吉利集团位于浙江临海的豪情汽车公司和地处宁波北仑的美日汽车公司进行重组，成立了浙江吉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出任总经理的却是李书通。
李氏兄弟间的是非恩怨，随着原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和曾在华晨担任要职的柏杨分别出任吉利集团和吉利汽车有限公司CEO而浮出水面，此后，媒体关于李氏四兄弟商场关系演变的报道莫衷一是，让人难辨真伪。但各种来源的消息都透露了李书福要改造“家族式”企业的决心。
徐刚1961年出生，1977年进入台州师专，上海财经大学硕士，在读博士。徐刚1984年任浙江省黄岩县财政局副局长，1995年调入浙江省财政厅工作，2000年被任命为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省地税局总会计师，是浙江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李书福认为，徐刚虽然有官方背景，但他不是一般的行政干部，徐属于财务专家。世界上许多大汽车公司，比如奔驰、宝马都在用有财务背景的人做高层管理者，他们也应该这样做。
出身“华晨汽车”的柏杨是主动申请，她写了两封求职信，非常诚恳。与徐刚不同，这位与台湾作家同名的36岁女子，有着良好的技术背景。硕士学历的柏杨，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制造系毕业后，曾参与并主持沈阳金杯客车制造公司十年规划及改造计划的项目，并参与了华晨金杯项目的具体操作及中华轿车项目的前期工作。后进入一家美资零部件制造企业，担任常务副总。任职期间，成功地对该企业进行了ERP项目的实施，导入了很多管理模式，使得企业从一家全面内销的企业成为一家全出口型的企业。李书福认为她的经历和专业比较适合吉利的发展。
李书福表示，选用他们两个人，意在表明“我不是在搞家族企业”，吉利集团唯才是用。吉利同时还邀请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晓波担任集团CEO管理顾问。
面对舆论对他不到四十岁就“退居二线”的说法，车不惊人誓不休的李书福放言，我没有退位，也不会退位。按照集团CEO徐刚的说法，“这不是退位，而是归位”。
随着徐刚和柏杨的到任，原吉利集团总裁、李书福的哥哥李胥兵从吉利集团淡出了。而从十几岁开始一直跟随李书福打天下的缪雪中也从吉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的职位上退了下来。
吉利这次高层的“重组”，似乎有些突然。事实上，假如吉利能早走这一步，“改革成本”与负面影响会小得多。家族模式在现阶段的民营企业具有相当大的正面意义，但吉利与一般的民营企业不一样，吉利身处高速扩张的资本、技术密集产业。造汽车前的管理模式、产权设计，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企业需求。吉利兄弟分家，只是政见不同，并无解不开的恩怨情仇。
因此，2002年吉利四兄弟分家的新闻硝烟刚刚散去，突然又爆出兄弟再续前缘的戏剧性一幕。
李书通离开吉利集团后，在上海另起炉灶。自立门户的李书通，在金山征地800亩，投资数亿元创办了杰士达集团，并重组了陕西省第二汽车制造厂。生产美鹿牌轿车的杰士达，其目标市场与吉利车几乎完全重合。
从那之后，吉利与上海杰士达的关系就成为李氏兄弟谁都不愿提及的“隐痛”。谁知峰回路转，就在美鹿轿车下线3个月后，李氏兄弟却再次牵手。8月，“吉利”和“美鹿”在上海进行了资产重组。
浙江台州李家龙兄虎弟演绎的离合聚散，充满了情理法的交错冲突。历史的问题遭遇快速变化的现实，无法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判断。不管什么样的产权、管理隐患，最好解决在“症状”还没出现之时，因为等到已经“感觉不适”时再去想办法，往往伤筋动骨，容易在企业内外产生负面效应，综合成本非常高。冒犯游戏规则的“投机者”
李书福是始于2001年末的中国足坛扫黑运动的发起人。滞留足球圈仅仅8个月的李书福，只能算是匆匆过客，他扛起的扫黑大旗，也只在手中停留了数月。李因俱乐部冲A关键一役失利而一怒退出足坛，但他从短短数月扫黑风暴中获得的知名度远远大过即使冲A成功可能带来的收益。
2001年3月16日，吉利买下原广州太阳神足球队90%的股份，年底宣布退出。无论是资历还是成绩，吉利在中国足坛都没有位置。但董事长李书福却以其惊世骇俗的言论，跻身最知名的俱乐部负责人之列。
下面这些话，都是李书福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即席发言”，听来让人痛快淋漓，大呼过瘾。经中央电视台《足球之夜》同期声的传播，李书福的“大炮”之名一夜窜红。
我只是一个董事长，我又不能处分国家体育总局某一级官员，又不能把×××拉出来枪毙。
这次中国足球冲出去了，几十年才冲出去一次，算什么！与我国经济取得的成就相比，这算个屁！……
对于裁判来说，还要证据吗？只要看看裁判的收入与他们的住房、用车是否相符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吉利集团是带着“迷惘和希望”进入中国足球界的，在我眼中，原来以为足球只不过是个踢来踢去的球这么简单，但介入不久就让我大吃一惊，一场球100万元、200万元地行贿，可是从来没有一个搞足球的官员、裁判员给抓起来。
今天我在这里说的话都负责任，欢迎中国足协来告我们。我愿意做个“污点证人”。
这也是8年职业联赛开展以来，对足协抨击最激烈，姿态最决绝的一次。以这种豁出去的态度猛攻中国足协的后果，豪情满怀的李书福很清楚：“不怕！牺牲我一个，清白了中国足球，这个代价值得。我再说一遍，该我进监狱就进监狱，枪毙也不怕。”
2001年12月11日，进入足坛才8个多月的吉利在广州举行告别足坛新闻发布会，为期30年的合同执行了8个月即宣告终止，退出足球圈。在发表的公开信中，吉利自称是“无助的风中之烛”，注定要熄灭在黑暗之中。12月13日，吉利集团将中国足协告上了法庭。
说到中国足协的“罪责”，平时口才极好的李书福竟也激动得话都无法说完整：“今年甲B联赛之所以丑恶不断，腐败丛生，其根子在中国足球管理层身上。中国足协的某些作为，既不讲游戏规则，也无视球迷呼声。”“我们非常欢迎足协来告我们，把我们告上法庭是我们盼望的结果。司法介入了，足球界很多事情就能弄清楚。”
“我是搞经济的，有时我们也需要请主管官员吃顿饭，或者送点小礼品。但是，这些官员非常谨慎，吃饭都很小心，礼品多了就不敢收。但足球界就不同了，送钱不怕多，越多越好，一大包钱都敢收，少了不要。”
“整个足坛似乎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格格不入，场内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被场外的黑幕交易所左右。中国足协为所欲为，没有规矩。”
“这次中国足球冲出去了，但与我国经济取得的成就相比，这算个屁！与经济界相比，足球体制没有根本改变，足协官员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足球也完全没有纳入法制的轨道，司法界对足球的了解非常肤浅。多少球迷在呼唤，但就是没有人来管理。这样下去的后果非常严重。”
2002年1月，批狠骂够的李书福又宣布“不谈黑哨”，从风高浪急的扫黑漩涡中全身而退，毫发无损。处罚、坐牢等“准备下地狱”的种种危险只是一场虚惊。因此有人说李书福“投机”，见好就收。李书福说，我揭露黑哨没有私心，不是为了借打击黑哨宣传吉利汽车，完全是一气之下讲了真话真情。相反，李认为短短8个月的足球经历是他受辱最深的一次，公开的、光天化日之下的一种侮辱……
我们相信李此言不虚，在他准备掀起足坛黑幕之前，李书福并没有精心筹划，刻意炒作。但他惊世骇俗的言论绝非呈一时口舌之快的匹夫之勇。在扫黑掀起巨大的舆论大潮和引起全国人民关注的情况下，聪明绝顶的李书福当然不会让这个宣传吉利汽车形象的大好机会白白溜走。李书福短暂的足球圈生活，是企业家应变能力和既有资源最大限度利用的一次典型演示。任其自然，因时而变。
足坛黑哨不是政策禁区，却是规则禁区、行业禁忌。多少年了，“游戏参与者们”或心照不宣，或讳莫如深，没有人敢不知深浅地去碰一下这个“黑洞”。因为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要么被“灭了”，要么获得新规则下的“超额利润”。李书福明白，一个人走在漆黑的街道上，大声喊叫要比一声不吭安全系数大得多。所以，呐喊着“扫黑”的李书福吸引的公众舆论成为了他的保护屏障，成了“暗算者们”的禁忌。李书福也就安全地获取了高收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书福是一个典型的浙商，不找事炒作，但有送上门来的“免费题材”，就要牢牢抓住，把它用足用透，这是浙江人的性格使然。此次中国足坛“扫黑”运动的三大主力——李书福、宋卫平和陈培德，都是浙江人。而浙江涉足足球联赛才两三年时间，却成为揭开“黑幕”的第一地，因为浙江人勇谋兼备的人文传统和民营经济基础上浓厚的民主、公平意识，赋予了他们胆略和力量。这是题外话，略过不提。MBA学不到:政策“禁区”就是创业乐园
从办股份合作制的制冷元件厂到生产电冰箱；从造摩托车到出品轿车；从办浙江经济管理学院到建北京吉利大学，每件事情一开始都是不允许民营企业干的，但是，李书福却做成了，而且做得有声有色。
李书福的创业之旅，充满了红灯、关隘；充满了变通、赎买。但李书福却能违规而不违法，而且自身平安无恙，这是现阶段特殊环境下磨炼出来的功夫。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特别是审批制度的变革，行政力量扼制市场活力的境况，将会逐渐消亡。因而李书福的破冰之旅具有了历史价值和标本意义。
我们回过头来看李书福走过的路，艰难但没有走错方向
跟国家政策不相符，而且未经同意先动手，有时候逼急了的李书福，还要发几句“外国企业能生产中国人为什么不行！我用自己的钱为什么不行！”之类的牢骚，但吉利却能一路有惊无险。李书福说，我们干的不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吉利之路不但体现了一个企业家的胆略和魄力，更显示了李书福对形势和政策变动的准确前瞻的能力。因为国家的产业政策在不断变化，而且朝着积极进步的方向变化，只要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不违反法律的东西，就一定是合理的，迟早会得到承认。因此，李书福对人们说他造汽车是“逆流而上”的说法很不屑：我这是“顺流而下”，顺乎潮流啊!
对于这一点，李书福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把小平理论学得很通的，我是专门拿着小平理论的书一天到晚在看，我对来对去看来看去，要高举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吗，那些不好的东西，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原先不合理的政策肯定会改，一定会改得很彻底，我们有信心。
在李书福的“闯关经营术”中，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节奏上快半拍的提前量。因为政策不允许，因此就没有民营企业介入。在政策放开前提早进入，既赢得了竞争的先机，而且，因为已成事实，又不违法又不劳民伤财，审批起来自然就与只有论证材料的申报大不相同。
吉利摩托车“无证生产”了10年；1998年8月8日，首辆“吉利”汽车下线，但上目录已经是三年之后WTO正式签订前夕2001年年底的事了。李书福以这种耐心和力量，在先取得市场认同的基础上，最终获得了政府的认可。
在吉利融化坚冰的过程中，李书福承担了高昂的“体制成本”，这是一种市场外的非经济成本，包括“借牌费”(一张一张买许可证)、“赎身费”(收购有资格的倒闭国企)、公关费等等，都是吉利为获得一个“生死的机会”而付出的“赎买费用”。
因为这种“费用”并不只对李书福一人，而是对所有民营经济，因此，李书福的“额外成本”跟经营内容无关。李书福“禁区内过人、射门”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政策劣势(禁入)变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客观上造成了先发优势和同行准入门槛。李书福曾说过进军汽车业的理由：因为这是一个垄断的行业，必然蕴藏可观的利润空间。
在吉利的成长过程中，李书福饱尝了人情的冷暖，也受到舆论的非议。特别是吉利反黑自曝向裁判行贿的丑闻后，李书福的光环中投上了阴影。对此，李书福铿锵有声：我相信，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正直的人之一，那种肮脏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做的。
有人认为吉利是利用钱权关系，靠银弹炸开关卡，对此李书福不屑一顾。他强调：我与政府官员沟通的方法绝对和金钱无关，我从来不也决不支持用金钱购买权力的做法。
我们宁愿相信李书福此言不虚，他的武器是财商智慧和市场，而不是金钱和权力。原因很简单，靠歪门邪道的话，吉利走不了那么远，也做不了那么大。因为权钱交易获得资源，其风险比市场竞争更大。可比性研究一:合资汽车何以“熄火”中国
广州标致汽车公司成立于1985年，由广州汽车集团公司、法国标致汽车公司等五家合资组建，其中广州汽车集团公司持股46%，法方持股22%，合同期20年。
1991年，广州标致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16%。可惜好景不常，到1997年，其销售滑到了一千多辆，流水线综合生产能力仅每小时十辆轿车，远远低于规模经济最低所需的年产15万辆要求,累计亏损达29亿元。这个称得上中国早期“最标致”的汽车合资项目最后以标致放弃、中方零收购取回法方股权和债务而告终。
探究失败的原因，一是法方缺乏战略眼光和长远打算，合资公司采用的是CKD产品组装方式，缺乏自主开发能力。再加上只有22%的股份，让人感觉法方有一种捞一把就走的思想。因为CKD模式而导致广州标致国产化进程迟缓，大量依靠进口零部件，生产成本降不下来。从1985年到1997年6月底，法国标致公司实际投资不到4亿元人民币，却利用在合资企业的特殊地位，向广州销售了超过40亿元人民币的散件、零配件，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
其次，产品本身缺乏竞争力，法方提供给中国的是在欧洲已经停产，20世纪70年代的老车型，长时间不提供换代新车型，导致广州标致车的各项指标比较落后，产品陈旧、油耗高、维修贵，而价格又比普桑高。1992年以前在中国还是卖方市场的情况下，标致车还能勉强维持，而到了1994年后，随着轿车买方市场的形成，出现了激烈竞争的局面，广州标致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同时，广州标致的市场运作也比较保守，在生产、经营、营销等方面又不做大的投入，就注定了广州标致走向失败的结局。
翻看中国汽车历史上的几大中法合资企业，广州标致并不是惟一的失败者，不死不活挨着的三江雷诺也许更难受。合资企业失败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最根本的冲突是一样的——文化冲突。东风公司和雪铁龙在中国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已有9年的历史，但合资以来，双方总是矛盾不断，甚至在一些外国记者的笔下写出了这样的文字：悠久绵长的中国文化和浪漫优秀的法兰西文化一直都存在着裂缝。这其中既有两个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和的问题，也有雪铁龙在中国的战略问题、在中国的车型投放问题，也有双方管理层经营观念的冲突。
我们再把视野扩大一点，就会发现，仅仅认为中法合资汽车公司经营不善，实在不是一个很准确的观察。仔细盘点一下，“标致族”阵容庞大，轿车方面，有北旅公司、三江雷诺、北京吉普、金杯通用、神龙汽车等。商用车方面同样可以罗列出一些这样的企业。
雷诺汽车公司在中国栽的跟斗可谓不小。20世纪80年代它就开始与军转民企业三江航天集团合作生产轻型车，可是做了近20年，其产品“塔菲克”的年产量才达1743辆，企业处在亏损的边缘。2001年8月1日，三江雷诺公司宣布退出轻型车领域，以IP电话为突破口，全面进军信息产业，这意味着雷诺公司将退出三江集团，这种退法比标致公司显得要体面些。但三江能否找到一位“本田”一样的如意郎君，未为可知。
北京汽车工业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北京吉普公司是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汽车企业。然而近10年来，北京汽车业驶入了沼泽地。1985年引进投产的“切诺基”，16年累计产量不足18万辆，不抵上海大众公司1年的产量。与此同时，曾走红全国的北京轻型车，市场占有率也直线下降。
几年前，戴姆勒属下的梅赛德斯—奔驰与克莱斯勒，在争夺中国的第一个多功能车项目(由广东三星和海南汽车厂共同承担)上打得你死我活。直到1998年，戴姆勒—克莱斯勒终成一统，但时过境迁，双方的努力成为“竹篮打水”。戴—克公司在华遭遇尴尬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
在中国生产轿车决心最大、动作最大、摊子铺得最大的，非韩国大宇莫属。一汽—大宇项目，设计能力25万至30万台轿车发动机及传动器，总投资6.71亿美元。但韩国大宇集团随后自己遇到的一系列麻烦，使得宏大计划大打折扣。
金杯通用汽车公司亏损上亿。金杯通用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一汽金杯汽车于1991年在华共同投资建立的汽车生产厂，当时公司总投资13亿美元，注册资本5434万美元，中美双方分别占70%和30%的股份。合资公司生产通用公司新款雪佛兰(开拓者)四门厢式车和雪佛兰双排座皮卡车，是中美国家级经济贸易合作项目之一。
通用在沈阳的时光显然没有它在上海滋润，2001年上半年才开始正式销售的雪佛兰开拓者还没有在中国市场赚取多大利润，便赶上了入世的竞争格局，价格定位和上市时间的错位导致了“开拓者”开拓市场的乏力。
据有关消息，2001年，金杯通用仅仅卖出2000辆雪佛兰，远不及原定5000辆销售目标的一半。2002年上半年，情况不仅没有好转，还出现了更大的下滑。
外资方通用汽车公司在该产品技术引进与企业管理方面与金杯汽车矛盾重重，通用也对一汽退出、华晨掌管沈阳汽车业这种中方合资伙伴的频频变化感到意外，这家合资公司的赢利前景晦暗不明。
为什么这么多合资合作不能成功？合资汽车公司经营不佳的原因，除了中外双方在企业文化、经营理念等方面的矛盾之外，中国的汽车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合资企业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其政策敏感性和文化影响力特别强烈。一方面，多变的政策让人捉摸不定，这是老外们进入中国市场首先要学的“入门课”，但他们也许永远也无法真正搞懂，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经营风险和成本。
另一方面，在目前的中国，小轿车对老百姓来说，还是典型的奢侈品，远没到生活必需品的时候。因此，国外市场有效的营销武器，比如供求的价格弹性作用不明显，而消费者对汽车的文化内涵却特别挑剔。因而，尽管合资企业具有一定的优势和有利的经营条件，但也存在诸多可能造成不成功的因素。在这种水土环境下，其成功概率，并不比本土企业高。可比性研究二:仰融，另一个汽车颠覆者
李书福和仰融有很多共同点：
同为中国汽车产业两个最著名的“搅局者”，对他们头痛的，不止有“既得势力”；
都对轿车产业抱有浓厚的情结，都有一种不信邪的抱负；
都没把审批当作一个障碍，甚至都同样犯过“先斩后奏”的错；
都秉持为百姓造车的理念，尽管两者价格悬殊。
李书福和仰融也有更多的不同，其中最为本质的一条就是，华晨的经济成分较复杂，而吉利的经济成分较简单，是产权清晰的民营企业。李书福由此认为吉利和华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码事。事实上，正是两者产权性质的区别，几乎从一开头就注定了他们各自的成败。虽然李书福缺乏四两拨千斤的资本杠杆，走的路也更为崎岖艰难，但在中国国情下，产权清晰的吉利却拥有更为安全的生存环境。
虽然吉利和华晨确实大不相同，但并不妨碍两相对比，而且这个比较更有实际价值。
1957年出生的仰融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他领导的华晨在纽约、中国香港和上海三地都拥有上市公司。他和他掌握的华晨集团被某财经杂志形容为“华晨迷宫”。在2001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仰融以70亿元的资产名列第三。顶着“财技高手”和“汽车颠覆者”的头衔，从资本市场的行家里手，到中国汽车业的重量级人物，仰融游走于资本和产业之间。在很多人眼里，他始终是一个谜。
华晨是靠资本起家的，仰融对此从来不予否认，资本运作高手是如何运用高超的财技来游戏资本市场的？作为这个迷宫的总设计师，仰融不断地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神话。仰融布下的“华晨迷宫”的出入口在哪里？
仰融是一个令业内和业外人士都琢磨不透的人，也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仰融的完整履历。他的来历就是一个谜，媒体能够知道的已经是33岁的仰融——1990年华晨控股有限公司(BHL)在百慕大群岛注册成立，在这之前，仰融的经历是一个空白。在公众视野里，他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媒体的大量报道充满了“谜”、“秘”等字眼，大都是传闻和猜测，很少直击仰融本人。资本仰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而充满虚幻的资本故事，整个过程犹如一部财经小说。
2002年，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大鳄仰融流年不利，先是突遭解职，资产被收归国有，尔后更被宣布逮捕。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仰融一头潜入无声区，更加扑朔迷离。
此后，关于仰融本人的去向处境，华晨的产权迷雾，华晨的人事布局，各种说法更加扑朔迷离。仰融谜局也许永远没有完全解开的一天，但这并不影响本书对“仰融”——甚至连这个姓名本身都值得探究的华晨模型的解析。
十几年前，仰融受过一次伤，胳膊、腿全断了，脑袋打开，三进手术室，却奇迹般地没有落残。从那时起，他对于生命，既珍惜，又藐视。
仰融用情最专的还是汽车！仰融的汽车情结始于何处？
1990年，仰融邂逅沈阳金杯的董事长赵希友，赵曾是一位改革风云人物。那时中国的汽车厂长没有几个知道什么是股票，他却大搞股份制。1991年华晨控股以每股1元的价格，买下沈阳金杯卖了3年还没有卖掉的4600万股法人股。仰融的算盘就是要把沈阳金杯上市，上市后按10倍升值计算，就是4.6亿元，但如果上不了市，就是一堆废纸。那时候是记账式股票，装在几十个纸箱里，用飞机运回上海，放在市委东湖宾馆七号楼地下室，还专门有武警在那儿看守。
当时，沈阳金杯还有一个好项目——引进许可证生产丰田第四代海狮面包车，但就是缺乏启动资金。仰融看好这个全新产品的成长性，又借款投资1200万美元与沈阳金杯成立了金杯客车公司。1991年7月，华晨控股与沈阳金杯合资创办了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华晨控股占股权40%，沈阳金杯以旗下生产丰田海狮面包车的资产入股，占股60%。
介入金杯客车，是仰融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公开露面。而沈阳金杯，也是他打造中国新汽车产业链辉煌之旅的开始。
1995年，华晨开始正式接管金杯客车的管理权，仰融出任金杯客车董事长，苏强出任总经理，而仰融也开始正式介入汽车行业。
华晨介入汽车十年，有九年保持绝对低调。当1999年，华晨旗下的金杯面包车产量占到同类车市场的60%，利润在国内汽车厂家中仅次于上海大众居第二位时，众多汽车专业媒体仍然只知金杯，而不知华晨的存在。2000年，金杯客车销售额达到70亿元，利润仅次于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人们才在金杯和仰融之间画上了等号，使得仰融在汽车行业声名鹊起。
与此同时，华晨的汽车版图急速扩张。华晨已持有田野60%的股权，组建了河北中兴汽车制造公司，开始在皮卡行业与同城的长城皮卡相抗衡。
华晨花6200万美元巨资请意大利著名汽车设计师久加诺主持设计了中华轿车，并拥有了整车知识产权。2000年12月，中华轿车在沈阳下线。
华晨正式接手三江雷诺，拥有了三江雷诺55%的股权，再次成为控股方。
华晨控股了绵阳新华内燃机集团公司51%的股份和沈阳航天三菱发动机31%的股份，并与世界第一大汽车零部件生产供应商德尔福公司共同开发491Q-ME汽油发动机，并将之装备在金杯客车和中兴皮卡上。
华晨斥资50亿元，先后成立或收购了10多家汽车及其零部件企业，在全国建立了完善的销售体系和服务体系。到目前为止，华晨已拥有金杯客车、金杯轻卡、金杯通用、中兴皮卡、三江雷诺、中华轿车等8条生产线，在国内仅次于三大汽车集团，有“四汽”之称。
在全球，世界五大汽车产业资本都已开始与华晨合作。雷诺、通用、丰田、三菱都已经是华晨的合资或合作伙伴，华晨在中国的汽车业留下了一串巨大的惊叹号。
除了汽车，仰融不停地在金融和实业之间来回腾挪。仅仅在他去职前一年间，中华车下线；收购中西药业；涉足广东发展银行；入主民生担保公司；与宝马合作……有心人对华晨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略作统计，光是华晨系旗下的海内外上市公司就有5家，包括内地上市的三家：申华控股、金杯汽车、中西药业；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圆通科技；一家在纽约上市的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CBA)，市值超过200亿元。
仰融杀入汽车业后最精彩的第一笔，就是1992年华晨中国汽车控股公司在纽约上市。金秋的10月9日，“十四大”召开前的3天，这家由他控制的华晨和沈阳金杯客车组建的合资企业以第一家“中国国营企业概念股”，在纽约成功上市，筹集资金8000万美元。这不单是中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次。
也许这个案例过于超前，过于神奇，人家往往问到，1992年你怎么会想到到美国去上市的？谁支持你的?
仰融的算度之精确令人对他的背景产生联想。后经国外专业调查公司查证，籍贯安徽的仰融与中国政要们没有任何亲属关系。
尽管华晨一直以来不跟“正规军”抢资金、争项目，也不跑部委要优惠、减免，但“另类”的成功还是会招来传统势力的忌妒。关于仰融和华晨的传闻，很多是负面的。而仰融也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解释”——
“华晨汽车本来就是国有的，不存在收归国有的问题，我们会寻求管理层收购的方式，买回基金会持有的39.45%的华晨股权。”
“原始股本上，国家没有给我一分钱，基金会没有给我一分钱，任何部门也没有给我一分钱。”
“华晨股权并非国家所有，只是为了符合美国上市要求，暂由教育基金代管，管理层将收购华晨股权。”
当上述语句从同一口中说出，摆在一起的时候，问题就很清楚了，尽管我们不知道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