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被重重光环笼罩的南存辉也不是“一贯正确”。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是企业多元化理念流行的时期，正泰在这段时间里也“不能免俗”，分别投资了矿泉水、服装及其他产业，最后以“交学费”下课结束。在他一系列决策中，有许多是“力排众议”的结果。如何让开始还很孤立的意见成为大家共同的想法，这是对领导能力的考验。
南存辉说：“我平时的习惯是，让每个人充分发表意见，充分尊重每个人的意见，充分挖掘和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当经过反复论证，我自己认准的事，基本上就不会改变了。”他的领导风格有两个突出特点：务实和创新。
南存辉曾这样描述自己：“我觉得第一是尊重。这不仅是对人、对事、对朋友、对竞争对手、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也是对现实、对客观规律的尊重；第二是学习。这表现在不断地学习别人的长处，永远抱着谦虚的态度；第三是平和。这是指我的心态一直保持着平衡和平和，这点对做事很重要；最后就是创新。这表示要不停地否定自己，否定过去的成绩，只有这样人才能进步，企业才能发展。我总结就是八个字：尊重、学习、平和、创新。”虚拟和实体集团
观察正泰的生产链可以发现，在生产结构上，正泰更像一个超级大公司的总装者，大量配套商为其提供生产资源。站在更高一层看，整个体系构成为专业化的产业区。特色产业区是观察浙江经济活力之谜的重要角度之一。一般每个产业区都有一个到几个龙头企业，龙头越大，区块实力也越大。通过外部产业分工，实现规模经济和效率提升。这是正泰产品有竞争力，浙江区域经济有活力的一个关键。
在柳市的低压电器企业群中，正泰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在这个金字塔的下面，是1200个协作厂。正泰的高速健康发展成就了1200个协作厂，反过来说，正是那1200个协作厂撑起了正泰这座大厦。正泰与它们组成了一个超级规模的“虚拟集团”，“虚拟集团”概念是作者的创造，意指没有产权和法律关系却有集团企业模型的经济体。
正泰其实只有10%的关键部件自产，其余90%向1200家协作厂公开招标。因为与上游企业非常安全稳定的信用关系，制度成本及交易成本得以大幅降低，双方流动资金占用也达到最小，成本只有国企的1／3。
这种协作很奢侈，是以下一级厂千家竞争为基础的。由于中国家族性企业独立性强，协作厂与成品厂不是依附关系，因此只要一个零件厂的技术进步了，也许500家成品厂都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个协作群好比小鸟集合成的鸟群，有如乌云般的形体又有小鸟的灵活性。日本精益方式中，大厂的各个车间是没有竞争关系的，而温州同行业内各个厂却好比日本厂的各个车间，车间之间却有竞争，从而避免了大公司病。
大鸟会被击垮，而鸟群却击不垮，因为它有形又无形。比如家族企业“金乡徽章厂”，它以100台压力机、50台烘箱控制了成品规模，一有定单就分包给同乡上百家企业，定单减少就撤掉100个工人，这100个工人凭技术还可以在其他小规模徽章厂找到工作。这里任何一个厂都可以接规模惊人的定单，只要将一部分定单转让即可。这种方式使温州即使在宏观经济最差的情况下也能高速发展。
《南方周末》记者翟明磊同时发现，在一个区域的厂往往可以享受到全区的销售网络，因为温州任何区域都有上万的独立供销员。一个供销员可为10—100家企业服务，也加速了竞争。例如桥头有2万个销售员网络，柳市有10万个，金乡有5万个。“正泰”在初期利用独立供销员建了800个销售公司，没花一分钱。现在这些供销员发现，如利用温州货的成本优势直接承包柜台，将比以前只赚前不赚后、只做第一道批销合算。这些销售员从游商变成了有自己阵地的柜台总管了，他们与厂家直接沟通，这好比生产的毛细血管与销售的毛细血管直接打通。而英、美厂的方式是这两大系统之间总有个结点，任何大企业在这个结点上都会有点血栓。
义乌的情形可能更为典型。一个年流量超过200亿元的辐射全球的大市场，工业产值200多亿元，区域内几乎全是小企业，义乌年产值超过亿元的工业企业只有区区不到10家，最大规模为2亿多元。义乌小商品城这个巨型“虚拟集团”比正泰更为庞大，大大小小“生产线”上下来的商品，都通过小商品城吞吐一空。
在浙江，企业规模小和规模经济显然不是一回事。因为在这里，小企业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生产链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或通过专业化协作进入产业链；或凭借“专”和“特”的优势，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在浙江，实现这种规模经济，有一种在以前的经济地理学上找不到的产业模式——由优势产业、关联行业、上下游协作配套，以及大小业主和谐共生的符合良性经济生态平衡的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区域。这样的特色产业专区，全省共有200多个，平均每个区域产值近9亿元，遍及浙江东南西北。
因此，外界印象中中小企业主打的浙江经济，却涌现出许多产销量位居全国乃至世界第一的“单打冠军”。中小业主的积极性、能动性充分发挥，(规模)不大却强的产业特点十分明显，核心竞争力突出。据统计，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最终产品的产量，浙江有336种进入前10名；154种居第三位；109种居全国第二；56种产品是全国冠军。家族企业的“温和革命”
南存辉“废除”家族制问题上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彻底，而是理性和实效。温州许多家族性企业的实践表明，激进地企求一步到位地废除家族化，往往以失败告终；在这个问题上，不彻底的渐进改造很可能比推倒重来更有成效。
经过多次调整，正泰的股权结构已经大为分散，但大股东依然是董事长南存辉，占27%的股份，5个副总裁3个是亲戚，2个是负责技术的朋友，基本没有改变家族企业的性质。但他的家族企业却实实在在地快速做大了。南存辉认为，家族成员控制的企业并不一定是家族制企业，同时，不是家族成员控制的企业也可能是家族式管理的企业。
企业家族化问题，几乎是所有民营企业与生俱来、无法绕开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的“家族化”问题一点不比民营企业少，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搞小团体，比民营企业的家族化更加没有章法。
南存辉认为，家族企业有其缺陷，但也有天然的优势。为“非家族而非家族”的改造，企求一步到位的激进做法，往往情况更糟。南存辉也一直想交权，曾请过一个美国名牌大学MBA毕业的人当副总，后来又让他当了一阵总经理，但最终还是解除了他的职位。
在温州，无论是政府推动还是企业自主行为，勉强改造家族企业往往以失败告终。柳市有4家大型家族企业基于自身发展需要，力图改变家族管理，但因方法较激进，最终全部失败。其中一家实行法人代表轮流做，企业因控制权问题失去大好发展时机；一家想一举撤掉家族制，引起股东集体跳槽，企业资金被抽空；一家请来了外面的职业经理，由于家族阻碍，职业经理无法贯彻经营理念，该职业经理最后也离开了。
因此，南存辉虽不彻底、但富有实效的后家族化，就具有了典型价值。1991年，南存辉手中有了100万元资产，他从开店办厂的家族成员中招进9人入股，形成以家族成员为核心的企业管理层。这个所有者、经营者、打工者三位一体的、不用付工资(年终按股分红)的家族团队，不仅拥有一定的生产、管理能力与资本，更主要的是“人和”，使企业的起步非常平稳有力。
南存辉用来招股的100万股金，因为家族资金的流入，股权一下从100%降到40%多。这时的正泰，不仅是合资企业，更是不折不扣的家族企业，因为外资也来自“家族”成员。用家族资本稀释自己，这是南存辉“温和革命”的第一步。
紧接着，南存辉开始用社会资本“稀释”家族股份。在正泰成为温州首屈一指的知名企业后，正泰的品牌效应出来了。许多企业看中正泰品牌，希望加盟。先后有38家企业进来，全部成为正泰私人股东，而南存辉的个人股权也被稀释到不足30%。
如果只有上述两项，那南存辉的行动还算不上什么典型价值。虽然股权几度稀释，但仍然只是在资金上做文章，技术、管理的“资本化”才是南氏“革命”的亮点所在。
这次，南存辉在集团内推行股权配送制度，他拿出正泰集团的优质资产配送给企业最为优秀的人才。这就是正泰的“要素入股”——管理入股、技术入股、经营入股。股东一下子扩大到110多人，南存辉的个人股份也再度被稀释。
引入家族资本稀释自己股份，引入社会资本稀释家族股份，社会资本(原先的多级法人)成为股东后并不一定有管理权，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不管你是多大的股东，如果按制度考核下来能力不行，就让出经营权；反之，不管是否是股东，有能力就有位置。而且，在要素入股之后，这一切就顺理成章，全盘走活。正泰成功地从一家传统的家族企业转型为一个现代的“企业家族”。
自己股份一再被稀释，“底线”到底是多少，南存辉曾说过一个数字：“5%”。他解释说，在有足够多的资产时，5%可能也会是最大股东。而且，所占股份的比例是下降了，但股本在扩大，“杠杆效应”更大，得到的利益有可能会更多。MBA学不到:中国特色的“企业政治学”
“南存辉怒斥魏京生”曾经是大报小刊的头条新闻。1999年他在美国进行商务活动期间，从报上得知魏京生等人竟向美国国会提议，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理由是中国政府只重视扶持国有企业，对外商和私营企业进行打压排斥。南存辉十分气愤，立即致信美国国会议员，并于次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以自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办厂经历，说明中国政府对私营企业并不歧视。
“政治影响商业，政治家的活动也影响商业，一个能干的政治家、商人往往能从中得到很多好处。”被世界同行奉为圭臬的犹太商法如是说。企业政治学并非只有中国存在，客观地说，在中国，企业政治学也并非具有贬义的内涵。作为一个从行政主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经济单元的企业与政治之间，必然存在广泛的联系。
在中国，不懂得政治就不可能成为一流企业家，甚至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小企业有小企业的做法，大企业有大企业的做法。能否处理好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实在是对中国企业家的一大考验。那些市场生命比较长的大企业家，都高度注意政治安全。
一个成功的中国企业家，既是经营市场的高手，又是经营政府关系的好手。《福布斯》2001年度中国大陆百名首富企业家中，6位是全国人大代表，16位是全国政协委员。而小小柳市镇中小企业中，就有全国人大代表1人，全国政协委员1人，浙江人大代表3人，乐清市人大代表3人。
有人说，温州人不懂政治，其实大谬不然，温州人比其他地方人更关注更理解政治的经济意义。在温州人的眼里，政治蕴含着巨大的财富。调查显示60%的经营者曾经“因为某项政策的出台或政策提示而放弃或者更有信心做某项投资或生意”，17%的经营者直言不讳地说“自己钻过政策空子”。显然，从生意的立场上与政治亲近，带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
在柳市，几乎每一个大企业都有党委，每一个大企业头上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非经济光环。这些政治上的投入并不是为了官场寻租，一方面是在组织机构上与外部环境对接，以整合外部资源，方便与政府进行各方面的对话和沟通；同时，这是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平台，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
然而，要政治经营得法，却是一个一点不比做生意轻松的难题。首先，在跟政府的关系应保持适当的距离，太近了，容易擦出火化，当然也容易“短路”；太远了，又不在政府的视线范围内。同时，因为大家都懂得对企业家来说，政治不仅仅是脸面，更是资源，因此竞争非常激烈。而这种竞争又没有公开透明的游戏规则，只有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因而充满不确定性。
《南风窗》主编秦朔在其新著《大变局》中称赞柳传志“宏观上的实业报国的‘大政治’的企业观，和微观上谦和平常、注重对外沟通的‘小政治’的企业观，完整地结合在一起”。这话用在南存辉身上也非常恰当。
南存辉说，做企业应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政治是天。企业要做大、做强，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宏观环境，但现在许多人进入一个误区，比如政治资本的运用。南存辉觉得光靠关系，不靠自己的机制和努力，这个企业是做不长的，心思必须放在主业上，这是根本。但同时必须要处理好各种公共关系，其中就包括与政府的关系。一定要走正道，靠“拉关系”建立的“关系”是非常脆弱的，也是非常危险的。
南存辉行事稳健，政治上更是老练稳重。在温州这样一个相当时期内的政治高风险区，一个企业要发展壮大，企业主要获得各界认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南存辉的成功就在于始终头脑清醒，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我始终只是一个企业经营者。他的立场、声音、精力一直没有离开这一点——“怒斥魏京生”只是碰巧顺便而已，并非刻意为之。
所以，清楚自己定位的南存辉咬紧自己的“主业”一直努力“抬头拉车”，不站错队，不说错话——话能少说就少说，言多必失。最重要的是，把企业搞好，业绩才是企业主最大的发言权。如果你有突出的业绩，而且多做少说政治稳健爱国守法为人可靠，不用你去“跑”上层路线，政府会主动来找你，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典型，只有这样的典型才能为各界所接受。这是中国“企业政治学”的高境界。可比性研究正：德力西,同根异枝“结不一样的果”？
正泰与德力西，南存辉与胡成中，都是响当当的牌子。但是如果把他们放在一起考察，无疑更具有研究价值。南、胡曾经携手创业，又成竞争对手。他们的故事，既有可以茶余饭后消遣的“市井版本”，也有可以上大学课堂的经典案例。但并不影响他们同时出镜中央台《对话》节目惺惺相惜。如今，这两个不相上下的公司似乎渐渐有了不同，南固守本业，胡开始向多元挺进。谁强谁弱，现在下结论显然为时尚早，但企业的发展方向和轨迹，似乎冥冥中有一种必然。
有着“外胡内南”和谐搭档美称的南存辉胡成中从小就是同班同学，胡成中比南存辉大两岁，南是班长，胡是体育委员。毕业后，南存辉成了修鞋匠，胡成中做了裁缝。20世纪80年代后期，两人共同集资，创办乐清求精开关厂。由于经营得当，乐清求精开关厂生意红红火火。
随着企业一天天“长大”，两位“轮流坐庄”影响不相上下的昔日同窗，越来越感到诸多不适。1990年，“求精”裂分为两个分公司，南和胡分别拥有其中一个分公司。1991年，南和胡正式友好分家。
《民营经济》周刊曾对温州20个企业经理人进行访问，调查范围是包括正泰、德力西等电器企业在内的20家企业，调查内容之一是“你最欣赏的温州民营企业老板是哪一个”。通过问卷调查，在20位民营企业经理中，有8个人把正泰的南存辉选为自己最喜欢的老总，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只得了一票。《民营经济》解释说，1票实质上就是零票，因为参加调查的企业本身就拥有一票。
在温州市4月份公布的2002年第一季度企业纳税50强的名单中，一直身居电器“老二”位置的德力西突然消失，令业界“想不通”。而且据说德力西的纳税额是一个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据悉，德力西相当一部分资金都投到房地产业，而房地产业的效益不会立即显现出来。德力西方面也称，德力西在新疆、成都、深圳、连云港等地投有相当的房产。
德力西在高速公路护栏、金融、房地产、宾馆服务等多个行业拓展，形成了一个同心多元的综合企业集团。柳市人认为，德力西已经由以做电器为中心转向以利润为中心，什么赚钱做什么。
知情人士指出，正泰固守起家时的电器主业，德力西开始向多元化出击，之所以出现今日之分化，完全是南、胡的性格决定的。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看来性格还决定企业的方向。
多年来，德力西和正泰像一对齿轮一样一直咬得很紧，尤其在数字上“难分高下”：2000年德力西产值40亿元，在大江南北密布600多家营销公司，综合实力跻身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第9位；而2000年正泰相应的数字则是产值42亿元，在全国各地开设500家加盟专卖店，综合实力居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第7位，缴税额居第3位。2001年正泰公布生产总值61亿元，德力西是62亿元；生产净值正泰25亿元，德力西是26亿元。
1999年，正泰、德力西分获全国低压电器行业目前仅有的两块“中国驰名商标”，创下了国内在同一镇、同一生产领域两个驰名商标比肩而立的先河。
事实上，企业竞争并不仅仅在商界，尤其对上规模而且实力不相上下的大企业而言。正泰和德力西也是如此。
最典型的是1997年的“人大代表”之争。德力西和正泰争夺人大代表候选资格，双方动足脑筋，使尽各自的招术。据员工说，当时散发很多传单，甚至动用了“敌细”和“间谍”。较量结果，以德力西失败告终。
现在南存辉是全国人大代表，而胡成中是省人大代表。量化的数字难分高下，但顶上的头衔尺寸却有“大小”，在其他一些社会政治荣誉上，胡成中都要稍逊一筹。
虽然是近距离的激烈竞争，但南胡的私人关系还算不错。在动不动就同行交恶的不成熟市场环境中，南存辉和胡成中表现出温州商人特有的精明和理智，不伤和气，大家有利。可比性研究反:潮汕地区的“商土流失”
潮汕地区是我国商业传统最浓厚的地方，与温州一起被誉为中国民间商业文明的双子星座，潮汕商人和温州商人同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因为潮汕商帮漂流海外的人数庞大，潮商比温州商人有着更高的世界性声誉。可是，改革开放以来，“温商”与“潮商”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走势，“潮商退潮”之类的报道与几乎成为“赚钱之神”代名词的温州商人的显赫声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潮汕人在不经意间沦为了中国生意场上最有生意头脑却最为失意和孤独的人群。对比温、潮两地的不同境遇，可以发现传统商业文明在新时期的生存形态和环境。
人口达245万的潮阳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县级市，近年来，这里又因走私贩私、制假贩假、逃税骗税、逃废债务、“六合彩”赌博等而“恶名远播”。不只汕头的潮阳，还有揭阳的普宁、潮州的饶平、汕尾的陆丰，以及潮汕地区的其他一些知名不知名的地方，也疯狂地生长出不劳而获或违法获取利益的怪胎。
广东省妇联曾对粤东“六合彩”赌博严重的地区进行抽样调查，发现100%的家庭都参加过“六合彩”赌博。周二、周四香港“六合彩”开奖日，是400公里开外的一些潮汕家庭最激动的日子。商场店铺关门，打工仔不去做工，农民不事耕种，学生无心学习，街道冷冷清清，人们谈论着号码，猜码、买码，当地老百姓称其为“码日事变”。因“六合彩”而倾家荡产，因“六合彩”而神经错乱，因“六合彩”而铤而走险已不是什么新闻。由于“六合彩”是从香港传来，庄家们利用优势，将当地的资金席卷一空，造成大量资金外流。难怪有人惊呼：潮阳的经济因赌博而倒退10年！
骗税与洗钱一条龙作业，更令人触目惊心。潮阳有的骗税分子把骗得的税款，通过潮阳的地方钱庄，把钱汇到新疆伊犁，再由人从伊犁的银行中提款出来，到乌鲁木齐外汇市场换成外汇，用飞机运抵广州，再用汽车运至深圳、汕头一带，然后又用船把外汇现钞运到香港，通过关系打入香港的银行，再从香港把外汇汇到潮阳，形成洗钱黑链条。仅从2000年的2月至10月，从潮阳汇入伊犁的人民币，就达144.6亿元。
全国有18个地区向所属企业发了通知，提出不和汕头、潮阳做生意。潮阳市委书记说，外地一些部门怕受牵连，干脆不接受潮汕地区的发票。
湖北某市有一条街，历来无假货，前段时间赫然打出一副招牌：“此地无潮货”。有的商店干脆贴出“本店不卖潮货”的海报。
在外地人眼里，潮汕货成了“假冒伪劣”的同义语，潮汕人成了“坑蒙拐骗”的代名词，信用缺失的潮汕地区渐渐褪去了昔日的光彩。
2001年，汕头市的GDP比上年下降了2.0%。GDP出现负增长，这在汕头市还是首次。也是广东省惟一一个GDP负增长的地级市。
曾经有几千名职工的工厂因骗税案事发而空空荡荡；几年来从汕头迁走的企业多达1200家；国家税务总局一纸“制裁”通知，将潮汕地区列为高危区域，要求各地慎用来自潮汕的增值税发票——从局部到整体，汕头都在经历着危机。
中央设立四个经济特区之初，汕头是广东省内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城市，条件可谓得天独厚。潮汕地区是我国三大侨乡之一。历史上，潮汕平原人多地少，加上战乱频繁，当地人纷纷“闯南洋”寻求出路。聪明勤劳的潮汕人慢慢地以擅长经商而举世闻名，被誉为“东方犹太人”。潮汕籍海外巨商不胜计数，李嘉诚等都是在潮汕商业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成功企业家。
潮汕地区独特的商旅文化在古代以潮州为代表，近现代则以汕头最为著名。1858年，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提到：“汕头是中国惟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1861年，汕头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楼船万国”，商业繁盛，至今仍有“百载商埠”之称。
改革开放以来，汕头市非公有制经济十分活跃，至今“三分天下有其二”——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素有“小商小贩办特区”之说。
而今，汕头已经“沦为一般城市”。对于曾经是“中国最商业化”的汕头，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落伍甚至沦落?到底是体制还是文化，到底是违法的官员还是不法的商人造成了恶果？
当地专家认为，重商的潮汕文化本来是开放的文化，侨居海外的潮汕人把这种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但在潮汕本土反而从开放走向了封闭。
潮汕人的重商传统本来是好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在推动力。创富的欲望和行动，已经成为现代百姓经济、区域经济竞争取胜的最重要资源。潮汕人的沦落，一是错在一些人胆大到违法经营；二是偏重贸易，对实业投资和工业生产兴趣不浓。
汕头办特区之初，大量免税进口的原材料不是用于生产，而是被转手倒卖出去。据粗略估算，整个潮汕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倒批文”超过3000亿元。
受浓厚的商业文化影响，一些部门把政府工程视作商业生意，大搞对外承诺。引外资建桥梁、电厂时，竟然承诺固定回报率16%、24%，甚至安居工程回报率也达到20%。政府的失信和越位，使得政府的权威和调节社会关系的力度削弱。
“赌一把、一夜暴富”的心态，使得许多特区优惠政策不能用在正路上，从政府部门到企业，都想走捷径赚中间利润。1996年前后，一些人是少报外汇收入，放着自己去炒；后来发现赌“六合彩”有机会一夜暴富，于是几乎家家不务正业，户户只闻赌声。国家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后，一些人又感到退税率中有利可图，马上铤而走险。
跟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一样，经济体系也有其自身的规律，也一样有“生态平衡”。经济体系的生态系统主要有两个跟大自然土壤一样重要的基础性环节，一是法制和信用，即保证企业主体自由自主活动的良好外部环境；二是制造业，一个大区域范围内的经济体系，必须以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为基础，否则容易陷入浮躁和急功近利。如果这两个“商土”一旦流失，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元气。
据新华网文章改编第六章一个人能否开辟一个新行业?本章看点:从“独木桥”到“阳关道”
中国文化人创业，成功者寡，原因之一就是“智者多虑”。但是，当“文人”智慧的透彻和“武人”行动的决绝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时，就具备了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气质。
企业大不等于有规模，有规模不等于强。企业规模要变成“规模经济”，必须内部结构布局具有相当的关联度。在宋城的战略规划里，从来不会只是单独做某一个项目。黄巧灵要的是“集成”，一个弹性的产业架构，五指成拳，可放可收，有腾挪空间。宋城以旅游休闲业为核心，将上下游及其派生资源整合起来，显示出良好的投资效率和强大的竞争力。
大跨度的资源整合能力，是黄巧灵的核心能力之一，他在创造一种产业升级的进化模式。他的四层次资源整合艺术，造就了宋城集团的全新业态。黄巧灵四层次资源整合中的最高境界，就是他“强行”开创中国“休闲时代”的胆略和行动。黄巧灵开辟休闲产业新战场，成功地实现了宋城集团的战略转型，从传统的旅游景区升级为旅游休闲业。在这里，黄巧灵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整合行业资源，他把行业的外延扩大了，制造了一个新的行业。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是黄巧灵在起步时的策略，因为那时自身还比较弱小，“阳关道”人群拥挤，走“独木桥”反而可能先到彼岸。但是在实力壮大，大兵团作战时，再走“独木桥”显然不再是上策。特别是到了拥有“坐庄”实力的时候，不但要有走“阳关道”而舍我其谁的气势，而且，“借势”之外还要“做势”，自己去开辟一条“阳关大道”——休闲产业就是黄巧灵走出来的一条“金光大道”。两把火的好“兆头”
黄巧灵出身在浙江丽水的一个乡村干部家庭，小时候梦想当文学家。在部队时喜欢读书，被破格选拔为军区报社的记者。发表过数十篇短篇小说、论文的黄巧灵当年以《黄帝内经》、《易经》为“敲门砖”，无师自通地闯进了“红学”天地，海外报刊称他“破译了《红楼梦》”。他的大胆论点和独特视角引起了红学界权威的注意，俞平伯先生与他有过多次书信往来。后来，他又有机会受教于北大乐黛云、汤一介夫妇门下。这些经历使黄巧灵的学术感悟有了很大提高，也使其文化人的气质在心中扎根。
1994年，36岁的黄巧灵来到杭州，随他一同前往的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和一个正在破壳的梦。
黄巧灵开发宋城的过程，比宋城本身的成功更具传奇色彩。
黄巧灵一到杭州，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天工艺苑。这是华东最大的工艺品商场，那里陈列着“清明上河图”模型。围着模型，痴迷的黄前看后看，反复琢磨，还拍了很多照片，不知不觉在那里泡了一整天。当夜，天工艺苑发生了杭州解放后最大的一场火灾，整个商场付之一炬。“清明上河图”模型自然也烧成了灰烬。
也许这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天意”让黄巧灵看了“宋城”最后一眼，然后在他手上“转世”。模型“宋城”烟消云散后仅仅一年，一个活生生的“宋城”就浴火重生。
第二场火，烧的却差一点就是自己。黄巧灵在西湖边有一栋租来的两层楼的小房子，空下来的时候他喜欢靠在二楼的栏杆上看西湖的水波。有一天，黄巧灵忽然觉得铁栏杆看上去不太协调，便叫人把它拆了。当天晚上，睡梦中的黄巧灵被一阵热浪烤醒，睁眼一看，四周浓烟滚滚，到处都是火。他挣扎着从屋里跑出来，从二楼跳到地上，捡回了一条命。事后，黄巧灵惊出一身冷汗，如果白天不把栏杆拆了，他早就葬身火海了……
大火没有让黄巧灵“捏磐”，却给了他醍醐灌顶般的顿悟：人活着，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对社会有所作为。经过死亡考验的黄巧灵，人生从此“火了起来”。
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在黄巧灵扎根杭州之前，他已经在海南“热了一回身”。两本奇书闯“天涯”
两本“奇书”其实一点不奇，只是带着这两本书走上创业之路，看起来就很不寻常。那是黄巧灵最喜爱的书，一本是《易经》，一本是《红楼梦》。早在1975年他参军的时候，也是带着这两本书上路的。1987年，黄巧灵29岁，辞去丽水的新华书店经理职务，放下了众人看好的仕途，带着借来的2000元钱和这两本书，只身前往海南创业“寻梦”。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海南，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青年梦想的“孵化场”。黄巧灵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天涯海角景区，一脚踩进了海水里，从此义无反顾再不回头。这是名实相符的真正“下海”——经营海水浴场和海滨度假村。天涯海角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黄巧灵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事业草创，黄巧灵又做“司令”，又当“士兵”，就连岩石上已经被风雨侵蚀得斑斑驳驳的“天涯”、“海角”几个字，也是他亲自提着油漆刷新的。开门见喜，海滨浴场的生意出奇地火爆，靠着8毛钱一张门票的收入，每个月居然可以创收1万多元。
一切太顺利了，对《易经》颇有心得的黄巧灵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几个月后，汛期来临，海滨浴场业务量骤减，营业额一直在每月2000元左右徘徊。更大的磨难还在后面，新年过后，海南罕见地一个月内刮起了两次12级以上的台风，吹光了浴场所有的东西。被苦涩的“海水”呛了一口的黄巧灵似乎并不难过，他是一个达观的人。大年三十的晚上，黄巧灵用仅有的一百块钱买来十几斤肉和着萝卜炖了一大锅，几十个人围着火堆，算是吃了一顿团圆饭。黄抚慰大家：磨难对英雄来说，是必修课。
说起这段历史，黄巧灵颇为自豪，闯荡海南5年口袋没有鼓起来，却积累了一笔终生受用的财富——信用和心态。逆境低谷，你只要做一件事：坚持住；一帆高悬的顺境，你也必须记牢一件事：把持住。很多资深的成功企业家，往往把创业之初的失败，归因为终生成功的力量之一。
从海南回到丽水后，黄巧灵又被推选为丽水地区群艺馆馆长，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旅游休闲业。在潜意识里，他把旅游休闲当成一种“大文化产业”在做，与他先前做记者、文联主席、新华书店经理时一脉相承，只是这种文化看得见而且更有生命。因为在他看来，旅游休闲是爱的艺术，搞旅游休闲可以找到他的精神家园，这是一个可以任意挥洒的最浪漫的产业。
悟性良好的黄巧灵是一个浪漫的感性的人，喜欢无拘无束地思考。黄拥有超常规的思维方式，“一个人要成功，就得异想天开，想别人所不敢想，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1984年，云和县文联准备拍一部《妹是畲山人》的电视剧，剧本、演员都有了，却没有资金启动。于是，26岁的文联主席黄巧灵卖了自己的办公桌，还“胆大妄为”，带着他的部下趁着夜色把县政府的两棵雪松剪了个光头，再把剪下来的枝条找了个地方插种。几个月后，成活的雪松卖了几千元钱，解决了资金问题。后来电视剧还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收回了投资。
黄巧灵强调，“异想天开”容易，你要想成功，必须脚踏实地。他是创意高手，就连家喻户晓的两句广告词“给我一天，还你千年”和“一座飞进未来的城市”，都是他本人的手笔。多年实践的锤炼加上良好的悟性，黄已是一流的休闲学研究专家和休闲旅游产品设计专家。他对主题公园、休闲产业、景区表演艺术、旅行社经营、企业文化传播、市场整合营销、景观房产、教育产业化、多元化休闲社区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这些努力为宋城集团积累了丰富的旅游休闲产业经验和雄厚的研究开发实力，奠定了中国旅游休闲业第一品牌的基础。无为而治的“精神领袖”
跟黄巧灵接触过的人，都能被他身上那种浓厚的人文色彩所感染。这种“人文色彩”跟“文人气息”并不一样，黄巧灵的大气、大度，良好的大局观和大手笔，使得他看起来绝不像一个曾经在“红学”研究的回廊里曲径通幽过的人，多年地方文化部门负责人的职业生涯，好像也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影子。部队历练刻下的军人气质，倒是在他的决策风格里时有流露。
黄巧灵的人格魅力，跟他见过一面的人都可以感受到。跟他聊过一席话的人，都能留下好的印象。他有思想，但是并不张扬；他看起来仪表堂堂温文儒雅，但轻易觉察不到内心深藏的王者霸气。黄巧灵住在西湖边，客人来了，喜欢带他们到不远的苏堤上，一杯清茗，对着细波星光，无边无际地神聊，如果能够碰到一个有分量的“谈话对手”，那是他最轻松享受的时刻。黄是那种会敞开心扉的性情中人，一席话下来，朋友佩服他的思路和睿智，更折服于他的坦诚和大气。
黄巧灵很懂得感恩，对在他创业路上拉过他一把的人，黄一直铭记在心。作为商界中人，黄巧灵交朋友并无直接的功利目的，这为他赢得了遍天下的朋友，国内外同行、政界、学者、媒体，他都有一大批交情不浅的朋友。黄与他们多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即便平时多年不见，一旦重逢却友情如初。集团的开山项目宋城景区投资15亿元，当时他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资金，他的最大“本钱”就是他的为人和信用，不论是政府、银行，还是合作伙伴，都愿意和他打交道，很放心地同他合作。
作为中国文化人下海潮中冲在最前面的一批儒商，黄巧灵深深懂得精神财富在市场经济中的巨大价值，甚至可以说这是他的最大资本。宋城作为一个“大文化”产业的引领者，与制造业包括物流业的不同点在于，文化产业某种意义上就是“精神产业”、“爱的艺术”。一个企业的“精、气、神”决定了这个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这样的企业，要么一盘散沙，要么坚如磐石。宋城的凝聚力来源于做“中国旅游休闲第一品牌”的共同宏愿，以及对美好前景的信心和期待，企业上下凝聚着一股“真气”。这时，最“软”的文化可以无坚不摧。某些时候，黄巧灵看起来像是一位无为而治的“精神领袖”，因为他并不是靠“老板”的权威或者条例的赏罚来获得人们的诚服。
2002年9月，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严重失实的报道，对包括黄巧灵在内的中国企业家进行了无端的恶意诽谤，该文把黄巧灵、王石等描述成穷奢极欲的暴发户形象。《时代》周刊信口雌黄，“妖魔化”中国企业家群体，在全世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极大误导了社会舆论。了解黄巧灵的人，对这篇文章的出笼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身家巨万的黄巧灵自奉甚俭，不仅算不上穷奢极欲，说他是一个“贫穷的富翁”也不为过。他至今仍租住在一幢卫生间仅2平方米、卧室只有8个平方米的旧楼内。作为《福布斯》中国内地2001、2002年百富榜连年上榜者，黄巧灵自己的日常生活也非常俭朴，吃的穿的丝毫没有富豪的排场，一双皮鞋要穿到鞋底有了裂纹才会扔掉。家里人也是如此，节俭这个从前养成的习惯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改变，母亲、女儿过生日，到外面去吃饭还要挑一个实惠的地方。
在部队时就是军区学雷锋标兵的黄巧灵本性善良宽厚，深谙东方价值观的黄巧灵明白“财聚人散和财散人聚”的道理。个人生活上“小气”的黄巧灵并不是一个抓住财富不放的人，在宋城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黄巧灵将原先集中的股权分散，他甚至让出了很大一块股份作为有突出贡献者的奖励。
能赚钱而不被钱牵住鼻子，这本身就是一种财富。从赤着脚在山里跑到坐拥亿万，钱对黄巧灵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变化。早年在部队时把《红楼梦》翻烂了的黄巧灵至今还背得出书中的“好了歌”。对拼命拼出来的财富，黄巧灵看得很淡，他认为事业第一，财富本身并不是目的，财富只是事业成功的一个客观结果，财富多少也不是成就大小的惟一衡量标准。黄巧灵觉得，财富应该是有“成分”之别的，只有当它能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抱负，而这种理想和抱负与社会进步的方向一致时，才能称为财富。中国文化生态的全新演绎
宋城景区、杭州乐园立项时，四周一片看空声。然而，完成宋城项目花了11个月时间，杭州乐园仅仅9个月，刚刚还在为该不该上马争论不休的人们，立刻被黄巧灵魔幻般的成功惊呆了。从1996年宋城立项时的舆论黄牌，到杭州乐园动工时专家99%的反对票，黄巧灵走的每一步似乎都很“悬”，但这位常常吊起媒体和专家悬念的“走钢丝高手”却走得很稳。
杭州乐园组团项目成功后，黄巧灵开始在广阔的中国旅游休闲业大展身手。仅仅七八年间，宋城集团已开发和正在开发的旅游休闲景点景区有十多个，包括杭州宋城、美国城白宫、杭州乐园、山里人家、华美学校、龙泉山、云和湖、杭州21世纪庆典城、杭州世界休闲博览园(威廉斯堡)、南京旅游新城、中国渔村、奥丽安娜号等项目。集团资产规模超过40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旅游休闲业开发投资集团，是世界娱乐与主题公园协会(IAAPA)首席会员和世界休闲组织(WLO)成员。
策马驰骋的黄巧灵看起来更像一个“冲浪者”——他既能把握好浪尖谷底的节奏，在高速运动中保持平衡；更重要的，黄是这样一个“潮流”的冲浪者——在旅游休闲业的每一个浪潮来临时，他都是立于潮头的弄潮儿，浪尖托着他，或者说他引着潮头在走。这一点，从他在中国休闲经济的荒原上趟出第一条路，表现得最为清晰。
黄巧灵早年在海南经营海水浴场时，他是在认真“做事”；逆势而上做活主题公园时，他是在“做市”，开发出了一个新的市场；而他洞察先机向休闲旅游业转型并“申闲”成功时，黄巧灵已经是在“做势”了，他创造了一个新的行业，搭起了一个“平台”——跟进者可以在上面“借势”。
中国文化人创业，成功者寡，原因之一就是“智者多虑”。“无知者无畏”，而他们熟读诗书，知道每一步都有风险，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多智多识反而限制了他们创业的雄心和行动的果敢。但创业最成功的顶级企业家，往往又是“文化人”，他们一旦突破了“瞻前顾后、酸腐小器”的瓶颈，原先只是创业羁绊的“多智多识”这时就成了优势，“文人”智慧的透彻和“武人”行动的决绝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这时就能破茧化蝶，超越自我。
黄巧灵的成功，为中国的文化人、文化管理部门提供了一个范例：到市场经济的舞台上，跳出狭窄的封闭运行的圈子，创新文化内涵，做大文化产业。这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生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全新演绎。宋城的跨时空之旅
2000年五一黄金周，对当时仅满4周岁的杭州宋城集团来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统计资料显示：五一期间，宋城集团所属企业接待游客42万人次，门票收入2200多万元，首次超过西湖景区，占杭州旅游门票总收入的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