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哲伦基金1988年收益率为22.4％，1989年为34.6％，1990年林奇退休时再次超过市场平均收益水平。在林奇13年的职业生涯中，保持了超过基金平均水平的记录。在林奇离开的时候，麦哲伦资产达到140亿美元，其中14亿为现金——他从1987年股灾中得到的教训，是绝不能让手中没有现金。
急流勇退
1990年5月31日，是林奇执掌麦哲伦基金13年纪念日。他宣布离开麦哲伦基金。
正如他所言，在他接手麦哲伦基金的时候，他的心中充满了渴望，充满了对股票的渴望。在位13年间，他总共为麦哲伦基金买过15 000多只股票，其中很多只股票还买过多次，因此，他赢得了“不管什么股票都喜欢”的名声。
林奇的离职，绝非一时之心血来潮。早在1987年道·琼斯指数冲破2 000点的时候，他自己已经“突破”43岁了，此时已经萌生退意。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股票之上。13年间，他只陪妻子度过两次假，都是在访问公司的间歇期间，他要记得2 000只股票的代码，但是却将家人的姓名搞混，忘记了孩子的生日。他说自己在工作中陷得太深了。
1990年，妻子卡罗琳和三个孩子为他庆祝了46岁的生日，在生日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他的父亲是在46岁的时候去世的。在他意识到比他的父亲活得更长寿的时候，他开始感到人生苦短，之后就是漫长的死亡。他后悔没有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校园嬉戏、滑雪比赛或午后足球赛，他提醒自己，没有人会在临终前说：“我后悔没有在工作上花更多时间。”
终于，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他想到了与基金同名的那位瀚海英雄麦哲伦的悲惨结局，于是他向富达公司的老板约翰逊递交了辞呈。
约翰逊极力挽留爱将，极力挽留这位华尔街上最优秀的基金经理。他甚至提出，如果林奇愿意的话，可以负责一家小的基金，如1亿美元的规模，这与140亿美元的麦哲伦基金相比的确小了很多。但是，依林奇的个性，即使基金规模再小，他花在上面的时间也未必会比花在麦哲伦基金上的时间少。于是，他谢绝了老板的挽留。
很多其他的基金同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都被他一一回绝。有人建议他组建一只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封闭式基金，凭他的名气，发几十亿美元的基金单位不成问题。封闭式基金没有像麦哲伦基金这样的开放式基金一样的赎回的压力，他只要花少量的时间，就可以每年获得几千万美元的年薪。这与他的投资理念相悖，他于是拒绝了。
林奇说自己过去一直不相信，很多百万富翁庆幸他们自己错过了使自己更富有的机会，现在却在身体力行。对于丰厚的回报不屑一顾，很少有人能够享受得起这样的奢侈。他说自己站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是当财富的奴隶，耗尽余生使之增值？还是让你积累的财富为你服务？
林奇不仅战胜了华尔街，也战胜了自己，战胜了财富。他在职业最为辉煌的顶峰离开了华尔街，留给华尔街的是一个永远的楷模和难以企及、无法超越的业绩。
附：彼得·林奇的投资原则
1 不选热门股，只选冷门股
热门股之所以如此热门，是因为其股价涨得很快，快得总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遗憾的是热门股跌起来也很快，甚至比涨得还快，快得让你找不到脱手的机会。而那些业务让人感到乏味、厌烦、甚至郁闷的公司股票，一般是少人问津的冷门股，却最终会成为股价不断上涨的大牛股。
2 避开高增长易变行业，关注低增长稳定行业
高增长行业吸引了大批想进入该行业分享奶酪的聪明人和强势企业，而众多竞争对手的进入使该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公司很难持续保持利润率，股价相应会下跌。而低增长行业同时是低竞争行业，公司容易持续保持利润率，股价相应会随着利润的上升而上升。
3 远离高技术行业，关注稳定成熟的行业
林奇和巴菲特一样，不喜欢买入那些自己不了解其业务情况、变化很快、未来发展不稳定的公司股票。他同样坚持只投资于自己能够完全理解的传统稳定行业的公司股票。“当周围有如此多的稳定行业时，为什么要购买易变行业的股票呢?”
4 别选多样化公司，关注专业化公司
利润不错的公司通常不是把钱用来回购股票或者增加股息，而是更喜欢把钱浪费在收购其他公司这件蠢事上。这种“精心准备”的收购对象却是一些这样的公司：(1)价格被高估；(2)业务经营完全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这两点确保收购后的损失，而不是收益能达到最大。而那些专注于自己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往往能够获得稳定快速的增长。
金融杀手
乔治·索罗斯 金融杀手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人们重温了那句老话：几家欢乐几家愁。当受风暴袭击的国家的官员和民众或绝望地叹息，或焦急地观望，或仓皇地寻求出路，一片萧条无序的时候，一个人却凭借这场扫荡几个大洲的金融风潮，把自己的名字牢牢地印在了亚洲各国甚至全世界各阶层人士的脑海里。对他，诅咒者有之，声讨者有之，宣布要将其治罪者有之，赞叹、钦佩者也有之。用德国《图片报》一篇文章“今日焦点人物”的话来说，这个人“倚仗自己的资金来对付整个国家及其货币并获得了成功”。这个人就是乔治·索罗斯，美国金融大投机者，亿万富翁兼业余哲学家。
亚洲金融风暴让索罗斯扬名全世界，而他实际上并非现在才享有“坏孩子”的“美誉”，外界早就把他称为“股市天才”，现在更有人给他冠以“世界头号金融狙击手”的头衔。
哲学家之梦
1930年乔治·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律师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占领了匈牙利，匈牙利人民惨遭涂炭，犹太人更是命运悲惨。幸亏索罗斯的父亲利用其律师身份为全家伪造了全套身份证，化名寄居在朋友家中，才侥幸活了下来。后来，苏军赶走德军，占领了匈牙利全境，但由于索罗斯的父亲不信仰共产主义，他们全家再次受到了排挤。惊魂未定的小索罗斯被迫离开祖国，和母亲一起逃亡到了瑞士的洛桑，其时年仅16岁。但是，索罗斯一点也不喜欢苏联建立的共产主义匈牙利，反而非常怀念二战末期的那段危险历史给他的“锻炼”──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或许能够说明索罗斯从小就是一个风险偏好者，所以才能在证券交易、商品交易和国际宏观投机领域取得这么高的成就。
到瑞士以后，索罗斯深感和平与时间的宝贵。他在家花两年时间自学了初中和高中的所有课程，并于1948年插入洛桑的圣·路易斯中学读高中三年级。由于索罗斯超出常人的努力，很快他就成了这所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优秀中学的佼佼者，并于194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英国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
索罗斯家庭并不富裕，所以，索罗斯能够在伦敦经济学院这样的知名学府读书，基本上应该归功于他本人的勤奋好学。金融学是一个“钱途”非常好的专业，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成绩也非常棒，这完全可以使他在毕业以后找到一份薪水很高的工作。但索罗斯的兴趣似乎并不在此，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索罗斯几乎完全专注于波普的“开放社会”理论，撰写了不少哲学论文，雄心勃勃地要做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可惜，家庭的贫穷和卡尔·波普的劝阻使“哲学家索罗斯”无疾而终。卡尔·波普并不认为这个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能够研究“开放社会”理论，因为匈牙利自己就是一个封闭社会，而且索罗斯家庭又那么缺钱，不可能供他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波普建议这个年轻人回到自己的专业，去从事一份颇有前途的经济或金融工作。于是，失望的索罗斯带着荣誉学士学位离开了伦敦经济学院，不久之后移居美国，进入华尔街，当上了一名经纪人。
在远渡美国的时候，年轻的索罗斯的计划是用五年的时候挣够50万美元（这在20世纪70年代绝对是一笔巨款），这样他就可以离开美国，回到英国重新攻读哲学博士，然后终生从事哲学研究。
华尔街岁月(1)
刚到美国的时候，一连好几年他都是默默无闻地在纽约的证券市场从事股票分析推销工作。当然，在这几年中索罗斯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一直在积累经验，寻找机会。
到1969年，39岁的索罗斯终于脱颖而出，开始有所作为。他用这些年来辛勤工作积攒下来的一笔钱，借助自己在长期共事中形成的与伦敦和纽约金融界的良好关系，与另一投资奇才杰姆·罗杰斯合伙成立了一家私募合伙投资基金，取名为“量子基金”。这是一个由二人共同筹资25万美元联手创立的为商品、货币、股票、债券和金融仪器等筹集投机资金的公司。从此，索罗斯开始了他的国际投资生涯，其在证券交易方面的天才也在主管量子基金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的定位是一种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的组建方式和普通的基金差不多，都是由一些企业或个人，把自己手中的余钱交给基金公司，由基金经理来进行投资，投资赚取的利润按照比例分配，基金公司每年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但它的运作同普通的资本组合比较起来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
一是投资方式非常灵活，对冲基金经理的权力比普通基金经理大很多，他可以动用巨大的资金来投资于风险极大的项目，可以既投资于股票，又投资于别的金融资产，如货币、债券和期权等。可以随时买进卖出，在几秒钟之内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变成另外一种资产。
二是高风险运作。它善于充分利用杠杆原理，充分借贷和抵押，放大资产。比如把自己手中的资金买进1 000万的股票，再把股票拿去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900万，再拿去购入债券，然后再拿900万的债券去抵押贷款。这样原本只有1 000万的资金，经过很多复杂的程序进行借贷抵押，可以放大很多倍，变成一个亿的投资。假定这笔投资的收益是10%，那么一个亿就可以赚到1 000万，相对于1 000万的自有资金，实际利润就变成了100%。当然风险也会大很多，如果亏损10％，那就血本无回了。
三是它只为少数意图谋求暴利的大资金服务，是一个基本对外封闭的“富人投资俱乐部”。一般老百姓只能去购买一点普通基金，对于对冲基金是无法问津的。
除了这些基本特点之外，索罗斯还把自己管理的基金定位为利用大趋势，即配合市场走势搞宏观投资。实际上其大部分钱也是在宏观投资中赚来的。这其实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投资策略。
第一步，确定市场当时的宏观走势；
第二步，根据宏观走势选择投资方向，比如是该看空股市还是看多，是该买入债券还是卖出债券；
第三步，根据确定的投资方向再选具体投资的项目，如具体买卖哪些股票、债券、哪个国家的货币等。
索罗斯本人声称他自己的分析能力不太强，但确实有一种很强的批判能力，并在这种批判能力之上构筑非凡的判断力。也就是说，索罗斯认为自己并不擅长具体的分析，但对宏观走势的把握却很准确——尤其是宏观走势出问题的时候，他几乎有着像警犬一样灵敏的嗅觉。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正是凭这种敏锐的判断力和准确的预期大获成功。
索罗斯的一个突出特点和精明之处，也是其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经济，也不花大力气去阅读铺天盖地的股票分析报告，而是通过阅读报章，主要以自己独到的眼光来形成对股市的见解和判断。同时，他也经常与世界各国的权威人士保持联系，以保证消息畅通。他深知，在证券市场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确凿的“内幕消息”赚钱更快。对证券技术分析，索罗斯认为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真正有用的是基本面分析，尤其是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
可以说，索罗斯是个善于从宏观入手，从战略着眼，因而能够屡出奇招、战术过人的高手。
1985年，日本愚蠢地和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签署了《广场协议》，这个协议事实上是在要求日元升值以换取美元的有序贬值，从而增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因为如果美元贬值，那么美国出口的商品就会变得便宜。
华尔街岁月(2)
1985年的美国面临巨大的贸易赤字，简单地说就是出口远远少于进口，它说明美国买别人的东西多，而卖给别人的东西少，这对美国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以后，面临着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即“双赤字”。里根总统喜欢财政赤字，讨厌贸易赤字，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扩大政府开支可以刺激经济发展，但出口小于进口则不利于经济发展。要想扩大出口，美元贬值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所以，里根政府只好以政治、军事手段胁迫日本政府为美国的赤字买单──即强迫日元升值。
索罗斯很早就看出里根这种政策不可能持久，从1980年初就开始看空美元，在《广场协议》签署前后又大量卖空美元，买进日元、德国马克等即将升值的货币。1986年，美元对日元已经贬值20%以上，许多外汇投机者开始获利，索罗斯却认为美元的贬值还没有到位，当前的美元汇率仍然无法对美国的工业品出口带来多大帮助。此外，索罗斯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元贬值对美国股市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当时的美国股市已经存在严重泡沫，经济周期又已经进入萧条的轨道，所以它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进入熊市行情，甚至有突然崩盘的危险。但是，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对该国股市有促进作用——因为它可以扩大出口，增加本国企业的利润。美国政府和大部分投资者都是看好美国股市的。当国际游资大量涌入美国股市的时候，索罗斯却在大肆卖空美国股票，同时继续买进日元和马克──这一次，究竟谁对谁错呢?
不到两年，索罗斯就连续两次证明了他比所有学者、投资者和政府官员更懂得金融市场。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继续大幅度下跌，从1985年的1：250一直跌到1988年的1：120，跌幅超过了50%！至于美国股市，虽然确实上涨了一段时间，但是最终还是于1987年迎来了所谓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居然在一天之内跌去22%，创下了空前绝后的纪录！
现在，乔治·索罗斯已经拥有了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所能够拥有的全部荣誉和尊敬。他在1986年-1987年盈利高达122%，虽然有几次徒劳无功的尝试，但是在大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索罗斯还没有操纵市场的能力，他也不可能去操纵道·琼斯工业指数这样庞大的市场，他的成功主要应当归功于敏锐的判断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而不是所谓的“扰乱市场”。
但是，在对日元和马克的成功投资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索罗斯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大鳄”。由于他经营有方，量子基金会业务不断扩展。量子基金在1969年推出时还只是一个资本额仅400万美元的基金，此时命名为双鹰基金，1973年改名为索罗斯基金。在这短短的五年间，资产值已增至1 200万美元。1978年索罗斯又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改名为量子基金。以之命名，要追求的是基金的增长速度足以媲美物理学中的量子。至1981年9月，基金资产已达l亿美元。1981年，美国《社会事业投资家杂志》把索罗斯评为“世界上最佳理财能手”。
到了1992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的规模已经达到60亿美元之巨。如果有人在1969年向量子基金会投资l万美元，那么1996年底就变成了2亿美元，增值达2万倍!
量子基金作为一种对冲基金，可以利用财务杠杆将自己的资金放大很多倍，60亿美元在索罗斯手里，可以发挥600亿美元的作用。这个时候，索罗斯已经拥有了操纵市场的能力，他已经不再满足于跟随市场赚点小钱了。刚到美国时的那个“回英国念哲学博士”的念头早就抛到脑后，相反，在美国这片新大陆，他要调过头来，向那个把他培养成才的国家，那个曾经统治世界的“日不落帝国”发动一场震惊世界的“货币战争”。
向大英帝国宣战！
1992年12月7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至今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公民福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规定是其中的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
条约规定，欧共体（不久改称欧洲联盟）各国应当分三个阶段完成统一货币的工作，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强化当时已经存在的“欧洲汇率机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第二个阶段是建立“欧洲货币机构”，负责协调欧共体各国的货币政策；第三个阶段是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并把“欧洲货币机构”升格为“欧洲中央银行”，为欧盟各国制订统一的货币政策。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有这样一条协定，就是把各国的货币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波动。比如确定每3英镑换1德国马克，上下波动幅度不得超过千分之十。也就是说必须保证3英镑最多能换1.1马克，最少能兑换0.9马克。签约的各个国家的货币都必须如此。
这个规定很好理解，因为欧盟最终是要统一货币的，把所有成员国的国内货币都换成欧元。如果各国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很大，比如1马克一会儿值3英镑，一会儿又值4英镑，一会儿又值2英镑，还有十几个国家的货币兑换率总是天天变来变去，那将来换成统一货币，各国的货币都一样了，兑换率一下子统统变成1:1，而且不可能有任何波动，整个欧洲经济就会乱套的。面对这个条约，英国政府的心态十分复杂──此时的英国，早已不是“号令天下，谁敢不从”的日不落帝国，多年以来一直在经济发展迟缓的泥潭中苦苦挣扎。与此同时，它在欧洲大陆上最主要的对手——德国刚刚完成统一，经济发展十分强劲。如果放弃英镑的独立地位，加入欧洲统一货币体系，英国就无法根据本国经济的情况来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样无异于让英国成为德国的经济奴隶，并且使伦敦逐渐丧失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如果不参与统一的欧洲货币体系，英国就将被扔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门之外，最终沦为边缘角色。
所以，英国只能小心翼翼地“部分加入”，它拒绝放弃英镑，加入欧洲统一货币，却又同意参加欧洲汇率机制——即英镑必须与马克等欧洲其他国家货币挂钩，在一定范围之内浮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一步强化了欧洲汇率机制，使英镑自由浮动的回旋余地更加狭小。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之后，英镑与马克的汇率是1比2.95。在两德统一之后，由于东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德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趋势，德国中央银行不得不调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
这样，一方面把钱变成马克存在银行的利息提高了，而英镑的利息不变；另一方面德国经济发展迅速，在德国投资的盈利前景好于英国。这就会促使大家把手里的英镑兑换成马克。买入英镑的人少，买入马克的人多，马克自然就要“涨价”（升值），英镑自然就要贬值。
但是受欧洲汇率机制的限制，英镑无法大幅贬值，所以，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跟随德国的步伐，增加英镑的利息，以维持英镑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要么筹集足够的资金，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英镑，维持英镑汇率的稳定。两条路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利率提高会抑制投资，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等于是给本来就很低迷的英国经济来个雪上加霜；如果筹集资金稳定市场，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一时又拿不出这么多资金，只能向其他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借贷。万一稳定市场的努力失败，英国政府必将巨额亏损，负上沉重的外债包袱。
正在英国政府两头为难的时候，却不知道巨大的危险已经迫近。直到1990年初，金融监管者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对冲基金的能量，等到他们意识到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宏观对冲基金将在犹太人乔治·索罗斯的率领下，与英国政府展开一场面对面的决斗。
击败英格兰银行
索罗斯早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时就预见到欧洲汇率体系存在的问题：由于各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各自的国家利益的差异，它们的货币政策很难保持协调一致，各国都不愿意以牺牲本国经济为代价来维护汇率机制的稳定。
一旦构成欧洲汇率体系的一些“链条”出现松动，像他这样的投机者便会乘虚而入，对这些松动的“链条”发起进攻，而其他的潮流追随者也会闻风而动，使汇率更加摇摆不定，直到整个机制被摧毁。而对欧洲统一货币始终保持一种警惕心理的英国，无疑是这个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政府维持高利率的经济政策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它请求德国联邦银行降低利率。结果证明了索罗斯的远见卓识：德国联邦银行担心降息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拒绝了英国降息的请求。换而言之，就是德国不惜以汇率机制受到破坏为代价维护本国经济稳定。
英国经济日益衰退，英国政府需要贬值英镑，刺激出口，但英国政府却受到欧洲汇率体系的限制，必须勉力维持英镑对马克的汇价。英国政府的高汇率政策受到许多金融专家的质疑，国内的商界领袖也强烈要求降低汇率。在1992年夏季，英国首相梅杰和财政大臣虽然在各种公开场合一再重申坚持现有政策不变，英国有能力将英镑留在欧洲汇率体系内，但索罗斯却深信英国不能保住它在欧洲汇率体系中的地位，英国政府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在不断地下跌，从2．95跌至2．85，又从2．85跌至2．796 4。英国政府为了防止投机者使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低于欧洲汇率体系中所规定的下限2．778 0，已下令英格兰银行购入33亿英镑来干预市场。但政府的干预并未产生好的预期，这使得索罗斯更加坚信自己以前的判断，他决定在危机凸现时出击。
1992年9月15日，索罗斯决定大量放空英镑。他的操作手法非常复杂，但是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从银行借贷大量英镑，到外汇市场上去全部卖掉，换成德国马克，巨大的卖出压力将迫使英镑贬值。如果计划成功，索罗斯就可以用比卖出的时候便宜得多的价格再“买回”英镑，还给银行，这个“高价卖出，然后低价买进”之间的差额就是索罗斯的利润。
如果只是索罗斯一个人与英国较量，英国政府也许还有一丝希望，但索罗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抛售英镑的行为，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跟风卖盘——全世界的外汇投机者都开始一拥而上疯狂卖出英镑。英镑开始迅速贬值。
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一路下跌至2.80，虽有消息说英格兰银行购入30亿英镑，但这完全是杯水车薪——光索罗斯一个人抛售的英镑总额就达到了70亿，更不用说跟风而来的天量国际游资。到傍晚收市时，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差不多已跌至欧洲汇率体系规定的下限。英镑已处于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边缘。
英国财政大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首先，他再一次请求德国降低利率，但德国再一次拒绝了；无奈，他请求首相将本国利率上调2％～12％，希望通过高利率来吸引货币的回流。一天之中，英格兰银行两次提高利率，利率已高达15％，但为时已晚，英镑的汇率还是未能站在2．778的最低限上。在这场捍卫英镑的行动中，英国政府动用了价值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最终还是遭受惨败。
1992年9月15日，曾经充当过“全球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终于向国际投机者投降，宣布无力维持英镑的汇率，英镑只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这一事件，可以说是欧洲统一货币进程中遭遇到的最大挫折，英国受到的打击最大。至今，英国人和欧洲人对索罗斯还恨之入骨，提起索罗斯来就骂他是“夏洛克”(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一位冷酷的犹太商人)。但不论怎样，索罗斯无疑是这场袭击英镑行动中最大的赢家，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在这次英镑狙击战中，索罗斯总利润高达20亿美元，其中索罗斯个人收入为1/3。在这一年，索罗斯的基金增长了67.5％。
东南亚金融危机(1)
在收拾完英格兰银行之后，索罗斯又调转枪头，寻找新的猎物。1994年底，他又在墨西哥翻云覆雨，向墨西哥比索发起猛攻，导致比索贬值50％，引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将这个拉美大国几乎摧残得国破家亡，数十年经济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索罗斯自然也从中捞足了赚头。
这之后，索罗斯消停了几年。此时正值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不久，他十分关心自己祖国的发展，投入巨资帮助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建设。并以匈牙利为中心，建立了一个遍布东欧地区的索罗斯基金网络，主要投资于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看起来，索罗斯已经满足于自己取得的成就，不再靠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大发横财，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慈善家。
但如果就此认为索罗斯已经良心发现，改邪归正，充分认识到“不能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国际金融界最冷酷无情的狙击手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猎杀目标的搜索，他只是在静静地等待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在1997年的夏天来临，猎杀目标：东南亚。
东南亚曾经是新世界的宠儿。
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四小龙”在战后迅速崛起，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地区)的行列。
继它们之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模仿“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便宜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比如纺织品、皮鞋、箱包、普通机械及其零配件等等，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向发达国家出口。同时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外国资本到本国投资，一时间搞得风生水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被称为“亚洲四小虎”，大有重现当年“四小龙”辉煌之势。
但“四小虎”所处的时代和“四小龙”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开始形成，并产生了数额极为庞大的全球性投机资金，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投机资金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反映速度极为迅速，一旦嗅到什么风吹草动，就可以在一夜之间从世界各个角落蜂拥而至，对一国经济展开毁灭性的打击，获取暴利之后迅速撤退，留下一个个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的国家，其行动效率和破坏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航空母舰和巡航导弹。英镑狙击战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这些投机资金的经典之作。
和索罗斯这样的国际金融界的“老狐狸”相比，东南亚国家的领导层和企业界在金融问题上还显得非常幼稚，很多人被迅速发展的经济冲晕了头脑，似乎眼前的繁荣可以轻松地持续下去，而不用做任何改革和防范措施。
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泰国为例，泰国从1984年起就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长达13年没有变化。这个篮子中的货币与权重分别为：美元80%～82%；日元11%～13%；西德马克6% ～8%；港元、林吉特和新加坡元0%～3%。泰国中央银行每天公布中心汇率，浮动区间为中心汇率的±0.02。在此制度安排下，泰铢对美元汇率基本固定，长期维持在1美元兑换24.5～26.5泰铢的水平上。也就是说，泰国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盯住美元制度。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比如马克、日元贬值，泰铢也跟着贬，美元升值，它也就跟着升。
1984年—1995年，由于美元对主要货币持续贬值，而泰铢是“盯住”美元汇率不动的，所以泰铢也随着美元一起贬值。也就是说，同样价格的泰国商品，在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变得更便宜了，这就大大提高了泰国的出口竞争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有力地推动了泰国经济发展。1986年—1994年，泰国制造业出口年增长30%，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由36%上升到81%，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2%增加到29%；农业出口比重由47.7%下降到13.9%，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21%降为11%。
东南亚金融危机(2)
但好日子总有到头的时候，随着冷战和海湾战争的结束，美国国家安全的压力大大减少。1992年，年轻的克林顿击败海湾战争的胜利者老布什成为美国总统，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发展国内经济上来，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使得美国成为信息化时代的领头羊，经济发展迅速。到了1995年，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由贬值转为持续升值。由于美元持续、大幅度升值，泰铢实际有效汇率跟随美元不断走强，削弱了泰国的出口竞争力，1996年泰国出口增长从1995年的24%下降到3%。出口下降导致泰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1995年泰国贸易赤字达到162亿美元，占GDP比率超过8%。
进口大于出口，就意味着卖出去的东西少，买进来的东西多。由于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是美元，所以贸易的逆差只能用美元来填补。填补这个缺口的美金主要是两个来源，第一是泰国中央银行的美元储备，第二个来源就是外债或者外商投资——外资进入泰国，必须先把美元兑换成泰铢，这样就可以增加泰国中央银行手中的美元。但是这些美元不是白送的，外商手里拿着泰铢，随时可以把它们再换成美元。所以这些美元可以看做是泰国中央银行从外商那里借来的债务。外商毕竟不是慈善家也不是爱国人士，一旦觉得在泰国经济出问题了，就会立刻撤退，泰国中央银行就必须把美元还给外商。
就是在这个时候，泰国政府放松了警惕，为了解决贸易赤字，给外资进入泰国打开方便之门。实际上，墨西哥金融危机刚刚结束，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资金就已经开始不动声色地进入泰国。他们并不是投资于长远发展的工业，而是蜂拥而上，爆炒泰国股市和房地产，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迅速买进卖出，不用像投资制造业一样必须有较长的资金周转期。在这些资金的冲击下，泰国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暴涨，造成虚假繁荣，掩盖了泰国制造业衰退，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的事实。
在表面繁荣的假象里，泰国政府没有能够及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进行金融制度改革。任由外国投机者利用手里的价值被严重高估的股票和地产作为抵押，从泰国金融机构获得大量贷款。1996年底，泰国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分别占总贷款的8.8%和24.4%，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是外资所为。1996年，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经营状况恶化。1996年6月底，泰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达到1兆7 800亿泰铢，不良资产率达到35.8%。其他东南亚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的情况也基本类似。
现在，索罗斯开始亮剑了。不动则已，一击必杀，正是索罗斯最喜欢的风格。
1997年2月，索罗斯带领国际游资对泰铢发动第一波攻击，手法仍然和袭击英镑一样，大量借入泰铢，在外汇市场上兑换成美元。泰国中央银行运用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平息了这次风波，索罗斯空手而回。
三个月之后，他卷土重来，除了实实在在的攻击外，还不忘四处调兵遣将，寻找帮手。6月27日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泰铢贬值20个或者更多个百分点的可能性。”凭借英镑狙击战和墨西哥金融危机中树立起来的“威信”，他的话对全世界的投机者就是金科玉律，于是国际金融市场上再次盛传泰铢贬值，全世界的投机资金都被他调动起来，引发泰铢汇率大幅波动。泰国中央银行通过“东亚中央银行总裁会议”的会员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以百亿美元的代价把汇率维持在25泰铢兑1美元的价位。
索罗斯的前两波攻击都以失败告终，但却有效地减少了泰国中央银行的美元储备，并且在投资者心中制造了恐慌，那些以前大举进入泰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短期资金疯狂撤退，泰铢贬值压力进一步增加，外汇市场出现了连续不断的恐慌性抛售。到1997年6月底，泰国外汇储备下降300亿美元，失去了继续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到了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盯住汇率制度，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汇率最低曾达到1美元兑32.6铢，贬值幅度高达30%以上。
东南亚金融危机(3)
索罗斯深谙“集中优势兵力，个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且运用自如。他的策略就是集中资金全力攻击“四小虎”中最脆弱的泰国经济，彻底击垮泰铢。在泰国政府放弃抵抗，任由泰铢贬值之后，他又利用大众的恐慌心理迅速转战东南亚各国，逐个消灭，将这些国家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席卷一空。
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
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这次袭击又让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获利30亿美元，但他给亚洲国家造成的损失却远远超出了这个数目。在1997年7月26日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索罗斯暗中操纵货币投机活动，从而使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破坏这些国家的货币稳定，摧毁东南亚国家努力了三四十年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并呼吁将这种通过恶意摧毁一国经济来牟取暴利的行为定为一种国际罪行。
对此，索罗斯的看法是他并不能摧毁一国经济，只有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才有机会乘虚而入。所以真正应该为亚洲金融危机负责的并不是像他这样的投机者，而恰恰是亚洲各国的领导人。
索罗斯哲学与股票投资(1)
索罗斯能成为当今首屈一指的国际超级投资家，与其对哲学的爱好不无关系。哲学培养了他宽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和持久、沉静的耐心。20世纪60年代初，索罗斯还曾花了3年时间准备写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结果因为太忙而宣告破产。
正因为有着深厚的哲学素养，索罗斯能够不循常见，超越惯例，往往是见人之未见，思人之未思，因而能得人之未得。
索罗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他的最大教训就是，期待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并做好准备应付它。他认为，每个人都因一些先入之见妨碍他们正确地认识现实。在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上，股票和外汇的价值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识而并非反映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与对其认识之间的差距，就创造出了有利可图的机会。对投资者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他的判断是对还是错，而在于当你正确的时候，你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你的力量。索罗斯的原则就是，确定自己所能承担的风险的大小，最初投入少量资金，当某种倾向逐渐明朗时再逐渐加大筹码。投资者不必对某种事物了如指掌，而只需比别人更了解它，就不难以有限的资金、有限的信息而胜人一筹了。
索罗斯还提出了一种“反射理论”：人们的认识会改变事物，而事物的变化又会反过来改变人们的认识。例如，投资者如果认为美元会上涨，拼命地购买，则他们本身的行为就会促使美元上涨，进而降低美元利率，刺激美国经济。这反过来又使美元的增值有了根据。如果投资者认为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会上涨，并大量买进，将促使其股价上涨。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可以利用高股价的有利条件去收购别的公司，从而反证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增值是有理由的。这也就是索罗斯所说的现实和对现实的认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好比战场上有大雾，你无法获取所有的信息，但等雾停了，你得到了所有的信息时，战局又发生变化了。证券市场上实际是炒朦胧题材，当一切都变得清晰时，你也就输给了市场。在索罗斯看来，投机者的一窝蜂行为是无法用经济学中的价格供求理论来加以解释的。如果价格上涨，按照书本上的供求理论，这时供给会增加，需求会减少，从而制止价格的上涨。但是如果人们预期价格还会上涨得更高，待价而沽，则供给反而减少，需求反而增加，从而价格会进一步上涨。因此，在市场上左右股价变化的并非供求理论，而更多的是人们对价格的预期。
索罗斯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他不同意经济学上经常假定的人对市场有完全认知的能力。人们身处的世界每一刻都在变化，无人可以对这个不断改变的世界有完全的认知。因此他也不相信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近20年来有长足发展的衡量投资组合风险的一些方法，而竭力去寻找那些非均衡状态。他认为这种状态发出了促进他采取行动的信号，并觉得当人们要通过对客观环境的认知而作出任何决定时，那实际上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人的行为是会影响环境，但环境亦同时会影响人的认识和行为。这就是乔治·索罗斯所谓的反射理论的出发点。他指出，现实反映了人们的想法，人类行为都会改变客观环境，是基于人对现实环境的理解而作出的决定，索罗斯称之为参与作用，那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这两种作用相反地运行，又相互影响，而每一个作用的产生，都需要一个对立的因素，当环境对人们生产影响时，其他连锁反应亦会陆续发生，因此统称为“反射作用”。
在股票市场上，人们一直认为股价是股票本身价值的反映，从而股价与股票的价值有直接的关系。索罗斯就认为其中的关系是一种微妙的反射关系。他认为投资者通常对股票市场及股票的认可均会有所偏差，而且市场本身亦具有某种程序的预测或估计的能力。索罗斯认为投资者的偏差会造成种种反射作用，并会与投资者所身处的市场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由于投资者仅是市场的一部分，并且他们的决定又会影响市场。这样，索罗斯就以市场的偏差代替投资者的偏差。这种偏差实际上就是指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者的判断，它会直接影响到股价的走势。看好的市场偏差，将会使股价上扬；看淡的偏差，便会使股价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