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银缺乏时，就会妨碍着古吉拉特土地税的征集滩村的借贷利率就会上涨，从苏拉特开出的用于在布尔汉布尔或阿赫迈达巴德支取土地税的汇票的贴现率也会提高。因为土地税和贵族的‘封地’收入也基本上是通过票据汇寄的。（Barendse1997：chap．6）
如果说我们很难作出或得到有关金属货币的可靠估算，那么甚至可以说，我们绝不可能准确地了解信贷是如何润滑着商业、投资和生产的运转的——实际上它们本身就以各种形式产生信贷。但是，信贷肯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直接的资料极其罕见，但是有关正400年一1800年这一时期的情况，至少可以在第二手文献中寻觅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1740年一1745年，在英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为抵偿进口而付出的出口支付中，汇票占大约20％（商品和资金属占80％）（Steensgaard1990c：14）。许多汇票，包括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汇票，是在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上结算。这些公司本身也在亚洲金融市场上大量借债，以此来筹措他们出口商品所需的资金。在亚洲，靛育种植者或咖啡商获得的贷款通常长达12个月，纺织品进货贷款通常为三四个月.第4章在考察市场和金融机制时将进一步讨论信贷的作用。
2．赢家如何使用他们的金钱？
总之，他们是像寓言中所说那样把金钱囤积起来，还是把它花掉，如果是花掉，那么花在什么上？
(1)囤积说
对于从小受从大卫·休漠和亚当·斯密到今天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西方传统熏陶的读者来说，有必要重新考察这样一种说法：“在西方挖出钱来，仅仅是为了再埋在东方。”金德尔伯格在《消费者和囤积者》一书中写道：“这就使我们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传统观念认为，印度和中国的囤积现象反映了金融技术的欠缺，另一些人则认为印度人和中国人像欧洲人一样大量地使用贵金属，H者孰是孰非？”（Kindleberger1989：3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德尔伯格考察了许多不同的资料。有些资料显示，欧洲也有一些囤积现象。还有许多资料显示，亚洲也有大量的“消费”现象。然而，尽管分析的结果是相反的，金德尔伯格还是不愿意放弃传统说法：
鉴于（印度川这种对黄金的迷恋，我们很难接受专家们——乔杜里、确林和理查兹——的观点：印度没有囤积黄金的强烈偏好，却需要进口白银来当作货币使用…我们很难接受专家们的论点：东方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
我倒是觉得很难接受金德尔伯格的怀疑立场，因为这种立场的一部分依据在于，他认为，印度从来不把黄金当作货币使用。而这种说法至少不适用于印度南部。再有，虽然是说铜钱，但是，这种货币具有“一种惊人的流通速度和范围。在铸造出来以后的一年时间里就从该帝国的边远省份进入心脏地区。这是莫卧尔体制的一个惊人特征”，而这也与“认为普通钱币只是在周边地区流通的习惯想法”相抵待（Richardz1987：6—7）
金德尔伯格还认为：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白银到了中国就止步了。…即使这些（有关黄金在中国主要不作为货币使用的）资料被认带有道听途说、奇闻轶事的色彩，但是根据这些资料也很难赞同专家们的结论；中国贪求白银主要是由于货币化的程度很高，说中国比其他国家囤积更多的白银的论调是值得商榷的。货币化的程度很高，尤其在税收方面…
尽管金德尔伯格这位金融史专家竭力维护囤积论的陈年老调（包括援引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报刊上的许多奇闻轶事），但是，他既提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也举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反驳“主张东方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的专家”。
或许更惊人的是，沃勒斯坦（1980：108－9）近年也对囤积论老调作出呼应。他不仅写道：“进入亚洲（和俄国）的硬币和金银基本上用于‘囤积和首饰’，在很长时间里，‘贸易的平衡’（如果不把白银当作商品看待的话）始终是入超，基本上是互惠的。”（用单引号括起来的文字出自1963年的一部著作。）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接下来写道：“这两个事实恰恰表明，东印度群岛始终处于欧洲的世界经济之外。……（这就是）某个世界体系与其外围地区之间的贸易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的贸易的区别。”我是在双重意义上用“惊人’这个词。首先，沃勒斯坦的引文本身就足以提醒我们注意他的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视野和理论的局限性。正如我早已用冗长的篇幅所论证的（Frank1994，1995），这种局限性使他和另一些人不能考虑真实的世界。奥姆·普拉卡什（1995：8－9）也指出：沃勒斯坦认为，白银涌入欧洲有利于投资扩张和资本主义扩张，但是白银涌入亚洲只不过是为贵族服务，起装饰作用；沃勒斯坦的这种说法既缺乏理论依据，也没有坚实的实证基础。
另外还令人吃惊的是，沃勒斯坦的欧洲眼罩看来使他无视和曲解史料，因为那些史料会摧毁他的理论的基础。与沃勒斯坦的解释相反，世界范围的货币向亚洲和俄国的流动恰恰表明，亚洲和俄国与欧洲和美洲一样，是同一个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
（2）货币计量学中的通货膨胀和生产
美洲金银（主要是白银）以及日本白银和铜的注入，造成了新的流动形态和信贷形态。这反过来又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出现明显的、甚至急剧的增长。这种增长满足了新的货币需求。这件‘拉动”因素推动了中国、印度、东南亚和西亚（包括波斯）的工业发展。乔杜里指出：
亚洲两大帝国的经济受益于与西方经济关系的发展。金银的大量涌入……仅仅是收入和就业增长的一个标志。纺织品的出口把印度沿海省份变成重要工业区，由（东印度）公司进口的金银直接进入流通领域，成为购买出口商品的支付手段。（Chaudhuri1978：462）
经济学家最喜欢用的一个公式是费雪方程式：MV一PT。它的意思是，货币（Money）数量乘以流通速度（Velocity）等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Price）乘以其生产和销售的交易量（Transactic）。货币计量学设定，如果货币数量增加，而流通速度和交易量不变，那么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应该随着货币的增加而相应地上涨。汉密尔顿等人注意到，在16世纪，新的美洲货币进入欧洲，于是价格上涨了。这被称作“价格革命”。人们一直在争论，新增的货币量是否真的像汉密尔顿所计算的那么多，是否货币的流通速度也发生了变化，生产和交易量究竟增加了多少，对这些事件的发生起了多大作用，总之，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欧洲的价格上涨，以及价格实际上涨了多少，是在什么时候上涨的。杰克·戈德斯通（1991a，b）考察了许多人的观点，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断：欧洲（除西班牙之外）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人口和需求的增长导致的，而不是由新的美洲货币供应造成的。
这场争论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亚洲，首先是因为一部分美洲货币又离开了欧洲，其次是因为这部分货币进入亚洲并因此而增加了那里的货币供应量。所以问题就变成新的美洲货币和（或）人口增长是否也造成了亚洲的通货膨胀。
新增的货币对印度物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阿齐扎·哈桑（1994）认为，白银进口确实导致了通货膨胀。按照她的估算，从1592年到1639年，当白银大量涌入时，流通领域的白银增加了两倍。她的推论是，由于生产不可能跟上这种速度，物价肯定会上涨。她在考察了几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后，得出结论：虽然“我们几乎找不到大众消费品价格的资料”，但可以肯定确实发生了通货膨胀。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哈比布等人至少部分地赞同这种说法。
但是，布伦宁（198）对这种说法，即17世纪的印度也与早些时候的欧洲一样遇到了“价格革命”，提出挑战。他认为，虽然在17世纪20年代、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都有过短暂的价格上涨，但是从总体上看，物价在其他时期一直相当稳定，在整个17世纪，物价仅有很小的涨幅。实际上，在该世纪中期的物价上涨之后，在1670年白银进口开始加快以后，物价是稳定的。布伦宁（1983：493）提出：“本地的强劲发展影响了区域的货币历史”，但是他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解释。然而，甚至哈比布也不愿讨论“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如果发生了，原因何在”：
要想澄清17世纪的白银‘膨胀”对莫卧尔王朝统治下的印度经济结构的影响这一问题，要看我们是否能够确定支付行为是用何种铸币在何时进行的。连带的问题是，大量白银流入这个国家是否不仅扩充了原有的存量，而且还引起了与这种存量增加大体相当的价格水平的上涨（或白银的贬值）。
哈比布本人倾向于另外的解释。用白银衡量，物价并没有随着白银供应的增加而上涨，用更常用的铜币衡量，物价和工资根本没有上涨。随着白银变得越来越多，它相对于铜的价值下降了，在17世纪逐渐取代了铜，成为交换媒介。再者，由于铜被用来制造铜炮，对铜的需求增加了。另外，哈比布强调，白银的流入也使它与黄金的比价下跌了。卢比的价值相对于白银和黄金确实下跌了，相对于铜的价值先是上升，后来也下跌了。‘农产品价格与白银价格的早期趋势显然是一致的”（Habib1963a：89）。
这种论证和分析进一步动摇了印度曾发生通货膨胀的说法，因为物价更多地反映了白银作为一种商品（用黄金和铜的通货来衡量的商品）的贬值，而不是反映了所有商品的普遍的因通货膨胀引起的价格上涨。因此，普拉卡什（1995：13）指出：“过去20年的大量研究成果……一致否定了物价普遍上涨的可能性。”勒内·巴伦德斯（1997）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研究也表明，印度没有出现普遍的因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或工资上涨。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1994）对贵金属价格作了最系统的研究。他考察了以往的论著和资料，尤其是有关孟加拉、苏拉特、默苏利柏德姆和阿格拉等地的论著和资料。他也得出结论说：
总的来看，印度的资料显示，物价上涨至多是个别现象，仅限于个别地区和个别商品。……价格革命的论断还不能得到证实。……经验资料不能支持这种假设。……实际上……有一种下降趋势。
另外，苏布拉马尼亚姆也考察了有关奥斯曼帝国的类似争论，并得出同样的结论。他的结论吸收了戈德斯通（1991a）的观点：人口增长推动物价上涨。戈德斯通在另一篇文章中（1991b）也认为，通货膨胀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除了17世纪中期外，中国实际上没有通货膨胀。其理由是，产出和流通速度的增长吸收了货币供应的增长。他还怀疑，由于欧洲存在着用银制器皿夸富的消费，因此可能有大量的白银被囤积，至少是被封存起来。当然，他也把通货膨胀归因于人口增长。（我们在第5章还会讨论这些问题。）
中国的情况也一样。生产和人口都增长了，但新增的货币并没有使物价的上涨速度大大地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马克斯以及他与沈春生发现，甚至在高度货币化的中国南方，除了个别短暂的米价飞涨时期外，在许多世纪里，米价的上涨是与人口增长紧密相关的，而其他商品的价格则倾向于下降。另外，他们引用了其他学者的成果来证明：“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物价昂贵时减少生育，在物价便宜时增加生育。”因此，“如果说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根据经济形势来调节他们的生育，那么人口的增长……很可能是对经济增长中的重大进展的一个直接反应。”虽然他们谈的是18世纪和19世纪，但这个结论也同样适用于前几个世纪。
关于亚洲是否有普遍的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作为考察的总结，我们应该赞同苏布拉马尼亚姆的观点：
鉴于用主要的金属货币来衡量，南亚和西亚不存在物价的普遍飞涨（至少按照西欧通货膨胀的比率来看），因此，很显然，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应该基本上被产出的变化速率以及相反的货币收入周转率抵消了。
“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在印度南方没有通货膨胀（Subrahmanyam1990a：349），正如理查德·伊顿强调的，在孟加拉也没有通货膨胀。我们在后面还要论证，中国也没有持续的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从费雪方程式MV＝PT的角度看，史料显示，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新增的美洲和日本货币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引起物价的暴涨。相反，亚洲由于新增了货币，造成了生产和交易的增长，并且通过经济的更广泛的商品化而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人们会说，相对于其人口和经济规模而言，欧洲不仅从其经济体周围获得了，而且甚至保留了比面积更广大、人口更众多的亚洲更多的新货币。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欧洲经济比亚洲经济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但是，这种推理并不足以动摇我们的论点：新增的货币促成了亚洲的生产增长和人口更大的增长。我们对这一点将在第4章和第6章加以论述。
再者，如果戈德斯通（1991a，b）的论点是正确的，即人口的增长比货币供应的增长更能推动物价上涨，那么物价也应该上涨。但是，正如我们在第2章指出的和在第4章将要论证的，亚洲，尤其中国的人口增长比欧洲快得多，数量也大得多。然而，实际的价格革命却基本上限于欧洲。这种现象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推论：新的美洲和日本货币的大量涌入，刺激了亚洲比欧洲更大的生产和人口增长。另外，也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这种货币的涌入是如何刺激了亚洲的生产、拓殖和人口的扩张。
(3)货币对拓殖和生产扩张的促进
上述有关物价的史实和讨论支持了我们的论点：货币的涌入在亚洲既刺激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也刺激了商品生产的供给。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些直接的史实。
印度
在孟加拉和比哈尔被莫卧尔帝国征服和兼并后，它们是生产扩张最明显的地区（Richards1987：5）。实际上，从1657年到1714年，虽然有大量的白银从国外流入，但与印度其他地区相比，孟加拉的物价比较低，而且一直比较稳定（Prakash1994：V－165）。普拉卡什从货币计量学的角度尝试了几种可能的解释。如果货币供应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引起物价的相应上涨，那么其原因应该是，货币供应的流通速度是随着经济的逐渐货币化而增快了，生产的总量增加了。普拉卡什的结论是，虽然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可以部分地抵消货币供应的增长，生产也应该通过更好地利用已有的能力或改善资源配置而增长。但是，普拉卡什似乎没有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而且是概率极高的可能性：由于动用了更多的资源，生产能力和生产本身都扩大了，因此生产也提高了。他估算，孟加拉纺织业的工人数量增加到一百万，其中只有不超过10％的工人从事英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产品的生产（Prakash1994：vii －175，197）。因此，生产的扩张应该主要归因于亚洲人经营的内销市场和出口市场实现了某种结合。在正本清源的探索中，最近普拉卡什（1995：13）把原因归结为人口的增长和“产出、收入和就业的大幅度净增长。产出的增长必将引起对货币需求的增长”。但是，他把这些因素看作是出口增长的伴随物，甚至在这段论述里他依然把“对货币的需求”看作是产出增长的派生结果。
另外，在莫卧尔帝国衰落和马拉塔人取得地区统治权后，“货币的使用遍及马哈拉施特拉的各个阶层，取代了实物交换；其次……所有的农村居民都被一个由货币、信贷和市场交易组成的网络卷入更广大的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Richards1987：11）。这是理查兹在评述怕林（1987，1993）的研究成果时的结论。而柏林本人总结说：“简言之，文献（对私人和政府有关基层地方经济生活的报道的详细而冗长的研究）显示，在这个社会里，货币化已经有比较显著的发展（触及到比较多的民众），与我们所知道的早期殖民时代的情况形成明显的反差”（Perhn1993：178－189）。柏林在另一篇文章（198：75）中谈得更具体了：
乡林…不仅参与当地的货币市场交易，而且也对农业劳动、手工业生产、当兵和家庭服务等按日或按月支付货币工资。我以为，钢与贝壳的进口恰恰显示了这种活跃的。高度货币化的地方市场中心的存在。……同样重要的是，这也证明这种货和‘交往”也把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与次大陆其他地区连成一气，因而也与国际范围的各种事件和联系连成一气。……但是，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也很重要，即确实存在着可以对此进行验证的文献，而这些文献却受到不可思议的忽视。
但是，柏林（1983：78）也指出：“相比之下，早期殖民统治导致了货币活动的大幅缩减。”格罗弗（1994：252）也指出：“自英国殖民主义登陆，印度的商业生活与17世纪相比明显地恶化了。”
问题在于，货币是如何促进了——实际上也拓展了——农业，润滑了制造业的运转机制，当然也推动了贸易向更大的范围发展和深入到“维持生存的”农民中间。用凯恩斯的术语说，新的支付手段造成了亚洲自身市场上的新的需求，因此也会造成更多的生产。
伊顿（1993）考察了在孟加拉为了种植棉花和生产供应纺织业工人的粮食而毁林开荒时伊斯兰教是如何随之而传播的。16世纪以及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由于孟加拉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一再扩大，人们对边疆地区进行开发。不过，这种活动，包括最初开垦丛林（与今天在亚马逊丛林的做法一样），得到“许多中间商的资助，他们实际上是资本投机商或古典的包税人”（Eaton1993：22）。国外白银的涌人造成了货币供给的扩大。他们则把这种供给传送到孟加拉的内地乃至边疆。
但是，孟加拉的边疆仅仅是随着（如果不是由于）新货币的涌入而得到开发的最新区域，而绝不是唯一得到开发的区域。在这段较长的时间里，不仅在德干高原地区，而且甚至在恒河流域，许多广阔地带都有大量农民定居；在古吉拉特，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密集，新的村庄如雨后春笋，填补了旧村庄之间的空隙。正如汉布利在（剑桥印度经济史种指出的，这也是各种层次的城镇（从小市镇到阿格拉这样的大城镇）加速发展的时期。…傍遮普变成纺织品生产的一个重要中。c，它的产品远销到中东、波斯和中亚。……汉布利最近指出，广世纪和18世纪的城市发展是与纺织品生产的发展紧密相联的。纺织品生产的发展，棉花和染料的种植、分配和加工，以及供应生产者和商人的食品的生产和分配都是被新货币的大量涌入刺激起来的。白银的涌入及其造成的旺盛需求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因为它们刺激了供给的同步增长。“延长的16世纪”的周期性扩张始于1400年前后，一直持续到18世纪。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将要论述的，根本不存在“17世纪危机”。
中国
自16世纪中期起，白银注入中国经济所造成的经济扩张更为壮观。明代经济越来越在银本位的基础上货币化，并且至少到17世纪20年代一直在飞速扩张。只是在17世纪中期，由于气候、人口、经济、政治的综合危机和明、清政权的交替，这种扩张才暂时被打断（详见第5章）。但是，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并且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又继续扩张。
白银和贸易的刺激作用及其引起的经济扩张在中国南方尤为显著。这里仅需对中国南方的商业化和经济上的理性选择作一点浮光掠影的提示：马克斯（1997a）引述了当时一位总督的论断：“交易皆用白银，白银流通全省。”商人们向农民预付定金（这种资本大概也直接或间接来自出口换得的进口白银），日后收取他们的农产品（Marks1997a）。马克斯作了一系列概括性的描述。其中有两段特别能说明问题：
白银流回中国（作为出口的回报）。……到1600年，这种贸易造成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白银流入从宁波到广州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对丝绸的旺盛需求引发了土地使用方式的重大变化……（另外）到1700年大约一半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低处种植桑树、棉花、甘蔗和水稻，高处种植玉米和红薯）。
南洋所需求的中国制品主要是在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生产的和在帝国其他中心收购的。出口贸易的增长对岭南农业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它要经过原棉输入的环节。这里的农民不种棉花而种植甘蔗，用加工制成的蔗糖换取华中和华北的棉花。大部分棉花经过纺织加工再出口到南洋。这样，由于对棉纺织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就推动了甘蔗逐渐取代水稻（占用原有的水田，而种植棉花则需要开垦其他类型的土地）……没有导致（也不需要）另外开垦土地来种植供市场销售的甘蔗，这样就缩减了珠江三角洲及邻近地区的水稻产量，从而增加了市场对稻米的需求。对丝绸的需求增加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水稻田被非食品类经济作物挤占的情况。
也就是说，“农民在回应商业刺激时把原有的水稻田改种甘蔗或桑树，而不是开垦新的土地来种植经济作物（如棉花）”（Marks1997a），这乃是在经济上的理性选择，而且完全适应了市场机制。本书第4章将更详细地考察这种进程的制度机制。
因此，华南地区的进程与孟加拉的情况十分类似。农业和定居区域的边界是随着它们的商业化而扩张的，而这种商业化则是在外界需求的刺激下发生的。这种外界需求也造成了当地的需求和供给。后者则是由于从境外流入新的货币而得到金融方面的支持。
亚洲其他地区
里德（1993）依据文献资料证明，在东南亚的大陆和岛屿也发生了类似的进程。另外，东南亚大陆地区研究专家维克多·利伯曼谈到16世纪和17世纪的情况时写道：
国内不断累积的大量需求，定居区域向生产独特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边疆地区的扩展，促进了国内的交换，体现在地方市场的繁衍，各省之间互补性的增强以及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包括）“资本”文化在农村的弥散和某些地方性资本运用方式的渗透。海外贸易、火器的使用和金银的输入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强化和改变着这些进程…
18世纪，大陆地区的人口增长、土地复耕和关键部门的商业交换要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要么加快了速度。这些进展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外界的需求——这在泰国和越南南部表现得最明显……另一方面来自类似于1680年以前的内部力量的格局。
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这个时期，白银和铜的生产迅速扩张，从而支持了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建筑业、城市化、商业和商业化的超常增长（除了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第5章将考察这20年的气候反常和金融与经济困难。）。一位16世纪的学者指出：“甚至几乎每一个农夫和乡巴佬……都经手大量的金银”（转引自Atwell1990：667）。这种说法看起来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其他同时代人的记载也印证了这种趋势。这些记载都显示，甚至他们在一生中就眼见着当时的日本在货币化、商业化和经济增长方面都显著地跃上一个更高的水平。另外，池田间996）也引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证实，欧洲人的贸易活动——欧洲人只不过带来了货币——促进了亚洲范围内的生产和迁徙，从而促进了亚洲内的贸易活动。
在胡里·伊斯拉莫格鲁一伊南（198）主编的（奥斯曼帝国与世界经济）一书中，许多学者谈到通货膨胀；但是只有一位学者，即穆拉特·齐扎卡对此作了专门的研究。而他的研究结论似乎不能证实其他人所谓的通货膨胀的说法，倒是能够证实我的基本观点：在亚洲，与其说价格上涨，不如说生产高涨。齐扎卡证明，这种“供给方面”的生产和人口扩张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领地上也是明显可见的。他对1550年到1650年布尔萨丝织业的价格作了细致的研究。他发现，在这个时期的前半期价格确实急剧上涨，但仅限于生丝，但是到了17世纪，虽然欧洲的白银一直持续不断地流入，价格却又稳定下来。在这段时期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丝织品价格则明显地始终保持稳定（Cizakca1987：249－251）。齐扎卡本人的“解释……和结论”是，最初生丝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欧洲需求的增长，新的白银供给使得欧洲人也能从土耳其购买生丝了。欧洲的这种需求很可能在欧洲的“17世纪危机”时期衰退了。另一方面，齐扎卡在解释“丝织品价格涨幅较小”的原因时认为：“价格上涨被丝织品供应的大幅增加阻滞了……（尤其是）由于境内的各种发展，例如传统的城乡工业的扩张，丝织品的境内供应也可能增加了”。
总之，各种迹象显示，新的货币供给，尤其是来自美洲和日本的货币供给，刺激了亚洲许多地区的生产，支持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我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对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的经济扩张、波斯萨菲帝国的经济扩张、当然还有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和移民作出类似的解释。斯廷斯加尔德（1990c：18ff）的发现也值得重视。他认为，16世纪晚期欧亚大陆主要国家，日本、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法国和西班牙，面对超常的财政困境，几乎不约而同地进行了财政改革。他认为，导致这种“巧合”的唯一共同的因素是，货币供给量突然增加了，尽管（与此相关的？）人口和生产增长也可能是一些因素。另外，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会看到，这种经济扩张在整个17世纪持续进行，并延续到18世纪。
另外一个发现对于质疑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和解释这个时期的发展情况则十分重要。那就是，各种迹象显示，欧洲人输入到亚洲的美洲货币刺激了亚洲许多地区的生产和支持了那些地方的人口增长，其作用大于美洲货币在欧洲的作用。这个结论至少可以用两个发现加以证实。第一个发现是，新增的货币驱使欧洲的物价上涨高于亚洲，而在亚洲，虽然新增的货币引起购买力的增长，但生产也能与之同步增长。人们对于这一发现所能提出的唯一反驳是，流入欧洲的人均货币多于亚洲。但是，本书第4章对人口、生产、贸易和技术所作的比较可能有助于抵消这种意见。
第二个发现也能有助于抵消这种反驳意见，进而证实当时的亚洲继续优于欧洲这一命题：我们将在第6章里看到，亚洲人口的增长比欧洲要快得多，亚洲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了6％，而欧洲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基本不变（大约为20％）。1750年，虽然亚洲人口还不到世界总人口的66O，但生产总值却是世界生产总值的80％（见第4章和第6章）。这就意味着亚洲人具有比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更大的生产能力。这与本章的论点是一致的：正是因为亚洲各地的经济比欧洲经济更灵活，生产能力更强，因此新增的货币能够刺激亚洲的生产比欧洲的生产有更大的发展。下一章将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论证这个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