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们很难“准确地估量”近代早期亚洲的经济总产值……但是人们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都证明，东方的经济规模和利润比欧洲要大得多。例如，日本在16世纪后半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白银和铜的出口国，它拥有55，000名矿工，白银产量超过秘鲁，铜产量超过瑞典。虽然西方的资料往往强调理亚尔（西班牙银币）或每年进出日本的荷兰商船的作用，但事实上元宝和中国帆船远比它们更重要。南亚和东亚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欧洲人……及其商船仅为中国人及其船只的1／10；而且欧洲人的货物主要不是欧洲产品，而是中国的瓷器和丝绸。
这两种商品的产量令人瞠目结舌。仅南京一地，众多的陶瓷工厂每年出产100万件精美的瓷器。其中许多是专门为出口而设计的——出口欧洲的瓷器绘有宫廷图案，出口伊斯兰国家的瓷器则绘有雅致的抽象图案。…在印度，17世纪80年代，仅孟加拉的卡辛巴扎尔城就每年生产200万磅生丝，仅西部古吉拉特一地的棉纺织工人每年就生产出口300万匹布。相比之下，欧洲最主要的生丝产地墨西拿每年仅出口250，000磅生丝……而欧洲最大的纺织业，莱顿的“新布业”，每年仅生产不到100，000匹布。在整个近代早期，世界工业的中心是亚洲，而不是欧洲。亚洲也是最强大的国家的所在地。当时最强大的君主不是路易十四或彼得大帝，而是满清皇帝康熙（1662—1772）和“大莫卧尔”的奥朗则市。（泰晤士插图世界史）1．数量：人口、生产、生产力、收入和贸易
所谓的欧洲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霸权是很晚的时候才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很不彻底的，从来没有达到独霸天下的程度。实际上，在1400年一1800年这一时期，虽然有些时候被人们说成是“欧洲扩张”和“原始积累”并最终导致成熟的资本主义的时期，但是世界经济依然主要是笼罩在亚洲的影响之下。中国的明一清帝国、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印度的莫卧尔帝国和波斯的萨菲帝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极其强大，只是从这个时期临近结束之时才在与欧洲人的对抗中日渐衰微。因此，如果说有什么霸权的话，那么现代世界体系当时是处于亚洲的霸权之下，谈不上什么欧洲霸权。同样的，在这整个时期，世界经济的实际动力大部分出自亚洲，而不是欧洲。直至1750年或1800年，亚洲人之所以在世界经济和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是由于人口和产量的庞大数量，而且还由于生产力、竞争力和贸易的优势，简言之，由于资本构成方面的优势。再有，与后来欧洲编造的神话相反，亚洲人拥有自己的技术，并且发展出相应的经济和金融制度。因此，在这几个世纪里，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积累和权力的“格局”实际上没有很大的变化。中国、日本和印度居于前列，东南亚和西亚紧随其后。从各个方面看，一直苦于贸易逆差的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显然没有亚洲那么重要。另外，欧洲的经济是建立在进口而不是出口的基础上，而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贸易顺差都是工业优势的基本特征。人们也很难发现亚洲列强之间及其与欧洲之间的相对地位有什么重大变化。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之前，欧洲还没有形成为一个足以向亚洲挑战的“新工业化经济体”。只是在那之后，世界经济的中心才开始转移到欧洲。
亚洲经济活跃群体在亚洲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西方的兴起”，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过分地强调欧洲在亚洲的经济和政治渗透。本章将论证和强调，这种欧洲扩张论是如何偏离了世界的真实情况。但是，这里的论证不会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对欧洲和亚洲进行比较，或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主要经济体进行比较。分析的重心需要转移到世界范围的经济联系，这些联系包括生产力、技术以及它们所启动和支持的经济和金融制度。这些联系是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的，而不是仅仅在某一地区发展的，当然也不是仅仅在欧洲发展的。与欧洲中心论的说法相反，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绝不是欧洲人“创造”出来的，他们也没有发展出世界“资本主义”。
(1)人口、生产和收入
众所周知，有关19世纪以前的，甚至20世纪以前的世界和地区人口增长的数据都是推测得来的。但是，对较多的数据以及其中的一些变量加以考察后，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幅关于世界和地区相对人口增长速率的比较清晰的和发人深省的图像。人们一直使用卡尔一桑德斯（1936）关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估算以及他对瓦尔特·威尔科克斯（1931）的估算的修正，后者也因此而修正了自己原来的估算。联合国人口署的相关文件（1953年，1954年以及后来的各种出版物）也对卡尔一桑德斯的结论作了一些修正。科林·克拉克（1977）利用上述资料以及另外9个资料作了一些估算；我们用表4．2概括了他的估算结果。贝内特（1954）根据上述资料和其他资料也得出了自己的估算结果。他的数字是最全面和最详细的，我们据此制定了表4．1。对这些估算结果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与其他一些在此没有引用的估算结果十分接近。我之所以没有引用那些估算结果，是因为它们采用了不同的地区划分方法（例如，把俄国的亚洲部分都划入“欧洲”）。但是，我对所引用的估算结果中的关键的1750年的数字进行了核对，主要是把它们与约翰·杜兰德（1967，1974）对许多人口数字的评估加以对比，另外还参考了雷纳·麦肯森和海因策·韦沃（1973）所引用的沃尔夫冈·科尔曼（1965）的研究成果。
这些关于世界和地区人口增长的估算基本上都显示了同样的重要历史进程，因此我们使用贝内特（1954）的数字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世界（以及欧洲）人口在14世纪下降，从1400年起又恢复了向上的增长。世界人口在15世纪增加了大约20％，在16世纪增加了大约10％（这里引用的数字都是表4．1中的总数的百分比约数）。但是，减去美洲在哥伦布到来之后的人口急剧下降后的数字（这些表格都低估了这种情况，可比较本书第2章中引述的减少90％以上的数字），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在16世纪依然增长了16％。接着，世界人口加速增长，在17世纪增长了27％，除去美洲不算，则增长了29％。17世纪中期似乎是一个转折和进一步加速时期，因此，从1650年到1750年的这一百年，世界人口增长了45％。世界人口发展中的这些重大增长得到生产同步增长的支持，而正如第3章所论述的，生产的增长则是由于世界货币的供给和分配的增长促成的。
这种人口增长的地区分布和差异也是很重要的。在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的人口增长相对快一些，分别达到53％和28％，因此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从1400年的12％上升到1600年的18％。但是，在此之后直到1750年，欧洲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基本维持在9％，到1800年才增加到20％，到1850年增加到23％。但是，与此同时，从1600年起，亚洲人口增加得更多，增长速度也更快。根据贝内特的估算，在15世纪和16世纪，亚洲人口已经占世界人口的大约60％，然后增加到1700年的65％，1750年的66％，1800年的67％。原因在于，人口本来就很稠密的亚洲平均每年人口增长0．6％，而欧洲平均每年仅增长0．4％。根据李维一巴齐（1992：68）后来计算的数字，欧洲人口增长率仅为0．3％。也就是说，比较而言，欧洲人口的增长速度仅为亚洲的一半或2／3，亚洲的基数本来就庞大，当然增长的绝对数字就更大了。克拉克（1977）也肯定亚洲人口的这种快速增长。按照他的估算，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500年大约为54％，在1600年和1650年为60％，在1700年、1750年和1800年为66％。麦肯森和韦沃（1973）和杜兰德（1967，1974）也认为，1750年亚洲所占的比例为66％。
另外，在亚洲最重要的地区和经济体，人口增长得更快。在中国和日本，从1600年到1700年人口增长了45％，从1600年到1750年的一个半世纪里则增长了90％，在同样的两个时段，印度人口的增长分别为47％和89％，而整个亚洲则分别为38％和74％，欧洲仅仅为29％和57％。克拉克的估算（见表4．2）显示人口增长速度有一种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印度从1600年到1750年增长100o，中国在度过17世纪中期的危机后（见第5章），从1650年到1750年也增长100％，而在相同的时段，欧洲仅分别增长56％和44％。只有亚洲其他地区，即中亚（部分地由表4．1上的俄国亚洲部分来代表）和西亚、东南亚的人口增长较慢，分别为9％和19％。贝内特估算，东南亚人口在1750年为2，800万，在1800年为3，200万，克拉克的估算则分别为3，200万和4，000万，但显然是把锡兰包括在内。即便如此，杜兰德（1974）还是认为克拉克的数字太低了。因此，在1600年一1750年这段时间，按照贝内特的估算（表4．1），东南亚人口增长了33％，而按照克拉克的估算（表4．2）则为100％，即与中国和印度一样。根据第2章的考察，东南亚与中国和印度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因此后一个数字似乎更合理。按照杜兰德（1974）的意见，东南亚的人口增长速度还应该更高一些，在1600年一1750年／1800年期间，应该比欧洲要高出许多。
因此，只有西方，或许还有中亚和非洲的人口增长比较慢；当然，美洲是负增长。在1500年到1800年的这三个世纪里，非洲总人口稳定在9000万（根据另外一些人的估计，包括表4．2的估算，非洲人口稳定在1亿），因此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步下降。由于“哥伦布接触和交流”的后果，美洲人口绝对地下降了，至少下降了75％（根据第2章所引述的更精心的估算，下降了90％）。因此，美洲人口在1500年到1650年的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也下降了，1650年到1750年仅有缓慢的回升。
总之，尽管对于现有的人口估算有各种不同的修改意见和疑问，但是可以肯定，从1400年到1750年，甚至到1800年，M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比欧洲快得多。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对同一时期世界和地区生产总值的估算数字，但是可以推测，亚洲之所以有如此之高的人口增长，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它的生产也增长得比较快，因此才能支持这种人口增长。那种认为亚洲的生产或人均收入保持稳定或相对于欧洲来说下降了的理论上的可能性，根据我们在第2章中的考察是似是而非的，而且也不能获得实证的支持。下面有关世界』总产值和地区比较产值、人均收人的估算将进一步否定这种论点。
当然，我们很难获得有关这一时期的全球生产和收入的准确数据，这一方面是因为很难找到和统计这种数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很少有人想做这件事情。不过，毕竟有一些学者殚精竭虑地对18世纪的一部分情况作出了估算。他们是想用这些估算数字作为基线来评估人们更感兴趣的在此之后的西方和世界经济发展。这对于我们来说就很不错了，因为这些估算至少提供了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接近结束之时的世界和各地的生产和收入的某些线索。
布罗代尔（1992）引用了保罗·拜罗克关于1750年的世界和地区生产总值的估算。按1960年的美元计算，1750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为1，550亿美元，其中1，200亿美元或77O
的产值出自亚洲，350亿美元的产值出自整个“西方”，即欧洲和美洲，还包括俄国与日本——拜罗克在估算时把它们合在一起，是为了强调后来“西方’的发展。如果我们把日本和俄国西伯利亚部分重新划回亚洲，那么亚洲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肯定超过80％。拜罗克本人认为，在1750年的1，48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有1，120亿美元即76％出自今天的“第三”世界，其中包括拉丁美洲，另外350亿美元的产值即24％出自今天的“发达国家”，也包括日本。拜罗克对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的1800年所作的估算是，世界总产值为1，830亿美元，其中l，370亿美元即75O出自今天的欠发达世界。只有470亿美元，即只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3％出自今天的工业化国家（BairochandLevy－Leboyer1981：5）。到半个世纪以后的1860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为2，800亿美元，出自今天的“第三”世界的产值为1，650亿美元，即将近60％，出自现在的发达国家的产值为1，150亿美元，刚刚超过40％（参见Bairoch1992：534）。
显然，在1750年和1800年时亚洲的生产要庞大得多，而且它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也强于欧洲和美洲加在一起的力量，尽管后者能够从美洲和非洲获得金银。如果我们确定亚洲在18世纪，即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的末期能够生产出大约世界总产值的80％，那么我们只能推想在这四百年的开端或中期会是怎样一种比例。由于在这四百年间亚非地区和欧洲再加上美洲都是按照同样的速度发展，因此原来各地所占的比例与后来一样？因为欧洲的发展较快，而且它的美洲殖民地也添加了产值，因此欧洲原来所占的比例更低，而亚非地区所占的比例更高？但是，前面5；证的人口增长速度的比较数字会使我们否定这两种假设。相反，15世纪时亚洲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比较低的，然后才逐渐上升，这是因为亚洲各地经济在随后几个世纪里比欧洲增长得快。前面有关相对人口增长速度的数字，第2章和第3章中的许多资料以及我们关于欧洲的通货膨胀率高于亚洲的论证，都支持这最后一种假设：亚洲的生产也比欧洲增长得快！另外，如果说欧洲的通货膨胀率和物价都高于亚洲，那么它们或许也造成了一种直线上升的偏见，使拜罗克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估算得出西方高于东方的结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亚洲和欧洲、美洲之间在实际产值与消费方面的差距可能要比80：20的比率还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种估算都证实，1750年亚洲占世界总人口的66％，而亚洲的产值占世界的80％。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2／3的亚洲人生产出世界4／5的产值，而占世界人口1／5的欧洲人仅生产出其余1／5产值中的一部分，另外的部分是非洲人和美洲人的贡献。因此，在1750年时，亚洲人的平均生产力大大高于欧洲人！毋庸置疑，最能干的亚洲人在中国和印度，那里的人口也增长得更快。他们的生产能力应该比欧洲人更强出许多。在日本，从1600年到1800年，人口只增长了45％，但是农业产量翻了一番，因此生产力肯定有重大提高。到1800年，日本和英国的棉纺工人的工资、国民的平均收入、平均寿命和身材的高矮都差不多，但是到19世纪初日本的平均生活质量可能高于英国。
再有，拜罗克估算，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为228美元，高于他对担世纪英国和法国若干年份的估算，因为后者在150美元到200美元之间。到18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到人均170美元，当然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世纪也下降了，而且很可能在18世纪后半期已经下降了（Braudel1992：534）。
实际上，所有的人均收入估算也否定了一些人的欧洲中心论偏见。那些人认为，亚洲占有较大的经济比重只不过反映了亚洲人口比欧洲多。拜罗克（1993）考察了各种对世界范围人均收入差异的估算。他发现，迟至1700年到1750年期间，世界范围的最大差异是1到2．5。但是，他也提到西蒙·库兹涅茨较近的估算（1到2．4），戴维·兰德斯的估算问到2．2和2．6），安格斯·麦迪逊的估算（1到1．6或1．3甚至1．1）。他还考察了另外7种估算，包括18世纪学者的看法，最后得出一个估算数字为1到1．1，或者说，世界各地的收入或生活水准实际上相同。
或许，最重要的生活水准“指数”——预期寿命——在欧亚各地大体上差不多。如果说70岁以上的老人到处可见的话，中国的这项指数确实不低——1726年，将近1％的人口超过70岁，其中还有超过100岁的老人。
按照麦迪逊（199：10）的估算，中国和西欧在1400年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几乎相同。但是，拜罗克发现，1750年时，欧洲生活水准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低于中国。他在1977年的著作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见本书第1章）。而且，他估算，1800年“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98美元，所有“欠发达”地区为188美元，而中国为210美元（BairochandLevy
－Leboyer1981：14）。何炳棒（1959：263，213）的人口研究著作早已提示，中国在18世纪的生活水准呈上升趋势，农民的收入不低于法国，肯定高于普鲁土和日本。吉尔伯特·罗兹曼（1981：139）也作了“国际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在前现代阶段，中国人至少与其他民族一样能够很好地满足家庭需求。有意思的是，在糖的人均消费方面，中国似乎高于欧洲；要知道，中国只能利用自身的资源来生产糖，而欧洲能够从殖民地奴隶制种植园廉价地进口糖。在论述印度的情况时，沃勒斯坦（198157一158）引用了哈比布、斯皮尔（PercivalSpear）和德塞的成果。这些成果都证明，17世纪印度的人均农业产量和消费水平肯定不低于、可能还高于当时的欧洲人，而且肯定高于20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印度人。但是，波梅兰茨（1997）则认为，当时欧洲的消费水平高于亚洲人
也就是说，现有的各种关于世界和地区人口、生产和收入的估算以及前面对世界贸易的论述都证明，至少到1800年，与“西方”任何部分或整体相比，亚洲及其各地经济体都具有更大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在全球经济中更拥有不可比拟的分量和影nAo如果不能把这种情况完全归因于亚洲的庞大人口——正如亚洲的人口与其产值的比率及人均收入的数字间接证明的——那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关亚洲在世界经济中具有更大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大量直接证据能够部分地回答这一问题。对此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论述。再有，技术和经济制度也促成了亚洲的这种领先地位。对此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两节加以讨论。
（2）生产力和竞争力
关于亚洲的绝对和相对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尤其在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方面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直接的证据。乔杜里指出：
即使是在前机器时代，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也能表明一个社会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毫无疑问，从这个角度看，在15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印度次大陆和中国拥有亚洲最先进和最复杂的经济。
不仅是亚洲的，而且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经济！
显然，在17世纪的一段时间里，亚洲之所以吸收大量的白银以及一部分黄金，主要是由于国际生产成本和价格上的相对差价造成的。直到19世纪欧洲大规模使用机器以后，生产成本的结构才发生了根本变化，欧洲才能克服价格差异的影响。（Chaudhuri1978：456）
但是，也有人指出，印度纺织业的竞争力主要不是缘于更先进或更复杂的机器生产设备。卡纳卡拉塔·穆昆德（1992）认为，印度人的优势在于其（手工业）工人的高超技艺。而这则部分地缘于各种生产过程中的高度专业化和细密分工。再者，印度的竞争力也依赖于一种灵活的组织结构，后者能够根据出口市场对纺织品的规格样式的需求变化而迅速地作出调整。另外，在种植优良的长绒棉方面，在印染技术加工方面，印度也处于领先地位。最后，由于食品和工资低廉，生产成本很低；而这是由于印度的农业能够以很低的成本生产出这些食品。
乔杜里对亚洲的一些工业生产作了如下概述：
可想而知，亚洲文明的三大手工业是棉丝纺织品，包括首饰在内的金属制品以及陶瓷器M的制造业。另外还有许多次要的手工业，也都具有工业技术和工业组织的全部特征；它们生产爆竹、砖瓦、乐器、家具、胭脂、香水等等，这些都是亚洲大部分地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现存的历史资料，无论涉及加工过程的还是关于分配体制的，都明明白白地显示，亚洲的大部分手工业都包含有一系列中间环节，而职能的划分既是社会职业的划分，也是技术上的分工。在纺织业里，一块印花布或平纹细布需要经过棉农、采摘1、轧棉1、梳棉L、纺纱1、织布1、漂白1、印花1、画图工、轧光工和修补工等一系列工作才能到达公众手里。……用金属制成的文物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目录。农业器具，建筑物的金属扣栓、金属门和金属锁，炊具，厚重精致的兵器，宗教用品，钱币和首饰……在亚洲各地都形成活跃的贸易，以各种方式买卖粗布、陶器、铁器和铜器。平民百姓和达官贵人都购买这些简单的日用品。
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税卡官员感到大惑不解的是，有一个人总是推着一辆什么都不装的手推车通过边界。后来收税官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人在走私手推车！实际上，这不是笑话，而是严肃的生意：大多数货物，无论产地是哪里，也无论是在亚洲各个口岸之间进行的合法贸易还是非法贸易，都是用亚洲的船只运送的，而这些船只是用亚洲的材料，西亚、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人工，亚洲的资金建造的。因此，船舶、军舰和港口的建造、维修以及相关的金融活动本身就已经是亚洲各地的一项主要的持续发展并不断扩大的“无形”产业，可能直到19世纪汽船出现为止，欧洲所有的小打小闹的觊觎者都难以望其项背。
另一个类似的“无形”产业是包括采矿和铸造在内的铸币业。这些钱币主要是用于本地、本地区和本国，但也有许多是为出口铸造的。金、银、铜、锡、铁等等金属钱币、条块等形状的钱币、贝壳、巴达姆等通货（包括纺织品）的生产、鉴定和兑换，是国家和私人企业的大生意。柏林（1993）等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大体上说，人们可以按照表面价值或重量接受钱币，但并不总是如此，尤其在它们贬值时；对金银条块必须作重量和纯度的鉴定，这意味着一种商业成本，但也给国家或私人企业提供了另一个商业机会。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在出口大量贵重商品和进口大量白银方面，一马当先的是中国，而不是印度。但是，印度似乎也没有被甩掉多远，也是重要产业中心的聚集地，尤其是棉纺织业。印度也进口大量的金银，尤其是黄金（印度是黄金的“秘窖”）。我们已经在第3章中反驳了那种欧洲中心论的神话：亚洲人接受金银是为了把它们囤积起来。相反，亚洲人之所以挣得金银，首先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更勤奋，更能干；而新增添的金银则接着在亚洲促成了更大的需求和更大规模的生产。
西亚凭借着自身的产业基础，如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再加上转运亚洲其他地区与欧洲之间的商品，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东南亚和中亚也是一派繁荣气象，主要是依赖两地之间的金银和商品流通，其次是由于东南亚当地生产丝绸并向日本出口。
欧洲人能向东方销售的产品很少，因此主要是通过参与亚洲经济本身的“境内贸易”来谋取利润。欧洲的利润主要来自在众多市场之间，尤其是在整个世界经济范围内进行金银、货币和商品的多边交易。过去，没有一个大国或它的商人能够同时在所有的市场展开活动，或者说能够把自己在这些市场之间的活动组织成这样一种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连贯系统。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们控制了巨大的金银供给来源。他们的海上能力长期以来是一个很小的非决定性因素；而且正如我们下面要论证的，他们的帝国的或私人的商业公司在组织上也与竞争对手没有什么两样。在16世纪和16纪早期，欧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亚洲各国的黄金和白银的兑换差价之间套利，以及在某些贸易往来中、尤其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往来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但是，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至少从1500年到1800年这三个世纪，欧洲所能生产和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实际上是唯一的商品，就是金银——而它是依赖在美洲的殖民地才实现这一点的。
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欧洲当时不是向世界经济的其他地区出口产品的主要产业中心。第2章和第3章已经证明，实际＿，由于欧洲没有能力出口金银以外的商品，这就导致了长期的支付赤字，从而也导致了金银不断地从欧洲流向亚洲。只有用欧洲在美洲的殖民主义势力范围才能解释欧洲为什么在世界经济中还能生存，如果没有美洲殖民地，欧洲就无法弥补它与亚洲的商品贸易的巨大赤字。即便如此，欧洲也从来没有足够的金钱来实现贫穷可怜的欧洲人的梦想，因为正如一个荷兰商人在1632年向国内通报的：“我们不是没有找到商品……而是我们没有造出购买它们的金钱”（Braudel1979：221）。这个问题直到18世纪末、尤其到19世纪才解决，此时金钱的流向终于颠倒过来，从东方流向西方了。
（3）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贸易
根据前面对亚洲的人口、生产、生产力、竞争力、本地和地区贸易以及各方面的持续增长的情况的论证，人们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国际贸易是被亚洲主宰着。但是，有一种神话却愈演愈烈，那就是，世界贸易，即使在亚洲，也是由欧洲人创造和主宰的。我们现在举出一系列理由来反驳这种神话。
葡萄牙人以及追随其后的普遍的欧洲人“迷惑”了历史学家，使后者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欧洲人身上，完全夸大了他们在亚洲贸易中的重要性。正本清源，这种对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盲目迷恋，在一定程度上是缘于这样一个事实：正是他们留下了有关亚洲贸易的大部分记载。当然，这些记载更多地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活动和利益，而不是亚洲合伙人和亚洲竞争对手的活动与利益。
但是，在对待亚洲贸易中欧洲人的活动的问题上，这种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驳。莫兰（Moreland1936：201）在他那部现已成为经典的《柳度简史》中指出：“葡萄牙人在印度造成的直接影响并不大。”接下来的猛烈炮火出自一位原先在印度尼西亚任职的荷兰官员范勒尔（1955）。他用一系列的论断批驳了当时依然盛行的欧洲中心论的观点：
亚洲的国际贸易的总体格局基本上维持着原样。……当时的葡萄牙人殖民统治并没有给东南亚的商业带来一种新的经济因素。……从数量上看，中国人日本人道罗人。爪哇人印度人…以及阿拉伯人所经营的贸易超出葡萄牙人的贸易许多倍。……各地的贸易继续安然进行。……这条亚洲内部的重大贸易路线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凡是声称18世纪（更不用说更早的时候！）有一个欧洲人的亚洲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
范·勒尔进一步断言：“远东的葡萄牙帝国与其说是一种事实，不如说是一种想象。”而且正如梅林克一罗洛夫斯（196）反复指出的，这种想象不得不向事实屈服。梅林克一罗洛夫斯捍卫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因此她在悉心写成的学术著作中驳斥范·勒尔的观点。她明确地宣称，亚洲贸易中的欧洲势力比范·勒尔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也要早得多。但是，她本人的论证以及她对葡萄牙人的影响的一再否定，似乎进一步支持了“范·勒尔的观点：只是到1800年前后欧洲才开始超过东方”（Meihnk－Roelofsz1962：10）。她本人的研究局限于东南亚一隅，而那里是亚洲受到欧洲影响最大的地方，但是她表明，即使在那个地区，当地的和华人的贸易也能抗拒荷兰人的影响。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例如乔杜里（1978）、达斯·古普塔和皮尔逊（1987）、阿拉萨拉特南（1986）以及雷乔杜里和哈比布（1982）——肯定了范·勒尔的论点：当时的亚洲贸易是一项繁荣昌盛的事业，欧洲人只是作为附加的次要角色跻身于其中。
亚洲的胡椒生产仅在16世纪就翻了一番以上，而大部分是被中国人消费掉的（Pearson1989：40）。只有较少的一部分，肯定不到1／3的胡椒出口到欧洲；1503年，由亚洲人从陆地上穿越西亚运输的香料比葡萄牙商船绕好望角运送的香料多15倍，甚至到1585年从红海路线运输的香料也是绕好望角运输的香料的4倍（DasGuPta1979：257）。虽然海上运输是葡萄牙人的主业，但是摩鹿加丁香被他们运到欧洲的从未超过15％，而东南亚的胡椒农其他香料则大量地出口到中国。另外，有些挂葡萄牙旗的船只实际上是属于亚洲人的，他们挂这种“便利旗”是为了在某些口岸享受葡萄牙人才能享受的低关税。葡萄牙人施展军事和政治的强硬手段来“垄断”贸易和勒索关税，因此他们在亚洲贸易中所占份额虽小，获得的利润却占他们总利润的80％，只有20％的利润出自他们所开辟的好望角南路贸易（DasGuptaandPearson1987：71，78，84，90；Subrahmanyam1990：：361）。这可以从1580年出版的一本资料详细的葡萄牙文书籍中得到具体证明。该书以葡萄牙克鲁扎多（金币名称）为计算单位记录了各条商路和各次航行的利润。在路程较短的澳门一逞罗、澳门一帕坦（印度地名）、澳门一帝泱的航线上往返一次，利润为1，000克鲁扎多；在澳门一类他航线上往返一次，利润为6，000到7，000克鲁扎多；在果阿一马六甲一日本航线上往返一次，利润为35，000克鲁扎多。相比之下，在里斯本一好望角一果阿航线上往返一次，货主仅有10，000到12，000克鲁北多的收入，船长也仅有4，000克鲁扎多的收入（见Lourido1996a：18－19）。
日本的白银出口贸易对于葡萄牙人十分重要，但是，从1600年到1620年他们在这种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从未超过日本出口总量的10％，只是在17世纪30年代达到37％的最大份额（DasGuntaandPearson1987：76）。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情况也大同小异。甚至在16世纪葡萄牙人对亚洲的“渗透”达到顶峰之时，古吉拉特的贸易由他们经手的也只有大约5％。虽然他们的大本营设在果阿，但是在印度西南地区的胡椒生产中，他们插手的部分不到10％。维持葡萄牙的“印度领地”使葡萄牙纳税人和政府承受的负担超过了葡萄牙从印度直接获得的收入，当然葡萄牙的商人获得了好处，正如其他的欧洲“雇员”从各自的公司获得了好处。
葡萄牙在东亚和东南亚规模甚小的贸易活动后来被荷兰人所取代。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尽管荷兰人竭尽全力想垄断至少东南亚一部分地区的贸易，但是他们从未取得成功，实际上，荷兰人在主要排挤葡萄牙人的过程中抢占的地盘又再次被中国人和其他东亚人收复，当时后者在自己海域——更不用说自己领土——的支配地位从未受到严重的挑战。从17世纪晚期起，“欧洲人的渗透实际上被击退了”（DasGuptaandPearson1987：67）。欧洲人被中国人击败了。从1680年到1720年，抵达长崎的中国船舶增加了两倍；在巴达维亚发生对华人的大屠杀的1740年，抵达那里的中国船舶达到顶峰（DasGuptaandPearson1987：87）。例如，在1684年长崎港口重新开放后的4年里，平均每年接待近100艘中国船只，平均每星期两艘；到1757年为止的这段更长的时间里，每年也平均接待40艘以上。1700年，中国商船把2万吨货物运到华南，而欧洲商船仅装走500吨。1737年，欧洲商船运走的货物为6，000吨，直到18世纪刀年代，欧洲人的货运量才达到2万吨（Marks1997a）。
克莱因（1989）的论文阐述了16世纪到19世纪毗邻朝鲜。日本和琉球的中国东海以及东南亚所环绕的中国南海的贸易情况。他发现，欧洲人从来就没能控制、更谈不上支配这些贸易活动，甚至连部分的垄断权也没有。在中国东海，贸易完全掌握在亚洲人手中；欧洲人几乎挤不进去。在中国南海，到17世纪中期为止，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趁该地区动乱之机才先后勉强获得一个立足点。但是，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由于东亚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复兴，这种立足点受到挤压，仅能苟延残喘（包括英国人在内）。克莱因的结论是，
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对中国附近海域进行渗透，完全是由于该地区内部和地区间权力关系本身发生特殊变化。欧洲对该地区经济的影响始终是边缘性的。欧洲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的商业活动仅仅是暂时性的，局限于欧洲人在亚洲的极其脆弱而有限的贸易网。在1680年前后，该地区重新建立了权力均劳，此后，该地区内的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在传统机制的完整架构内兴旺发展的新时期。18世纪后半期，这种贸易及其机制逐渐损坏……（而且包括）欧洲的商业活动……也濒临瓦解。19世纪的欧洲霸权根本不是建立在前工业时代历史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全新的条件和环境上。（Klein1989：
（甚至在欧洲人的商业活动更容易延伸过去的亚洲西端，）阿拉伯海域是中国、东南亚、印度和中东之间进行交流的一个古老而庞大网络的组成部分……欧洲人在那里附着于原有的格局，属于异域商人之列……（他们介民不情愿地与亚洲人合作，他们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不可夸大。
我们再来看亚洲贸易在整个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继范·勒尔之后，尼尔斯·斯廷斯加尔德（1972）是最同情亚洲的欧洲历史学家之一。他也认为，葡萄牙对印度洋地区改变甚少，16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乃是1576年莫卧尔皇帝阿克巴征服孟加拉（Steensgaard1987：137）。
因此，当我们看到斯廷斯加尔德（1990a）说亚洲人在印度洋的贸易活动是“边缘性的”、无足轻重时，不能不感到惊讶。他接着说：“这个观点可能像是在重申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他首先引述莫兰（1936）和巴尔·克里什纳的估算：17世纪初，亚洲的长途贸易量是52，000—57，000吨或74，500吨。然后他把这两个数字与欧洲的货运能力（50万吨到100万吨）加以比较，从而得出贬低亚洲贸易的结论。但是，成交的货物重量与货运能力二者之间是很难加以比较的。斯廷斯加尔德也指出，这些印度洋贸易的数字不包括沿海运输，而沿海运输本身的规模更大，而且也是长途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长途贸易也依赖于转运贸易。欧洲船舶主要往返于距离不太长的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大多没有沿印度洋或东南亚海域航行的距离长。因此，这种比较看来不足以衡量印度（更不用说亚洲）与欧洲在世界贸易中的相对分量。
另外，正如本书第2章指出的，亚洲的内陆贸易和海上贸易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巴伦德斯也指出：
陆上贸易和海上贸易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一方面取决于途经的流通区域，另一方面取决于“通行费用”。陆上远程贸易并没有被海外贸易取而代之。在有些情况下，海上贸易甚至还刺激了陆上远程贸易。在另一些情况下，特别在陆上远程贸易变得危险时，商业活动就部分地转移到海上路线，例如17世纪晚期的印度就是如此。…沿海贸易依赖于内地贸易。许多市场都是内地大城市的沿海卫星城，例如胜利城的巴塞罗尔、比贾布尔的达波尔以ILAk名字上就显示出与拉合尔的关系的拉豪利邦达尔。制造业和政府的中心都在内地，大宗的农产品都是在那里加以调配。（Barendse1997：chap．1）
我们在第2章指出，内陆远程贸易也在兴旺发展。在印度和中亚，每头牛负载100到150公斤货物，总数在一两万头牲畜的驮队并不罕见；多达4万头牲畜的驮队也并非没有。有的驮队还有上千辆牛车，每辆车配有周到12头役牛。商队客栈彼此相距一天的路程，能够容纳总计加起来多达1万的客人和牲畜（Burton1993：25）。在17世纪，仅班贾拉斯这一个商会就平均每年运送82，100万吨英里的货物，这些货物平均行程为720英里。相比之下，两个世纪以后，1882年，印度的全部铁路运载量为2，500吨英里。
各种迹象显示，亚洲与欧洲的贸易虽然在这几个世纪里增长了，但与亚洲内部贸易（包括长途贸易）相比，始终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英国东印度公司主管乔舒亚·蔡尔德在1688年指出，仅在几个印度港口进行的亚洲贸易量就十倍于欧洲人经手的贸易量总和。
根据上面对亚洲贸易的概述，尤其是克莱因（1989）对中国海域贸易的分析，卡尔一路德维格·霍尔特弗列里奇（19844）的说法就特别值得注意。克莱因的文章就收在他主编的论文集里。他在导言中断言：“欧洲主宰了这整个时期。”霍尔特弗列里奇（1984：5，tablel．2）还宣称，在1720年和1750年，欧洲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分别为69％和72％，而印度只占11％和7％（表上列出的各个时期的另外12％属于拉丁美洲，8％属于“其他地区”）。
本书中所讨论的证据和克莱因（1989）对中国海域的中国贸易（不是欧洲贸易）的分析都否定了这种自吹自擂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论断。另外，根据斯廷斯加尔德（1990：150）计算的1752—1754年的数字，亚洲向欧洲的出口量虽然不大（在亚洲贸易中仅占很小的份额），却一直多于欧洲从美洲的进口量。（欧洲向美洲的出口量较高，但还赶不上欧洲人从其他地区，如亚洲的出口量。）1626年，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位匿名学者甚至写了一篇“论文”，在标题中宣称要“论证……从贸易角度看东印度比西印度更重要，因此我们发现了东方贸易失败和我们眼看着西班牙论人悲惨的贫困状态的原因”队。undo1996b：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