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博斯韦尔和乔亚·米斯拉（1995）提供了一个形象的例子，表明欧洲中心论的有色眼镜如何遮蔽了西方人的目光，使他们看不到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大部分情况，甚至也扭曲了他们对欧洲的“世界经济”的感知。首先，他们表示，在沃勒斯坦和他们的心目中，“尽管存在着贸易联系，但是非洲和亚洲依然外在于（世界体系）。无论是逻辑曲线还是长波影响都应用不到它们身上。”其次，他们与沃勒斯坦的分歧在于：“我们认为，即便说亚洲整体外在于世界体系，也有理由把东亚贸易机为世界体系的一个领先部门”。因此，他们在计算“全球”贸易时把“东亚贸易”包括在内，仅仅是为了指出这样一个情况：“数以千计的船舶参与波罗的海贸易，相比之下，只有数以百计的船舶参与大西洋贸易和亚洲贸易。”由于后两种贸易的行程更长些，因此他们让它们在“全球贸易”的计算中占有更多一点的分量。可悲呀，由于目光短浅，他们在东西方贸易中仅看到有数百艘船舶可以纳入他们所谓的“全球贸易”中，而没有看到也没有统计亚洲内部贸易活动中的数以千计的船只，霍尔特弗列里奇（198）虽然低估了它们，但至少还把它们打在数里。波斯韦尔和米斯拉还掉进另一个他们自己布置的陷阱。首先，他们宣称，“东亚贸易表现出一种与大西洋贸易和全球贸易不同的（循环）模式，（这一发现本身）就进一步表明后二者是外在于前者的”。他们甚至没有考虑到，“东亚贸易”不同于东西方贸易之处可能恰是一种补偿，正如有短处就有长处。这样考虑就会使他们的发现变成相反的证据：亚洲及其贸易不是“外在于”，而是内在于这个体系！接着，他们宣称，他们对偶然的上下波动循环所作的进一步研究恰恰表明：“这一发现提示，与人们的预期相反，亚洲贸易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具有更关键的作用！”（BoswellandMisra1995：478）当然，他们所“预期”的是他们自己的欧洲中心论有色眼镜所制造的效果，但是这反而证明，这种有色眼镜甚至扭曲了他们自己对“欧洲的世界体系”的分析，当然也蒙蔽了他们，使他们看不到亚洲存在着一个大得多的世界经济和贸易。
总之，直到19世纪为止，亚洲经济和亚洲内部贸易一直具有比欧洲贸易及其对亚洲的侵入大得多的规模。或者可以借用达斯·古普塔和皮尔逊在《150年一1800年的印度和印度洋》一书中的论断：
一个至关重要的论点是，当欧洲人在海洋上赫然出现时，他们却不是主角。毋宁说，他们是以各种成功的方式加入一个正在发展的结构中。……在16世纪的印度洋历史中，连续性比葡萄牙人的影响所造成的断裂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甚至欧洲主义者布罗代尔也一贯认为，直到优世纪末以后，世界经济的重心才开始向西转移，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才转移到西方。实际上，“只是到18世纪末才开始发生变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场内部通婚的竞争。欧洲人终于脱颖而出，并且改变了这个结构，但是他们是从一个亚洲的历史环境里突围出来的”（DasGuptaandPearson1987：20）。
因此，尽管欧洲人获得美洲的金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亚洲的世界经济的道路，但是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而且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制订！——亚洲的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另外，亚洲人在世界经济中依然是成功的竞争者。如果按照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见机’，亚洲人缺少科学、技术以及制度性基础，那么他们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答案是，亚洲人并不缺少这些东西，而且在这些领域里经常技高一筹。因此，我们现在就来考察现实世界中科学、技术和制度的发展情况，看看它们与欧洲中心论的神话所宣扬的东西是如何大相径庭的。
2．质量：科学与技术
1）贬低亚洲科技的欧洲中心论
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神话宣称，在1400年到1800年这段时期，或者至少从巧皿年开始，欧洲在技术上一直优于亚洲。另外，欧洲中心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偏见通常也扩展到制度方面，对此我们在下一节加以考察。这里集中探讨几个问题：(1)总体上看，当时究竟是欧洲的科技还是亚洲的科技更先进，这种情况延续到什么时候？（2）在从中国引进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等之后，是否只有欧洲的技术在发展，而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的技术就不再发展了？（3）多少年后技术是否沿着从欧洲到亚洲的方向扩散？（4）技术的发展仅仅是欧洲或中国或其他地方的一种当地的和地区性的进程，还是世界经济的力量影响当地而造成的一种全球进程？下面将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但可以预先宣布，所有的解答都与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在科技方面的“见识”针锋相对，至少是提出重大质疑。
技术从来不是独立发展的，而是迅速地扩散或适应相同的或不同的环境。具体地说，技术的选择、应用和“进步”其实是对机会成本的合理回应，而机会成本则是由世界经济和当地供求状况决定的。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不论在哪里都主要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主要取决于地区的、民族的、当地的特点，更不是取决于文化特征。而技术的制度形式受世界经济的“发展”的影响则小一些。
但是，在这方面经常被人们提到的专家J．D贝尔纳（1969）则把西方科技的兴起归因于西方本土资本主义的兴起（他是用与马克思和韦伯相同的词句）。罗伯特·默顿（193）论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经典著作完全是一套韦伯主义的话语，甚至与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点直接挂钩。正如本书第1章指出的，这就使他得出的有关科学技术的论点变得十分可疑；斯蒂芬·桑德森（1995：324ff）也对他的论点提出批评。罗斯托（1975）关于现代经济起源的“核心论点’洲更加彻底和明确：现代经济完全是借助于科学革命而从现代欧洲起步的。
这种关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历史和作用的研究看来远比它引以为据的科学技术更带有意识形态的动机。例如，卡洛·奇波拉（197：207）就赞同地援引过一位西方的技术史的“专家”林思·小怀特的论断：“欧洲之所以在1500年前后能够跃居全球支配地位，是因为向亚洲挑战的欧洲拥有任何亚洲文明都望尘莫及的工业能力和技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如果事实与怀特的欧洲中心论的说法恰恰相反的话，那么欧洲在1500年根本没有上升到‘吱配”地位。
查尔斯·辛格等人编写的《技术史》第二卷承认并且强调，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在技术方面，西方几乎没有传给东方任何东西。技术的流向是相反的。”书中复制了李约瑟（1954）的一个图表，上面列出中国的几十项创造发明与欧洲最初采用它们之间的时间差。大多数的时间差长达10到15个世纪（铁烨犁则相差25个世纪）；少数的时间差为3到6个世纪；火炮和金属活字版印刷术的时间差最短，也有一个世纪。“基本上是模仿，有时对技术和原型加以改造，由此……西方的产品最终达到了完美”。
然而，这些叙述本身也过于偏重欧洲的情况。欧洲确实承受了许多技术传播的结果；但是在1500年以前的一千年间，技术主要是在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之间流传，尤其在中国和波斯之间交流。在这些技术流传到欧洲之前，其中大部分必须先经过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当时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1085年基督教夺取托莱多，缴获那里的伊斯兰学者和重要图书，后来又夺取科尔多瓦，大大推进了技术知识在欧洲的“西进”。拜占廷以及后来的蒙古人也促成知识从东向西的传播。
辛格等人在第三卷论述1500年到1750年这段时期时则明确地专注于西方了。书中不加比较就断言：“但是，可以肯定”到1500年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欧洲拥有巨大的海陆军事优势，欧洲对远东的控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另外，书中还宣称：“可以认定，在17世纪，欧洲总体上拥有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高的技术效能”；其原因归结为欧洲、尤其英国的更“自由的社会制度”、“宗教的凝聚力”以及其他的“文明”特征。书中也提到，所有这些“绝不是与（丝绸和瓷器方面的）低劣落后格格不久”，但是书中根本没有提及棉纺织业和其他产业。
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文化的优越性不过是我们在第1章里已经批驳的欧洲中心论偏见，我们下面在考察制度之后还必须加以批驳。从理论上说，欧洲在陶瓷业、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等重要产业方面是落后的，但可能在其他技术方面是比较先进的。但是，（技术史）对于“可以认定”的东西没有提供任何经过比较的证据，而我们将会看到，出自其他方面的证据并不支持这部多卷本历史著作中的假定。实际上，在二十几年后，戴维·阿诺德（1983：40）就已经指出：“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与中国、印度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技术差距是比较小的。”
欧洲中心论对科学史的处理也大同小异，虽然在17世纪中期以前科学是否不再局限于发明者的独立活动而对西方的技术产生某种影响是很值得怀疑的。一些著名的多卷本历史著作就体现了流行的和极端的欧洲中心论对科学史的处理方式。克龙比（1959）在回顾赔世纪到17世纪的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科学时，甚至根本不涉及西欧以外的任何科学。贝尔纳（1969）的《科学史》第一卷在论述科学如何从中世纪破土而出时，给了中国一些荣誉，对西亚也有所肯定。但是，贝尔纳的第二卷从1440年开始就再也不提及欧洲之外的科学了。贝尔纳仅仅在第一卷里提到：只是由于李约瑟的研究成果，“我们才开始看到中国技术发展对整个世界的巨大意义”（Bernal1969：vol．l，3if）。遗憾的是，当贝尔纳写作时，李约瑟刚刚开始推进他的重大研究。因此，在紧接着的一段文字里，贝尔纳就又老调重弹了，甚至引用李约瑟的成果来论证：“中国的这种早期的技术进展以及印度和伊斯兰国家幅度较小的进展，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到15世纪以前却止步不前了，结果……停留在一个较高的却静止的技术水平上”（Bernal1969：vol．l，312）。于是，在贝尔纳的第二卷里，亚洲消失了。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弗洛里斯·科恩最近发表的一部视野开阔的著作《科学革命的历史研究》（1994）乍一看似乎是别开生面，但是细读之后也令人大失所望。科恩着重区分了科学与科学在技术中的应用，紧扣为什么在欧洲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发生“科学革命”这一“重大问题”考察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当然，他的考察反映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韦伯、默顿、贝尔纳和李约瑟等人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在这方面的探索。科恩对李约瑟很重视，用了64页的篇幅来评述他的研究成果。他还用39页的篇幅来论述“西欧之外”“没有出现”近代早期科学的伊斯兰世界和其他地区的情况。这一部分占了全书的1／5。
但是，在科恩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整个考察中，贯穿的主钱其实是，唯有欧洲才是科学的社会温床。显然，这是韦伯主义的命题，而且早被默顿应用于科学史。遗憾的是，它也曾经是李约瑟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出发点。在李约瑟发现了有关中国科技的越来越多的资料后，他努力使自己摆脱这种欧洲中心论的原罪。正如科恩也看到的，李约瑟的这种原罪是直接从马克思那里继承来的。但是，李约瑟一直未能如愿，这可能是因为他全神贯注于中国，没有顾得上修正他对欧洲本身的种族中心观。科恩也同样未能跳出旧的案自。
实际上，就像考察经济和社会活动那样，当我们像科恩那样超出欧洲范围仔细地考察世界范围的科学和技术时，我们的研究越深入，就越难为宣扬17世纪或现代以前任何世纪的（欧洲的！）科学革命的作用的欧洲中心论的论点找到历史依据。另外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内森·西文（1982）的文章《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吗“。西文考察并反驳了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欧洲中心论假说，但是他没有提出同样重要的问题：如果科学革命对技术的发展有影响的话，它是什么样的影响？
科恩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对这一“革命”及其作用的考察甚至被他的出发点和结论搅得更混乱。科恩似乎一开始就接受了科学只出现在欧洲的命题。因此他基本否定了李约瑟的论断：1644年明朝结束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没有明显的差距。但是，科恩对李约瑟等人有关欧洲之外地区的著作的评述却又表明，其他地区不仅有科学，而且科学还在继续发展。这显然支持了人们的怀疑：所谓的“东方一西方”之间在社会和体制上的差异是一种神话，而不是事实。而且，这种怀疑还会得到下面提供的证据的支持。但是，如果其他地区也有科学，那么科恩为什么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欧洲？
或许更重要的是，虽然科恩坚持科学与技术是有区别的，但他不想费神去研究科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技术。然而，在著名的17世纪科学革命发生后的两个世纪里，科学实际上对欧洲的技术和工业发展根本没有作出任何贡献。
深入研究了西方科学对一般的技术乃至工业“革命”的所谓贡献后，就很容易解释史蒂文·沙平（199）最新著作的卷头语：“根本没有什么17世纪科学革命，本书（的一节）对此作了阐述。”从弗朗西斯·培根到托马斯·库恩的一系列权威学者的结论是，这些科学进展不论是否具有“革命性”，似乎对任何技术都没有直接影响，对一个世纪以后才开始的工业“革命”肯定没有影响。
培根指出：“说科学的发现者们对机械技术及其发明者作出贡献，这对他们是过分的夸奖”。三个世纪后，《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的作者库思指出：“我认为，不是别的，而是神话蒙蔽着我们，使我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到，除了最近这个阶段，在人类历史的其他所有阶段上，智力需求的发展几乎无需与技术发生关系”。有关的严肃研究都表明，这个最近的“阶段”是从19世纪后半期才开始的，是在1870年以后才真正开始的，这已经是在科学“革命”过了两个世纪以后，在工业“革命’发生一个世纪以后。按平专门用一章讨论。（科学）知识有什么用途。，他的小标题分别是自然哲学、国家权力、宗教的婢女、自然与上帝、智慧与意志，但没有技术。他也断言：“现在看来，无论在17世纪还是在识世纪，科学革命的‘高级理论’不可能对经济上实用的技术有任何持续直接的影响”（Shapin1996140）。
另外，罗伯特·亚当斯（1996）的队之途：一个人类学家对西方技术的探究》考察了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各种关系，包括“17世纪科学革命’。他引述了大量有关技术乃至产业革命的研究。基于这些研究和他本人的研究，亚当斯至少在十几处作出论断。在19世纪晚期之前，科学家及其科学对技术创新没有作出任何明显重要的贡献。亚当斯写道：“工业革命的重点技术几乎没有可以被认为是直接以科学为基础的。它们至多被描述成在一些重要方面以手工业为基础。”因此，他的结论是：‘官到进入19世纪，科学理论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还是相对不太重要的”（Adams1996：131，101）。亚当斯最大度的结论是：“应该强调的是，科学发现不是技术创新浪潮背后的唯一发动或促进力量，它显然也不是必要条件”（Adams1996：256）。综观18世纪的英国，在680个科学家中只有36％的人，在240名工程师中只有18％的人，在“著名的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只有8％的人曾经与牛津或剑桥有联系；另外，在后一种人中70％以上根本没有受过大学教育（Adams1996：72）。因此，亚当斯和其他一些学者把技术进步主要归因于手工业技术、创业精神乃至宗教。亚当斯甚至认为，技术对科学的进展所起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科学对技术的推动作用。
最后，虽然罗森伯格和伯泽尔把西方“致富”的原因完全归结为欧洲在各方面的发展，但是甚至他们也承认：
很显然，经济增长与科学的领先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截了当的。不仅西方的科学进展和经济进展在时间上是分开的（伽里略与工业革命的开始相隔150年到200年），而且事实上直到1875年前后甚至更晚的时候，西方经济中应用的技术大多发端于并非科学家的人，而且这些人往往几乎没有受过科学训练。除了化学家外，科学与工业在行业上的隔绝是相当彻底的。（RosenbergandBidzuN86：
还应指出的是，牛顿崇信炼金术；欧洲的一个利用科学测量手段的例子是，威尼斯的齐奥万·玛利·博纳尔多在1589年的著作《换算成我们的长度单位的所有领域的大小和距离）中发现：“地狱与我们的距离是3，758又V4英里，宽度为2，505又VZ英里；天堂与我们的距离是1，799995，500英里”。
因此，不胜枚举的证据表明，17世纪或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科学对技术或工业革命的所谓贡献不过是库恩所进的“神话”。既然这样，从有关厂世纪科学革命的“重大问题”到有关‘官方的衰落”和“西方的（暂时）兴起”的“重大问题”岂不是无的放矢吗？基本如此，至少在我们所谈论的1800年以前的这个时间框架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此，科恩（1994：500）作为结语而提出的问题十分正当且值得称赞：“‘科学革命’（这个用了50年的老概念）是否正在走所有历史概念的老路？”他回答说；“可能是，因为这个概念迄今已经履行了其一度有用的职责；已经到了抛弃它的时候了。说到底，历史概念不过是隐喻，人们千万注意要具体地对待它们。”阿门！
除了感叹以外，不要太乐观了：这种欧洲中心论的神话看来还有生命力，而且在亚洲人中间也是如此。亚洲人由此而产生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曲解甚至更令人吃惊！例如，阿尼鲁德哈·罗易和S．K、巴格齐把哈比布称为印度中世纪技术史研究的先驱。阿赫桑·凯萨尔（1982）也对哈比布深表谢意，因为他的研究著作（印度对欧洲技术和文化的反响》是根据哈比布的建议撰写的。实际上，哈比布本人也为罗易和巴格齐主编的著作写了论述问一主题的一章。另外，哈比布在另一篇文章中也写道：“即使还没有对史料进行详细的研究，但是要否认（在技术方面）印度在问世纪肯定已经被西欧超越了，则是愚蠢之举。”对哈比布提出的一些证据，我们在下面将金加以考察。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已经看到的，普拉卡什（1994）驳斥了哈比布的许多推论，还驳斥了亚洲和欧洲的许多所谓差异。他断言，亚洲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中扮演了被广泛低估了的关键性角色。但是，甚至普拉卡什也写道：“在科技知识领域里，欧洲相对于亚洲具有无可置疑的全面优势。”
罗易·麦克劳德和迪帕克·库马尔（1995）主编的著作也对1700年到1947年西方技术及其向印度的转移进行了研究；尽管到标题中的起始时间是1700年，他们却明确地宣布不考虑前殖民时代；但是正如我们下面要评述的，该书的一些撰稿人（英克斯特、桑帕尔）其实论述了这个时期。尽管如此，这两位主编在该书的导言中还是提出了一些没有依据的论断，而至少有一个撰稿人的论证其实是驳斥这些论断的、主编者写道：“（在英国人统治之前的印度）技术的变革肯定与欧洲无法相比。技术的全部进程都是循着熟练技巧的方向发展（我们要问，难道欧洲不是这样吗？）；而且局限于当地市场（我们要问，如果真的如此，当时印度怎么会支配世界市场？）。欧洲旅游者……对某些印度产品感到不可思议，但是从来都对印度的风俗抱批判态度。”但是，甚至该书的第一位撰稿者伊安·英斯克特就考察和驳斥了所谓印度的文化基础低劣的论点。主编者宣称，诸如此类的“修饰词”（更文雅的偏见！）“表明印度经济与原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德｝；I幕府时期的日本乃至明代中国相比是孱弱的”（McLeodandKumar1995：12）。呜呼，他们是反着看世界；因为根据本书中的所有证据，经济强弱的次序正好是颠倒的：中国最强，欧洲最弱，日本和印度介于二者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亚洲学者的论著都是研究技术从欧洲向印度的传播以及当地对技术有选择的接受，而没有研究相反的过程。但是正如我们下面要论述的，传播是双向的；两地以及其他地方的接受和适应是根据当地的环境而对共同的世界经济发展所作出的反应。
就中国而言，李约瑟的煌煌巨著《中国科技史）享有盛誉，但是可能由于它过于博大精深，因而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考察。科林·罗南（1986）整理出一部四卷本的节本，李约瑟（1964）本人写了一个概述：“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他对一些人的批评作了明确的反驳：“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顽强的手工业者之赐远远大于受亚历山大时代的技工、能言善辩的神学家之赐。”（Needham1964：238）李约瑟列出的清单上不仅有众所周知的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他还考察了钢铁冶炼技术、机械钟表、以及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的传动带和传动链、拱桥和铁索桥、深井钻探设备等工程技术发明，水上航行用的明轮船、前桅帆、后桅帆、密封仓和尾舵等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另外，李约瑟还认为，在中国，科学研究活动受到扶持，技术的革新和应用在近代早期没有中断，在天文学和宇宙论领域、在解剖学、免疫学和药学等医学领域也都有所发展。李约瑟断然否定欧洲人的说法：中国人只是发明，而不想或不懂如何应用。虽然他考察了东方和西方在某些方面的平行发展，但他也推测了它们相互影响和交流的渠道和程度。
关于印度也有类似的研究论著，只是在卷秩规模上稍逊于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例如，库普拉姆和库姆达马尼（199）就发表了一部12卷的印度科技史，拉赫曼（1984）也主编了一套印度科技史。这两部著作都显示，不仅在1500年以前，而且在1500年以后，印度的科学和技术一直在发展。达拉姆帕尔（197）收集了18世纪欧洲人的文章，这些文章显示了欧洲人对印度科技的兴趣以及从中获得的好处。在17世纪和18世纪，印度的数学和天文学相当先进，因此欧洲人引进了印度的天文图表及相关著作。在医学方面，接种预防天花的原理和做法都出自印度。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印度还出口造船、纺织和冶金方面的科技。
与之类似的是，纳斯尔（1976）、阿赫曼德·哈桑和唐纳德·希尔（1986）撰写和编纂了自古以来伊斯兰世界科技发展和扩散的历史。乔治·萨里巴（1996）提供了许多例子，证明在文艺复兴前后乃至17世纪阿拉伯科学对文艺复兴的重大影响。这里只须举出萨里巴谈到的一个例子：哥白尼通过文字资料了解阿拉伯的各种学说，而这些学说对他的“革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无论像辛格那样“可以认定欧洲拥有巨大的海陆军事优势”，还是像哈比布那样宣称“即便还没有对史料进行详细的研究，但是要否认（欧洲在其他领域的技术优势），则是愚蠢之举”，都是没有充分依据的。还是应该像古迪（199）和布劳特（1997）开始做的那样，更谨慎地考察有关亚洲人能力的资料，尤其在这两个领域。辛格撰写的技术史提到的欧洲人占有优势的另一个领域是煤铁业，哈比布和另外一些人还提到印刷业和纺织业。只要稍做研究就会发现，亚洲许多地方的技术要“先进”得多，而且在14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技术还在发展。在全球性竞争更激烈的陆军和海军技术方面尤其如此。而且，恰恰是对这两个领域的比较研究（Grant1996）驳斥了所谓的“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中还将从其他方面提出论证。另外，技术上的先进也体现在一些更具有“地方性”的领域，如水利工程和其他公共工程，铁器业和其他冶金业（包括兵器制造以及炼钢业），造纸和印刷术以及其他的诸如陶瓷业和纺织业的出口产业。
火炮
我上面之所以说“其他的”出口产业，是因为兵器业和造船业也是重要的出口产业。奥斯曼帝国、莫卧尔帝国和中国的明清帝国被称作“火药帝国”（McNeill1989）不是没有缘由的。它们发展了最新最好的武器和其他军事技术，当时世界上凡是能够使用这些武器而且负担得起这方面开支的统治集团，都竭力购买或仿造这些武器（Pacey1990；另参见本书第5章）。但是，齐波拉（1967）的（火炮与帆船）和麦克尼尔（1989）的《火药帝国的时代，1450年一1800年）却反复宣称，欧洲的火炮、尤其是装在船上的火炮始终要比其他民族的火炮先进得多。
但是，齐波拉和麦克尼尔也提供了某些相反的证据。他们两人都论述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技术和实力的发展。奥斯曼人（以及泰国人）擅于兵器制造，欧洲人和印度人都承认这一点，而且模仿、改造和复制奥斯曼的大型和小型兵器技术，以适应自己的环境和需求。麦克尼尔（1989：33）断言：“直到1600年前后，奥斯曼军队在技术上以及在其他军事效能方面一直处于领先行列。”齐波拉同样承认奥斯曼帝国在军事技术上的这种高水准。乔纳森·格兰特（1996）经过比较研究也肯定这一点。虽然这三位学者都指出，17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军事上变得虚弱（因此败于俄国），但是前两位学者还是强调，在18世纪后半期以前，欧洲军事技术的发展还不能开始改变亚洲任何地方以陆地为基础的力量格局。
在海上和沿海地区，欧洲人的坚船利炮确实具有某些军事技术上的优势，但是齐波拉和麦克尼尔也都承认，这种优势还不足以使欧洲人获得他们所向往的任何经济垄断地位。一位奥斯曼君主曾经说，1571年欧洲海军在勒班阳的胜利不过是烧焦了他的一点胡须。16世纪，葡萄牙人利用他们在霍尔木兹、果阿和澳门的基地而侵入阿拉伯海、印度洋和中国海，但这只是有限的和暂时的。17世纪，荷兰人的挺进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葡萄牙人，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他们也未能在亚洲海域取得垄断地位，甚至在“荷属”东南亚也未能如愿。
欧洲人的枪炮更没有对中国和日本造成重大的军事冲击，倒是在火炮技术方面有相反的传播。在欧洲中心论的神话里，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不会利用它。李约瑟（1981）已经把这种神话批驳得体无完肤。他历数了最迟自公元1000年起中国军队如何广泛地把火药用于发射器、燃烧器和喷火器。而且，中国人还发展和使用了50多种抛射火箭，其中有两级火箭，在第一级升空后再点燃第二级推进器。最初的火箭发射装置是固定的，后来则改进成活动的。而欧洲人在13世纪末以前还没有把火药用于军事上，他们只是在东地中海受到火器重创后才醒悟过来。再有，正如杰弗里·帕克描述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也迅速地采纳和改造外国先进的火炮技术：
火器、要塞、常备军和战船长期以来是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军事传统的组成部分。铜炮和铁炮在1300年前后向西传到欧洲，在此之前已经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但是……到1500年，西方制造的——由土耳其或欧洲铸工制造的——铜炮和铁炮比东方的火炮更有威力，也更灵活……它们大概最早是在16世纪20年代随着一支人数众多的奥斯曼使团而传到明代中国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第一次见到西式火器是在16世纪40年代后期，当时在福建一带活动的倭寇手中持有这种武器。……在1635年以前，中国北部边疆就采用了西方武器。
欧洲人的“优势”如果存在的话也仅限于海军火炮，而且当时也是暂时的。诚然，或许正如荷属东印度总督科恩在1614年指出的：“不经过战争就不能维持贸易，没有贸易就不能维持战争”（转引自Tracy1991：180）。但是科恩是荷兰人，他是想控制几个印度尼西亚的小岛，所遇到的阻力是比较小的。但是，即便在那些地方，荷兰人也与他们之前的葡萄牙人一样，从未能够对香料贸易实行经济垄断。如果说欧洲人在陆地军事技术方面真的有什么优势，那么这种军事技术没有、也不可能在亚洲任何地方有效地施展——除非它们被直接模仿和改造。曾经有人认为，欧洲人对亚洲的人侵之所以局限于少数沿海港口，原因之一是（与欧洲人在美洲以及后来在非洲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深入到内陆的军事能力。这或许道出了真相。但是，虽然特雷西（1991）及其主编的著作中的撰稿者，如帕克，竭力复兴这种“解释”，他们却对亚洲多数经济体所拥有的更强大的力量避而不谈。另外，正如今天核武器不可能被长期垄断一样，任何武器技术都会迅速地扩散到有钱购买的人手中。
造船业
在16世纪的欧洲，造船业当然属于“高技术”产业之列（Pacey1990：72）。但是，无可置疑的是，早在几个世纪之前，中国的船舶就更大、更好、数量更多，抵达的地方也更远。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5世纪初郑和几次率领通商舰队前往非洲。这些舰队的规模和船只之大，远远超过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船队（后者几乎晚了一个世纪，却仍需雇用一个阿拉伯领航员）。另一个例子是1274年元代中国进攻日本的舰队与1588年西班牙进攻英国的“无敌”舰队二者的差异。二者都是被天气而不是被防御者打败的，但是中国舰队拥有了2，000多艘船，而西班牙舰队只有132艘船。
后来，尤其在明代官方政策不再重视海域之后，欧洲的船舶业是否真的超过了中国的船舶业？欧洲人通常作出肯定的回答，但这种回答其实是大可怀疑的。李约瑟（196）在《中国科技史》第四卷中对航海活动作了考察，罗南（1986）对此作了概述。他们引述了一个欧洲人在1669年的说法：“中国的船只比已知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有的船只的总和还要多。这在许多欧洲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欧洲人还解释了他为什么确信这个事实（Ronan1986：89）。在李约瑟的详尽研究和罗南的概述中还引述了17世纪和18世纪许多航海家和船员的言论，这些人都对中国船舶的质量表示惊叹。另外，李约瑟和罗南还详细列举了中国的船舶技术、航海技术、推进技术、驾驶技术和设备技术。这些技术不亚于或优于其他各国，因此被其他各国所模仿或改造。这些技术方面的创新包括船身的形状、密封仓的分割、排水和作战灭火用的抽水机械。李约瑟总结说：
看来几乎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显然，中国的航海技术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的全部分析显示，欧洲的航海技术从东亚和东南亚航海民族的贡献中获益之多，很可能远远超过人们通常的想象。轻视（他们）的态度是过于草率了。（Ronan1986：210，272）
实际上，西班牙人甚至在菲律宾购买船只，而且在那里维修他们的船只，利用在他们抵达那里之前就有的技术和手艺。英国东印度公司也采用同样的做法，只是在程度上差一些。
史实表明，南亚的造船业同样如此。与中国和欧洲的造船业不同，印度造船业没有用铁钉来固定远洋船的甲板。如果这仅仅是因为铁相对短缺而昂贵的话，那就说明印度人在采用这项技术时过于节约，因为他们采纳了其他合适的外来技术（Sangwan1995：139）。他们采用的是纤维结和捻缝技术。由于这种种原因，印度造的船更结实耐用，当时的欧洲人就赞扬印度船的质量——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凯萨尔（1982：22）和桑万（199：140）援引的言论。另外，欧洲人购买了许多印度船，既是因为这些船更结实耐用，又是因为它们比欧洲船便宜，1619年时，一艘500吨的船大约能便宜1，000英镑（Qaisar1982：22）。
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在孟买经营自己的船坞（从苏拉特招募造船木工），在1736年以后在孟买和印度其他地方建造大船。葡萄牙人和后来的荷兰人早在英国人之前就这样做了；实际上，阿姆斯特丹为了保护自己的造船业而禁止荷兰人购买印度大船。印度的造船成本比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低30％到50％。另外，印度制造的船只更适合在印度洋水域航行，它们在印度洋的使用寿命是欧洲制造的船只的两倍或三倍（Barendse1997：chap．l）。在18世纪最后20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海军至少在印度订购了70艘船，在19世纪初的20年里订购了大约300艘船。当时就有人指出：
我们确实发现有许多原因资使我们在这个国家建造船舶。这里的木材、铁制品和木工都十分便宜。这里的活儿比英国做得更实在，各个部件做得更得当，它们与甲板一样只需要用绳索和白噩。
萨特帕尔·桑万（1995140）的结论是：“这个时期印度造的船与世界任何地方造的船相比，质量毫不逊色，甚至技高一等。”爱德蒙·戈斯也同声相应：“说他们建造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船只，并非言过其实”（转引自Barendse1997：chap．1）。它们一般不会装配火炮。然而，由于竞争的需要，装配火炮的船逐渐增多了。为了吓唬海盗，有些印度船只建造得很像是欧洲战舰（Bar。ndse1997：chap．1）。总之，正如佩西指出的：
因此，亚洲以高超的制造技术而著认。到18世纪初，印度的某些（造船）技术明显地优于欧洲同行。…，印度人和欧洲人相互学习的热忱简直令人瞠目。……欧洲人对印度和菲律宾造船业的依赖也是西方人剥削亚洲的知识和技能的一部份。
尽管哈比布对印度的技术水平在总体上持怀疑态度，他（1969：15—16）也承认，印度造船业曾经发生过“一次没有载入史册的革命”，在某些方面优于欧洲。但是，他依然断言，这并不能消除他所谓的落后差距。
毫无疑问，亚洲人也利用和改造欧洲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甚至利用欧洲技术人员。这反而证明，与其他领域一样，竞争性的航海业编技术进步与发展是世界性的，是由世界经济推动的。另外，“只要还有‘替代性的’或‘适用的’本地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满足印度人的需要，欧洲的同类技术就会被置于一旁”。
印刷术
印刷业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不仅是因为它是一项重要产业，而且因为它是传播知识、传播科学与技术的服务性产业，它还反映了文化的“理性程度”和社会的“开放程度”。因此，中国发明和使用活字版印刷术比其他地方早五百年，其意义也就非同小可了。彩印在中国始于1340年；五色彩印始于16世纪80年代，17世纪和18世纪在中国和日本广泛采用（流传之广肯定超过西方）。金属活字版印刷始于朝鲜，很快就传到其他地方，但是在很长时间里未能进入伊斯兰世界。正如布鲁克（1998）指出的，中国的印刷技术严格地说可能没有大的变化。但是，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印刷、发行和识字程度都得到大发展，肯定造成了比欧洲广泛得多的影响——甚至包括伪造纸币，直至明朝政府废止纸币的流通。
纺织业
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部门显然是纺织业。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世界经济中中国、波斯和孟加拉丝织业的优势地位以及印度棉织业的主宰地位。它们都是制造业中质高价廉的产业，比起军火业和造船业来，它们在世界上具有更大的竞争力。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纺织品生产也把农业、机器制造业、运输业。植物染料业、矿产化学工业以及金融业联系起来。为了生产和出售物美价廉的纺织品，就必须在这些产业中实行生产竞争与合作。印度则是其中的校校者。
另外，止步不前必然失败，必须通过不断地改进技术和降低成本才能保持自身的竞争力。至少在1400年到1800年这4个世纪里，印度保持了竞争优势。印度还输入新的技术，尤其是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输入印染技术以及熟练工人。莫卧尔时代的一部著作列出印染45种色调的77种不同的工艺。印度还与中国和波斯交流陶瓷业的新技术。英国人也向印度学习基本的印染技术。
奇怪的是，哈比布（196）虽然承认印度人并非从来就抵制技术变革，却仍然贬低印度的技术水平，甚至否认印度纺织业的技术进步。维甲亚·拉马斯瓦米（1980）考察了有关哈比布提到的一些纺织技术的资料后指出，印度采纳这些技术的时间比哈比布设想的要早得多。拉马斯瓦米的结论是：
至少在（印度）纺织业领域，把技术的发展说成是突然的迸发，说成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成是16世纪从欧洲引进的，实在是大错特错。印度的工业不仅有技能专业化和劳动成本低廉的优点，而且正如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地阐述过的，当地的纺织技术也在逐渐地发展，并且融进了某些引进的技术。
毫无疑问，在纺织业这项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产业里，世界任何地方提供给消费者的选择以及对生产技术的选择都要参照其他地方的情况加以决定和改变。我们在第6章将对英国工业革命、尤其是纺织业的动力作更深入的考察。
这里我们仅需引用佩西在这方面的论述（他则引用了布罗代尔的论述）：
印度的纺织业有充足的劳动力，工资又很低廉。因此几乎没有任何促使印度商人实行生产机械化的刺激。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这种刺激“迂回地起作用”。英国为了在价格和质量上与印度花布竞争而发明了新机器，另外还引进了印染技术。……由于在英国有了许多新的应用方式，在印度、伊朗和土耳其使用了多少世纪的技术在英国得到迅速的扩展。（Pacey1990：121，120）
我们在第6章讨论英国工业革命背后的世界经济竞争时将会再回到布罗代尔的论点。我们将会看到，与今天东亚各个新工业化经济体一样，英国是借助保护主义和其他对国内棉纺织业的刺激，通过实行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而开始工业化的。然后英国推行面向世界市场的“出口拉动”。到1800年，英国生产的棉布有4／7出口；出口的棉布占英国总出口的1／4，到1850年占总出口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