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到西班牙白银。从美洲运到西班牙的白银的准确数量一直是有争议的。加西亚一巴盖罗·冈萨雷斯（1994：119）重新对此作了考察，而且考虑到没有记载的白银走私。他得出的结论是，在17世纪前半期，美洲和西班牙之间的货运吨数下降了1／3，白银进口量下降了2／3。这种下降在1640前后加剧了。
实际上，葡萄牙在1640年摆脱西班牙的统治也是因西班牙跨大西洋的白银运输量下降而引发的，这一年加泰罗尼亚的造反也可能肇始于此。（一位考古学朋友在巴塞罗那郊区卡斯特尔德费尔斯发掘出一个外国钱币地窖，是它的主人在1640年到1643年间埋藏的，显然是为了躲避当时的动乱。）与中国明朝政府和英国政府一样，西班牙政府也遇到金融困难，无法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它的岁入之所以下降，首先是因为白银产量太多而导致白银贬值，接着在17世纪30年代因美洲银矿缩减生产和输出而导致白银短缺（Flynn1982）。当马德里的宗主权受到西边的葡萄牙人和东边的加泰隆人的威胁时，马德里优先考虑的是得到法国支持的加泰隆人的挑战，因而牺牲了在葡萄牙的统治地位。西班牙史的权威J．H．埃利奥特在那篇论“西班牙的衰落”的著名文章中认为，西班牙的衰落是“从1640年底开始的，当时西班牙及其国际势力明显地走向瓦解”。
葡萄牙对果阿的“印度贸易”也是在1640年达到“顶点”，并由此开始了一段“沉闷”时期（Ames1991：17，23）。另外，葡萄牙在1642年签定了它的第一个商务条约。这是1703年梅休因条约的三个先例中的第一例（另外两个是1654年和1667年签定的条约），梅休因条约使葡萄牙在付出一些代价的情况下获得了它所希望的英国保护。1640年以后，葡萄牙迫使荷兰资本退出在葡属巴西的蔗糖种植园，荷兰人只得转移到莫属巴巴多斯，把那里变成蔗糖种植园（Harlow1926，Frank1978a，b）。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亚洲的出口（主要是白银）也相对减少（RichandWilson1967：309）。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在地球另一边发生的这些事件损害了葡萄牙商人与马尼拉的西班牙跨太平洋运来的白银来源的关系，从而也对中国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各种变化很可能先是支持了西班牙的兴起，然后又促成了它的衰落。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5，b）反复强调：“西班牙帝国的兴起与衰落最好是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背景来考察。”其理由在于，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不断扩大，先是抬高了白银的价格，从而增加了西班牙的财富，但是后来由于白银供大于求，迫使白银价格压低到西班牙人的生产成本的水平，甚至低于成本。西班牙王权遭到沉重的打击，原因在于，运到西班牙的美洲白银越来越多，导致银价下跌，国王政府财政收入的购买力下降了。与同一时期的明朝政府一样，西班牙政府为了遏制财政收入的恶化而加强对民间经济的压榨。民间经济因此遭到几重损害：捐税越来越重，自身收入越来越少，白银生产和流通的缩减——日益跌落的白银市场价格再也不能弥补其日益增加的生产成本。这些市场力量在1640年前后造成白银生产的突然萎缩，动摇了西班牙经济的整个基础。
总之，在“17世纪危机”期间，亚洲长期持续的“A’阶段扩张被40年代发展到顶峰的世界通货危机所打断。大规模的白银生产导致白银相对于黄金的比价下跌。白银价格的下跌和技白银计算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利润率的急剧下降，从而导致了拉美。中欧、波斯和日本等出口产地的白银生产衰退。实际上，虽然日本在前一阶段因大量出口白银而出现经济景气，但日本最终为了对付这种危机而严格禁止白银（合法）出口。日本回应这一危机所采取的著名的“锁国”政策也可以用这种世界体系背景来解释，即用这种全面贸易赤字的经济地位来解释。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种锁国政策并没有终止了贸易活动，而是调整了贸易活动——解决对外的贸易逆差，调整国内的各种利益。
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之所以经受住这场金融一经济风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们仍然拥有白银的来源和供给，而对于不幸的明朝来说，这种来源和供给萎缩得太厉害了。但是，由于日本的锁国政策、葡萄牙反对西班牙的斗争、荷兰公司与英国公司的角逐、清朝征讨南明的战争等等政治事件，东亚的某些贸易也出现了严重的中断。而这些政治事件也可以根据这个银本位世界因白银短缺造成的通货危机来解释。具体地说，对白银短缺造成的这种通货危机给予更多的关注或许能够从长远的角度帮助解释日本的“政治”决策，即闭关自守，仅向荷兰人开放一个门户，因为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不同）给日本提供了出口其他商品（不仅是白银）的可能性。实际上，中国部分地退出海上贸易的原因也应该根据类似的金融背景来重新进行分析。但是，当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很快恢复时，一个经过改组的世界经济就摆脱了17世纪中期的“小危机”。总体上看，正如在前面看到的，还有许多关于17世纪经济增长的证据。
目前的讨论肇始于阿谢德（197）的建议：应该把中国的危机和1644年明朝的崩溃与白银短缺联系起来考察。但是无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它都不能支持声称中国也有一场“普遍的”危机的说法。中国的危机肯定不同于阿谢德（1973：272）所说的“1590年到1680年欧洲经济的长期萎缩”，更不是由后者引起的。因此，尽管阿谢德首先提出中国和欧洲都对同样的世界范围的力量作出反应的论点很值得称赞，但是我们不能赞同他的结论：中国和欧洲在17世纪“分道扬镖”（Adshead1973：278ff）。他不仅主张，有一个普遍的“17世纪危机”，而且还认为，中国和欧洲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是靠老办法而得以恢复，欧洲则是通过变革原有的制度结构而摆脱了危机。但是，正如我们在第2．3、4章看到的，中国的制度结构也适应和促进、至少是不阻碍18世纪的经济增长。由于阿谢德坚持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这不仅误导了他对世界通货危机的分析，使他贬低他也承认的中国经济在18世纪的恢复和增长，而且还使他重复那种老调：欧洲的经济增长毕竟主要源于欧洲某些“独特的’喇度。他认为，这些制度是欧洲在回应“17世纪危机”时形成的——中国没有！这就再次把欧洲的果实说成先于亚洲和世界经济的树干。我们更不能接受的是阿谢德得出这种结论的推理过程：“塞维利亚是世界范围货币体系的中心，这个体系的崩溃促成了17世纪远方的亚洲革命。…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欧洲的危机实际上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反响。”（Adshead1973：272）错了，塞维利亚不是任何世界体系的中心。尽管白银从它那里出出进进，但依然处于边缘的欧洲不可能产生这种世界范围的深远反响。无论金钱可能产生什么回响（而且我们认为它确实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反响），但是任何欧洲中心论的眼光都会阻碍和误导对这些世界范围反响的分析和解释！
这正是以往大多数人对这一时期进行分析时的重大局限，因为这些分析（包括我自己的分析在内）完全是以欧洲为中。乙。有些分析（包括我的分析，见Frank1978a）试图用以五六十年为一个周期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及其长达二三十年的危机论来分析17世纪。但是，康德拉捷夭周期完全是建立在欧洲经济。至多是大西洋经济的基础上。正如前面指出的，我发现，在这个时期，例如印度和拉丁美洲（更不用说尼德兰了）正处于一个明显的经济扩张时期。这种情况被解释（或者说被错误地解释）为，当中心或核心地区的猫走开或忙于应付自身的康德拉捷夫周期性危机时，依附地区的老鼠就玩得更痛快。我的《低度发展的发展》（Frank1966）一文和《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低度发展》（Frank1967）一书就是这样解释的。然而，我现在的观点与当年不同，而且也与沃勒斯坦至今坚持的观点不同。我认为，欧洲和（或）大西洋经济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或核心，这至少部分地否定了以前的分析。当然，即使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不存在普遍性的“（整个）17世纪的危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而且最好是把17世纪中期这个时期理解为一种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的“B”阶段危机的体现，而且这种危机也采取了通货危机的形式。
（4）康德拉捷夫分析
在我以前论述从1492年到1789年这段时期的那部著作中，虽然我当时是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我已经试图从17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开始确定康德拉捷夫周期（Frank1978a）。从那时起，沃勒斯坦也逐渐地从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角度来论述他所谓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兴起和发展。他在第一卷（1974）起步时还有些犹豫不定，从1450－1640年普遍扩张的“延长的16世纪”的角度来描述欧洲的世界经济的起源。在第二卷（1980）分析1600年到1750年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巩固”时期和第三卷（1989）分析1730年到1840年“第H个大扩张时代”时，他越来越多地运用比较短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乔舒亚·戈德斯坦（198）也是用康德拉捷夫“长”周期来研究重大战争的发生时间。他的研究利用了布罗代尔（1992）和我（1978a）对前几个世纪的研究成果，追溯到16世纪。
更近的情况是，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把世界范围的康德拉捷夫分析推至更远的时间，试图从公元930年开始确定大约50年一循环的周期。这就使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成为第19个康德拉捷夫周期，而不是第5个周期（康德拉捷夫的大多数追随者的看法），也不是大约第11或第12个周期（Fran1978a，Goldstein1988）。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在930年到1250年的宋代中国发现了连续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但是从那以后（我认为这正是他们的研究的主要局限所在），他们认为，康德拉捷夫波动的技术创新动力和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西欧。在他们看来，推动他们所谓的19次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技术创新”的发源地是从1190年以后的第5个康德拉捷夫周期开始从中国转移到欧洲：“继家代中国之后，变革的领导权转移到热那亚和威尼斯，然后又向西转移到葡萄牙，最后转移到全球体系的主导国家”（ModelskandThompson1996；原未刊稿1994：225，表7．2，8．3）。
但是，根据前面所展示的许多证据，世界经济及其领导中心（如果有这种领导中心的话）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都始终在亚洲。这种明显的矛盾至少可以通过考察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所确认的技术创新部门来解决。最初的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是从印刷术和造纸术开始的，这些技术创新都发生在中国。从他们所谓的始于1190年的第5个康德拉捷夫周期起，技术创新都发生在欧洲。但是，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欧洲的技术创新的实际情况：始于1190年的第5次康德拉捷夫周期的创新是香料市场。然后直到第12个康德拉捷夫周期结束的16世纪80年代为止，技术创新先后是黑海贸易、威尼斯大帆船舰队、胡椒、几内亚黄金、印度香料、波罗的海一大西洋贸易。在17世纪，第13和第1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的中心分别是“美洲一亚洲贸易（种植园）和美洲一亚洲贸易”。最后，只是在1740年以后才轮到棉花和铁（但是似乎早了点，因为英国的棉纺织技术发明是从18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19世纪的创新是蒸汽利用、铁路以及钢、化学和电气。20世纪的创新是汽车、宇航、电子技术以及信息产业。
不管怎么样，从第6个康德拉捷夫周期（125年）到第1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1688—1740年），除了两个例外，其他所有创新都与亚洲贸易有关：黑海贸易、“威尼斯”大帆船、胡椒、香料，尤其是“亚洲贸易”。两个例外是几内亚的黄金（也是用于支持亚洲贸易的）和波罗的海一大西洋贸易。另外，在始于1740年（虽然太早了点）的第匕个康德拉捷夫周期之前，这些创新没有一项发生在工业和制造业部门。看来，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在辨认世界经济的欧洲“中心’发生的“创新”时也不免犯“张冠李戴”的错误。因为这些创新不过是欧洲人争取从亚洲的真正经济活动中心谋取好处的漫长努力的反映。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原未刊稿1994：217）承认，从第5个到第9个康德拉捷夫周期，“在另外两三个世纪里，直到哥伦布时代在内……中国市场仍然是世界贸易的磁石”。
在正式的文本（1996）中，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讲得更明确——但也更自相矛盾：
从七世纪末开始的历次康德拉捷夫波动之间的共同点是那种努力发现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路线的尝试。…冲世纪欧洲乃是一个从英国到中国的更大的经济体系中的区域性亚体系。……但是，我们认为，（从第5个到第8个）这4个康德拉捷夫波动是以意大利城邦（尤其是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贸易活动为中心的，从而维持了从宋代中国的最初冲动到欧洲各国在全球大扩张之间的康德拉捷夫波动链条的连续性。……但是，经过这些地点的转移，欧洲亚体系的主导贸易部门的最终焦点是调整亚洲高价值商品向欧洲的流动。
说得不错，但是他们至少把中国和亚洲其他磁石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时间减少了三个世纪，而且否定了它们后来依然保持的对欧洲的吸引力。他们自己也指出：“葡萄牙通往印度的路线乃是嫁接在传统的远程贸易网络上”，“因为亚洲贸易是整个荷兰网络的关键部分”，而且长期以来也是整个欧洲贸易网络的关键部分（ModelskiandThompson1996；原未刊稿1994：154，113）。也许就像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原末刊稿1994：97）所说的那样：“世界强国在其处于学习阶段时就造成了大多数的根本性经济创新。’就此而言，欧洲人在学习上是很吃力的，因为，至少在欧洲人抵达亚洲后的三个世纪里，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强国还是在亚洲！因此，既然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提出“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波动的关键是“主导部门”和“创新”的情况，那么更多地看看亚洲在这些‘主导部门”和“创新”中的情况，可能会对人们有所裨益。说到底，正如第4章已经论证的，所谓的18世纪末之前欧洲技术的“领先地位”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中心论的神话的产物。
梅茨勒（Metzler1994）也扩展了对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横向空间搜索。他认为，日本，更明显的是中国都经历了50年一循环的康德拉捷夫波动，其时间至少与以欧洲和美洲为基础的“典型的”康德拉捷夫波动一致。他提示，它们可能有一种体系上的联系，或者用弗莱彻的术语说，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有横向联系。这种提示足以促使人们进行远比现在更深入的研究。根据我们前面对17世纪叩年代的通货危机和可能存在的康德拉捷夫危机的论证，尤其能肯定这一点。对其他陷入通货、经济和政治困境的时期，例如1688－1690年（这个时期的困境可能促成了印度西海岸的苏拉特和东海岸的默苏利柏德姆的衰落）以及1720年以后这两段时期，都可以从康德拉捷夫周期和通货角度来进行类似的研究。
（5）1762－1790年康德拉捷夫“B”阶段：危机和衰退
1762一1790年是另一个可以从康德拉捷夫周期来分析的下降的“B”阶段。在这个时期，法国、尼德兰、圣多米尼克一海地、英属北美殖民地（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印度以及其他地方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剧变，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也发端于此时。我（1978a）和沃勒斯坦（198）曾经从欧洲和大西洋的“世界”经济的角度对这个时期作过分析，这里再把它放在另外一种世界经济的脉络中重新加以考察。
虽然我在1978年进行分析时，对传统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起点仅追溯到1790年，但是我认为，这种周期早就开始了。我把1762－1790年作为康德拉捷夫周期的“B”下降阶段并进行了考察（1978旬。近年来，我（199，1995）把自己原来对这个时期所作的研究与布罗代尔（1992）的研究作了比较。布罗代尔一方面宣称：“（欧洲的）世界一经济是最大限度的共振平面。……这种世界一经济千方百计地在一个广大的范围造成统一的价格，就像动脉系统把血液分配到整个肌体一样”（Braude1992：83）；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一经济的影响应该很快就超出任何被认为是最大限度的界限”，由此他陷入困惑：‘真正令人惊异的是，欧洲局势的韵律超越了它们本身的世界一经济的严格界限”。
当然，我们是在探讨一个世界经济里的世界经济周期。关于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一经济”（带连字符的）与吉尔斯和我的“世界经济”（不带连字符的）之间的区别，请参见我（199）以及我和吉尔斯（1993）的著作（其中也收录了沃勒斯坦的一篇答复）。布罗代尔的著作中就提供了有关的证据，虽然他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布罗代尔（1992：76）复制了一幅关于1742－1785年俄国出口贸易及其贸易收支的逐年波动曲线图。他指出：“可能由于购买军火造成的结果，在1772年和1782年出现两次短暂的（贸易）盈余下降”（Braudel1992：463），但是他没有作出任何评论。实际上，这幅曲线图还显示，在1762－1763年有一次大幅下降，而且这三次下降都与俄国出口大幅下降曲线一致，不一定都与进口军火相关。
不过，这三次短暂下降期也都发生在三次世界经济衰退的年份。布罗代尔是在另外论述阿姆斯特丹情况的一章（199：267－273）对这三次世界经济衰退作了一些讨论。但是他没有把世界经济衰退与俄国同时发生的上述情况联系起来。布罗代尔在另外一章复制了一幅1745－1776年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贸易收支曲线图。图中显示，同样在1760－1763年和1772－1773年，英国的进口大幅下降，出口也有下降（这幅曲线图没有延伸到80年代）。而布罗代尔既没有寻找这两个曲线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寻找其中任何一条曲线（更不用说两条曲线）与它们所体现的世界经济衰退之间的联系。从他对这些经济衰退的评论看，他的这种遗漏就显得更奇怪了。关于第一次经济衰退，他写道：“由于通货短缺，危机蔓延开来，造成大量的破产；危机不仅出现在阿姆斯特丹，而且蔓延到柏林、汉堡、阿尔托纳、不莱梅、莱比锡、斯德哥尔摩，在伦敦也造成了严重后果。”（Braudel1992：269）谈到第二次衰退，布罗代尔指出，1771－1772年欧洲各地农业普遍严重歉收，挪威和德国出现饥荒。他还指出：
这次严重的危机很可能因同样发生在1771—1772年的印度大饥荒的后果而变得更加严重，使东印度公司的运转陷入混乱。那么，这次严重的危机的原因何在？毫无疑问，上述各种因素都起了作用，但是信用危机周期性发作不是一个实际原因吗？……当时的人们总是把这种危机与某些重大破产事件联系起来。（Braudel1992：268）最后，在论述北美殖民地的一章里，布罗代尔谈到：
1774年12月16日的波士顿茶会，当时一些反抗者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停靠在波士顿港口的3艘东印度公司货船，把船上的货物扔到大海里。这个事件虽小，却标志着殖民地——未来的合众国——与英国决裂的开球
然而，布罗代尔还是没有把发生在同一些年份的美洲事件与他所分析的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联系起来。一个对“格局”特别敏感的世界史学者为什么会是这样，甚至根本不去寻找其中的联系？沃勒斯坦（1979；198，228）至少还提到“七年战争”后在1763年出现了一次“战后衰退”，而且还大段论述了在经历了与美国革命相关的战争后于18世纪80年代出现的“战后贸易萧条”。但是，沃勒斯坦也没有提到在这二者之间于于18世纪对年代发生的衰退，而正是这一次衰退引发了美国革命。
然而，如果我们按照弗莱彻的建议去分析，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这些事件和其他一些事件都通过一系列世界经济／体系的商业循环而相互联系，都处于我在20年前所考察过的那一个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危机阶段（Frank1978a）。概括地说，1763年结束“七年战争”的巴黎和约就是在始于1761年的衰退和长期下降趋势的影响下签定的。从1764年起，美国的食糖条例。驻营条例、印花税条例和汤森条例也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布的，这些法令和条例引起北美殖民地的极大不满；更严重的措施是禁止发行债券和纸币，从而使殖民地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债务人的困境变得更加严峻。但是，北美殖民地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尤其是同期性的复苏继之而来——直到1773年开始了又一轮的衰退。另外，豆770一1771年孟加拉大饥荒也使英国东印度公司找到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它请求国会给它以救济，结果获得1773年的茶叶条例，授权它向美洲市场倾销茶叶。北美人则用布罗代尔提到的“茶会”方式把这些茶叶倾倒进大海。英国在1774年用魁北克法案和不可容忍法令进行报复，从而使经济冲突迅速演化为政治压迫。这反而激发了北美人民对1775年4月19日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响彻世界的枪声”与1776年《独立宣言》的支持。
18世纪80年代的衰退造成了英国和俄国贸易收支的变化——布罗代尔指出了这种变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错误的诊断。这场衰退甚至在法国和新建立的美国产生了更重要的反响：点燃了1789年的法国革命和导致了美国的新宪法。在邦联制的美国，18世纪80年代初的衰退以及广85一1786年更严重的经济滑坡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政治运动，例如1786年的谢司起义；两次经济危机激发了人们对联邦主义者的支持和对邦联条例的否定。由此才使1787年美国宪法取代了邦联条例（Frank1978a：206－208）。在大西洋的另一端，这场衰退致使尼德兰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巴达维亚革命——这场革命“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其实这是欧洲大陆的第一场革命，是法国革命的先声”（Braudel1992：275）。这场衰退也引发了法国革命（Frank1978a）。
另外，18世纪最后30多年也是印度“衰落”加速时期。60年代在奥斯曼经济中也出现急剧下降的曲线，看来与大西洋各地经济的康德拉捷夫危机阶段有联系；中国的经济也在这段时间开始衰落。我们将在第6章对这些情况作详细的考察。
（6）一种更广阔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
弗莱彻（1985）建议，我们“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如果我们遵循这种建议去做，就会发现，世界历史上的所有横向同时发生的事件都不是如乔杜里所猜想的那种巧合，而是如弗莱彻所提示的，是一种“整合的横向历史”中的“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弗雷德里克·特加特（Teggart1939）早在（罗马和中国：历史事件相关联系研究》中就提出了这种研究方法并付诸实践。他的这部著作显示，研究整合的世界历史是可行的（而且，特加特、吉尔斯和我都认为是必要的），不仅对于近现代史，而且对于古代史、甚至史前史都是可行的。例如，吉尔斯和我（199；1993）就考察了从公元1700年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非洲一欧亚范围的长周期，我在〈精铜时代的世界体系周期》一文中还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
这种更长远的历史视角也使我们能够对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比较。这些比较使我们有可能确定横向整合历史的各种可能的模式。这些模式可能反映出体系的“特征”，如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的和部分之间的不平等的结构、时间上不平衡的进程与发展。沃勒斯坦（1974）和我（1978a，b）以及其他一些人阐释了过去五百年间“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特征，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则阐释了其“政治”特征。吉尔斯和我把对这些外表特征相同的研究扩展为对“五千年世界经济体系”的研究（1993），英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3）以及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则作了更深入的探讨。
上述研究的一个焦点是体系中导致“世界体系中的霸权转移’（吉尔斯的说法）的那些结构方面的和时间方面的——可能是周期性的——特征。吉尔斯和我（1992，1993）不是单纯从蒙古历史的角度，而是从横向整合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人在13世纪的兴衰对于世界体系的意义。从这种比较的视角看，如果按照艾伯特，伯格森的建议（私人通信1996），用蒙古人的命运来类比“西方的兴起”，或许能够给人以启示。
从结构角度看，蒙古人与欧洲人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是处于（半）边缘或（半助腆地区，都向往并且侵入到“核心”地区与“核心”经济体——后者主要是东亚，其次是西亚。实际上，中国是引力的中心，也是这两个被蔡斯一邓息和霍尔（1977）称作“边疆国家”所觊觎的首要目标。中国也往往是世界体系范围创新的发源地。蒙古人不仅先后侵犯中国和西亚，而且先后在中国和西亚建立了元朝和其他蒙古人国家。吸引欧洲人的磁石也始终是中国。这是哥伦布和麦哲伦向西跨越大西洋所要抵达的目标。他们的后继者在多少世代里沉溺于开辟从北大西洋和加拿大北部抵达中国的“西北通道”的梦想（直到核潜艇与原子能破冰船出现，这条通道才“打开”），同时还沉溺于从欧洲经北冰洋到中国的东北通道的梦想。欧洲人最终设法在中国海的某些通商口岸撬开了一个半殖民地的“门户”，并在沿路的西亚和南亚的许多地方建立了殖民统治。与先前的蒙古人一样，欧洲人也连带地侵犯日本和东南亚。蒙古人的海上进攻声势浩大，但没有成功。欧洲人的海上入侵规模甚小，却更为成功（虽然在日本仅仅触动了边缘）。
从吉尔斯和我对世界体系范围的长时段周期的角度看，值得重视的是，蒙古人和欧洲人都是在亚洲这些原来的经济“核心’处于长期的经济衰落的“B”阶段时从边缘侵入东亚和西亚，并取得（相对和暂时的）成功。吉尔斯和我（199，1993）认为，蒙古人入侵最初取得的成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东亚和西亚被侵略地区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恶化，这些地区的经济早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就呈现衰落景象——例如巴格达在1258年被蒙古人攻占之前的情况（Frank1992）。
此外，吉尔斯和我（1992）认为，蒙古人的“太平盛世”虽然改善了贸易环境，但毕竟是“昙花一现”。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基本的恶劣经济条件使蒙古人的庞大帝国不可能持久存在，而最终变成地区性碎片。有人认为，蒙古人因部族内江而在政治上虚弱无力，使他们不可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我们认为，那种经济条件比贸易保障或所谓蒙古人在政治上的虚弱无力更重要（顺带说，蒙古人从来也没有想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迄今为止，在亚洲处于又一个下降的“B”阶段时，欧洲和西方的冒险和入侵活动要成功得多，这应归因于它们（同时在世界范围）进入工业化的新经济阶段，但是它们也很快呈现出地区特征。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论述的，这种工业化的创新对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周期的意义要么没有得到全面的估量，要么被人们错误地理解了。此外，从长远的历史视角看——从1800年算起到现在毕竟不到两个世纪——关于这种西方的“创新”活动及其世界经济后果的最终证据还没有水落石出！
总之，尽管历史拼图中的每一片看上去都可能绚丽多彩，但是只有把它们放在整合的宏观历史中的适当位置，才能更充分地鉴赏它们。正如弗莱彻指出的，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各个社会或事件的‘借殊性。的含义。如果我们想理解为什么东方‘衰落”和西方‘兴起”，就必须这样做。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下一章就是“做”的一个初步尝试。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把“西方的兴起”与蒙古人的兴起加以比较是否有所裨益，“西方的兴起”也必须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考察。这种比较确实提示我们，一个原先的边缘地区能够利用亚洲“核心’的政治经济衰落的（暂时的？）时机而再次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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