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
从马克思和韦伯那里能够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历史对于理解社会的重要性。虽然他们确实关注如何把握一般性和普遍性，但是他们也关注特殊时期的具体环境，以及各种不同地区的相似性和差异。他们明确地承认，要对社会事实作出充分的解释，就必须对事实是如何发生的历史作出说明；他们承认，比较历史分析对于研究稳定和变迁是必不可少的。简言之，这两位杰出的思想家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历史社会学的设计师；因为他们两人都赞成一种开放的、以历史为基础的理论和方法。
埃尔文·蔡特林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中，对普遍性的期待，无论是多么真诚的追求，从来没有像这样被满足过。……社会科学是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形成的，因此毫不奇怪，它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当时的欧洲世界觉得自己是文化上的胜利者。……
任何一种普遍主义都会激起反响，而这些反响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占支配地位的普遍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检查我们的理论前提，看看是否隐藏着未经证实的先验假设，乃是当今社会科学首先考虑的一件事。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1．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对象
我的论点是，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大家都必须生活在这同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必须容忍和能够欣赏统一性里的多样性。当然，我说的是容忍和欣赏民族、性别、文化、趣味、政治和肤色或“种族”的多样性。我不赞成不去进行斗争而认可性别、财富。收入和权力的不平等。因此，如果有一种世界视野能揭露当今在某些圈子里重新流行的所谓“种族清洗”和“文明的冲突”在主观上的不道德和客观上的荒谬，那么我们大家都能从中受益。本书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
布罗代尔是欧洲史专家，也是罕见的世界史专家。他指出：“欧洲最先创造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利用他们”来促进欧洲人在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利益。这句话在几个重要方面是令人惊讶的。首先，撰写历史著作不是欧洲人发明的，甚至也不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发明的。中国人、波斯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人早就撰写历史了。其次，希罗多德本人就坚持说，“欧洲”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因为它只是欧亚的一部分，而欧亚内部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或许布罗代尔的脑子里想到的是在希罗多德之后很晚近的一代历史学家。但是，即便是这些发明了欧洲中心历史的历史学家，也远远晚于伊本·巴图塔（比nBatuta），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拉什丁（Rashidal．Din）等这些名声显赫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编年史家和世界旅游家。他们早就撰写了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而且很少带有阿拉伯中心论或伊斯兰中心论的色彩。
的确，欧洲人似乎发明了地理学，因为虽然‘欺亚”这个概念的发明者处于这片大陆的边远半岛，但是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命名。在马歇尔·霍奇森于1968年过早地去世之前，他谴责了按照墨卡托投影绘制的地图，因为这些地图把小小的不列颠画得几乎与印度一样大（Hodgson1993）；布劳特（1993）也揭露了“历史的边界”的地图绘制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马丁·刘易斯（MartinLewis）和卡伦·威根（KarenWigen）（1997）则发表了《大陆的神话》。一个例子是，欧洲人不顾实际地理状况，坚持把他们的半岛说成是“大陆”，而人数众多的印度人则只占有一个“次大陆”，中国人至多占有一个“国度”（country）。实际上相应的地理和历史单位是“非洲一欧亚”（Afro－Eurasia）大陆。但是这个单位更准确地说应该像阿诺德·汤因比所建议的那样称作“非亚”大陆（Afrasia）——世界历史学会前主席罗斯·邓恩（RossDunn）最近再次提出这种建议。甚至这种构词也还不能反映出这两个大陆的地理幅员、人口密度以及历史重要性。当然，欧洲在这几个方面都望尘莫及。
诚然，后来的历史学家全神贯注于他们自己的欧洲肚脐眼儿。但是，这可以用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来解释，甚至开脱。总之，历史学家之所以撰写“民族的”历史，是因为受到这么强大的影响，从而反过来从意识形态上支持欧洲和美洲的“民族主义”，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然而，这些历史学家超出了他们自己“民族”的范围，竟然宣称“欧洲”或“西方”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肚脐眼儿”或“中心’（也就是心脏与灵魂）。如果说他们对别人有什么赞扬，那也不过是很勉强地在“历史”方面，而且这种“历史’欺像东方快车，行进在仅有的向西铺设的轨道上，穿越时间隧道，从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开到古典的希腊和罗马，再经过中世纪（西方）欧洲，开到现代。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有时受到有礼貌的接待，但更多遇到的是不太礼貌的接待。除了周期性地出现在中亚并肿‘文明的”定居民族发动战争的“野蛮的”游牧民族外，其他民族，如非洲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和中亚人则根本不被提及，似乎他们对历史没有贡献，甚至没有参与历史。在数不胜数的例子中，我这里只引述其中的一部著作的前言：“《西方的基础》是关于西方从古代近东肇始到17世纪中期的世界的一项历史研究”。
近现代历史，包括早期和晚期近现代历史，是由欧洲人制造出来的，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正如历史学家所“知道”的，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这就是欧洲历史学家的“知识”，而正是他们“发明”了历史学，然后又充分利用了它。人们甚至丝毫没有想到，也许还有另一条相反的道路，也许是世界创造了欧洲。而这正是本书想加以证明的，至少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
本书给自己设定了一系列的任务。它们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说它们十分宏大，是因为我要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断’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我在主观上设定的有限目标甚至更为自负：我仅限于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我希望读者对此感到满意。我们大家（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里。现在我们只是对这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的结构、功能、运动和转变提出初步的（但以后会更深入、广泛的）总体分析和理论。本书希望能够为此提供一个基础。
本书的局限性很可能超出了我的预想，甚至会妨碍我达到这种有限的目标。但是，即便是对于重新检视近代早期全球世界经济及其结构特征，进而考察它们是如何冲击其部门性和区域性组成部分的这样一种尝试来说，这也已经无碍大局了。对于这个世界经济及其各部分的大部分历史发展所作的说明会比应该得到的说明要简短得多。本书与其说是尝试写一部这一时期的世界史或经济史，不知说是尝试着提供一个关于近代早期经济史的全球视野。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
我的主旨是想证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我们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
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是，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本书还试图从世界经济的角度解释“西方”是如何达到这一步——因而，为什么它可能很快会再失去这种地位。
另外一个推论是，近代早期的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既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重要，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先进。即使把它的大西洋外围地区都考虑在内，也是如此。当时的欧洲绝不是任何世界范围的经济体或体系的“中心”或“核心”。布罗代尔（1992）、沃勒斯坦（1974）以及其他人，包括弗兰克等所谓的以欧洲为“核心’的那种“世界经济和体系”本身实际上是很次要的，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真正的世界经济整体的一个边缘部分。我们还将看到，欧洲拥有的加入这个世界经济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是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如果说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
但是，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或体系中寻找所谓的“霸权”，乃是绿水求鱼。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上述国家无一例外。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而且中国的明一清帝国、印度的莫卧尔帝国、甚至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具有的政治分量乃至军事分量，比欧洲任何部分和欧洲整体都要大得多。这个看法也涉及到当代和未来的世界发展问题。东亚最近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周围世界的极大关注，但也使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不知道该如何把所看到的发展情况纳入西方的世界图式。只要想一想把日本说成是“西方”的一部分，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把日本人称作“尊贵的白人”等等是多么荒谬，这个问题也就很清楚了。除了日本之外，人们的注意力尤其转移到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四小虎”或“四小龙”身上。但是，现在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东南亚的其他小龙和正在地平线上赫然出现的中国巨龙身上。新闻界甚至认为：
中国正以宏大的气势以及微妙的和粗笨的方式……使整个亚洲感受到它自18世纪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分量。……
这条龙已经躁动了，这就改变了亚洲各国政府从有关区域贸易模式到制造业的种种问题的决策……这也证明从日本、韩国到东南亚一带的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变化。1996年3月18日华盛顿《国际先驱论坛报》）
为了更深入地说明这个问题与我们的讨论的关系，我们可以引用这家报纸连续两天的评论。我们在《美国必须学会尊重亚洲人的处事方式》这一标题下看到：
西方人习惯于教训亚洲人如何行事。这种情况现在快要结束了。亚洲国家正在变得强大起来，足以建立和维护他们的自主机……如果还想用西方方式来改造亚洲国家，那是不太可能成功的，而且还会引起亚洲人与西方的再一次冲突。……西方人需要承认亚洲人的平等地位，承认他们按自己方式行事的权利……并且肯定“亚洲人’价值观的合理性。
过了一天，同一家报纸在《争议的焦点是国际体系的性质》的标题下报道说：
与中国的冲突是一切关于国际体系及其政治、金融和贸易机构的性质的争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中国在咄咄逼人地推动着形成另外一种对北京的目标更有利的国际体系。这明显地体现在中国争取修改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入规则的努力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希尔·盖茨认为，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中国成功地抵制了“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的压力…。而且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顶住了西方帝国主义改造世界的潮流”。还有些人则用“儒教”“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的魔法”等等来“解释”这次亚洲的苏醒。可惜，当代东亚的经验似乎不能很合适地纳入任何公认的西方理论模式或意识形态图式。相反，东亚发生的情况似乎违背了所有的西方准则——这些准则规定了“应该”如何行事，实际上是要求重复“我们”走过的“西方道路”。太糟糕了！
本书的观点是，东亚的“兴起”是很自然的事情，无须因为它不适合西方的图式而大惊小怪。本书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图式，东亚以及亚洲其他地方当前的情况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可以纳入这一滴式。这是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图式。在这个图式中，直到很近的时期，亚洲，尤其东亚早就占据并维持着支配地位。只是在不到两个世纪之前，由于后面将要探讨的原因，亚洲经济才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而这种地位逐渐被西方所占据——显然只是暂时的。
西方人对于“西方的兴起”的解释受到了一个犯了“张冠李戴”错误的实例的打击。情况看来应该逐渐明朗了：那种“发展”与其说是“西方的”现象，不如说是世界经济的现象。世界体系的“领导权”——而不是“霸权’——暂时地“集中”在一个（或少数）部门和地区，但是会再次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些部门和地区。19世纪发生过这种情况，现在看来，21世纪初还会发生这种情况，世界经济的“中心”似乎正在转回到“东方”。
这个观点在别的地方也出现过，但是其表述却值得商榷。脚将完成的圆圈：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史》这部著作是从描述一千年前来代中国的经济成长入手的。但是，在该书看来，明清时代的中国以及日本基本上是封闭和停滞的，于是太平洋地区首先是变成一个“西班牙的内湖”，然后又臣服于“英国的绥靖”和“美国世纪”；只是经过了所谓的五百年或七百年的中断期和西方入侵的重大干预之后，环太平洋地区及其东海岸才再次兴起。另外，在菲利普·费尔南德斯一阿尔梅斯托（FelipeFernandez－Armesto）1995年发表的研究近一千年世界史的著作中，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对亚洲的入侵始终是表面的和边缘性的，西方的优势被说成是短暂的和行将消失的。但是，在他看来，中国和亚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来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的这一趋势，不过是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复兴。本书的观点则恰恰相反。我认为，这种支配优势的隐没持续了不到两个世纪。另外，我试图证明，这些转移也是全球“发展”的一个长周期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这一章导论——也是结论——将阐释这些历史认识对于社会理论的意义。
2．坚持全球观念，反对欧洲中心论
在迄今为止的一段时间里，“西方”是把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都归到“东方学”的名下来认识的。“西方”（West）和“其他地区’（Rest）的对偶概念出自亨廷顿（1993，1994）。西方世界到处都有“东方”研究及其机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在1978年发表的著作《东方学冲对这种西方意识形态的表现做了鞭辟入里的出色分析。他指出，西方为了显示自称的独特性而竭力与世界其他地区划清界限。他揭示了东方学在这种运作中所起的作用。萨米尔·阿明在1989年发表的《欧洲中心论》中也揭露了这种运作。马丁·伯纳尔在《黑色的雅典娜》（1987年）一书中指出，作为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人发明了一个所谓起源于“民主”的希腊的纯粹欧洲传统的历史神话，其实希腊也实行奴隶制和性别歧视。但是，伯纳尔的观点却被人用于论证非洲中心论（Asante1987），这显然是与伯纳尔本人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实际上，雅典文化更多地来源于小亚细亚、波斯、中亚以及亚洲其他地区，而不是埃及和努比亚。我们可以调和一下说，这些来源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非一亚”文化。但是，欧洲的“根源”当然绝不局限于希腊和罗马（也不局限于在它们之前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欧洲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整个非洲一欧亚。另外，正如本书将要证明的，在19世纪发明和传播“欧洲中心观念”以前的近代早期，欧洲依然依赖于亚洲。
这种欧洲中心观念包含着若干支脉。有些支脉特别受惠于卡尔·马克思和沃纳·桑巴特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另外有些支脉则受惠于埃米尔·涂尔干、乔治·齐美尔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社会学家。韦伯则是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所有的证据都被用于解释“欧洲的奇迹”——这正是埃里克·琼斯的著作标题（1981）。但是，琼斯的著作不过是冰山露出的一角。从马克思和韦伯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美国的全部西方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几乎都捍卫所谓的西方特殊论。
这种欧洲中心“理论”主要被应用于和滥用于伊斯兰世界，但是也同样不分青红皂白地运用到“东方”各个地区：
这种综合病症是由几个基本论点构成的：（1)社会发展起因于社会内在的特点；（2）社会的历史发展或者是进化过程，或者是逐渐的衰落。东方学的学者根据这些论点建立了西方社会的二元理想形态，认为西方社会的本质是在动态进程中展开，向民主的工业制度前进。……
但是，正如伊斯兰文化研究者和世界史专家马歇尔·霍奇森所说：
我所看到的情况是，一旦人们对其他社会的了解也像对西方的了解那样充分，所有挖掘西方世界前现代时期的新萌芽特征的努力都会在严密的历史分析下破产。这也同样适用于马克斯·韦伯这位大师。因为他试图证明，西方在传统上具有一种合理性与能动性的独特结合。
霍奇森（1993）和布劳特把这种学术嘲讽地称作“井底历史”，是坐并观天，只看到“独特的”欧洲的内部原因和后果，而看不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对现代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贡献。但是，正如布劳特指出的，在1492年或1500年那个时候，欧洲对于亚洲和非洲毫无优势可言，各地根本没有什么各不相同的“生产方式”。在1500年以及更晚一些时候，根本谈不到三个多世纪后欧洲或其“资本主义”的胜利。在霍奇森看来，16一17世纪经济、科学和理性的“技术主义”的发展，是以后的重大“擅变”的基础，但是他认为，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世界范围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欧洲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是欧洲特有的情况。
在19世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兴起之前，至少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曾有一种更广阔的全球视野。例如，突尼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就将过去以及当时的“各国财富”作了估量和比较：
我们可以用东部地区，如埃及、叙利亚、印度和中国，以及地中海以北整个地区作为例子。当它们的文明发展时，它们居民的财富就增加，它们的王朝就变得强大。它们的城镇和居民点也越来越多，它们的商业和设施也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到马格里布的穆斯林社会来的基督教国家的商人的情况。他们的兴旺和富有简直无法用笔墨描述出来。我们见到的和听到的来自东方的商人也是如此。来自非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印度和中国等国的远东商人更是如此。我们不断听到旅游者讲述有关他们的财富和繁荣的惊人故事。人们通常对这些故事将信将疑。
甚至到了18世纪，法国最博学的中国事务专栏作家杜哈尔德（DuHalde）神甫（他从未离开过巴黎，而是利用耶稣会和其他人的游记与翻译作品作为资料）还这样写道：（在中国）各省的富饶特产以及通过河流与大运河运送商品的能力，使得帝国总是保持繁荣昌盛。……中国境内展开的贸易活动规模如此盛大，整个欧洲都望尘莫及。在评价杜哈尔德的著作时，西奥多·福斯（TheodoreFoss1986：91）认为，当时西方怀着实用的目的，不仅翻译和研究中国的哲学著作，而且翻译和研究中国的技术资料和其他实用资料。实际上，唐纳德·拉克（DonaldLach）和埃德温·范克利（EdwinvanKley）就以（亚洲在欧洲形成中的作脱为书名，撰写多卷本著作（自1965年以来已出版了7卷，还将继续出版若干卷）。有关这部巨著的总体情况，可参见田森（M．N．Person）的评论（1996）或者拉克和范克利书中所附“总体构图”。他们注意到，例如，“16世纪的欧洲人把日本和中国看作是未来的最大指望”；到17世纪末，“在有文化的欧洲人中几乎没有人完全不被（亚洲的形象）所触动，因此，如果在当时欧洲的文学、艺术、学术和文化中看不到这种影响，那就确实太奇怪了。”拉克和范克利举出史实来证明这一点：在这两个世纪里，欧洲传教士、商人、远洋船长、医生、水手、士兵以及其他旅游者用欧洲各种主要语言撰写、翻印和翻译了数以百计的有关亚洲的书籍。其中至少有25部关于南亚的重要著作，15部关于东南亚的重要著作，20部关于亚洲群岛的重要著作，60部关于东亚的重要著作，其他短篇的著述就数不胜数了。印度帝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则始终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被欧洲人当作最高的榜样。亚洲哲学受到推崇，但是艺术和科学较为逊色；医学、手工艺和工业以及这些方面的专家都受到高度的尊重，还往往被人们所效仿。
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提供了一个富于启示的历史例证。他曾经被德意志西部的一个君主挽留。这个君主担心邻近的路易十四入侵。于是，莱布尼兹给路易十四写信，提出一个建议：对于法国来说，与其超过莱茵河来实现政治抱负，不如转向东南，向奥斯曼帝国挑战，这样在政治上更划算：
事实上，所有精美的东西都来自东印度群岛。……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世界任何地方的商业繁荣都比不上中国。
直到拿破仑时代为止，法国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拿破仑在入侵德意志时也费力寻找莱布尼兹这封信的一个抄本，可能并非偶然。正如拉克和赛义德等人指出的，欧洲对亚洲的这种仰望在到19世纪欧洲开始工业化和推行殖民主义之后才发生变化。欧洲的工业化和殖民主义活动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人的观念和态度，包括他们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甚至直到今天，保罗·拜罗克（PaulBairoch）也承认，在近代早期，亚洲许多地方的经济和文化比欧洲有更大的发展。这个声明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与帕特里克·奥布赖恩一样，拜罗克（1974）也是沃勒斯坦／弗兰克命题的主要公开辩论者之一。这个命题认为，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对欧洲本身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否定的观点至今不绝，但是，与奥布赖恩一样，拜罗克仍然承认那种‘富足和权势。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在16世纪之初前后，亚洲的主要文明地区所达到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欧洲”。
拜罗克还具体指出了中国、印度、日本、朝鲜、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奥斯曼帝国的优势所在她认为，拥有70万人口的伊斯坦布尔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稍少一点的北京是第二大城市。他还指出，北非穆斯林地区的城市化程度比欧洲还高；1500年前后，巴黎有125万人口，而开罗则拥有45万人口，菲斯（摩洛哥城市）原有的25万人口已经逐渐减少。另外，印度的卡利卡特拥有50万人口。甚至缅甸的教固和柬埔寨的吴哥原先分别拥有的18万人口和15万人口已经在减少。有意思的是，拜罗克依然断定：“欧洲在16世纪就开始支配其他大陆了。”当然，这不过是自19世纪中期起由马克思等人所表达的欧洲人的信条。这种世界观至今依然流行于世。《生活》杂志为了在1977年9月号上宣布一千年来最重要的100个人物和事件，雇佣了20多个编辑，广泛征求专家的意见，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展开激烈的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西方人……在推动和震撼全球的活动中起了一种不合比例的作用。在100人中，除了豆7人朱其余都是欧洲血统；只有10人是妇女。这并不是出于《生活》杂志编辑和专家顾问的偏见，而是反映了过去一千年的社会政治现实。
亚当斯密、马克思和韦伯
因此，毫不奇怪，在我们特别关注的欧洲思想家中，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也极其重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是从各自的时代、各自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对于近代早期历史以及亚洲在其中的位置，斯密和马克思既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斯密于1776年在《国富论》中写道：
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记载上最伟大的两个事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供产党宣言件继承了这种说法：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以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但是，斯密是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写的《国富论》，是对20多年前哲学家体漠的著作的呼应。斯密是（西方）最后一位承认欧洲在各国财富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姗姗来迟者的社会理论家。他于1776年写道：“中国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有。”斯密并没有预见到这种对比会有什么变化，也没有意识到在他写作时后来所谓的“工业革命”正在开始。另外，正如里格利指出的，更晚一两代的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甚至19世纪中期的约翰·穆勒，依然对斯密的说法深信不疑。
但是，斯密也没有把“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看作是欧洲给人类的礼物——不论是文明的礼物，还是资本主义的礼物，或是其他什么的礼物。相反，他警告说：
对于东印度和西印度两处的土人来说，由这些事件本来能产生的商业利益都淹没在它们带来的不幸灾难中。…这些伟大事件究竟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什么灾难，这不是人的智慧所能预见的。
然而，到19世纪中期，欧洲人对亚洲，尤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雷蒙德·道森在《中国变色龙：欧洲人的中华文明观分析》这一标题醒目的著作中梳理和分析了这种变化。欧洲人过去把中国当作“榜样和模式”，后来则称中国人为“始终停滞的民族”。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种变化？工业革命的来临以及欧洲开始在亚洲推行殖民主义的活动，促成了欧洲思想的转变，结果，即使没有“虚构”全部历史，也至少发明了一种以欧洲为首和在欧洲保护下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到19世纪后半期，不仅世界历史被全盘改写，而且“普遍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这种社会“科学”不仅成为一种欧式学问，而且成为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虚构。
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和20世纪“经典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比18世纪较现实地理解世界的欧洲视野后退了一大步，更不要说与更现实的伊斯兰学者的视野相比了。马克思和韦伯就跻身于这些从较狭窄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新视野看问题的学者中间。按照他们以及迄今他们的信徒的看法，所谓在欧洲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在世界其他地方了无踪迹，只有通过欧洲的帮助和扩散才能提供这些要素。这就是马克思的“东方学’假设、韦伯的大量研究以及二人发表的有关世界其他地区的无稽之谈的落脚点。为了对他们的观点作一个简短的评述，除了我个人的读书体会，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权威作者，例如欧文·蔡特林的评论。
马克思在描述“亚洲”的特点时似乎有选择地利用了他所获得的资料，更不用说对非洲了。在对马克思产生过影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斯密曾表示感谢“有关中国以及（古代）埃及和…、印度斯坦的财富与发展的精彩报道”。但是，在这方面，马克思却偏爱诸如孟德斯鸠、卢梭这样的哲学家以及詹姆斯穆勒等人。这些人‘没现”‘专制主义”乃是亚洲和“东方”的“天然”状态和“统治模式”。马克思还提到“从印度到俄国的最残忍的国家形式，东方专制主义”。他还把这种国家形式推广到奥斯曼帝国、波斯和中国，乃至整个“东方”。马克思断言，在这些地方有一种古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他断言，在整个亚洲，生产力始终是“传统的、落后的和停滞的”，如果不是“西方”及其资本主义的入侵把亚洲唤醒，亚洲会永远沉睡。
虽然马克思注意到，印度和中国的购买力刺激了欧洲市场，但在他看来，英国给印度提供了一面未来的镜子，美国在1846年发动的对墨西哥的战争促成了墨西哥的进步。更有甚者，马克思断言，自16世纪资本（甚至资本主义）在欧洲创生以来，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以及欧洲的“新兴资产阶级”改造了整个世界。
在马克思看来，亚洲始终比欧洲落后得多，因为欧洲的“封建主义”自身至少还包含着“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种子。反之，虽然他说过亚洲的市场推动了欧洲市场，但是，据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需要借助欧洲这种“转变”的进步成果来摆脱根深蒂固的停滞。在想象中，这种停滞的所谓原因被归结为缺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使整个亚洲“分裂为村社，每一个村社都拥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身构成一个小世界”。
但是，说亚洲分裂成无数孤立的小世界，就已经与马克思以及其他欧洲学者另一方面的断言自相矛盾。他们用“东方专制主义”来概括亚洲的特征，把它说成是为了管理这些社会的大型水利工程而必需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因为这些大型水利工程是所谓的孤立村社力所不能及的。魏特夫后来把这种“理论”加以通俗化了，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理论”却成为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不过，从来没有人指出上述的内在矛盾！我们在这部著作中将会看到，马克思所说的这些特征不过是他和其他欧洲中心论思想家想象的产物，在实际历史中根本没有依或这种无稽之谈的谬误也涉及其正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被说成是欧洲人创造出来的；而且促成了欧洲、西方乃至全球的发展。
实际上。特沙尔·带贝布在对佩里·安德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精彩批判中就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些人关于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分析以及“他们对欧洲的特殊性…与所谓的优越性的迷恋”乃是西方“文明的自负”，是“披上历史外衣的意识形态”和“徐成红颜色的东方学”，即“另一种方式的东方学的延续”。有一些社会理论家也会反驳马克思（据说是赞成斯密），但是他们一致赞同马克思的说法：1492年和1498年是人类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时刻，因为在这两个时刻，欧洲发现了世界。他们从来不考虑，世界一直就在那里存在着，至少是它的＊洲一亚洲部分早就在塑造着欧洲。实际上，著名的欧洲中古史专家亨利·皮朗就强调欧洲的极端依附性，因为他在1935年已经指出，“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但是，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从那时以来却一直标榜所谓的（西方）欧洲人的独特性，而且说由此产生了“西方的兴起”。更糟糕的是，据说欧洲人还不得不承担起白人推广文明的使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传播”当做欧洲和西方给予人类的礼物面推广到全世界。韦伯当然赞同马克思关于欧洲起源和“资本主义”特征的全部说法，也赞同桑巴特的有关说法。韦伯只是想把这些说法表述得更好一些。桑巴特已经把欧洲的合理性以及他所谓的犹太教根源说成是“资本主义”及其在欧洲的“诞生”的绝对必要条件。韦伯也接受了这种说法。他进一步修饰了所谓以水利为基础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论点，断言亚洲单靠自身没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更不用说“资本主义”发展了。但是，韦伯殚精竭虑地研究了亚洲各个文明的“城市”、“宗教”以及其他方面。这位研究官僚制的大学者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懂得如何管理官僚体制以及整个国家。另外，他比马克思有更多的条件看到西方的金钱是如何进人亚洲各个部分并在那里循环的。
韦伯对亚洲实际情况的了解更多一些，这就使得他的论述比马克思的粗糙说法更复杂、更精致。例如，韦伯承认，亚洲有大城市。因此，它们就必须被设法说成在结构与功能上与欧洲城市有“根本区别”。威廉·罗在研究中国城市汉口时仔细考察了这一论点，揭示了韦伯在这方面的错误。
为了进一步批判欧洲中心论以及韦伯理论，让我在此援引特纳的论述：
伊斯兰社会从一开始就陷入停滞或不断衰落。因此，是用缺乏（所谓的）西方的一系列特征来界定这些社会的——没有中产阶级，没有城市，没有政治权利，没有革命。
这些特征的缺乏…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伊斯兰文明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如果韦伯本人不能在他所研究的东方社会发现所有这些因素的缺乏，那么最根本的差异，即缺乏的要素（据说“西方”拥有而“其他地区”没有的要素）是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所缺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韦伯则增添了一种缺乏的因素，即适当的宗教及其与其他因素配合而产生的“资本主义方式”的运作。韦伯辛勤地研究了各种主要的世界宗教，得出的结论是，它们都包含着一种基本上属于神话的、神秘的、巫术的因素，简言之，包含着一种反理性的因素，因而“必然”阻碍它们的真诚信徒去理性地把握现实。这与欧洲人的理性态度截然不同。只有欧洲人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受益者。韦伯认为，这种伦理和精神乃是资本主义的全部实质。韦伯的态度与马克思的态度其实是殊途同归。而且，韦伯的论点比马克思的论点更难让人理解。
这种理性精神据说是一种秘密的酵母，它与其他因素结合而造成“西方”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兴起。亚洲人因为没有它而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因而根本不可能真正地“发展”起来，即使他们发挥城市、生产和商业的作用也无济于事。这种说法根本没考虑到，早在加尔文等人把这种酵母赐给北欧人之前，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中的天主教徒没有受到这种酵母的特惠也活得不错。这种说法也没有考虑到，正如我早已指出的，在东欧。在美国南方早期欧洲人殖民地以及至今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其他地方，不是所有信奉新教伦理的人都活得那么好。但是，戴维·兰德斯（Davidl。andes）在《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1969）一书中明确地给予韦伯的论点以实证支持，断然否定那种认为穆斯林“文化”能够容许技术创新的观点。
然而，日本人没有经历西方殖民主义，没有外国投资，更不用说新教伦理了，他们举营‘菊花与刀”，却制造了繁荣，甚至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以后依然如此。因此，詹姆斯·阿贝格伦和罗伯特·贝拉在解释这些发展情况时认为，日本人有“一种在功能上与新教伦理相同的东西”，而在他们看来，很遗憾，信奉儒教的中国人没有这种东西。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在经济上突飞猛进，于是这个论点就又转了一百八十度，宣称正在促使它们前进的乃是东亚‘儒教’。当然，在实际的世界经济中，这种解释可以说是毫不沾边。
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曾祖父是19世纪的“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河L德以及亨利·梅因爵士（HenryMaine）。这两人分别区分出所谓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新思维和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新社会组织，据说这些新方式取代了古老的“传统”方式。欧洲中心论的一个祖父是埃米尔·涂尔干。他提出了“有机的”社会组织与“机械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对立。另外一个祖父是费迪南德·胜尼斯。他强调的是从传统“共同体”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下一代人里，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普遍主义”社会形式与“特殊主义”社会形式之间的对立，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则宣称发现了传统的“民间”社会与现代“城市”社会之间的对立和转变，至少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连续性”，而且还发现了“低级文明”与‘“高级文明”的共生现象。汤因比（194）虽然研究了20多个文明，但是他也宣布“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而斯宾格勒则对西方文明的“衰落”提出警告。
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者，无论是想改革它还是想取代它，也都支持这种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都宣称在‘亚细亚的”、“封建的”或其他形式的“纳贡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所谓的根本不同。列宁断言：“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欧洲内部产生并向外扩散的一种发展的产物。较近的卡尔·波拉尼宣称，在19世纪欧洲发生他所谓的“大转变”之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市场关系，更谈不上什么远距离的贸易和生产分工了。考古学发现一再地否定了波拉尼（1957年）否认早期帝国存在贸易和市场的说法，我也对此提出过理论和实证的批判。这里的问题在于，市场的扩散和支配地位被说成完全是从近期的（西方的）欧洲开始的，然后从欧洲扩散到全世界。罗伯特·麦基弗（RobertMclver）在为波拉尼的第一部著作写的前言中宣布，这部著作的出现使该领域的大部分著作变得陈旧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也只能说它使以前许多承认市场，包括世界市场及其关系和影响的重要性的著作“变得陈旧”了。波拉尼用以取代这种古老现实的是，所谓非经济的“互惠”和“再分配”的社会关系的首要地位。本书则要根据史实来证明，这种“大转变’单在18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肯定不是在欧洲和由欧洲发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