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历史也就意味着面对一些有关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我们应该把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看作对一种未来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视野的挑战，也就是不敢面对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译解历史的意义。在一个危机时代拒绝世界历史，也就是拒绝承担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用一种有意义和有益的方式让社会反思自己的过去。……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
保罗·科斯特洛（1964：213，8－9，215）这一章考察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能够（暂时地）胜出。在这一章里将提供两个答案，并对这两个答案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一个答案是，亚洲人变得衰弱了，另一个答案是，欧洲人变得强大了。这听起来好像是陈词滥调，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考虑：是什么使亚洲人变得虚弱，是什么使欧洲人变得强大，是什么把这两个过程联系在一起。另外，这个问题和答案本身也不是什么陈词滥调，因为其他各种“解释”实际上都基于某种假设或论断：亚洲原来是而且被认为始终是“传统的”（社会）。这些“解释”还宣称，欧洲先是凭借自身力量使自身“现代化”，从而脱颖而出，然后又慷慨地把这种“现代化”送给亚洲和其他地区。由于西方的这种“示范作用”，有些地区自愿地接受了这种“文明”和“进步”的赠予。另外一些地区则不得不接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加的这种礼物。据说，其他的亚洲人，更不用说非洲人、拉丁美洲人甚至某些欧洲人（以及少数北美洲人）因浸润于他们的传统而衰弱。
前面几章的论证已经显示：亚洲人并不比欧洲人更“传统”，实际上远不如欧洲人那么“传统”。而且正如我们下面要论证的，欧洲人本身没有任何创造，更不谈不上靠自身力量搞”现代化”了。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推翻了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也推翻了鼓吹“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遇”的人文科学。它们实际上发生了交汇，但根本不是以欧洲中心论所谓的方式。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交汇？
我在前面几章里试图逐渐搭起一个脚手架，目的就是基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和运动来建构一个初步的答案。第2章勾画了全球经济的生产和贸易轮廓以及地区间联系。第3章考察了金钱是如何在世界流通体系中运行并刺激世界旋转的。第4章考察了随之产生的世界人口和经济总量、技术性质和制度机制，并且考察了亚洲几个地区是如何维持、甚至加强了它们在全球的优势。第5章提出了一种全球宏观历史分析的方法，借助这种方法我们就会发现世界各地的各种事件和进程往往与共同的经济周期相关联。
这一章将要探讨1400－1800年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在19世纪和20世纪是否与如何转变为自身的劣势和西方的优势。这种转换的发生也许是由某些世界经济联系和某种机制造成的，至少是由它们创造了条件，第5章对这些联系和机制作了探讨：自1400年开始的长期扩张周期（或者说“A”阶段）似乎持续到18世纪，但是从那以后转入衰落的“B”阶段，至少对于亚洲来说是这种情况。世界经济的周期，尤其是世界经济的危机既产生了危险，又造成了机遇——正如中文里“危机”这个词的含义。但是，因为各个经济部门和地区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和角色不同，它们在危机时的情况也不同。由此我们可以根据前几章得出的结论和建构的脚手架来探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的原因与后果了。这一章分成4节：（1）是否有一种长达几个世纪的世界经济“滑行”周期——在亚洲该周期的扩张的“A”阶段转入收缩的“B”阶段？（2）亚洲的“衰落”是什么时候与如何表现出来的？（3）欧洲和西方是如何“兴起”的？（4）这种衰落和兴起是如何通过全球与地区的人口、经济和生态运动而在世界经济的结构中联系起来的？
1．是否有一个长周期的滑行轨道？
我们在第5章说到，普遍的“17世纪危机”是不存在的，自1400年起从亚洲开始的长期全球经济扩张至少持续到18世纪中期。这个结论使我们可以按照吉尔斯和我提出的五百年长周期而进人到近代早期。写作本书的最初动力之一就是要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承认早在1500年以前就存在着一个具有“A／B”交替阶段的长周期的古老世界体系（FrankandGills1993），那么这对于沃勒斯坦的1500年以后的“现代世界体系”意味着什么？在这些周期中，每一个扩张的“A”阶段之后都会出现一个收缩的“B”阶段，每个阶段都持续两到三个世纪。我们经过追溯、辨认和确定，发现自公元前对机年以来非洲一欧亚大部分地区共同经历着这种周期性演变，后来又把这种时间推前到公元前3000年（Frank1993a）。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些长周期是否持续到近代早期，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会产生什么后果？
在此我们不想回顾这些长周期的整个历史，但是需要指出，公元1000—1050年到1250—1300年是一个新的重要扩张时期。在那个时期，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麦克尼尔（1983）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6）把他们所考察的从公元930年开始的大约50年一循环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最初4个周期都放在中国。沃勒斯坦（1992：586－588）也指出：“在各种有关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论著中已经清晰地论述并广泛地接受了扩张与收缩的模式。……例如，1050－1250年是欧洲扩张时期（十字军、殖民运动）。……1250－1450年的‘危机’或大收缩也包括了黑死病。”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认为，这个最后阶段的第一个百年，即1250－1350年，是第一个扩张时期，从1300年以后则是收缩时期。她的这个结论是基于她对整个非洲一欧亚地区的“13世纪世界体系”的分析。吉尔斯和我（1992，1993）则考察了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经济／体系中直到1250年前后的扩张的“A’阶段和直到1450年前后的收缩的“B”阶段。
吉尔斯和我（1992）把1450年前后定为又一个新的“A”阶段的开端，这或许很接近沃勒斯坦问974）对欧洲的世界一经济的分析。拉维·帕拉特和沃勒斯坦（1990）把1400年定为印度一次大扩张的开端，而当时我们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现在再来回顾世界经济，这次扩张确实是从1400年开始的，但不仅在印度如此，而且在东南亚也如此，很可能在中国也如此。
在世界经济边缘的西端，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黑海和东地中海的活动，以及热那亚人通过地中海向西进入大西洋的扩张活动，都是这次世界经济扩张的次要组成部分。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复地运动”以及伊比利亚人深入大西洋的创举也都如此。他们先是抵达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纳利群岛，接着又沿西非海岸绕行。伊比利亚人的这次扩张又为寻找和发现一条通往金银遍地的东亚的航路奠定了基础。伊比利亚人沿着两条路线航行，一条是向西的环球航行，穿越大西洋，然后或者经由霍恩角和巴拿马，或者经由墨西哥，再跨越太平洋，另一条路线是向东沿非洲海岸、绕好望角到东方。后一条路线不仅比较短，而且能够更快更多地分沾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沿岸地区的财富。只是在发现了美洲的金银财富之后，向西航行才变得有利可图。这一发现使欧洲人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在亚洲支配的全球赌场中下赌注。另外，首先和主要是亚洲经济从1400年起再次扩大了商业活动和实现繁荣。
问题是，上述的长周期中的这个扩张的“A”阶段持续到什么时候？当我们把这种周期运动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时，我们实际上停在1450年，“暂时接受’其他学者所描述的自那时开始的周期运动的“基本轮廓”。
博斯沃思（1995：224）在根据城市发展资料修改自己过去对这个周期及其阶段的起迄时间的研究结论时写道：“吉尔斯和弗兰克似乎过早地听到长时段周期的丧钟……转而投身于较短的康德拉捷夫波动（如果这确实是他们的立场）。这两个现象……并不一定是互不相容的。”的确，那实际上可能是我们的实用立场，但在理论上我们也考虑到这两种周期在原则上是互相包容的。这实际上就是前面第5章讨论“通货分析与1640年的危机”时的主旨，尽管我还没有论述在一个长周期阶段里如何包容若干个康德拉捷夫周期（请参见第5章对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的观点的评述）。
但是，更值得考察的问题是，这个（可能的）“A”阶段持续了多长时间。回答是，至少持续到1750年。博斯沃思也根据他的城市发展资料提出类似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资料也“肯定”了有一个较长的“A”阶段的观点：由于有一个16世纪的下降曲线，对于全部25个世界最大城市来说，长周期并不完全适用；但是，“东亚的相对城市等级（反映了25个大城市中东亚最大城市的发展）直到1650年前后一直很高，在那以后，它才与欧洲一大西洋城市体系的发展速度同步。这种“蹒跚”状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Bosworth1995：221－222）。在他的表8．4中，东亚和欧洲一大西洋城市的相对城市等级曲线直到1825年才相交，此时亚洲的经济政治力量都衰落式微了。1850年，伦敦取代北京，成为世界最大城市。正如第4章已经指出的，罗兹·墨菲（1977）也把东方衰落与西方兴起的交叉点定在1815年前后。
因此，这再次表明，这个（迄今最后一个）世界经济长周期的扩张阶段——至少在亚洲——持续了三个多世纪之久，即从15世纪开始，贯穿整个17世纪，至少直到18世纪前半期，甚至到18世纪末。前面所考察的17世纪的证据也支持这种从1400－1450年开始，贯穿整个问世纪，至少直到18世纪初的“延长的16世纪”的扩张的概念。另外，正如第4章已经指出的，生产的大扩张和人口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亚洲，而欧洲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赶上来。两地的经济扩张都是由于欧洲人带来美洲金钱而刺激起来的。从世界历史的现实与发展的角度看，正是（完全是）因为有了美洲金钱，欧洲人才扩大了对世界经济中这种以亚洲为主的生产扩张的参与。另外，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当时世界经济中最强大、最活跃的部分一直是在中国和印度。
因此，我认为，这两个以及亚洲其他重要经济体曾经具有。而且继续具有一种长周期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在达到其扩张的“A’阶段的最高转折点后转入收缩的“B”阶段。另外，这些亚洲经济体之间当然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一旦扩张或收缩发生时，它们几乎同时经历这种扩张和收缩的阶段，这不可能是“巧合”，对此也无须惊讶。但是，这些亚洲经济体不仅彼此相互关联，而且都是统一的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可以推测，这个统一的全球经济具有自身的长期发展周期。这里要论证的是，在1750—1800年，尤其对于亚洲最核心的经济体来说，大约自1400年开始的这种长周期的上升“A”阶段达到了最高转折点，转向继之而来的长时间的“B”阶段。另外，正如我在以前（1978a）和第5章里所证明的，1762年到1790年是较短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一个“B”阶段。
长期扩张的“A”阶段在18世纪晚期的亚洲走到尽头，随后是（周期性的？）衰落。这使当时还处于边缘的西方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改善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和绝对地位。只是到了那个时候，西方才能进一步进入一个（暂时的？）主宰时期。我们现在有一个可以类比的局势：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也是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所谓“新工业化经济体”得以兴起。我们会发现，与这些东亚“新工业化经济体”一样，欧洲当时先是实行“进口替代”（当时是在“主导”工业，即原先依赖亚洲进口的纺织品制造业），然后也逐渐实行“出口拉动”——先是面向西非和美洲相对受保护的市场，然后面向整个世界市场。
历史上也有相似的情况。正如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所说的，有些（并非所有的）处于边线或边题的“边疆国家”对处于“核心’的经济体、社会或政治体（或帝国）发出革故鼎新的挑战。有些（半）边睡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发生危机时抓住机会（同时避开危险）而获得好处（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地位变化（正如枪座位游戏一样）每一次都主要取决于比较突然地在体系中心发生并波及整个体系的危机，而不是主要取决于原先的（半）边睡地区或其新兴的“领先”部门的长期“准备”或可预见的“兴起”。
因此，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探讨18世纪晚期是否从亚洲开始了世界政治经济衰落的“B”阶段，从而有利于原先处于相对边缘的、此时迅速上升的欧洲人。以前我们已经确认的世界体系周期（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暗含的意思是，众多大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尔帝国、萨菲帝国、清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同时“没落”，应该伴随着一场世界体系危机和一个“B”阶段。我们在这一章结束时将对这个长周期（其“B”阶段看来是18世纪末在亚洲开始的）的历史连续性进行一点反思。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将放在第7章。
我们还应该提出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亚洲的政治经济衰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准确的时间）开始的，原因何在，这些衰落过程是不是一个长周期的“B”阶段的组成部分。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也涉及更深远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东方这些国家的衰落是由“西方的兴起’引起的，还是仅仅由此而加速？
2．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
这个标题出自阿布一卢格霍德的大作《在欧洲霸权之前》（198）。遗憾的是，她的回溯局限于公元1350年以前。我们看到，“东方”经历了更长的时间才“衰落”，“西方’在很晚的时候才真正“兴起”。我们对亚洲各经济体以及奥斯曼帝国、萨菲帝国。莫卧尔帝国和清帝国衰落的原因知之甚少。实际上，对于亚洲18世纪的讨论一直是含糊不清、众说纷法：
在很长时间里，在有关印度尼西亚、印度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历史著述中，18世纪一直被视为衰落时期。英国人把这种衰落当作（大英）帝国的辩护理由；荷兰人在这个时期看到的是尊贵的（东印度）公司的没落；阿拉伯人仅仅把这个时期当作他们的现代时期的背景。近年来，这种衰落观受到研究各个重要地区的历史学家的批评。……（有些人警告说）不应简单地把政治分裂当作衰败证据。……（但是）就经济的大部分特征而言，现有的少量证据更多地显示出（经济发展的）连续性，而不是急剧的变化。
但是，我们应该遵照弗莱彻的劝告，在体系中寻找导致亚洲最终“衰落’的进程和原因。而且，我在研究更早的时期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并且尝试着得出一些重要结论（FrankandGills1993；Frank1993a）。因此我们也应该探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是否及如何有一种体系上的联系。
阿萨尔·阿里近年也研究同样的问题。尽管他所作的回答似乎不太令人满意，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很值得在此转述。他指出，莫卧尔帝国的衰亡一直被归结为各种“内部”因素——从女人祸国到各种制度弊病，后者在剥削农民时既无能又严酷，由此激发了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他认为，人们从来没有尝试过把所有相关因素加以综合；但是，在进行这种综合的尝试之前，应该先把它们放在“适当的脉络”中。阿里指出：
在了解有关莫卧尔帝国崩溃的学术讨论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一讨论的眼界竟然会如此狭窄。在18世纪前半期，不仅莫卧尔帝国崩溃了，而且萨菲帝国也崩溃了，乌兹别克汗国也土崩瓦解，奥斯曼帝国也开始进入缓慢的、但不可逆转的衰落进程。
阿里接着提出，如果断言同一种命运在同一时间征服了这些重大地区纯属巧合，那就过于强词夺理了。因此，我们应该遵循弗莱彻的建议，探讨是否有可能发现这些同时发生的事件背后的某种共同原因。阿里接着说：
这里也有一个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研究线索的明显之点。帝国的崩溃恰好在西方殖民列强（尤其是英国和俄国）武装进攻的冲击之前。但是在这二者之间有一个短暂的间隔。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甚至在欧洲挟着军事优势与东方国家直接对峙之前，西方的兴起是否就以某些迄今尚不知晓的方式颠覆了东方的政体和社会。在我们有关中东和印度的经济史研究中，对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新商业关系所引起的这些国家的贸易和市场模式的变化，迄今没有人尝试着作出总体分析。这一个令人遗憾的空白。
但是。阿里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所作的尝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他竟然一开始就断言：“1500年到1700年之间的主要事件当然是欧洲的兴起，欧洲从而成为世界贸易中心”（Ah1975：387）。本书所汇集的证据否定了他的这个出发点，因而要求我们寻找一种新的解释。阿里接着表示，欧洲的经济势力肯定不仅相对地、而且绝对地破坏和削弱了亚洲各经济体（Ah1975：388）。这种推测也与有关16世纪的证据、尤其有关17世纪的证据以及有关18世纪前期的证据相抵触。相反，在这些时期，亚洲各经济体更强大了。
阿里又认为，由于亚洲的收入被转移给欧洲人而不能落入亚洲统治阶级手中，因此亚洲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收支而不得不加强对农民的剥削，这“当然就导致了大帝国的终结”（Ah1975：388）。然而，剥削的加强，尤其对农民剥削的加强，与其说是统治阶级收入减少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统治阶级有越来越多的市场机会可以使他们通过剥削农民获得收入。这是种植园和其他农业出口经济的普遍经验（Frank1967）。这就使社会经济两极分化，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后面我们还会看到17世纪和18世纪印度和中国在这方面的大量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经济扩张伴随着收入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从而也导致了造成经济扩张的那种进程本身的萎缩。因此，亚洲帝国的政治稳定之所以会遭到破坏，主要不是由于阿里所说的欧洲人在这些帝国经济内的竞争。亚洲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之所以愈益紧张，更多地是由于欧洲人的白银供给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世界经济中、尤其在亚洲的国内和出口市场上购买力、收入和需求的增长。可想而知，这使得收入分配越来越扭曲，而且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从而导致对有效需求的制约以及愈益严重的政治紧张局势。
只是到了18世纪后半期，尤其是最后30年，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和中华帝国的衰落趋势才愈演愈烈。或许是由于波斯和印度自18世纪中期起先后逐渐丧失了纺织品的竞争优势，而且金银流向出现逆转（出大于进），因此这两个国家也就最轻易。最迅速地衰落了。
除了萨菲王朝的波斯跤帖水儿王朝和布哈拉王朝的中亚之外，印度的衰落看来是最容易的；而且我们能看到的有关研究也最多。因此，我们先来考察印度，然后再考察亚洲其他部分。
（1）印度的衰落
有关印度的历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孟加拉以及印度其他地方先后发生的饥荒和工业凋零是不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英国殖民主义造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持西方观点的学者和印度民族主义学者一致认为，1757年英国在孟加拉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乃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持西方观点的人往往声称，英国把文明和发展带给印度。一些19世纪印度民族主义学者和许多20世纪的苏联、印度及其他“反帝”学者（包括我过去的论著，Frank1978a）都认为，印度的衰落是那场战役失败的结果，那场战役导致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普遍化。由此开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的洗劫”、纺织业的毁灭、土地占有的柴明达尔（大土地占有）和莱特瓦尔（小土地占有）结构、对印度资本的“榨取”等等。
在此我们不想继续这场争论，但是我们需要追问，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经济衰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有人主张是从1757年以后才开始的，有人（如阿米亚·巴格齐）主张是从1800年以后才开始的，有人（如伯顿·斯坦）主张实际上是从1830年前后才开始的。但是，这些人都肯定至少会看到一些相反的证据。这些证据显示，在这些日期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值得重视的经济衰落现象。流行的说法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印度和亚洲其他地方处于“停滞”状态。与这种说法相反，我们在第2．3、4章以及第5章关于“17世纪危机”的那一节里看到，在印度，基本的经济增长也同样持续到18世纪。这也是斯坦（1989）对有关18世纪印度的历史证据的总结性结论。但是，在他看来，直到大约1830年为止，英国的政策没有在印度造成重大的经济破坏。
其他人则认为，早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印度的经济就开始衰落了。“从18世纪30年代初，孟加拉的丝绸和棉布生产就明显地衰落了”。穆赫吉（Mukheree1994）举出孟加拉丝绸生产中心卡辛巴扎尔的资料。当地有一批商人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供应丝绸。从1733年到1737年，平均每年有55个商人，投资17000卢比；到1748—1750年，商人人数下降到36人，投资减至7，000卢比。1754年发生危机后，这些商人就在一夜之间从工厂记录中消失了。采购一供应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与印度沿海地区一样，内陆地区也日益凋敝。另外，由于中国人在孟买和马德拉斯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对孟加拉丝绸的需求也在减少。穆赫吉（1990／199）还研究了孟加拉最重要的棉布产地未格迪亚。当时那里的“生产领域危机也日益逼近”。那里也出现一系列采购问题，如交货拖延、供应短缺、质量下降、突然的价格上涨以及普遍的不守信用等等，因此，在外国资本比较强大和本地商人组织过于孱弱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到18世纪中期，工业凋敝的某些迹象就已经显露出来”。奇怪的是，理查德·伊顿（1993）对孟加拉边境的研究几乎或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经济衰落的迹象，至多发现在18世纪中期以前孟加拉境内的经济活动有一种从西向东转移的趋势。
P．J．马歇尔（1987：290）也指出：“孟加拉的稳定持续了几十年，在18世纪40年代开始破碎。最近的一项研究展示了一幅凄凉的画面……”接着他引用了乔杜里门的结论：“孟加拉的经济被推到全面崩溃的边缘。”乔杜里本人的著作（197：308）中具体地谈到“纺织品生产的瓦解”。另外，乔杜里（1978：309，294）还指出：“18世纪30年代是印度南部的厄运时期”，“18世纪中期的英一法战争进一步破坏了原来已经陷入困境的贸易；马德拉斯受到的损害尤其严重。”辛纳帕赫·阿拉萨拉特南（1986：211）在考察科罗曼德尔贸易是否陷入停滞或衰落时写道：“（尤其在1735年以后，）毫无疑问，这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出现了衰退，商业活动当然也出现了衰退。”
雷乔杜里和哈比布在（剑桥印度经济史）第1卷里也认为：
18世纪初，比孟加拉航运业的衰落更重要的是，古吉拉特的庞大海运业崩溃了。在此还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政治保障的逐渐丧失起了加速作用，但古吉拉特海上贸易早在法律和秩序的崩溃真正开始侵噬之前就开始衰落了。……莫卧尔帝国的苏拉特港的衰落以及以港口为基地的船队的消失——实际数字从1701年的112艘下降到1750年的20jfor－一被认为是该时期印度洋贸易最重要的变化。
但是，西海岸的苏拉特，东部的默苏利柏德姆与其他科罗曼德尔地区沿海中心以及它们的内陆地区在18世纪初期的衰落乃是莫卧尔帝国、萨菲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同时衰败的一个后果（DasGuptaandPearson1987：140）。欧洲人趁着亚洲的这种衰落、趁着亚洲竞争对手倒霉之机占据商业竞争的有利地位。马歇尔指出：
无论英国人是否提供服务来与他们竞争，这些时候都是亚洲商船的艰难岁月。……只是在印度同行迅速衰弱之时……英国人在西印度贸易中的势力才开始扩大。……18世纪初，所有的亚洲商船似乎都丧失了在东南亚和中国的立足点，而把地盘让给来自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的美国商船。
但是，印度的经济困难似乎在该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蔓延开来和日益加深，而且严重地影响了一直具有很强的经济力的地区，如孟加拉。另外，在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荷兰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从亚洲的进口额（按申报价值和销售价值计算）也下降了（但是在1750年代又恢复过来），从而“证明了这种假设：这是欧亚贸易激烈竞争的时期”。1740年，华商在荷属巴达维亚遭到大屠杀。这也是“欧洲殖民贸易全面衰退的”时期（Steensgaard1990d：110）和战争时期——自1739年开始的詹金斯的耳朵战争与1740年爆发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沃尔特·多恩（1963：164）指出，后者“本质上是一场商业战争，是（争夺海外贸易的）商业竞争对手之间的厮杀”。但是不仅多恩这样看。亚当·斯密（［1776］1937：899）早就认为：“上次战争…邻应算在殖民地的账上，（……这就是）1739年开始的西班牙战争……”
再回到印度，看来确实有必要进一步地探讨，政治困境以及欧洲殖民主义是不是步印度各地——以及其他地区——早已开始并继续发展的经济衰落的后尘而来，是不是仅仅加速这种衰落的进程。同时也有必要探讨，甚至在欧洲殖民主义对衰落地区进行政治军事介入之前，这种衰落是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欧洲的兴起有关，甚至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欧洲的兴起造成的。
阿拉萨拉特南（1995）在考虑这个问题时考察了科罗曼德尔海岸。荷兰人在东南亚的殖民活动以及英国人在对华贸易中的谋利活动也同时损害了科罗曼德尔海岸及其印度商人的利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尤其是爪哇的政治和商业控制及其对马六甲的遏制也割断了科罗曼德尔与东南亚之间的长期纽带。这种纽带乃是我们在前面所勾画的更广泛的贸易网络的一部分，既是双边关系，也是多边关系，此时双方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直接联系日益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把科罗曼德尔排挤出原先的重要贸易活动。阿拉萨拉特南对18世纪初期和中期科罗曼德尔的某些商业变化和“最关键的特征”，即对东南亚贸易的衰落，作了如下概括：
就科罗曼德尔而言，由于欧洲人的贸易活动具有新的形式和新的方向，困而极度地损害了该地区的传统贸易。……这条除南亚）命脉在17世纪被荷兰人粗暴地破坏了。印度与摩鹿加、望加锡、西里伯斯、班特姆、北爪哇港口以及苏门答腊西岸的贸易联系被逐一地割断了。经过一系列的陆海军事行动后，这些港口和市场不再允许竞争性贸易活动。这就意味着对科罗曼德尔的批发商关闭了一个可以谋利的纺织品出口市场。这也意味着从他们手中夺走了向科罗曼德尔进口香料的生意。这还意味着他们不能向印度进口一些有利可图的矿产——金和锡。应该强调的是，这些都是用粗暴的武力而非高超的商业技巧造成的。……18世纪后半期对华贸易的高涨及其引起的亚洲地区间贸易的变化成为对科罗曼德尔贸易的最后一击。……与孟加拉一样，科罗曼德尔的金银不断外流，用于购买中国的出口物，从而导致资本的普遍短缺。科罗曼德尔的商人在这种新兴的贸易模式中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任何用武之地。……随着英国人对这个国家的重要部分的直接控制日益扩大，科罗曼德尔商人作为中间商的作用也日益丧失。……随着欧洲人权力的增长，一败政治权力的代理人。对它的依附和支持也愈益增强。在欧洲人与印度商人发生冲突时，他们坚决地站在欧洲人一边、帮助欧洲人损害印度商人的利益。他们还站在欧洲主子一边来反对内陆势力，为了前者的利益而损害后者的利益。
总之，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印度的衰落，尤其是孟加拉纺织业的衰落，早在门对年普拉西战役之前就开始了。与之相伴的莫卧尔帝国以及其他地区的政治失序使亚洲人难以抵抗欧洲穷凶极恶的商人势力、海军力量以及最终的政治力量。18世纪中期，欧洲人从当地运输业和商人手中夺取了印度洋一带的贸易经营权，并在一个新的范围进行贸易活动。印度是第一个开始“落入”欧洲霸权之下的亚洲政治经济大国。
（2）亚洲其他地区的衰落
亚洲其他地区，尤其是西亚、东南亚和东亚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扩张似乎在17世纪末达到顶峰。在18世纪前半期，奥斯曼经济逐渐衰弱，到该世纪最后30年，奥斯曼经济更加急剧地衰落。在18世纪晚期，欧洲人的新工业中心的兴起及其商业优势的加强逐渐破坏了奥斯曼的经济权势。到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随着拿破仑远征埃及，奥斯曼的政治权势也因欧洲人的强大而黯然失色了。
在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对外贸易在不断扩大的世界贸易中的总体份额先是保持不变，然后是逐渐下降。具体地看，对欧洲的贸易衰落了，另外，法国人逐渐取代英国人，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贸易伙伴。再有，18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出口贸易、甚至国内市场都开始受到外国竞争的损害；与法国的联系，尤其与美洲的联系，为害最为明显。北美的廉价棉花开始取代安纳托利亚的棉花，加勒比地区的廉价咖啡开始取代通过开罗出口的阿拉伯咖啡。加勒比砂糖侵入了奥斯曼的国内市场。而这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都是美洲用奴隶劳动生产出来的。
奥斯曼经济的“衰落”似乎是在1760年以后开始加速的。这种“衰落”的迹象包括：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迁移的人口增多了；从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看，地主的农业用地越来越多地免除了捐税；与此同时，征税负担越来越多地落到剩下的已经陷入贫困的农业人口身上；这就加剧了他们的贫困，促使他们离开土地，并且使得财产和收入的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农产品及其他原材料的生产与出口增长得十分缓慢；虽然它们在出口总额中的份额急剧上升，但是这是由于棉纺织品和工业制品的出口份额下降了。尤其在1760年以后，棉纺织业和棉布出口业都衰落了；对外贸易的一部分被奥斯曼境内的地区间贸易取而代之。由于中央机构的威力减弱，地方分裂势力增强，奥斯曼政府的控制能力日益衰弱。伊斯坦布尔和另外一些城市从市场获取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少了。查尔斯·伊萨维（Issawi1966：30一对污I述的历史文献也证实，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港口城市，法国人和奥斯曼人的竞争能力此长彼消。
根据有关奥斯曼帝国纺织业和其他工业的各种研究成果，18世纪60年代也是一个转折和衰落时期（参见Islamoglu－Inan1987；MehmentGene）。在阿勒颇，1750年已开始显露衰落迹象（Masters1988：30ff．）。伊纳尔西克和夸塔尔特（1994：703）总结道：“对这些趋势的描述还是基于不完整的资料，但是它们符合有关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风雨飘摇的商业状况的基本印象。”胡里·伊斯拉莫格鲁（私人通信1996）甚至怀疑奥斯曼经济“衰落”的说法，理由是19世纪中期奥斯曼纺织品在国内外与英国纺织品的竞争中取得了部分的胜利。
这些学者没有探讨而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这种“风雨飘摇的商业状况”是木是、为什么是和在多大程度上是欧洲一大西洋经济自1762年起的康德拉捷夫“B”阶段的组成部分。这个“B”阶段的发生可能缩减了奥斯曼帝国在西方的市场，增强了殖民地奴隶生产在西方的竞争能力。很显然，奥斯曼人不可能、至少不太可能从世纪之交开始的“A”阶段复兴中分享好处，而欧洲人则能够享受这种复兴。伊南提到的棉纺织品出口有可能从这种复兴中分沾到某些好处。但是，进入19世纪后，欧洲人就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奥斯曼帝国纺织业，并且阻止了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建设这一工业的努力。
在清代中国，衰落来得晚一些。中国在18世纪无疑经历了经济和人口的增长。由于明清之际的政权交替和国家重建，中国直到大约1683年才从第5章中讨论的17世纪中期危机中恢复过来。这个时候，台湾被重新收复，对于贸易的各种限制也取消了。接着，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经济繁荣景象。但是到18世纪20年代，白银进口突然急剧下降，到该世纪中期下降得更严重，在1760年以后才重新上升，在80年代达到了特别高的水平（Lin1990）。1793年，由英国赴华使臣马冥尔尼转达的乾隆皇帝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著名敕谕中写道：“其实大朝……种种资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沃尔弗拉姆·埃伯哈德（199）把清代中国内部衰败的开端定在1744年的山东起义和1775年的白莲教起义（我们知道，这时正值前面分析的1762—1790年康德拉捷夫“B”阶段期间的美国革命等事件）。只是到18世纪末欧洲人才在中国海域取代中国商人；甚至到这个时候，贸易平衡还是严重地向中国倾斜（Marks1996：64）。众所周知，只是由于英国人诉诸在印度专门为他们生产的鸦片，才在19世纪最终扭转了这种形势。
因此，中国经济只是在19世纪初才急剧失序。鸦片贸易及其引起的大量白银外流动摇了整个经济体系。这种衰败过程在鸦片战争和中国“崩溃”时达到顶峰。维克多·利皮特的文章（中国低度发展的发展）主要讨论了19世纪中国的情况。利皮特言之凿凿地批驳了大多数有关中国低度发展的流行解释所依据的历史和理论基础。这些解释的基点是“家族制度”（马里思·利维），“前工业社会阶段论”（A．埃克斯坦，费正清，杨联险）以及“贫困的怪圈”（拉格纳尔·纳斯克）等。而这些无一能解释1800年以前中国的成就，也不足以解释1800年以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取得过去那种成功的原因（参见Lippit1987）。
但是，利皮特过于强调中国官僚体制和阶级结构的致命影响。实际上，我在为黄宗智主编的那本书撰写的文章（Frank1980）中已经指出，从几个方面看，收入这本书中的利皮特的文章使用了不恰当的标题，其中一点是，他认为18世纪中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而其实中国经济还在扩张。诚然，他自己后来也修正了这个判断（1987：40，42），承认从16世纪到18世纪“新的经济扩张”和“蒸蒸日上的经济活动”。但是，他一直把19世纪的“低度发展”归结到阶级矛盾造成的内部虚弱，根本不考虑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18世纪最后30年，东南亚大陆地区也有某些经济衰落和社会政治危机的迹象。但是，安东尼·里德（1997）及其同道的研究成果使这幅画面变得复杂了。这个修正派的论点是：“大约从1760年起，该地区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商业扩张”，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多数指标显示了该公司的衰落。抵达马六甲的船只从1761年的188艘增长到1785年的539艘。其中，马来人当船长的先后为54艘和242艘，中国人当船长的先后为55艘和170艘，英国人当船长的先后为17艘和37艘。所有的船只中几乎有一半，新增加的船只几乎全部来自夏克河，只有20艘来自中国，大约40般来自印度（Reid1977：tablesl，2）。但是，里德也发现，东南亚的砂糖出口在1760年达到顶峰，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东南亚群岛进口的纺织品w72，000匹下降到102，000匹（Reid1977：table5）。里德的评论是：“汇总的有关数据显示，纺织品出口和其他进口一样，恰恰是在文献资料最缺乏的18世纪末出现了新的上升趋势”（Reid1977）。这些发现以及尚未发现的情况也提出了一个问题：1760年后是否真的有这种上升趋势？不仅缺乏文献资料，而且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衰落也可能不止反映了二者的经济衰落（这种衰落或许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利，因为该公司从印度港口出发的船舶量在1765年到1785年之间一直很稳定）。从依然相对繁华的中国港口出发的船舶从7艘增加到21艘，但是在数量上与东南亚内部之间的船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Reid1977：table2）。另外，任何意义上的东南亚“特有的商业扩张”都肯定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周期性潮流发生冲突。实际上，根据里德的表4，东南亚平均每年出口胡椒、咖啡和砂糖的价值（以西班牙元计算）在18世纪50年代为864，000元，在60年代为1，236，000元，在70年代为1，043，000元，在80年代为1，076，000元，在90年代为1，310，000元。也就是说，从1750年到1800年的50年间，增长了50％。在1760年以后增长了5％（尽管在70年代和80年代绝对数量下降）！看来这很难说是一次“特有的商业扩张”。如果再深想一下，这更像是东南亚茶杯中的风浪。因此，东南亚也很可能是与其他地区保持同步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经验资料来确定18世纪中期重要地区的和（或）亚洲普遍的经济衰落以及与之伴随的或继之而来的人口增长率衰变。这样就能把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欧洲相对优势的兴起置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和历史视野中。就此而言，无论是欧洲中心论的欧洲特殊论，还是印度、中国和其他亚洲民族主义对这个时期的解释都是远远不够的。或许当时确实有一个长波经济周期，在这个周期的下降“B”阶段，亚洲各地区和帝国一个接一个地衰落了。然后，就像今天东亚的各新工业化经济体一样，原先处于边缘的欧洲人以及后来的北美人从亚洲的这次周期性“B”阶段衰落中渔利：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人下赌注式地宣称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和霸权——不过是暂时性的！但是，不仅“西方的兴起”是继“东方的衰落”而来的，而且这二者是同一个全球经济中相互密切联系的两个部分，彼此在结构和运动周期上相互依存。这就是我在下面几节所要证明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