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西方是如何兴起的？
那么，西方是如何兴起而——暂时——赢得这场竞争的呢？本书的导论考察了一些流行的理论和答案，而这些理论和答案都主张某种欧洲特殊论乃至西方特殊论，甚至是各种欧洲特殊论乃至西方特殊论的综合。导论也指出，所有这些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韦伯主义的或其他的理论都有欧洲中心论的根本缺陷。布劳特（1993a）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论和欧洲中心历史学》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十几种答案及其缺陷。我们在第1章也谈到古迪、赛义德、伯纳尔、阿明、霍金奇、蒂贝布、刘易斯和威根如何破除这种欧洲中心论的神话。但是，他们主要致力于对公开和隐蔽的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批判。第1章还谈到我本人（Frank1994，1995）对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分别提出的不同形式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一经济体系”的批评。但是，虽然我和吉尔斯（199）对15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提出另外一种世界体系解释，我自己以前的工作也主要局限于提出批评。
本书的历史实证部分已经证明，从1400年到1800年，更不用说更早的时候，世界的真实情况与流行理论的说法完全不同。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和“经典”社会理论以及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所认为或宣称的欧洲的支配地位根本不存在。直到大约1800年为止，世界经济绝不是想象中的以欧洲为中心，在任何重要方面也不能用所谓从欧洲起源的（和由欧洲体现的片资本主义”来界定或标示。更谈不上有什么欧洲人或西方引发、扩散、传播或维护的任何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些只是欧洲中心论的想象产物，甚至正如伯纳尔已经强调指出的，只是迟至19世纪以后的产物。由此产生的一个相关问题是，是否早已有某种‘贺本主义低度发展（的发展）”。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而言，这种论点（Frank1966，1967）很可能还站得住，就非洲进行奴隶贸易的地区而言，也可能站得住。按照这种论点，只是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之后印度才开始这种进程（Frank1975，1978a）。但是，这种考察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衰落在多大程度上是欧洲以及“资本主义”“强加”给它们的。
前面几节中的数据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示，世界经济主要是以亚洲为基础的。在哥伦布和达·伽马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人就一直叫嚷着要归顺它。正是这个原因驱使着他们寻找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道路，尤其是最佳道路。但是，在这些欧洲开拓者（不是世界开拓者！）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人还是在十分艰难缓慢地爬行，勉强地搭上亚洲经济列车。他们只是到了19世纪才在车头找到了一席之地。
（3）爬上亚洲的肩膀
那么，西方是如何兴起的呢？严格地说，欧洲人先是买了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位，然后买了一节车厢。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那么究竟是怎么找到钱的呢？
最基本的途径有两个，或者说是三个。最重要的途径是，欧洲人从他们在美洲发现的金银矿那里获得了金钱。第二个途径是，他们在那个最好的赢利行业中“制造”了更多的金钱，主要是开采出白银，更准确地说是强迫美洲当地人给他们开采白银。欧洲人也参与他们在美洲经营的或对美洲经营的其他各种赢利的商业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巴西、加勒比地区和北美南部的奴隶种植园；当然，他们也经营维持和扩大这些种植园的奴隶贸易。按照布劳特的统计（1993a：195），在这种有利可图的生意中，欧洲人大概始终雇用和剥削着一百万的劳动力。欧洲人通过向美洲的这些工人和其他阶层的人销售欧洲制造的产品而挣得更多的金钱。这些产品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市场的，因为它们在亚洲没有竞争力。
但是，凯恩斯所谓的收益增殖率也在欧洲起了作用：先是通过注入美洲金钱，继而又通过把从美洲、非洲和“三角贸易”（尤其包括奴隶贸易）获得的利润用于在欧洲投资。当然，欧洲也从前面提到的面向美洲和非洲的商品生产和出口中获取利润。在本书前面的实证论述中提示了欧洲的这些发现与制造资金的来源与机制。这里也无须再详细加以论述，因为有关的研究和阐释已经不计其数。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探索我们下面要谈到的一些后果，也没有得出相关的必要结论。
为了避免哆嗦，也为了避免使用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血和汗”的说法，这里只须引用大家都宠爱的学者亚当·斯密的论述：
自发现美洲以来，其银矿出产物的市场就在逐渐扩好第一，欧洲市场已逐渐扩大。英格兰、荷兰、法兰西、德意志，甚至瑞典、丹麦和俄罗斯，都在农业和制造业上有相当大的进展。第二，美洲本地是它自身银矿产物的新市场。随着该地表业、工业和人口的进步……对金银的需求也自然增加得更快。英属殖民地完全是一个新市场。…·。。但是。美洲的发现作出了一种更根本的（贡献）。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引起了新的劳动分工和技术改进，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绝不会发生的。劳动生产力改进了，欧洲各国的产品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跟着增加了。
正如斯密所了解的，正是美洲造成了欧洲居民实际收入和财富的增长。另外，斯密反复重申，甚至波兰、匈牙利以及欧洲其他没有与美洲直接进行贸易活动的地区也因此而使自己的工业获得间接好处。再有，正如波梅兰茨（1997）所强调和分析的，欧洲人对土著奴隶和从非洲输入的奴隶的剥削，再加上美洲的资源，不仅给欧洲的消费与投资提供了额外的资源，而且也减轻了欧洲本身资源稀缺的压力。
斯密也承认，亚洲在经济上远比欧洲发达和富裕。“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在中国的一些东部省份，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良看来也是渊远流长的。……甚至这三个国家（中国、埃及和印度斯坦）——根据各种资料显示，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主要是以其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优势而著称。……（现在，即1776年）中国是远比欧洲任何部分都富有的国家”。
另外，斯密也懂得贫穷的欧洲人怎么使用他们新近获得的钱财购买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接着前面援引的论述，斯密写道：
第三，东印度是美洲银矿产物的另一市场。自发现这些银矿以来，该市场所吸收的银量日有增加。……综合这些理由，贵金属由欧洲运往印度，以前一直极为有利，现今仍极为有利。在那里没有什么别的物品能够获得（比贵金属）更好的价钱（把白银运到中国更有利）。……新大陆的白银看来就是以这种方式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相隔遥远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白银的买卖为媒介。……东印度的贸易由于为欧洲商品开辟了一个市场，或者用近似的说法，为那些商品所购买的金银开辟了一个市场，就一定会增加欧洲商品的年产量。……欧洲不再是面向世界极小部分的制造业者和运送业者，……现在（1776年）已经变成面向美洲众多兴旺的耕作者的制造业者，和面向亚洲、非洲、美洲几乎所有民族的运送业者，并在若干方面亦是面向他们的制造业者了。
正如斯密指出的，由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亚洲市场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与白银同样重要的东西。首先，白银是他们唯一的支付手段。其次，因此欧洲人的主要实业就是把白银当作一种商品来生产和交易。这是欧洲人从他们在亚洲内的贸易以及他们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中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
布罗代尔宣称，“作为一个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学家’，他“惊讶地”发现，18世纪晚期，红海贸易依然与16世纪一样是西属美洲白银流向印度及其周边地区的“中枢渠道”。“贵金属的这种流向对于印度经济，无疑还有中国经济的最活跃部分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Braudel1992：491）。印度“事实上在许多世纪里屈从于一种货币经济，部分原因在于它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Braudel1992：498）。“据说，坎贝（古吉拉特的另一个名称）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完全是因为它的一只手伸向亚丁，另一只手伸向马六甲”（Braudel1992：528）。黄金和白银“也是使整个庞大机器从其农民基础到社会顶端和商业世界能够运转的必不可少的机制”（Braudel1992：500）。布罗代尔自己的结论是：“说到底，欧洲人不得不求助于贵金属，特别是美洲的白银，因为这是进入这些贸易的钥匙”（Braudel1992：217）。“从一开始，西属美洲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或许不正是美洲……才是欧洲强大的真正原因吗？”。
这也正是市劳特（1977，1992，1993a）的解释。他在这些方面似乎是亚当·斯密的现代“化身”。对于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是如何设法进入兴旺的亚洲市场这一问题，他们两人都熟悉和解释了两个基本答案：（1）他们利用了他们从美洲获得的金钱；（2）他们利用了从他们在（对）美洲和非洲的生产与进出口中获得的利润以及他们在这些过程中在欧洲的投资所获得的利润。
但是，前面所暗示的第三个答案是，欧洲人也用美洲白银货币和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买到了进入亚洲财富的资格。正如斯密指出的，也正如前面考察的各种证据所显示的，欧洲是用它的商品来换取亚洲产品，几乎可以说，它唯一能够在亚洲出售的商品是美洲金银。另外，也正如前面论证的，欧洲是利用它的白银购买力挤进被欧洲人称作“乡村贸易”的亚洲内部贸易。正如前面指出的，白银——以及黄金——贸易乃是各欧洲公司的支柱。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战略可以概括如下：
欧洲的贵金属、主要用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获得的日本白银、主要用日本白银和印尼胡椒在台湾获得的黄金都主要被用于投资印度纺织品。这些纺织品大部分被用于换取印尼胡椒及其他香料，但也被运到欧洲以及亚洲各地。大宗胡椒及其他香料被出口到欧洲，但也有一部分被用于投资到印度、波斯、台湾和日本等亚洲各地工厂。波斯和中国的生丝也被运到欧洲。…问世纪，荷兰人参与亚洲内部贸易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日贸易的必要性决定的，因为日本是当时该公司获取贵金属的最重要来源。…唯一些年份里，从日本获得的贵金属比从荷兰运到巴达维亚的贵金属更多。
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监雅恩·皮特森·科恩1619年关于荷兰贸易的那段描述更为形象，也更经常被人们引用：
我们可以用古吉拉特的布匹在苏门答腊沿海换取胡椒和黄金；用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里亚尔（波斯和阿拉伯钱币）和棉花在班特姆换取胡椒；用檀香、胡椒和里亚尔换取中国商品和中国黄金；我们可以用中国商品换取日本的白银；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布匹换取中国的香料、物品和黄金；用苏拉特的布匹换取香料；用阿拉伯商品和里亚尔换取香料和其他各种奢侈品——用一种货物换取另一种货物。而且这一切都无须花费尼德兰的一文钱，只要有了船，我们就有了最重要的香料。那么会失去什么呢？毫无所失，只要有些船，再用一点水注入水泵引动。……（我指的是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建立豪华的亚洲贸易。因此，绅士们，高明的长官们，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东印度公司获得世界上最豪华的贸易。
也就是说，欧洲人竭力挤进‘业界上最豪华的贸易”，但是这使得荷兰人向这口亚洲财富和资本水井里注入了不止“一点水（指钱）”。当然，这笔钱来自美洲。这样，欧洲人从参与亚洲境内“乡村贸易”中获得的利润要多于他们向欧洲进口亚洲产品而获得的利润，尽管后者中有许多又再出口到非洲和美洲，给他们增加了新的利润。总之，欧洲人可以通过参与亚洲内部贸易而从这些最富饶的亚洲经济体中获得利润；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最终达到这一目的，完全归功于他们掌握的美洲白银。
如果没有这些白银——以及如果没有这些白银在欧洲造成的劳动分工和利润——欧洲人就根本不能在亚洲市场的竞争中插入一脚，甚至连一个脚趾也插不进来。只是由于他们掌握的美洲金钱，而不是由于任何“独特的”欧洲“素质”——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发现，欧洲的“素质”一直远远达不到亚洲的标准——才使欧洲人能够购买搭乘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获得一个三等厢的座位。这是从需求的一面来看欧洲人在亚洲的“生意”。从波梅兰茨（1997）所强调的供给方面看，欧洲人掌握的美洲金钱使他们能够购买用亚洲的劳动和资源所生产出的实用商品。这些商品不仅促进了欧洲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减轻了欧洲的资源压力。
换一个比方，美洲给欧洲人供应的赌注使他们能够进入亚洲经济赌场。为什么他们最终能够在那里发财？完全是由于他们拥有起伏不定但源源不断的美洲金银。正是这种来源使欧洲人在众多亚洲竞争者中具有自己的竞争优势，因为其他人没有美洲大树上结出的金钱。但是，尽管欧洲人拥有这种资源和优势，他们在亚洲经济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牌桌上也不过是一个小赌家。然而，欧洲人把他们的美洲赌注押在了他们在亚洲的全部家当上，在那里坚持了三个世纪。虽然欧洲人也把他们在亚洲挣到的一部分钱拿出来购买亚洲经济牌桌边更多更好的座位，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坚持这种做法，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美洲持续不断的现金供给。有资料显示，甚至到了18世纪，欧洲人还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提供给亚洲人，因为当时的欧洲制造业依然没有竞争力。斯密夸大了欧洲工业品在世界范围的销售情况，我们只能把他所做的“在某种程度上的”’这一限定理解为“几乎没有”。
可以肯定，欧洲人根本没有什么独特的（更不用说高超的）种族的、理性的、组织的或资本主义精神的优势使他们能够在亚洲提供、传播其他什么东西或做些其他什么事情。正如我们在下面以及在总结时会进一步考察的，欧洲人所能有的是亚历山大·格申克龙（1962）所说的“落后”的某些优势，而这种优势是由蔡斯一邓思和霍尔（1997）指出的位于世界经济的（半）边睡地位而造成的！
那么，欧洲人在亚洲的这种原本看来是毫无希望的赌博怎么居然会取得成功，而且最终中了头彩？原因很简单：在欧洲人从美洲和非洲以及亚洲积聚他们的力量时，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在18世纪日益衰弱，最终正如罗兹·墨菲（1977）绘制的曲线图所显示的，两条曲线在1815年前后相交了。但是，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另外一个——第四个——因素加入了欧洲一亚洲的方程式。众所周知，虽然亚当·斯密主要针对殖民主义垄断而写了“论殖民地”一章，但是他认为殖民地没有付出什么。另外，斯密是在英国和欧洲工业革命的重大技术革新之前写的。在此我们不想讨论是否真的有这样一次“革命”，是否像罗斯托（1962）等人所说的资本积累率真的“起飞”了。
（4）技术变革的供给与需求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哈特韦尔指出：
克拉潘在1910年写道：“即使……‘这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是一个‘被榨平的桔子’，里面还会剩下数量惊人的桔汁。”实际上，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工业革命的兴趣有增无减。……例如，关于工业革命的起因，有些是空白，有些失之简单化，有些则含混不清。主要动力是什么，或者哪些动力起了作用？农业革命？人口增长？技术革新？贸易扩大？资本积累？这些因素都有人进行论证。是否应该在非经济因素中寻求解释？宗教、社会结构、科学、哲学和法律的变化？……似乎还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最棘手的问题是确定这种刺激在多大程度上是外源的（即该经济体之外的），例如通过国际贸易而产生的需求增长…这种刺激在多大程度上是内源的（即在该经济体内部产生的）……？
但真正的问题是，人们所说的经济体是什么？我的观点是，澄清混乱的钥匙应该在哈特韦尔的最后一句话中寻找：虽然克拉潘所说的那只桔子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被无数次压榨，但始终仅仅被看作是一个英国的、欧洲的、至多是“西方”的水果。再有，格雷姆·斯努克斯（1994：1－2）也曾写道：“对于一片需要长期深翻的土地，我们不过刚刚划破了地皮……我们需要从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工业革命。”斯努克斯及其主编的《工业革命是必然的吗》一书撰稿者们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角度，但是他们在追根探源时依然局限于欧洲，探讨欧洲一千年来以及“整个前现代时期英国（和西欧）的运动特征”。因此，尽管甚至到今天他们的角度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之中无人真正试图对整棵桔树作出一个全球整体性的世界经济／体系解释，而只有这样的解释才符合我在开篇时所引用的列奥波德·冯·兰克的格言：“实际上除了普遍历史外，没有历史！”
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同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里，到1800年前后原来一直落后的欧洲、接着是美国‘埃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赶上和超过了亚洲。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努力和胜利乃是统一的全球经济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正是这个全球经济的结构和运转产生出这种变化。也就是说，欧洲（西欧）和美国先后出现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技术进展和其他方面的进展，而且把它们应用于新的生产过程中。但是，绝不能像斯努克斯（1994，1996）在他的“工业革命新视角”中依然主张的那样，在追溯这些变化的根源时仅仅限于或主要限于欧洲的一千年历史。罗伯特·亚当斯在“探讨西方技术”时也是如此。虽然他追溯到东地中海和西亚的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但是他也基本上限于对欧洲的考察。
然而，工业革命时期的这些技术进展不应该被仅仅视为欧洲的成就。更准确地看，它们乃是世界发展过程的产物，而世界发展过程的空间焦点以前长期在东方徘徊，当时才向西方移动和在西方穿行。真正关键的问题与其说是促成工业革命的“独特的”西方特征或因素是什么，不如说是为什么和如何发生了这种从东向西的工业转移。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这种转移的原因应该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这两个方面来寻找。对于“为什么与如何”这一问题，迄今流行的“答案”有三个缺陷。首先，它们错误地把原因归结到所谓的欧洲“独特性”或优势。布劳特等人已经证明这种观点是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其次，它们仅在欧洲本身寻找欧洲兴起的原因，因而不去分析相关的（若干）东方地区的衰落。这两个张冠李戴的错误还隐含着第三个错误：他们没有在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和运转中寻找“西方的兴起”圩‘东方的衰落’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直到18世纪欧洲为什么和如何在经济竞赛中大大落后，它是如何主要借助于获得与利用美洲金钱来购得亚洲列车的车票并逐渐取代车上的一些乘客，从而改善自己的地位。
但是，还有未解决的问题：在亚洲人的游戏中，西欧人和美国人后来为什么与如何能够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战胜亚洲人？我们现在可能还得不出一个完全满意的答案——但是，那样一个答案也肯定会超越从马克思到韦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所提供的各种欧洲中心论的荒谬答案。一种世界经济分析肯定优于那些荒谬答案，尽管我们在下面是以很粗浅的方式论述有限的因素，提出有限的假设和证据。
通过发明和应用节约人力的机器而取得的技术进步通常被认为是在一个高工资的经济体制中、尤其是在北美谋求利润的产物。高工资产生了一种刺激，促使人们为了减低生产成本而用节约人力的机器取代高工资的人力。正如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学者指出的，北美的工资一直比较高，原因在于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比较低，而且边疆的扩张绪低工资的工人提供了出路。因此，人们一直认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促使人们发明。改进和应用节约人力的机器的那种动力逐渐从欧洲越过大西洋转移到美国——由于世界市场的竞争要求减低生产成本和维持或取得市场份额。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把这种分析与论证应用到欧洲工业革命期间机器的发明、改进和使用上。18世纪英国经济增长的80O——1740—1780年经济增长的30O——都被归因于生产力的增长（Inkster1991：67）。欧洲人也处于世界经济的竞赛与角逐中（美国人还远逊于欧洲人），他们为了争取市场而不得不首先与亚洲人竞争。但是，相对而言，欧洲人也是高工资一高成本的生产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看到欧洲人基本上没有东西能够卖给亚洲人。亚洲人的生产力要大得多，而工资成本要低得多，因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亚洲许多地区的人口一土地资源的比例比人烟稀少的欧洲要高。
另外，正如本杰明·希金斯（1991）指出的，欧洲也有边疆——先是在美洲，后是在澳大利亚。的确，在19世纪，欧洲人越过大西洋向美洲移民也有助于减低人口一土地资源的比例。因此，欧洲较低的人口比例以及作为安全阀的向美洲移民这二者所产生的发明机器的刺激要比亚洲人口一资源状况所产生的刺激大得多。
亚当·斯密写作时正值工业革命的各项发明初露端倪；他在“论劳动工资”一章的末尾写道：
充足的劳动报酬……鼓励普通人民的勤勉。劳动工资是勤勉的奖励。勤勉像人类其他品质一样，越受奖励越发勤奋。……高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总是比低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活跃、勤勉和敏捷。……食品的高价，由于减少用于维持劳动的资金，使雇主倾向于减少现有的雇工。……（当发生）劳动工资增加时……雇用很多劳动者的资本家，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势必……力图把他和他的工人所能想到的最好机械供给他们。在某一特殊工厂内劳动者间发生的事实，由于同一个理由，也在大社会的劳动者间发生。劳动者的人数愈多，他们的分工当然就愈精密。更多的人从事发明对各人操作最适用的机械，所以这种机械就容易发明出来。由于这些改进，许多商品能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生产出来。这样，劳动价格的增加就不只是劳动量的减少所抵偿的。（Smith［177611937：81，83，86）
在稍后一节“论改良的进展对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中，斯密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粗金属制品的生产成本已经下降了，未来会更显著地下降。他也发现，纺织业“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价格（或生产成本）下降”。虽然斯密谈到了粗精毛纺织业中出现的三种主要技术进步和许多细小进步，但是他在亚776年没有提到棉纺织业的任何技术进步或“工业革命”！
马森在（18世纪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导言中指出：
但是，看来几乎没有什么疑问，无论发明的动力是什么，革新者和企业家肯定都受到这样一些经济因素的影响，如相对价格、市场前景、利润前景等。在这方面人们对具体企业做了大量的专门历史研究。这些成果已经广为人知，而且数量庞大，无法在此—一列举。
但是，尤其是在像纺织业这样的竞争激烈的产业里，这些相对价格、利润前景当然是相对于世界市场前景而言的。正是纺织业这样的产业在英国发动了工业革命。
实际上，斯密在1776年就已经从这个角度把英国、印度和中国加以比较。在讨论它们在运输业方面的相对价格时，他发现，与欧洲陆地运输费用相比，中国和印度的内河交通已经节约了人力，降低了许多产品的实际价格与名义价格。
同理，纺织品的漂白过去是靠阳光暴晒来完成的，在英国这种阳光很少的国家发明和应用氯气漂白法，也就理所当然了。由于烧制木炭的木材愈益短缺，把煤作为工业革命的燃料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并且显得更为经济（中国也缺乏烧制木炭的木材，但是那里的资本供给不足，煤炭也昂贵）。
哈特韦尔（1971：268）指出：“人们公认，18世纪（英国）没有资本短缺现象，但是承认这一点的含义是什么，人们并不是总能充分理解。”甚至哈特韦尔本人也没有认识到，没有受到充分理解的最主要的含义是，英国是与其他“经济体”通过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商品与金钱的流通而相互联系。因此，相对的供求不足和劳动与资本的可得性这二者造成的竞争力量不仅在英国起作用，也在世界范围起作用。也就是说，结合供求这两个方面的分析也必须扩展到整个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实际上，斯密在比较欧洲和亚洲运输业的人力和其他成本时就开始这样做了。因此，令人不解、当然也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虽然斯努克斯（1996）也强调相对的要素价格，但是他主编的那部著作的撰稿者，如里格利（Snooks1994）却把他们的分析局限于英国和西欧的竞争。诚然，里格利重新考察了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的论述，但是与这些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例如，李嘉图提出国际比较优势法则），里格利的注意力只在英国。斯努克斯的视野开阔一些，但是他也认为：“工业革命是从一大群势均力敌的西欧小王国之间上千年的激烈竞争中产生出来的”（Snooks1994：15）。
然而，最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在工业革命的首要领域——纺织品市场，英国和西欧首先不得不与印度和中国以及西亚展开竞争。因此，相对的供求差异造成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地区和部门的比较价格和比较优势。这些结构差异于是成为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各个企业、部门和地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在劳动、土地、资本和节约人力的技术方面作出不同的理性反应。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里（而不是在欧洲“内部”环境）寻找在世界经济的某些部分中产生对技术进步的刺激与选择的原因。这并不是说，欧洲“内部”环境与经济决策过程无先问题在于，欧洲（或曼彻斯特或瓦特的蒸汽机工场）的“内部”环境乃是由于欧洲参与世界经济造成的。也就是说，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与运动造成了不同的比较成本、比较优势以及对于世界各地同一进程的不同的理性反应。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阿里基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虽然这个结论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们的观点是，（1世纪、16世纪和17世纪初、18世纪晚期）英国三次工业扩张之间的主要历史联系在于，它们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种不断的金融扩张、重建与改造的组成部分。英国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其中。金融扩张的时候必然会强化欧洲贸易和积累体系对政府与商业机制施加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主要由于各地对自身在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动中的地位优势与劣势所做的不同反应，有些地区的工农业生产衰落了，另外一些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兴盛了。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世界经济的结构和进程不仅是欧洲的，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另外这里所涉及的阶段、工业以及重建的程度也值得注意：内夫（193）、沃勒斯坦等人之后，阿里基与他们一样强调的是长达几个世纪的工业“扩张”，而不是“革命”。在每一个周期的相应时候，纺织业就成为中心部门，这很可能是因为它是生产性行业（不同于金融服务部门），竞争最激烈。但是，第一次调整只是改善了英国相对于弗兰德的竞争地位，第二次调整只是改善了英国相对于北欧和南欧的竞争地位。只是第三次调整才大大地改变了英国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地位。即便是第三次调整也需要花费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1816年，英国出口到原先的竞争领先者印度的纺织品价值才超过了它从印度进口纺织品的价值。
我们在此不可能详述这种世界性发展历程，但是我们可以引述18世纪初和19世纪初的对比资料来说明问题。第5章已经提到，自1642年起，有三个条约使葡萄牙人控制的市场对英国人开放，1703年英国一葡萄牙的梅休因条约巩固了英国进人这一市场的权利。1702年12月，英国政府要人梅休因就大声明确地宣布：“这项协定将在葡萄牙产生影响：他们目前所有的粗制滥造的纺织业和其他贵重物品的制造业都将立刻停产关张；没有一个民族的布匹和货物将能（在葡萄牙人的市场上）与英国的产品竞争。”他的葡萄牙对手路易斯·达·库尼亚至少有部分的同感：“英国人的目的是提高他们的制造业，摧毁在葡萄牙刚刚起步的制造业”。我曾指出（1978a，b），最后的结果颇具讽刺意味：在一个世纪之后，李嘉图为了捍卫英国工业，在论证他的“比较成本优势法则”时举的是英国纺织品换取葡萄牙酒的例子。
谈到世界纺织品市场的竞争，我们可以援引布罗代尔的论述：
刺激是绕着弯子起作用的——（通过印度的出口物）刺激欧洲受到威胁的工业。英国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印度纺织品关闭大门，而把印度纺织品转口到欧洲和美国。然后，它竭力把这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抢到自己手中——这只有通过大幅降低人力成本才能实现。机器革命从棉纺织业开始，肯定不是偶然的。……英国受制于国内的高物价和高劳动成本，从而成为欧洲费用最高的国家，无法应付法国与荷兰在离它最近的市场上的竞争。它被赶到地中海、黎凡持、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市场……（但是）它在最早被它切实征服的市场之一葡萄牙的市场……以及俄国市场上依然独领风骚。
1776年，亚当·斯密就发现：“应该记住，制造业的完善完全取决于劳动分工……事实证明，（这）必然受到市场程度的调节。”他在同一段里补充说：“如果没有一个广泛的国外市场，它们就不可能兴旺发达”。斯密也许读过马修·博尔顿在1769年给他的合伙人詹姆士·瓦特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不值得花费时间只为三个国家而制造（你的引擎），但是，我发现为了全世界而制造它是值得的”（转引自MOkyf1990：245）。那么，为什么莫基尔、斯努克斯等人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原因时主要从英国角度、至多从西欧角度来考察要素价格和产品竞争呢？到1800年，英国生产的棉布有4／7出口（Steams1993：24）；这些占了英国全部出口的1／4；到1650年，占了一半（Braudell992：572）。到1839年，比利时人布里瓦安回顾时指出：
欧洲在许多世纪里依赖印度的最贵重的产品和最广泛的消费品——平纹细布、印花布、本色布、细毛料……只能用香料来换取它们。……由此使欧洲日益贫穷。印度具有既廉价又熟练的劳动力的优势。由于制造方式的变革……印度工人无力竞争……（于是）贸易平衡从此对我们有利。
接下来是交通运输业的竞争（或者说一直进行的竞争，但此时形势逆转）。在这个领域里，亚洲过去也占据优势。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欧洲在3个世纪里一直未能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只是到19世纪，以蒸汽为动力的铁路和轮船才使欧洲人在世界贸易中长驱直入。
世界市场上的亿万次微观经济决策也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与后果。这些宏观经济关系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供给克’经济学家的分析，也引起了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其他“需求方”经济学家的分析。帕西汉蒂（1981）等学者为了理解技术进步，熊彼特（1939）等学者为了追溯长周期波，都把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在此不能切实地对这些分析进行评价，只是想指出经济学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是如何重要。这种革命应该最终实现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供给方分析与需求方分析、周期分析与“发展”分析的两方、四方乃至六方联姻，最终创造一个世界经济一人口一生态范围的经济分价‘大家庭’。关于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探索这样一种经济分析，请参见我以前的一些评论和一般性意见（Frank1991C，1996）。
但是，我们所能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至少是提出问题：在一个康德拉捷夫长周期模式中，甚至在更长的世界经济周期的模式中，工业革命的技术进展为什么和在哪里成为宏观经济背景中的重要微观经济选择（因此也必须用后者来解释和说明），或者反过来，为什么和在哪里微观经济选择了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
因此或许可以说，世界经济状况已经成熟到可以使某些企业、部门和地区通过“新工业化经济体”的措施来改善它们的微观和宏观地位。而且，只有在世界经济状况已经成熟到适当的时机时，人们才能采取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比那些实行者先前所做的任何长期“准备”更关键。
我们已经看到，欧洲人在亚洲市场乃至世界经济中没有竞争力的状况是如何被他们能够诉诸美洲金银来源所报销的，即便当时只是部分地抵消。另外，这种金银的流动和供给必须不断地得到充实。但是，美洲金银供给哪怕是出现暂时的短缺或下降，例如在17世纪一段时间出现的情况，也肯定会使欧洲人基本上退出亚洲的生意。因此，美洲金银供给问题就对欧洲人产生了暂时的或越来越大的刺激，促使他们通过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这种选择将能维持、甚至扩大他们对美洲白银的获取与依赖，以及获取用他们的银钱来担保的亚洲信贷。我们能否证明，18世纪中期以后，欧洲获取美洲金银的可能性开始相对下降，从而威胁了欧洲对市场（份额）的渗透？如果是这样，就会刺激欧洲人通过降低自己的生产劳动成本来保护和提高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我早就主张把1762年以后的一段时期看作是康德拉捷夫“B”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墨西哥的白银供给再次增加（但巴西的黄金供给逐渐枯竭），但欧洲人在国内外的利润都下降了，尤其是从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和奴隶贸易中获取的利润下降了（Frank1978a）。我还认为，这个康德拉捷夫“B”阶段导致了18世纪最后30多年工业革命的各项发明（以及美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亚洲各经济体和帝国在这同一时间的逐渐（长周期的？）衰弱和这个康德拉捷夫“B”阶段，就给某些原先十分边缘的经济体和部门提供了最佳机遇和刺激，使它们能够在世界经济中争夺更好的竞争位置。欧洲一些地区和部门抓住了这个机遇，变成新工业化经济体（与今天某些东亚人一样）。他们通过使用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器，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从而造成了扩大世界市场份额的新机会——先是在欧洲市场上实行进口替代，然后实行面向世界市场的出口导向。欧洲较高的工资和生产要素成本提供了这方面的机遇和刺激。
至少还有两个——互相关联的——情况也帮助了欧洲人。一个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即他们在一些亚洲市场上的本地的和其他的竞争对手陷入经济和政治困境。
但是，他们的亚洲竞争对手不仅陷入各自和普遍的（周期性的？）衰落，而且欧洲人对亚洲更猛烈的入侵也加速了他们的政治经济的衰弱。在那里，当地人进入市场竞争、更不用说参与出口竞争也受到政治和军事的压制。由此出现了印度原先最富裕地区的“孟加拉洗劫”以及英国人对印度其他部分的征服与殖民地化，由此还出现了19世纪通过向欧洲资本‘门户开放”而导致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欧洲人的这些以及其他殖民活动同时既为工业生产开辟了殖民地市场，也给英国在本国工业的投资提供了资本。在世纪之交，中国的生产力还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也许到19世纪的一段时间里还高于日本的水平（Inkster1991：233）。因此，由于中国在经济上还很富饶，在政治上还很强大，很难渗透进去，英国人不得不用印度生产的鸦片来迫使中国“开放门户”——尽管英国人在19世纪费尽心机，接管中国的企图从未取得很大的成功。
尽管我们对这些经济和政治困境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解释”，但是在此有一个建议：应该从亚当·斯密就欧洲情况和伊嫩可（1973）就中国情况所分析的微观经济需求状况的背景中来寻找这种解释。不过，我们应该把这种背景扩大到世界经济的范围。下面我们讨论另外一个情况，即资本的供给与来源。
（3）资本的供给与来源
有利于欧洲人更猛烈入侵的另一个情况是他们的、尤其是英国人的资本的供给与来源。哈特韦尔（1971：268）在评述了一些学者关于资本供给的著作后明确指出：“人们公认，18世纪（英国）没有资本短缺现象，但是承认这一点的含义是什么，人们并不是总能充分理解。”哈特韦尔（援引Hill1967）讨论的含义之一，农业和商业的资本乃是“从国外——通过奴隶贸易、尤其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通过有组织地掠夺印度——数量惊人的（资本）流入英国”的结果（Hartwell1971：269）。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通过殖民剥削方式进行的“原始”资本积累。
殖民地是否付出的问题引起长时间的争论。亚当·斯密写道：
我们的西印度殖民地栽种甘蔗的利润特别大，在欧美两洲，没有什么耕种事业能与之相比。栽种烟草的利润虽然比不上栽种甘蔗，但是高于（在英国）栽种谷物。（Sin计h
然而，与拜罗克等学者一样，帕特里克·奥布赖思（1982，1990）曾在几处否认海外贸易和殖民剥削对欧洲的资本积累与工业化有什么重大作用。因为根据他的计算，18世纪晚期由此所获得的利润不超过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2％。不过他还进一步表示：“无论是数量分析还是历史研究都不能平息有关远洋贸易对工业革命的意义的争论。……就欧洲（甚至英国）的工业化历史而言，‘世界视野’（布罗代尔的一个标题）对于欧洲的意义似乎不如‘欧洲视野’对于世界的意义更大”（1990：177）。遗憾的很，奥布赖恩以及其他许多学者大错特错了。因为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欧洲的消费大于它本身的收入，它的投资大于它本身的节余。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主要是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与发展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