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拜罗克、奥布赖恩等人否认这些外部作用，何塞·阿鲁达还是重新考察了有关资本与市场的殖民主义来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总之，在殖民地的商业投资成为商业资本循环中的一部分，与重商主义政策的制约密切相联，对于西欧的经济增长起了重大的、战略性的促进作用。它们为投资开辟了新领域——对于资本的增长、流动和流通至关重要的领域。……殖民地有所付出。（Arruda1991：420）
的确，殖民地有所付出。它们不仅几乎无偿地供应了金钱，而且还供应了奴隶劳动、廉价的砂糖、烟草、木材、棉花以及其他在美洲生产、供欧洲消费的产品。再有，正是美洲的金钱使欧洲人能够从亚洲买到丝绸、棉纺织品和香料，而且使他们能够通过参与亚洲境内的“乡村贸易”而赚到更多的钱。
因此，与我们现在的议题直接相关的一项工作是，对欧洲和亚洲的“力量”于1815年开始逆转之前欧洲直接从殖民地（包括普拉西战役之后的印度）获得的利润进行统计。欧内斯特·曼德尔（1968：119－120）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殖民掠夺的总值为10亿英镑金币，其中仅在1750年到1800年间，英国就从印度掠夺了1亿到1．5亿英镑金币。这批资本的流入即便不能说是英国新工业革命的全部资本，至少也促进了英国对新工业革命的投资，尤其在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例如，正如埃里克·威廉斯（1966：102－3）所回顾的，“西印度所积累的资本在资金上支持了瓦特和蒸汽机。博尔顿和瓦特曾获得贷款。”但是，到1800年，投入到蒸汽为动力的产业中的资本依然少于英国从殖民地获得的利润。研究这一时期英国经济的学者菲利斯·迪恩（1965）以严谨著称。他详细阐述了“对外贸易促进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六种主要方式”（Frank1978a：227）。
或许正如罗伯特·德内马克所建议的，对于殖民地资本的流入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了作用这一问题，另外一个“测试办法”是，看它是否驱使利率下降，从而使人们在英国和欧洲其他部分投资更低廉、更容易。货币史专家约翰·芒罗（私人通信1966年）对我的询问所作的回答是，在英国，利率从17世纪90年代初的12％和1694年英格兰银行建立后的8％下降到1752年的3％。此时，英国的利率已经变得在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了，从而使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成为一个资本流入英国的漏斗，而英格兰银行则越来越“控制”了这些资本。
这种趋势只是偶尔被战时暂时的利率上涨所打断。迪金森（1967：470）对这种趋势作了论证。根据他的统计，17世纪90年代英国公债的利率为7％一14％，1707年到1714年为6％一7％，此后到18世纪30年代为5％，然后下降到3％－4％，到1750年降到3％。迪金森还发现，私人借贷的利率紧紧追随着公债利率，尤其是在大量的荷兰资金流入英国市场时。虽然这些资金有许多是由英格兰银行经营，用于支撑公债，但是也有一些资本流入私人投资，而且公债本身也解放了私人资本，使之可以到其他经济领域投资。
当时的英国人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和欢迎这种利率下降，并且讨论了无数“英国宪制”理由，以推动这种利率普及到英属爱尔兰的最偏远角落（Dickinson1967）。亚当·斯密（［1776］1937：78－79）指出，经过一代代英国君主的修改，最高法定利率逐步地从贝％减到5％，但是“它们看来是跟在市场利率变动之后，而不是走在前头”。因此在他看来，这是与对资本的需求有关，反过来也与资本的供给有关。
除了英格兰银行外，“三姐妹”中的另外两姐妹，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也对英国资本存量的增加与经营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以及其他资本来源，包括阿姆斯特丹漏斗，当然都是直接从殖民地获得资本。但是，它们也有间接而同样重要的影响，因为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利率下降是由于它们参与整个全球经济的世界范围的结构与运转而派生出来的产物。
因此，除非这些国内的制度理由中的哪一项或全部能被证明是比资本的流动和存量及其世界范围的来源的根本性增加更重要，德内马克的假设似乎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但是，拥有资本只是进行投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正如哈特韦尔所强调的，仅仅获得可用于投资的资本的供给及其国际贸易乃至殖民剥削的来源，还不足以引发或解释对工业革命中能够降低成本、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设备的实际投资。这种实际投资需要有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刺激。
但是，在一个全球经济中，任何地方的和部门的微观经济刺激无论在哪里都是与竞争性地参与整个宏观经济的世界经济结构和运动有关，实际上也是由这种参与而派生出来的。这就是我的第三个主要论点：在统一的全球经济和体系中，“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肯定是互相联系的。问题是，它们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4．一种全球经济的人口解释
让我们再次从全球人口和经济的角度来回顾亚洲衰落和欧洲兴起的过程。这种回顾会向我们显示，亚洲在前几个世纪的经济生产和人口的扩张本身却反过来阻止1800年以后继续扩张。前面几章已经考察了长期的全球经济扩张，尤其是亚洲的经济扩张，指出这种扩张是由欧洲人供应的美洲金钱支持的，但不是由此而启动的。我们还指出，这种扩张的程度在亚洲比在欧洲大得多。我们在第3章和第4章指出，新增的美洲金钱看来在欧洲造成了通货膨胀，而在亚洲则造成了生产、拓殖和人口的较大扩张。但是，从一开始，亚洲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就一直较高；因此，在亚洲许多地区，这种扩张大大增加了资源压力。如果说这种情况在欧洲没有那么严重（或者说，正如下面要论证的，欧洲有更多的排放阀），那么全球性扩张就会扩大东方和西方之间人口一资源比例的相对和绝对差距。
（1）一个人口经济模式
至少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以来，人口与一般的经济增长及具体的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大多数人口学专家和发展经济学专家至今众说纷纭。例如，多米尼克·萨尔瓦托雷（1988：Xiil）就指出，时至今日，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组所提交的报告依然得出相互冲突的结论。后者于1986年发表的著名报告考察了大量的有关文献，概括地提出了九个不同的争论问题，但仅仅试探着得出一些有待商榷的结论。
因此，对于像我这样贸然闯入这一争论的人来说，可能会一无所获。例如，仅仅就解释自18世纪中期起欧洲人口增长加快的原因而言，专家的观点就从死亡率下降转移到出生率上升。但是，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格（198：5）最近提出的论断是：对这个问题“不可能作出极其确定的解释或盖棺定论”。因此，思考整个世界范围的人口、经济和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地区差异，就更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了。的确，正如罗纳德·李（1986：96－97）在论述他自己的专业性很强的模式和分析尝试时所说的：“我们能否在这样一个框架中来解释非洲、中国和欧洲的相对技术成就？……当然，在这样普遍的范围来考察这样高度抽象的问题，会有很大的困难，甚至陷入荒谬的境地。但是，我确信，这些问题极有意思，因此值得探讨。”我很同意；不仅这些问题有意思，而且考察它们对于理解世界历史的真相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正如本书始终主张的，这就需要在更大的普遍性层次上，即全球层次上来考察这些问题。由于专家们哪怕仅仅是因为害怕被别人斥责为荒谬而不敢涉足那么大的范围，所以就只能让一个傻乎乎的外行来冒犯更荒谬错误的风险了。
李（1986）考察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埃斯特·博瑟鲁普（1981）之间的“争论”，提出了一个“动态综合”。马尔萨斯认为，由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本身就会限制人口的增长。在后来的马尔萨斯主义复兴之前，马尔萨斯的观点似乎受到世界人口迅速和大量增长的挑战，因为技术的发展扩大了资源的供给和（或）回报，因此使报酬递减律失效了。博瑟鲁普（1981）在她的研究人口与技术变迁长时段趋势的专著中向前迈进了一步——或者说是回到了斯密，因为在斯密看来，人口增长会造成更大的资源回报。博瑟鲁普提出，人口增长以及相应的资源压力增大本身会造成技术进步，从而使报酬递减律失效。李把普赖尔和莫勒（PryorandMaurer1983）视为开拓者，紧随其后，力求对马尔萨斯和博瑟鲁普两家对立的观点作一番“综合”。由此，他至少建立了六个不同的模式，阐释人口与技术的变化或不变可能会如何相互作用。
我所提出的关于大约1800年之前欧洲先于亚洲发生的迅速技术变革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解释”，可以说是基于李的一个假设模式的变种。我的解释不是马尔萨斯式的，因为后者不考虑这种技术变革；也不是博瑟鲁普式的，因为后者把这种技术发展归因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因此，与李的模式不同，我的主张不是他们对立观点的综合，而是对二者的否定。实际上，我的主张是与博瑟鲁普对立的，而不是与马尔萨斯对立的。我的主张比李的观点“更抽象、更概括”：亚洲更高的人口增长阻碍了由于和基于对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械的供求而发生的技术进步，欧洲较低的人口增长产生了这种刺激——在与亚洲的竞争中！在李的六个“假设模式”中有一两个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但是李似乎没有深入探讨这种可能性。我的论证远不如李的模式、表格和方程式那么精致，但是我的方法可能更贴近现实，因为我引进了三个新的变量，把李的模式变得更复杂充实了——但最终简化成一个符合真实世界的解释。这三个新因素是：（1）我把亚洲、非洲和欧洲放进同一个全球经济的世界经济篮子里，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论点和思路；（2）我对各经济区域内的收入分配、劳动供给及其价格、对产品的需求都加以区分，进而也把整个竞争的世界经济中的各地区经济之间加以比较（基于第一个因素）；（3）我强调可以用于投资的资本和各个地区的这种资本来源（或资本缺乏，或资本流入），而不是那些投入资本、生产节约人力和（或）产生动力的设备器械的经济区域。
由于李没有对这三个变量给予应有的注意，因此他没有注意到加入这三个变量后可能造成的模式“运动”。我可以先简略地描述一下这种“运动”：在1800年前后，欧洲发生了技术进步，而亚洲没有发生，因为亚洲具有更高的人口增长，但其收人分配也更加两极分化，而且缺乏资本。非洲也没有发生这种技术进步，因为那里的人口与资源的比例比欧洲低得多；而且非洲根本没有像欧洲那样获得外界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本。
（2）一种高度平衡的陷阱？
让我们再重新回顾自1400年开始的这个长期的“A”阶段扩张，看看亚洲和欧洲的经济与社会为什么及如何会越来越分化。正如我们在第2、3、4章中看到的，自1400年开始的世界经济扩张伴有生产的重大增长。正如在第2．4章中看到的，这也使得亚洲主要经济体尤其自17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人口大增长。因此，正是世界经济扩张在亚洲主要核心经济体和社会产生了这些后果，而且这些后果在亚洲比在比较边缘的欧洲更明显。因为更富饶的亚洲经济对新的美洲货币的流入作出了“更好的”回应。
欧洲、美洲和非洲不那么富饶、也更边缘的经济不可能那么迅速和那么大规模地通过更高的生产力作出回应（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欧洲反而至少经历了更高的通货膨胀（正如第3章指出的）。另外，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直到1750年，欧洲的人口增长还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从1600年到1750年，人口增长率仅仅是18世纪后半期的1／4（Livi．Bacci1992：68）。因此，欧洲的工资也一直比亚洲高。
另一方面，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世界和地区经济增长促成了人口增长和强化了生产对资源的压力，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从而制约了国内对大众消费产品的有效需求。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同一个结构和进程迫使生产的工资成本下降，而又没有强化促使人们向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生产技术进行投资的价格刺激。亚当·斯密注意到，与欧洲相比，“中国下层人民”更高的劳动供给和劳动者更严重的贫困压低了使他们心甘情愿劳动的工资。另外，马克斯（1997）认为，在中国，与人口增长相比，水稻生产的较快增长和大米价格的较慢增长抵消了提高生产力、尤其是使用节约人力的器械的投资刺激。诚然，正如第4章已经指出的，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方的农业改良（以及可能还有出生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降低）走在了欧洲前面。“但是，当然很矛盾的是，所引起的中国人口的增长反而阻碍了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自立的经济增长。”
伊俄可（197）援引斯密的有关论述作为他对所谓的“高度平衡的陷阱”（high－levelequilibriumtrap）所作的著名论证的一部分。他力图解释为什么中国看来在其他条件和“前提”都很充分（正如我们在考察生产、贸易、制度和技术时看到的）的时候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伊激可的核心观点是，在人力丰富而土地和其他资源缺乏的基础上，中国的农业、运输和制造业技术在前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例如，放牧的草场极其缺乏，不断增加的庞大人口使得农业用地严重不足，却使得劳动十分廉价。因此，低廉的水路运输和昂贵的牲畜饲料就使人力运输成为合理的选择。例如，1742年的一份材料谈到一种水泵可以节省灌溉农田所需劳力的4／5。但是，制造这种机械需要用铜，而钢是极其昂贵的——也就是要牺牲货币，因为流通的货币是用铜制造的。因此，投资制造这种水泵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合理的。
伊俄可认为，未能“发展”的原因不是制度缺陷或其他缺陷，恰恰相反，而是基于这些制度和其他条件上的生产、资源利用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从而造成资源短缺，比劳力更珍贵：
显然，许多资源的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许多地区缺少建造房屋、船舶以及机械的木材。燃料……纺织纤维……耕育也都短缺。金属，尤其是铜……还有铁和银也供给不足。最重要的是良田短缺：这个时期新开垦的土地质量急剧下降。造成这些短缺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在技术相对停滞的条件下人口持续增长……到18世纪晚期达到了报酬急剧递减的程度。
但是，伊撤可认为：
正是传统经济的发展使有利可图的发明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农业剩余减少以及人均收入和人均需求下降，由于劳力越来越廉价而资源和资本越来越昂贵……农民和商人的合理策略取向不是节约人力的机械，而是经济地使用资源与固定资本。……一旦出现什么短缺时，基于廉价运输的商业灵活性是比发明机器更迅速、更可靠的补救办法。这种形势可以描述成一种“高度平衡的陷阱”。
李（1986：124）沿着博瑟鲁普的思路，也认为，中国人口密度太高，不能“支持……实现技术突破所需的……进一步的集体投资。……中国会越来越陷入一种高密度的人口，中等技术的引力平衡”，很像是伊像可所说的“高度平衡的陷阱”。在这种陷附中，高密度的人口、昂贵的资源、稀缺的资本造成劳动的廉价，因而对节约人力的技术进行投资既不合理，也不经济。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坦认为，印度的精英消费和国家军事开支的扩大“把越来越沉重的需求压在劳动者身上，降低了他们的消费，也逐渐况灭了他们自身的生存追求，在18世纪晚期尤其如此”。我们在前面考察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方的衰落时已经看到这种情况。
由类似的供求所决定的实物交换支撑着燃料供给和其他能源的选择与发展。它们的供给范围可能受到大宗原料运输成本的限制而限于当地或本地区，尽管也有一些木材运到千里之外。但是，对这些产生生产动力的物资的需求主要受制于成本考虑，而成本考虑也取决于世界范围的竞争的或受保护的产品市场价格，例如纺织品就需要这些物资作为燃料。
利皮特（1987）在否定伊赖可的观点时提出的理由是，中国的生产剩余额很高。这种理由似是而非，是站不住脚的。可用于投资的剩余与资本是投资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已经指出，问题不仅仅是有没有可用于投资的剩余，而是把它们投资到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技术中是否合理。中国人毕竟对跨地区的运河及其他基础设施投入了巨大的资金。我认为，伊俄可说得对：中国人具有经济理性，因此他们在一种中国和地区经济范围的供求视野和计算中回避了某些投资。这也肯定了我的观点：尤其在出口产业，这种经济理性肯定会扩展到世界范围，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地区。
也就是说，这个观点既能够和应该应用到别的地方，也能够和应该应用于世界范围。亚洲的许多生产和出口，尤其是中国丝绸生产和出口，是高劳动供给和低劳动成本条件下的高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先前几个世纪的经济增长与扩张产生了类似的供求关系。在印度，也不是“停滞”，而是相反的情况——经济扩张、人口增长、甚至制度变革，总之资本积累的（正常）进程——必然导致报酬递减的开始。
（剑桥印度经济史）指出：“（在印度）劳动力极其廉价……使节省劳动的器械变得多余”（RaychaudhuriandHabib1982：295）。哈比布在别的地方（RoyandBagchi1986：6－7）也指出，印度有充裕的熟练劳动力和“技艺补偿”，因此采用节省劳动的器械就变得不经济了（尽管在该书附录第143页弓除了巴格齐的反对意见）。
因此，伊激可的思路和分析不仅可以应用于中国，也可以应用于东南亚、印度、波斯、奥斯曼帝国或其他地方——从一种世界经济的观点可以应用于任何一个地方。这也包括欧洲。在欧洲，伊俄可有关中国的劳动力剩余和资本短缺的论点（或该论点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应用）恰好与亚当·斯密关于英国和欧洲的论点以及后来一些人关于北美的论点相反相成：劳动力短缺因而资本相对剩余。
在欧洲，较高的工资和较高的需求，再加上可以获得资本，包括从国外流入的资本，就使对节约人力的技术进行投资既合理又可行。这种论点也适用于有关动力设备的投资。英国的木炭和劳动力价格较高，因而促使人们转向煤炭和以机械为动力的生产工艺，以后即使在拥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和更缺少（或）非机械动力的地区，煤炭和以机械为动力的生产工艺也变得更经济了。当然，这里还要补充说的是，欧洲与中国、印度及亚洲其他部分之间在世界经济的市场上的竞争，使得这种节约人力和产生能源的技术对于欧洲人来说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但对于亚洲人来说则不是。
当收入分配不平等时，这种情况就更明显了。这时，收入金字塔的顶部不会产生降低劳动成本的强烈需求，而金字塔底部的低收入会维持工资水平或驱使工资下降。因此，收入分配越是不平等，越会阻碍节约人力机械的革新，阻碍对产生动力的工艺的投资。那么，我们对于收入分配究竟应该怎么看呢？
戈德斯通（199la）认为，无论劳动力的使用是如何组织的，农业社会的人口增长会使收入与财富越来越集中，并且会压低工资和有效需求。而且，我们已经证明，更多的货币和更多的人口也是相辅相成的。所有这些常见的原因到时就会破坏经济的活力和政治的稳定。是否有证据显示亚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这样一种进程呢？答案是肯定的。
确实有理由认为，正是生产和人口的长期增长本身反而促成了至少在这两个方面的增长率的低落。亚洲的证据显示，其生产和人口的增长造成了资源压力，使经济与社会都两极分化：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
贫富差距的拉大改变了社会金字塔的“上层”。正如蒂莫西·布鲁克（199）关于明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历史著作《享乐的错乱》所描述的，各种人，尤其是商人和投机商的向上流动和铺张浪费都加剧了。按照利皮特（1987：90）的估算，19世纪，士绅和其他人榨取的经济剩余至少占国民收入的30％。早先的经济繁荣很可能产生了更大数量和更高比例的剩余。人们还描述了印度在19世纪衰落以前由于经济扩张而发生的类似情况。实际上，波兰梅教（私人通信1996）在对印度和中国（以及欧洲）的有关资料进行比较后确信，印度的财富与收入分配比其他地方更扭曲。社会金字塔顶部对奢侈品和舶来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从而使购买力偏离了当地和地区消费产品的大众市场。
在社会金字塔的底部，有些人“被淘汰出局”（穷困潦倒），完全被边缘化了。大批失去生计的农民变成低工资工人，组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廉价劳动后备军。在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庞大的、或许还在扩大的人群。低收入也压低了他们在商品市场上的有效需求，扩大了生产内销和出口产品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
就印度而言，哈比布（1963：351）解释了“莫卧尔帝国（如何）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莫卧尔统治阶级通过剥削农民生产的剩余而攫取了国家的许多财富。哈比布（1963：320）援引了当时人们的两段评论：“富人的穷奢极侈与平民的饥寒交迫”之间的反差之大，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农村被迫承受苛捐杂税，以维持庞大宫廷的奢华和供养庞大的军队来确保民众的屈从，农村因此而遭到毁灭。”这必然会降低大众的收入与国内有效需求，导致工资劳动供给的低廉价格。实际上，哈比布（1963a：324－329）也证明，农民受到的剥削越来越重，因而逃离土地，可想而知，增加了城市和其他方面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这种情况也大大促成了莫卧尔王朝的垮台和马拉塔人的取而代之，而后者甚至变本加厉地剥削农民。阿里（1975）也援引哈比布的观点来证明，农业方面的剥削日益沉重，从而导致了农民起义和柴明达尔起义。（正如恩格斯与霍布斯鲍姆后来指出的，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挣钱谋生的机会越多，对工人的剥削越重）。
那么，亚洲的收入分配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相比怎么样呢？亚当·斯密（［1776〕1937：72）在谈到中国时指出，那里的最穷阶层的贫困程度远高于欧洲，因此欧洲的最低收入也比中国或许还有亚洲其他地方的最低收入高。另外，亚当·斯密（［1776］1937：206）还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实际劳动工资以及劳工用工资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的实际数量低于欧洲大多数地区。
但是，波梅兰茨（1997，私人通信1996）则认为，印度的收入分配确实比欧洲更不平等，但中国比欧洲更平等。不过他也指出，中国劳工能够获得农村的家庭支持来解决某些生计，而欧洲和英国的城市工人已经没有这种支持了。波梅兰茨认为，因此，即使中国的收入分配与欧洲的木平等程度一样，中国工人也能接受比英国或西欧低的工资。就此而言，中国农村的家庭支持就可以被认为是相当于印度那种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的一种“功能替代品”。
但是，更重要的是，波梅兰茨的看法可以换成另一种说法：无论中国的收入分配比较而言是什么情况，工资商品①还是比欧洲、尤其是工资较高的英国相对地、可能绝对地低廉。也就是说，相对于机器和其他动力的成本而言，由于工资商品低廉，即使中国和英国的收入分配状况相似，在中国使用更多的劳动和较少的资本就比在英国更经济合理。但是，不管这些低廉的谋生工资商品是通过什么制度机制分配的，它们只有通过中国的那种农业才能获得，这种农业比英国和欧洲的农业更具有生产力，因而能够更廉价地生产出这些工资商品。这些看法也就肯定了另外两个观点，或者至少与那两个观点前后呼应：正如马克斯（1997）所宣称的（见本书第4章），中国的农业更有效率；另外正如伊撤可（1973）和我所认为的，正是中国生产效率较高的农业阻碍了其他经济领域里节约人力的技术革新和从事资本经营的投资。
从相应的物价水平的差异中或许也能找到另外的答案。货币计量学说（认为物价随货币量的增加而上涨）也许不是太容易理解。但是，事实表明，一般来说，距离白银／货币来源越近，就越容易获得白银／货币，物价水平就越高；距离货币来源越远，就越难获得货币，物价水平就越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欧洲肯定更接近美洲银矿，因此也比西亚、南亚和东亚更早更多地获得白银供给。我们不是看到，欧洲（更不用说北美）较高的物价和较高的工资结合在一起依然使大多数欧洲人过着与大多数亚洲人一样、甚至更差的生活，而亚洲社会金字塔底层却提供了更多的低工资劳动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拜罗克、麦迪逊等人所说的，欧洲的高工资与亚洲的低工资也应该是与很可能相近的生活水平相匹配，甚至与欧洲可能更低的生活水平相匹配的。如果说这种收入分配在亚洲更不平等，或者如果中国、甚至印度也有前面所说的那种低廉工资商品所凭借的“功能替代品”，那么亚洲的低工资就与其低生活水平更匹配了。这种情况也就使欧洲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尤其亚洲市场上、甚至欧洲市场上都竞争不过亚洲商品。
是否有证据支持、否定或修正这种说法呢？的确有。我们有关于1400－1800年这一时期末期的相对人口／土地资源比例的证据，也有基于以前的人口增长率而推测出来的早期变化的证据。另外，我们在第4章也展示了有关世界和欧亚主要地区之间的比较人口增长率的证据。
（3）有关1500—1750年的证据
为了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和美国，而没有发生在亚洲甚至非洲，就需要一种更好的世界经济理论。这种相对工资水平的微观假设以及相关的长周期的宏观假设乃是这种世界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能够检验这种微观假设以及相关的宏观假设吗？
这方面的证据当然很丰富，而且有些证据已经在前面援引过：亚洲的工资比欧洲低得多；因此欧洲的生产没有竞争力。至于相对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拜罗克（1996：154－155）考察了人口与耕地面积的比例，并追溯了1800年前后亚洲的这种比例。他发现，亚洲的比例达三四倍之高，1700年前后，中国和印度平均每公顷分别为3．6人和3．8人，而法国和英国分别为1．1人和1．5人（日本在1880年的比例却是每公顷5人）。
当然，人口及其增长的数据很难找，也很不确定，有关经济增长的数据更是如此，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对资源的压力的数据就更难寻觅了。但是，表41和42根据各种不同的数据来源对世界和各地区人口数据作了总结，显示出一个很有意义的模式。我们发现，很可能是由于第2章和第4章所勾画的经济原因和营养原因，世界人口在1400年以后开始恢复，在1600年以后，尤其从17世纪中期以后，形成一个向上的曲线。但是我们在第4章也看到，从1600年到1750年，欧洲一直不变地保持着世界人口的18％到19％。在同一时期，亚洲在世界人口的份额从60％增加到66％。这是因为，在人口已经很稠密的亚洲，人口以每年0．6％的速度增长，而欧洲的增长率仅为0．4％。根据李维一巴齐（199：68）后来估算的数字，此时欧洲人口增长率仅为0．3％，也就是亚洲的1／2或2／3。这样，按照表4．1和表4．2的估算，从1600年到1750年，欧洲人口增加了57％，而整个亚洲人口增加了87％，中国和印度增加了90％。另外，在资源已经稀缺的亚洲，人口的绝对增长是欧洲的4倍多，从1600年到1700年增加了1．1亿，到1750年增加了2．16亿，而欧洲仅仅分别增加了2600万和5100万。
因此，亚洲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比欧洲增长得快。这种差异本身就暗示着，亚洲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增长比欧洲快得多。如果亚洲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逐渐变得比欧洲更大，那么廉价劳动力就更多了。这种推理是由于前面谈到的两个原因：亚洲人口增长更迅速，亚洲的生产和收入有更大的增长。非洲的人口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对收人分配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无法确知。但是，我们知道，与欧洲不同，非洲没有从外面流入大量可用于投资的资本，也没有像欧洲那样在世界市场上与亚洲进行激烈的竞争。因此，非洲不可能产生促使人们发明节约人力的技术的刺激。李没有详细阐述理由，只是表示，非洲也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陷入一种“低度平衡的陷阱”。
（4）1750年的转折
在18世纪后半期人口为什么和如何发生了变化？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指出，大约在1750年人口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一种尚未得到解释的变化。表4．1显示，从1650年到1700年，再到1750年，每50年世界人口大约增长20％，但是从1750年到1800年则有一个更高的增长，即增长23o。然而，亚洲在1750年以前的增长率是26O，从1750年到1800年则仅有20o；印度的增长率从1750年以前50年的30％跌落到后50年的20％。在表4．2上，克拉克（1977）的估算显示了这段时期的另外一种增长率。在第一个50年，世界人口总和增长了24％，在第二个50年仅增长了14o，从1750年到1800年又恢复到21％。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在第一个和第三个50年都在50％左右，但是在1700－1750年的这个中间阶段却令人费解地仅为40％左右。另外，克拉克的估算还显示，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出现了一个大跌落，从1700年以前半个世纪的33O下降到1750年后半个世纪的0，绝对数字在1750年到1800年间（从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下降了0．5％。
其他估算数据则显示，亚洲与欧洲相比，亚洲人口增长率下降更多，欧洲人口增长率有所上升。根据联合国至今使用的卡尔一桑德斯（1936）的估算，世界人口增长率在1750年以前的一个世纪里平均每年0．3％左右，在水后的半个世纪里则下降到平均每年0．2％，甚至0．1％。其中主要是因为亚洲在1750－1800年间从平均每年0．6％急速下降到平均每年0．13％或0．14％。根据更新的估算，在亚洲境内，中国人口增长率为1％，而印度在经济衰落和被英国征服和殖民化的时期人口增长率仅为0．1％（NamandGustavus1976：11）。因此，所有这些人口估算尽管有所差异，但都明显地显示，亚洲人口在18世纪从高增长率转向低增长率。
从表4．1看，欧洲的人口增长则加速了，从1650－1700年的15％上升到1750－1800年的34％和1800－1850年的41％。在表4．2上，欧洲人口增长率也从第一个50年的问％上升到第H个50年的23O，又继续上升到第三个50年（即1750－1800年）的33％。也就是说，欧洲人口增长率突然从原先的年平均0．3％或0．4％跳跃到三750一1800年的年平均1．6％。李维一巴齐（1992：68）的最新估算数字是，欧洲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1600－1750年为0．15O，在1750－1800年为0．63o（比亚洲同期数字要低）。无论这些估算有多大差异，但无可争议的是，欧洲人口增长率突然上升了，而亚洲没有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且印度的情况可能相反。另外，这些趋势继续发展，甚至在19世纪前半期还加速了。
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工业革命对童工的需要不断增加，因此生育率高于死亡率，导致了这种人口增长的加速。这种说法很容易被驳倒。因为这种人口增长的加速并不限于新兴工业化的英国乃至西北欧，在东欧和俄国更为明显。俄国向西伯利亚的扩张支持了它的人口增长，而东欧和俄国的工业化速度总体上比西欧慢。正如兰格（1985）所表示的，我们也许永远搞不清欧洲人口突然起飞的确切原因，但是我们知道欧洲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亚洲没有。
那么，1750年以后亚洲和欧洲的人口趋势发生逆转这一事实是否会否定我对亚洲和欧洲命运逆转以及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欧洲的原因的解释呢？不会。我们可以对这一事实作出两种解释吗？是的。
1750年以后亚洲和欧洲的人口增长率的绝对和相对变化不一定会破坏我提出的解释，甚至可能给这种解释提供新的支持。首先，亚洲较低的人口增长乃是亚洲衰落的一种表现和证据，而亚洲的衰落乃是我的解释的核心内容。同理，欧洲人口及其增长率的上升也是在经济上“欧洲兴起”和西方兴起的表现和证据。附带地说，有人会说，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一种博瑟鲁普效应！博瑟鲁普（198）认为，在18世纪中期以前欧洲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不利于农业或工业的技术创新。她强调，只是在那以后欧洲的人口增长才提供了这种刺激，而且在此前夕欧洲没有出现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她认为，尽管1800年以后情况才更加明显，但是欧洲人口越来越快的增长也能支持在节约人力的技术、更省力和更廉价的动力以及原材料利用方面的革新。但是，要使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就需要不仅在本国而且在国外大大地扩张欧洲产品的市场。
但是，欧洲还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来源，才能负担得起技术投资，正如扩大了市场才能使这种投资有利可图。尤其在1757年普拉西战役之后和自1800年起，世界经济本身和在世界经济里就满足了这些条件。在这同一时期，亚洲的衰落本身，更不用说欧洲殖民主义，就给欧洲人提供了必要的市场和市场份额，也提供了额外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另外，向美洲移民也排泄了欧洲大量新的过剩人口。欧洲边疆的这些人口与在新世界获得的额外的新资源结合起来，则进一步扩大了欧洲生产和出口的世界市场。我在本书中一直强调，如果没有1800年前后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格局，上述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波梅兰茨（199）对这种结构与格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作了考察。他指出，以前长期的经济与人口增长（即我们所说的漫长的“入’阶段，而且他也发现主要体现在中国）造成了世界各地在不同资源基础上的不同的生态需求和机会。按照他的分析，到18世纪末，这些生态压力反过来刺激和促成英国和西欧转向新的能源，尤其是用煤炭取代木材，用蒸汽动力取代机械和畜力牵引。这种生态一经济刺激和人口一经济结构与格局当然是相互联系的，也需要进一步地联系起来分析。
（5）对这种解释的质疑与修改
上面是对1800年前后的技术变革所作的一种人口学的和世界宏观与微观经济的解释。人们可以基于一些实证理由对这种解释提出质疑，也可以对其分析有所保留。但是，这反而有助于修改和加强这种论证。下面的论证建立在1996年8月和10月波梅兰茨、戈德斯通和我三人通过电子邮件展开讨论的基础上。目的是对我们的讨论作出一个更好的综合，在实证和分析方面更易于我们三方接受，也更经得起读者的推敲。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从世界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解释1800年前后的技术变革以及是否和在哪里进行投资来降低生产的比较成本和扩大市场。
1．对简单的供求假说的主要挑战是，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与其说是“节省”劳动，不如说是“扩展”劳动，从而提高了劳动和资本二者的生产力。
2．在中国某些地区（例如长江流域和华南）以及印度某些地方，直接工资价格或成本可能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某些地区一样高（甚至更高）。
3．中国和欧洲的收入分配情况可能相似（我认为，中国不比欧洲更扭曲），印度则很可能更不平等。
4．根据我们的分析和按照企业核算，绝对的、相对的和世界范围的比较工资成本问题也与当地和地区的劳动配置问题有密切关联。
5．尤其是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劳动配置有一些经济差异，而这些差异与某些制度差异有关。但是，还不太清楚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表面上的劳动配置的根本原因，或者它们是否仅仅是把劳动配置组织起来的不同的制度机制。特别重要的制度差异有：（a）在印度，劳动力是受束缚的；（b）中国的妇女被束缚在乡村，她们的劳动局限于农业和家庭工业，如纺纱；中国的一些产业工人还要直接依赖束缚在乡村和农业的妇女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在英国就没有那么严重，生活必需品通常是从市场上获得的；（d）在英国，可能还有欧洲一些地方，为了生产更多、更廉价的羊毛而实行圈地，把男女劳动力赶出土地，抛入城市的雇佣大军（或失业队伍）。
6．工业革命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但这既需要有越来越多的“外来的”棉花供给（对于欧洲来说，这种供给来自殖民地），也需要面向一切人的“世界”市场，在这个世界市场上所有的人都必须竞争（除了中国，因为它依然有一个不断扩展的并且受到保护的国内和地区市场）。
7．工业革命还需要有更多、更廉价的能源生产与供给，而且是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当时主要利用煤炭来制造和使用产生蒸汽动力的机械，这种机械开始是固定的，后来是能移动的。里格利（Wr＠ey1994）论证了煤炭取代木材成为英国燃料来源的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