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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历史学家……关注千百万人生活的大规模变迁——其中有些变化是同时代的文献资料根本没有注意到的。提出与回答问题支配着宏观历史学家所能发现的东西……（而且）使宏观历史学具有意义。……通过提出与人类交互行动的地理范围相吻合的问题……就会从过去中提炼出真正的模式，而这些模式是只对世界某一部分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所捕捉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的真实会随着历史考察范围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方面。
威廉·麦克尼尔
现在应该对我们的研究做出一些结论，并指出其中的某些理论意义。我们比较容易根据本书的论证得出一个结论：一些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命题或假定不能得到史料的支持。但是，开始寻找出这种论证对于建立另外的理论命题的意义，就比较困难了。
我们的结论会造成双重的打击。否定这些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命题的史料十分丰富，而且极其全面，因此会从实证方面完全推翻这些命题。但是，这些命题构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因此，揭示出这些命题本身就经不起检验这一事实，也就摧毁了这种理论的历史实证基础。因此，这种“理论”就会暴露出不过是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的面目。由于这种意识形态一直被用于“辩护”和支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因此证明这些命题的虚假性也就会使这个欧洲中心论是帝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最后一章，我们将一件件地剥掉这个欧洲中心论皇帝的外衣。结论的理论意义至少也是双重的。一个意义是，我们需要建构更符合实际证据的新社会理论。另一个相关的意义是，我们在建构这种理论时至少应部分地通过分析历史证据而进行归纳。因此，我们还需要考察历史证据可能对于另外一种更现实的社会理论有什么意义。但是，在此我们只能先来探讨它对于建构一个更整体性的全球社会理论的意义。反对进行这种考察和探讨的人可能会指责说，这不过是一种循环论证。就算是这样吧。1．历史研究的结论：欧洲中心论皇帝没穿衣服
（1）亚细亚生产方式
佩里·安德森（1974：548）主张给“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举行一个它理应得到的体面葬礼”。他是太温文尔雅了，因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甚至几乎不值得他这样礼遇。我们无须深入考察这个概念的争议史就能明白，它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几乎是无稽之谈。我说“从一开始”，是因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发明出来之前，世人就已经知道真实的世界根本不是那样的。本书中援引的各种言论证明，甚至在欧洲人们也知道埃及、西亚、南亚和东亚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进展。1776年，亚当·斯密证明，根据各种报道，中国和印度甚至在技术方面也领先于欧洲。那么他为什么还说中国似乎在五个世纪里没有变化？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句话就意味着中国早就如此发达，欧洲甚至发展了五个世纪还追不上。实际上，中国当时还要更发达，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它的经济还在扩张和发展。亚洲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我们已经指出，亚洲根本没有“停滞”，人口、生产和贸易都在迅速扩张；经济和金融制度促成或至少允许这种扩张。
因此，马克思把中国描绘成“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是绝对没有事实依据的。他所谓的流行于印度、波斯、埃及等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也是如此。正如蒂贝布（1990）尖锐地指出的，这不过是“涂成红颜色的东方学”。马克思主张：“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种说法也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虚构，根本没有事实依据或科学依据。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时代。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阶段性转变的概念，无论这种转变是“社会的”还是世界范围的，不过是转移人们对真实历史进程的注意力，而真实的历史进程是世界范围的，但在横向上是整体性的，在纵向上是周期性的。
遗憾的是，“马克思所做的亚洲分析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整个分析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通过这种分析建构自己的资本主义理论”（Brook 1989：6）。“东方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观念：与西方社会不同，伊斯兰（及其他东方）文明是静止的，是被自身的神圣习俗、道德法规和宗教律令封闭起来的”（Turne 1986：6）。因此，马克思的整个“资本主义理论”有两方面的致命缺陷，一方面是他L欧洲中心论制造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寓言，另一方面是同样欧洲中心论的断言：欧洲是不一样的，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应该从那里起源。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更谈不上是因为任何所谓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历史进程是世界范围的，囊括了全世界，也包括欧洲。
在伊斯拉莫格鲁一伊南（198）主编的《奥斯曼帝国与世界经济冲，她与几位撰稿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进行了另外一种严肃的理论和实证批判。该书显示，无论是牵强附会地论证这个武断的概念，还是逃避这个概念，这些盲从的、甚至反叛的努力都不能帮助和扩展撰稿者对史料的分析，而是会阻碍和扭曲扭这种分析。她的这部著作还生动地显示，不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以及沃勒斯坦的以欧洲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概念、奥斯曼帝国或亚洲其他地区‘被并入”该体系的观念，对人们的思想有多大的束缚。
（2）欧洲特殊论
基于六个相关的理由，我们必须驳斥这种所谓的欧洲特殊论。
首先，亚非东方学和欧洲特殊论的各种论点从经验和描述上歪曲了亚洲的经济和社会情况。正如我们对亚洲参与世界经济情况的考察所表明的，不仅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而且那些所谓的亚洲非理性和反对追逐利润的特征以及前商业和产业资本主义特征的种种说法，都是不着边际的天的放矢。历史上，亚非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及相关制度不仅达到了欧洲标准。而且在1400年时超过了欧洲，在1750年时依然超过欧洲，甚至到1800年还高于欧洲。
其次，从1400年到至少1600年的几个世纪里，甚至更早的时间，欧洲毫无‘特深’之处可言，除非说欧洲在地图上占有“格外”边缘性限遥远的半岛＆置，因而也相应地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它由此而具有了某种“落后的优势”（Gerschenkron 1962）。正如霍奇森（199）在40年前就警告过的和布劳特（1993a，1997）近年所明确论证的，那些所谓欧洲“优越”的特殊论没有一种经得起欧洲的史实还是其他地方的史实的检验。因此，从马克思、韦伯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几乎所有公认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也都从经验上和理论上曲解了欧洲参与世界经济的活动和欧洲经济发展中的真正关键因素。他们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理论无论带有什么政治色彩或政治意图，也都与托尼、汤因比、波拉尼、帕森斯和罗斯托的历史研究与社会理论一样，没有他们所宣称的那种历史依据。正如亚洲不是死气沉沉、墨守成规的，欧洲也不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把自己举起来的。
第三，这种比较方法本身不仅缺乏充分的整体意识，而且在具体研究上张冠李戴、牵强附会。最糟的情况是，武断地把某些“特征”宣布为根本性的（对于什么是根本性的？），而且是别的地方都没有，只有欧洲有。马克思的分析也属于这些有致命缺陷的分析之列。最好的情况是，西方的学者（遗憾的是也包括一些来自亚洲和其他地方的学者）把“西方的”文明、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地理、气候等方面的“特征”——总之，种族“特征”——与“东方的”相应“特征”加以比较，发现按照这种或那种（欧洲中心论的）标准，后者总是缺少什么。在经典作家中，韦伯在比较这些因素方面作出了最重大的贡献，尤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的“神圣习俗、道德法规和宗教律令”的观点作了精细的修饰。他的许多追随者进一步用更具体的描述丰富了这种比较研究。即使这些比较在经验上是准确的——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大多并不准确——它们也还是有两大弱点：一是如何解释被比较的所谓重要因素；另一缺陷是为什么首先——和最终——要比较这些特征或因素。究竟挑选哪些特征或因素来加以比较，是基于一个明确的或不言而喻的先验决定：欧洲的特征是重要的、独特的，因此也是值得与其他地方的特征进行比较的。我们下面将依次考察这些决定与不言而喻的选择。
第四，有一种有时明确、但更经常是不言而喻的假定：生产。积累、交换和分配等等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及其功能运作，是由“传统的”历史遗产和当地的、民族的或地区的发展决定的。这种“分析”甚至从未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些因素是该地、该民族或该地区对参与一个统一的世界范围的经济体系和进程所作出的回应。但是，正如我们所坚持和论证的，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各地的积累、生产、分配以及它们的制度形式实际上是适应和反映它们共同的相互依存关系。诸如霍尔木兹和马六甲这样的商品集散中心以及其他大多数港口和陆路中心的制度形式和活力当然取决于它们扩大还是缩小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但是，在它们身后进行生产和商业活动的内地也是如此。我对1520－1630年墨西哥农业的研究就显示，招募和组织劳动力的一系列制度形式乃是当地对世界经济周期变动所作出的回应（Fran 1979）。在本书第2．3、4章，我们已经看到孟加拉边疆（Eaton 1993）、中国南方（Marks 1997a）、东南亚（Lieberman1995）和奥斯曼帝国（Islamoglu－Inan 1987）类似的制度调适和发展。甚至相关的“文明”或“文化”的变量也不是那么具有决定性或独立性，因为它们本身也是由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与进程衍生出来的，并且依附于这种经济结构与进程。那些主要从当地、民族或地区的所谓文化因素或阶级因素来说明或解释当地的发展的尝试都是坐井观天。它们忽视了最基本的世界经济海洋的变化，而当地的变化往往只是表面的波浪和现象。总之，仅仅和主要基于当地原有条件来说明当地的发展特征和因素，而不考虑它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功能，只会导致忽视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
因此，我的第五点反驳是，即使是最好的比较研究也违背了整体主义的基本要求，因为它们没有研究全球整体和世界经济／体系，不是从全球整体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引申出需要比较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建构一个关于这种全球经济和世界体系及其运作和转变的整体主义的理论和分析，因为全球经济和世界体系及其运作和转变塑造了那些制度形式本身。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思路。土耳其杂志《Metu》1995年专门讨论研究欧洲史的新方法。这一期杂志可以成为一个生动的反例。该期杂志刊登了约翰·霍尔的倍于“西方的兴起”的理论解释》以及一组土耳其学者的评论。霍尔（1995：231－232）承认自己“颇为得意”，因为自己“能够（对西方的兴起）提出一个全新的说明”，“将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解决马克斯·韦伯的问题”。他首先考察了中国，并简略地提到伊斯兰世界和信奉印度教与佛教的印度。他还是像原先（Hall 1985）那样，强调这些地区相对于欧洲的短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之所以不发展是因为帝国制度，印度是因为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伊斯兰世界是因为游牧民族的部落文化；这些地区都没有欧洲的那种独特的国家与国际体系。这样，霍尔不过是兜了一个新圈子，又回到了陈旧的欧洲特殊论。一位土耳其学者把自己的评论称作“更像是为霍尔先生辩护”。他说：“我认为，大多数反对意见本身是缘于某种误解。”遗憾的是，他的土耳其同行的“反对意见”仅仅驳斥了霍尔的欧洲特殊论和实证比较的一部分。他们自己没有提供别的解释，甚至根本没有提出一种整体主义的思路，而只有整体主义的思路才能在统一的世界体系中对欧洲人和奥斯曼人加以比较，而且把二者联系起来。我们在此只是刚刚开始做这项工作！最后，“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就已经因它们对所比较的特征或因素所做的选择而变得没有价值了，除非这种选择本身是出自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研究。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对所比较的特征或因素的选择只是出自对世界某一部分的关注，这一部分或者是英国，或者是欧洲、西方，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从马克思和韦伯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这种研究只是借助欧洲的路灯，牵强附会地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来寻找需要解释的东西。而真正的任务应该是首先用望远镜来获得一个全球整体及其世界经济／体系的整体图像。只有那样才能揭示我们需要用放大镜来极其小心地观察的消极特征或积极因素。我们在本章第二部分讨论理论意义时再来谈这项任务。现在我们先来得出一些木应该做什么的结论，因为如果做了这些不该做的事情就会妨碍我们“如其实际”地从全球整体观察历史。（3）究竟是欧洲的世界体系还是全球经济？
与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以及许多人的错误说法相反，我们的研究也必然导致一个结论：近代早期的历史不是由一个欧洲的世界体系的扩张塑造的，而是由一个早就运转着的世界经济塑造的，我以前就论证过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模式与理论是如何与他们自己的论证和分析自相矛盾的（Frank 1994，1995）。本书所作的历史回顾具有更强大的说服力：第2章显示了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是如何通过环环相连的贸易关系和贸易（不）平衡而运作的；第3章显示了金钱是如何通过一个流通体系走遍世界并且转动了世界；第4章不仅显示亚洲在这个全球经济中占据着优势，而且证明亚洲的技术和经济制度及经济进程是由世界经济本身衍生出来的，并且适应着世界经济；第5章显示了共同的周期性进程和其他进程同时普遍地决定着世界各地相距遥远但彼此相连的经济、地区和政体的兴衰命运；第6章致力于分析这些联系本身的结构与转变是如何造成了相互关联的“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趣’。因此，只有愚蠢而自负的欧洲中心论才试图在一种“民族”经济或“民族”社会的框架里，或渴望仅仅用一个“欧洲的世界体系”来说明或解释这些事件、进程或它们之间的联系。
因此，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也是不可能被塞进沃勒斯坦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普洛克路斯忒斯①结构的，因为全球范围的世界经济／体系没有单一中心，至多有一个中心的等级结构，中国很可能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端。因此，尽管在地区内或某些地区间有某种中心一边睡关系，但也很难确认有一个由中心一边睡关系构成的单一中心结构。是否有沃勒斯坦所谓的“半边睡”，很值得怀疑；而且它们究竟指的是什么，也一直也没有说清楚。
但是，如果因此断言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系，那么这种反驳意见也是不可接受的。相反，显然曾经存在着一个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实际上只有一个。它具有一种全球的劳动分工和商业金融联系，尤其是通过世界范围的通货市场。另外，这个世界经济／体系显然也有一个全球性的结构和运动，很值得更深入地研究。因此，这个关于全球经济的第三点结论不仅与史实相吻合，也与前两点结论前后一致。
（4）1500年：连续还是断裂？
另外一个必然引申出来的结论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所谓以1500年为界的前后之间的断裂。历史学家往往认为，‘世界”历史在1500年出现了一个断裂。尽管本特利（199）提出了新建议，主张不应仅仅根据欧洲进程，而应根据世界范围的进程对世界历史“进行分期”，但是他依然把1500年定为最近一个时期的开端。迄今为止几代欧洲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确认这种断裂。世界体系理论家，如沃勒斯坦（1974）、桑德森（1995）以及蔡斯一邓思和霍尔（1997）也都如此。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观点早就体现了所谓1500年前后有一个明显的断裂的说法。他们把1492年和1498年定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也许这两个年份对于新世界的人来说确实如此，间接地对于欧洲人来说也是如此。但是，布罗代尔（1992：57）驳斥了沃勒斯坦关于欧洲这个时候发生断裂的说法，认为，至少从1300年，甚至从1100年以来欧洲保持着连续性。
诚然，甚至沃勒斯坦（199）也提到一个得到公认的观点：1050－1250年的扩张的“A”阶段之后是1250－1450年的收缩的“B”阶段，然后又是一个从1450年到1640年的“延长的16世纪”的扩张的“A”阶段。但是，我们在前面的论证显示，这个延长的扩张阶段早在1400年以前就在亚洲许多地区已经开始了，而且在这些地区至少持续到1750年。沃勒斯坦所说的欧洲的“延长的16世纪’大概是这次世界经济扩张的一种更晚的和更短暂的表现。实际上，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海活动大概应被视为这次世界性经济扩张的表现，当时欧洲人渴望到亚洲加入这次经济扩张。因此，与所谓的断裂或新开端相比，贯通1500年前后的连续性无论在实际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更为重要得多。
因此，我认为，通常那种把近代早期和现代历史视为一次重大历史断裂的结果或预兆的论点是不确切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各种流行的断裂说法不仅无助于，而且大大妨碍了人们理解真实的世界历史进程和当代现实。这些引人误入歧途的说法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的诞生”、“西方的兴起”、“亚洲被并入欧洲的世界经济’等等，更不用说所谓西方的“理性主义”和“文明使命”了。我倾向于赞成别的地方的另外一些人的哲学思考：近现代历史是不是直线“进步”或其他方式的“进步”的载体或体现？
这里，我倾向于反思和质疑这样一些概念与术语在欧洲和亚洲的科学根据和分析效用：表述时间（时代）的概念，如“原始资本主义’域“原工业化”；相关的‘微量”概念，如“小型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或“原始社会主义”等。对于在世界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这些类型之间的转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不过是钻进了死胡同。只有研究唯一的整体世界（体系）的持续结构和运动，才能阐明世界（体系的）任何部分，无论是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等等的“发展”、“兴起’域“衰落”的来龙去脉。
（5）资本主义？
自马克思以来，布罗代尔（1982：54）所说的那种把1500年定为与过去决裂的新开端的“执迷”主要出自这样一种观念：这个新开端引进了一种崭新的、前所未有的、至少是原先从未占据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当然是从马克思和桑巴特到韦伯和托尼的观念，也得到与他们同时代的信徒的赞同。这也是从沃勒斯坦（1974）和弗兰克（1978a）到桑德森（1995）以及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等世界体系理论家的观念。甚至阿明（1991）和市劳特（1993，1997）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激烈的批判时，也没有抛弃把1500年当作从欧洲起源的（和由欧洲体现的）资本主义新时代的破晓时刻的说法。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者。韦伯主义者、波拉尼主义者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家，更不用说大多数“经济”史学者和其他历史学家，都不敢冒犯资本主义这头神牛及其所谓的极其独特的“生产方式”。
因此，哪怕是仅仅主张或许这种信念允许甚至应该接受质疑，就已经会被当作不可容忍的异端而受到批驳了。因为我们以前已经徒劳地宣扬过这种异端思想（Frank 199la，b，Frankand Gills 1993），所以在这里也不想再作进一步的论证。我们只是想指出，能够支持上述四个结论的那些论证，也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质疑。这四个结论否定了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否定了欧洲特殊论，但肯定了有一个世界经济的存在，肯定了贯穿1500年前后的连续性。但是，世界体系理论家和布劳特接受前两个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欧洲特殊论的结论，但反对后两个结论（即肯定一个全球经济的连续性和否定1500年的断裂）。布劳特也否定1500年前后有断裂，而且实际上承认有一个全球经济，即使并不能把这种全球经济塞进他提出的“欧洲的世界经济”模式。但是，这四个结论必然至少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本身及其所谓的从欧洲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意义的质疑。实际上，这四个结论对各种“生产方式’（当然包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所谓“过渡”提出了质疑。首先，这些概念是由狭窄的“社会”’或“民族”的眼界产生出来的。然后。这种公认的思维方式继续使我们的注意力偏离更重大世界体系的结构和进程。而这些结构和进程所造成的组织形式被指鹿为马地命名为“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正如我们指出的，不仅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相反，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
人们不断地讨论着非资本主义阶段、前资本主义阶段、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兴盛阶段、资本主义的全盛阶段、资本主义的衰落阶段、后资本主义阶段以及资本主义的量与质等等。这种讨论把我们引入歧途，使我们不去分析真实的世界。本书第1章提到最近的一个例子；盖茨在《中国的原动力》一书中出色地考察了一千年的商业精神与家长制之间的关系。但是她坚持使用“纳贡生产方式与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有关它们之间不协调关系的概念，结果反而阻碍了她对真实世界的各种问题的分析。
第1章中对范赞登的“商业资本主义”的考察也批驳了这样一种论点：这种‘满业资本主义”乃是各种“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的联结”，利用了“世界经济”“体系外”的劳动和“世界市场”内的其他要素。但是，这场讨论有一个方面虽然不太引人注意，但很能说明问题：不管讨论者支持哪一方，他们都反复使用上述（带引号的）的术语。而且他们在使用这些术语时都不加引号，这是因为他们基本上对被这些术语所排斥的东西有一致的意见。而且，范赞登等人甚至列举出其中的一些：西非和东亚的奴隶、农民以及在家里从事茅舍工业的人（va Zanden 1997：260）。在这场讨论以及所涉及的文献中，这些生产者乃至商人都不在讨论之内：“众所周知，荷兰共和国变成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市场”；因此“阿姆斯特丹既是世界贸易的中央仓库，又是欧洲的世界经济控制站的主要金融和资本市场”。当然，在真实的世界经济中，阿姆斯特丹与荷兰根本不是这种情况。但是对于这些讨论“生产方式”的学者来说，真实的世界经济——阿姆斯特丹不过是它的一个偏远港口——并不存在。
诚然，沃勒斯坦（1997：244）甚至出面干涉，强调说：“我们不要在分析单位上争执不休了！”但是，这场讨论的要害问题恰恰是分析单位。这个分析单位就是这些讨论者视而不见的整个世界经济，而不是他们关注的那个小小的欧洲世界经济。我们发现，关于“生产方式”的整个讨论不仅仅是毫无意义的闲扯，而且也转移了人们对真正问题的关注。这些讨论参加者都极力想避开整体主义分析。
因此，最好是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我早已多次提出这个主张；乔杜里（1990：84）在（欧洲之前的亚洲冲也论证了这一主张：“现代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起源’所作的无休止的探讨，无异于炼金术士寻找能够把破铜烂铁变成黄金的点金石。”其实，不仅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探讨，而且关于“资本主义”的存在情况和意义的探讨也是如此。因此，最好是把它抛在脑后，而去探讨世界历史的真实情况。
（6）霸权？
大部分历史著作、社会“科学”著作和通俗作品都暗含有欧洲和西方支配世界的“霸权”的概念。近年来从克拉斯纳（1983）和基奥恩（Keohene 1983）到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8，1996）的国际关系文献明确地谈论政治霸权。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明确地谈论经济霸权。我以前就对这种霸权概念的理论价值提出怀疑。本书第2．3、4章的论证足以埋葬任何宣称欧洲某一部分或欧洲整体支配（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或文化霸权具有历史依据的说法。在本书论述的四个世纪里，没有一个经济体或国家说得上能够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关系、文化或历史行使了某种有重大影响的霸权、甚至领导权。如果说世界经济曾经具有什么地区性的生产和商业基础，那么这个基础就在亚洲，而且是以中国为中心。欧洲实际上完全处于边缘。
欧洲的任何一部分更谈不上在世界上行使什么霸权、甚至行使什么经济领导权。16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或只有100万人口的小小葡萄牙，17世纪的小小的荷兰，甚至18世纪的“大”不列颠，肯定都谈不上有什么霸权。这种经济领导权或政治强权、甚至“均势”（例如1648年威斯特发利亚和约之后）的概念本身不过是由“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这种近视眼光所产生的幻觉。这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论。有人会说，上面提到的这些经济体或国家可能先后是欧洲的或大西洋地区的小经济池塘中的大鱼——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贬低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其他帝国。但是在实际上，这些欧洲和大西洋的经济体及其政体不过是世界经济的角落。它们甚至在技术方面也没有发挥什么重大的领导作用。在明一清帝国、莫卧尔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萨菲帝国的帝国政治棋局中，欧洲国家完全是无足轻重的角色。面对这种史实，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和修改这整个“霸权”概念吗？
(7)西方的兴起与工业革命
那么西方是怎么兴起的呢？如果说西方或西方的生产方式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而且西方在1800年以前甚至不抱有任何霸权的奢望，那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肯定有另外一些因素起了作用，或者有另外一些尚未提到的情况使这些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迄今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大多数探讨都不免牵强附会、生拉硬套，因为它们仅仅在欧洲路灯的光亮下寻找这些因素。但是，既然西方乃是全球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的兴起就不可能完全凭借自身力量。相反，任何“西方的兴起”肯定是在世界经济之内发生的。因此，仅仅甚至主要在西方或其某个部分来寻找这种兴起的原因，是徒劳无益的。如果说这样做有什么“效用”的话，那只能是意识形态的效用，即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前面六个结论及其所凭借的史实意味着，“西方的兴起”这个问题整个需要用新的概念和表述来重新探讨。史实表明，这种探讨应该考虑整个世界经济／体系，而不应仅仅考虑它的某一部分，无论是英国、欧洲、西方，还是今天的东亚。我知道，如果我同时指出，许多用来解释“西方的兴起”的欧洲一西方“原因”（无论是单一因素还是复合因素）与史实不符，那么我会被指责为循环论证。但是，工业革命这个桔子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被榨了多次，现在还是能提供足够多的桔汁让人们无休止地争论，问题就在于，这种争论局限在英国的或欧洲的进程或事件的狭窄范式里。
因此，在欧洲，“西方的兴起”不是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跃起的。更准确地说，我们应该把“西方的兴起”看作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事件，是通过采取（新工业化经济体的那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拉动战略而爬上亚洲经济的肩膀。亚洲经济和地区霸权的（周期性？）衰落使欧洲人更容易攀登。罗斯托等人所谓英国的资本积累速度出现突然跳跃的说法，从来就没有得到证实。
唯一的出路是，抛弃欧洲中心论的死结，从另外一个范式的角度来探讨这整个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下面这样一个争论，就更需要这样做了：究竟是有一次工业“革命”，还是只有一场世界经济的“革命”和扩张。
（8）空洞的概念与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
这里要补充说，无论是前面所考察的史实还是在分析这些史实时使用的更整体主义的思路，还提示了另外一些关于不应该做什么的结论。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更不用说公众意见，都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一种极其隐秘的活动：把亚洲史实塞进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理论和模式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前面已经指出，这些理论和模式基本上既无实证内容，又无科学理性，即使在它们的欧洲故乡也是如此。把它们推而广之的做法就更心怀叵测了。例如，人们对支持和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证据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包括由布鲁克（1989）编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卜书所发表的中国学者的论述。再有，关于各地各个时期封建主义的争论有扩大之势，数不胜数。相反相成的是，有关资本主义——它在亚洲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被外来的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输入／强加的，究竟受到后者的推进，还是受到后者的限制甚至摧毁——的争论也愈演愈烈。我们在第2章已经指出，恰守这些空洞的概念和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是如何损害了苏联学者对其中亚地区的研究。
近期类似的情况是关于“欧洲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是否与何时把亚洲和非洲的这个或那个部分兼并了、边缘化了或弃之不顾的探讨。例如，皮尔逊（1989）的专著从头至尾都是把印度放在沃勒斯坦的“欧洲的世界经济”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截长续短。这就使得皮尔逊去探讨这个“世界经济”如何受到或不受“必需品”和“奢侈品”贸易的束缚，其各类商品是否名副其实。他由此来界定欧洲的世界经济的界限：在不同时期这些界限是什么，印度洋本身是否够得上一个“世界经济”。施耐德（1977）等考古学家早就指出，争论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问题乃是由一种无益而有害的区分所派生出来的，纯属浪费时间。我们也对此作过评述。区分世界体系与世界帝国，硬要把真实世界的各个部分塞进这些概念，也是徒劳无益的。
最令人震惊的是皮尔逊以及帕拉特和沃勒斯坦问所提出的问题：“欧洲的世界经济”是在什么时候“兼并”了印度、印度洋及其原本可能独立的‘业界经济”。这就好像问一个人：“你从什么时候起不再打老婆了？”（回答却是：“我还没结婚呢。”）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因为根本没有一个与“印度洋的世界经济’相独立的“欧洲的世界经济”。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前者“兼并”后者，而不可能相反（Frank 1994，1995）。皮尔逊等人本应该在世界经济的亚洲部分寻找启示，他们却在欧洲的路灯下寻找。他们能够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必须明白，欧洲、亚洲以及世界其他部分很早以来就一直是同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正是它们对这个世界经济的共同参与塑造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命运。
这些争论只有用流行理论的那些“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概念才能讲得通。但是这些概念本身不仅是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而且丝毫无助于分析和理解世界历史。它们唯一真正的用途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由它们所引起的争论就好像争论在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多少个大使跳舞。答错了，不是被送上火刑台，就是被交给行刑队枪决。答“对”了，什么也得不到，至少得不到科学验证。实际上，这些概念在科学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为它们转移我们对世界现实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理解。唯一的出路就是抛弃这个死结，挣脱所有这些无用的欧洲中心论的概念，因为它们只是把人引向神秘的讨论，使我们对真实的历史进程视而不见。
回顾我过去的研究，当时我和我的许多读者感兴趣的是“发展”、“现代化”、“资本主义”以及“依附”等概念。这些概念都是普洛克路斯忒斯式的空洞概念；因为马克思、韦伯及其信徒们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他们不是在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而是在欧洲的特殊性中寻找资本主义的“起源”、“原因”、“性质”、“机制”以及“本质”。所有这些所谓本质上的特殊性，无论使用什么名称，都是出自同一种欧洲中心论视野，而根据本书的考察，这种欧洲中心论视野在历史真实中——即在“如其实际”的“普遍历史”中——绝对找不到任何依据。它们都出自欧洲／西方种族中心主义，而这种欧洲／西方种族主义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传播到全世界。
这种欧洲中心视野的西方版本可以用一些流行理论的名称来概括，例如，从“传统社会的消失”到“成就社会”之间的“经济增长的阶段”（Lerner 1958，McClelland 1961，Rostow 1962）。“现代化”的“发展”就是像美国歌手弗兰克·西纳特拉所唱的那样“照我的方式做”。“依阶’理论乃是一种回应，否定那种方式的有效性，反而宣称“消除联系”也许能提供另外一条道－一去做基本上同样的事情，正如我最近才在“发展的低度发展”的标题下认识到的。
“东方的”——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版本是，基本上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术语下争论同样的问题。这种争论甚至比西方的争论更徒劳无益，因为它陷入了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概念的无休止争论，以及争论哪些是当地的或地区性的、全国性的、部门性的现象，哪些片断的“现实”适合或不适合这些普洛克路斯忒斯的概念。当然，因为这些概念其实是空洞的——即没有任何真实世界的意义——所以这些争论肯定会无休无止，直到我们最终抛弃这些概念。这是很显然的，除非这些概念阻碍着争论者看到现实的真实情况。他们在无休止地争论时会竭力修饰这些概念，使之适合现实。于是就发明出了各种变体与组合，如“半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结合’，由此提供了一种“不结盟的”“第三条”道路，可以模仿也可以不模仿西方的道路。（这些概念也迫使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和依附理论学者辩论“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必经之路”。）伯格森（1995）说得对，无论是把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加以改造，还是把现实截长续短地塞进沃勒斯坦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年都同样徒劳无益。基于本书的论证，我们必须赞同他的意见。
这整个“在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多少个天使跳舞”的争论乃是出自欧洲种族中心论这一原罪。这种错误反而被马克思、韦伯及其众多拘泥于“发展”这一僵直狭窄思路的信徒乃至一些反叛者奉为社会“科学”而顶礼膜拜。但是，他们的视野曾经——遗憾的是，现在大多数依然——受制于欧洲中心论的眼罩，使他们看不到整个更广阔的真实世界。更可悲也更糟糕的是，非西方人吮吸甚至大口吞咽了许多这种对世界和他们本族历史所做的欧洲中心论的（非）“科学的”的错误理解。这或许最戏剧性地体现在各地——俄国和被其殖民地化的中亚（见第2章），中国（毛主义、文化大革命、四人帮、“黑猫和白猫”）、印度（各种不同的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阿拉伯”世界、非洲和拉丁美洲——关于何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和迫害中。
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没有自己的种族中心论。很滑稽的是，种族中心论本身似乎是普遍性的，也似乎会普遍地因政治经济危机而恶性发展。只不过其他大多数种族中心论迟迟没有获得同样的传播机会，更谈不上强加于人了。而西方的种族中心论不仅有这种机会，并且凭借着他们的金钱和武力而强加于人。马克思主义的种族中心论是对前者的反击，而且是以苏联的和中国的政权为后盾。当前，针对这两种种族中心论，也出于对政治经济危机的反应，非洲、印度、伊斯兰、再加上俄国、中国和其他的种族中心论正在四处蔓延，提供“西纳特拉式”的拯救之道：“照我的方式做”或“按各自的方式徽。许多人会至少欢迎其中的某些态度，视之为欧洲／西方中心论这一毒药的解药。但是，它们并不是良方——多样性的统一才是唯一的良方！
用一种欧洲的或中国的或其他的微观视野，绝不可能看清楚一定距离之外发生的事情，更看不清整个世界。相反，要想看清楚就必须借助于能够涵盖整个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宏观视野，尽管这样可能看不清远方的某些细节。不仅从欧洲或其他什么“特殊论”的角度观看世界势必成为盲人摸象，而且使用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一体系（或以中国为中心、以伊斯兰为中心、以非洲为中心）的视角也不啻坐井观天。借助一盏欧洲的（或中国的、穆斯林的）路灯的光亮来寻找“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的兴起”或“伊斯兰的黄金时代”，只会使寻找者双眼昏花。误入歧途。
因此，对于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来说，最重要的和最容易忽视的任务就是倾听约瑟夫·弗莱彻生前的主张：进行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研究和分析。他的这个主张毫不过分，有助于纠正研究1500一1800年这段近代早期历史时的那种遗漏。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兰克曾主张应该“如其实际”地研究历史。兰克也说过：“只有普遍历史，没有别的历史。”只有世界历史才能显示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如果不抛弃欧洲中心论的狭隘眼界，就不可能理解世界历史，甚至不可能理解其中的某一部分，因为这种欧洲中心论的隧道的尽头没有任何光亮，只会越走越黑。
总之，我们需要有一种更全球性的、整体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视野和理论。这样我们才能看到，首先是“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其次是这二者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最后是为什么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变化。人们过去一直错误地从微观的角度把这种变化看作是所谓西方“内部”的变化，其实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把它视为一种世界范围的进程。前面得出的八个历史和理论的结论显示，流行的说法没有任何史实依据。但是这些相对容易得出的结论导致了一个困难得多的任务，即引申出对于建设与史实相符的理论和分析有价值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