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理论意义：从一种全球视野看
如果说流行的社会理论是基于很糟糕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建立起来的，令人很不满意，那么怎么办呢？答案显然是，重新写出一种更好的——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但是，为此我们就需要一个更好的——更整体主义的——理论，起码是这样一种视野。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弗兰克（1978a）的“世界经济／体系”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与过去的以“民族”和“社会”为单位的历史和理论相比，涵盖了整体中的更大部分。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走得不够远，本身又变成了前进的障碍。约翰·沃尔（V。111994）讨论以伊斯兰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文章也算是沿着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但这只是一小步，而且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即受制于伊斯兰意识形态。非洲中心论其实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滨下武志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纳贡贸易体系（1988）似乎也是沿着正确方向走出的一步。乔杜里等人关于印度洋世界经济的论述、里德关于东南亚的著作也是如此。但是，正如前面几章所论述的，这些可喜的进展也都极其有限，因为它们的视野极其有限。这些拼块乃是整幅画面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它们每一个、甚至合起来都不能显示整体画面，因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而且塑造着这些部分本身！
只有用一种整体主义的、普遍的、全球的世界历史——“如其实际”——才能给一个更好的社会理论提供一个历史学的基础。或许这种整体历史本身也需要浸透一种更整体主义的社会理论的各种要素。二者都将会更好地处理下面所谈的这些还会继续争论的历史和理论问题。
（1）整体主义，还是部分主义
当下时髦的“全球化”理论把20世纪90年代定为这种世界范围进程的新开端。有些学者则不太情愿，认为这种“全球化”是从1945年以来开始的，或是整个20世纪以来的现象，最多追溯到19世纪。但是，本书已经论证，全球性（远不止全球化）乃是至少自1500年以来整个世界的一种活生生的事实，只有太平洋上极少数人烟稀少的岛屿（也仅仅在很短的时间里）除外。麦克尼尔（1963，1990）、霍奇森（1993）、威尔金森（1987，1993）、弗兰克与吉尔斯（1993）以及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等少数学者认为，至少有一个非洲一欧亚“人类世界”或“核心世界体系”在此之前早就已经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位发挥作用了。
那么，如何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1500年以前还是1500年以后的这个全球整体？我在以前的著作中（Frank and Gills1993）曾经提出过一个三条腿的凳子的比喻。这个全球整体同时依赖于生态／经济／技术一条腿，政治／军事力量一条腿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一条腿。人们、包括我的著作中最容易忽视的是生态因素。其次，最容易被忽视的是经济基础，尽管有所谓的“经济史”。这种世界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还远远未得到应有的研究。经济史专家根本无视它。经济学家把它错误地说成是许多根本不存在的“民族”经济体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关系学者把所谓的“民族”国家当作基本单位，研究他们所说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世界体系分析家则仅仅局限于分析1750年以前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以欧洲为中心的那一小部分。这与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做的没有什么两样。研究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学者，更不用说研究中亚和非洲的学者，几乎很少有人考虑把自己研究的地区放进一个更广阔的经济体中考察。即使有人这样做了，也基本上以欧洲为中心。近年来也有例外，如乔杜里（199）和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但是我们前面也指出了他们的局限性。由于在考察整个世界经济方面缺少足够多的先驱者，因此本书也就只能尝试着迈出几小步。不是仅仅从这个或那个地区（包括欧洲）的狭隘视野看，而是从一种真正全球性的整体世界体系的视野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另外，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于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分，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
（2）共性和相似，还是特性和差异
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习惯于寻找和强调各个“文明”、“文化”或“社会”的独特之处及其各自的历史进程和事件。这是历史学家的看家本事；他们在得到社会支持或经济奖励，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而撰写“民族”或本地历史时，尤其会施展这种手法。社会科学学者则会更卖力气地进行理论概括。而且，他们的理想类型和比较研究，以及他们的学科分工，也会使得他们更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性和差异，而不是共性和相似，对于研究“主体”就更是如此了。在受到追问时，大部分社会科学学者实际上都会宣称，差异比共性和相似更重要，他们的工作就是研究前者而不是后者。否则他们就不能从事他们所钟爱的“比较”多种变量和因素的分析。
本书对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的考察则包含着一个相反的理论意义：共性多至比真正的差异更普遍、也更重要，更不用说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差异了。许多所谓的差异——“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遇”——在最好的情况下至多是同一个，根本性的功能结构和进程的一些表面上的制度和“文化”现象。否则，它们就像吉卜林的这个著名诗句一样，纯粹是掩盖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利益的意识形态遮羞布。
更重要的是，本书对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考察所包含的另一个理论意义是，许多具体的“差异”本身乃是由一个共同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造成的。这种分化不仅无助于而且有碍于理解某一地方的某种特点。全球整体总是大于部分的总和。只有基于全球整体视野，才能充分理解各个部分以及为什么相互之间有差异！很遗憾，真实世界的这种情况使连续性的地方史或民族史的科学价值（且不谈意识形态效用）大大地降低了。它也对按时间顺序和跨领域的比较分析划定了严格的界限，因为这些比较分析局限于随意选择的分化出来的进程。所有这些多变量“因素”分析及其对某个因素的所谓“特征”的界定都侵犯了整体主义的科学法则，因此都偏离全球性真实世界。当然，如何把历史学对具体特征的研究或者如何把按照科学方法对变量的严格“控制”与真正的整体分析结合起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很遗憾，几乎很少有人去尝试，甚至很少有人意识到应该这样做。
（3）连续性，还是不连续性
在强调历史“特征’节面，一个很普遍的观念是，现在或者最近的过去标志着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起点。前面已经指出，这种最新的时髦说法是所谓的“全球化’。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种观念也假设在中世纪和现代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历史断裂。把这种断裂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1100年、1300年、1500年还是1600年，人们或许各执一词。但是，人们一致认为，由于“西方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历史进程发生了急剧的、根本性的变化。
本书要说的是，历史的连续性远比任何不连续性重要得多。所谓这种重大的新起点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不连续的断裂的观念主要是由一种欧洲中心视角造成的。如果我们抛弃这种欧洲中心论，采用一种更全球性的整体世界视野，哪怕是一种欧亚全局视野，那么不连续性就会被更大的连续性所取而代之。换一个角度呢？如果我们用更整体主义的视野来看整个世界，历史的连续性会显得更长远，尤其在亚洲。正如前几章所提示的，“西方的兴起”以及“东方的（重新）兴起”乃是这种全球历史的连续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流行的理论把工业革命和“西方的兴起”归因于所谓西方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这些所谓的原因又被归结为所谓西方为起飞而长期以来、甚至自中世纪就开始做的“准备”。这种归因于西方的说法找错了地点，把“具体的”延续和转变安错了地方。只要他们仅仅在欧洲的路灯下寻找，而不是在整个体系的世界范围的灯光下寻找，就绝不可能找到转变的“原因”。
本书从比较和联系的角度所考察的真实世界的史料显示，与流行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理论相反，使得欧洲在1800年以后起飞的，不是所谓欧洲先前的“发展”。也就是说，西方在1800年以后的兴起其实并不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连续”准备的结果，更不能归结于什么希腊或犹太根源。实际上，工业化也不是承续欧洲“原工业化”的结果。波梅兰茨（199）和王国斌（1997）证明，同样的进程在亚洲、尤其在中国就没有产生出同样的结果，而那里的原工业化更发达。他们以此论证工业革命是一个新的独特的起点。对于他们的解释，我们必须用其他因素来修正。
工业革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它发生在欧洲的一部分，是整个世界经济持续不平等的结构和不平衡的进程的一个结果。但是，这种世界发展的进程也包括某些地区和部门可能显得是不连续的新变化。就像以前的农业革命一样，工业革命很可能是连续的全球发展中的一个偏转，在方向上标志着一个“起点”，与以往的方向不同，或许是不可逆转的——但没有发生大灾变，这个起点本身就在原来航线的端点。因此，全球体系的结构和连续性造就出西方的兴起，也在西方划出一个起点。西方从此不再承续其原先的边缘地位。全球经济中断了，转而进入一种以工业为主的方向，西方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更促使人们关注长远的历史连续性，因为东亚的崛起本身乃是其中的一部分。东亚的兴起被说成是没有历史连续性的事件，其实是东山再起。这种重新崛起也应该被看作是世界发展的基本结构与连续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专注于那些断裂之处相比，承认和分析这种连续性能够揭示出更多的东西。或许更好的例子是近代早期发生的两次“偏转”。它们在同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的一种基本连续的历史进程运动中的“偏转”。一次是自1500起新世界被并入旧世界后的“哥伦布交流”。另一次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人口和经济生产力以及资源受到的生态压力的“交流”，这次“交流”造成了300年前后的工业革命。但是，这二者完全是世界经济发展进程造成的偏转。在这两次变化中，欧洲人与其说是全球发展进程的开创者，不如说是全球发展进程的工具。
（4）横向整合，还是纵向分割
我们还需要在下述两种方法中作出选择：要么作传统的纵向历史研究，钻进一个或大或小的地区的时间隧道，或一个特定地点的特定问题（政治、文化或妇女问题）；要么从事弗莱彻（198，1995）所建议的那种全球横向历史研究和分析，至少在用前一种方法时也采用后一种方法。弗莱彻很遗憾地指出，大多数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就1500年而言，我只看到许多自我封闭的历史著述”。由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大学引进了“地区研究”，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眼光、甚至更狭隘的地方眼光”，使传统方法及其使用者的视力变得更糟糕了（Fletcher 1985：39）。
如果说这种实践本身就有缺陷，那么它被上升为理论和方法论后就更糟糕了。我（1978a）早就批评过佩里·安德森的下述说法：“没有这种整齐划一的时间媒介：因为主要的绝对主义（国家）的时代恰恰是极其不统一的……不能用统一的时间来涵盖它们。……它们的年代是相同的，但它们的时代是不同的。”这种观点和理论取向以及安德森的主张本身在方法论上就决定了他不可能理解任何一种绝对主义或者任何“年代相同”的事件。我已经敲响警钟，反对“安德森显然是想用经验的必要性来塑造历史学品格的尝试”（Frank 1978a）。我主张并且在本书第5章中重申：“历史学家对人类的历史理解所作的基本（最必要和最初步）的贡献乃是成功地叙述历史进程中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不同事物”。这种主张在方法论上是与前三个引申出来的理论启示——整体主义，共性／相似、连续性——是一脉相承的。
弗莱彻也会提出同样的告诫。在本书第5章的卷首引语中，他呼唤一种尽可能涵盖世界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Fletcher1985：38）。可惜的是，弗莱彻本人未来得及这样做就去世了。不过，特加特在撰写《罗马和中国：历史事件相关联系研究》（1939）时已经这样做了。布罗代尔虽然对“局势”、“长时段”。“世界视野’特别敏感，但是正如第5章指出的，他在处理1762年、1772年和1782年的事件时却没有这么敏感了。尽管它们在世界范围的同时性如此醒目，他却把它们分别安排在完全按纵向联系组织起来的不同章节里。如果他在组织自己的“世界视野”时更注重横向联系，结果可能就不同了。
我在还没有理解特加特、弗莱彻和布罗代尔的主张和做法之前，在我的（世界积累：1492－1789年）（1978a）中就是这样处理这些相同的“年代”的。借助于布罗代尔提供的另外一些数据，我（1995）在批评他的著作时以及在本书第5章中延续了这种做法。结果表明，只要我们愿意睁开眼睛去看，1762年、1772年和1782年都标志着世界性的衰退，这种衰退导致或促成了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我所看到的许多经济事件和政治事件。但是，无数论述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著作都不考虑这些以及其他同时发生的事件的周期性动因或它们之间的世界性联系。
本书第5章也试着这样处理其他“相同的时代”，尤其是1640年前后那个时代。这也是对弗莱彻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弗莱彻（1985：54）问道：“17世纪是否有一个普遍的经济衰退？当时似乎有一种平行的现象。”只有对这种表面上的横向平行现象进行考察后才能作出回答。而我的初步回答是：“根本没有这种普遍的‘17世纪危机’。”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在17世纪似乎世界经济在继续增长和扩张。对此有必要进行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一个否定的回答也给这种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当然，第5章只是盲人摸象般的一个孤零零的尝试。真正需要的是对同时发生的事件作出一种全面的、横向组织起来的全球政治经济宏观历史研究。这种宏观历史本身有着周期的起伏跌宕，需要对这种起伏跌宕加以确定和分析。但是，在尝试这种宏观历史之前，最好是进行另外一些更局部的“横向”研究。
弗莱彻本人提出，在1500－1800年的近代早期，还有另外一些平行现象也值得研究，其中包括人口增长、“某些地区”的城镇发展、城市商业阶层的兴起（复兴）、宗教复兴和传教运动（教会改革）、农村骚动以及游牧方式的衰落等。然后他问道：“还有其他的平行现象吗？是否仅此而已呢？”（Fletcher 1985：56）
学者们已经对其中某些平行现象有所涉及。戈德斯通（1991）对人口增长的同时性特征作了认真研究，以此作为分析“人口一结构”危机的基础。为了检验我和吉尔斯（199，1993）关于延伸到1500年以前的五百年周期假说，威尔金森（1992，1993）、博斯沃思（199）以及蔡斯一邓恩和威拉德（993）对全球横向的城镇发展的同时性作了考察。我和富恩特斯（199，1994）经过考察，发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有世界性的农村骚动，在西方一些国家也同时有各种社会运动（妇女运动、和平运动、环保运动、觉醒运动等等）。与许多有关周期的专门研究一样，这些研究似乎也都显示了世界范围的周期模式。
（5）周期，还是直线
人们常说，“西方”历史学往往不把生活和历史看作是周期性的，而是依据一种“进步观’”把历史看作是有方向的、直线发展的。黑格尔在19世纪初首先表述了这种“进步规”。最近，福山（1989，1992）又在论述历史的“终结”的著作中加以重申。而各种关于同时性的横向平行现象的发现以及我们对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考察则显示，在考察近代早期经济史甚至所有的历史时，我们能够回到一种周期性的观点上。
连续性不一定是直线，而横向整合不一定是整齐划一的。相反，正如物理学中的混吞理论所证明的，一个系统的结构和运动似乎就取决于非线性和非整齐划一性，而且不断地产生出非线性和非整齐划一性（Gleick 1987，Prigogine 1996）。在我们看来，非整齐划一会表现为不平等，如中心一边睡关系，或阶级差异和阶级关系。（蔡斯一邓思和霍尔［1997］强调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原因与后果。）同理，一个连续性进程可能——通常显然也确实——包含着加速、减慢和暂时稳定的各种时期，而只有最后一种才表现为平缓的线条，甚至表现为直线。也就是说，连续性进程也有脉动，普利高津（1996）在《确定性的终结》一书中也强调了这一点。但是，在一个系统和进程中，脉动并不是间断的表象。相反，它们可能是内部结构和运动机制的表征，维系着该系统的运转，推进着连续性本身的发展。因此，问题就变成：表面上的脉动究竟是不是实际的周期。
周期性运转似乎是万物的普遍特征，体现在许多乃至一切方面。无论是物理、天文、生物和进化领域，还是文化和理念领域，仰俯皆见。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周期研究学会”。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社会生活领域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寻找周期史呢？至少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一旦看到这种周期史就能承认它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指出，社会生活看来是周期性的，但是生活在周期各个阶段的人未必能意识到它们，因为这些阶段可能比他们的寿命更长。
近代早期的经济史（以及政治和社会史）显示出各种周期，至少显示出显然很有规律的波动和脉动。我们在本书中已经确认了其中一些周期，我和吉尔斯（1993）以及其他一些学者还曾经试图确定更早的一些周期。另外，本书还证明，这些周期是世界性的，而且至少在非洲一欧亚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
这些周期以及承认和分析它们之所以十分重要，原因在于，它们为社会活动，即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活动等等创造了可能和限制。在扩张的“A”阶段，上涨的潮水会涌动所有的船只，提升它们的位置，便利它们的驾驶。它也扩大和促进了它们彼此的联系，但也不能保证不会有在最好时机发生沉船的情况。在收缩的“B”阶段，潮水下退也会造成社会活动可能性的紧缩和限制，会导致更多的船只沉没。它也会使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单位’彼此分裂。原有联系的破裂会表现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从而也表示或“证明”“根本不存在”这种体系。
但是，由此造成的内卷化（involution）甚至内部破裂（implosfon）实际上是参与更大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结果，而不是没有这种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表现。如果目光局限于特定时间和地点，而不放眼远眺，则看不到这种参与。因此，同样地，分裂的内卷化使社会活动在“B”阶段显得主要是由“内部”产生的和主导的，在相互联系和扩张的“A”阶段显得更多地受到“外部”影响。其实，二者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本身的表征。可以理性地（而不是迫于危机才冲动地）推断：任何社会（尤其政治）集团，只要能意识到“人’阶段的结构优势和“B”阶段的结构缺陷，就会增强他们在这些时候把握自身及其“社会”的能力。
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进程置身于长周期中，但也因各种较短的周期而变得更加复杂。熊彼特（1939）试图分析大约三四年、10年和50年长度的周期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过于刻板，甚至不考虑20年长度的周期（库兹涅茨1930），更不用说想到卡梅隆（1973）提出的200年“逻辑曲线”或斯努克斯（1996）提出的300年周期、吉尔斯和我（1992，1993）提出的500年周期了。由于短周期及其各个阶段存在于长周期之中，就使各种周期不同阶段的识别和影响变得复杂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周期不存在或不重要。
相反，这些周期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在同一时间共乘一条世界经济的大船，同时受到相同力量和事件的影响。这些力量本身有自己的潮涨潮落，往往会周期性地在某一时刻用上涨的潮水同时明显地抬高所有的船只，而在另一时刻又同时明显地造成所有船只的低落。因此，大体上看，在上涨的“A”阶段的“美好时期”比在继之而来的下降的“B”阶段的“艰难时期”，各“经济体”——其实是统一的世界经济的各个部分——及其相关的政治体有更多、更好、更容易的可能性。
但是，中文里的“危机”包含着危险与机会双重意思。因此，在危机时刻，尤其当原来处于世界经济／体系最好位置的部分面临危机之时，也就给某些——不是全体！——更边睡或更边缘的部分创造了一个改善自己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的机会。（有关这方面的概括分析，请参见Frank and Gills 1993和Chase－Dunn and Hall 1997。）我们看到，正如两个世纪以前西欧的情况一样，今天东亚的新工业化经济体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本书仅限于讨论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分析19世纪和用世纪的这种进程不属于本书的范围。
然而，即便是上述对1400－1800年这一时期所作的稍微超出常规的整体考察也有助于表明，我们只有在世界经济／体系的范围内才能说明和理解后来的“西方的兴起”，因为“西方的兴起”实际上是在这种范围内发生的。另外，这种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包括“东方的衰落”。“东方的衰落”对于“西方的兴起”来说即使不是先决条件，也是一个决定因素。西方是在同一个唯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取代了东方的位置。
对于这种“交换”，本书仅仅初步地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提出三个初步的原因分析。第一个是有关能够节约劳动和资本与能够产生动力的技术的微观经济需求与供给的假设。这种微观经济供求有助于说明暂时发生在西方部分地区的工业革命。第二个是长周期宏观经济的假设。根据这种假设，东方的“衰落”乃是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运转和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个解释包含了前两个假设，对世界发展的全球和地区结构与进程进行人口一经济一生态分析。这种分析有助于说明1800年前后亚洲与欧洲分道扬镖的原因。波梅兰茨（1997）也提出了一种相关的、更强调生态的解释。
这种解释显示，应该把19世纪以及至少是20世纪前半期看作是亚洲的一个“B”阶段。鉴于亚洲原先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是否可以说这也是世界经济的一个“B”阶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如何安置这个时期西方发生的生产力、生产和贸易以及人口的大扩张呢？从一种西方的观点看，过去两个世纪很像是一个“A”阶段，至少是东方的一个漫长的“A”阶段之后的西方的“入’阶段。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原先的边缘地区的“A’阶段接替了东方原先的“核心’地区的“A’阶段？另外，西方的这个“A”阶段是否也会被现在在东方刚刚开始的又一个“入’阶段所取代，随着西方的时代夕阳西下，是否核心又重新转移到东方？这就使我们看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连续“A”阶段，而根本没有世界性的“卫”阶段。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所说的“长周期”会怎么样呢？它难道仅仅是一种错觉吗？
两个“微观”供求假设和这个长周期的“宏观”解释都需要受到更多的检验，或许需要进一步的修正。另外，我们必须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考虑，并且与其他有待考虑和提出的世界经济／体系假设和分析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经济学需要使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成一种动态结构经济理论，而社会“科学”也需要建构一种真实的世界体系理论。这种社会理论也需要真正的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包括生态史）的联姻，从而为世界整体历史与理论的统一提供一个真正的基础。
这些思考又导致了另一个推测：正是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内的不平衡的周期进程成为其结构转变的一个机制。打个比方说，我们可以考虑生物界的变异是如何影响了进化过程和自然“系统”。斯努克斯在《动态社会》（1996）一书中根据自己对工业革命的研究，提出一种类似的劳动一资本一资源要素价格和周期的分析。这个分析乃是他对过去两百万年的自然选择所作的经济解释的一部分。正如本书第6章以及我写的书评（Frank1998a）所指出的，他所作的较近时期的要素价格分析的缺点是仅仅局限于西欧。因此，虽然对正在发生“变异”的新工业化经济的关注可能符合人们一时的兴趣，但是它对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长远意义也值得注意——已有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这种周期性的“变异”有时也受到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过分关注，例如“西方的兴起”。但是，这种关注大部分是牵强附会的结果。这种关注仅仅反映了表象：这个事件是极其独特地通过无性繁殖产生的。其实它主要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与进程的一个周期性现象。因此，虽然迄今流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不予承认，但这一事实值得更多的注意，
应该承认，鉴于现在还缺乏对周期的充分分析，因此哪怕是谈论周期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已经观察到的各种波动和脉动不一定是周期性的。它们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对体系“之外”的一般因素所作出的某种反应。如果要确信某种脉动确实是周期性的，就必须证明这些脉动的上下转折点或曲线的转折起因于体系内部而不是外部。也就是说，不仅上升之后有下降，下降之后有上升，而且上升本身就造成随后的下降，下降本身也造成随后的上升。（有关康德拉捷夫周期转折的内因和外因之争，参见Frank，Gordon and Mandel 1994。）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知之甚少，因为很少有历史学家考察脉动或周期，而像布罗代尔这样从这种“局势”乃至“世界视野”来思考的人也不在一种世界经济／体系范围的基础上来叙述它们，更谈不上分析它们了。人口学家也帮不了多少忙。他们没有努力去识别尽可能长的人p周期，更很少把它们与经济长周期联系起来。全球宏观历史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本身也是跌宕起伏的吗？
（6）能动性，还是结构
结构与能动性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在此不可能加以解决，甚至不可能深入探讨。哲学家一直在争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关系，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究竟是个人创造历史，还是历史创造个人？马克思认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本书旨在勾画出近代早期乃至现当代世界经济史的基本经济结构与转变的某些方面。这些条件至少制约着我们过去创造和未能创造历史的方式，也制约着我们将来能够和不能创造历史的方式。
根据本书的历史考察和本章所作的结论，可以得出两个主要教训。首先，有一种多样性的统一，这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本身产生出多样性。其次，这种统一是连续的，但也是有周期的。这两个结构状况和进程状况影响了我们如何创造我们自己的历史。坦白地说，本书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描述”，而没有充分地进行“分析”，更谈不上彻底揭示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而揭示出这种结构，才能更好地描述各种特征和把各种事件联系起来。
我们对这些状况的结构了解得越多，也就越能更好地在这些条件下施展我们的“能动性”。王庚武曾仿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写了一段话：“历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感受过去，而问题在于如何利用过去。”的确，问题在于如何利用过去。但“过去”是什么？我的观点是，“过去”是统一的世界历史，差异只是它的统一体中的组成部分。
（7）一个世界经济果壳里的欧洲
我们可以试着把我们对1400－1800年世界经济和欧洲的认识放进一个果壳里。近代早期历史和现代（可能还有未来的）历史本身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另外，至少整个非洲一欧亚有一个连续的共同历史。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新起点”，那就是美洲以及后来的大洋洲被并入这个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以及世界范围的体系中。不仅这种兼并的发端，而且这种实现过程的原因以及方式，也都是出自非洲一欧亚历史进程本身的结构与运动。
非洲一欧亚的历史很早以来就是周期性的，至少是有脉动的。迄今为止的一千年始于一个整个体系的政治经济扩张时期。这种扩张显然是以“东端”的宋代中国为中心的，但是也加速了“西端”的欧洲特别明显的重新嵌入。后者的反应是，进行了数次十字军东征，为的是使自身处于边缘的经济更有效地挤进这次新的非洲一欧亚运动。继之而来的是13世纪晚期，尤其是14世纪的一个非洲一欧亚普遍的政治经济衰落乃至危机时期。14世纪初，在东亚和东南亚再次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扩张时期。它很快就席卷了中亚、南亚和西亚，在15世纪中期以后，也蔓延到非洲和欧洲。美洲的“发现”和征服以及随后的哥伦布交流，乃是这次世界经济／体系扩张的一个直接后果和组成部分。
因此，“延长的16世纪”扩张实际上是从15世纪初开始的；它持续到17世纪乃至18世纪。这次扩张的持续也主要以亚洲为基础，虽然欧洲人从美洲带来的金银货币的新供给也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在亚洲，这次扩张采取的形式是，中国、日本、东南双、中亚、印度、波斯和奥斯曼领地的人口、生产、包括进出口贸易在内的贸易都迅速增长，收入和消费可能也迅速增长。在政治上，这次扩张表现为中国明一清帝国、日本德川幕府、印度莫卧尔帝国、波斯萨菲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兴盛。欧洲各国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比除奥斯曼帝国外的所有这些亚洲帝国都要慢；而且欧洲各国的增长也有很大差异。欧洲的“民族”国家和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情况也是如此，而且它们都比亚洲的大国小得多。货币和（或）人口供给的增长在欧洲造成了比亚洲大多数地区严重得多的通货膨胀。后者的生产增长更快，因此能够抵消通货膨胀，直到17世纪仍然如此。但是，在欧洲许多地区，经济和政治发展受到制约，在某些地区甚至转化为严重的“17世纪危机”。而亚洲大部分地区却没有受到影响。因此，亚洲的人口增长比欧洲更快，数量更大，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到1750年以后才发生逆转。
在这个漫长的扩张“入’阶段，早已存在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体系”不断地扩展和深化。但是，与通常一样，不同的生产部门和地区在这个实际基于“银本位”的积累、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体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作为分工和交换的基础，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分化体现为贸易的不平衡，主要由银币的远距离流动来“弥补”。大部分白银产自美洲，还有一些产自日本和其他地方。
白银在世界的流动既反映了宏观经济的不平衡，也是对微观经济谋利机会的主动反应。白银主要是跨大西洋以及经由欧洲跨印度洋向东流动，但也从日本和美洲跨太平洋向西流动。最终，中国成为最大的白银“秘窖”。由于中国具有相对更大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因此吸储了最多的白银。但是，中国与其他地方一样，新增的货币造成了有效需求的增长，刺激了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从而支持了人口的增长。但是，在政治经济体不够灵活、缺乏扩张能力的地方，生产的增长跟不上货币供给的增长，货币供给的增加就未能促成生产、消费以及人口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有效需求的增长促成了通货膨胀。欧洲就是这种情况。
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劣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因其对美洲货币的垄断而得到弥补。从需求方面看，欧洲人利用美洲货币——只有美洲货币——打进了世界市场，然后又扩大了他们占有的市场份额。但是世界市场的所有活跃中心都在亚洲。从供给方面看，占有和利用廉价的——对于欧洲人实际是无偿的——美洲货币，使欧洲人拥有必要的钱财，从而获得世界各地供给的实际消费品和可投资获利物品：在美洲开采白银的奴役劳动和资源；出自非洲的奴隶劳动力；欧洲人眼中的美洲处女地和有利气候。这些资源被用于生产蔗糖、烟草、造船木料以及其他大宗出口物品，尤其是供欧洲消费的成本低廉的棉花。西欧通过波罗的海进口的东欧和北欧的粮食、木材和生铁，也用美洲货币和一些纺织品来偿付。当然，欧洲人在进口亚洲著名的香料。丝绸、棉纺织品和其他可供消费的实用品，以及转回输出到美洲和非洲时。美洲货币是他们的唯一支付手段，亚洲人生产这些商品出售给欧洲人，仅仅是为了换取他们的美洲白银。也就是说，欧洲人廉价地、几乎无偿地获得所有这些由非欧洲人生产的实用品，因为他们能够用美洲供应的货币来偿付。实际上，这些白银——也是由非欧洲人生产的——是欧洲能够拿到世界市场上的唯一出口商品。
此外，这种由欧洲之外的劳动力和原料生产的商品的供给也解放了欧洲内部的相应资源，使之可以转为他用。美洲的糖和大西洋的鱼提供了卡路里和蛋白质，欧洲就可以节省出自己的农业土地；亚洲的棉纺织品提供了衣服，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就不必使用欧洲的羊毛，节省出大片的欧洲牧场。否则，必须圈占更多的土地，种植更多的牧草，喂养更多的“吃人”的羊，以生产更多的羊毛。这样，用美洲货币换取亚洲纺织品，就间接地使欧洲人能够在西欧本土生产更多的食品和木材。这样，西欧人就能够利用他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凭借来自西方的美洲和东方的东欧和亚洲的供给和资源来补充自身的供给和资源。这些来自欧洲之外的额外的资源供给也解放了欧洲资源，使之能够用于欧洲自身的发展。
如果用20世纪后半期的相似情况作一个有趣的比较，这个过程就一目了然了：美国人现在几乎无须任何代价就可以使其他人为他们开采银币。他们只须印发美元钞票（尤其是面值100美元的钞票）和国债券，只须花费印制费就够了。由此美国人就能对付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美元短缺”、90年代“第三世界”和原先的“第二世界”的“美元短缺”，用这些纸“美元”向前苏联和世界其他地方收购原料和成品、甚至核能科学家！有资料显示，当今在美国之外流通的美元远比在美国多得多。它的大部分国债是用纸币体现的。而且，只要大部分美元是在国外流通，美国就可以随意印发钞票而不会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另外，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成吨地向西欧人和日本人销售国债券。由此，美国人现在还继续获得用越来越不值钱的80年代的美元债务换取的如年代越来越值钱的日元和德国马克。这样，西方的一部分居民再次能够用远远大于自己实际财力的开支，享受超出自己的资源与生产（超出钞票的生产）的消费，奢侈地推行更有益于健康的“绿色”环境政策，从而拯救自己的生态环境￥欧洲在二500一1800年三个世纪所实行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无代价战略。差别仅仅在于美元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美国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而欧洲的白银完全是从美洲殖民地榨取来的。当然，西方后来的生产力也部分地出自它早先的殖民主义活动。
再回过头来看1800年的情况，欧洲当时依然落后的生产状况也能造成格申克龙（1962）所探讨的追赶“优势”。欧洲的落后产生了一种刺激，它的美洲货币供给使欧洲人能够追求微观和宏观经济优势。而这些都是由于1500－1800年欧洲人不断扩大对日益扩张的亚洲经济的参与而造成的。当然，欧洲人也利用了他们与非洲和美洲越来越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尤其是“三角”贸易。这一切，当然也包括把从这些海外政治经济联系获得的利润转手投资于国内，促进了欧洲的资本积累，更准确地优促进了欧洲参与“1482—1789年的世界积累”（我的一部旧作的书名：Frank 1978a）。
但是，无论欧洲的“投资”和大西洋的“三角”贸易可能对欧洲参与世界积累有多大促进作用，从一种世界经济的视野着，亚洲的作用还是更大些。这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至少到1800年的整个近代早视亚洲的生产力、生产和积累都比世界其他地方要大得多。实际上，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发达。其次，欧洲的积累（参与积累）的增长可能完全得益于亚洲的积累。本书第6章（援引亚当·斯密）显示，欧洲是如何用它的美洲货币来购得一张乘坐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当然，如果没有亚洲的经济或经济运动，欧洲哪儿都去不成！也就是说，欧洲还会停留在原先的地方：从世界经济角度看，就是在原地徘徊；它也许只能通过大西洋“三角”贸易来寻找出路，而这个三角贸易区与亚洲的各个经济体相比，既小又贫穷。
经过三个世纪在亚洲做生意的努力，欧洲最终抵达了（世界经济中的！）某个地方。其实，早在1500年以前，欧洲人就想方设法到亚洲做生意；亚洲财富的吸引力早就导致了12世纪以后欧洲十字军东征西亚的活动以及15世纪欧洲人到南亚和东亚的探险。本书第6章从世界经济和人口的角度考察了18世纪以后“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的根源。从世界经济和人口的角度看，亚洲经济扮演着一个主要角色。我们的解释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通过把人口分析与微观和宏观经济分析结合起来，我们确定，1750－1850年间，人口与经济生产力的增长率出现了一个转折，从而导致亚洲和欧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交换”。通过对世界范围供求关系的微观经济分析，我们证明，这种关系刺激了欧洲在节约劳动和资本、产生动力方面的发明、投资与革新。通过对亚洲和世界的周期性收入分配及其造成的有效供求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我们看到，这种有利可图的机会是由全球经济本身制造出来的。这些过程及其分析的结合就彻底打破了吉卜林所谓东方和西方永不相遇的死结。
当然，这个‘东方／西方”死结完全是由于割裂非洲一欧亚历史以及世界历史而造成的。我们在本书卷首引用的希洛多德的名言早就警告过这种危险：西方（欧洲？）和东方（亚洲？）之间的界线纯粹是想象出来的，是西方人的一个虚构。真实的世界历史持续地（和周期性地？）往返跳越这种西方的“东方学”的想象分界线。在19世纪发生了这种跳越，在对世纪也可能再次发生这种跳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