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2
所有这些二分法的以及其他区分方法的“理想类型’市一些共同点。首先，在它们提出的基本社会文化特征和差异中，想象的成分远远多于现实成分。其次，它们断言，这些差异把“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用萨缨尔·亨廷顿的术语说，它们把“西方”与“其他地区”区分开来。当然，据说这些特征不仅把现代（西方）社会与残存至今的其他社会区分开，也与西方社会的过去区分开。另外，这些“理想”类型把某种原初的自我发展归诸某些民族——主要是归诸“我们”，这些“理想”类型后来是从这里（积极地）扩散到别处或（消极地）强加给别处。这种“传统”说法的集大成者是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在现实世界里，唯一符合实际的整体主义选择则与上述说法都不同。早在30年前，我就对这称‘社会学的低度发展”提出了挑战。但是，无论这种挑战获得怎样的成功，它的整体主义性质依然不够充分。本书试图做得更好一些。
上述材料和论点表明，我们所引述的公认的社会科学理论几乎都浸透着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自负。我们将会看到，历史证据有力地否定现代社会发展的所谓欧洲起源论，更不用说那种优越的特殊论（例外论）了——因而摧毁了我们所知道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历史根基。我很赞同人们的意见；我们应该尽力抢救出我们能够利用的东西；但是所有公认的说法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反思和质疑。
事实表明，甚至博学的世界史专家和社会理论家布罗代尔（1993）还在宣称：
（在历史上）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限的，坦率地说，与西方相比是落后的。……它的弱点在于，其经济结构不如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发育得好。…他们的企业家没有唯利是图的精神。…他仅没有达到西方资本家的那种精神状态。…中国的经济还不成熟。…在18世纪以前，某些地方在19世纪以前，根本没有信贷体系…德幕府的革命使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加强了封建习俗和制度的控制力量。。
我们在这本书里将会看到这位史学大师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研究者所作的估计与历史实际有多么大的偏差，而且也与他本人在别的地方的论述有多么大的矛盾。
（2）当代的欧洲中心论及其批判者
无论自觉与否，我们大家都是这种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信徒。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拥有世界经济和文化支配权力以来，由于帕森斯在社会学领域里把韦伯主义奉为神明，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了。帕森斯的文不对题的《社会行动的结论>《社会体系》，由此旅生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1962）都出自同一个欧洲中心论，都遵循着同样的理论模式。那么，我们要问，有什么新颖之处呢？罗斯托的“阶段论”几乎是马克思的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阶段论的“资产阶级”翻版——都是以欧洲为起点。与马克思一样，罗斯托宣称，继英国之后，美国将给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一面未来的镜子。罗斯托还在《整个事情是如何开始的》（1975）一书中用所谓欧洲特有的科学革命来解释“现代经济的起源”。兰德斯在《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一书中为过去两个世纪的“技术变革与工业发展’寻找欧洲特有的文化条件。奇波拉（1976：276）认为：“工业革命从根本上说主要是一种社会一文化现象，而不是纯粹的技术现象。这已经变得一目了然了。人们注意到，最先工业化的国家是那些与英国的文化和社会最相似的国家。”
还有一些学者也对所谓西方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和霸权作出“内因论的”解释。在这些学者看来，欧洲的兴起当然是一种“奇迹”。这种奇迹应归因于所谓欧洲特有的而其他地区缺乏的独特性质。例如，林思·怀特（1962）、约翰·霍尔（1985）以及让·贝什勒、霍尔和迈克尔·曼（1988）都认为，在某些关键性的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里，世界其他地区与西方相比是有欠缺的。他们宣称，正是由于“西方”拥有所谓在“其他地区”欠缺的东西，才使得“我们”拥有了一种主动内生的发展优势，然后作为“白人身负”的“文明开化使命”，“我们”把这种发展优势向外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
布劳特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论与欧洲中心历史学》这一标题醒目的著作中对这种神话作了认真的考察。布劳特细致地考察、揭示和摧毁了“欧洲奇迹”神话的各种形式，如生物学说法《种族优越论和人口节制论》、《环境论》（令人烦躁的热带非洲；因干旱而专制的亚洲；气候宜人的欧洲）、独特的理性与自由（相对“东方专制主义”而言，这是韦伯理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欧洲历史上的技术优越论（无视欧洲对古老的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先进技术的借鉴与依赖）、《社会结构论》（国家的发展，教会和“新教伦理”的重要性，资产阶级在阶级结构中的角色，核心家庭等等）。
布劳特（1997）在逐字逐句地剖析8位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家的著作时更细致地考察了这些论点。其中人们较熟悉的基韦伯、林思·怀特（1962）、埃里克·琼斯（1981）、（阿斯顿和菲利平（1985）论述的）罗伯特·布伦纳、迈克尔·曼（1986）、约翰·霍尔（198）以及贝什勒、霍尔和曼（1988）。因此，对于这些人我们在此就无须多费笔墨了。布劳特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这些人的欧洲中心论在理论、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亲缘关系。他根据科学证据和基本逻辑逐一考察并击破了他们的立论。
结果，布劳将实际上证明了霍奇森早已表达的观点；各种所谓的欧洲特殊论和整个欧洲奇迹的说法不过是完全建立在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上的一种神话。因此，由它派生出来的社会‘科学”在经验上和理论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布劳特还把1492年以前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封建主义和原始资本主义作了比较。他指出，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相对于亚洲和非洲毫无优势可言。因此，布劳特尖锐地指出，把欧洲和西方后来的发展归因于那些所谓欧洲内部特殊性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最近，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Goody1996）也批驳了韦伯所谓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成就”的种种论断。他考察了西亚、南亚和东亚的类似成就。阿散蒂（MolefiKeteAsante）对持有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理论家的尖锐批判更是一针见血。
他们实质上是某种自负的俘虏。他们不懂得自己的无知之处究竟何在，而他们说起话来仿佛他们知道我们所需要了解的是什么。……（于是）我的工作就逐渐变成了对那种冒充成一种宇宙观的欧洲中。C论意识形态的激进批判。
最近另一位孤军奋战的批评者弗兰克·柏林也指出：
创立“科学事实”的行动往往会甚至是有条不紊地转化成自己的反面，即变成了确立神话的行动，从而记录下“我们”在“我们”“科学家”私‘知识分子”（很正当地）厌恶的这种偏离科学的事实中的集体共谋。……社会科学竟然只让神话的兜售者听到如此之少的相反意见，结果是，我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却基本上与我们的愿望相反，仅仅是加强了、甚至是扶持了他们（指神话兜售者）的事业。，千真万确！我的这部著作就是试图用相反的证据（包括琅林所收集的大量资料）与神话的兜售者对质。承认欧洲之外的非洲一欧亚民族和地区应有的历史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最近编辑出版的霍奇森的文集《重新思考世界历史》收集了他的一些零散文章和本刊手稿。该书进一步肯定这种重要性：
如果没有经过一种更广阔视野的权正，一种西方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念会造成无法衡量的祸害。实际上，它现在正在造成这种无法衡量的祸害。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强调说，如果没有掌握真正有力的证据，不要大谈18世纪以前伊斯兰社会的“衰落’。我认为，世界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历史阶段和地理区域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必须摆脱了形形色色、先入为主的西方主义成见。…我们必须迫使自己认识到，这也就是说，西方并不是一个逐渐消化落后地区的现代世界，而是一种能够为其他起作用的力量创造条件的催化剂。……现代大转变是以发源于一些已经提到的东半球的民族的无数发明、发现为前提的，有许多发现的更早基础不是欧洲提供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广大的世界市场的存在。这种世界市场是由非洲一欧亚的商业网络构成的，到第二个千年的中期，主要是在穆斯林的扶持下发育成型。……西方只是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西方的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前提）欧洲的财富才可能形成，欧洲人的想象力才得以施展。
我完全赞同布劳特、柏林和霍奇森的观点，并且将在本书中用大量的证据加以证实。另外，我还想赞扬琼斯近期的一部著作（198）。琼斯在这部著作中对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他先前那部著作（198）的观点提出了怀疑。他引述了另一位学者的话，大意是“接下来要做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可能就是证明理论是错的”，然后他责备自己说“《欧洲的奇迹》作为一个标题有点过于招摇”：
《增长的复归》也是双重地后退，不仅是川欧洲的奇挪对欧洲现象的说明后退，更是从《欧洲的奇献》这个标题的含义后退。……另一方面，我再也不把它看作是“独一无二事件的自然规律”意义上的奇迹。……我开始考虑，我寻找促使欧洲变成第一个实现持续增长的大陆的特殊积极因素的做法是否正确。陷阱似乎在于我们的假设：由于欧洲是不一般的，因此这种差异应该能够告诉我们有关增长的缘起…
琼斯还进一步做了两点发人深省的自白。首先，他与我一样阅读了马歇尔·霍奇森的著作并深受影响，但这是在前一部著作发表之后，因此有相见恨晚之感。其次，即使后一部著作的主要“缺陷……也源于根深蒂固的观念，与政治或宗教态度无关，而是源于更深层的东西。我的出身和教养决定了我是一个英国人…”。因此，他为了做到“没有种族偏见、没有性别偏见等等而做的种种努力…必须是满腔热情的”。他确实这样做了。但是，他依然没有摆脱他自己承认的许多缺陷。在重新审视了中国的情况并增加了有关日本的内容后，他依然不贪‘证明理论是错的”。另外，他的“总结与结论”是：“如此看来，日本历史与欧洲历史似乎是一系列偶然形成的力量平衡。确实如此。有什么必要否认呢？”我将在本书中试着证明他的理论是错的，并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一些，而不是仅仅是把偶然性作为一种替代解释。
经济史学家们
有人会天真地认为，因为经济史研究是务实的，所以经济史学家才是可信赖的。其实他们是最能胡作非为的。大多数自封的“经济史学家”完全无视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历史，而余下的少数人则彻底地歪曲这些地区的历史。多数经济史学家根本没有世界视野，甚至没有一种欧洲视野。因此，他们的“经济史”几乎完全局限于西方。哈特（N．B．Harte）主编的《经济史研究：1893年一1970年就职讲演料（1971）汇集了最著名的英语经济史学家的21篇讲演。他们对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同行们写的“经济史”作了回顾与评论，其中几乎每一句话都是谈欧洲、美国以及他们的‘人西洋经济”，甚至连非洲都不屑一顾。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其他地区仿佛根本不存在。
浏览一下经济史国际大会近年来的会议通报就会发现，大约90％的“国际”论文都是论述西方的。最近两次大会和大会通报有诸如（世界经济的兴起，1500－1914年》这样的标题（Fisher，Mclnnis，andSchneider1986）。但是，大部分论文依然是谈论西方的。
这种欧洲中心论经济史最值得注意的著作之一的作者前几年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与罗伯特·保罗·托马斯合写了一本书——《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个新经济史）（1973）。这本书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是因为其作者之一获得了承认，而且因为它的书名及其对“新”经济史的强调完全是直言不讳的，另外，它对公认的理论作了修正。但是，在章节标题“理论与综述：1．问题”的下面，在第1页，他们就明确地表示：“西欧的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发展乃是西方兴起的原因”（NorthandThomas1973：1）。然后，他们追溯了这种制度变迁，尤其是财产权的发展，将其归因于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短缺，而经济短缺则是由西欧人口的增加造成的。他们同样对世界其他地区及其人口增长视而不见。另外，正如诺思与托马斯在前言中所强调的，他们的经济史研究也是‘与正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协调一致，互为补充”。我们可以猜想，正是这种一致性影响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决定。
诺思与托马斯的这部著作可以成为一个例子，至少可以用来说明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以及我的反驳意见。首先，欧洲中心论者拒绝将西方与世界其他部分进行比较，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比较，因为这种比较将不仅能够揭示制度与技术方面的相似之处，而且还会揭示造成这种相似之处的那些结构与人口因素的相似之处。其次，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4章看到的，这些比较将会显示，所谓的欧洲特殊性根本不特殊。第三，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引起了这些变化（无论这些变化发生在哪里）的全球性结构与力量是什么——这是本书第6章将要分析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极少数的经济史学家在谈到“其他地区”时，通常都对“东方”及其与“西方”的经济关系作了极其严重的歪曲。在他们心目中，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学家“已经知道”的情况，“世界经济’是从欧洲产生的，欧洲以自身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世界经济。譬如，最近约翰·威尔斯（1993）为《美国历史评论》写了一篇关于“1500年一1800年亚洲沿海地区”的综述。他加了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在互动中产生的欧洲霸权”。他评述了十几本著作，还提到了上百部论及东西方之间某种“互动”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中所谈论的基本上是欧洲对亚洲的行动，几乎没有论及反向的行动。另外，这篇综述的标题明确地宣布，欧洲的霸权是在1500一1800年产生的。但是，文章对这种论断根本没有给予证明。实际上，威尔斯评述和提到的那些著作所提供的资料反而否定这一论断。因此，这篇综述的标题远比文章涉及的内容更体现了欧洲中心论的偏见。
另外一个欧洲中心论的最新典型是富有创新精神的瓦里奥鲁姆出版社出版的丛书。该丛书重印了许多优秀的但鲜为人知的经济史论文，尤其是关于西方周围及西方以外地区的论文。最新的一套丛书冠以一个大标题：“一个扩张的世界：欧洲对世界历史的冲击，1450－1800年”。出版者利用世界史“元老”威廉·麦克尼尔和原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彼得·马赛厄斯的支持来推销这套丛书。马赛厄斯表示，希望“该丛书能扩大和加深我们对世界舞台的理解”。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它加深了我们对世界舞台的误解，因为该丛书对1450—1800年世界舞台上的实际情况根本没有给出任何提示。世界经济确实在扩张，但首先是在亚洲；而且，在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扩张对欧洲的冲击要比欧洲对“世界历史’的任何”冲击“都大得多。虽然丛书中有一本书的标题是《洲的机遇》，但是整套丛书的重点是欧洲的活动，而不是它在世界经济中、尤其是在亚洲的机遇。其实，欧洲只不过是趁机而人罢了。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表面上似乎别开生面，但它同样甚至更是以欧洲为中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学家也在欧洲内部寻找“西方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根源。1950年代莫里斯·多布、保罗·斯威齐、高桥幸八郎、罗德尼·希尔顿等人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的论战（收于希尔顿主编的书中，1976）以及围绕布伦纳的文章展开的论战（AstonandPhilin1985）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德·克鲁瓦（G．E．M、deSte．Croix1981）论述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中的阶级斗争的著作和佩里·安德森关于“日本封建主义”的论述（1974）也都把这些社会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宣称，他们更关注经济“基础”是如何塑造社会的；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塑造的，更没有意识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马克思明确地否认世界经济体系的存在，只是列宁后来才承认这一点。但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也是起源于欧洲较晚的时期。按照罗莎·卢森堡的说法，“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必须依赖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外部的非资本主义的”空间和市场，并在其中扩张。
（4）近期社会理论的局限
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表达即探寻“西方的兴起”的根源时在时间上能够追溯多远，在空间上能够追溯多广。例如，克里斯多弗·蔡斯一邓恩与托马斯·霍尔（1977）写道，西方的兴起和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但这就引出了问题：这些根源在什么地方，是怎么扩散的？整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只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寻找这些根源。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灯光最远照到文艺复兴时期；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种灯光透过基督教时代而照到犹太教。在持后一种观点的理论家中，迈克尔·曼（1986，1993）是一个恢使者。他探寻“社会权力的来源”，发现它们（依次）出自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他认为：“欧洲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意识形态（基督教）共同体”（Mann1993：35）。要害就在这里：无论在时间上追溯多远，归根结底还是所谓的欧洲来源！布劳特（197：51）打了一个恰当的比喻：曼以及其他一些人所能想象的不过是一列技术型的东方快车，这列火车沿着向西的轨道，从古代的中东出发，通过古希腊，驶向中世纪和现代的西欧。
然而，麦克尼尔在他那部开创性著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1963）中证明，其根源远远超出欧洲范围而遍及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这当然也是霍奇森的幢新思考世界历史》（1993）（与麦克尼尔的著作同时写成）所传递的信息。与弗兰克和吉尔斯的地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形（1993）一样，非洲一欧亚也是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分析“现代世界体系”“兴起与灭亡”的基础。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这种在时间上更久远、在空间上更广阔的视野对于（重新）解释近代早期世界历史有什么意义？本书就是试图从一种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来回答这个问题。
当代流行理论在理论、分析、经验方面的局限性，简言之，在“视贤’方面的局限性，乃是“经典”社会理论及其所依据的同样（甚至更严重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的遗产和反映。当这种社会理论在19世纪孕育之时，殖民主义的欧洲中心论给了它活力。到了20世纪，随着它在西方的发展和在全世界的传播，它自身变得越来越活跃。现在，到了世纪末，这个理论及其所依据的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完全不足以应付即将来临的21世纪，因为在这个新世纪，亚洲可望再次兴起。
流行的社会理论不仅在所谓的历史依据方面有许多无稽之谈，而且还有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实际上也是这整个理论的重大缺陷：无论这种理论自称如何具有“普遍主义”性质，但它根本没有全球整体意识。
如果我们想发现真正促成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因素，我们就必须历史地考察整个全球的社会一文化的、生态一经济的以及文化的体系。这个体系既提供了又限制着我们所有人的“可能性”。因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并决定着构成部分，所以任何具体研究的叠加或不同部分的组合都不可能揭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功能和转变。
我的观点是，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在立论基础方面迥然不同的世界史和全球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一韦伯”及其信徒的现行经典社会理论是靠着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来维系其生命的。尽管通常人们不承认、或许意识不到这种偏见，但是这种偏见歪曲了我们对西方之外的世界现实的全部感知，甚至使我们变成视而不见的瞎子。另外，欧洲中心论甚至也阻碍和歪曲着我们对欧洲和西方本身的现实主义的感知。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根本不可能去理解一个整体世界的（经济体系）现实，但正是这个整体世界决定了“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以及其他所有部分的各自不同却并非孤立的“现实”。因此，真正的问题实际上不是马克思、韦伯或别的什么人有关这个世界体系某一部分的论述正确与否。真正的理论问题是，他们之中迄今没有一个人从整体上去探讨这个体系化的全球整体。而这种探讨才是理论上的真正挑战。
读者或许会用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已完成的或宣称的东西来质疑这种论断和挑战。例如，人们会说，威廉·麦克尼尔已经开创了新的世界史。他不仅给他的巨著命名为《西方的兴起》，而且还批评场因比把世界史分解成21个不同的文明。麦克尼尔认为，原来只有三个主要的‘文明”支流，它们汇合成世界史，并促成了西方的兴起。这种说法似乎已经很完美了。但是，麦克尼尔在25年后回顾这部著作时承认：“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缺陷是，虽然它强调了超越文明界限的互动，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置身其中的全人类世界体系的兴起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现在他认为，他所划分的“三个地区及其居民在（自公元前1500年起的）整个古典时代始终保持着密切而不间断的联系”，因此，公元1500年以后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正是基于这一点，本书将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而且由来已久。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整体主义的全球世界视野，才能把握住这个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但是，建立一种世界视野、克服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也是相当艰难的。例如，对于布罗代尔，这些困难曾经是不可逾越的；对于沃勒斯坦，这些困难至今还是不可逾越的。我以前就指出（Frank1994，1995），在本书中还要进一步证明，他们两人的著作是出自一种欧洲的世界视野。
布罗代尔考察1500年以来世界时的“世界视野”比大多数人都广阔得多。但是，他把世界区分为一个“欧洲的世界经济”和若干个其他孤立的外部“世界经济”。当然，布罗代尔也多少研究和描述了“其他的”世界经济，尤其是在论述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3卷本巨著的第3卷中。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把第3卷中的发现融入各自第1卷提出的模式和理论中。而且，他们的疏忽是十分自觉的和有意识的：他们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使他们确信，任何历史模式和社会理论，无论是否具有普遍主义性质，都必须完全建立在欧洲经验的基础上。他们做出的唯一让步是，欧洲及其模式会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1974）——以及我当时写的（参见本书前言）《世界积累》和《依附性积累》——就是旨在对欧洲扩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做出系统的论述。我们两人都强调欧洲的扩张给世界其他许多地区造成“低度发展”的消极影响，以及这些地区对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的资本积累与发展所作的贡献。沃勒斯坦更关注世界体系的核心一边缘结构——当然我也用“中心一卫星”的说法予以承认；而我比他更关注该体系内结构之间的循环运动。
但是，沃勒斯坦和我都局限于对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过程提出概括模式和进行理论分析。我当时认为，沃勒斯坦至今认为，这个体系是以欧洲为中心，从欧洲向外扩张，逐渐把世界其他地区纳入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这就是沃勒斯坦和弗兰克理论的局限性。只要这种理论依然以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一欧洲部分——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为中心，它就不能充分地涵盖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我们提出的这一体系“早在”16世纪就涵盖了美洲和一部分非洲，但只是在1750年以后才包容了世界其他部分，分析这种进程也许能给人某种经验的和历史的教益。
但是，这种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材系模式不仅不够完整，而且与我们真正需要的关于完整的实际世界经济／体系理论背道而驰。可惜的是，这种理论还没有诞生，其原因之一恰恰在于，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韦伯、波拉尼，还有了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再加上弗兰克，这些人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探望。无论我们多么想具有世界眼光，但只要我们不承认欧洲中心论决定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在那里寻找借以建构我们的理论的证据，我们的世界眼光就不会被开发出来。有许多人可能根本不考虑这一点，只是盯着那个地方，因为——由于我们以及其他人的著作——（欧洲和北美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把那里照得更亮一些。
在我看来，近年来在这个陈旧题目上各种各样的花样翻新几乎一无所获，不仅是昙花一现，而且还白白浪费了许多重新进行理论概括的好机会。例如，埃里克·沃尔夫（1982）和萨米尔·阿明（1991）固守所谓的“纳贡生产方式”，旨在对1500年以前的整个世界（沃尔夫）或1800年以前的大部分世界（阿明）做出概括。再如，盖茨（1996）对一千年间基于“纳贡生产方式和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国的原动力”进行了一番分析，尽管她使出浑身解数，也很难说明它们为什么和怎么支持和助长了中国的父权制度。反之，本书将要证明；“不管他们的家庭生产关系——不必考虑生产‘方式’——如何千变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参与着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而这一点因人们不恰当地、甚至张冠李戴他强调‘生产方式’而被掩盖了。”
最近，范赞登（vanZanden1997）以“们需要一个商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吗？”为题作了一个张冠李戴乃至指鹿为马的论忒《评论》1997年春季号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主编沃勒斯坦也写了文章。基于对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劳动力市场的分析，范赞登断言：“商业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形成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因为这个成长中的世界市场…集中在一片非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个相对狭小的城市化的商业孤岛上。”因此，它也就成了在前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个必要“阶段”，而迄今人们还没有给予它充分的承认。沃勒斯坦理所当然地否定了这一论点。他指出，商业资本主义和荷兰的资本主义不过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能够获取较大利润的企业或公司…都同时是厂家、商人和金融家，或者在这些角色之间来回转换，根据经济形势变化，什么更有利可图就做什么”（Wallerstein1977：252）。当然，沃勒斯坦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没有看到，不仅在很小的欧洲“资本主义”部分是这样，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从来如此，
还有一些学者（埃德·话特、凯瑟琳娜确斯以及而果·索利）在最近发表的著作中论述了尼德兰、佛兰德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只要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范赞登的说法无法用来分析这个过程：商业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联结并非问题所在，而且，在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原工业（protoindustry）不是最活跃的因素”。如果他们不把眼界局限于欧洲的边缘半岛部分，而是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就像本书这样，完全把这些地区当作整个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来分析，那么这些“生产方式”就根本不再是问题所在了。
（极）少数学者，尤其是有非洲一亚洲背景的学者坚定地认为，我们必须扩大或改变我们的理论视野和取向。其中有阿布一卢格霍德和乔杜里。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探究了“欧洲霸权之前”的历史。乔杜里考察了“欧洲之前的亚洲”。当然，他们也因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现有的欧洲和其他西方的路灯而踉踉跄跄。对于那些想要寻找更远距离的证据的人来说，这些路灯只提供了极其微弱的光亮。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更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队伍日益扩大。新加入者大多是非“西方”研究者（虽然大多是受西方训练或受西方影响的人），他们借助火把或蜡烛的光亮，挖掘各自地区的档案或考古资料所透露的历史信息。他们所发掘的证据乃是一个宝库——某些乃是原本意义上的宝库，因为水下考古使某些沉没已久的商船和宝库重现人世。这些发现能够和应该提供一个更广阔、更深厚的基础，使得我们能够通过更深远的历史研究进行归纳综合，并且建构一个真正整体性的世界经济／体系模式和理论。
但是，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整体主义的涵盖整个世界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模式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导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本书不过是沿着这个方向迈出最初的几小步，而且还跟踉跄跄。但是，我希望，我的缺点能够激励比我能力更强的人沿着这个方向大步前进。
在这种努力中，似乎研究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和体系比研究更早时期要容易一些。例如，当我研究青铜时代的世界经济和体系的情况，探索它的长周期时，我使用了一个拼图的比喻。我发现，普通的拼图是从已经给出的直边外沿开始，然后往里拼，而我的工作无法走这样一个捷径。我只能先设想一个中心，然后由此向外寻找世界体系拼图的边缘。而且，这些边界是不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向外推进。我的任务就是确定这种情况是何时何地发生的。
组合近代早期的世界体系似乎要容易得多。确定外治的工作似乎没有必要，因为情况似乎十分明显；先是其非洲一欧亚范围，然后迟至1492年以后才将美洲并入，迟至1760年以后才将大洋洲并入。当我们考察这个世界经济时，很容易从这个拼图的外沿入手，虽然外沿不是笔直的而是圆的。其实．本书最初的标题就是“世界是圆的”。我们只须把它围一圈，然后挑选那些拼决，根据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放到合适的位置。于是，整个画面几乎会自动呈现出来。即使我们把这些拼块之间的关系搞错了，历史的、地理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证据也能帮助我们校正每一拼块与其他拼块的相对位置。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更充分的？）整体视野。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既不接受上述方法，也不照这种方法行事。他们不仅根本没有、甚至毫不考虑整体视野。更糟糕的是，他们从根本上始终顽固地排斥整体观念。
然而，如果我们不看全球拼图的示意图，我们就无法为它的每一个拼块找到正确的位置，无法理解每一个拼块在功能上的真正联系。状如不列颠群岛轮廓的红色拼块的位置在哪里，其角色是什么？我们也无法了解另外一些红色拼块有什么用——其中有一大块像是一个垂直的陆地边缘，另一块是被水环绕的横向的肾状物。另外，在第一个红色拼块分边，我们还得放蓝色的、黄色的和绿色的拼块，而这些拼块中的每一个也都要被五颜六色的拼块围住。我们需要有一个全球整体概念，才能把这些五颜六色的拼块放到地图的正确位置上。尤其是那些有几个直边的拼块，它们像是什么人在桌子上画线画出来的（实际上是欧洲殖民列强1884年在柏林切割非洲的结果）。实际上，如果不对这个拼图整体及其制造过程进行整体分析，我们就永远不能理解它的“设计师”为什么和如何安排每一个拼块的颜色、形状和位置，更不用说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整体的关系了。
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断。我的一个孩子是一位历史学者，他在送给我的一部历史著作上题写：“一个研究树木的人赠送给一个研究树林的人”。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3．一种全球经济视野的轮廓
现在我们来简单地介绍一下第2章到第7章是如何来组合1400一1800年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拱图的。
第2章将考察贸易的结构与流动。这种贸易活动从美洲开始，然后围绕着地球向东方展开。我们将考察贸易不平衡的模式及其货币清偿结算的方式，而货币也主要是流向东方的。我们将考察十几个地区及其相互关系。我们的考察路线将从美洲开始，经由非洲和欧洲，到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然后到日本和中国，再从这两个国家跨越太平洋，然后再回过头来跨越中亚和俄罗斯。这一巡视将揭示出这些“地区”经济的实力和成长及其相互之间的贸易和金融关系。这一巡视还将（至少是含蓄地）显示从1400年前后到1800年前后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劳动分工以及这种分工是如何扩展和变化的。这一章至少要证明已经存在着这样一种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在这一章里，我将确定当时有许多不同的产品和服务、部门和地区、企业和“国家’实际上在同一个全球经济中进行着竞争。因此，我们将看到，已有的全部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对这种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的忽视或否认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第3章将考察货币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在塑造各地区间关系时的作用。有关金钱从美洲银矿流向欧洲的文献极其丰富，也一直有人关注金钱流向亚洲的情况。但是，人们没有充分地对硬币的制造、运输、铸造、改铸、兑换等等的原因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经济分析。在这一章里，除了对银币和其他货币的制造与兑换做出宏观和微观经济分析外，有一节专门考察货币流通体系及其在世界经济中如何联结力巨利）运行和扩张的。
在第3章中还有一节专门考察这种状如血液循环系统的货币体系以及在其中流动的货币血液为什么和如何渗透进和滋养着世界经济的经济体。我们将考察为什么某些货币动脉和血管会比其他动脉和血管更粗大，为什么某些较细小的动脉和血管会远远地延伸到世界经济体的某些（不是所有的政沿地区，甚至为扩大和刺激那些地区的生产服务。我们将看到，有关亚洲“囤积”金银的古老神话，关于世界货币供应在印度、尤其在中国“沉陷”（被“秘藏”起来）的传说是没有根据的。
第4章将考察某些全球经济的数量方面。虽然很难找到确切的资料，但是在这一章里用了一节来收集和比较某些世界范围和地区的、尤其是亚洲和欧洲的人口、生产、贸易和消费，以及它们各自的增长率。我们将会看到，不仅亚洲各个部分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地位远比整个欧洲重要得多，而且正如历史资料无可辩驳地显示的，至少在1750年以前，亚洲在这些方面的发展速度比欧洲更快，总量更大，而且一直保持着领先于欧洲的经济优势。如果说在近代早期，亚洲若干部分比欧洲更富有，生产效率更高，而且它们的经济还在扩张和成长，那么欧洲人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怎么可能会像马克思、韦伯、桑巴特等等所宣称的那样是传统的、静止的、停滞的、基本上是浪费的呢？情况根本不是那样，因此这种欧洲中心论制造出来的神话完全是一派胡言。第4章中有一节援引史料和权威论断来对欧洲和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的生产力、技术以及经济机制和金融机制加以比较。通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证明，欧洲人对亚洲的贬低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不仅在这个时期的开端，而且到这个时期结束之时，亚洲在经济上以及在许多技术领域都领先于欧洲。另外，这一章还提出了一个观点：生产、贸易及其机制和技术不仅应该作国际间的比较，而且还应该被视为在世界经济的领域里相互联系和相互催生。
第5章将提出并阐释一种“横向整合的宏观世界历史”。在这种历史观中，事件和过程的同时性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事件不应该归因于各地“内部”环境的各自作用。相反，在这一章里将逐节探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的事件的共同原因及其相互连带的原因。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这种货币周期的分析被用来说明在17世纪40年代同时发生的中国明代王朝的崩溃、美国的革命、西班牙和日本的叛乱、马尼拉和其他地方的其他问题。对18世纪晚期法国、荷兰一巴达维亚、美国以及工业革命也从一种周期和联系的角度作了简略的考察。第5章里用了一节探讨所谓欧洲的“17世纪危机”是不是世界范围的危机，是不是包括亚洲在内；我还将探讨一种否定的回答对于世界经济史的重要意义。我们注意到，在亚洲许多地方，“延长的16世纪”的经济扩张持续到整个17世纪，并延伸到18世纪上半期。这也就引出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一个大约长达500年的世界经济政治的周期。
这个长周期问题引出了第6章探讨的问题：西方为什么和如何在19世纪“取胜”，这个“胜利”将会持续下去，还是暂时的？在以前的著作里（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Frank1993a），我宣称发现了一个长达500年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周期，其中有一个扩张的A阶段和收缩的B阶段，它们都各自长达二三百年。我对这个周期的研究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截止到大约公元1450年。其他学者分别作的三个考察为我确定的这个所谓的周期及其阶段提供了某种肯定。那么这个长周期模式是否适用于近代早期呢？这是第6章第1节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适用的话，那么它是否反映和有助于说明在整个17世纪乃至18世纪一段时间里亚洲在世界经济中持续占据的支配地位，是否反映和有助于说明此后亚洲的衰落和欧洲的兴起呢？
第6章还将把本书的历史叙述与理论分析推进到最后阶段，探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是如何密切相关和相辅相成的。我用一部分篇幅考察在单一的全球经济中不平等的地区和部门结构以及支持着生产和人口增长的那种不平衡的暂时性或周期性运动。我的观点是，导致亚洲在1750年以后衰落的原因，不是所谓近代早期亚洲的孱弱和欧洲的强大，而是亚洲本身强大所引起的后果。同样，正是欧洲原先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地位和孱弱才使得它在1800年以后蒸蒸日上，如日中天。这种发展也是利用了1750年以后“亚洲的衰落”这一机会。在这一章里，我将用一节来考察这种发展的根源和时间进程。另外，我提出，在这种全球发展的持续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力量的天平已经开始再次倒向亚洲。
第6章的最后一部分更细致地考察了“西方的兴起”。我的论点是对布劳特的呼应和扩展：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我用一节考察欧洲人如何用美洲金钱来达到这一目的，并援引亚当·斯密的有关分析。他们在使用美洲金钱时不仅扩张了自己的经济，而且或甚至花钱打进了亚洲还在扩展着的市场。工业革命及其最终使欧洲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结果，不可能仅仅用欧洲“内部”的因素来解释，甚至加上欧洲从殖民地榨取的资本的积累来解释也是不充分的。我们需要对这种全球进程做出一种世界经济的说明和解释。为此，这一节接着提出并考察了一个假说，这个假说的立论基点是，世界范围的和附属地区的供求关系为节省劳动和产生动力的技术革新提供了基础。
因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所以每一个部分不仅受到其他部分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整个世界（体系）情况变化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考虑亚洲和非洲的变化情况，就无法理解和说明欧洲和美洲的变化，反之亦然；如果不搞清从各个地方散射出来的影响——这是整个世界（体系）本身的结构与动力的结果——就无法理解和说明任何一个地方的变化。简言之，我们需要用一个整体主义的分析来解释这个体系的任何一个部分。总结性的第7章再次审视了这种整体分析的必要性以及根据这种整体分析我们得出的发现和假说对于进一步考察历史学、流行理论的意义，对于重建二者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意义。第7章的前半部分总结了历史学的教训，后半部分提出了变换理论方向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