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3
4．对阻力和障碍的预见与辩驳
首先，当我们受到误导因而以为我们的世界现在完全处于一个单方面的“全球化”进程时，我们对于全球现实的知识是非常糟糕的。我们的语言本身及其范畴概念反映着并误导着我们的思维，使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部分，然后再把各个部分结合成一个整体：我们心目中的范例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自己的国家，德语词民族经济（Nationaloekonomie，又译为“国民经济”）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或不相关的国际关系。这些范畴概念听起来仿佛是我们一直生活——可能还将继续生活——在某些社会、政治、经济“单位”里，这些单位据说甚至是（它们）生来就有的。这类说法和术语几乎可以说是体现了最荒谬的“世界观”，是对世界现实的想象呈现。但是，如果不发明一整套使读者感到生疏的全新术语，我就必须使用现有的术语，设法把它们稍加改造，使之能够涵盖一个更完整的全球现实。不管怎么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全球性术语，而且需要全球分析和理论。
然而，即使是提出一种对世界的全球分析，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更不用说提出一种全球理论了。它必然遇到强大的阻力，会引起激烈的反对。可以预见，在惊涛骇浪的海面上，我们的分析至少会遇到（且不说破除）某些冰山露出的一角。因为本书的设想现在刚刚下水，所以我是根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我自己以往的经验提出这种预见的。沃勒斯坦的经验十分合适，因为我目前提出的设想比他当年的设想还要宏大，或许也更肤浅一些。
本书遇到的大多数障碍可能不过是吹毛求疵。其他更理论化的反对意见可能很少，但是会很尖锐。有一个特殊的大障碍是沃勒斯坦设置的。
有人会挑剔地指责说，我没有使用（甚至没有能力使用）原始资料。对此，我有几个理由进行反驳。1966年，我把一份有创见的批评墨西哥历史研究中的传统说法的稿件寄给一位墨西哥史专家。他很客气地给我写了回信，但是在信中说，我的稿子没有发表价值，因为它不是基于原始资料写成的。我把这篇稿子放在抽屉里达13年之久，后来因沃勒斯坦邀请我把它纳入由他主编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套丛书中才发表出来（Frank1979）。此晚那位专家写了一篇书评，认为我的这本书不应该出版，因为我所说的东西已经陈旧了，其他学者的新的研究和分析成果已经把我早先提出的看似希奇古怪的世界经济现变成了公认的流行理论。
这段经历表明，做出一种历史阐释，尤其是范式阐释，需要什么样的资料。用显微镜进行档案研究会很自然地造成一个问题：它不可能给历史学家提供一个广阔的视野，历史学家必须在进入档案馆前已经具有了这样一个广阔的视野。另外，如果历史学家希望跳出公认的范式，甚至向基于微观研究的范式发出挑战，那么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当然，如果历史学家迈得步子太大，不可能用望远镜来考证资料，那么他们必然会遗漏某些细节。这就会引起下面这种指责。
有人会指责说，尤其是因为缺少足够的原始资料，甚至根本没有察着原始资料，因此我的知识不足以考察世界整体，甚至不足以考察世界的若干部分。甚至布罗代尔（1992：468）也提出疑问：“历史学家试图在一项分析里把尚未被充分探究的历史片断都组合起来，这种尝试是否明智？”其他人会说：“哦，不过你的建议与我在自己的领域里已经花费了20年的生命所研究的一年。十年或百年历史的方式大不相同。”然而，正如世界史专家威廉·麦克尼尔在为我的一本书（FrankandGills1993）写的前言中指出的，无论我们把研究课题规定得多么狭窄，我们不可能洞察一切，甚至不可能对任何一件事有“足够”的知识。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示：
宏观史学家对已有的文献记录的大多数细节都不屑一顾。……但这并不会使宏观历史缺少严格或充分的证明。……不同范围的研究会创造出各自具有重要意义的画面。范围较小的研究并不像分工细密的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更接近真实。情况恰恰相反。……优秀的历史著作乃是出自对与历史学家探究的问题相关的资料中的信息进行精心筛选和考订的工作——应该是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因此，知识的匾乏（我很愿意承认这种缺点）实际上并不取决于研究课题究竟是狭窄还是宏大。相反，正如本书第5章所援引的约瑟夫·弗莱彻（JosephFletcher）的说法，正是由于人们普遍不愿意作“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研究，才导致了历史知识的狭窄乃至极其匾乏。
读者也许会指责我只注意一个“经济”侧面或一个“经济”特征。在1996年世界历史学会和文明比较研究国际学会联合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学者私下对我说：“你正在做一项很好的经济史研究；但这也是我之所以不感兴趣的原因。”另一位学者公开说：“你对文化视而不见。”主张进行政治。社会、文化、宗教、民族、种族等等分析的学者会抱怨说，我的研究对他们的特殊（主义的）愿望丝毫没有给予支持、赏识或顶礼膜拜。有些党派人士会遗憾地说：这项研究对于“我的人民”用处不大或根本没用。他们是想从某种种族中心论或新非洲中心论、旧伊斯兰中心论、甚至更古老的中国中心论、俄国特殊论等等中寻求某种支持，而所有这些东西在这项研究中都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支持。我的见解也是针对原先的冷战斗士萨缨尔·亨廷顿（1993，1996）用“文明的冲突？”这种新包装兜售的欧洲中心一西方特殊论。（咎由自取——亨廷顿在1993年价交事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标题后也打上一个问号，但是过于急切的公众已经把它省略了。然而，到1996年，他的同名著作的书名上就没有问号了。）正如第7章所强调的，本书所提出的见解是支挣‘多样性的统一”的。
女性主义者会指责说，这种视野和分析不足以打破剥夺妇女发言权的家长制性别社会结构的牢笼。她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这项研究与流行的理论一样避免不了性别因素的影响，除非它既不涉及妇女本身，因而也不涉及男人。实际上，这项结构分析似乎根本不是探讨任何人群的。第2章探讨的是分工和贸易，第3章探讨的是货币如何围绕着世界流动、又如何使世界围绕着它转动，第5、6章探讨的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动力。这些章节正是在探讨人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在我的这本书里，与其说是人创造了历史，不如说是历史创造了人。
这就足以给人提供大量的炮弹来批判某种经济‘快定论”或其他的结构‘扶定论”，据说这些“决定论”忽视意志论所主张的各种具有自由意志的政治“力量”。其实，现实世界所受到的各种限制并非体系论者凭空想象出来的。但是，对唯意志论者讲这个道理无异于对牛弹琴。另外，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体系论者认为，这个被人们所研究的客观“体系”丝毫不容个人和群体有任何文化、政治或“自下而上”（当然也有“自上而下”）的主观活动和反应。但是，人们的良好意图——甚至恶劣意图——往往不能实现；正如第5、6章所论证的，这些意图能否实现，取决于该体系所产生的机遇和制约。
此外，正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所遇到的反响一样，社会理论家们还会提出更“具体的”抱怨和要求。欧洲中心论者提出的一项具体指责是，沃勒斯坦和我认为，欧洲人还受益于自己努力之外的某些东西，但是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沃勒斯坦的观点，更不足以支持我的观点。数年前，保罗·拜罗克（196，1974）、帕特里克·奥布赖恩（1982）等人明确地反对我和沃勒斯坦问974）早先的论点：殖民地贸易和新殖民主义贸易促进了欧洲的投资和发展。拜罗克（1969）否认商业资本对此有什么贡献。奥布赖恩（198，1990）多次否认海外贸易和殖民剥削是促成欧洲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因素，理由是，根据他的计算，这种贸易仅仅相当于18世纪晚期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2％，更不用说从这种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了。奥布赖恩认为：“对于核心地区的经济增长来说，边缘地区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奥布赖思甚至走得更远。他在“全球经济的形成，1846—1914年”的小标题下断言：
直到19世纪中期，洲际和国家间的相互联系似乎还是很有限的。…世界各地的生产者和商人不仅接触不到外国竞争者，而且还受到保护。…甚至在一国之内也不受竞争的威胁。一体化首先在地区范围内发生，然后在一国基础上发生，随着19世纪的进展，才逐渐在全球范围发生一体化。
本书则要清除疑问的阴云，证明奥布赖恩的观点在事实上是错误的，更不用说在理论上了。但是，他也说过：“无论是数量分析还是历史研究都不能平息有关远洋贸易对工业革命的意义的争论。”
我们应该赞成奥布赖恩的说法：证据永远不能平息这个争端。这并不是因为证据本身是不重要的，而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实际争论中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奥布赖恩（1982，1990）甚至排斥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视野。实际上，奥布赖恩（1997：86－89）一再宣称：“欧洲的依赖性。…始终是微不足道的”，“亚洲、非洲和南美的经济重要性……始终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他援引拜罗克1974年和1993年的论述作为后盾）；虽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事实与收益”是不容争辩的，但是“殖民主义并不一定有收益”，“帝国主义最后被证明是获益有限的”。因此，奥布赖思（1997：86）认为，弗兰克、沃勒斯坦和阿明的“意见”——欧洲经济增长“是在设法损害（其他地区）的条件下发生的”——“是值得商榷的”。而奥布赖恩认为，“就欧洲（甚至英国）的工业化历史而言，‘世界视野’（布罗代尔的一个标题）对于欧洲的意义似乎不如‘欧洲视野’对于世界的意义大。”（199：177）对于这种坚持欧洲中心论的冥顽不化分子，无论如本书第4章和第6章那样举出多少证据，也是白费口舌。他们只会继续坚持他们的欧洲中心论，宣称欧洲与世界的关系对于欧洲没有什么作用，但对于世界则很重要。
在这种否认世界经济体系各种因素具有重要性的说法背后，有一种方法论的假设，而这种方法论假设在这种场合不过是欧洲中心论的另一种形式：即应该从被解释对象的“内部”来寻求解释。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这是什么东西的“内部”呢？奇波拉（1976：61）总结他的论点时说；“把贸易说成‘增长的引擎’，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了。”马克思主义者用自己的说法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罗伯特·布伦纳认为，只有用普遍存在的内部阶级关系才能说明某一地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在其著名的《矛盾论》中用鸡蛋和石头的比喻概括了同一观点。外部的温度只会使一个鸡蛋而不是一块石头的“内部矛盾”产生出一个小鸡。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可能如此，也可能并非如此。但是，关键在于，真正的问题不是关于任何“一个社会”的问题，而是关于整体世界经济和全球体系的问题，而一切东西都是它的“内部因素”。
这种关于“内部”和“外部”的争论甚至把以欧洲为基础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分析本身变成了另外一个需要克服的阻力和障碍。这种分析认为，欧洲“现代世界体系”导致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然后这一转变才传播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这种分析本身也是这种体系的内部产物。我则认为，欧洲及其“世界经济”乃是早已存在的非洲一欧亚经济的一部分，而这种非洲一欧亚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动力变成了全球性的，“而且也造成了欧洲许多方面的发展。因此，需要加以分析的正是全球世界经济的“内部”运作，而不仅仅是欧洲“世界经济”的“内部”运作。
那么，阶级和阶级斗争呢？应该重新重视国家的作用！应该重视文化！面对这些主张，我的回答很简单：在世界经济中确实存在着阶级，但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从来没有马克思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时所赋予的那种火车头的力量。国家和文化以及阶级斗争确实需要加以更多的分析，但要把它们看作是依附于世界经济和体系的结构与运动的因素。
还有些人会说，99．99％的人肯定没有感知到我所说的世界经济／体系，因此它不可能对他们的意识造成任何影响。这种说法又对又不对。首先，客观环境影响着——实际上塑造着——主观意识，尤其是在主体不自觉的情况下。其次，意识并不是一切；正如我们在第5．6章中将会看到的，一种客观环境不仅影响着主体的意识，也影响着主体的其他客观环境。
后现代主义者也会提出异议。他们可能会赏识我对公开的和隐蔽的欧洲中心论术语和概念的“解构”。后现代主义者也可能会喜欢我的论证：涉及亚洲的殖民主义概念只不过是晚近才产生的，在亚洲很可能是暂时性的。但是，在他们看来，所谓的现实只不过是头脑中的概念或只是在语言的交流中存在。因此，他们会反对我的主张：历史事实本身否定了流行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而且，他们会断言，我之所以宣称有一个真实的全球世界经济和体系，完全是出于我的想象；这种表述不过是我的想象力的产物。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论证，甚至面对多少证据，他们都不会信服。他们只愿意开着他们自己的论辩汽车驶进一棵想象的大树里，在那里评点这棵大树。
相形之下，与那些承认树林的现实、甚至承认确实有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的森林的人展开论辩会更有益处。例如，沃勒斯坦（1974，1980，1989）、弗兰克（1978a，b）、布罗代尔（1879，1992）、沃尔夫（1982）、布劳特（1993a）、斯蒂芬·桑德森（1995）。乔治·莫德尔斯基和威廉·汤普森（199）、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就提供了一种更有益的“世界视野”，用以考察“世界”及其对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而且，他们都自觉地试图提供更广阔的视野来对抗偏狭的欧洲中心论。然而，尽管他们的世界模式还不具有充分的全球性和整体主义，因而不能涵盖整个世界经济的森林，但是他们的分析已经招致了原有社会理论捍卫者的激烈抵制和反驳。可以想见，如果一种更充分的整体主义的全球分析不仅会掀翻大多数流行理论，而且也会掀翻上述理论家的修正理论，那么也就会引起更多的抵制和反驳。
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想到这类抵制的例子。埃里克·沃尔夫（198）曾严正地批评有些人忽视欧洲对“没有历史的民族”的影响。他指出，欧洲之外的民族有他们自己的历史，欧洲的扩张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但是，他依然低估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他也没有探究在一个共同参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如何影响了各个参与者的。另外，他维护甚至是恢复了“生产方式”的首要地位，强调从亲属关系的“生产方式”到纳贡“生产方式”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我认为，这会进一步转移人们对最紧迫的东西——整个世界体系——的注意力。
沃勒斯坦（1974）走得更远一些。他把欧洲核心与世界各地边题的相互关系整合在一起，他考察了统一的政治经济体的劳动分工的结构与转型及其对核心与边睡的影响。但是，他的“现代世界体系”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布罗代尔一沃勒斯坦所谓的“欧洲的世界经济”直到1750年还把世界大部分地区排除在外。在沃勒斯坦的视野里，欧洲的扩张确实把一部分非洲冲D
勒比地区和美洲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但是，他明确地解释说，这种经济体系仅仅是准世界性的，根本不是全球性的。在他看来，西亚、南亚和东亚以及俄国只是在1750年以后才被纳入这种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因此，不仅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视野、理论和分析没有包容1750年以前的世界大部分地区，而且他还明确地宣布，在他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早期发展中，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地中海以东的欧亚大陆和整个东欧在内，都没有起任何重大作用。
因此，沃勒斯坦所阐述的十分有限的现代“世界”经济和体系的历史和理论也很自然地拒绝考虑全球经济和真正的世界体系。至少直到1750年为止的全球经济和真正的世界体系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但是，正如本书、尤其是第3、4和6章所力图证明的，在全球经济和真正的世界体系中所发生的变化对于布罗代尔一沃勒斯坦所谓的“欧洲世界经济／体系”内部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哪怕是为了对这个真正的世界经济和体系中的任何缘起、结构和功能乃至转变和发展能够稍加研究和理解，我们也需要一个如本书第6章所提出的那种从总体上看更充分的整体主义的理论和分析。然而，沃勒斯坦（1991，1992，1993）已经多次拒绝对世界体系分析做出这种修正。最近，他在《把稳舵励》（1995）一文中抨击了各种改‘以公理自居”、或“标榜独特性”、或“强调具体性”的修正主义，尤其指责我的观点。
就连布劳特也不例外。虽然他揭露了“欧洲的奇迹”的神话，断言在1500年前后欧洲人毫无优于亚洲人之处，但是他（1992，1993a）也抵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及其连续性进行整体分析。其他持有宏观的欧洲历史视野的学者也不例外。桑德森（1995）对日本和英国作了比较，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6）发现了远溯到中国家代的康德拉捷夫周期（本书第6章将加以讨论），蔡斯一邓思和霍尔（199）分析了一万多年的各种“世界体系”模式。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鲜明的“断裂”，其原因不仅在于1492年和1498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通向东方的新航路，而且主要在于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及其从欧洲向外界的传播。本书第2章和第4章则用大量的证据向我也曾赞同过的这种观点的基础提出质疑。
社会“科学”界的另外一些同行和朋友虽然口头上赞成整体主义，但是也不愿正视整体。整体主义调子唱得最高的是萨米尔·阿明和吉奥瓦尼·阿里基。他们曾与沃勒斯坦和我合作写过两本书（Aminetal．1982，1990）。与沃勒斯坦一样，阿明与阿里基在组合他们的现代世界拼图时也是从中心开始，然后再考虑四周的情况；而且，他们也是在欧洲找“中心’。他们力斥欧洲中心论；阿明（1989）甚至以橄洲中心论》为题写了一本书来抨击它，而阿里基则对东亚倾注了越来越多的精力。但是他们两人依然以对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的回顾为起点，理由是“资本主义”是从那里起步的。与沃勒斯坦（199）一样，阿明（1991，1993，1996）也批评我的观点，维护那种认为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在欧洲——发生了明显的断裂的正统观点。在那之前，“世界帝国”（沃勒斯坦的说法）只是在“纳贡生产方式”（阿明的说法；沃尔夫（1982）也赞同）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和分配活动。在那之后，从欧洲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向外扩散。阿里基给中国和东亚赋予了更多的重要性。但是，阿里基的《延长的20世纪》（1994）在追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及其金融体制的沿革时仍然以它们在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所谓滥筋为起点。
由此可见，欧洲中心论甚至深刻地影响和限制着对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社会理论持最严厉批判态度的学者，其中包括那些令人信服地主张更广大的世界在“西方的兴起”中的作用远比这种理论所承认的大得多的学者。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艾伦·史密斯（1991）。他在《创建一个世界经济》一书的开头批评了韦伯以及当代的诺思和托马斯、罗斯托、琼斯乃至沃尔夫、沃勒斯坦和弗兰克忽视、贬低或曲解欧洲之外的“更广大世界”的作用。但是，史密斯只是在第2章中对这种更广大世界的历史扫了一眼，便马上在第3章中转向对中世纪欧洲的分析。他顺着社会和政治的“直线潮流”而下，抵达公元1500年。那种潮流在“保证持续增长的技术＂所起的作用下导致了。稳健的进步＂——但这一切都出自欧洲（Smith1991：67，5）。这部著作余下的大部分篇幅都用于论述欧洲及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海外扩张以及世界经济中的“边睡和附属地区”。由于史密斯依然在欧洲寻找“世界经济的创建”以及“资本主义的”的诞生和扩散，所以他必然会宣称：
（当时）世界许多地区依然处于这个新体系之外。东非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东南亚、中国、日本和中东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是否加入商业交往可以任由选择……因此似乎对各个社会组织的结构没有什么持续的影响。人们不应夸大国际贸易在塑造道远大陆之间的实质性联系方面的作用。……只是在欧洲……（一体化的社会进程炉生了果实。）
当然，按照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老调，我们绝不会发现任何在“创建一个世界经济”中起作用的结构、进程或力量。与他所批评的那些人的弱点一样，史密斯的视线并没有超出19世纪安装的欧洲路灯的昏暗灯光所照射的地方。相比之F，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和第6章看到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已经在他的帼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巡视了极其遥远的空间，像（德国19世纪史学家）兰克所说的那样向我们展示了广阔得多的“实际情况”。
大体上看，正是这种有关1500年或其他日期以来欧洲发展出来的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体系的信条，构成了一道马奇诺防线。所有的人都躲在它的背后，拒绝面对真实的世界。本书提出了一个结束沿着这条防线奔跑的终点。当我提出目前这个世界体系始于1500年以前的论点时，沃勒斯坦很大度地在他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了我的文章和后续文章。但是他本人一贯坚持1500年这道神圣的分水岭。在沃尔夫（1982）看来，分水岭是1800年；在马克思以及另外一些人看来，是在1600年到180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在布罗代尔（199）看来，是从1100－1600年这整个时期。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主张，应该把欧洲乃至西方的兴起理解为欧亚地区两千多年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也把1500以来的现代时期看作是转向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而这个新转向是在欧洲开始的，并由欧洲发起的。主要由沃勒斯坦（1996）撰写的古尔本克委员会报告（开放社会科学》抨击了19和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欧洲中心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见本章卷首第二段引语）。但是，即使他如此急切地呼唤为迎接对世纪而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基础，他也没有去打破为资本主义及其所谓的后果所设置的欧洲起源和中心论这一表面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樊笼。
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地球是圆的，那么欧洲就不该被定为中心；至少可以说，在那个地方或别的什么地方的“资本主义”发端的重要性就变得越来越值得商榷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所有的社会理论家以及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在错误的地点开始考察早期近代的历史。他们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当他们从欧洲出发考察欧洲的“扩张”，即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时，越远的地方越昏暗。也就是说，他们离开欧洲的灯塔越远，就越看不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沃勒斯坦以及许多人认为，在1750年以前亚洲始终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只是在那之后才被“整合’进来。
本书、尤其是第4章和第7章认为，弗兰克和吉尔斯（199）对1500年以前历史时代的重新解释也给流行的有关1500年以后历史时代的解释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这个现代世界历史迫切需要重新做出解释。在一种非欧洲中心论的——至少是一种不那么强烈的欧洲中心论的——灯光下，亚洲和世界经济的证据将会显示出一种退然不同的画面。本书第4章将证明，亚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就已经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欧洲黯然失色。事实上，与当时欧洲依然处于边缘的前哨阵地（不是灯塔！）带给亚洲任何部分的光芒相比，亚洲给欧洲投射了多得多的经济光芒，更不用说文化光芒了。
凡是超越了欧洲“世界经济”和“现代世界体系”局限的整体主义分析，都会遇到这些实际的障碍、理论上的抵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攻。除此之外，我们还可能遇到一种在理论原则上柜斥任何整体主义的立场。其突出的代表是约翰·霍尔。
霍尔很明白地看到：“弗兰克始终只探索一个方向的决定关系，即从整体到局部”，‘咽此，必须通过一种整体主义的假设来理解现代世界体系，因为整体规定着部分的性质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
在后来的一部著作中，霍尔更明确地发挥了他的理论原则，更具体地表达了他对整体主义的拒斥。霍尔首先明确表示：
我本人的批评意见一直是，整体主义假设强化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兴起的误读。……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方法则是，放弃对一种全面的历史理论的追求，接受一种提倡分析历史学、但不预先承认任何先验解释的新韦伯主地……这种新韦伯主义反对基于整体论和必然性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硬把事实塞进基于某种第一推动力——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或其他说法的第一推动力——的普遍历史的模式里。
接着霍尔错误地宣称：
本书的分析……表明，局限于世界体系视野内的整体主义假设不足以解释历史的变迁。……（呼唤）一种作为主导性历史理论的世界体系理论……从几个方面看都是站不住脚的。…啃先，追求普遍主义的历史著作几乎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其次，它们毫无必要地限制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第三，它们都不能解决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如果说霍尔对我的整体主义方法的经验性概括使我感到荣幸，那么他对“世界体系”的批评则根本站不住脚。事实上，普遍主义、整体主义以及真正的世界体系理论都致力于解决拓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方法论问题。这是我们十分需要的。正如我在前面的理论论述中所说的和我在后面的历史分析中将要论证的，其原因在于，流行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理论都与整体主义相去甚远，基本上回避乃至否认全球及其历史的“整体性”。在霍尔对整体主义的批评中，我们唯一能够赞同的是，“一旦抛弃了整体主义，世界体系理论也就丧失了成为主导性历史理论的依据”（Hall1991：83）。由此，霍尔确实触及到他所批评的那种理论的实际局限，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把历史婴儿与理论澡水一起倒掉的理由。相反，在他的正确概括中恰恰提供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使我们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具有更多的整体主义性质，以涵盖整个全球，其原因正如霍尔本人所谈到的：“整体规定着部分的性质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因此，众多学者在实践中对这种整体主义的忽视以及霍尔的这种在理论原则上的拒斥态度反而证明，整体主义理论虽然在实践中难以建构，但它确是十分必要的。另外，同样值得重视是，反对意见不仅出自拜罗克、奥布赖恩和霍尔对沃勒斯坦和弗兰克的批判，而且也出自沃勒斯坦及其“世界体系”拥护者。
近些年来，另外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阐释也值得特别的注意。虽然我们在方法上不尽相同，但是我们的结论则是相互支持的。其中有一些亚洲学者。菲律宾学者乔治·阿西尼耶罗研究亚洲在全球的地位（1978，1985）；乔杜里早期研究印度和印度洋的著作（197，1985）中的观点在本书中将被多次引用，而且也在他本人的著作《欧洲之前的亚洲》（1990a）中得到发展。王国斌对欧洲和中国的工业革命作了新的比较研究。日本学者读下和胜考察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经济；本书第2章大量引用了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阿吉里、滨下和塞尔登（1996）主张对过去五百年这一东亚地区的发展进行研究。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研究整个世界经济。丹尼斯·弗林及其合作者阿尔图罗·吉拉尔德兹进行了一项世界经济分析，但是他们仅局限于分析世界白银市场（我在第3章中多次引用这一分析）；不过他们也强调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
另外两位学者的著作也带有一种世界经济视野。弗兰克·柏林以真正的全球视野分析了印度经济（我在论述贸易的第2章、论述货币的第3章和论述市场制度的第4章都将引用他的著作）。但是他似乎怯于把同一个分析视野应用到整个世界经济上。肯尼思·波梅兰茨值得特别注意，因为他是就我所知的唯—一位用全球视野来考察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变革以及中国在其中的重要性的人。在我已经完成了本书、包括这一章导论的初稿后，他慷慨地向我提供了自己尚在酌定的手稿。在这部手稿中，他从技术、制度、经济和生态方面对中国和欧洲作了比较，肯定了中国对欧洲的优势。我在修改我的书稿时引用了其中一些观点。波梅兰茨和我都使用了比较的方法，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强调把欧洲的发展放在全球的实际世界背景之中来考察的重要性。
这也使得我们这两个对抗习惯性思维的少数分子一致认为，欧洲的这些发展并不是多少世纪以来欧洲（内部）社会文化乃至经济方面的准备所造成的结果，而主要是欧洲和世界很晚近时期突然发生的转折和偏离所造成的结果。波梅兰茨尤其对生态一经济方面的压力、刺激和可能性所起的作用作了许多精彩的分析。他证明，欧洲从美洲殖民地不仅掠夺金钱，而且还搜刮产品，从而造成了欧洲发展的条件。我当然承认他的这些论述，但是我更强调欧洲从它与亚洲的关系中获得的好处，而他对这方面注意不够。丘兴（Chew1997，andforthcoming）也在撰写一种全球范围的生态经济史，但是他也与波梅兰茨一样，怯于分析世界经济的整体。另外，我比他们更注重约瑟夫·弗莱彻（198，1995）所说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从全球层面把世界经济中同时发生的事件和进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第5章）。
本书认为并力求证明，由于人们普遍地不能采用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结果不仅使我们囿于狭隘的地方主义，而且也使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一切地区性、部门性和暂时性的事物。那些避免狭隘的地方主义的尝试，只要是以一个局部、尤其是从一个错误的地点作为出发点来认识全球整体的结构和进程，也都难免这种结果。这是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的原罪，因为它们都是以欧洲作为出发点，由此向外窥探。戈登·伍德（1997：51）在（纽约书评》上指出，这种方式和狭隘的地方主义在研究“美国”史的历史学家中流行的“例外论和……夸大的独特意识”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即使美国史学界最近“把美国史置于整个大西洋水盆的背景之中”，但是这种“拓宽”了的眼界依然局限于“大西洋文明”的概念。另外，伍德以及他所提到的历史学家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补救办法也不过是“在各个大学逐渐联合开设比较课程”，“更多地发表对西半球两个大陆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著作”。
本书则要把这种方法颠倒过来，要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反观世界内部。换言之，本书将从探索我们环绕地球的路线入手，从世界范围的贸易、货币、人口和生产入手。第5章和第6章将提供一个更充分的整体主义观念以及一个全球进程（包括欧洲和美洲的进程）分析，由此，我们将在第7章得出与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迥然不同的结论，把那种社会理论颠倒过来，或者说，正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