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一体化”是较早时代有组织的生活的一件重要事实（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相反），在市场计算机化的时代只不过更明显罢了。……我们必须得出结论，重大的变化只是涉及一体化形式的转变，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一体化本身的出现。……世界历史不应被说成是一种从地方封闭状态向世界日益一体化和同质化发展的历程。通常人们所说的被新兴的普遍主义力量所“渗透”的“各种不同的文化”的概念是没有根据的。……无论在9世纪和10世纪，还是在12世纪和13世纪，或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世界一直有着复杂的联系。……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连续发展中，不是仅有一个中心，甚至不是仅有少数中。心成为影响着一体化的源泉。相反，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有许多中心。
弗兰克·柏林
1．世界经济的导论
与普遍的怀疑和拒绝态度相反，本书的主题是，自1500年以来就有一个全球世界经济及其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这种世界经济具有可以认定的自身的体系特征和动力，它在非洲一欧亚的根源可以上溯一千年。甚至在欧洲十字军东征之前，这个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及其动力就推动着欧洲寻求通向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亚洲的途径。正是亚洲的吸引力导致了在1492年哥伦布的航海活动之后西半球“新”世界的“发现”及其被纳入旧世界的经济和体系中，导致了在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的绕非洲航行之后欧洲与亚洲的关系更加紧密。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继续积极地寻找另外一条经由西北航线绕过或通过北美——以及向东通过北冰洋——抵达中国的途径。
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人至少继续支配世界经济达三个世纪之久。虽然欧洲与美洲建立起新的关系，并因此强化了它与亚洲的关系，但是欧洲继续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相对的和绝对的边缘地位。实际上，欧洲新近从美洲源源不断地获得金钱，只是稍微扩大了它对世界市场的参与，还谈不上加深这种参与。正如这一章以及后面两章所证实的，至少到1750年，亚洲的生产性和商业性经济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口增长，依然比欧洲扩张得更快。
这一章将通过对各个地区的分析勾画世界贸易关系和金融流动的环球模式。通过对这些全球经济关系的结构和运作的考察，我将证明，在近代早期，确凿无疑地存在着一个世界市场。我之所以重申这一观点，是为了反击众多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对这一世界经济的普遍忽视乃至否认。事实上，近来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世界经济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全球化”。另外，忽视乃至明确否认近代早期世界市场及其基本劳动分工，依然是布罗代尔所谓的“欧洲的世界经济”和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以及他们的众多信徒所作的历史研究和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理论的错误基础，更不用说第一章中提到的奥布赖恩那样的反对者。
弗雷德里克·莫罗（FredericMauro1961）提出了一个从1500—1800年以地区间生产和贸易竞争为基础的世界贸易的：‘洲际模式”。但是，在它的早期，达德利·诺思（DudleyNorth）在1691年就已经注意到它了：“就贸易而言，全世界犹如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世界各国犹如这个国家或民族中的各个成员。”另外，这个世界市场以及经由这个世界市场的货币流动造成了地区与部门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分工和竞争，从而也建立和加强了全球的相互联系：
记录资料表明，在可供选择的产品之间……存在着竞争，例如东印度的纺织品与欧洲的纺织品；在气候相同的各个地区的同类产品之间存在着竞争，例如爪哇与孟加拉湾出产的蔗糖，马德拉岛与圣多美岛出产的蔗糖以及巴西与西印度群岛出产的蔗糖；在气候条件不同的地区的产品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例如分别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烟草，中国、波斯和印度的丝绸，日本、匈牙利、瑞典和西印度群岛的铜，所有这些产品都在竞争。……但是，阿姆斯特丹的商品交易价格是最好的晴雨表。
奇波拉所挑选出来的阿姆斯特丹可能是一段时期内的最好的市场价格晴雨表，但是我们不要把它混同于经济和金融气候本身及其起伏变化，那是世界范围的东西。当然，全球范围的地区内部和之间的竞争性、互补性和补偿性分工远远超出了奇波拉所举的几个例子。例如，勒内·巴伦德斯考察了阿拉伯海地区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那里和在其他地方的运营：
生产是向劳动成本最低的地方集中。用这一点、主要不是用低廉的运输成本就可以解释…正是比较成本优势把亚洲市场和美洲市场拉到一起——无论重商主义设置什么限制。另一个例子是，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的产品，如靛青、丝绸、蔗糖、珍珠、烟草，甚至稍后的咖啡——这些17世纪后期阿拉伯海贸易中最有利可图的商品——被其他地区、主要是美洲殖民地的产品取而代之。……由于这种全球性的产品替代进程，到1680年，阿拉伯海对欧洲的转口贸易消失了或者说衰落了。这种情况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被咖啡贸易的兴起所掩盖。但是它造成了海湾地区、红海和印度西海岸之间商业的长期萧条。这种转口贸易的衰落困阿拉伯海地区的内部贸易而有所缓和。但是中东地区不得不用出售地中海的大宗产品，如谷物或羊毛来换取来自印度的产品。不稳定的贸易平桥…对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帝国的通货膨胀起了一种拉动作用。
本章将概述这些全球循环的世界市场关系及其分工基础和贸易（不）平衡的结果，并用地图来加以显示。
在本章的各“地区”说明中，我们会反复看到，农作物的选择与组合变化，或者丛林“处女地”的开垦，以及加工业的选择和这些农作物的商品化，是如何回应着当地的刺激和需求变动。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况是怎样导致了孟加拉和中国南方的毁林开荒。结果，土地、稻米、蔗糖、丝绸、白银和劳动相互交换，并换取木材及木制品，然后又从东南亚向外输出。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刺激是如何由地区性和地区间的市场力量传递的。而这些刺激又反过来通过竞争或补偿活动向地球的另一面扩散。实际上，有一些压力在同时向东和向西以及新加的反向的环球传递过程中会相遇，例如在印度或中国的乡村相遇。当然，正如第6章论述欧洲情况时所强调的，从美洲输入的蔗糖和从亚洲输入的丝绸和棉织品对当地的食品和羊毛生产是一个补充，解放了森林和耕地；因此，“羊吃人”和人吃一切，也是世界市场的一个结果。
这个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在第3章和第6章中，我们会看到，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后才能够加入到这个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中。第3章将较详细地考察白银的生产和流动是如何刺激和拓展全球的生产和贸易，不同货币以及其他支付手段之间以及与其他商品之间的套利转换如何促进了一个包容一切商品的世界市场。当然，这整个贸易活动只是由于有了共同接受的货币形式或黄金、白银、铜、锡、贝币、铸币、纸币、汇票以及其他信用票据之间的套利转换才能展开。这些货币在非洲一欧亚内部和周边已经流通了千年之久（根据某些报告，也跨越太平洋，尤其是在中国和西半球之间流通）。但是，从16世纪起，美洲新世界被纳人这个旧世界经济以及美洲对世界货币总量和流动的贡献确实给经济活动与贸易一个新的推动。
（一）13世纪和14世纪时的前身
近年有两部著作开始对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作出一种非欧洲中心论的读解。它们是珍妮特·阿布一卢格霍德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和乔杜里的《欧洲之前的亚洲》。后一部著作的考察截止到1750年。阿布一卢格霍德为我这部著作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特别合适的出发点。她认为，八个相互联系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结合成一个统一的13世纪非洲一欧亚世界体系和分工。八个相互联系的地区被分成三个相互联系的内部紧密的亚体系：（1）欧洲亚体系，包括香按地区集市、弗兰德尔的工业以及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区；（2）中东心脏地带及其联结东西方的商路，这些商路经由巴格达和波斯湾、开罗和红海而延伸到蒙古人控制的亚洲；（3）包括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在内的印度洋一东亚亚体系。重大的机遇和灾难以及14世纪中期的危机和黑死病对于它们几乎是共同的。
阿布一卢格霍德正确地指出，欧洲是“一个暴发户，处于亚洲兴旺发达的事业的边缘”，因此“不能足够早地开创这段历史反而导致了……对西方的兴起的因果做出一种指头去尾和歪曲的解释”。实际上，她认为欧洲本身12世纪和13世纪的发展至少部分地依赖于由十字军造成的欧洲与东地中海的贸易。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东方”的财富，十字军东征甚至不可能发生，至少不会有什么结果。实际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贸易、工业和财富主要基于这两个城市在欧洲和东方之间所扮演的中间人角色。甚至在整个中世纪黑暗时期，意大利城市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这种角色。在公元1000年以后的经济复兴时期，这两个城市竭尽全力接触亚洲的贸易和财富。实际上，热那亚在1291年就曾尝试绕非洲航行，前往亚洲。
由于尝试失败，欧洲只得面对从东地中海出发的三条通向亚洲的主要商路：北路通过黑海，被热那亚人支配着；中路通过波斯湾，被巴格达支配着；取代中路的南路通过红海，促成开罗的繁荣和威尼斯经济伙伴的发达。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时期的蒙古人扩张在1258年攻占巴格达后加速了中路的衰落，从而促成了南路的发展。蒙古人接着控制了从黑海延伸出来的北路，从而促成了经由撒马尔罕等城市的中亚商路。中亚南路及沿途城市在蒙古人保护下繁荣起来。但是，从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结束，所有这些商路都饱受长期的世界经济萧条之苦，而黑死病与其说是这种萧条的原因，不如说是其后果（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然而，这一次贸易、生产和收入的盛衰的经济决定因素则远在更东的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1400年前后，一个长周期的经济复兴在那些地方再次开始了。
但是，按照阿布一卢格霍德的读解，在此之前，这个世界体系已经在1250－1350年间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后，它逐步衰落乃至（实际）灭绝，然后于16世纪在南欧和西欧再生出来。用她的话说，“最重要的事实是，‘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Abll、Lllgh。d1989：388）我们应该赞同这后一句话，但不能赞同她的时间表，也不能赞同她的说法；13世纪和16世纪不是在同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里。阿布一卢格霍德认为，一个“体系”被另一个“体系”取而代之，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又“重建”同一体系。对此，我曾提出批评，她也作了回答。阿布一卢格霍德的描述截止到1400年前后，我们可以从她结束的地方开始对全球世界经济和体系的考察。
世界经济原来主要是以亚洲为基础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经济事业和成就也是以亚洲为基础的。这两个城市从它们在亚洲财富和欧洲对财富的需求之间的中介地位中获取财富。它们与西亚的亚洲贸易终点之间的贸易是从黑海开始，经过地中海东部到埃及。这种贸易也是欧洲扩张的先声。欧洲人后来还是为了寻找通往亚洲之路面向大西洋扩张，最终向下绕过非洲到达印度，跨越大西洋到达美洲。人们对于哥伦布1492年的航海活动和达·伽马1498年的航海活动的原因一直争论不休。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说到底，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因为他要寻找东亚的市场和黄金。当时，贵金属货币短缺日益严重，引起非洲一欧亚世界市场黄金价格的上涨，从而使得这种冒险极有诱惑力，而且还可能有利可图（最后证明确是如此）。正如自称货币主义者的约翰·戴所说：
这个（货币短缺）问题从长远看引发了它自己的解决办法。金银块价格上涨及其储备的相应紧缩，是造成贵金属在欧洲各地走俏的基本原因，最终导致了人们寻求并成功地掌握了新的提炼加工技术。另外，15世纪的这种强烈的“黄金热”正是“地理大发现”背后的动力，最终使对货币如饥似渴的欧洲经济在现代之初一头扎入美洲宝库。
另外，伊比利亚人接近这个宝库的主要障碍，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穆斯林大张旗鼓的扩张、奥斯曼人的挺进及其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在东地中海地区商路的竞争，热那亚人在伊比利亚的利益以及他们为了战胜威尼斯人对埃及商路的牢固控制而使出的种种手段。正如林达·谢弗（LyndaShaffer1989）指出的，这正是人们经常引用的葡萄牙人托姆·皮雷斯（TomePires）的那句话的意义：“谁成为马六甲的主人，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可以回想一下，哥伦布是热那亚人，他最初是为葡萄牙服务来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后来才接受西班牙的庇护。
再者，无论哥伦布、达·伽马以及后来的麦哲伦等人航海活动的直接刺激是什么，他们都有一种欧洲人长期广泛接受的冲动。正如帕尼卡尔（K．M．Panikkar1959：21－22）所说的：“我们只有认识到达·枷马抵达加尔各答一事乃是200年的古老梦想和75年的不懈努力的最终实现，才能充分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这种梦想是除了威尼斯人以外的所有地中海商业民族的共同梦想；这种努力主要是葡萄牙人付出的。”但是，博克瑟（C．R．Boxer1990：ix）引述了1534年葡萄牙的一份官方文件上的说法：“许多人……说，是印度发现了葡萄牙。”我们在以后几章中还会对欧洲人探寻亚洲的事业进行反思。这里我们接下来考察这项事业的某些后果。
（二）“哥伦布交流”及其后果
1492年和1498年航海活动及其引起的移民和贸易关系的三个主要后果很值得人们注意，这里只能作简略的描述。前两个后果是克罗斯比（AlfredCrosby1972，1986）所说的病菌和基因的“哥伦市交流”（Columbianexchange）以及“生态帝国主义”。欧洲人随身带来的病菌乃是他们最强大的征服武器。他们在新世界横扫一切，因为当地居民对欧洲人带来的病菌毫无免疫力。许多人包括克罗斯比以及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著作《瘟疫和助（1977）中都描述了这种毁灭性的扫荡。在加勒比海地区，几乎所有的土著部落居民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被扫荡殆尽。在大陆上，病菌的传播比科特斯（COnez）和皮萨罗（Pizarro）率领的远征军进展得更快更远，也更具有毁灭性。科特斯和皮萨罗发现，他们带到沿海的天花赶在他们前面传到内地。他们带来的新植物种子和动物则以较慢的速度传播着它们的危害。
在美洲新世界，这些征服活动是毁灭性的。到1650年，中美洲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的人口从原来的大约2500万萎缩到150万。安第斯山脉的印加文明也遭遇类似的命运，人口从原来的大约900万减少到60万。北美的情况也一样。甚至在大批的移民到来之前，第一批欧洲来客带来的病菌大约在1616－1617年就已经在大片土地上扫荡了许多土著居民。关于欧洲对美国的根本影响，有一种估计是，土著居民从500万减少到6万，后来才重新开始增多。根据有些人的估计，整个新世界的人口从1亿减少到500万。
甚至在游牧民族的亚洲腹地，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的进展，与其说是靠着军人和移民的武装，不如说借助于他们带来的病菌。正如克罗斯比指出的：“来自人口稠密地区的人们向较空旷的移民区移动时，享有细菌战的优势曾经是（现在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不过，与新的跨大西洋接触所引起的美洲人口衰落相比，病菌在非洲一欧亚地区的传播没有造成那么大规模的人口衰落。当然，这是由于非洲一欧亚地区的居民早已从多少世代的入侵、迁徙、长期贸易等相互接触中继承了较强的免疫力。同理，黑死病对欧洲的相对巨大影响也反映了欧洲在欧亚大陆中的封闭和边缘地位。
“哥伦布基因交流”不仅涉及到人类，而且涉及到动物和植物。旧世界的欧洲人不仅把自己而且把许多新的动植物引进新世界。其中最重要的（但不是说其他不重要）动物是马（美洲原来也有马，但后来灭绝了）、牛、绵羊、鸡和蜜蜂。欧洲人带来的植物中，较重要的有小麦、大麦、水稻、萝卜、白菜和葛黄。他们还带来了香蕉、咖啡。如果从实用角度而不是从起源角度看，蔗糖也是他们带来的，而且后来在许多方面对他们的经济有决定性影响。
通过“哥伦布交流”，新世界也对旧世界有许多贡献，例如动物方面的火鸡以及许多植物。有一些植物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大大地增加了农业收获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存条件。红薯、南瓜、蚕豆，尤其是马铃薯和玉米，在欧洲和中国极大地增加了农业收获量和生存可能性，因为它们比其他作物更能经受恶劣的气候。新作物对人口众多的中国的绝对影响以及相对影响可能最大，因为来自新世界的作物使耕地增加了一倍，使人口增加了两倍。中国在16世纪觎年代已有关于红薯种植的记载，玉米在广世纪成为主要农作物之一。马铃薯、烟草以及其他来自新世界的作物也很重要。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后面会论述到的，在中国和整个亚洲由此造成的人口增长远比欧洲大得多。今天中国人吃的食物中有37％是源出于美洲的。今天，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玉米生产国，全世界种植的块根作物中有94％是源自新世界。在非洲，特别是木薯和玉米以及向日葵、某些坚果和无处不成活的西红柿、辣椒扩大了人们的生存可能。后来非洲也成为可可、香草、花生和菠萝的一个主要出口地，而这些原本都来自美洲。
当然，哥伦布交流的第三个主要后果是新世界的金银对世界存量和货币流动的贡献。这也给自16世纪起旧世界经济中的经济活动和贸易一个新的推动。第3章将详细地考察这些流动，但在这一章将回顾一下这些后果对贸易流向和贸易平衡的某些影响。
（三）世界经济中某些被忽视的特点
我们特别有必要对地区间世界贸易网的某些特点作一点初步的评述（尽管在这一总结中它们不可能得到应有的笔墨）。这些特点涉及地区、商业移民群体、文献记载和生态等方面。
把‘美洲”、“欧洲”、“中国”说成“地区”，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上的便利而武断地确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像刘易斯和威报（LewiandWigen1997）在（大陆的神话》一书中所强调的，也是现实的一种反映。世界上过去和现在一直有许多地区，这些地区“边界”内的劳动分工以及贸易关系的密度大于与“边界”外的分工和交易。“内部”贸易关系的密度大于“对外”贸易关系，可以归因于地理因素（高山、沙漠或海洋的分割和阻碍），政治因素（帝国的控制能力和代价以及帝国之间的竞争），文化因素（种族、宗教以及语言的联系）以及其他因素或其他的因素组合。群体的结合取决于因时因地的目标和变化，有时这种变化是很突然的。地区“单位”或“群体”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小家庭或大家庭，一个村庄或城镇，一个地方性“地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性”地区（环地中海地区）或一个“世界”地区（美洲、西亚、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我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这些“地区单位”的确定是多么不稳定和不严格（实际上也很难做到十分严格），对它们的确定是多么武断。这也是为了强调，地区内的联系无论多么紧密，并不构成地区间的联系的障碍。实际上，所谓的地区内和地区间本身不过是我们如何着手确定地区的一个变量。如果世界是一个“地区”，那么一切都是内部关系。同理，如果断言现在或曾经有一个世界经济或体系，那么也就等于说它是由地区构成的。一切都取决于在哪儿、在什么时候存在着什么样的地区。
因此，在1400－1800年这一时期，美洲、欧洲、东南亚或中国是不是“地区”，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定义。就西半球大部分‘亚地区”而言，美洲内部的贸易关系肯定不如这些“亚地区”各自与欧洲某一部分之间的关系更密切，更不用说文化上的联系和接触或政治关系了。欧洲某些部分之间的关系也不如它们各自与美洲和亚洲民族或区域的关系更密切。但是，在印度次大陆或“中国”内部的大部分地区（亚地区？），印度内部或中国内部的地区间贸易（除了莫卧尔帝国和满清帝国边界变动的情况外）可能比它们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贸易更频繁。（后面有对印度内部和地区间贸易的一些研究，并附有地图。）但是，东南亚某些部分，尤其是马尼拉和马六甲以及西亚的亚丁和霍尔木兹则是货物集散地。它们在16世纪和17世纪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贸易关系强于它们与各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区”内的穷乡僻壤的关系。
世界经济中的地区间贸易的另一个相关的显著特点是，有一批背井离乡的商人和商业移民群体。他们早在青铜时代就对贸易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近代早期当然还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海外’华人、背井离乡的日本人和美国人“殖民地”及其‘地方性”报纸所显示的，今天他们依然如此。海外华人现在正向祖国投资；《国际先驱论坛报》这份美国报刊最初是在巴黎发行，现在已经在世界十几个城市开机印刷。
在我们考察的这一时期，马六甲几乎完全被背井离乡的商人所充斥，据皮雷斯统计，他们使用着84种不同的语言。在马六甲，来自坎贝和苏拉特的印度商人可能人数最多，但是他们也是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其他十几个港口城市的定居者，更是那些地方的季节性来客。17世纪，马尼拉有多达3万的定居华人，经营着跨太平洋的中国丝绸和瓷器贸易。来自中亚西部一个内陆国家的亚美尼亚人在萨非王朝的波斯城市伊斯法罕建立了一个内陆的商业移民基地，凭借着这个基地进行全亚洲贸易，并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指导亚美尼亚人经商的手册。北美新英格兰人不仅在世界各海域寻找白鲸和其他鲸鱼，而且致力于非洲和加勒比海之间的奴隶贸易，还不时地在马达加斯加沿海进行海盗活动。数以万计、甚至上百万的华人移居海外——穆斯林的海外商人更是使东南亚“印度化”了。中亚自古以来就是商旅和迁徙的必经之地，此时依然如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存有关亚洲贸易的文献资料大多出自欧洲私人公司。他们当然只记录了商业活动或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尤其是关于这些客居异乡的商人情况。因此，许多有关亚洲生产和贸易的资料被这些欧洲人的记载遗漏了。内陆经济和跨洲南队贸易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欧洲人几乎看不到。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它们与迄1800年为止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是互为补充的。
所有这些“发展”还有其他长远的影响。近年来的学术界把这种影响称作生态帝国主义或绿色帝国主义。一个重大后果是，森林普遍遭到破坏。人们毁林开荒或砍伐林木来造船和修建房屋，甚至更浪费地把木材烧成冶炼业使用的木炭或者当做其他方面的燃料（Chew1997，andforthcoming）。另一方面，马铃薯和玉米的栽培缓解了土地的压力，腾出的土地可以种植其他更适宜的作物。另外，新世界的蔗糖给欧洲提供了欧洲自身不能提供的食物热量。众所周知，后来新世界输出的小麦和肉类供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使他们能够把原本稀缺的土地用于其他方面，正如输入棉花后，就无需大片圈地来养羊了。在后面的地区考察和第6章中，我们会更详细地论及生态帝国主义问题。
2．世界劳动分工和贸易平衡
当然，自16世纪起，尤其是由于欧洲人兼并了美洲以及由此导致欧洲对非洲一欧亚事务和世界贸易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地区间关系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延续了几个世纪。另外，还发生从其他方面看是十分重要的周期性变化，我在以前（1978a，1994，1995）以及本书第5章中对其中一些变化作了考察。再有，从18世纪初欧洲的霸权开始兴起，我们对此将在第6章中加以分析。但是，大体上说，即使不说在一千年里，那么至少在数个世纪里，世界贸易和分工的模式始终明显地保持着稳定，虽然有同期性变化，但基本表现为持续的发展（如GillsandFrank（1992）所考察的公元1400年以前那段时期；另参见FrankandGills1993）。从1400年到1800年这一时期的连续性也足以使我们承认下文所勾画的模式。
（一）全球经济的图示
我们用地图及其说明文字来大略地反映全球劳动分工、世界贸易网、贸易的平衡和不平衡，以及这些贸易不平衡是如何由反向货币流动来解决的。在1400年前后到1800年前后，在建立在世界分工基础上的复杂贸易网中进行交易的商品种类极其繁多，其中包括许多诸如大米这样的大宗商品。在确定其中某些商品的情况时，使用地图似乎十分便利。地图2．1是对世界经济的一个最概括的、但也比较粗略的显示。我选择“上北下南”的全球投影图来对环球贸易，尤其包括马尼拉大帆船（ManilaGalleon）跨太平洋的白银海运，作一个总体显示。但是，读者会明白，为了简洁明了，这幅地图和后面的地区图上的所有贸易路线都是示意性的。从示意的考虑出发，即使是想竭力反映全球和各地区的实际地理状况，这些图也没有追求做到极其准确。另外，与本书的标题和内容相反，这幅全球地图2．1与第3章的地图3．1都不是按照我的愿望以亚洲为中心的。这是因为我的绘图员在用电脑绘图时，在他所在的西加拿大大学地理系找不到一幅不以欧洲为中心的地图为样本，甚至他的制图软件也没有足够的伸缩性，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无法把这幅地图稍微转动一下，使之重新以东方为准调整方向。
地区图及其各自的说明文字更具体地显示了主要的地区和地区间的贸易路线。地图2．2展现的是大西洋地区，包括美洲、非洲和欧洲及其著名的“三角”贸易以及从美洲到欧洲的跨大西洋白银运输。地图2．3与前一幅地图衔接，主要显示欧洲与西亚、南亚和中亚之间的主要贸易路线，包括绕道南非好望角和通过波罗的海、红海和波斯湾的路线。地图2．4具体显示了经由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东西方贸易路线的连续性，其海上贸易把东非和西亚与南亚和东南亚联结起来。但是，这幅地图也显示了一些西亚和中亚的重要内陆商路以及它们与南亚之间的重要商路，按照我在正文里的解释，这些商路与海上商路主要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地图2．5的西部与前一幅地图衔接，主要显示印度、东南亚、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贸易路线以及它们与马尼拉的跨太平洋贸易的联结。但是，这幅地图也想强调印度各地（旁遮普、古吉拉特、马拉巴尔、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之间的海上和陆地贸易，以及经常被人忽视的中国与东南亚的缅甸、逞罗和越南之间、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内陆贸易。
绘制这4幅地图也是为了显示地区间贸易不平衡的基本情况以及这些不平衡是如何通过金银块的运输来补偿的。因此，这些地图是用实线来显示商品贸易路线。这些实线从1号编到13号，并附有相应的说明文字，列举出每一条至要路线的主要商品。经常性的贸易赤字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出口商品来支付其他商品的进口造成的，因此只能用出口黄金、主要是银块或银币来支付和平衡。这一章和下一章（论货币）强调，最西方地区与最东方地区之间的长期贸易赤字，使得白银主要向东流动——以及从出口金银块或金银币来谋利。全球地图2．1用商品贸易路线上画的向东的箭头显示这种以白银为主的流向，个别向西的箭头表示从美洲和日本流向中国。
地区图则使用了不同的惯例：白银流向是用与实线平行的间断线来表示，黄金流向是用与实线平行的虚线来表示，数字表示商品。因此，表示白银输出的间断线上的向东箭头也表示，沿着平行的表示商品贸易路线的实线从东向西有一个基本相反的商品输出盈余。具体地说，欧洲从东方的全部进口几乎都要用欧洲输出（美洲）白银来支付。在地图上，西欧与波罗的海和西亚之间以及从这些地区接着向南亚、东南亚乃至最终到东亚（主要是中国）的带有向东箭头的间断线，就显示了这种情况。那里是世界上大约一半白银的“秘客”。第3章将会对此做出描述，并提供一幅有关世界白银生产和流向的基本地图。
本章还将逐个地区地讨论全球多边世界贸易，首先从美洲开始，然后绕着地球从西向东逐一考察。在我们考察世界每一个主要地区时，我们将注意各个地区的一些特点，以及它们是如何介人和促进各个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尤其是与东西两侧直接毗邻地区之间的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金银输出地区也是贵金属生产地区和商业性输出地区（例如，美洲和日本的白银，非洲和东南亚的黄金）。可能除了这种情况外，金银及其铸币的净输出表明了一种贸易入超或赤字。因此，有关金银块和（或）金银币的运输记载，就成为有关地区间贸易赤字和盈余以及结算和平衡情况的最便利的资料。遗憾的是，虽然汇票、信用状以及其他信用手段确实被广泛地使用，我们却知之甚少。
基于下述原因，我们的评述给予欧洲、美洲甚至非洲的篇幅比较少：首先，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份额、参与程度以及重要性（除了由欧洲人分配的美洲金钱的独特作用外）远远不如世界其他许多部分，尤其是东亚和南亚，可能也远远逊于东南亚和西亚。其次，现有的历史、经济和社会文献已经向欧洲和美洲以及二者与非洲的关系倾泻了大量的笔墨和关注，而这与公元1800年以前它们在世界经济中不那么重要的作用完全不成比例。另外，迄今为止从一种膨胀的欧洲中心论角度撰写的文献已经汗牛充栋，这也包括我以前的著作在内，而本书的宗旨就是想促使人们对此有所纠正，甚至想取而代之。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在实际重要而又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的其他地区，可以说是完全正当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的这点微薄努力就能包打天下，彻底翻案。第三个原因是，本书的宗旨主要不是通过考察不同“地区”来纠正这类错案；正如前面指出的，这种“地区”划分本身总是武断的。更重要的目的在于论证这些地区之间的关系的性质、类型和变化。
因此，实际的目的，也是第四个原因是，为研究世界经济和体系整体的结构和动力建立更坚实的基础。我们要不厌其烦地说，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决定着部分的“内部”性质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外部关系”。因此，我们开始做80页（英文原书第二章的篇幅。——译者注）的历史环球巡游，主要是绕着地球向东走。我们从美洲开始，但是始终要谨记这个整体观念。
（二）美洲
我们已经考察了“发现”美洲和把美洲纳入世界经济的原因及其对美洲土著民族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是使美洲人口从大约1亿人减少到500万人。最初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影响的，主要是美洲提供的新植物，种植园作物的输出，当然还有首先是黄金然后是大量白银的生产与输出。黄金输出始于1492年的（地理）“发现”，到16世纪中期大量白银开始输出。在17世纪这种白银生产与输出究竟衰落到什么程度，或仅仅是有些萧条，甚至有所增加，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也不管（或者可能是因为？）欧洲供应的美洲金钱所产生的刺激小了，还是对这种供应的利用更完善了，总之，在“17世纪危机”期间，生产和贸易似乎在持续增长。在18世纪，白银的生产和输出再次增长（或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而且全世界其他商品的生产和贸易也在增长。
在这几个世纪，尤其在18世纪，著名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发展成非洲一欧亚贸易和世界经济分工的一个重要附属部分（见地图22）。实际上，这里有几个相互关联的大西洋三角贸易。最重要的三角贸易是，欧洲、尤其英国制造业产品向美洲和非洲出口，包括把许多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纺织品和其他商品转口到美洲和非洲；非洲向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南美和北美奴隶种植园输出奴隶；加勒比海地区向欧洲输出蔗糖，北美向欧洲输出烟草、皮毛以及其他商品。在17世纪，更不用说18世纪，对于欧洲制造业来说，北美、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也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出口市场（亚洲还谈不上），包括向非洲出口枪支，用于围捕奴隶。此时欧洲也向非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大量转口输出亚洲商品，尤其是印度的纺织品。
但是，还有其他相关的三角贸易。其中，北美殖民地从加勒比海地区进口砂糖和糖浆，向加勒比海地区出口谷物、木材和松脂制品，向欧洲出口用进口的糖浆制成的朗姆酒。但是，在这些三角贸易中，第二位重要的贸易是贸易本身，包括航运、金融服务和奴隶贸易。美洲殖民地从这种贸易中大获其利，从而能够弥补它们与欧洲的长期贸易赤字，并积累它们本身的资本。有关大西洋贸易的文献极其浩繁（我本人对此作过分析，见Frank1978旬，远比关于规模更大、也更重要的跨（环）非洲一欧亚贸易的文献丰富得多。但是，这些文献大大忽视了美洲继续作为前往亚洲的中转站这一角色的巨大吸引力。继续探寻前往中国的西北通道，这种努力决定了加拿大历史的许多方面，而加拿大也被视为一个与同样作为中间站的美国互补的平行通道。迟至1873年，加拿大托利党的一份报纸还对一项修建通向太平洋的铁路的合同表示欢迎，因为“它用最短的路线和最便宜的运费给蒙特利尔带来印度、中国和日本的贸易”。
(三)非洲
1500年前后，非洲有大约8，500万人，但是两个半世纪后，到1750年才只有大约1亿人，其中大约8，000万到9，500万人居住在撒哈拉以南（参见第4章的表4．1和4．2）。当然，奴隶战争和奴隶贸易促使贩奴地区的人口、尤其是男人减少（虽然这种比例变化有利于女人，但是也减少了生育的妇女）。另外，贩卖奴隶并不限于西非和西南非的大西洋奴隶贸易，而且包括非洲内部以及从东非向阿拉伯地区贩卖奴隶。但是，早先认为奴隶贸易输出了1亿奴隶的说法，长期以来得到修正。这个数字下降到大约1，000万，后来又上升到1，200万。直接的人口影响似乎不是根本性的。间接的影响是否更大，还很难讲。但是，人口和社会经济增长似乎比以前几个世纪放慢了。很显然，当欧亚大部分地区的人口迅速膨胀时，非洲的人口始终稳定不变。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非洲在没有被完全纳入世界体系之前，是否相对游离于刺激着其他地方的生产与人口增长的世界性力量之外（当然这些力量也减少了美洲的人口）？
在15世纪，非洲内部贸易的总量远远大于人们更清楚地了解的非洲和欧洲之间的大西洋贸易（Curtin1983：232）。另外，在以后几个世纪里，跨撒哈拉的贸易也在增长（Austen1990：312）。西非的长途贸易——尤其是黄金贸易——主要面向北方，穿过撒哈拉（尤其但不仅仅是沿着著名的廷巴克图一非斯路线）通向地中海（见地图2．3）。以西北非为起点的塞内加尔沿岸海上贸易以及后来以西南非为起点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是对这种贸易的补充，但从来没有取代这种贸易。
也就是说，非洲参与大西洋贸易，既没有使非洲发展出全面的贸易关系和分工，也没有取代原有的跨撒哈拉贸易。相反，在非洲（以及我们后面将会论述的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新的海上贸易只是补充甚至刺激了原有的、而且依然发展的内陆贸易。莫斯利（KarenMoseley1992：536）敏锐地指出：“新贸易的形式和内容……至少到18世纪为止，基本上是原有模式的延伸。”“当这个地区被纳入这两个沙漠和海上商业体系后，苏丹的贸易和工业达到了全盛期。”（Austen1987：82，转引自Moseley1992：538）因此，跨撒哈拉贸易在总体上继续兴旺发展。具体而言，它从西非转运的奴隶，从15世纪的43万增加到16世纪的55万，在17和18世纪都超过了70万。当然，也一直有东西方向的贸易，其中包括“朝觐的香客”把无数黄金经由马格里布从陆地上带到利比亚，或者通过地中海带到埃及和阿拉伯半岛。
在西非，贝壳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它们产于马尔代夫群岛，在南亚被当做货币使用。欧洲人把它们带到非洲，购买作为输出品的奴隶。随着奴隶贸易的发展，贝壳的进口量增长得十分迅速——后来又减少了。非洲需要贝壳，因此贝壳就输入非洲。在非洲，贝壳作为货币与金粉和金银币并存，甚至取代后者，成为主要的地区货币。与其他地方的贵金属和货币一样，贝壳推动着经济活动和商业化的扩张，使之深入到内地，尤其是穷乡僻壤。但是，贝壳无法再输出，因为欧洲人和其他人不接受这种支付手段。因此，这种单向的贝壳贸易也就进一步促成了非洲人在整个世界贸易中的边缘化（Seider1995；参见本书论述货币的第3章的更详细讨论）。但是，在非洲，纺织品也是一种重要的、而且往往是更重要的交换媒介；但是，进口的高质量织物的货币化程度不如非洲织物的程度高（Curtin1983；232）。
东非贸易早在罗马帝国时期的（红海巡航记脚就有所描述，主要是对北方肥沃新月地区和向东跨越印度洋的贸易。在本书讨论的时期，输出品主要是“天然”产品，尤其是象牙和黄金，但也有奴隶；输人品是印度的纺织品和谷物、阿拉伯的陶器。中国的瓷器以及充当货币的马尔代夫的贝壳。东非港口是南非、尤其是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与北非和（或）印度洋港口之间的中转站。海运业和贸易基本上被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控制，但是来自新英格兰的美国人在东南非和马达加斯加沿岸很活跃，尽管只是一些海盗船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