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抢劫阿拉伯和法国船只。然后在其他奴隶贸易市场上用印度纺织品、绳索、帆布、武器或弹药来交换珊瑚。珍珠以及其他实用品。因为美国人不仅在马达加斯加，而且在莫桑比克、又拉果河湾、斯瓦希利海岸以及厂一一如果奋福的话是真的——甚至在摩加迪沙进行交易。他们手中除了肯定有武器和朗好酒外，还会有其他许多货物，因为法国人、荷兰人和宗主国英国人等这些竞争者不知道这些货物究竟有多少，在哪里进行交易。（Barendse1997：chap、1）
（四）欧洲
金银的主要输入者和再输出者是西欧和南欧，因为它们要以此来弥补与其他地区（除了美洲和非洲）之间的长期而巨大的结构性贸易赤字。当然，欧洲人之所以能接受非洲和美洲的金银而不大量地返回金银，主要是由于他们在转手输出亚洲商品时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西欧与波罗的海、东欧、西亚有直接的贸易赤字，与印度有直接的或间接通过西亚的贸易赤字，与东南亚有直接的或间接通过印度的贸易赤字，与中国有间接的通过上述所有地区和日本的贸易赤字，因此把大量白银和一些黄金转手输出到这些地区。
表明欧洲结构性贸易赤字的一个数据是，在总出口中，黄金和白银从未少于2／3。例如，在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全部出口物中实物只占6％的价值，金银则占94％的价值（DasGuptaandPearson1987：186）。实际上，在1660—1720年这60年间，贵金属占该公司向亚洲输入总值的87％。出于同样的原因，代表制造业和其他“提倡出口”的利益集团的英国政府，在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上要求，英国出口产品至少要占该公司出口总值的1／10。即使这样一点儿出口产品，该公司都难以找到市场，它们大部分最远只能出口到西亚。后来，少量的细绒呢运到印度，但不是做衣服，而是被当做家庭和军事用品，如地毯和鞍垫。欧洲大部分出口物是金属或金属制品。由于无法完成仅仅10％的定额，该公司不得不在发票上弄虚作假，以减少出口“总数”，而且它一直不能摆脱为自己从亚洲进口货物寻找资金的压力。因此，它卷入亚洲内部的“国内贸易”。这种贸易比亚洲一欧洲贸易兴旺得多，也更有利可图。
总之，欧洲在获得美洲金钱时相对容易和廉价，如果没有这种资源，欧洲几乎不可能参与世界经济；但是欧洲一直有贸易赤宇，在世界经济中始终是一个边缘角色。欧洲新发现的收入与财富资源使欧洲本身的生产有所增长，从而支持了人口增长。欧洲人口在14世纪的大萎缩之后，在15世纪开始恢复。在两个半世纪里，欧洲人口大约平均每年增长0．3％，从1500年的6，000多万增加到1750年的1亿3，000万或1亿4，000万，翻了一番。但是，按照欧亚大陆的标准，欧洲人口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因为整个亚洲，尤其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要快得多，总数也大得多（见表4．1和表42）。
（五）西亚
西亚（更恰当地说，是分散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帝国以及毗邻地区的许多地区和城市）包含着一系列相互紧密联系的生产和商业中心。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在16世纪是增长的，以后就停滞不前了。按照欧亚大陆的标准，西亚人口总体上似乎稳定在3，000万人左右（见表4．1）。
自远古以来，西亚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向北到波罗的海、俄罗斯、中亚与向南到阿拉伯半岛、埃及、东非的一个商业和迁徙枢纽，尤其是向西到沿大西洋的西非、马格里布、欧洲和地中海等地经济中心与向东到整个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一个商业和迁徙枢纽。这里的生产中心分散在各地，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从海上和陆地进行贸易活动。西亚也有一种陆地、海上与河运贸易的结合，在许多城市转运货物。在许多世纪里，联结亚洲的波斯湾商路使巴格达成为各个方向的陆路、海上与沿河贸易的汇聚点和转运站。另外一条与之长期竞争的红海商路则扶持了开罗、苏伊土地区，当然也扶持了靠近印度洋的穆哈与亚丁。西亚的贸易主要被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以及以波斯为基地的亚美尼亚定居商人所掌握。（在亚洲其他地方，亚美尼亚客商团体也有很大势力。）
奥斯曼帝国
欧洲人把奥斯曼帝国看作是自成一体的世界和“基本上是一个城堡”观念，更多地是一种意识形态产物，而不是对事实的概括。另外，“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把奥斯曼统治阶层贬低为陷入泥潭的穆斯林军事官僚。这种观念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历史现实，反映了奥斯曼人针对欧洲商业利益和野心而展开的商业竞争。虽然布罗代尔也把奥斯曼帝国称作“一个贸易枢纽”，但是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远远超出布罗代尔这样的欧洲人所承认的程度。
奥斯曼人确实占据着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地理和经济枢纽，而且他们也竭力从中谋取最大的好处。东西方的香料和丝绸贸易通过奥斯曼境内的水陆要道。自拜占廷帝国以来的一千年间，君士坦丁堡凭借着其作为一个南北和东西交通枢纽的地位而发达兴旺起来。这也诱使奥斯曼人征服它。奥斯曼人把它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它拥有60万到75万人口，是欧洲和西亚最大的城市，是世界第二大城市。总体上看，奥斯曼帝国的城市化程度高于欧洲。其他相互争夺通商要道的商业中心有布尔萨、伊兹密尔、阿勒颇和开罗。开罗的命运总是取决于与波斯湾商路竞争的红海商路。在18世纪晚期，加勒比海地区出产的咖啡和阿拉伯地区出产的咖啡之间的竞争决定着开罗的盛衰。
当然，奥斯曼人与其他人一样，不想杀掉转口贸易这只下金蛋的母鸡。货币的转口贸易尤为重要，尽告’世界经济和货币的发展经常对奥斯曼货币体系产生影响……（从西方流向东方的）大规模金银运动对这个脆弱的体系经常产生有害的影响”。另外，奥斯曼人不仅与西方的欧洲有联系，而且与北方的俄罗斯和东方的波斯有直接联系：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迫使（奥斯曼和波斯）双方即使在交战期间也必须维持密切的贸易关系…欧洲的丝绸消费和加工业的膨胀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是奥斯曼和波斯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基础。这两个帝国的政府财政收入和白银存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来自与欧洲的丝绸贸易。奥斯曼帝国的丝绸加工业…依赖于从伊朗进口的生丝…在14世纪（至少一直到整个16世纪），由于世界贸易网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布尔萨变成了东西方之间不仅是丝绸、而且还有其他亚洲产品的世界市场。
但是，奥斯曼宫廷以及其他奥斯曼人还有自己特有的资源——以及大陆贸易联系——来进口远方中国的大量产品。今天，在一个收藏处就有上万件瓷器，足以证明这种推断。
奥斯曼帝国也从南国内各地的生产和商业中，从地区间的和国际的分工、专业化和贸易中汲取财富。在奥斯曼的经济里，在私人的、公共的和各种半公共的企业、部门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部门间、地区间甚至国际间的劳动力流动。许多人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胡里·伊斯拉莫格鲁一伊南（1987）和苏莱雅·法洛奇（198，1986，1987）关于丝绸、棉花及其纺织品、皮革及其制品、农业以及采矿业和金属业的研究。例如，法洛奇总结说：
首先，粗布纺织是许多地区的一种乡间生产活动。其次，它的开展与市场有着紧密联系。在不少情况下，原料必须由商业提供，与远方买主的联系也是稳定的。顺便说，有一份更详细的文件……显示，在这方面有投资谋利的机会。
另外，奥斯曼人在向西方和东方两个方向扩张。这种扩张的动力和基础不仅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而且确实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与威尼斯人、法国人、葡萄牙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人一样，奥斯曼人也一直努力改变和控制主要的商路，因为这是他们及其国家的生命线。在这方面，奥斯曼人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样是西方的欧洲列强和东方近邻波斯。在能够采摘经济果实的巴尔干和地中海，奥斯曼的穆斯林们对抗而且力图取代欧洲基督徒，显然也包括控制地中海的商路。当然，巴尔干也是木材、染料、白银以及其他金属的一个重要来源。征服埃及确保了奥斯曼人能够获得来自苏丹和非洲其他地方的黄金。
帕尔米拉·布鲁梅特（1994）从一种更广阔的世界经济视野对这个问题作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探讨。她在研究中把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政策和其他军事政策看作是附属于其首要的商业地区利益和世界经济野心的一种开路工具：
奥斯曼人是地中海贸易网的自觉参与者，因为他们的帝国就是从这种贸易网中产生出来的。在野心、商业行为以及对大一统霸权的追求方面，他们的国家与欧洲各国不相上下。奥斯曼人的国家以商人的方式追逐利润，确立、宣扬和推进他们的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占据和剥削商业中心与生产基地。……那些高官大臣从不疏远商业活动，反而寻找商业机会，从这些机会中获取和鲸吞财富。……有资料表明，奥斯曼王室成员和行政军事官员直接参与贸易活动……尤其是已经根深蒂固的谷物出口。……奥斯曼人在铜、木材、丝绸和香料贸易中的投资也很重要。很显然，控制东方贸易的前景比仅仅开拓疆界的机遇，对奥斯曼人的吸引力更大，因此朝廷官员鼓动君主为获取商业财富而征战。奥斯曼海军的发展就是为了占有和保护这种财富。
奥斯曼人在东方想更多地分享南亚贸易。这种野心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路克商人。借助葡萄牙人之力，奥斯曼人很快就迫使马水路克退出生意场。在奥斯曼人统治之下，阿拉伯商人继续从事印度洋的生意。尤其对于土耳其人的东方贸易来说，第二个主要障碍是波斯的萨菲帝国。奥斯曼与萨菲进行了多次战争，始终未能克服这种障碍。虽然奥斯曼人与葡萄牙人心照不喜地相互提供便利，共同对付波斯人，但是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另有自己的图谋。他们要从奥斯曼人和波斯人手中争夺贸易控制权。葡萄牙人的介入从根本上消除了威尼斯人在丝绸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帮助奥斯曼人至少在东地中海贸易中建立了垄断地位．
附带地说，在追求最大和优先的商业利益方面的这些外交。政治和军事上的纵横排阎、竞争策略和公开战争，完全戳穿了所谓基督教的西方与伊斯兰教的东方两军对垒、泾渭分明的神话。穆斯林们（马木路克、奥斯曼人、波斯人和印度人）互相厮杀，而且不断地变换着与不同的欧洲基督教国家（例如葡萄牙人、法国人、威尼斯人和哈布斯堡）的结盟关系。而这些基督教国家也为了同样的利润目的而相互较量。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国王阿巴斯一世一再派使团到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以结成反对共同的奥斯曼穆斯林敌人的同盟，后来又给予英国人商业特许权，报答他们在把葡萄牙人驱逐出霍尔木兹时提供的帮助。但是，在此之前，葡萄牙人曾经向伊斯兰教的萨菲王朝供应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生产的武器，来对抗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
因此，只要有机可乘，“利用宗教字眼儿……便成为所有争夺欧亚势力范围的竞争者的一个策略。它可以用来为主权要求辩护，争取军队和民众的支持，诋毁别的国家的主权要求”（Brummett1994：180）。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奥斯曼穆斯林与印度的古吉拉特人、亚齐特的苏门答腊人结成同盟，奥斯曼帝国向后者派遣了一个大型海军使团，共同对抗葡萄牙人的商业竞争。附带地说，这种纵横排间、翻云覆雨的“生意”还有另外一种发人深省的启示：所谓在国际行为方面欧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这也就打破了另外一种关于欧洲“独特性”的欧洲中心论神话。
总之，与通常的想法相反，我们应该赞同法洛奇的总结：
奥斯曼帝国与印度次大陆的贸易，以及奥斯曼与伊朗的商业和帝国内的地区间贸……（主制利用了亚洲陆上商路。奥斯曼国家对这些商路的控制是延缓欧洲经济渗透的一个因素。……奥斯曼帝国和印度莫卧尔王朝都属于“火药帝国”的范畴。但是，它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共同特点：它们都是征收现金赋税的帝国，因此如果没有国内外贸易，它们就不能生存。
萨菲王朝时期的波斯
波斯不太容易受外界影响。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一个更强大的贸易地位；它自身拥有更多的白银资源，它的铸币也在奥斯曼帝国流通。
伊朗高原上商路纵横交错，从东向西把中亚大草原、印度平原与地中海的港口联结起来，从南向北把俄罗斯的河流与波斯湾沿岸联结起来，支撑着从东印度群岛、印度和中国到欧洲的贸易。沿路有一连串重要城镇，它们的位置是由地理和经济因素以及政治因素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各条主要商路的相对重要性时有变动，但是它们几乎一直都被人们使用着。
另外，与我们在撒哈拉已经看到的和将在印度看到的情况一样，波斯的陆路贸易和海上贸易主要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实际上，印度和波斯之间的陆地商队贸易在整个18世纪十分兴旺，所输送的商品数量与海路贸易不相上下。商人们为了分散风险，让一些货物通过坎大哈和其他内陆商业中心来转运，让另一些货物通过霍尔木兹一阿巴斯港来转运回。
15世纪中期，早在葡萄牙人抵达霍尔木兹之前，就有人记录了“来自7种气候的商人”抵达霍尔木兹的情况。他们分别来自埃及、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突厥斯坦、俄罗斯、中国、爪哇、孟加拉、逞罗、（缅甸的）丹那沙林、（也门的）索科特拉、（印度的）比贾布尔、马尔代夫群岛。（印度的）马拉巴尔、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桑给巴尔、（印度的）胜利城、（印度的）古尔伯加、古吉拉特、坎贝、阿拉伯半岛、亚丁、（埃塞俄比亚的）吉达、也门，当然还有波斯各地。他们到这里或者进行易货贸易，或者出售货物换取现金，有时也赊账。商人在社会中享有很好的待遇。到15世纪末，波斯与印度和东方的贸易特别兴旺。波斯成为西亚主要的丝绸产地和出口地，其成本甚至比中国和后来的孟加拉都低（Attman1981：40）。主要进口者是俄罗斯、高加索、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奥斯曼人及其转手后的欧洲人。这种贸易使得波斯生产者从俄罗斯、欧洲以及奥斯曼人那里获得重要的白银收益和其他收入，同时也使奥斯曼中间商获得利润。波斯国王阿巴斯一世（1588－1629年）及其后继者们不遗余力地促进和保护这种贸易，其中包括对奥斯曼人开战，从奥斯曼的战区招引亚美尼亚工匠和商人并加以保护，从葡萄牙人手中收复霍尔木兹。1615－1618年的奥斯曼一萨菲战争以及从1578年到1639年的断断续续的冲突，主要是为了争夺对丝绸贸易及其商路的控制权。波斯人想绕过奥斯曼的中间商，而奥斯曼人则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以后，波斯贸易逐渐转向印度洋的东方贸易；在1723年萨菲王朝垮台后，波斯的丝绸基本上被来自叙利亚的丝绸取代了。
葡萄牙人首先来到波斯及其周边进行贸易活动，接踵而来的是荷兰人。欧洲主要需要波斯的丝绸和一些毛织品，用亚洲的香料、棉织品、瓷器、各种日用品以及欧洲的金属制品乃至黄金来进行交易。欧洲人与波斯国王和普通商人之间的长期反复的商业冲突，不断地引起外交冲突，偶尔也会发生军事冲突。但是，欧洲人没有足够的商业竞争力量和政治军事力量，无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例如，当人们说荷兰东印度公司迫使波斯屈从于其世界贸易联系网时，不过表达了一种荷兰人和波斯人都不曾有的信念。因此，有时候我们必须看看历史现实，即实际上可能是怎么回事。……（历史现实）显示，欧洲人并没有把波斯人指挥得团团转，而是采取了其他的迂回方式。……欧洲人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本来会采取行动的，而且事实上也采取了行动，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波斯活动了整整140年，他们却无力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处境。
总的来看，西亚对欧洲的贸易有盈余，但对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可能还有中亚——白银通过中亚主要向东流动，但黄金主要向西流动）的贸易有赤字。西亚是用它对欧洲贸易、对马格里市贸易以及经马格里布中转的对西非贸易的盈余白银和东非黄金、再加上西亚本身、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和波斯生产的一些金银来弥补东方贸易的赤字。1621年，有一位观察者写道：
波斯人、摩尔人和印度人在阿勒颇、穆哈和亚历山大港与土耳其人j政生丝、药材、香料、靛青和印花布的生意；现金交易，规矩依旧；他们需要的其他外国货很少……他们每年统共用不了四万或五万镑（只有上述进口货总值的5％需要用香料来支付）。（转引自Masters1988：147）
但是，乔杜里认为：（西亚）伊斯兰世界是否长期苦于贸易方面的赤字，尚无定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对印底印度尼西亚群岛和中国的贸易是用出口贵金属、黄金和白银来平衡的。（但是）中东似乎在与基督教的西方、中亚以及东非的城邦国家的贸易方面有盈余。这种顺差表现为金银财宝的形式，但是这些金银财宝没有成为本地的财富储备，而是流向东方。
（六）印度与印度洋
我们在亚洲可以看到一串犹如项链的港口城市
顺时外看，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有亚丁（和稍后的穆哈）。霍尔木兹、坎贝湾的几处（在不同时期分别是第乌、坎贝和苏拉特）、果阿、卡利卡特、科伦坡、马德拉斯、默苏利确德姆、马六甲和亚齐持。毫无疑问，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所有这些港口城市的重要性此起披伏，但是它们的某些共同特点值得注意。它们的居民极其庞杂，通常有印度洋甚至更远的地方的所有主要航海民族的代表：马六甲有华人，大多数地方有欧洲人……所有这些港口城市也是转运中。有些港口城市没有自己的供货内地，如霍尔木兹和马六甲，因此几乎以转运货物作为自己的唯一功能，但是，甚至那些出口。岸城市也转运从其他地方来的货物。
印度洋世界的地理和经济中心是印度次大陆本身。在莫卧尔人征服之前，它的许多地区相当发达，已经在世界组织业中独占鳌头。虽然人们通常认为，莫卧尔帝国在财政上依赖于农业及其税收，但是莫卧尔人的征服使印度实现了进一步的统一、城市化和商业化。事实上，到对世纪，莫卧尔的主要都市阿格拉。德里与拉合尔都有大约50万人口，有些商业中心城市也有20万以上的人口。这大大高于19世纪印度城市化的程度，也使欧洲人控制的仅有3万人口的亚洲飞地，如葡属马六甲与荷属巴达维亚相形见拙（Reid1990：82）。印度次大陆的总人口在两个半世纪里也翻了一倍多，从1500年的5，400万到7，900万之间，增加到1750年的1亿3，000万到2亿之间《见表4．1和4．2）。还有人估计，1500年大约有1亿人，1600年大约有1亿4，000万到二亿5，000万人，到1800年大约有1亿8，500万到2亿人（Richards1996）。
关于印度的情况，乔杜里认为：
总体来看，印度的陆路贸易和海运贸易越来越倾向于出口而不是进口，贸易顺差最终用贵金属来平衡。……印度对中东的贸易主要是靠进口金银财宝来平衡，正如对东南亚的出口是用进口香料、香草和中国货来平衡。…甚至有相当大数量的白银从次大陆再出口到爪哇、苏门答腊。马来亚和中国。……有大量的棉织品出口到马尼拉，然后再用开往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运到西属美洲。
因此，印度在与欧洲的贸易中有巨大的顺差，与西亚的贸易有一些顺差。这主要是因为它拥有效率较高、成本低廉的棉纺织业以及可供出口的铜。棉织品和铜向西销往非洲、西亚和欧洲，又从欧洲跨过大西洋销往加勒比海地区和美洲。但是，印度也出口主要食品，如稻米、豆类和植物油，向西（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前就是这种情况——见Frank1993）出口到波斯湾与红海的贸易港口（这些地方也依赖于埃及的粮食供应），向东出口到马六甲和东南亚其他地方。反过来，印度从西方获得大量白银和少量黄金（这些金银或直接绕过好望角运来，或间接通过西亚贸易转手），也获得西亚本身的金银。穆哈（Mocha，这个词也被用来指咖啡）被人们称作“莫卧尔的钱库”，因为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流出白银。由于印度自身的白银产量很少，所以它主要用进口白银来铸造钱币或再出口，用黄金来铸造宝塔形钱币、制作首饰或储藏。
印度还向东南亚出口棉织品，从那里进口香料。这条商路还被用来同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用棉织品换丝绸、瓷器以及其他各种陶瓷制品。但是，印度与东南亚的贸易看来是逆差，至少它向那里、尤其中国输出白银。不过，这种贸易大部分掌握在印度穆斯林手中，而且是用印度建造的船舶来运送货物，小部分掌握在阿拉伯人和东南亚人——也是穆斯林——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货物是用某个欧洲国家的货船运载，即使到18世纪这种份额也仅仅稍有增加；而且，这些欧洲货船雇佣的是亚洲船长、水手和商人。
内陆贸易是通过水路和陆路进行的。印度沿海到处都有短途运输（或小船运输）。印度许多地方，尤其南方，有许多内陆水道。甚至北方许多省也有水道运输，如克什米尔、特达、拉合尔。阿拉阿巴德对b哈尔、奥里萨和孟加拉。在陆地上，商队在同一时间押送着多达一万到四万驮货物（包括驮运货物的牲畜）。所有这些商队在次大陆上熙熙攘攘、纵横交错，与远途的海上贸易联结在一起。“我们认为，陆上活动与海上活动是不对称的。在多数时间里，海上活动对陆上活动的影响不如陆上活动对海上活动的影响大。”
几乎所有的港口城市都与延伸到内地偏远地方的商路有一种兴衰与共的关系，有时还与遥远的跨大陆地区、尤其中亚有一种兴衰与共的关系。因此，乔杜里暗示，大陆上的陆路贸易与印度洋海上贸易应该被看作是彼此的镜像。
在印度南方，内陆首都胜利城长期以来是西方的果阿、南方的卡利卡特和东方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默苏利用德姆与布利格德的一个贸易交汇点。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港口城市，尤其是那些没有内地生产基地的港口城市，严重地依赖于粮食进口。粮食需要从沿海的其他港口城市运来，但也有不少来自与数千里之外的稻米或其他粮食产区有联系的港口。另外，果阿、布利格德和胜利城也与北方的内陆中心海得拉巴和布尔汉布尔、西部港口苏拉特（或坎贝）有陆上联系，而海得拉巴、布尔汉布尔、苏拉特和坎贝则是通往旁遮普和中亚的贸易中转站．
虽然中亚贸易与海上贸易没有这种直接联系，但是，这个地区对更靠近印度洋季风地带的人民的生活却产生着一种至关重要的影响。就直接关系而言，中亚内陆贸易对欧亚跨洲海上贸易起着一种补充作用。
另外，在印度与中国之间存在着穿越尼泊尔和西藏的贸易活动。这种贸易活动已经延续了一千多年。孟加拉和阿萨姆向西藏出口纺织品、靛青、香料、糖、兽皮以及其他物品，卖给那里的商人，这些商人再拿到中国出售。换回来的是中国产品、茶叶，更多的是黄金（Chakrabarti1990）。（我在1992年的著作中讨论过某些中亚商路以及它们的“丝绸之路”的历史；关于中亚，本章后面还有单独的一节来论述。）
印度各地区之间也进行贸易活动，相互之间有盈余或赤字。主要的沿海地区（古吉拉特、马拉巴尔、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都相互进行贸易活动，还与锡兰进行贸易活动。它们还彼此充当越洋贸易和内陆贸易的中转站。在向印度内地出口货物方面，它们也相互竞争，因为它们的区域市场是交错重叠的。但是，一般而言，内地与沿海港口的贸易有顺差，因此接受进口货物和钱币，这些钱币是在港口及其附近用进口金银（或被熔化的外国钱币）铸造的。白银通常流向北方莫卧尔王朝统治的地区，黄金更多地流向南方，尤其是马拉巴尔和胜利城。下面，我们更细致地看看印度的一些主要地区。
印度北部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印度北部与中亚和西亚的地区间和“国家’间贸易很活跃。B．R．格罗弗总结说：
印度北部许多地区的工业品贸易有深厚的传统。许多村庄……生产各种商品。…印度北部许多省的商业地区的工业品出则其他地方。在有关地图的说明文字中列举了其中许多产品。
古吉拉特和马拉巴尔
沿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印度西海岸分布着重要的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港口城市第乌、古吉拉特邦的坎贝（后来是苏拉特），另外还有马拉巴尔海岸上的葡萄牙人在果阿的商品集散中心。来自红海和波斯湾的靠季风运行的沿海货船，来自欧洲的绕非洲航行的货船以及驰往印度河河口与北上到信德的货船，都把这些地方当做主要停靠港口。坎贝和苏拉特也是与波斯、俄罗斯、中亚、旁遮普以及印度东南地区进行内陆贸易的中转站；它们还向这些地方中的许多地区供应大米或小麦。另外，古吉拉特和马拉巴尔的港口也与印度次大陆两侧的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保持着贸易关系，与东南亚、中国和日本保持着贸易关系。它们的制造业专门生产主要向西方和北方出口的纺织品。它们从这些方向进口马匹、金属、消费品以及其他商品（见地图2．3和2．4的文字说明），由此产生的贸易顺差是由那些地区用白银来补偿的。不过，它们获得的白银有些则要再出口，用以补偿东方的海上贸易的进口逆差。古吉拉特从东方进口自己和内地需要的货物，而且它还是把这些货物再向西转运到西亚、地中海和欧洲（从欧洲又转手到非洲和美洲）的重要中转站。不过，大部分贸易掌握在印度人手中，也有一部分掌握在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手中。甚至迟至18世纪，苏拉特的贸易也只有大约12％是由欧洲人控制的（DasGuptaandPearson1987：136）。
科罗曼德尔
印度东部孟加拉湾的科罗曼德尔海岸有许多重要的生产和出口中心，但该地区的产品可能只有1／10出口。它的一项主要上口产品是向东出口到东南亚和中国的棉织品，从那些地方进口香料、瓷器和黄金。它的另一个功能是，它是与印度各地和世界各地进行贸易的一个货物集散地。这些贸易大部分也掌握在印度人手中。但是，荷兰人以及后来的其他欧洲人也利用科罗曼德尔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来为自己在印度和世界的业务活动服务。科罗曼德尔主要是与东北的孟加拉（从孟加拉进口粮食和丝绸）和西北的古吉拉特进行“国内”贸易，当然也与内地进行贸易活动。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产品（纺织品、胡椒、靛青、大米、钢铁、钻石等等数不胜数，见地图2．4和2、5的说明文字中列举的部分项目）以及奴隶制使科罗曼德尔成为向东和向西的国际贸易和洲际贸易的一个必经之地。它也从西方进口波斯和阿拉伯的奢侈品和马匹。再转运到东方。
科罗曼德尔从东方进口香料、木材、大象、铅、锌、锡，尤其是铜和黄金。其中有些又接着向西转运。向东，科罗曼德尔与东南亚的陆地和岛屿、尤其是亚齐特和马六甲、中国和日本以及马尼拉乃至阿卡普尔科进行贸易活动（当然也与邻近的锡兰进行贸易，把锡兰当做一个贸易伙伴和另一个中转站）。向西，科罗曼德尔不仅是一个与马尔代夫进行贸易的重要转运站，而且也是一个为这种贸易活动提供食品和进行商品与资金属交易的重要地区。这种贸易活动也直接或经过马尔代夫通向非洲、波斯湾和红海的港口城市，再通向地中海和（或绕过南非到）欧洲——然后跨过大西洋到美洲。科罗曼德尔也与果阿和坎贝一苏拉特进行贸易活动，这种贸易既是印度内部地区间贸易，也是世界贸易活动的一个中间环节。当然，科罗曼德尔的各个港口也是内陆贸易中心，而且与印度其他沿海港口相互竞争
孟加拉
印度物产最丰富的地区当数孟加拉。它向印度大多数地区出口棉织品、丝织品和大米。它的一些产品沿着科罗曼德尔海岸运向南方，一些产品则直接或间接运往西海岸的坎贝或苏拉特，或者从海上向西运往西亚和欧洲，向东运往东南亚和中国。由此，孟加拉吸收来自各个方向的、包括从西藏、云南和缅甸的陆路以及从缅甸经由孟加拉湾来的白银和黄金。孟加拉在1670年提供了印度进口总额的20％，整个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总额的15％，在1700年提供了二者进口总额的大约35％，到1738——1740年则提供了几乎高达印度进口总额的80％和Th者总额的66％。在普拉西战役刚刚结束后的1758—176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中的印度份额占80％。以后，由于中国份额从一个世纪前的零上升到1740年的12％和1760年的34％，印度的份额也就下降到52％。但是，到这个时候，孟加拉的出口物有一部分是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用鸦片代替一部分白银，支付给中国（Attman1981：51）。
乔杜里（1978：207）根据孟加拉自1770年起发生的多次大饥荒得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直到18世纪前期，在其他地区农业歉收对，孟加拉一直是可以依赖的粮食供应地。柏林（1983：53）得出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是：“在欧洲历史学的众多研究中，缺少对17世纪（孟加拉或印度其他地区）纺织业的研究专著”（拉马斯瓦米1980年的著作和乔杜里最近于1995年发表的著作似乎是例外）。
（七）东南亚
东南亚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冷落。历史学家往往要么根本无视，要么只是简略地提及1500年以前的东南亚，而用浓墨重彩描述1500年以后欧洲人在那个地区的活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南亚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的历史作比较详细的回顾。这里至少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栽培水稻，这里还有公元前1500年铜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公元前500年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Taring1992；185）。东南亚的世界贸易联系也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彼得·弗朗西斯（1989，1991：40）在对串珠（串珠在考古记录中是保存最好的东西）制造情况进行研究后认为，印度东部的阿里卡梅度（Arikamedu）曾经是“印度一罗马的‘贸易大站’，但是它的东方视野比西方视野要远得多”。中国东汉时期的文献也证明，公元2世纪，中国与东南亚有重要的贸易活动，而且这些文献还显示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这种贸易活动。
到基督教纪元初期，这些贸易路线继续延长，把原先东南亚各地孤立的交易体系联结起来，纳入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从西欧通过地中海盆地、波斯湾和红海延伸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这个网络被人们称作世界体系。
东南亚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在商业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最发达的生产和贸易区却位于被中国称作“扶南”的临南中国海的东南亚半岛东侧，而不在克拉地峡的印度洋一侧。但是，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角度看，更不用说从后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利益看，东南亚只不过是由一些微不足道的民族占据的中间站。甚至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282ff）也没有给东南亚应有的地位，而把它看作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睡”贸易中心区。
但是，考古和历史资料都显示，在基督诞生之前和之后的漫长时间里，一直有一个广大的具有高度文明和生产力的东南亚地区。无论在东南亚的陆地还是在附近的岛屿，早就出现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国家有越南的越（Viet）和占婆（Champa）、高棉柬埔寨的吴哥、缅甸的勃固、逞罗的阿育他亚、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以及室利佛逝衰落后的满者伯夷（麻暗巴歇）。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印度和中国都有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从7世纪到13世纪，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及其首都巴邻旁控制着大片的群岛和陆地。13世纪前期，爪哇以富庶而闻名天下。蒙古人入侵东南亚，就是想掠夺这片最富庶的地区，但没有成功。14世纪到15世纪，在室利佛逝衰落后，爪哇的满者怕夷帝国几乎控制了整个印度尼西亚中部地区，并且争夺对南中国海的经济和贸易的垄断权。
〈倒桥东南亚史》总结说：
东南亚地区被人们传说成一片拥有无限财富的土地；那里的发展对于1600年以前的整个世界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东半球各个大陆的作家、游客、水手、商人和官员都盛传东南亚的富庶，进入公元1000年以后，它更是名扬通途。……直到19世纪“工业时代”，全世界的贸易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东南亚香料输出起伏的影响。…相比之下，东南亚及其国际作用的历史在现代没有受到重视。
东南亚的地理位置也使之成为世界贸易的一个天然交汇点，更不用说是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聚汇点了。这是因为它北临中国和日本，西邻南亚，东邻太平洋。15世纪初，克拉地峡马来半岛的狭长部分成为孟加拉湾与南中国海之间的陆上运输通道（而且至今被视为一条交通要道）。它后来被经由位于马来半岛南端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的海路所取代。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另一条绕苏门答腊南部、穿越把苏门答腊和爪哇分开的粪他海峡到南中国海的海路（见地图2．5）。在很长时间里，东南亚的许多地点上直是货物集散地，在那些地方转运货物并交换来自各地的货物。
沿海贸易港口、沿河居民点以及内地农业区一直是交错缠绕的；港口和内陆政权的盛衰也与这些关系的盛衰以及商路的变迁相关联。
“但是，当我们仔细地考察影响东南亚近代早期历史的关键因素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早在欧洲船队到来之前就发挥作用了。”（Reid1993：10）“延长的16世纪”（1450－1640）时期的经济扩张，虽然以在欧洲和美洲的扩张著称，但很可能早在东南亚（自1400年起）为了满足东亚（尤其中国）、南亚和西亚以及欧洲对香料和胡椒的需求时就开始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卷入生产和贸易的高潮中。这种繁荣虽然在1500年后有大约30年的间断，但基本上至少持续到1630年。1600年到1640年，当东南亚依然是其他地区的平等的贸易伙伴时，美洲白银和印度纺织品的进口达到了顶峰（Reid1993：11，17）。1580年到1630年间，东南亚贸易的繁荣是与同一时期日本、中国、印度和欧洲的经济繁荣和需求相得益彰的。若干种香料几乎完全是几个海岛的特产；东南亚的胡椒取代了印度胡椒，因为其生产成本比印度低1／3。不过，棉花是一种更普遍的经济作物和出口产品。由于经济作物在农村的扩大和城市化对农村造成的商业化影响，也导致了大量食品从海上进口（Reid1993：7－16；另参见Taring1992：463－468）。1662年以后，东京湾也进入世界市场，成为一个重要的陶瓷制品出口地。
到1600年，东南亚已经拥有2，300万人口（Tarting1992：463），大约相当于整个中国人口的1／5到1／4。他们在自身内部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进行贸易活动。至少有五六个以贸易为主的城市——越南的升龙、逞罗的阿育他亚、苏门答腊的亚齐特、爪哇的班丹和马塔兰、西里伯斯（又名“苏拉威西”）的望加锡——都有10万左右的居民，还有大量季节性和常年的客商（Reid1990：83）。另外以商业为主的五六个城市也至少有5万居民。马六甲也有10万居民，但是在被葡萄牙人占领后下降到25，000人到33，000人之间。因此，无论是与当时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相比，还是与自身后来几个世纪相比，这个时期的东南亚的城市化程度都是比较高的（Tarting1992：473－475）。
群岛和岛屿
印度尼西亚及其邻近地区的劳动分工和贸易模式是由三个相互联系的轴心组合起来的：海岛和半岛之间的短程贸易、与印度和中国、日本、琉球群岛之间的地区贸易、与西亚、欧洲和美洲的世界贸易。这三个轴心都不仅依赖于远方产品的交易，而且也依赖于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自身的生产能力和专业化程度。根据B．施里克（Schrieke1955）的研究，达斯·古普塔对15世纪的情况作了一个概述：
这基本上是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内的东西方商品交换的模式，通过这种交换，爪哇大米被运往各地。印度尼西亚贸易的核心事实是，两种主要产品——胡椒和香料——出自群岛的两端。胡椒产自苏门答腊、马来亚、西爪哇和婆罗洲。香料——丁香、豆荡和豆荣衣——则只有在东部摩鹿加和班达群岛才生产。爪哇生产大米、盐、聪鱼和各种食品，还生产棉花、棉线和纺织品。……爪哇的大米和其他产品被爪哇商人和船主运到苏门答腊，换取胡椒和其他外国商品。他们把胡椒运回爪哇，并运到巴厘，再用它收购巴厘的棉织品，因为香料群岛对这种棉织品有很大的需求。最后，爪哇人带着大米和其他爪哇产品、巴厘的棉织品以及印度纺织品、中国瓷器、丝绸和小钱币航行到摩鹿加和班达。…一度尼西亚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海岛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交织在一起。（DasGupta1987：143）里德对东南亚的国际贸易所作的概述是：
这个时期东南亚商业交换的模式是，进口印度的布匹。美洲和日本的白银、中国的铜钱、丝绸、瓷器和其他工艺品，出口胡椒、香料、香木、松香、漆、龟壳、珍珠、鹿友以及从越南和柬埔寨进口来的砂糖。（Reid199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