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7世纪晚期，爪哇也向日本、苏拉特、波斯（在那里排挤了孟加拉糖），远至欧洲出口砂糖（Attman1981：41）。
再有，东南亚的一些港口——正如后来的琉球群岛和今天的香港——成为中国、日本、欧亚大陆其他部分和美洲彼此之间的重要贸易中心，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对直接贸易实行严格限制而又没有完全杜绝的时期。甚至越南港口会安的小贸易中心也显示了各个交错的市场之间的联系：
越南成为世界贵金属流通的一个交汇点。……日本的货船装载着大量的银币和铜币来换取丝绸、蔗糖、沉香、鹿皮、瓷器。日本商人用预付现金的方式控制着当地的丝绸和蔗糖市场。中国商人在这四个月的“集市”期间蜂拥而至，用他们的丝绸、铜钱和生锌来换取日本白银和东南亚产品。越南人热情接待（所有的人）……从在他们的地盘里进行的交易中提取财政收入。葡萄牙人与中国商人交往密切，带来经果阿转手的美洲和波斯白银，经马尼拉转手的美洲白银以及日本白银。荷兰人也带着美洲白银与中国人在会安接触…。
日本人也在通罗的阿育他亚（靠近现在的曼谷）的地区贸易中心建立了一个商业殖民地。到1632年，他们之中许多人遭到屠杀，其余的人被驱逐。甚至在这之前几年，一个葡萄牙游客就已经多少带点儿夸张地报道说，阿育他亚有40万户居民，其中有10万户是外国人（Lourido1996a：24）。这个城市是一个联系广泛的贸易中心，不仅与日本、澳门和广州，而且与东南亚群岛港口和马来半岛东海岸的北大年都有贸易往来。另外，阿育他亚还与半岛西侧的丹老和丹那沙林、由此向北的缅甸的勃固以及向东越过海湾的孟加拉、科罗曼德尔以及印度其他部分都保持着联系（见地图2．5）。经常被人们提到的葡萄牙人托姆·皮雷斯注意到：“上百只船驶向中国、安南、Lequois、柬埔寨和占婆……卖他、巴邻旁等岛屿、交趾支那、缅甸和清迈。丹那沙林的逞罗一侧还与波散、帕提尔、吉打、勃固和孟加拉进行贸易；而且古吉拉特人每年都到逞罗的港口来”卢里多的结论是：“从经济角度看，逞罗是中国贸易的一个‘半边睡地区’，但是，逞罗湾所有国家都承认它们构成了一个经济区，逞罗自身是这个经济区的中心。”不过，最主要的贸易中心是马六甲。正如皮雷斯指出的，控制了马六甲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马六甲是1403年建立的，正值明朝中国海上势力扩张，郑和开始其著名的七次航海活动（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带27，000人，乘着由300艘船组成的舰队驶往印度、阿拉伯半岛乃至东非。但是，其中多次航行把马六甲作为中转站。由于中国政府转而应付蒙古人可能卷土重来的威胁，这种航海活动到1433年暂时中止。但是，马六甲继续兴旺昌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古吉拉特人。有100人在此留居，有数千人为了与坎贝做生意而每年出人此地。此外，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非洲人也把马六甲当作与东南亚和东亚进行贸易活动的一个中心。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其中大部分香料都销往中国。但是，马六甲也是印度纺织品销向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批发站——并且通过马尼拉销往美洲。它的食品则由爪哇和印度供应。
1511年，葡萄牙人夺取马六甲这一事件具有深远的影响。葡萄牙人最多时不超过600人，平时大约只有200人。他们试图垄断马六甲贸易并进而垄断其他贸易。虽然这种企图失败了，但是葡萄牙人成功地把许多穆斯林从马六甲赶到马来亚的柔佛、婆罗洲的文莱、爪哇的班丹，尤其是苏门答腊的亚齐特。这些贸易中心彼此之间以及与马六甲展开了竞争。结果是开辟出另一条环绕苏门答腊另一侧的通往爪哇和中国海的商路。这对爪哇的班丹十分有利，使班丹直接面向中国贸易；这尤其促进了苏门答腊最西端的亚齐特的发展。亚齐特在16世纪充分利用这一点，把古吉拉特、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的贸易吸引过来。马六甲因此而衰微。1641年，荷兰人借助马六甲的竞争对手柔佛的帮助，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
但是，荷兰人马上又力图在盛产香料的摩席加以及爪哇取得更坚实的地位，因为他们在1619年已经把总部设在巴达维亚。与在他们之前的葡萄牙人一样，荷兰人也想垄断香料的生产和贸易。他们进行这种徒劳的努力，极力维持香料的价格，为此一再地毁坏摩席加群岛的香料树，销毁巴达维亚乃至阿姆斯特丹的香料库存。由此可见，欧洲人在亚洲影响最深远的大规模活动，无疑是在东南亚，更确切地说，是在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即便如此，东南亚当地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仍未间断；欧洲人多次试图控制甚至垄断当地生产和贸易，但无一取得成功。
J．C。范勒尔（1955：126）估计，15世纪和16世纪的东南亚贸易是由大约480嫂重量在200吨到400吨之间的大型和中型货船承担的。当然，还有330艘到340艘中型货船以及许多小船承担着印度尼西亚各岛之间的贸易，有115艘货船承担着中国和印度贸易。另外，他还对1622年的船舶吨数作了估计：印度尼西亚的船舶吨数为5万吨，中国和通罗的船舶吨数为18，000吨，亚齐特的船舶吨数为3，000吨，科罗曼德尔的船舶吨数为1万吨，而荷兰的船舶吨数为14，000吨（在总计95，000吨中不到15％）（vanLeur1955：235）。他作的另外一项未指明年代的估计是，总计98，000吨，其中印度尼西亚的船舶吨数为5万吨。对于剩下的48，000吨，他统计的比例如下：中国，18％；逞罗，8％；东印度群岛，8％；印度西北，20％；科罗曼德尔，20％；亚齐特，0，6％；（缅甸的）勃固，10％；葡萄牙，6％；另外还有10％承担着与日本的贸易（vaLeur1955：212）。
甚至到18世纪，大宗的香料依然出口到中国；而且香料贸易大多掌握在亚洲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南亚，这些“人手”——和头脑——通常也包括妇女在内。他（她）们定期乘坐商船来参加国内和国外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和其他市场交易。不过，中国贸易的大部分不是掌握在东南亚人手中（更不是掌握在欧洲人手中），而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中。马尼拉和巴达维亚一直被人们称作“唐城”（Will1993：99，100）。许多中国的工匠、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到东南亚各地定居，构成了今天著名的海外华人集团（Taring1992：482，493－497z）。。来自中国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的货船到日本、菲律宾、梭罗、苏拉威西、西里伯斯、磨鹿加、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廖内、马来亚半岛东岸、通罗、交趾支那、柬埔寨和东京湾进行贸易活动。东向沿海路线把与台湾相对的福建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联系起来。西向沿海路线把广东同东南亚大陆联系起来。据估计，在当时（大概在1800年以后不久）的222艘货船中，每次有20艘是开往日本、交趾支那和东京湾的，有10艘开往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新加坡和柬埔寨。此外，还有许多小船是从海南岛出发的。
大陆
我们对东南亚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的概述侧重于海岛或群岛地区，而对大陆地区、尤其陆上贸易则给予较少篇幅。其原因不是前者比后者更活跃或更重要，而是有关前者的资料更丰富。海上贸易与欧洲人的关系更密切，因此他们保存了当时的记录；另外，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水下考古也集中在这些地区。但是，缅甸、通罗和越南彼此之间以及与东南亚群岛之间也保持着远距离的海上、河上和陆上贸易关系，而且与印度和中国保持着可能是更重要的贸易关系（见地图2．5）。但是，这些贸易留下的资料很少，至少这些资料没有被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充分发掘出来。由于我本人不能接触到并因语言障碍而读不了这些资料，因此这里仅限于根据孙来臣和卢里多正在对文献所作的概述和分析作一说明。
孙来臣（1994a）证明，缅甸与中国的贸易有三个特别活跃时期，第一次是在13世纪晚期元朝征服活动之后，第H次是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初期（这与我们关于自1400年前后起其他地区生产与贸易扩张的结论一致），第三次始于18世纪末。孙来臣强调，虽然缅甸对华贸易采取了某种“进贡”使团的形式（参见后面关于中国的一节），但是当时的人们以及后来的学者都很清楚它们的商业动机。每当这种贸易因政治因素或气候因素而暂时中断时，缅甸的“人民就会缺少基本生活用品”。缅甸不仅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生丝、食盐、铁器和铜器、兵器和火药，而且进口布匹、绸缎、丝绒、针线、地毯、纸张、水果、茶叶以及铜钱。反之，缅甸则向中国出口摇减珍贵玉石、象牙、鱼、燕窝、鱼翅、粗黄糖、翡翠、儿茶、按椰子、烟草。另外，到18世纪，甚至还要早些，缅甸还向中国出口原棉。
孙来臣使用的资料记录了大批的驮队，在伊洛瓦底江上运行的30艘船以及承担着其他缅中贸易的110—150艘货船。繁荣的缅甸水上贸易是同样重要的陆上商旅贸易的两倍到三倍，可以想象，陆上贸易有一部分是走私进口违禁的中国金属和武器。这种贸易也深入到缅甸众多的集市，例如每天一小市、五天一大市的孟密。另外，缅甸的矿藏也吸引来数以千计的华人企业家、商人和工人。他们生产的金属既供应当地市场，也出口到中国。这也使得缅甸能够补偿其他方面的贸易逆差。由于使用铜币、贝壳、银块和银币，缅甸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都逐渐货币化了。
越南和中国之间也有繁荣的贸易、人员流动和其他关系。越南出口生丝、蔗糖、茶叶、布匹、鞋袜、纸张、染料、灯油、槟榔子、糖果、药材以及铜钱，进口木材、竹子、硫黄、药材、染料、食盐、大米和铅。越南的矿藏分布甚至比缅甸还广泛，出产钢、铅。可能还有锌和银，其中有些也向中国出口。越南的矿工和相关工匠据报道有数千人，其中有许多是华人。他们是因失业和贫困而背井离乡，也是被越南及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机会吸引而来（Sun1994a）。
逞罗的贸易值得特别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活动大部分集中在中国市场，而且因为这种贸易是用中国货船或雇佣中国人的追罗货船来进行的，因而中国当局把这种贸易当做“国内”贸易（Cushman1993）。这种贸易采取了最常见的方式。逞罗出口各种商品，尤其是大米、棉花、蔗糖、锡、木材、胡椒、小豆宏以及贵重奢侈品，如象牙、犀牛角、苏木、安息香、鹿皮和虎皮，还有铅和银。可能通罗制造的船舶也是一种主要的出口物。珍妮弗·库什曼（1993厂8）解释说：“逞罗的出口物不应该看作是次要的奢侈品，而应被视为中国的大众消费和消费品制造业所需要的重要商品。”中国的出口物主要是瓷器、纺织品、扇子、纸张、书籍、铜器、蜜饯等供逞罗大众消费的产品。
逞罗的港口，尤其是阿有他亚（位于曼谷北边的河畔）也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区间货物集散转运中心。但是，与东南亚其他地方一样，中国输往逞罗的另一种重要“出口物”是人，尤其是福建人：劳工、手工业者、企业家和商人（Viraphol1977vushman1993）。
作为东南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的集中表现，它向欧洲、西亚和印度出口当地出产的香料和锡。它还把从印度进口的货物转口输出到中国。中国是它的主要顾客，对中国的出口量比对欧洲的出口量大约多8倍。此外，东南亚向印度、中国和日本出口本地出产的林业产品、棉花和黄金。东南亚接受印度来的白银，其中一部分再通过马六甲输出到中国。因此，东南亚对印度（当然还有西亚和欧洲）的贸易是顺差，对中国的贸易是逆差。
对东南亚“区域内”经济的后果，里德作了这样的概述：
1400年到1630年的这整个时期，是经济迅速货币化和商业化的时期，其中从1570年到1630年是经济扩张最迅速的阶段。按当时的标准，居民中很大一部分卷入世界经济的生产和销售活动；这些人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如布匹、瓷器、用具和钱币等，都依赖于远方的进口。贸易在东南亚国民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还是按当时的标准），因此使得城市化程度甚至高于20世纪前再次达到的程度。在这些城市里有一些完全致力于商业贸易活动的群体，还建立起用船抵押、利润分成以及放贷等制度。但是，在一些关键领域，中国、印度和日本在经济上比东南亚更先进，尽管许多东南亚的城市居民已经了解到他们的技术（包括钱庄等）。（Reid1993：129）
但是，东南亚也有一种金融体制及其“复杂而可靠的金融市场”，在这种市场上能够以大约2％的月息借到钱，这种情况与欧洲有些类似。（奇波拉（1976：211－212）指出，由于美洲的白银供应大幅度减少，货币利息急剧下降，造成了欧洲的“真正革命”。）
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占据的马尼拉，越南，台湾以及葡萄牙人在南中国海沿岸占据的澳门在生产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与东南亚其他地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们提供了重要的转口贸易功能，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的贸易中。仅从中国驶往马尼拉的商船每年就有30艘到50艘之间。墨西哥从马尼拉越洋进口的货物有60％产自中国，其中包括中国的水银。这种水银一直短缺，但对于美洲开采和提炼白银是必不可少的（白银的一部分又流向中国）。16世纪初，为了推进这种贸易，马尼拉的定居华人上升到2．7万人（有人说是3万人）。但是，他们成为几次大屠杀的牺牲者，1603年的那一次就有2．3万人被杀害（有人说是2．5万人），1640年又爆发了一次大屠杀（Yan1991，Quiason1991）。在本书第3章将对这些贸易中心在货币转移中的作用进行考察。
（八）日本
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早在13世纪日本经济就出现了重要的发展势头。一些学者证明，在这个早期阶段，日本已经深深陷入对外与亚洲其他部分进行贸易的活动。……对中国和朝鲜的贸易成为日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5世纪和16世纪，对外贸易发展十分迅猛，贸易活动扩大到远东其他部分，甚至远至马六甲海峡。（Sande。n1995：153）朝鲜、日本和琉球群岛（在日本以南500英里，与中国沿海地区隔海相望）是中国的中心一边睡纳贡体系的第一圈。但是，日本人也是中国的一个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千方百计地追求一切竞争优势，特别是在中国遭遇“麻烦”的时期，例如在与蒙古人对抗时或发生内乱时。斯蒂芬·桑德森也指出：“看来，日本开始从事生机勃勃的远东贸易时，大体上是在宋代晚期和明朝初期中国逐渐退出世界贸易和经济衰退的时候。这些事件无疑是互相联系的。由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真空，日本就迅速地来填补它。日本在中国退出的地方逐渐积聚了力量。”
1560年以后，日本成为一个重要的白银乃至铜的出产国，并向中国与东南亚出口白银和铜。日本还向更远的印度和西亚出口黄金、硫黄以及樟脑、铁、刀剑、漆、家具、米酒、茶叶和优质大米。反之，日本接受中国的丝绸、印度的棉织品以及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的其他各种生产和消费用品，如铅、锡、木材、染料。蔗糖、皮毛和水银（用于熔炼本地的银）。正如池田禅洲（SatoshiIkeda1996）指出的，日本对亚洲、尤其中国的立场与欧洲很相似：它们都从中国进口商品，出口白银作为支付手段（不同之处是，日本自己出产白银，而欧洲从美洲掠夺白银）。日本的货物大多是用中国货船运送；只有一部分最初是由葡萄牙船运送，后来由荷兰船运送，这些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是到日本来获取白银、铜以及其他出口物资的。流球的商人和货船也是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贸易的中介。日本还建立了本国面向出口的陶瓷业，以与中国竞争。趁中国明、清交替，南方政治失控之机，日本在1645年以后缩减了80％的中国瓷器进口，自1658年起日本更是成为一个面向亚洲、波斯湾和欧洲市场的重要出口国。
里德（Reid1993）指出，在17世纪和18世纪，日本的经济优势足以与先进的欧洲国家相媲美。
就日本而言，在1570年到1630年这一时期，国家实现了统一；城市繁荣发展，成为兴旺的国内贸易的中心；矿山出产质量优异的白银，使得日本能够与东南亚展开十分活跃的贸易。日本船只依然不准与中国进行直接的贸易活动，因此日本白银与中国丝绸及其他产品之间的交换只能在东南亚的港口、尤其是马尼拉和会安（位于越南中部，西方N称作Fiafo）进行。An1604年fu1635年，每年大约有10艘日本货船获准与南方进行贸易，其中绝大多数开往越南（在这31年间有124艘船）、菲律宾（56艘）和逞罗（56艘）。1635年，这种活动嘎然中止……（但是）在该世纪的余下时间里，日本的贸易额依然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但只能通过荷兰人与中国人在长崎受到严格控制的贸易活动进行。（Taring1992：467一468）
总而言之，日本的出口额估计达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0％。据记载，从1604年到1635年，有335艘商船获准驶往东南亚，而且日本人控制了通罗的贸易（Klein1989：76）。基本上在这同一时期，日本进口的中国丝绸增长了四倍，达到40万公斤；甚至中国度过了该世纪中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后，在1650年代，每年都有200艘货船抵达长崎（Howe1996：37，24）。
从1500年到1750年，日本的人口翻了一番，从1，600万增长到2，600万一3，200万之间（见表4．1和表4．2）。但是，克里斯托弗·豪（Howe1996）认为，人口的年增长率为0．8％，仅从1600年到1720年就增长了一倍多，达到3，100万人。而苏珊·汉利与山村（Yamamura1977）所作的人口研究则认为，1721年人口达到2，600万。以后的资料显示，日本人口基本上稳定在这一水平。
关于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日本经济的发展，一直有些争议。早先有一种观点认为，“锁国”造成了“停滞”。新近的研究修正了这种观点。虽然日本的人口保持稳定（同时，亚洲许多地区人口在继续增长），但是日本的农业生产和其他部门的生产还在继续增长。因此，按照汉利和山村（1977）和豪（1996）所作的新计算，在18世纪，人均收入是增长的。
豪（1996）仍然支持那种说法：日本的外贸在衰退，在1688年以后尤其明显，在整个18世纪始终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但是池田的著作（1996）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新进展，证明锁国政策根本没有引起外贸的减少。中国丝绸的进口直到1600年依然在继续进行，甚至有所增加，直到1770年也没有结束。另外，通过朝鲜和琉球进口的丝绸数量有时甚至超过从长崎进口的数量；官方也始终未能控制住与中国南部的非法贸易。日本与东南亚，包括缅甸的贸易也在继续蓬勃发展。现在看来，与早先的设想相反，日本的白银出口甚至延续到18世纪中期。当然，外国商船，尤其中国商船继续造访日本。
总之，正如这些以及其他研究成果（例如约翰·霍尔主编的＜例桥日本史》，1991年）所显示的，日本的人口先是迅速增长，然后稳定下来，同时，经济上发生了相当广泛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将在第4章考察日本的人口增长及其一部分机制。在此，我只想简单地评论一下令人叹为观止的日本城市化。在155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从1个增加到5个。到18世纪，日本的城市人口比例高于同时代的中国和欧洲。大皈一京都和江户（现在的东京）都至少有100万人口，江户达到了130万人口（Howe1996：55）。到18世纪晚期，日本有15％到20％的人口已经城市化了（Howe1996：55，63）；有6％——按照桑德森的研究（1995：151），甚至达到10O一13％——的人生活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里，而当时欧洲仅有2％的人生活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里（Hall1991：519）。进一步说，日本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3％，但是全世界生活在10万人以上城市里的人口中有8％是日本人。基于这种情况，那种认为德门时期、甚至更早时候的日本处于“停滞”、“封闭”乃至“封建”状态的说法，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否定。的确，我们甚至应该修正这种观念：1853年海军准将培理的叩关才使日本“开放”，1868年的明治维新造成了与德门幕府时期传统之间的突然决裂。与罗马一样，现代日本不是在一天里建成的，甚至不是在一个世纪里建成的。
（九）中国
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生产、消费和人口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只是在17世纪明、清交替之际有过短暂的中断。有关这一中断的情况，我们将在第5章中予以考察。这里，我们先来考察中国的生产和贸易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它们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关于蒙古人入侵以及元朝统治造成了多大的变化，我们这里暂不考虑。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1400年到1800年的明代和清代，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自我封闭、自成一体的经济世界，在明朝于15世纪停止了海上扩张、清朝于17世纪对海上贸易严加限制之后尤其如此。下面我们将用事实对这种流行观念提出挑战。
诚然，中国的海上扩张，尤其是1403年后郑和主持的海上扩张活动，在1434年嘎然中止。其原因一直引起许多人的思考，但是先前的扩张和后来的收缩无疑与中国同大陆西北部的蒙古人及其他民族的关系相关，也与明朝迁都相关。明朝迁都到靠近边境的北京，也是为了更好地对付蒙古人卷土重来的威胁。1411年，大运河重新开通，主要用于从长江流域的生产和人口中心向遥远的北京和边镇供应大米，由此也减少了对沿海海上商路以及航海商人和海军的依赖。南方海上利益集团与北方大陆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越来越以有利于后者的方式解决。与此同时，沿海的日本和中国海盗和走私活动日益猖獗，反而加强了内陆利益集团的势力，导致了当局对海上商业活动的进一步限制。直到1567年，迫于南方、尤其福建有关利益集团的要求，这些限制才被放弃。与此同时，1571年，中国不再与亚洲内陆的蒙古人对抗，削减了2／3以上的军队，重新恢复了对北方边疆游牧民族的和谈绥靖政策。
但是，东南的海上贸易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非法贸易很快就与“日本人”（其实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海盗活动交织在一起，发展得十分兴旺，其交易量远远超过官方的“纳贡”贸易（Hall1991：238）。中国东南沿海的进出口贸易周期性地出现小高潮；而且，至少从1570年起，到1630年前后，当明朝政府的财政急转直下之时，这种贸易出现了复苏和繁荣（详见第5章）。
人口、生产和贸易
人们对于明代中国人口有各种估算，说法不一。1393年的人口普查数字为6000万，但有人认为，实际数字可能不止于此（Brook1998）。威廉·阿特韦尔（Atwell1982）估计，1500年，人口已达到1亿。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一个世纪以后，即1600年才达到这个数字。但是，费正清（1992：168）认为，到1600年时，有1．5亿人，布鲁克（199）则认为，可能达到了1．75亿人。何炳禄在《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中认为，实际人口数字通常都超过官方记载的数字，例如，1740年可能至少超出20％（HoPing．ti1959：46）。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明代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增长了一倍或更多。在结束了17世纪中期的危机之后（有关这一危机，详见第5章），中国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城市化和生产增长。表4．1在综合了各种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口的估计是，1500年为1．25亿（表4．2的保守估计为三亿），1750年为2．7亿（保守估计为2．07亿），1800年为3．45亿（保守估计为3．15亿）。在这三个世纪里，中国人口翻了三倍，远远高于欧洲的人口增长。在17世纪初的明代晚期，当时出现了一些大城市（虽然五百年前的宋代已经如此），如南京达到100万人口，北京超过60万人口。到1800年，广州与邻近的佛山加起来，有150万居民（Marks1997a），其数量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城市人口的总和。
中国的生产和人口增长得益于西属美洲和日本白银的进口。当然，这种增长首先得益于引进早熟水稻并因此而有一年两季的收成，其次得益于引进美洲的玉米和红薯，从而使可耕地面积与粮食收成都有增长。但是，17世纪初期和中期，中国的经济与政治都遇到了暂时的麻烦，这或许应归因于这种人口增长以及气候原因（见第5章）。人口和生产都出现了衰退，甚至暂时出现了急剧的下降，但是从17世纪末又开始恢复，在整个18世纪以加速度发展，到1800年大约达到了3亿人口，或者说几乎翻了三番（Eberhard1977：274）。
王国斌对中国的农业、商业和工业的扩张作了一个总结：
有关经济作物、手工业和贸易的增长的基本情况，在中国和日本的文献中有很好的描述。……最引人注目的是，临近上海的长江下游地区棉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这两个主要手工业部门和水稻及其他经济作物的发展，创造了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经济。长江中上游的安徽、江西、湖北、尤其是湖南和四川等省份出产的稻米顺流而下运往这个地区，供应当地居民。由于市场的扩展把越来越多的地方联系起来，这些省份的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和发展相关的手工业，如棉花、靛青、烟草、陶瓷和纸张。
市场的扩展在长江一带表现得最明显，但也不限于这这一广大地区。在中国南部和东南部的一些地区，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广东珠江三角洲出产甘蔗、水果。蚕丝、棉花、五金器具、香油以及桐油。东南沿海一带，16世纪时的外贸活动刺激了茶叶和蔗糖这些经济作物的生产。（Wong1997）
岭南地区，尤其是广东和广西以及福建，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外贸，尤其是换取白银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刺激了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有一位总督说，每年有上千艘大船出入广东。这或许是夸大之词。但是有一个英国船长也说，1703年，在广州海面上大小船只有五千艘（MarkS199662）。马克斯分析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这种外贸对内贸、农业的商品化以及环境的影响。在16世纪后40年，广东的粮食市场的数目增加了75％，其发展速度比人口增长速度要快得多。马克斯的结论是：
经济的商品化是使旧貌换新颜的强大力量。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不仅把水田改造成鱼塘和桑树堤（这些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商业效益，而且还有生态上相辅相成的作用，对于饲养桑蚕十分必要），而且他们由此而产生的粮食需求也使得岭南其他地方的许多农业区变成了单一生产外销水稻的地区。…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只种植经济作物，把水稻生产推给了珠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农民以边缘的丘陵地生产的红薯和玉米为生，而把水田出产的大来顺流而下运往珠江三角洲。…（但是）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的越来越多的刺激，这整个体系是不可能维系的。（Marks1996：76）
然而，大米供应的短缺是不可避免的。18世纪初，经济作物（包括甘蔗，一度还有棉花）的种值占用了广东的一半耕地，广东只能生产出所需的一半大米。因此，需要从外面包括东南亚输人的大米总量越来越大。对此，北京中央政府一再使用免税政策来鼓励复耕边缘上地和开垦丘陵土地。这就导致了毁坏森林、水土流失和其他的环境破坏。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
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提到的两个相关因素或许对于世界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因素是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的领先地位。中国在瓷器生产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丝绸生产方面也几乎没有对手。这些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卖给其他的亚洲买主，其次是供应马尼拉一美洲贸易（FlynnandGiraldez1996）。另一个同样被柏林和吉拉尔德兹强调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作为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的地位和作用。当然，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联在于，直到19世纪中期为止，中国长期保持的出口顺差主要是通过外国人用白银偿付来解决的。
然而，中国对白银的吸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明朝政府抛弃了元朝乃至更早的宋朝部分使用纸币的政策。这是因为在发生危机时，滥印纸币总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后果。明朝政府先是停止了纸币的印制，接着又停止了纸币的使用，从而完全使用铜钱和银锭。另外，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完全用白银交纳的“一条鞭”法的税制。正是中国对白银的公共需求、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生产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出口顺差，导致了对世界白银的巨大需求，并造成了世界白银价格的上涨。
因此，柏林和吉拉尔德兹说：“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欧洲和中国就不会有同样的‘价格革命’，也不会出现一个西班牙帝国（它是靠出售白银而得以生存）。”这种说法并非耸人听闻。的确如此，只不过正如我在第3章中将要论证的，中国的商品生产足以使之控制住通货膨胀。
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先后抵达东亚的口岸，力图成为中国与其邻国贸易的中间商，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扩张中分得一羹。当然，他们以及另外一些人也把一些重要的美洲作物引进中国，其中如玉米和红薯等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和消费增长产生了重大作用。
我们现在最好来研究一下中国物产丰富的经济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进入世界经济。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出口丝绸、瓷器和水银，在1600年以后还出口茶叶。但是，中国也是锌以及铜镍合金的产地，这两种东西在其他国家也被当做铸币的合金原料。当时有一个名叫波特洛（Botero）的人指出：“从中国输出的丝绸数量几乎超出人们的想象。每年有一千英担丝绸从这里输出到葡属印度群岛，输出到菲律宾。它们装满了15艘大船。输往日本的丝绸不计其数……。”
明代中国实际上垄断着世界市场上的陶瓷。不过，80％的瓷器出口是输往亚洲，其中20％输往日本。输往欧洲的瓷器在数量上仅占16％，但都是优质产品，其价值高达中国瓷器出口的50％。然而，明、清王朝的替增使得1645年后瓷器出口减少了2／3以上。尤其是从1645年到1662年这段时期，盘踞福建的郑氏家族依然效忠于明朝，几乎完全控制了已经大大萎缩了的出口贸易。萎缩了的瓷器出口贸易持续到1682年。在此之后，这种贸易的数量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其市场份额也有所恢复。与此同时，日本和1662年后越南的东京也成为重要出口地。简略地说，东京也向荷兰人供应丝绸，荷兰人再把丝绸运往日本换取白银（Kleinl989：80）。中国也向巴达维亚输出丝绸，从那里与孟加拉丝绸一起转口到日本。反之，中国进口印度的棉织品（其中一部分则转手再出口），东南亚的香料、檀香木以及造船木料或船只，以及其他地方的白银。与此同时，中国也生产大量的棉织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也有一部分出口到欧洲。17世纪晚期抵达上海的耶稣会传教士估计，仅此一地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提供纱线的纺纱Xi人（HoChuimei1994：201）。
滨下武志（HamashitaTakeshi）在《纳贡贸易体系与现代亚洲（1988）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日本与中国》（1994b）两篇文章中对以中国为基础的独立的亚洲世界经济作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解释。滨下（1988：7－8）主张把“亚洲历史（看作）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内部的纳贡关系和纳贡一贸易关系为特征的统一体系的历史。……（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和西北亚有一种中心一边题关系……与邻近的印度贸易区相连接”。演下是以延续到19世纪的古代中国的“纳贡”体系为中心展开分析的：
中国中。c论的观念不单纯是中国的偏见，实际上也是各个纳贡地区的共识。……中国人统治地区的周边藩属纳贡地区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而且这种历史还在延续。……因此，所有这些国家彼此之间都保持着藩属纳贡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种连续的链条。值得注意的是，该体系的另一个基本特，发是，它的基础是商业交换。纳贡体系实际上是与商业贸易关系网络并行存在的，或者说它们是一种共生关系。例如，逞罗、日本和中国南方之间的贸易长期以来就是靠朝贡使团所获得的利润来维持的，甚至有时许多非纳责贸易几乎得不偿失。……中国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渗透以及‘海外华人”的迁徙，在历史上与这种贸易网络的形成发展相互交织、难解难分。商业扩张和纳贡一贸易网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是随着纳贡关系的扩展而扩展的。应该指出，这种纳贡贸易也是欧洲国家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中介贸易。……纳贡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边的纳贡贸易网，同时从这个贸易网之外吸收着大量的商品。……总而言之，整个纳责和地区间贸易区是以中国纳贡体系为中。。，而且它具有自身的结构规则，通过白银的流通而实行着有条不紊的控制。这个涵盖东亚和东南亚的体系也联结着毗邻的贸易区，如印度、伊斯兰地区和欧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滨下承认：“实际上，人们完全有理由把细贡交换看成一种商业交易……（它）实际上既包含着包容性关系，也包含着竞争性关系，并日益扩大，形成一个覆盖广阔地区的网络。”的确，众所周知，中亚商人经常带着伪造的公文，冒充“政治使团”，“朝贡”无花果树叶，其实是从事平凡的商业贸易活动。欧洲旅游者，如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谈到这种情况，明代的官方文件也直率地承认这一点。日本人也同样利用朝贡方式来享受甚至垄断有利可图的对华贸易。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到通罗的中国商人，无论是否去纳贡，都完全是出于商业动机”。库什曼（1993）也注意到这种情况。
滨下还认为：“整个复杂的纳贡贸易结构的基础是由中国的价格结构决定的……纳贡贸易区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白银’区，即白银成为中国持续贸易顺差的结算手段。”
滨下是根据明、清两代的制度性法规来阐释中国纳贡贸易体系的。这些法规区分和排列了——有时根据情况变化也修正了——“纳贡国”的地理等级，并明确规定了它们各自的进出口岸。在这种等级中，首先是北方的朝鲜和日本，然后是东南亚的各个地区，西方的印度，最后是葡萄牙与荷兰。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中央之国的天朝乃是天下的中心，但中国人也讲究实际和实用，承认商业贸易以及其他相似活动乃是一种他们称作“纳贡”的方式，即其他人不得不交付给他们某种东西。
虽然置身其中，但当时的中国朝廷（以及现在的滨下）基本上是务实的，因为外国人都不得不为了换取中国认为便宜的出口货物而倾其所有地支付给中国大量的珍贵白银，使白银每年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这些支付并没有改变它们的基本职能，但是在思想观念上被称作“纳贡”。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这些纳贡国被按照各自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里的位置加以类分，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带有过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但是这种分类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一种基本现实：整个多边贸易平衡体系，包括印度和东南亚因逊于中国的产业优势而扮演的辅助角色，起了一种磁石的作用，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直到18世纪，这些商业交易的白银结算（也可以称作“纳贡”），这种中国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西亚、欧洲及欧洲的经济殖民地之间以及这些地区之间的中心一边睡关系，在世界经济中起了一种决定性作用。滨下称之为这些地区之间的“藩属纳贡关系的连续链条”。可以推测，中国所处的中心地位使得它的国内价格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是否如滨下所说的，它本身就能“决定”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所有价格，是大可怀疑的，但是它的影响应该受到远比现在更多的注意。
另一方面，滨下（1988：18）正确地指出，西方人要想做生意，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加入早已建立的“作为该地区一切关系基础的……纳贡贸易网……在其中（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据点”。但是，这与其是在谈论实际的对华贸易，不如说是揭示了亚洲的普遍规则：欧洲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他们的贸易马车挂在亚洲庞大的生产和商业列车上，而这列亚洲火车正行驶在早已修筑好的轨道上（也就是陆上和海上网络上）。进一步看，东亚和东南亚的中国“纳贡贸易网”两千年来一直是更大的非洲一欧亚世界经济网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人所做的不过是把美洲纳入这个网络。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有证据表明，在哥伦布启航之前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而且也获得了珍贵的支付手段！我们不妨看一看诸如汉斯·布罗埃尔的著作《最先抵达美洲的是中国人》（1972）。
“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中国也从日本获得大量的银和铜，通过中亚的内陆贸易获得一些银和铜（见第3章）。中国既进口黄金，也出口黄金，这取决于黄金、白银和绸之间比价的变动情况。总体上看，在许多世纪里，白银是向东流动（除了从日本向西流动和从阿卡普尔科通过马尼拉向西流动外），黄金是通过陆上和海上向西流动。有些向东流动的黄金也流向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