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也从中国的东亚和东南亚“纳贡”网之外吸收商品。这就意味着，这个网络本身乃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滨下所暗示的那种自成一体、自我封闭的世界。但是，滨下以及中国人也同样持有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边纳贡贸易网，同时从这个贸易网之外吸收着大量的商品（尤其白银）。”（Hamashita1988：14）值得争议的仅仅是，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网络究竟有多大。
池田禅洲（1996）也反对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充分利用滨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模式”，提出一种适应今天的中国复兴的视角。但是，池田还是局限于描述一个仅次于“欧洲的世界经济’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南亚“世界经济”。池田对这个亚洲的“世界经济’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的辉煌未来进行了填密的思考，但是他依然不愿或不能把这两个以及其他的地区性“世界经济’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全球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当时的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中心”，但是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他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布鲁克（1998）在其研究明代经济与社会的专著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而不是欧洲，是当时世界的中心。”
还有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中国作为整个世界经济的中心的可能性。魏斐德（Wakeman1986：417）写道：“按照肖努（Chuanu）的观点，中国（17世纪）的国内危机实际上促成了全球危机：‘对中国大陆贸易的起伏跌宕决定了海上贸易的起伏跌宕。＇中国政府及其统治下的社会因此能够比世界其他大国更快地从17世纪危机中恢复过来。”丹尼斯·柏林对白银流向的研究也使他得出结论；中国至少在世界白银市场上处于中心地位。因此，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5C）认为，应该在世界白银贸易中“给中国（及其东亚纳贡体系）保留一个中心位置”，因为这一体系大概涵盖了世界2／5的人口。柏林和吉拉尔德兹在另一篇文章里（1995b。16，3）进一步指出；“我们把白银看作是全球贸易兴起的一个关键性动力，”因此，“我们认为，明代中国的新货币财政体制的出现，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背景下……
近代早期全球贸易的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没有一种现成有效的供给，中国（或其他国家）对白银的渴望在那时（至今也同样）不可能转化为对白银或货币的需初有了这种供给。那些能够用白银或其他货币支付的人才会有需求。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高产出、低成本的竞争力，因此中国能够有效地提供这种商品供给。
因此，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作出比滨下更强有力的证明：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哥伦布以及在他之后直到亚当·斯密的许多欧洲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是到了19世纪。欧洲人才根据新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名副其实地“改写”了这一历史。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欧洲发明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地利用了他们对各自利益的追求，而不是让他们追求准确或客观的历史。
(十)中亚
《剑桥伊斯兰史》基本上不考虑从1400年到1800年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中亚：
因此，中亚从16世纪初就被分离出去。…··从此处于世界历史的边缘。……由于发现了通往东亚的海上路线，丝绸之路渐渐变得多余了。……自从迈进现代的门槛，中亚历史就变成了一个外省历史。这就使我们有理由对以后几个世纪只作一个简略的概述。（Holt，Lambton，andLewis
无论从原则上，还是就实际情况而言，这种省略都是不可接受的。首先，哪怕仅就一个事实而言，中亚内陆的伊斯兰民族也肯定不是处于“世界历史的边缘”，跤帖木儿王朝是由跤帖木儿建立的，而跤帖木儿曾经把首都建在撒马尔罕。再者，土耳其奥斯曼人的各个重要的穆斯林国家和政权、波斯的萨菲王朝、印度的莫卧尔王朝都是由来自中亚的民族建立的。实际上，莫卧尔王朝就自认为是来自中亚，并且源源不断地从中亚引进高级行政官员和知识分子（FOltZ1996，1997）。还有，亚洲内陆的蒙古人建立了“中国的”元朝，明朝继承了它的许多行政机构，而明朝又被同样来自亚洲内陆的满族人所取代。
罗萨比（Rossabi1990：352）认为，中亚的经济和内陆贸易已经“衰落”，但是他也注意到，内陆贸易到17世纪初仍延续不断，因而补充说：“有关这方面商业情况的准确资料十分贫乏”。其实，有关资料根本不难找；正如伊莱·韦纳曼（Weinerman1993）所评述的，在苏联时代，俄罗斯人和中亚人整理出大量的有关资料。但是，由于以前的论争基本上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人们歪曲地使用这些资料来为苏联的政治利益服务，因此很难对它们做出合理的解释。为了论证苏联政权在中亚的合理性，人们通常用沙皇统治促成“中亚的衰落”来反衬苏联政权的优越性。但是，当中亚的民族主义向莫斯科的统治发出挑战时，当局为了釜底抽薪却又声称，甚至俄国沙皇专制统治也不是一无是处。于是，又有大量的资料被整理出来，证明17世纪的中亚“衰落”受到抑制，到18世纪情况好转了。究竟是俄罗斯人还是中亚人的“发现”更值得信赖，较早时期的“衰落”是否仅仅是俄国人最早编造的神话？俄罗斯人和中亚人在这些争论中各执己见。
另外，有关中亚衰落和进步的争论，也是关于“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长期争论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在中亚是否是自发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俄国殖民主义对它是起了扼杀作用还是促进作用？苏维埃政权和意识形态是如何有利于“第三世界’以及中亚的反殖民主义以及“非资本主义的”乃至‘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这些争论也显示了这些“生产方式”概念是如何误导人们的：正如本书第1章和第7章所指出的，这些概念转移了我们对历史实际进程的注意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驱使下，这种争论还没有停止。各方为此而整理出来的“史料”使我们很难“信以为真”地加以使用。也许俄文读者能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我只能去看其他的资料。
与尼尔斯·斯廷斯加尔德一样，罗萨比也注意到，跨大陆的商队贸易并没有被环亚洲的海上贸易所取代。其中一个原因是，绕行非洲的海上商路没有降低运输成本。另一个原因是，运输成本在最终的销售价格中毕竟只占很小的比例（Menard1991：249）。因此，葡萄牙人统好望角的贸易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跨中亚和西亚的路线所取代。斯廷斯加尔德（1972：168）估计，欧洲消费的亚洲商品中，由内陆商队提供的商品是绕好望角的商船提供的商品的两倍。
两位学者都注意到跨中亚贸易在17世纪的衰落。罗萨比把这种衰落归因于两个因素：严酷的干旱（“小冰河时期”）和政治动乱。后者主要包括明王朝于1644年的覆灭和满清的取而代之，中亚西部帖木儿帝国的崩溃，印度北方莫卧尔王朝的困境。16世纪末，中国朝贡贸易使团到塔里木盆地绿洲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到1640年以前，即明朝最后几十年，就更为罕见了。此时，吐鲁番也竭力控制塔里木盆地北部商路。蒙古与明朝之间的关系也再次恶化（Rossabi1975，1990）。但是，也有一位研究者把这种衰落的某些原因归结到商路的另一端，即更为遥远的波斯萨菲王朝内部的问题（Adshead1988：196－197）。
我们不难接受罗萨比从资料中得出的结论：“那种认为海运贸易取代了商队贸易的一般假定是需要加以限定的”（Rossabi1990：367）。但是，他接下来的说法却值得商榷。他宣称，17世纪的衰落应该归咎于“商队所通过的大部分亚洲地区所经历的政治动乱。……总之，中亚南队贸易的衰落不能完全归因于经济原因”。
或许如此，但是，这种因果关系为什么不会是反过来呢，即干旱和经济衰落造成了政治动荡？这样讲通常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更为适用，也更能解释为什么“穿越中国西北部地区的商业活动明显衰落”（Rossabi1975：264）。但是，在东亚和南亚，只是在1630年代，气候问题才特别严峻。17世纪初和17世纪末都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大扩张时期。这就使得“衰落’的说法是否适用于中亚也变得可疑了。更引人深思的是，随着18世纪其他地方的贸易扩展和“商业革命”，跨中亚贸易再次复兴。斯廷斯加尔德（1972）指出，这种贸易转到俄国和中国之间偏北的商路上。
弗莱彻（1985）也批驳了那种认为跨大陆贸易被海上贸易取而代之的论点（或假说），但是他注意到从1660年开始外蒙古地区的＂游牧经济衰落”。还是与斯廷斯加尔德一样，他注意到，俄国商人建立的偏北的商路也促成了西伯利亚人口的增长。“布哈拉”商人（不都是来自布哈拉）原先在偏南的穿越中亚的远程商路上占有一个垄断地位，但是，自1670年以后，他们逐渐被俄国商人所取代。弗莱彻还强调了另外三个因素的作用。一个因素是17世纪的人口衰落。这是欧亚大陆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个因素在杰克·戈德斯通对1640年以后的危机所作的人口一结构分析中至关重要，参见本书后面的讨论）。另一个因素是军事技术（即火器）的发展。正如赫斯（Hess1973）指出的，这种进步使得战争变得昂贵了，也使得游牧部落从此在与庞大而富有的国家或帝国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弗莱彻提到的第三个因素是，欧亚大陆各部分的地区内贸易都有较大的发展。这种地区性发展看上去有可能缩小跨中亚贸易的市场。但是，事实上，中亚各个部分或地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作为邻近地区的商品供应地和销售市场的功能，结果反而使这些地区在经济上和商业上都得到发展。例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香料和丝绸贸易实际上越来越多地利用穿越中亚各地的商队贸易路线。这些商路与欧亚之间的波斯湾和红海商路互相联结，相辅相成。再如，莫卧尔帝国在印度次大陆南部的扩张造成了对骡马和其他军事物资的需求。中亚各地区，无论是靠近波斯的西部地区，还是东边更远的西藏和云南，都“天然地”成为这些物资的供应地。约翰·理查兹（1983）在论述13世纪和14世纪的情况时指出，马可波罗和伊本·巴图塔等旅游者早已谈到这些中亚地区向印度出售马匹来谋取暴利的生意。这种骡马生意持续了很长时间。据记载，17世纪初，中亚有一年出口了10万匹马，其中卖到莫卧尔帝国军营的就有1，200匹（Burton1993：28）。
与之类似的是，蒙古人与中国之间的地区贸易虽然像以前那样起伏不定，但始终持续进行。蒙古人的最后一次严重的军事威胁似乎被明朝政府克服了。但是，明朝政府为了应付这种威胁，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北方，甚至迁都北京，并且牺牲了许多海上的商业机会，在1433年突然中止了类似郑和的贸易使团活动。这种地区取向以及战争的新方式和代价，可以解释许多事件。伊森拜克·托根对此作了分析：
本论文的宗旨是，对丝绸之路的衰落这一说法作出进一步的限定，证明（在17世纪）贸易和商人依然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原先在丝绸之路上扮演中介角色的一系列国家消亡了。它们的消亡应归因于近代早期定居民族帝国的扩张。正是在这个时候（1698年），其中的两个帝国，即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彼此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因此中介国家丧失了原来的功能。结果，商人，具体地说是丝绸之路上的（布哈拉）穆斯林商人变成了帝国内的商人，他们更多地从事帝国内的贸易活动，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从事跨大陆贸易。（Togan1990：2）
但是，正如阿谢德（1993：179）所提示的，这些变化也意味着，东西方的跨中亚商队贸易在17世纪的衰落是由地区性的南北贸易来填补的，因此“中亚没有衰落”（Adshead1993：200）。罗萨比（1975：139－65）对中国从中亚进口的货物作了分类：马，骆驼，羊，皮毛，刀剑，玉石，人参以及其他药材，当然还有黄金和白银。他罗列了中国的出口商品：纺织品，布匹，成药，茶叶，瓷器。另外，从15世纪晚期以后，一部分白银取代了原来被列为出口物的纸币，因为纸币只能在中国使用。
俄国与中亚的贸易也一直很兴旺，到18世纪更加繁荣。首先，来自中亚的商队也不得不带着一些金银来结算他们购买的俄国货物。但是，在18世纪后半期，由于中亚向俄国人出售越来越多的棉花和纺织品，这种贸易就比较平衡了。然后，贸易的天平倒向中亚，俄国不得不向中亚，后来也向中国出口贵金属（Attman1981：112－124）。因此，历任沙皇不断地颁布敕令，禁止出口贵金属和金银币。从17世纪中期开始，尤其到18世纪，俄国政府极力保护本国臣民的商业活动，排斥布哈拉人和其他中亚人的竞争（Burton1993）。
伯顿（1993）在概述1559年到1718年布哈拉人的贸易活动时也把非布哈拉人的贸易活动考虑在内。他的论文与所附的地图展示了贸易路线以及大量非奢侈的日用商品的贸易情况以及由此显示的劳动分工。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在此无法全部列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奴隶（包括来自西方的德意志和东欧的“非基督徒”奴隶以及来自南方的“非穆斯林”印度奴隶）；骡马和其他牲畜以及各种皮毛和皮制品；各种纤维制品和纺织品；靛育和其他染料；金属和金属器皿，尤其是小型武器；各种陶瓷器皿；各种食品，包括粮食、蔗糖、水果、大黄叶柄；药材；茶叶和烟草；宝石；当然还有资金属和金银币。贸易路线把希瓦、布哈拉、巴尔赫、撒马尔罕、喀布尔等许许多多中亚的商人聚集区联结起来。这些商路向北经由阿斯特拉罕、奥伦堡通往莫斯科，再从莫斯科通往西欧和东欧；向东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直通中国，或者沿东北方向到西伯利亚，再通往中国。伯顿（1993：84）总结道：“纵观这一时期，尽管有各种艰难险阻，（中亚人）还是孜孜不倦地从事贸易活动。他们输送了种类繁多的物品，而且总能适应各种环境变化。甚至在沙皇（设置各种障碍）以后，他们依然继续与莫斯科和西伯利亚通商。”
17世纪上半期，俄国迅速向西伯利亚推进。从此，中国和俄国对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贸易、领土和政治控制的争夺风云变幻，时起时伏。俄国人似乎更关注（长途）贸易，中国人则似乎看重政治控制，而实现了政治控制，就能保证该地区的纳贡义务和贸易。根据1689年尼布楚条约，双方达成一致，俄国人的贸易活动得到保证，但俄国向中国交出该地区的政治权力。中国在1858－1860年又丧失了这种控制（只是到20世纪中期才恢复了一点儿）。另外，西部蒙古人控制了穿越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北线沿途的绿洲（自汉代以来，中国对这一地带的控制时进时退）。由此引发了争夺这一关键地区的斗争，直到清代，这一斗争才尘埃落定。
（十一）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
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在国际贸易和支付结构中的地位，很类似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在西亚的地位。具体地说，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主要向西欧出口皮毛，也出口木材、大麻纤维、粮食和其他商品，从西欧进口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而且一直是出口大于进口。这种贸易顺差是用主要来自美洲的资金属来平衡的。俄国与波罗的海地区之间的贸易、波罗的海地区与西北欧之间的贸易也是同样的模式（包括从瑞典出口铜、铁乃至后来的木材）。
波罗的海是三条主要的东西贸易通道之一。另外两条从俄国开始的路线分别是偏北方的经由北冰洋的海上路线和经由中东欧的内陆路线。不过，也有穿越俄国的南北贸易路线，主要是沿着大河深入到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位于通向里海的伏尔加三角洲的阿斯特拉罕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为了扶植这种贸易和排斥穆斯林，俄国人设计了一条联结伏尔加河和顿河的运河，但从未付诸实现。俄国向南方主要出口皮毛以及某些金属制品，从南方主要进口丝绸、棉花、靛育和其他染料。俄国在这种贸易中严重入超，不得不转手出口一些金银进行结算。这些金银是它从波罗的海地区和欧洲钢贸易顺差中获得的金银的一部分。
为了促进国内的商业发展和更好地参与国际商业竞争，彼得一世扶植商人，允许他们实行市政自治。沙皇还向欧洲和亚洲派出领事，当然也极力使俄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为了使俄国控制下的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取代被外国控制的经阿尔罕格尔（Archangel，意为“天使长”）中转的贸易，彼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不顾莫斯科的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而建造圣彼得堡（该城取圣彼得的名字，而不是沙皇的名字）和从莫斯科穿越沼泽地通往圣彼得堡的道路。阿尔罕格尔因此衰落。另外，彼得还想修建一个河流一运河联网系统，连通波罗的海、黑海、白海和里海，但没有成功。再有，“人们在强调波罗的海地区贸易时往往会忽略莫斯科的东方贸易的发展，……土耳其、波斯、中亚诸汗国以及中国也在这种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彼得当然也想在繁荣的印度贸易中分得一羹（OI计a1969：129）。阿斯特拉罕就有300多印度商人长期定居，在莫斯科、纳尔瓦和其他地方也有印度商人的定居点；印度的纺织品被运到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运到今天的卡什加尔中国城．
到彼得大帝统治结束时，在莫斯科地区至少有200个大型工业企业，其中有69个从事冶金业，46个从事纺织业和皮革业，17个制造军火。俄国的生铁产量超过英国，到1785年更超过了整个欧洲的总产量（OliVa1969：124）。彼得的经济政策也导致了总体上的贸易顺差。1725年，俄国出口额为240万卢布，进口额为160万卢布，盈余80万卢布。
另外，俄国从17世纪前半期开始向西伯利亚迅速扩张，西伯利亚出口的皮毛越来越多地补充了欧俄皮毛出口的供应。因此，货币也流向远东，并促成对西伯利亚的开拓。在西伯利亚和欧亚大陆的东端，俄国人逐渐成为中国丝绸和茶叶的重要客户。沙皇政府还极力在俄国东部一中亚一中国一线的地区贸易中为俄国官方和民间的商人谋求贸易特权。
我们在前面指出，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跨大陆贸易从原来的穿越中亚的南路转移到穿越俄国的北路。这种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是伴随着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移民而发生的。与此相关的的一个因素是，跨边界的中俄贸易越来越多。另外，自16世纪中期伊凡雷帝以来的俄国统治者也一直努力诱使丝绸之路改变路线，从俄国领土上通过（Anisimov1993：255）。在西伯利亚流动的和定居的布哈拉商人最初都受到鼓励和保护。但是，由于俄国商人不断地呼吁政府限制乃至消灭这种外国人的竞争，因此布哈拉商人的活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最终遭到禁止。俄国商人的请愿在17世纪中期的金融和贸易危机时期特别强烈（见第5章的论述；另参见Burton1993：54）。到17世纪末彼得大帝在位时期，再次爆发了请愿活动。
1689年彼得大帝签署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承认了中国的政治特权，作为回报，俄国人获得了在西伯利亚进行贸易和对华贸易的特权。在此之后，市场只准俄国人占有，布哈拉人逐渐被清除。一时间，贵金属同时向两个方向流动，但是后来大部分金银锭流向西方，铸币流向东方（Attman1981：114－124）。不过，彼得大帝下令禁止出口贵金属和非俄国货物。
彼得大帝决心保护和扩大俄国在东方和南方的贸易。他在写给驻波斯大使的指示中问：“……有没有可能给士麦那和阿勒颇的贸易制造障碍，在什么地方和如何做？”Anisimov1993：255）。另外，他产生了另外一些相关的想法：在1772年（利用萨菲王朝的宫廷内江造成的暂时虚弱）发动对波斯战争，然后在门对年与土耳其人瓜分波斯领土和商路，而这一切都是出于商业考虑。当他占领了里海的巴库后，他因“踏上了亚历山大大帝（通向印度）的道路”而“举杯欢庆”（Anisimov1993：259）。
印度的财富和贸易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彼得大帝念念不忘要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水路。他尝试了经由里海、乌滁河和其他河流的路线，还试图改变河道和兴建连通江河的运河。他甚至参与了经由马达加斯加的海上冒险。他派遣了一个使节完成前往印度的倒霉使命，要求他晋见莫卧尔皇帝并且“采取各种手段……使他允许与俄国通商”。正如他派往波斯的使节阿尔捷米·沃林斯基后来所回忆的：“按照皇帝陛下的设想，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波斯。如果我们在波斯进展顺利，而且他的圣体还安然无恙，他会尝试着前往印度，他甚至酝酿着到中国去，这是我有幸亲耳听陛下说的。”（Anisimov1993：263）另外，这位沙皇还派丹麦航海家维图斯·约纳森·白令（白令海峡和白令海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去寻找俄国远东地区与美洲之间的通道。但是，所有这些寻找亚洲财富的商业政策和帝国政策都不得不等待沙皇在波罗的海地区和欧洲的雄图大略取得某种满意的结果，在后一方面的成果之一就是建造了圣彼得堡。时至今日，俄国依然而且还将苦于应付在东方的利益和在西方的利益二者之间的冲突。
（十二）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
本章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过去确实有一个包容全球的世界范围的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它把各个农业内陆和边睡地带与它们各自的地区商业中心、海港或内陆商业城市都联结在一起。这些地方反过来发展和保持了频繁而深远的省际、地区间和构成世界体系的国际间的经济关系。这些关系最明显地体现在商人和贸易活动中，体现在由这些贸易活动而造成的贸易不平衡中。但是，这些贸易活动也反映了在全球劳动分工背景下广泛的地区间和部门间的互补与竞争。而这一切也反映了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的相对——和绝对——分量和支配地位。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多边贸易因欧洲人输入了美洲金钱而得以扩张。实际上，这才使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甚至在18世纪，这个世界经济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
世界经济中的国际劳动分工以及相对的部门生产力和地区竞争力，体现在贸易平衡和货币流向的全球模式中。
在世界经济的结构中，有四个主要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的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前两个地区靠生产出口的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赤字。非洲出口黄金和奴隶。从经济角度看，这三个地区都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第四个贸易逆差地区，即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欧洲在弥补这种赤字时主要是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亚洲内部的贸易，尤其是日本与其他地方的贸易。这种亚洲内部的“乡土贸易”对于亚洲是次要的，但是对于欧洲则是关键性的，因为欧洲由此获得的利润比欧洲对亚洲贸易的利润更多。
东南亚和西亚也生产一些金银，用于平衡它们的贸易。但是，与欧洲不同，它们也有能力生产其他满足出口需求的商品。东南亚和西亚分别是亚洲核心经济体的东南贸易中转站和西南贸易中转站，因此也都能实现“出口”盈余。中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在世界经济中最“核心’的两个重要地区是印度和中国。这种核心地位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在印度，这些制造业主要是称雄世界市场的棉纺织业，其次是丝织业，尤其是印度生产最发达地区孟加拉的丝织业。当然，制造业的这种竞争力也依赖于农业、运输和商业的生产力。它们提供了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工人的食品，以及二者的运输和贸易，进出口的运输和贸易。
另一个甚至更为“核心’的经济体是中国。它的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银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当然，中国完全有能力满足自身对白银的无厌“需求”，因为对于世界经济中其他地方始终需求的进口商品，中国也有一个永不枯竭的供给来源。
回到我们的14世纪的出发点，特别是回到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提出的“13世纪世界体系”，我们会看到一些持续到18世纪的“地区性”模式。对于这些地区模式，可以用几种互不排斥的方式来总结。但是，任何方式都不符合那种流行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观念。那种观念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提从欧洲开始的，只是后来才逐渐扩张，“兼并’了世界上的一个又一个地区，直到西方最终完全主宰了它们。
这一章里的各个小标题以及许多论述都显示了世界经济的两种可能的地区划分方式。我先是提醒读者；任何地区的界定都可能是武断的，然后各节的标题分别定为“美洲”、“非洲”、“欧洲”等等。遗憾的是，迄今大多数有关‘世界’经济史的论述都几乎没有超出这三个地区的范围。本章则试图证明，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只是较小的角色。世界经济也涵盖着亚洲的许多地区。当然，出于其他需要，每一个地区也可以用罗盘时刻度加以分割，或者从地理和生态角度划分为核心／边缘、大陆／岛屿、高地／低地、寒带／热带、潮湿地区／干旱地区等等，也可以从经济、政治或文化的角度加以划分。
它们也可以被分别纳入大西洋地区、印度洋地区、中国海地区、亚洲腹地等等较大的地区。或者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地区、北中国海／南中国海地区等等。当然，在以往的大多数论述中，大西洋地区受到最多的关注。但是，我认为，其他地区理应受到相对和绝对更多的重视和研究。事实上，这一章关注的就是这些较大的地区，而且在每一节里都用一半甚至更多的篇幅论述各个地区与其东西方邻近地区的经济关系。例如，“印度”一节对古吉拉特、科罗曼德尔、孟加拉、锡兰等地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贸易作了描述，并且强调了它们各自与非洲、中亚、西亚、东南亚。东亚的密切经济联系和劳动分工。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阿布一卢格霍德所说的“13世纪世界体系”的基本要素在许多世纪的延续。在论述世界经济时，阿布一卢格霍德是在覆盖欧亚大陆的八个相互重叠的椭圆地区中确定了三个主要地区。这八个椭圆从西向东分别是以欧洲、地中海、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南中国海以及亚洲腹地为中心。我们已经看到，虽然在历世纪又增添了一个大西洋椭圆区，但是原来的所有地区继续在世界经济的劳动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中扮演着或大或小但绝不平等的角色。
但是，我们也看到，其中有些地区确实比其他地区更平等一些，它们的相对地位也发生着某些周期性的或暂时的变化。虽然在18世纪大西洋取代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成为欧洲贸易的中心，但是它在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还远远比不上印度洋地区和中国海地区。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的主要由亚洲历史学家写成的一系列著作（在以后各章中还会引用）能够帮助我们把印度洋经济标示在地图上，确确实实地显示出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作用。这一章有关中国的一节特别指出，当时的东亚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体系，该体系在世界中的经济分量一直被大大地贬低了，甚至在人们对此有所认识时（这种情况极其罕见）也是如此。滨下的著作（1988，1994）以及阿里基。滨下、塞尔登的研究报告（1996）都旨在弥补这种严重的缺陷。本书的论述也旨在阐释这种东亚‘地区”经济的结构和转变。例如，在这一节里强调了中国与中亚的长期双边关系，中国与朝鲜和日本的三角关系，中国沿海地区、南中国海、东南亚和琉球的商业移民群体和港口、尤其是海外华人的商业群体的重要作用。海外华人在今天还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绝非偶然。
当然，本书的着眼点始终是全球经济以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们看到世界经济的另外一种“地区划分”。这种划分表现为同心圆的形式。在这些同心圆中，中国（以及中国的长江流域或中国南方）应该是最核心的一圈。滨下（1988，1994）所研究的东亚纳贡一贸易体系应该是第二圈，比中国更大，至少包括中亚某些部分、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圆圈的边界也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读了认为，它扩及南亚。当然，反过来，南亚也与西亚。东非和中亚有着上千年的紧密联系，而中亚也与俄国以及后来与中国日益难解难分。可以说，这些地区组成了更外的一圈，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亚洲地区圈或亚非地区圈。这个亚洲（一非洲）经济体的可以辨识的经济结构和运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实际上还没有人加以研究（在本书中也没有考察）。
因为本书的着眼点是整个世界经济。所以我们应该把亚洲经济圈放在它的全球经济圈里。在这个全球经济圈里，我们可以依次地考察更小一些的同心圆，即亚洲、东亚（和南亚？）和中国的经济圈。在这些同心圆的外圈，欧洲、大西洋和美洲可以占据它们各自的恰当位置，因为亚洲也与欧洲有经济联系，并且通过欧洲而与美洲有经济联系。这些经济联系包括亚洲直接跨太平洋的贸易活动（在第3章将对此作进一步的考察），这种贸易活动也同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或利马附近的埃尔卡亚俄）与菲律宾的马尼拉之间的大帆船贸易相联系。这种全球经济的同心圆构图不仅把中国、东亚和亚洲依次看作是主要的世界经济地区，而且也把欧洲、甚至大西洋经济体置于边缘地位。
第3章将进一步考察欧洲人供应的美洲金钱如何流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这种流动如何影响了整个世界经济。由于这个统一的世界经济具有一个不平等的结果和不均衡的运动，由此产生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并通过全球生产增长而造成了一种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第4章将考察这些发展情况，并用更多的资料验证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第4章还将证明亚洲以及其他地方的技术和制度变革如何造成了这种世界性发展。必须把这种世界（经济）历史看作是在同一时间普遍发生的统一的全球进程来加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理解它。因此，第5章首先分析这样一些同时出现的发展情况，并由此证明，亚洲经济的扩张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期。第6章则接着探索后来亚洲衰落而欧洲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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