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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引论
序
那些想获得精神分析知识的人们所面临的困难很多，尤其是缺乏一本适用的教科书可用以开始他们的研究。这些人从前可在三类课本中进行选择，但由初学者看来，每一类都各有它的缺点。他们可通过弗洛伊德、布里尔、费伦齐和我自己所刊行的大量论文，寻找他们的前进道路，这些论文不是依照任何连贯性的计划来安排的，而且大部分是写给那些对这门学问已有所知的人阅读的。或者，他们也可力图钻研较系统的著作，如希契曼和巴巴拉·洛的书，这些书由于将那么多的内容压缩在短短的篇幅之内，以致病在简约难懂。再不然，最后，他们也许可以在许多书中找到一本，这些书不必点名，它们都给精神分析作了适当的论述，但是它们的作者对这门学问的正确知识的获得，没有提供必要的初步资料。精神分析文献的这个空白现在已经由一位最合式的作者弥补起来了，这就是弗洛伊德教授本人，他在百忙中费神写出这一本书，凡是临床心理学界都应当对他表示感谢。今后，我们对经常提出的问题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说：这是开始研究精神分析的一本好书。
但就在这里，我也必须警告读者，对认为这部书是有关精神分析的完善的教科书这句话，也要有几点修正。它的开始写作的情况就不允许我们对它作出这样的估价。这部书是１９１５－１９１７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的三部分讲稿。头两部分假定听讲者绝对没有这门学科的知识。演讲的风度表明是对这门学问的引论。但在第三期的演讲中，弗洛伊德教授无疑地认为听众已经通过他们的研究，扩大了阅读的范围，决定不再把他们仅仅当作初学，因而放手讨论更专门和更困难的课题——神经病的精神分析了。结果，此书的下半部比上半部远较高深，老实说，这是有好处的，作者可以在这里或那里，传授他的有关深奥问题的最后的结论。因此，精神分析的学者，无论他如何高明，都可以从此书中学到许多东西。
我们也必须注意此书对于精神分析与在这里没有讲到的其他人文科学的广泛关系，却没有作过充分的论述。除了分散在这页或那页上的若干提示以外，对于精神分析在社会学、种族发展研究、尤其是正常人心理学上的应用的范围，却很少讲到。此书基本上限于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和梦及神经病的三项专题，他选取了这些专题用以为达到作者目的的最适宜的题材——给学生介绍精神分析。
此书的美国译本已早出版了，但除了笔调上的缺点以外，译文中还含有许多严重的错误，例如有一节说幻念不受影响，翻译成这样的句子，似乎意味着弗洛伊德认为强迫观念是不可治之症——因此，我们决定另出版一个译本。里维埃夫人慎重将事，得到了贝恩斯女士第二部分十一讲草稿的帮助，译成了全书。我把译文和原著进行了比较，同弗洛伊德教授和里维埃夫人讨论了疑难之点。里维埃夫人的英译本将会令读者满意：我敢保证它是忠实的。
欧内斯特·琼斯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
《精神分析引论》 (德)弗洛伊德 世界文化
译序
我在抗战前曾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的英译本译成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１９３０年出版。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神经病的方法，也是一种研究心理功能的技术，以后形成一种心理学的理论，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派，对心理学、医学、人类学乃至史学、文学艺术和哲学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是维也纳犹太籍的神经病医生。他于１８５６年５月６日生于摩拉维亚现属捷克，四岁时随同父母移居维也纳，在维也纳度过了八十个年头。他幼时聪慧。１８７３年考入维也纳大学学医，从事他所感兴趣的科学研究。１８７６年，他在布吕克教授指导下当助理研究员，１８８１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次年，他即和神经病医生布洛伊尔合作。布洛伊尔的年龄比弗洛伊德大十四岁，他也是布吕克的弟子。布吕克和路德维希、杜布瓦－莱蒙及赫尔姆霍茨志同道合，结成联盟，反对活力论，认为“有机体内除一般物理化学的力在起作用外别无其他的力”。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在布吕克门下，受了物理主义的生理学训练，承认“心理学是有关中枢神经系统的研究，心能就是由大脑细胞所供应的物理能”。
布洛伊尔曾用催眠法治疗一个癔病的女病人安娜。这个病人在许多症候之中，还有一个特殊症候，就是有长达六个星期的时间在干渴得无法忍受时，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状态中，她诉述自己童年时，如何走进她不喜欢的女家庭教师的房间，看见她的狗从玻璃杯内喝水，引起了她的厌恶，但由于受尊敬师长的传统影响，只好默不作声。她在催眠中，恢复了她对这个往事的回忆，尽量发泄了她的愤怒情绪，此后她不能喝水的怪病才消失。这种治疗主要是通过谈话或暗示进行的，所以弗洛伊德称之为谈疗法，是他后来发展的精神分析法的基础。
他对这个疗效的解释是以布吕克的物理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以为人的心理活动有赖于神经系统所供应的物理能。物理能的水平过高时，就需要释放或宣泄，从而促成了神经病的消失。所以弗洛伊德在行医的初期是支持神经病的物理或生理的病因说的。
但是弗洛伊德面对这个疗效，也感觉到身心关系的微妙。由于他受过布吕克的物理主义的教育，所以不立即转入心身交感论，而仅仅主张心身平行论。他说，“神经系统的生理过程的链条不会与心理过程造成因果的关系。”“因此，心理是与生理平行的一种过程。”他认为心物在本质上是不同类的，所以他认为把这一种过程译成他种过程乃是逻辑上的错误。但据弗洛伊德传记的作者琼斯的分析，弗洛伊德并没有彻底坚持平行论，有时也会说身体或性的变化产生了焦虑，或一种情绪导致了手脚的瘫痪。
１８８５至１８８６年间，弗洛伊德就学于法国神经病医生沙可。沙可用催眠法，有时消除了这些症候，有时引起了癔病的症候，因此，弗洛伊德以为治疗身体的症候可以通过观念传递而奏效。他后来又赴南锡，观察了李厄保和伯恩海姆的催眠治疗术。这些法国医生与同时代的德国医生不同，他们不坚持大脑解剖的观点，承认心理病理学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弗洛伊德由于受了法国的影响，同时根据他自己的临床经验，逐渐从生理的病因说走向心理的病因说或心理动力说thepsycho－dynamichypothesis，以为神经病起源于心理内部动机的矛盾。
弗洛伊德在生理病因说的指导下，曾于１８８６年试用过电流疗法、水疗法、按摩法治疗神经病，但疗效并不显著。在心理病因说指导下，他于１８８７年采用从沙可那里学来的暗示疗法，认为这个方法很好，时间也较为经济，但疗效难以持久，常有反复。因此，他乃创制精神分析法，也就是自由联想法，于１８９２年开始运用。他由于坚持赫尔姆霍茨学派的准则，不相信自由意志说而坚持他的所谓决定论，以为任何联想都不是无因而至的，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此，通过病者的自由联想就可以挖掘出深埋在病者心理最底层的动机或欲望，也就是所谓潜意识的欲望。原来，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历程分为三层，上层为意识，中层为前意识，底层为潜意识，构成了他的深度心理学thedepthpsychology。他以为一个观念的意识是转瞬即逝的，但是消逝了的观念有需要时可以再成为意识的，这便叫做前意识。至于潜意识的观念是遭受过压抑而被摒斥于意识领域之外的，现在如果要它重复进入意识，就为病者所拒绝了。所以弗洛伊德以为抵抗和压抑是同一历程的两面。精神分析的目的就在于克服这个抵抗，把潜意识的欲望化为意识，治疗就可以奏效了，然而这个抵抗是不容易制服的，需要精神分析家的高度技巧。
被压抑的欲望是什么性质的欲望呢？弗洛伊德以为主要是性的欲望；性的扰乱是神经病的根本原因。他于１８９６年出版了《癔病的病因学》，提出了诱引说theseductiontheory，以为儿童幼时天真，并无性的冲动，只因受了成人的诱引，导致了这种冲动的产生。到了１８９６年后期和１８９７年上半期，弗洛伊德开始对诱引说发生怀疑。１８９７年夏季，他进行了艰苦的自我分析，发现了他自己幼时对母亲的里比多欲和对父亲的敌视，这就是所谓伊谛普斯情结。于是他放弃了诱引说，而承认儿童期的性生活，不过弗洛伊德的“性”不是专指生殖的或(禁止)官的快感，而是指一切敏感区的快感。
由于布洛伊尔不同意弗洛伊德关于性的观点，弗洛伊德便改以弗利斯为志同道合的好友。他把自己放弃诱引说和发现伊谛普斯情结的秘密写信告诉弗利斯。弗利斯对性问题的研究有较浓厚的兴趣。他于１８９７年发表他的处女作，提出了一种新的并发症，叫做鼻反应神经症，包括头痛、神经痛及循环、呼吸、消化等内脏器官的扰乱。他的研究有两点特别引起了弗洛伊德的兴趣。“１.他认为鼻粘膜与(禁止)官活动有特殊的关系，因为在性兴奋中，鼻粘膜有时有充血现象。２.他从妇女行经的事实揣测两性的生命活动都隐含有周期性。”弗利斯于１８８７年来到了维也纳，通过布洛伊尔的介绍，听弗洛伊德的神经学课。他在此后六年，便经常与弗洛伊德通信。弗洛伊德给他的信函、卡片、摘记计共２８４件，其中有１６８件构成了题为《精神分析的起源》的论文。
弗洛伊德在性的问题上，虽然得到了弗利斯的支持，但阿德勒和荣格继布洛伊尔之后都因反对性的病源学，背弃了弗洛伊德的教义。阿德勒于１９１１年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分裂出来，另创个体心理学；荣格于１９１５年，继阿德勒之后脱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树立起分析心理学的旗帜。
但是弗洛伊德那时却已驰名国外了。１９０９年，美国克拉克大学二十周年校庆，校长斯坦利·荷尔邀请他前往参加，并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会见了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如詹姆士、卡特尔、铁钦纳等人。他在该校的演讲分五次进行，题名《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发展》，由蔡斯译成英文出版，后并译成几种文字，中译本于二十年代发表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弗洛伊德是多产的学者，他的著作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新的精神分析学会在欧洲大城市中纷纷建立起来。荷兰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协会以及英国心理学会都邀请他为名誉会员。总之，在１９１９至１９３９年间，他的名誉达到了最高峰。
但是他的晚年生活是苦难重重的。他于１９２３年发现患了口腔癌。希特勒当权时大肆反犹，１９３８年侵占了奥地利，弗洛伊德被迫离开了维也纳，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１日死于英国。
弗洛伊德的声誉之隆，影响之大，在心理学家中是罕见的。他对心理学的主要贡献是关于人类动机的研究，或者如波林所指出的，“动力心理学的重要来源当然是弗洛伊德”。众所周知，冯特及其弟子的实验心理学，继承了联想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的传统，从事感知觉的研究，重视意识的内省分析，对于人的行为及其动力或动机的分析是比较忽视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对传统的实验心理学起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欢迎。
美国心理学史专家舒尔茨在他的《现代心理学史》１９８１年新版中，在强调了弗洛伊德的某些概念被纳入现代心理学的主流以后，并指出，“弗洛伊德对一般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访问克拉克大学以后，他的体系的冲击力立即为人所感受到了。巴亢说过，１９１０年后，美国报刊载满了弗洛伊德的论文，１９２０年后，美国出版了两百部以上的书籍，论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所以弗洛伊德在美国是很出名的。
但是弗洛伊德究竟是治疗神经病的医生而不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心理实验家。他所根据的材料不是通过实验控制的方法而取得的。他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神经病时，谁也不能保证病者的报告不是揣摩医生的要求，符合医生的愿望而作出的。所以弗洛伊德搜集材料的方法受到了心理学家的批评。
弗洛伊德在理论上也不无困难。首先是潜意识问题。据定义，潜意识是有异于前意识的无意识。前意识有可能重新进入意识，至于潜意识则是不准侵入意识的。弗洛伊德重视潜意识，就相应地轻视意识。有人认为心理的就是意识的，意识的就是心理的。弗洛伊德说，不对，这个公式不能成立。因为“意识不是心理的实质，而只是心理的一个属性，一个不稳定的属性，因为它是旋即消失的，消失的时间远较长于存在的时间。”
当然，对于心理等于意识这个公式，我们也是不同意的；我们也认为心理历程应包括意识和无意识。但是心理的实质却恰恰是意识而不是无意识，更不是潜意识。弗洛伊德也知道贬低意识的地位是不得人心的。所以他说，“但这决不意味着，对我们说来，意识的属性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它仍然是唯一的光线，照亮了我们通向心理生活奥秘的道路。也就由于我们的发现的特殊性，我们在心理学内的科学研究就是要将潜意识历程译成意识历程，从而填补了意识知觉的空白……。”弗洛伊德的这个自白表明意识只有一种功能，那就是用以发见潜意识奥秘的唯一探照灯，而潜意识心理学的研究则反过来给意识的知觉填补空白。这还不是贬低意识的价值吗？他可不知道“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人类之所以有今天光明灿烂的世界就因为有意识和社会实践，而弗洛伊德则是把潜意识“片面地、夸大地、过分地发展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并且他的决定论，尤其是认为人的一切行动都决定于潜意识的欲望，显然是陷入了反理性主义的错误。
第二是泛性论问题。如果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说贬低了意识的作用，他的泛性论便将人降级为一般动物，抹煞了人的本质特征。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曾经指出，它“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这些关系之中，生产关系尤其对人的心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弗洛伊德则是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甚至抹煞了社会文化或社会历史条件的重要性。他宁愿采取生物学的观点，仅仅将他的理论建立在生物学的事实的基础之上，以为生物有自存和存种两种目的，因此，“将本能分为两大类，使相当于人类两大需要——即饥和爱，”而他则尤其重视爱或性。他说，“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乃介入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于精神分析之内。前者包举个体的生存、延续及发展，后者包括幼稚的及倒错的性生活。”如果人类只有与饥及爱两大需要相应的自存和传种两种本能，那么人类和其他动物还有什么差别呢？所以弗洛伊德的出发点是十分错误的，无怪布洛伊尔、阿德勒和荣格都在性的问题上与弗洛伊德发生了分歧。
我们还可以焦虑神经病为例，进一步说明弗洛伊德的性的病因论的困难。弗洛伊德以为被阻抑的性欲和病态的焦虑有内在的联系。早在１９１１年，琼斯就已经自称“对生理的性的紧张状态转化为焦虑的学说在生物学上的确当性提出过疑问”，他以为应当说焦虑是一个特殊本能的情绪，而这个本能则为防御本能，是由内部产生的压力的刺激所引起的。所以琼斯否定了焦虑神经病的性的病因论。
弗洛伊德对五岁男童汉斯惊悸病的性的解释，我在１９３０年《精神分析引论》旧译本的译序中也曾提出过批评的意见，以为汉斯对于其母进行性的窥探都是由于受了其父暗示的结果。《７３－７４ 年心理学》的编著者也说，“汉斯同母亲一起，当驾马车的马失足跌伤时，他大吃一惊。依据弗洛伊德的解释，这个意外事件只是汉斯惊悸病的突发原因或最近原因。他以为真正的原因则是小汉斯在伊谛普斯时期中所显而易见的内心的矛盾。”可是“批评家指出汉斯父子之间的对话，父亲发问的暗示性的问题，显然是由于他研究精神分析的结果而带有先入为主的期望的意味。”所以汉斯的惊悸不是由于伊谛普斯情结作祟，而是他的父亲的不良教育的结果。
第三是关于死本能问题。弗洛伊德的动力心理学开始时是以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的矛盾为支柱的。潜意识欲望企图侵入意识或前意识，而意识或前意识的检查员则严格把关，不准这些想入非非的欲望擅自进入。这个检查员就是自我或自我理想。
这个自我理想后来被弗洛伊德发展为超我，而性的欲望则归属于一个实体叫做伊底。因此，弗洛伊德乃于意识、前意识、潜意识的三分法之外，复有超我、自我和伊底的三分法。这后一种三分法是性与自我对立说的延续和发展。但是这个对立由于弗洛伊德提出死本能而被否定了。
弗洛伊德的死亡学Thanatology，自１９００年开始就在他的思想中萌了芽，到１９２０年，他发表了《超越唯乐原则以外》Beyond thePleasure Principle，提出了死本能的概念。他说，“死亡以死本能的形式，成为一种消灭生命的势力，而所有生命的目标都表现于死亡。”后来他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又以生物学观点，将本能区分为性本能及攻击本能。他说，“我们以为本能有不同的两类，即最广义的性本能可称之为Eros‘食色’本能及以破坏为目的的攻击本能。”弗洛伊德在提出攻击本能之后，便先发制人地以性恶论的理由堵塞性善论者之口。他指出，“历史的事实及我们的经验……都证明人性本善的信仰只是一种错觉……因为我们主张人有攻击破坏的特殊本能之说不是因受历史教训和我们自己的经验的影响，而是由于估计到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现象的重要。”而就被虐待狂现象看来，“就可见它有以自我破坏为目的的一种趋势。”我们也许认为这个趋势尽管见于被虐待狂者，但决不是正常人的心理。但是弗洛伊德则认为“本能的目标在欲恢复事物的较早期的状态。”这个目标被称为“复旧的强迫性”repetitioncom－pulsion。他说，“假定远在往古，生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起源于无生物，那么，据我们的假设，那时便有一种本能要以毁灭生命而重返于无机形态为目的。又假定我们所称的自我破坏的冲动起源于这个本能，那么这个冲动便可被视为任何生命历程所不能缺乏的一种死本能的表现。”所以他相信本能可分两类：食色本能要将生命的物质合成较大的统一体，而死本能则要将生命的物质重复返于无机的状态。
这个生和死的关系问题也曾受到恩格斯的注意。恩格斯说，“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生就意味着死。”
但是恩格斯的生死观与弗洛伊德的生死观是无法相比的。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生命进行了分析，以为有机体的解体过程“必然一步一步地产生更加无生气、更加接近于无机界的产物，这些产物愈来愈不适于在有机界中加以利用了”，就是说，根据自然规律最后必然是整个走向死亡，所以“生就意味着死”。
至于弗洛伊德则不仅就事论事，更提出了死本能，似乎人有毁灭自己的生命的本能要求。他以为伊底是没有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一味追求快乐。它的生活原则是唯乐原则。自我尊重现实，遵照现实原则办事，限制或压抑了伊底的要求。弗洛伊德虽然主张唯乐原则应服从唯实原则，但仍主张人生以求乐为止，要达到无矛盾境界，或者如赫克特所说的，“与母亲在性的方面合为一体，或安息于她的怀抱之内，或最终到达了死的城堡，子宫内的毫无紧张的涅槃境界。”这是完全否定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主张生不如死，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集体自杀提供了理论根据。
同时还必须指出，精神分析体系原来是以自我或超我与潜意识欲望的矛盾为基础的。弗洛伊德对过失和梦及神经病的解释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现在提出了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矛盾将如何与他原来的体系协调呢？而且本来对立的性与自我，现在却合成了食色本能，包括了性和自我。纳克特用法文发表了“死本能或生本能呢？”一文认为“死本能概念可以取消，因为它与矛盾及攻击的两个重要概念发生了冲突。事实上，如果死本能存在，那么矛盾从头就是属于心理内部的，而不是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的内化的表示。……所以死本能说是与伊底和以得到超我支持的自我之间的矛盾说不相协调的。死本能如果存在，那么唯乐原则与唯实原则的矛盾也会失去了意义，分析也不起作用，因为分析是不能解决生命内部的矛盾的。”正因为死本能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困难，所以弗洛伊德不得不修订他的学说，于是不仅被压抑的欲望是潜意识的，压抑的自我和超我也半属无意识的。早期的弗洛伊德与晚期的弗洛伊德发生了分歧。
第四是对文化的态度问题。弗洛伊德对文化的态度也是大可訾议的。他的《文化及对文化的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的英文译本刊行于１９３０年。在这部著作里，他对唯乐原则的重视尤较胜于唯实原则。他问，人生有什么目的呢？他的答复是“寻求幸福：他们要得到幸福，而且要永保多福”。他以为这个追求的目的，一方面在消除痛苦和不适，另一方面在体验高度的快乐。很明显，这是继承了英国功利主义者的唯乐说hedonism的传统。
同时，弗洛伊德认为文化的成就要用人类幸福的程度予以测量。他曾列举现代文化辉煌成绩。例如他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为了人的福利开发土地，征服自然，我们就承认这个国家具有高度助文明。“在这样的国家内，凡是河流有倾覆河岸的危险都受到了限制，流水由运河导向需要的区域。土壤勤加耕耘，栽植适宜的植物；矿产资源深入挖掘，制成合用的器具。交通工具迅速可靠；毒虫野兽已被消灭；家畜驯化工作兴旺发达。”此外如林园的布置、清洁卫生的设备、学术、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的成就以及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善等都是高度文明的标志。但是弗洛伊德以为我们不可能因此“忽视文化的建立有赖于满足本能的牺性的程度和文化的存在有赖于强烈的本能要求的不满足克的制、压抑或其他为先决条件的程度”。
依照弗洛伊德的这个逻辑，似乎文明的进步不能增进入的快乐，反而增进他的痛苦。他于晚期在性本能外，增加了死本能，而死本能的表现则为攻击。不论性或攻击的冲动，在正常的文明社会里都要受到克制或压抑，不能肆无忌惮地要求满足，特别象伊谛普斯情结尤其是大逆不道的。恩格斯说，“如果说家庭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在于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交关系，那末，第三个进步就在于对于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这种关系。”这个排除的范围随着文明的进展而日益扩大，结果形成了今天的一夫一妻创。但是弗洛伊德认为“爱与文化的利益相反，文化的严酷的限制威胁着爱。”他说，“就性已成熟的人们而言，对象选择限于异性，凡属生殖以外的满足多作为反常而被禁止的。……这些限制的措施可能把有正常的性能力者的性兴趣纳入合法的轨道而不受干扰。但是可以许可的异性爱情的唯一出路还要受法律和一夫一妻制的进一步的限制。”很明显，弗洛伊德对文明的不满主要是由于他认为这种限制会给人带来不快乐的结果，不如复归于野蛮时期。他说，依照他所提出的观点，“我们的痛苦要由我们的所谓文明负责，如果我们背弃了它，复返于原始的情境，我们将远较幸福了”。
弗洛伊德对文明的不满很容易使人误会他的为人，以为他是性生活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人。舒尔茨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弗洛伊德虽然这样热烈地强调性在我们情绪生活中的作用，但是他个人对于性坚持一种极端否定的态度。他一贯地道及性的危险，甚至对非神经病者来说也是这样，他劝告人们必须努力克服一般动物的需要。他说，性的行动是会使人堕落的；会污损精神和(禁止)的。１８９７年，他四十一岁时，他本人自称已完全没有性的活动了。”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第三编第二十七讲中也说，他希望病人“能在性的放纵和无条件的禁欲之间选取道中的解决”。他说，“你们就不能假定，要解释精神分析的疗效，一定是由于允许病人实行放纵的性生活了。”
所以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弗洛伊德。他“不是改良家，而只是观察家”，或治疗神经病的医生。他在观察成治疗时，发见病人的本能欲望受了不适当的压抑而成病，因此，他认为人世间的道德律所要求于人的有关性的牺牲往往超出了必要的程度，因而他相应地把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以致造成理论上的乖谬。
这个译本的修订是与孙名之同志合作的。骆大森、宋月丽、张权五、项宗萍四同志助编边码，特于此敬致谢意。
高觉敷
１９８３年６月１９日
第一讲 绪论
我不知道诸位从阅读或传闻中可能已经获得了有关精神分析的哪些知识。不过我的讲题是“精神分析引论”，顾名思义，我不得不假定诸位对于本题一无所知，要我来从头讲起。
至少，有一件事，我可以假定诸位是知道的——那就是：精神分析是神经错乱症的一种治疗法。这个方法和其它医药的方法不仅不同，而且常常相反。通常要使病人受一种新法的治疗时，医生往往夸张这种方法的轻便，好使病人相信它的效力。在我看来，这个办法很对，我们可以因此增加疗效。但是要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神经病患者的时候，我们的手续可就不同了。我们要告诉他这个方法如何困难，如何需要长久的时间，如何需要他本人的努力和牺牲；至于疗效如何，我们告诉他不敢预定，一切成功都靠他自己的努力、了解、适应和忍耐。我们所以要采用这种似乎反常的态度，当然有其充分的理由，这种理由诸位以后自然会了解的。
请原谅我在讲演一开始，就象对待神经病患者那样来对待诸位，我要劝诸位下一次不要再来听讲了。我要告诉诸位，我只能给你们以关于精神分析的一点不完全的知识，而且你们也很不容易对于精神分析形成一种独立的判断。因为你们的教育，你们的思想习惯，迫使你们反对精神分析，你们必须先在心内费很大的劲，才可克服这种本能的抵抗力。我的演讲究竟能使你们对精神分析有多少了解，那自然不能预言；但是我至少要告诉你们，你们在听讲之后，不可能学会如何进行精神分析的研究，也不可能实施精神分析的治疗。并且，你们如果有人不以肤浅的了解为满足，而却要和精神分析法建立永久的关系，则我不仅不加以鼓励，而且实际上还要予以警告。因为就现在来说，如果选择了这个职业，那么他在学术上成功的机会将被剥夺，而且当他正式开业时，会发现全社会都不能了解他的目的和意向，对他敌视，让一切隐藏的罪恶冲动都向他发泄出来。你从目前欧洲战争的流毒，也许可以推知他要应付的麻烦问题一定是无法计算的。
然而，一种新知识常常足以使有些人受到吸引，而不顾一切。你们如果有人虽然受到警告，而第二次仍来听讲，那当然不胜欢迎。但是你们都有权利知道我所要指出的精神分析的内在的困难。
第一是精神分析的教学和说明的问题。你们作医学研究时，惯于用眼睛，你们看见解剖的标本，化学反应的沉淀物，神经受刺激后所有肌肉的收缩。后来，你们和病人接触了，你们使用感官去了解病人的症状，观察病理作用的结果，有时还可以分析致病的原因。就外科方面说，你们可亲眼看见治病的手术，而且自己也可尝试。甚至就精神病疗法而言，病人的症象，异常的表现、语言和行为提供了一系列的现象，在你们心里留有深刻的印象。所以医学教授大半是作说明和指导工作，好象引导你们游览博物馆，而你们则因此可以和所观察的对象发生直接的关系，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可以确信新事实的存在。
但是不幸得很，精神分析就不同了，在精神分析的治疗时，除医生同病人谈话之外，别无其他。病人说出他的以往的经验，目前的印象，诉苦，并表示他的愿望和情绪。医生则只有静听，设法引导病人的思路，迫使他注意某些方面，给他一些解释，观察他因此而引起的赞许或否认的反应。病人的亲戚朋友只对于他们所看见的、接触的，或如在电影中所看到的那种动作才会相信，现在听说“谈话可以治病”便无不表示怀疑了。他们的理由当然是矛盾的，不合逻辑的。因为他们同时也相信神经病患者的病痛，纯粹是由想象而来的。说话和巫术最初本来是同一ma事，在今天，我们用话语可使人快乐，也可使人失望。教员用话语向学生传授知识，演说者用话语感动听众，左右他们的判断。话语可以引起情绪，我们常用以为互相感应的工具。所以我们不要看轻心理治疗的谈话。你们如果听到精神分析者和病人的通话，也应当感到满足了。
但是听到通话也难办到；因为分析时的对话是不许旁听的；它的进程也不能公之于众。当然，我们在讲精神病学时，可以向学生介绍神经衰弱的或癔病的患者，但病人只会叙述自己的病情和症状，而不会涉及其他。只有在对医生有特别感情的情况下，才肯畅谈，借以满足分析的需要。假若有一个与他无关的第三者在场，他就又沉默无言了。因为分析时所要说的，都是他们的秘密思想和情感，非但不愿告人，连对他自己也是要设法隐藏的。
所以精神分析的治疗，你们就不能参观了，你们如果要学精神分析，就只好凭借传闻。这种间接的知识使你们对于精神分析这个问题要形成自己的判断极感困难。因此，你们要基本上相信报告人的可靠。
现在暂且假定你们正在听讲历史，而不是在听讲精神病学，又假定讲师是在讲亚历山大大帝的传略和成功。他所告诉你们的，你们有什么理由信以为真呢？就情形讲，其事迹之不可靠似乎更甚于精神病学，因为历史教授和你们一样，也未曾参加过亚历山大的战事；至于精神分析者至少可以告诉你们他自己所曾参与过的事实。但是历史家究竟有什么证据作基础呢？他可以叫你们参考迪奥多罗斯、普鲁塔克、阿利安等人的记载，他们都和亚历山大同时，或比他稍后。他又可请你们在庞贝看他所保存的亚历山大的石像和钱币，展示伊索斯战争的嵌画的照片。但是严格地说，这些证物仅足证明古人已相信亚历山大的存在和他的战功的真确。你们的批判可能又开始了。你们也许觉得关于亚历山大的记载不尽可信，有些细节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但是当你们离开教室的时候，我敢说你们决不至于对亚历山大的存在有所怀疑。为什么呢？第一，教师决不至于将自己所怀疑的史实硬要你们相信，因为这对于他是没有好处的；第二，古来史学家对于这些史实的记载，很少有抵触矛盾的地方。你们万一要怀疑他们的记载，你们便可用两种测验：第一，看他们是否有可能作伪的动机，第二，看他们的记载是否一致。这种测验的结果，便可知道亚历山大确是无可怀疑的，至于摩西和尼罗特则可能差一点。到后来，你们便可知道精神分析究竟有什么可以怀疑之处了。
你们现在有权利提出下面的问题：如果精神分析既没有客观的证据，又没有公开参观的可能，那么如何去研究它，并相信它的真实呢？研究精神分析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现在对它有深入研究的人也寥寥可数；但是要学也仍是有门路可走的。自我的人格的研究，可以成为精神分析的入门。所谓“自我研究”并不完全就是内省，不过因为没有较好的名词，才这样来描述它的。如果你们已经有了一些自我分析的知识，便有许多普通的心理现象可用来作为这种自我分析的材料。这样你们便可以相信精神分析所描写的决不是欺人之谈，虽然这方面的进步也不无限制；如果你们想要学得更好，可以让自己亲自来接受精于此道者的分析，可以利用机会去观察分析者技艺的微妙之处。这个学习法虽然很好，但只能用之于个人，而不能用之于全班。
关于精神分析的第二种困难，并不是它本身固有的，而是你们受了医学研究的影响以后才有的。你们因受过医学训练而养成的一种心理态度，和精神分析的态度大不相同。你们常将机体的机能和失调，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之上，用物理化学来加以说明，用生物学的观点作进一层的解释，而从来不稍稍注意于精神方面的生活，不知道精神生活是复杂的有机体最后发展的结晶。因此，你们对精神分析的观点是生疏的，你们常怀疑它，否认它有科学的价值，而把它留给诗人，哲学家，玄学家和一般人。你们的这种缺陷使你们不能成为良好的医生；因为治疗病人，最先接触到的就是病人的精神生活，你们本来轻视那些江湖术士和巫师，可是因为你们忽略了精神生活，你们便恐怕不得不让术士巫师们收到一部分治疗之效了。
你们以往教育的这一缺陷，我知道是情有可原的。你们在学校里没有一种附属的哲学科目可以作医学的帮助。无论是思辨哲学或叙述性的心理学，或是和感官生理学联带研究的所谓实验心理学，都不能帮助你们懂得心身的关系，或了解精神生活的失调。医学上固然有一种精神病学专讲各种精神失调，汇集为种种临床图书，但就是连精神病学者本人也怀疑他们的这些纯粹描述的公式是否够得上称为科学。这些图画所表现的症状究竟如何发生，如何组成，如何联系，都是个未知数：它们或者是与脑子里的变动联系不上，或者虽能联系，却无法解释。只是当这些精神失常已被断定为机体疾病的间接结果之后，才有治疗的可能。这个缺陷就是精神分析所要补填的。精神分析法要供给精神病学以心理的基础，要求得到一种共同的理由来解释身体和精神的病扰。要达到这个目的，便不得不放弃种种成见，无论它们是解剖方面的，化学的或是生理的，而彻底应用纯粹的心理学的概念。这在你们看来，开始时是会感到奇怪的。
其次还有一种困难，并不是由于你们的教育或你们的心理态度而引起的。精神分析有两个信条最足以触怒全人类：其一是它和他们的理性的成见相反；其二则是和他们的道德的或美育的成见相冲突。这些成见是不可轻视的，它们都是人类进化所应有的副产物，是极有势力的，它们有情绪的力量作基础，所以要打破它们，确是难事。
精神分析的第一个令人不快的命题是：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至于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前常以为心理的就是意识的。意识好象正是心理生活的特征，而心理学则被认为是研究意识内容的科学。这种看法是如此明显，任何反对都会被认为是胡闹。然而精神分析却不得不和这个成见相抵触，不得不否认“心理的即意识的”说法。精神分析以为心灵包含有感情、思想、欲望等等作用，而思想和欲望都可以是潜意识的。但是精神分析因为有了这个主张，一开始便失去了那些清醒的有科学头脑者的同情，而被怀疑为荒谬捣鬼的巫术。我为什么指“心理的即意识的”之说为偏见呢，你们当然不易了解，而潜意识如果真正存在，人类进化过程究竟要到那一个时期才能否认它，或者这种否认究竟有什么好处，那也是你们所不能揣测的。于是心理生活是否和意识同范围或超出于意识的范围之外，这种争辩也就象是文字之争而无关实际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对于潜意识的心理过程的承认，乃是对人类和科学别开生面的新观点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现在我要叙述精神分析的第二个命题了；你很难猜想第一个命题和第二个命题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密切。第二个命题也是精神分析的创见之一，认为性的冲动，广义的和狭义的，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这是前人所没有意识到的。更有甚者，我们认为这些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由我看来，精神分析法所以引起大家的敌视，这个结论是主要的原因。你们一定是想要知道这个结论的理由的。我们相信人类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之下，曾经竭力放弃原始冲动的满足，将文化创造起来，而文化之所以不断地改造，也由于历代加入社会生活的各个人，继续地为公共利益而牺牲其本能的享乐。而其所利用的本能冲动，尤以性的本能为最重要。因此，性的精力被升华了，就是说，它舍却性的目标，而转向他种较高尚的社会的目标。但是由此而造成的组织是不大稳固的，因为性的冲动不易控制；而参与文化事业的各个人都不免有受性力反抗的危险。性力如果一旦放肆，回复到它原始的目标，社会文化就将遭受到最大的危机。所以社会不愿有人指出性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更不愿承认性本能的势力，或讨论各人性生活的重要；为了训练克制，关于性的问题，就完全避而不谈了。因此，精神分析的理论是要受到非难的，是要被视为丑恶的，不道德的，或是危险的。但是这种驳斥并不容易生效，因为精神分析的结论实可称为科学研究的客观结果；所以要驳斥得有力，就不得不有相当的理由。人类的本性喜欢把不合意的事实看作虚妄，然后毫无困难地找些理由来反对它。因此，社会宣布它所不能接受的东西为不真实的，用来源于感情冲动的一些逻辑的、具体的理由来诋毁精神分析的结果，并坚持偏见，借以抵抗我们强有力的反驳。
然而我们决不因此对这种反面的理论趋势表示退让。我们只是要承认我们苦心研究所得到的事实。我们认定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不必照顾到各人实际上的成见，不论它们是否有理。
这些是你们开始对精神分析感到兴趣时所面临的一些困难。这对初学者来说也许讲得太多了。如果你们不因此失望，我们便继续讲下去。
《精神分析引论》 (德)弗洛伊德 世界文化
第二讲 过失心理学
我们现在先从事实的观察入手，而不用假设。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选取那些经常遇见而从来没有人注意的现象。这些现象一般健康人也常有，与疾病完全无关。我所要说的就是大家所常犯的过失。譬如，你想要说一件事，却用错了词〔这就叫做“舌误”slip of the tongue〕；又如写字也有类似的错误〔这就叫做“笔误”slip of the pen〕，笔误可以看出，也可能被忽视；又如读书念错了字〔这就叫做“读误”misreading〕；又如听官本没有病，可是听错人家所说的话。还有一组过失是由于暂时的、虽不是永久的遗忘所致，譬如一个人记不起他所熟悉的见面便认识的人的名字；又如一个人忘记去做一件他所要做的事，到后来可又记起来了，可见他只是暂时地遗忘。此外另有一种过失并没有这种暂时性，例如放错了物件以致后来找不到了。这也是遗忘的一种，可是略异于普通的遗忘；因为我们对于这种遗忘，感到惊异懊恼而不能理解。还有某些过失，虽也有暂时性，却可与此同类，譬如有人始终知道某事不确，有时却信以为真。诸如此类的现象，还有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