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理论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是半通，那末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在理论领域中，在直到现在被称为哲学的领域中，事实上也同样是半通。"②
何博传在自然科学方面是那么的糟糕，必然要导致他在哲学方面是一个"半桶水响叮当"，而这又要导致他在研究具体的理论当中必然要乱讲"醉话"。
我们再来看"何文"的最后一个小段第13自然段，该段是何博传大讲"醉话"的继续。何博传说："我认为做人要足够谦虚。"这只不过是一个伪君子的虚情假意的堂皇之辞。如果何博传稍微懂得点做人应该谦虚的道理，那他就不会发表出如此众多的外行话来了。而何博传说："做学问却要有点狂妄"。就只能说是"七窍通了六窍"的胡话！
要知道，学问不是个人的私人财产，它乃是属于大众所共有的财富。因此，做学问一定要严谨，不能狂妄，更来不得半点虚假。无论是谁，他所做出的学问都必须对大众负责！众所周知，狂妄的学问将引导人们进行狂妄的行动，也就要受到大自然狂妄的报复！人们在这方面吃过的苦头难道还不够多吗？当然，有人会说何博传要表达的意思是做学问应该有胆有识，要做一个不畏权威、敢于突破禁锢的革命者。可是革命者与狂想者毕竟是完全两样的概念，它们的判别标准也完全不相同。关于对革命者与狂想者的分辨，请大家参阅〔美〕拉德纳著，安宝明、张松林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科学与谬误》一书便知分晓，这里不作多述。
显然，像何博传这样的浆糊思想怎么可能作得出正确的判断呢？何博传说我"只可惜，狂气稍有点超出做学问的范围"的评语，实际上就不过用的是他自己的"尷尬程度"与"嫉恨程度"之和来作为判断标准。何博传在该小段文字中还装模作样的说："这封信写得十分认真，且充满善意，我是很感谢的。"此话就只有三分之一是真话，即我写给他的信确实是写得很和善的，因为写此信时我正以为何博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尽管他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只要指出来纠正后就很好了。而我的这封信写得一点也不认真，随便想了一下，提起笔来一气就写出了3000字，写完后也没有认真检查和修改。否则，何博传还能继续在"领导决策问题"这句话上耍诡辩吗？好在我写给何博传的两封信都留有复印稿，尚可核查对证。至于何博传说出的感激话，则是连"鬼"都不会相信，否则何博传在该段结尾写出那段话又算是什么意思？坦明说，何博传写的这段文字也很成问题，人们读后不知所云，究竟是说自己，还是在说别人"夜郎自大"？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将这句话理解为："这封信来自贵阳，当何博传读完之后，不管（自己）怎样不愿意，除了（自己）'夜郎自大'（外），一时真还想不出更好的用语（来）"。就是这样的表达能力，何博传自己不害臊，别人也要为他感到脸红了。
"何文"的两个主要大段到此就评析完了。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清楚，就是何博传在文章末尾写的那一小段"画龙点睛"的文字虽然模棱两可，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该篇文章的用心推知他所说的"夜郎自大"的对象并不是自己。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何文"标题上得到启发。然而，必须指出，"何文"的这个标题是根本要不得的！这不是在劝进，而是在劝退，或者就是在绕圈子骂人。何博传自以为了不起，名声大，于是就敢目空一切，搬石头打天！而这也正好暴露出何博传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可悲的"小人"而已。培根在"论称赞"中曾经这样写道：
而假如献谄者具有更大的胆量，他甚至敢公然称颂你内心中深以为耻的弱点，把你的最大弱点说成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愚笨说成最高的智慧，以"麻木你的知觉"。…… 有的称赞比咒骂还恶毒，这就是那种煽动别人嫉恨你的称赞。…… 所以希腊古人说："谨防鼻上有疮却被恭维为美"。犹如我们俗话常说的"舌上生疮，谨防说谎"一样。③
我们且不说"夜郎自大"是不是贵州的"特产"，在善意的劝进文章中，无论说谁"不必怕'夜郎自大'"都是不能容忍的"犯规动作"。正如我自己也不是贵州最地道的本地人，但我也不能允许何博传这么胡说八道，鼓惑人心！
采用诡辩方式，我们完全可以在"何文"的标题后面再添上"的何博传"四个字，标题就变成了"贵州不必怕'夜郎自大'的何博传"，意思就完全不同了。但这种主观臆断的诡辩属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并不可取。尤其是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鼓励人们玩"花路子"的"小聪明"，那样做只会损害人们的良好心理素质。而且，我们也不必为这位何博传先生搞无意义的辩护。何博传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似懂非懂的狂想分子，他在这篇"贵州不必怕'夜郎自大'"的文章中，不过是尽耍了一些假聪明罢了。这里，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培根对假聪明者的描述：
冷眼看看这种人怎样算尽机关，办出一件蠢事，简直是令人好笑的。…… 有的人是那样乐于装腔作势，就如同与西塞罗交谈的那位先生一样，把一条眉毛耸上额角，另一条眉毛推到下巴说："我并不是生性残酷的人。"有人说话专拣伟大的词藻，对任何不了解的事物都敢果断地议论，似乎如此便可证明自己的高明。有的人藐视一切他们弄不懂的事物，以蔑视来掩盖自身的无知。还有的人对一切问题都永远表示与人不同的见解，以此来标榜自己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其实这些人正是盖留斯所说的："一种疯子，全靠诡辩来败事"。 …… 这种人总是否定多于肯定，批评多于建树。之所以如此，恰是因为建树比批评要困难得多。但是这种人，在任何事业上也是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因为他们的那种假聪明，恐怕比一个荒唐鬼还更容易误事呢！④
到此，我们已经完全看清楚了何博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底细。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何文"的第一大段"引子"时，也就不难发现何博传在文章的第1、第2自然段中，除作了一些常规的"过场表白"外，就是"不打自招"的透露了藏在自己心中的隐秘"瞧不起贵州人！"对此，我也不想为贵州人作何辩解，因为相当多的贵州人确实不怎么样。就是许多毕年多年的大学生在看了何博传的这篇文章后，都麻木不仁的给何博传唱赞歌，替何博传搞诡辩，使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主观臆断的在"何文"标题上添字，改为"贵州不必怕有'夜郎自大'的人"，并以此来沾沾自喜！其实何博传自负得很，根本就不曾打算要别人来帮忙。而这些自作多情的有知识的人们不但领悟不出"何文"的"玄妙"之处，反而去给何博传"帮忙"，真可谓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何博传才敢于采取"瞒天过海"的战术来大胆妄为的。
由此给我们的深刻感触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水平，首先别忘了要提高'知识分子'的思想素质。许多大学生，虽然有一个大学文凭可以拿出来"吓吓人"，其实这些大学生的思维分辨能力还不及一个普通工人。如果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们的素质都那么差，又怎么指望乡村农民的素质能够提高呢？而这一点也正是何博传自己未能正视的地方。
对于"何文"的第3自然段，何博传只不过是陈述了一个事实而已。我要指出的仍然是，何博传并不是研究这些问题的行家，至少目前何博传还不具有研究解决这种实际难题的能力。如果何博传真有志于这方面的研究探讨工作，那我就要奉劝何博传：必须放弃"蛤蟆功"，散掉自己身上的邪气与狂气，踏踏实实地钻研科学研究方法论，重新学习提高自己的自然科学基本常识，使自己从"蛤蟆"进化为"老虎"，那样，何博传先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中也许还会取得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何文"的全部内容评析完毕。对于"何文"最后说出的那句话："有机会，我是希望重游贵州的。"属于一般陈述句，不存在什么争议问题。虽然我们从这一句话里，可以感觉到何博传说话的口气很大，但这一句话并没有错误，在它上面"动脑筋"是要自找倒霉的！
最后，我要谈一下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本来，我并不打算写这篇文章。可是，由于有一些人拿着何博传写的文章作依据，到处发表不识好歹的奇谈怪论，故此，我也只好写了这篇文章来答复大家向我提出的质询。"杀一只'鸡'给大家参观参观吧！"果然，不出所料，许多人都很难接受这篇文章中的某些用语。尤其是某些擅长装模作样的知识分子先生，尽管他们读罢此文后再无怪话可说，可仍旧是希望我不要讽刺人。然而他们却没有看到，何博传所使用的手段又是多么险恶！如果条件允许，我不被他打入"牛棚"⑤才怪呢？对于这样的小聪明者，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同情的理由。我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大众身上的不良体现。事实上，讽刺与挖苦并不等同于就是人身攻击。俗话说："苦口良药利于身，忠言逆耳利于行！"中国知识分子十分习惯于搞一团和气，对看不惯的事，只讲事情，不敢对人，因为他们总深怕自己也遭到别人的批评！所以说，这不过是"假圣人"的虚荣心在作怪，这种虚假的一团和气并没有真正的实际价值。
记得我在刚到工厂里实习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傅曾对我说过这么一句大实话："哪一个人背后不说人，哪一个人背后不被别人说？"真正不说别人的人，要么是没有说别人的水平，要么就是一个"自身不洁"的心虚者，要么就是脱离"红尘"不想对社会负责任的伪君子。根本没有什么好值得称颂的地方！与其在背后议论，还不如光明正大的在台面上指出别人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对于被批评的人，如果别人的批评正确，而自己又能借之进行改正，那么他就能获得进步与提高。吃一堑、长一智！尤其是那些能改掉自己身上原先具有的深为耻辱行为的人，必定能获得重大的进化与收益。
我自己也曾经历过这样的进化过程，在我决心放弃"蛤蟆功"后，经过十年来的锤炼，终于创建了自己的系统理论。在此，我衷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人都来向"老虎"进化。切记：不要以为"山中无老虎，猴子就可以称大王。"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救，我们的民族也才能真正有希望！我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也就在于此处。希望受到我这篇文章剌激的人们好好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大井"里爬出来了呢？我相信，每一个真正的有识之士都会作出正确地选择的。
注释：
① 该文参阅本文付录
② 参阅《反杜林论》恩格斯著，旧序，论辩证法
③ 参阅《培根随笔选》培根著，"论称赞"
④ 参阅《培根随笔选》培根著，"论假聪明"
⑤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曾发生过一场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许多知识分子被造反派打倒后，关进关牛的地方看管。
程稳平
撰写于1989年4月
【付录】何博传先生发表在1989年3月21日第3板上的文章
贵州不必怕"夜郎自大"
何博传
刚接到张幼琪女士来函，提议要我为贵州的读者写几句话。我感到十分荣幸，得以借此机会，对贵州支持和批评《山拗上的中国》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活在南海之滨，跟许多人一样，对贵州充满误解，什么"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感到有点神秘和可怕。去年9月，有幸一游贵地，使我大开眼界。贵州人，就跟贵州的山水一样，素雅古朴，秀丽清爽，柔情脉脉，灵气楚楚。跟传说的，大不一样。
然而，贵州的落后，毕竟到处可见。这样好的人，这样好的地方，气候的优越少有可比，资源的丰富可以数出好几个全国的一二三，职工的平均工资，多年来也在河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之上，为什么人均收入却老要排在全国倒数第3位？我不明白。这里，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谈两点看法。
要解决人口政策选择的难题
世界上，有三个国家的人口跟贵州差不多，都是3000万左右。那是歌伦比亚、南非、加拿大。但他们的人均产值分别比贵州约高5倍、10倍、50余倍！也许有人说，这种比较不对，例如，人口密度差太远了（上速三国每平方公里分别为25人、23人、2人）。那么好。我们来看国内，贵州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168人，排在京、津、沪以外的全国第15位。那不是很优越？如果跟中国东部沿海或跟日本比，贵州的人口密度，只有这些地区的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实在是"稀疏"得很。
再说贵州八山一水的困难。这跟瑞士差不多。但瑞士的人均产值更比贵州约高58倍！瑞士人就在高山上搞他们的旅游和高级手表。贵州的旅游资源，我看是在瑞士之上。但贵州的旅游收入跟瑞士比，更是百未及一。贵阳的地面财产不如广州多，但贵州的地面财产，我认为是超过广东。不要说黄果树，仅一个龙门飞瀑，广东最好的旅游点不能比，一百家"中国大酒店"也不能比。这些宝贵的财富，现在远还未利用好。象高级手表之类的精密技术，以山国高丘铮铮之傲骨，以黔灵花溪幽幽之灵气，又有什么道理搞不起来呢？
当然，不可比的因素确实存在。但这里只想说明：人们的困境，主要还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去年9月，我放弃打鸡洞之油，跟三位记者去访问惠水农村。就在这次访问中，我见到了终生难忘一幕：
一户人家，女主人是已有两个女孩子的年青妈妈，刚刚又生下一个男孩。结果，方圆十几里地，成群结队前往道喜。连我们几个素不相识的路人，也被邀去参加吃大锅饭。这地方，离贵阳市只有一百多公里，人们不知广州在什么地方，民风的淳朴，至为感人，对生育的崇拜，却仍然维持着远古人类的狂热情绪。
计生政策，如果只能在人口素质高的城市、知识界中执行，却听任人口素质低的地区继续缺少节制地生育而无所作为，加上西部人才东移的令人苦恼的事实，最终会使贵州优异的人口基因严重损失，加速优质人口萎缩，低质人口膨胀的过程，实在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在人口政策上，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有效选择，特别是在生育教育方面的选择，贵州难有翻身之日可言。
不必为"夜郎自大"翻案
我非常尊敬贵州出版界的前辈梁燕先生。记得有一次，他在北京的一个座谈会上曾经提到：夜郎自大，其实是一场"冤案"。
如果作为一个典故起源的研究，这是有意义的。如果因此要为"夜郎自大"翻案，从此大家不要再用这个成语，就没有必要。其实，许多成语，早已不是原来的意思。如果要追究象"南柯一梦"、"叶公好龙"、" 愚公移山"、"黔驴技穷"之类成语的真假，更会无稽。这种情况，甚至在日常语言、科学语言上也有。例如"灵魂"，我们还不承认有灵魂；又如"电流"，电根本就没有流。但若现在要放弃或改变这些用语，一切文献都成疑难。
这里并非想作无谓之谈，贵州确实有令人不满的自大表现。如果不相信，可以翻一下《贵州社科通讯》，象《我省……的伟大成就》这类题目，几乎成了标准化，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再拿1985年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社会统计资料》来比较一下城市的情况。贵州人均生活居住用地面积（10平方米），只有全国平均数（18平方米）的55％，排在全国29个城市的倒数第3位；工业用地占建成区面积比重（8.52％）更仅达全国水平（24.8％）的34％，排在倒数第2位（只在拉萨之前）；人均道路长跟广州、上海并列倒数第一！谁看到这些资料，都会以为贵阳一定是个很小、很拥挤的城市。然而，仅以城市的面积计，贵阳（2436平方公里）竟是高居全国第六把交椅！这里，有没有一点自大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例子。近日，我收到百余封读者来信。其中有三封是批评我的，我感到特别高兴。有一封批评信件，3000字，有2600字的批评。诸如"马后炮"、"伪科学"、"方法上的错误"、"耍滑头的诡辩"、"谬论"、"不要脸的模仿"……最后说，"我就是专门研究解决办法的，……我们可以合作，取长补短"。其中，"山拗"代跋中所说"这是领导决策问题"，没有被看成是跟"问题学"对应的一门科学问题，而被说成是"发表了'解决问题是领导决策者的事'的新缪论"。
我认为做人要足够谦虚，做学问却要有点狂妄。这封信写得十分认真，且充满善意，我是很感谢的。只可惜，狂气稍有点超出做学问的范围。这封信来自贵阳，当我读完之后，不管怎样不愿意，除了"夜郎自大"，一时真还想不出更好的用语。
有机会，我是希望重游贵州的。
备注：
该文刊登在1989年3月21日的《贵州日报》第3板"社会观察家"专栏上。该文章的作者何博传，系《山拗上的中国》(贵州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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