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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翰林在仕途上如此重要，朝考和散馆当然备受瞩目。偏偏有的皇帝和权臣，拿点翰林不当回事。《明史·选举志》记载：万历二年（1574年），当时权倾朝野的张居正遇到了件不高兴的事——他的儿子会试没有通过。孩子不争气，干他人何事？然而大权在握的张居正偏要拿一班新科进士出气，“遂不选庶吉士”，断了这些人点翰林的通路。有不让入学的，就有不让毕业的。万历后期，言官王元翰曾上书皇帝，痛陈让他想要大哭一场的八件事，其中就有“庶常（庶吉士）散馆亦越常期”——到期不举行毕业考试，平白积压人才，这可如何是好啊！奏章上去，皇帝怎么说？《明史·王元翰传》记了四个字：“帝皆不省。”任你如何写，他不当回事——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清代的皇帝，比较重视朝考和散馆。但是皇帝在乎，偏有考生不在乎。乾隆朝的一位状元钱维城，受修撰，为“清书翰林”，就是学满文的庶吉士。钱维城天资聪慧，觉得满文好学，不怎么上心，结果散馆考试时竟然交了白卷。乾隆帝大怒道：钱维城难道觉得国语不值得学吗？竟然敢违抗祖制，一定要法办！军机大臣傅恒求情，说钱某汉文好，可以宽贷吧。乾隆帝给傅恒个面子，把钱维城召到保和殿阶下站立，出题考他。钱维城背靠着础石，挥毫疾书，不到一刻钟就写完了。乾隆帝惊异于他的才华，任命他为南书房供奉。钱维城后来官至户部侍郎，很受宠幸。这算“坏事变好事”的实例。当然，大部分考生对翰林官极其向往，甚至走个后门也要挤进翰林院。康熙年间，庶吉士张逸少散馆没考好，被发出去做知县，后来又升到知州。他的爸爸张玉书，时任大学士，专门上折子，请皇帝把儿子调回来。于是康熙帝授予张逸少翰林院编修职务，算是做了个人情。

翰林也有送人情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帝给参加会试考完三场的99岁山东老举人李宏道翰林院编修（正七品）衔、89岁以上彭以猷等40人翰林院检讨（从七品）衔。（《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七十八）他们这种终生学习和执着的精神，着实感人，令人敬佩！

《论语·子张》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人们往往记住“学而优则仕”， 却常常忽略“仕而优则学”。终身学习，坚持不懈，毅力可嘉，精神可敬。

文华经筵

明清皇帝怎样接受教育呢？主要是通过“经筵”。

什么是“经筵”？“经”指经典，主要是儒家的“五经”即《易经》、《书经》、《诗经》、《周礼》、《春秋》等。“筵”的本意为竹席，引申指座位，此处是“讲席”的意思。合起来，“经筵”就是儒臣给皇帝上课，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等，也就是皇帝学习的制度。明清时期，大经筵多在文华殿举行。

图为明人绘《经筵进讲图》

明清经筵，礼制相同，略有差异，以清为例，综合叙述。先由礼部动议举行，翰林院选任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和讲官共同拟定篇目、撰写讲义，奏请钦定。经筵当天黎明，由大学士等，到传心殿祭祀。经筵举行时，文华殿宝座前摆放南北三张桌子，北面是皇帝用的御案，南面分别是讲官用的讲案，三案相对，呈品字形。案上各置讲章（讲稿），镇以金尺（镇尺）。旁边站立展书（翻书）官两员。

讲官在两张桌子上安放好讲义：左边是“书”，即“四书”；右边是“经”，即“五经”。讲官一共四位，满汉各二，两人一组，分讲书、经（明没有满讲官）。展书官膝行（跪着前行）御案前展开讲章，然后退回原处。先由满人讲官出列，用满语讲“四书”，然后由汉人讲官用汉语来讲。讲完之后，皇帝就讲解内容发些议论，叫作“书义”，大臣们跪着聆听。再由满、汉讲官依次再讲“五经”，皇帝阐发些“经义”，尔后下课。皇帝给参加者赐座，或在廊屋赐茶，然后起驾回宫。讲官等人随后到太和门东廊吃饭，有时在文华殿配殿本仁殿设席。赐宴的酒食自然不错，剩下的饭菜还允许打包带走。这在当时看是皇帝的恩典，在今天看是节约、不浪费。

经筵日讲，经常进行。明朝有两位少年天子：一位是9岁的正统帝，另一位是10岁的万历帝。我重点介绍一下万历帝。经筵内容都是儒家经典，教化内容多，道理也深奥，小皇帝理解起来很有困难。首辅张居正对万历帝更是尽心尽力。《明史·张居正传》记载，神宗刚刚即位时，张居正考虑到皇帝年纪小，挑选了先代治乱的经验，编成《帝鉴图说》一书，选取历史上正面81个、反面36个，共117个故事，每个故事，配上图画，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用通俗语言，给皇帝讲解。这些生动有趣历史故事，涵盖修身治国各个方面，便于少年天子接受。

但是，“三杨”和张居正对正统帝和万历帝两位少年天子的教育都不成功，甚至都是失败的。究其原因，于教学——读书过程是：一读，二讲，三写，四行，经筵日讲，有读，有讲，有写，但缺乏行，重知轻行。于教育——“教师（讲官）、家长（太后或太皇太后）、社会（宫廷氛围）”难能协调一致。于体制——“立嫡以长”、皇帝终身的君主制度。总之，明代君主常用各种理由取消经筵日讲，一会儿说身体不好，一会儿说天气太冷或者太热。虽然大臣经常上书诤谏，但是皇帝往往无动于衷。

清代四位幼帝中，以光绪为例。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十六日，六岁的光绪帝开始在毓庆宫上学。老师有翁同龢等。光绪帝坐北面南，前面摆着课桌，上面有笔墨纸砚。翁师傅写了“天下太平”、“正大光明”八个端庄颜体大字，后握着皇帝小手在红格纸上描红模子。尔后，用张居正的《帝鉴图说》做课本，讲故事。头两年，主要是认字、听课、背书。规定：每日生书读20遍，熟书读50遍。

光绪帝常读到一半就不想读了，老师催促，则不开口。对皇帝不能打骂，也不能体罚，便申斥几句，小皇帝嚎啕大哭，声震宫外。光绪帝性格倔犟，有时十天半月不开口。只好奏报慈禧，请醇亲王奕譞来陪读。另一位师傅孙家鼐想出“静坐法”，就是罚“不许动”。光绪帝发火，大骂起来，摔碎杯子，太监们“一”字排开，跪地求情，根本不听，冲出书房，逃回宫里。皇帝罢课，慈禧出面，训诫皇帝，支持师傅。但另一位师傅李鸿藻教育灵活：“一日，穆宗（同治帝）学书，故为戏笔。鸿藻立前捧上手曰：‘皇上心不静，请少息。’穆宗改容谢之。”

光绪帝胆子小，怕雷电，一次雷雨，吓得直哭，翁师傅抱起皇帝，哄在怀里。有时光绪帝因肚子痛，未吃早饭就到书房，上一半课说饿了，翁同龢就让太监送来点心。光绪帝十一岁时，上课心神不定，催师傅提前下课，先后半月，经常如此。怎么回事呢？原来宫里有钟表，怕他分心，就撤了去。光绪帝借口怕误时，要了八音钟。他经常玩弄，给玩坏了。上课不专心，老惦记回宫修钟。后来换了钟，才安下心来。光绪帝逐渐懂得感恩，九岁时新春赐“福”字，特意将“福”字从翁师傅头上身上反复来回拖了两遍，意思是“全身福”、“全家福”。慈禧命裁撤书房，翁同龢为光绪帝师傅达二十二年之久。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永乐皇帝下令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类书。《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属于“类书”，就是将许多图书里的内容打散，按照不同内容，分类编纂，再按照字韵等重新排列起来，便于查阅。《四库全书》则属于“丛书”，就是将整本书直接归类，再编排起来。

《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向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下达了修书敕令。永乐帝修书要求就是两个字：“全”与“便”，就是汇集要齐全，使用要方便。解缙显然没有理解这个“全”字。他组织了一百多人的编辑部，只花了一年多，编好了一部《文献大成》，向朱棣交差。朱棣一看，嫌该书不够完备，于是加派姚广孝等为总负责，让礼部在全国搜罗纂修和缮写人，“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

在揣摩上意方面，姚广孝显然比解缙更胜一筹。他把编修队伍从100多人扩大到2169人，供事人员更达3000余人。能请到的先生尽量请，能找到的图书尽量找。到永乐五年（1407年）冬，一部收书七八千种、共22937卷、11095册、亿多字的大书，摆在了永乐皇帝面前。永乐帝为这部新书赐名《永乐大典》，并作序说：“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就是说，只有国家大一统的盛世，才有这部鸿篇巨制问世。这部《永乐大典》，继承了历史上历代的传统，总汇了历代所有的著作，被《大英百科全书》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修成后，放到南京文渊阁珍藏。

《永乐大典》开馆纂修之际，总负责解缙的仕途也达到了顶峰。解缙洪武年间生人，19岁就中进士、点翰林，明太祖对解缙“甚见爱重，常侍帝前”。朱元璋比解缙大四十多岁，一天他对解缙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意思是朕与你，虽说是君臣，却如同父子，你有话可要知无不言啊！

这话笼络成分居多，可解缙太年轻，缺乏城府，竟当了真，当天就给朱元璋上了万言书。这封万言书，仅《明史·解缙传》就引述了近两千字，约占本传的二分之一。大到用人、刑名等国务，小到皇帝读什么书，解缙全批评一顿，特别是严肃指出了朱元璋杀人过多等弊政。奏书后，朱元璋别的没说，仅称赞他的才华。解缙没明白朱元璋的真实内心，又上了《太平十策》。朱元璋继续不理。一次，解缙到兵部索要差役，语多不恭，被告到朝廷。朱元璋随即让解缙改做御史。后来解缙的父亲觐见，朱元璋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就这样客气地把解缙赶走，没动怒，没贬官，也没杀头。解缙在乡八年，朱元璋病死。他进京吊丧，又被劾母丧未葬离乡，贬到了甘肃去当吏员。亏得有人说情，他才回到朝中，做了个从九品的低级官员。

朱棣政变后，建文帝的官员士子多不服。解缙认为升官时机已到，于是主动迎接新君，愿为新皇尽忠效力。永乐帝在孤立之时，见解缙投桃送李，便破格加以信用，让他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明史·解缙传》说“内阁预机务自此始”。短短两年，解缙一路春风，节节攀升，位极人臣。朱棣曾对解缙等人说：“慎初易，保终难，愿共勉焉。”可叹解缙没参透皇帝讲的这个“慎”字。他少年登朝，才华过人，锋芒毕露，口无遮拦，随性臧否，招来嫉恨。朱棣立储时，在嫡长子高炽与次子高煦间犹疑，问询解缙，缙力主高炽，即后来的洪熙帝。于是觊觎储位的汉王高煦对解缙恨之入骨。

到了永乐五年《永乐大典》编成，解缙也被因细故外贬。临走前，又有人举报他发牢骚，便把他发到粤西南，远离政治中心。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进京奏事，顺便去看太子。当时朱棣在北征蒙古，朱高煦就说：“缙伺上出，私见太子。”朱棣听后震怒，解缙被下诏狱，严刑拷打，牵连甚广。这一关就是五年。

永乐十三年（1415年），朱棣阅看在押犯名单，见到解缙的名字，对锦衣卫头目纪纲说：“缙犹在耶？”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嫌他活着，打算杀了解缙；二是念他活着，打算启用解缙。纪纲理解为前者，就在寒冬深夜，把解缙灌醉，埋在雪中，活活冻死：一代才俊，四十七岁，悲剧谢幕，启人深思。

解缙历事洪武、建文、永乐三朝，二十多年间，三起三落。入直文渊阁，是他飞黄腾达的开端；在文渊阁修《永乐大典》，又是他名垂史册的起始。所以，解缙的一生，与南京文渊阁紧密相连。

《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印制最精美的一部类书。

《古今图书集成》主要由陈梦雷编纂，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开修，到雍正四年（1726年）印出64部，历时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全书“贯穿今古，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

《古今图书集成》文字部分由铜活字排印。中国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国，但铜活字印本至今仅存二十余部，其中《古今图书集成》规模最大，质量也最好。全书配有木刻版画等6244幅，质和量均堪称古书之冠，而该书的表格也是传世古籍中最多最好的。所以，《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大事；《古今图书集成》的出版，又是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大事。

《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最精美的类书

英国《中国科学技术史》（34卷本）著者李约瑟说：“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凡10040卷，5020册，分装576函，约亿多字，被誉为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类书，也是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不同，其编纂最初并非皇帝敕令，而主要是陈梦雷的个人行为。

陈梦雷（1650—174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康熙九年（1670年），年仅二十岁的陈梦雷中进士，后点翰林。梦雷通满文，光明前途遥见，厄运不期而至：康熙十二年（1673年），梦雷送母亲返乡，遭遇三藩中耿精忠叛乱。他虽然躲到寺庙里，但是耿的手下一手拿令箭，一手执白刃，胁迫陈父供出了他的下落。陈梦雷坚不附逆，被下狱，释出之后，削发入寺。后来耿精忠硬要给他授官，陈梦雷摆脱不掉，托病不出。陈梦雷的不合作态度，不仅换来牢狱之灾，而且让全家陷入贫困，大儿子甚至因为没有奶水而死去了。梦雷不改其志，寻找报国机会。恰好陈梦雷同年进士、同官编修、同为闽人的李光地也回家探亲，与陈密谈。按陈梦雷的说法，他将耿逆虚实写成奏疏，封在蜡丸里，由李光地夹带回京，上呈朝廷。

可惜，李光地到了京城，呈上蜡丸，据为己功。耿逆平定，朝廷将陈梦雷打成逆党。康熙十九年（1680年），陈梦雷在刑部审讯时，母亲去世。次年，陈梦雷被下狱论斩。万念俱灰时，相传日讲起居注官徐乾学相救，才从宽免死，发往沈阳给披甲人为奴。陈梦雷和夫人被押上路，“两人耦系，起卧与俱”，备受精神与肉体的摧残。他到戍所不久，病倒在一座僧寺，后被心月和尚关照住进沈阳龙王庙。奉天府尹高尔位聘他主持纂修《盛京通志》。他在沈阳既修书，又读书，所住的草堂，“四壁图书列，烟光一径深”。流放期间，陈梦雷先痛失爱女，又遭遇夫人逝世。后康熙帝东巡谒陵，他到抚顺迎驾，跪诉冤情。康熙帝用满语和他对话，最后赦免了他。陈梦雷结束了17年流放生活，回到京城，奉旨侍皇子胤祉读书。（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闲止堂集》）

胤祉（1677—1732年），康熙帝第三子，封诚亲王，学问渊博，是玄烨诸子中的科学家。陈梦雷为给王爷进讲，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起，整理诚亲王和自己积累的古代文献，按经、史、子、集，“目营手检，无间晨夕”，勤奋编修，请人誊写。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初稿告成。康熙帝对胤祉进呈的《汇编》极为珍重，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帝还将御书“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赐给陈梦雷。（《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一六）陈梦雷后在熙春园（今清华大学内）松鹤山房内，带领80余人，编纂、增补、修订、完善，并用铜活字印刷《古今图书集成》。

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即位。胤祉因同兄长废太子关系较好，被囚禁在景山永安亭，后来忧郁而死。陈梦雷受其牵连，《古今图书集成》受到影响。雍正元年（1723年）初，73岁的老翁陈梦雷被流放，后死于关外卜魁（今齐齐哈尔市）。雍正帝命户部左侍郎蒋廷锡（雍正四年升户部尚书）等“督承在馆诸臣”，修订《古今图书集成》。蒋廷锡对该书仅作极少部分校订，删去修撰人陈梦雷姓名。康熙帝所有相关谕旨，《清圣祖实录》一条未收。雍正帝亲自作序，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但是，《古今图书集成》的主要功劳应归于陈梦雷，而不是蒋廷锡。就连《清史稿·蒋廷锡传》对《古今图书集成》修书一事，只字未提。

《古今图书集成》后来和《四库全书》都贮藏在北京皇宫的文渊阁。

《四库全书》

紫禁城文渊阁，是清乾隆帝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造的。《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馆修纂。次年，乾隆帝命杭州织造去宁波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考察（我国有私家藏书传统）。乾隆帝的旨意非常详细，要求搞清天一阁的建造方法、材料、书架款式等，然后做成烫样，标明尺寸后呈报。皇帝见图，随即拍板，就照天一阁式样，在文华殿以北兴建文渊阁。

紫禁城文渊阁，是皇家修书、藏书的地方

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是纪昀等人为总纂官。

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乾隆间进士，点翰林，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天子近臣。纪晓岚因为跟亲家说话不谨慎，泄机密，被夺职，遣戍乌鲁木齐。重回翰林院后，被荐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儿子犯案，连累老子。幸亏皇帝宽免，纪晓岚才得以继续修书。《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纂修，历时15年，才告完成。修《四库全书》成为纪晓岚一生的转折。此后他不仅官运亨通，做到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左都御史，而且因为这部古代世界最大的丛书而扬名后世。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据林天人先生统计，文渊阁本收书3471种，79018卷，装帧成36381册，汇纳为6144函（各分卷册函数不同）。书册封面为绢制，各部采用不同颜色。乾隆有诗云：“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就是说经史子集四部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季，书衣分为四种颜色——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作为全书纲领的《四库全书总目》则为黄色。几册书成一函，装入香楠木的匣子，衬以夹板，束之绸带。

《四库全书》修成，又经过两次补遗，到嘉庆九年（1804年）才最后告竣，长达33年。全书没有刊印，只缮写了七部，后来命运多舛。第一批四部：大内文渊阁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已经影印出版；圆明园文源阁本，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入侵时被焚；沈阳文溯阁本，后移藏于甘肃省图书馆，现建新馆专藏；避暑山庄文津阁本，现移藏于国家图书馆，也已影印出版。以上四阁都在北方，习称“北四阁”。乾隆帝以江浙文风较盛，为便于士子就近阅读，命再抄三部：一部藏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太平天国时毁于火，现正复建文汇阁；一部藏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又作“淙”），也在太平天国时毁于火，现已复建完工；另一部藏杭州文澜阁，还是在太平天国时部分遭毁，但知县丁丙等捐筹款补抄，基本补上。以上三阁，都在南方，习称“南三阁”。底本则存翰林院（有学者认为没有此书），供士子阅读。

文才自古多磨难。明清三部大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六位总纂官和总校官，各有各的悲剧。《永乐大典》的解缙，身陷囹圄，悲惨下狱，惨被冻死。《古今图书集成》的陈梦雷，耦枷发配，客死塞外；才子胤祉，被囚景山，愤郁而死。《四库全书》的纪晓岚，罢官戴罪，流放西域；陆费墀，罢官忧死，抄家补赔；陆锡熊，罚钱补正，流死沈阳。分开来看，是个人的悲哀；合起来看，是社会的悲剧。然而，没有八年乡居“杜门纂述”，或没有后来的解缙；没有关外十七年为奴，或没有后来的陈梦雷；没有两年零八个月乌鲁木齐遣戍，亦或没有后来的纪晓岚。所以，事有两端，话说两面：文才自古多磨难，磨难之中出文才。《永乐大典》总纂解缙、《古今图书集成》总纂陈梦雷和《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都是其历史的明证。

在肯定《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汇集、整理、编纂中华文化遗产正面价值的同时，也要同西方略作对比。特别是乾隆帝组织编修国家巨大文化工程——《四库全书》，既看到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贡献，也要看到其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这时，法国正在编修《百科全书》。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一批进步思想家，人称“百科全书派”。他们传播启蒙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批评经院哲学，形成社会进步动力，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舆情与理论的准备。而“四库全书派”集中当时知识精英，埋首故纸堆，抄写古文献，扼杀了他们的聪明和智慧，磨灭了他们的批判与创新精神。结果，中国与西方各自走上不同道路，这很值得人们深思。文渊阁则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

武英过客

武英殿与文华殿，按照“左文右武”的格局，两殿规制，基本相同。复建之后，更加雷同。为什么呢？明末文华殿毁于火，康熙年间重修是以武英殿为蓝本的；同治年间武英殿再被焚毁，重修时又以文华殿为参照。武英殿与文华殿相对称，向西，从西华门进出皇宫，向东，从熙和门（右顺门、归极门）进出太和门前广场及三大殿庭院。

武英殿与文华殿，按照“左文右武”的格局分布

武英殿“尚武”，在明清易代之际，才真正出现过武事。从崇祯元年（1628年），到顺治七年（1650年），在这二十二年间，中国政治、军事的三股主要力量——明朝、大顺、清朝，三位主角——朱由检、李自成、多尔衮，争逐天下，一决雌雄，而交替进行表演，他们都在三十多岁的英年离世，武英殿成为这场军事与政治较量的历史舞台。

一说朱由检（1611—1644年）。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明崇祯帝朱由检做出一个不寻常的决定：他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除非典礼，只穿青衣，直到天下太平之日为止。崇祯帝为什么有此不凡之举呢？原来，崇祯年间内忧外患迭起，到这年正月，朱姓皇帝老家凤阳竟然被农民军攻破，凤阳祖陵的明楼、隆恩殿遭到焚毁，守军也被消灭。祖宗受了惊吓，崇祯帝一心想要做中兴之主的美梦破灭，此时他该有多么羞愧，又多么焦虑！于是，崇祯帝下诏罪己。他讲了三个意思：

第一，祖陵被焚，责任在谁？崇祯帝在短短三百来字的诏书里，三次批评臣下：一会儿说自己“倚任非人”，一会儿说“诸臣失算”，最后还要文武百官“省察往过”。说来说去，只有臣错，没有君错；名为“罪己”，实为“罪臣”。

第二，祖陵被焚，如何对策？崇祯帝受了大刺激，“痛心切齿”，下了决心：调集援兵，发给薪饷，挽救江山，在此一举。

第三，祖陵被焚，怎样修省？崇祯帝决定避居武英殿，“以示与我行间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明怀宗实录》卷八）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大明的军队并没有荡平农民军，皇帝自己也再没有看到“太平之日”，他的避居表演也就草草收场。直到临死，崇祯帝说“诸臣误朕”！——还在怪臣子，还是不认错。朱由检这个皇帝，不是不思进取，更不是顽劣不堪。然而，他空有中兴的雄心，却没有容人的雅量，更没有自省的精神。所以，大明朝葬送在他手里，虽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却有历史必然的一面。

二说李自成（1606—1645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进驻紫禁城，以武英殿为处理军政要务之所。二十九日，李自成山海关兵败回京后，在武英殿匆忙登极称帝，坐上皇帝宝座，接受官员朝拜。登极仪式结束，李自成便下令将大量木材、硫磺等运入皇宫，当夜二更，放火烧宫，炮击殿宇，又烧九门城楼，但武英殿未被殃及。李自成登极后，仓惶败走，最终覆亡。

三说多尔衮（1612—1650年）。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二日，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率清军进入京师。多尔衮登临武英殿，开始七年的摄政王生活。李自成与多尔衮，都登临武英殿，一败一胜，原因何在？

第一，对待文化政策不同。李自成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下令：“焚烧！”故明皇宫，既是明帝的，也是人民的，焚毁文化遗产，天地鬼神不容！多尔衮呢？他的胞兄阿济格主张：烧毁宫殿，屠杀官民，抢掠财物，东归沈阳。多尔衮坚持迁都北京，保护故明皇宫。此前大一统王朝：周灭商，都咸阳；汉灭秦，都长安；唐灭隋，都长安；元灭宋，都大都；明灭元，都金陵（后迁北京）——对待前朝宫殿，或焚，或拆，或迁，或弃。多尔衮对故明宫殿的保护和利用，使明清故宫延续五百多年，当今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第二，对待前朝态度不同。多尔衮下令安抚百姓，将士夜宿城上，禁止进入民宅。有兵卒杀了百姓家的狗，还射伤犬主，多尔衮下令将肇事者斩首示众。又下令为崇祯帝发丧三日，以帝礼安葬。宣布安定社会措施：“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多尔衮进朝阳门，乘辇入武英殿，升座，故明众官俱拜伏呼万岁。因当时宫殿被毁，顺治帝进京初期的一段时间，武英殿便成了他们叔侄二人举行朝会、大典，以及处理政务的殿堂。

第三，对待士人胸怀不同。李自成对故明官员、士人，缺乏宽大胸怀，实行残酷拷掠，闹得人心惶遽。多尔衮接纳大学士范文程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就是说：士心得，则天下得；士心失，则天下失。民心士心得失，关系王朝兴亡。

朱由检、李自成、多尔衮三位叱咤时代风云的人物，都在武英殿留下历史痕迹，也都是武英殿的匆匆过客。武英殿既有“武英”的记忆，更有“文华”的历史。方苞仕途沉浮与在武英殿修书，算是一个历史见证。

武英沉浮

明清两代的武英殿，大部分时间发挥着文化功能。如明曾在这里召集画师作画，而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设立武英殿修书处（初称造办处），占东西配殿的凝道殿和焕章殿等63间，人员84名，后多时达千人，武英殿成为宫廷修书印书之所，也就是皇家出版社和印刷厂。

武英殿在清朝以修书、刻书而著名，其主殿、配殿、恒寿斋、浴德堂等成为编书、刻字、印书、藏书的场所。清朝皇家修书，延续两百余年，以康雍乾三朝为盛。清朝著名学者方苞，历仕康雍乾三朝，曾任武英殿修书总裁，他的官宦沉浮与勤奋修书，见证了武英殿修书的起步和繁荣。

方苞（1668—1749年），安徽桐城人，是桐城文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方苞中举人，又会试考中，但殿试前母病回里，没有中进士，成为他终身的遗憾。他和戴名世同县，就给戴氏《南山集》作序。结果清廷认为《南山集》里有悖逆之语，定为文字狱案，方苞受牵连下狱论斩。康熙帝恰在搜罗古文人才，大学士李光地推荐了他，方苞得以免死，被收入旗籍。

康熙帝爱惜方苞的学问，把他召到身边，入直南书房，又派他去畅春园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等书。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方苞尚未授实官，就以布衣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帝同样赏识方苞，赦免他，出旗籍。数年后，方苞升任内阁学士，又获特旨，不用到内阁上班。方苞在武英殿奉命教习庶吉士，相当于皇家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大清一统志》总裁。乾隆帝即位，复令方苞入直南书房，还给他升为礼部侍郎。方苞坚辞官职，获准“以原衔食俸”（享受副部级待遇）。乾隆帝即位当年，就让方苞选编“四书文”，又任命他做“三礼馆”的副总裁，负责编订“三礼”，就是《周礼》、《礼记》和《仪礼》。至此，方苞的人生达到了顶峰。

方苞奉旨修书的地方，他任修书总裁的办公室，就在武英殿西北的浴德堂。在清代，浴德堂主要有两个用处：一是武英殿制版、印刷、装裱的地方；二是清文臣修书、校书时值班的地方，如方苞曾在此校订“四书文”和“三礼”。

方苞担任修书总裁的办公室，就在武英殿西北的浴德堂

方苞选录明、清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名为《钦定四书文》，“颁布天下，以为举业指南”，就是给天下读书人的钦定范文，相当于高考辅导资料汇编。这样重要的工作，派给方苞办理，可见其名望和才学之高。修“三礼”时，方苞推荐一位叫张甄陶的文人来做。对于一介布衣来说，获荐与修官书，本是终身之幸，但张甄陶坚辞不就，反而请求入方苞门下，可见方苞的学问为士林仰望。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方苞达到人生事业顶点，厄运接踵而来。乾隆四年（1739年）五月，晴天一声霹雳，方苞被革去侍郎职衔、南书房行走、武英殿修书总裁等一切职务。乾隆帝命他“专在三礼馆修书，效力赎罪”。方苞修书二十年，有大功，何以突然获罪呢？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主要是因方苞犯下做官的两件大忌：

第一件：泄密。《周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方苞与魏廷珍友善，魏守护雍正帝的泰陵。在乾隆帝召对时，方苞请起用魏廷珍。乾隆帝任命魏廷珍为左都御史，命未下达，消息传出。乾隆帝派人调查，方苞原来住在魏廷珍北京城的宅子里。后来更查出，乾隆帝决定启用魏廷珍，旨意还没发，方苞就先搬出魏家。乾隆帝认为，方苞给魏廷珍腾地方，暗示魏廷珍马上就要获得重用。因方苞泄密，就传旨训斥。

第二件：徇私。方苞为庶吉士教习，负责散馆考试。他已奏报并决定考试日期，但吴乔龄晚到，方苞请吴补考。乾隆帝起了疑心，派人调查，发现方苞从魏廷珍家搬出后，住在吴乔龄家。乾隆帝认为，方苞受吴乔龄请托，以权谋私，断不可用，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在武英殿修书。

在乾隆帝看来，方苞“泄密”与“徇私”——“其不安静之痼习，到老不改”。于是天颜震怒，时年72岁的方苞，被一革到底，“白衣修书”的往事重现。乾隆帝这下气得不轻，过了数月，下旨斥责一名御史，竟然扯上该人“薰染方苞造言生事、欺世盗名之恶习”。又过了两年，乾隆帝批评泄露朝廷涉密，又拿方苞做靶子，可见余怒未息。

乾隆七年（1742年），方苞分纂“三礼”中的《周礼》完成。皇帝赏给翰林院侍讲品级顶戴，准其回籍。（《清史稿·方苞传》卷二百九十）方苞回家后七年多，讲学授徒，著文赋诗，虽少些官场热闹，却多些文化成果。桐城人方苞治学“为古文正宗”并提倡“义法”，尔后刘大櫆提出“神气”，姚鼐再力倡“义理、考据、辞章”——就是观点、材料、文章，今人仍受启发。他们开创“桐城派”，被尊为“桐城派三祖”，影响广泛而深远。

武英避难

对方苞来说，武英殿修书的经历，成就了仕途的顶峰，而对同时代的陈鹏年来说，三度奉旨入武英殿修书，却成了仕途遇险时的武英避难所。

陈鹏年（1663—1723年），湖南湘潭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中进士，出任浙江西安（今浙江衢州境内）知县。他三次蒙受大难，三次武英修书。

一蒙难一修书。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江南江西总督阿山召集属下，商量加征地丁银，作为皇帝巡幸的接待费。陈鹏年身为下级，竭力反对，事情告吹。阿山和陈鹏年结下疙瘩，又让陈鹏年去主管建造行宫。阿山的侍从向陈鹏年索贿，都被顶了回去，于是嫉恨陈鹏年的人就开始传闲话。康熙帝要到京口（今江苏镇江）检阅水师，阿山成心刁难陈鹏年，命令他在江上垒石铺路，限期一天完工。江流湍急，施工困难。众人担心完不成任务，人心惶遽。陈鹏年亲自率百姓运输土石，到黎明时，工程告竣。阿山还不罢休，又上奏折，参劾陈鹏年贪污残暴，将他关押在江宁监狱。阿山必欲致陈鹏年于死地，加上“大不敬”的罪名。就是他在任江宁知府时，下令封闭妓院，并将其改为讲堂，悬榜曰“天语丁宁”，每月宣讲圣谕。这本是好事，但陈鹏年被阿山指为亵渎圣谕，论罪当斩。消息一出，江宁百姓，呼号罢市，千余士子，举幡叩阍（告御状），江宁织造曹寅也叩头为陈鹏年祈情。康熙帝经过调查，命陈鹏年罢官免死，征入武英殿修书。是为陈鹏年第一次入武英殿修书。

陈鹏年逃过一劫，蒙恩免死，感激涕零，对修书事，格外用心。他曾有《初伏直武英殿》诗，其小序云：“奉命直武英殿，日在凉堂广厦之间，带星而入，昏黑而返。”起早贪黑，辛劳修书。

二蒙难二修书。陈鹏年一干就是三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陈鹏年再次被启用，出任苏州知府，后任江苏布政使。他一如从前，改革风俗，清理积案。当地发生饥荒和瘟疫，《清史稿·陈鹏年传》说他亲自“周历村墟，询民疾苦，请赈贷，全活甚众”。他获得巡抚张伯行的器重：“事无钜细，倚以裁决。”不料就此卷入总督和巡抚矛盾漩涡之中，再遭厄运。清制：各省设巡抚，一省或数省设总督；总督和巡抚往往同城，引起很多摩擦。当时的两江总督噶礼，不仅和巡抚张伯行矛盾很深，而且陈鹏年“素伉直，忤噶礼”，也和陈鹏年矛盾很深。噶礼找茬弹劾陈鹏年，不仅要夺他的官，而且要将他遣戍黑龙江。翌年，危难之时，又是康熙帝下旨宽宥，让陈鹏年回京到武英殿修书。是为陈鹏年第二次入武英殿修书。

三蒙难三修书。噶礼仍穷追不舍，又上书康熙帝，举报陈鹏年写“反诗”。康熙帝把诗发给阁臣传阅，说：“朕阅其诗，并无干碍。朕纂辑群书甚多，诗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今与尔等公看，可知朕心之公矣！”还下谕：“噶礼曾奏陈鹏年诗语悖谬。宵人伎俩，大率如此。朕岂受若辈欺耶？”为陈鹏年主持了公道。后世有人称赞康熙帝此举“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这自然有些过誉，但康熙帝的博览群书、明察秋毫，的确让陈鹏年又躲过一次生死劫难。武英殿的“凉堂广厦”，也再次成为陈鹏年仕途受挫时的避难所。是为陈鹏年第三次入武英殿修书。

康熙六十年（1721年），黄河决口。康熙帝想起了当年赈灾的陈鹏年，第三次启用他，让他去治河，不久任河道总督。他忙得没时间回府，“止宿河堧（ruán），寝食俱废”（《清史稿·陈鹏年传》卷二百七十七），就是夜宿河堤旁空地，废寝忘食，日晒水浸，洁己奉公，疲病交加。雍正元年（1723年），陈鹏年病逝于治河工地，年六十。雍正帝下谕说：“鹏年积劳成疾，没于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罄。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陈鹏年官到总督（正部），积劳成疾，累死之后，家贫如洗，四壁空空，就像倒悬的罄一样。陈鹏年身后谥“恪勤”，可谓恰如其分——恪尽职守、勤勉任事。他的两个儿子树芝、树萱，也在武英殿校对书籍。

方苞和陈鹏年，是武英殿修书官员的代表。当时，皇帝简选全国最有学问的大量官员参加修纂工作，选定的工匠也是百里挑一的。清代康雍乾时期武英殿编修与刻印的图书，用欧阳询、赵孟頫字体，可谓是书写精秀，刻字精良，校勘精细，纸墨精粹，印刷精湛，装潢精美，流传四海，嘉惠士林。康雍乾时期武英殿图书刻本，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赞誉为“尽善尽美，跨越两宋”，版本学上称之为“殿本”。

图为乾隆年武英殿刻《满文大藏经》经版

武英殿的刻书，几乎囊括了清代历朝圣训、方咯、御制诗文集及历朝奏议等，内容遍及经、史、子、集，总计633种，53221册，于文化传承，其功绩大焉。

父子宰相

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江苏常熟（今常熟市）人，就是人们尽知的《沙家浜》故事发生的地方。翁家是常熟书香门第。翁氏一门，两朝宰相，两代帝师，两位状元，兄弟巡抚，三子公卿，四世翰林。翁氏家族有什么特点呢？

耕读之家。翁家有一幅对联：上联是：绵世泽莫如为善；下联是：振家声还是读书。上联说的是做人，下联说的是修身。

翁心存（1791—1862年），出身耕读之家。父亲翁咸封家境贫寒，节衣缩食，勤苦读书，中乾隆举人，为海州（今连云港市）学正（教育局长）。心存用功读书，考中进士。但是，翁心存痛失状元：宰相英和主试，定江苏翁心存为一甲一名，但另一人提议定为广东人，英不同意。在关键时刻，英身体不适，请同仁完卷，竟将翁卷放在一边，于是翁心存失去状元。而其子同龢、孙曾源为状元。史称：“郁之愈久，发之愈光。”后在上书房，做皇子老师。心存为皇六子恭亲王奕訢老师，这是他后来仕途宏达的关键。他是道光、咸丰两朝重臣，官阶逐步高升——由顺天府尹，历官工、刑、兵、吏、户五个部的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在朝与肃顺（后为咸丰帝顾命大臣）同官，但二人不和。肃顺等兴起户部大狱，差点要了他的命，先议降五级，后革职留任。咸丰帝死，同治帝立，恭亲王奕訢辅政，得到启用。不久，病死。有《知止斋日记》（手稿）藏国家图书馆。他的母亲许氏“通诗、易，五经大义，尤好观史”。不仅教子读书，还教子做人，家训是：“行好事，做好人。”

幸为帝师。翁同龢（1830—1904年），身上有两个哥哥：长兄同书，进士，官安徽巡抚；次兄同爵，官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同龢出生在北京，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在常熟读书，春天虞山百花盛开，不出书房一步；夏天酷热蚊子叮咬，他在几案下放个大瓮——既消暑又防蚊；冬天，手持铜炉，诵读不辍。同龢26岁中状元。先后任同治帝、光绪帝老师。曾任都察院左都御使，刑部、工部和户部的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光绪帝“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他在刑部任职时，处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经省、府、县三级，七审七结，但浙江官员三十多人联名上告，慈禧太后命重审。翁同龢亲自访查，查阅案卷，反复议商，奏报慈禧，此案三年，最后平反。翁同龢在中法、中日之战的主战与主和，在戊戌变法中的态度，学界有不同声音。在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囚禁，翁同龢被革职——“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晚年悲凉。翁同龢生命的最后10年，不是回家颐养天年，而是待罪惶恐度日。行动受到监视与限制，还要到县衙去“听训”。他深怕慈禧太后一不高兴，或懿命自裁，或抄家问罪。他为表现不问政治，不与友朋往来——“灯市繁华常避影，酒场热闹早抽身”。他还在家乡西山祖墓旁盖一座屋宇，名“瓶庐”，寓意是“守口如瓶”，结庐隐居。院中设置正方形石板一块，重大节日在石板上遥向北京紫禁城叩头。晚上也不安宁，常“中夜惊起”，“梦闻霹雳”。过着“与鱼鸟相亲”、“寂寞似孤僧”的生活。翁同龢在家做了两件事：一是购买一口快刀，二是屋旁挖一眼井，准备随时以刀自裁或投井自尽。

翁同龢是同治、光绪的老师，晚年却极为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