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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从教多年，和学生深入交往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其实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学生的心灵倒比我们教育者纯洁得多也高尚得多！“学历”、“阅历”、“经历”等使我们“成熟”起来，也冷漠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确应该向学生学习！

那么，教育者真的就没有什么事做了吗？不，在有些时候，面对有些学生，教育的灌输也是必需的；但面对多数学生，特别是像宁玮这样的学生，我们要做的是“保持”、“扶持”与“引导”：让学生保持一颗童心，扶持学生美好道德的萌芽不断健康生长，引导他们面对复杂甚至有时显得比较阴暗的社会现实，让“纯真”更坚强也更机智！

宁玮后来对好友赵琼谈起返校“奇遇”时说道：“我当时一看到那位妇女，就觉得她像我们乡里的长辈。他们朴实善良，真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啊！比起来，我们这一辈人很幸运，我们在城里读书，父母们却在乡下辛劳，用他们的汗水供养我们。真的，我一看到她，就想起了我的父母”

宁玮朴实无华的言行，感染了她的同学。毕业前夕，赵琼在作文中写道：

宁玮对乡村有一种特殊的挚爱之情。她爱花，爱草，走过一块小小的菜地也要蹲下去仔细瞧瞧那每一根嫩芽。她是那样深深地爱着她的父母姐弟，爱着她的乡村家园！也许是为了把这种感情化为行动，她发奋地学习，认真地工作，真诚地待人。高中三年来，无论是当班干部还是当室长，或者是为学校管理广播室，她都尽心尽力，严格认真。她抓紧每一分钟努力学习，上课积极思考并主动发言。她在课余给同学们带来欢乐：为同学们剪漂亮的纸花；在晚会上以清纯的歌喉为大家唱《洪湖水，浪打浪》；在太阳岛，她俨然像个特级厨师，给大伙儿煮好吃的饭菜因此，她受到同学们深深的爱戴，也因此连续两年被同学们选为三好学生。

然而高考结果下来了：宁玮落榜！

其实，她就差那么几分，如果她是城市户口，或者她的父母稍微有点“头脑”与“社会活动能力”，或者她家里多少有一点“经济基础”，她是完全可以通过“委培”或“自费”或其它途径踏进大学校门的。事实上，当时同班的不少同学分数比宁玮低得多，最后仍然通过各种门路上了大学——因为他们是“城里人”！

我绝无半点鄙薄这些“城里人”的意思，因为他们毕竟也是我喜爱的学生，我真诚地为他们最后还是如愿以偿而高兴。我之所以把他们与宁玮比较，只是想说明并突出宁玮的“不幸”而已！

宁玮返校看高考分数那些天，她和几位远道而来的农村同学就住在我家。面对她控制不住的眼泪，我虽然一遍遍苍白无力地劝慰她，但在心里再一次升起沉重的负疚感当年的10 月，我收到宁玮的来信：

李老师：

您好！刚开学一定很忙吧？您新的一批学生听话吗？

几个月来，我如同大病了一场。想起高考，我就觉得自己对不起多年来为我辛劳的父母，对不起老师三年来的培养。

但想到老师您是那么关心我，我还是应该向您谈谈我的心里话和今后的打算。

李老师，通过这次高考失败，我第一次因为自己是乡下人产生了自卑感。我的分数只差那么一点点，如果我有一个城市户口，就完全可以像班上其他同学一样读“委培”。

这段时间我不止一次地感叹，命运对我为什么这样不公？请您不要以为我看不起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家乡。不，我从来都不因为自己出身农家而觉得比别人矮一截，而且现在，我对家乡的感情仍然没有变，但对城里人和乡下人在分数面前却不能完全一视同仁而感到不平。当然，如果我在高考时能够再多考几分，使我的分数上统招线，我就能和其他人一样拥有同等的被录取的权利了。唉，还是怪我自己不争气啊！李老师，我是您最没出息的学生，辜负了您的希望，以后真没脸来见老师了！

李老师，虽然我没有考上大学，但三年的高中生活我没有白过。我毕竟在您和其他老师的教育下学到了不少以后有用的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幸运地成了您的学生，并生活在一个充满温暖的班级！我真想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写写我难忘的高中生活，甚至写一部当代的《青春万岁》。李老师，您放心，不管今后怎样，我永远会做一个正直的人，至少不能有愧于自己的良心。

祝李老师工作愉快！

学生 宁玮1990 年 10 月 6 日我很快给她回了信：

宁玮：

你好！

来信收到。如果我用“正确对待人生挫折”之类的话来安慰你，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你现在确实只有正视现实。我们对生活对未来都有着美好的愿望与憧憬，然而，人与人的生活道路总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还不仅仅是指有的好，有的坏；更多的时候是意味着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独特的。这个世界如同一个大森林：有挺拔的乔木，也有繁茂的灌木；有参天的巨树，也有缠绕的藤蔓；有鲜艳的花朵，也有翠绿的小草但都在阳光下展示着自己一份独特的勃勃生机。也许，我这样说，抽象了一些，但我真的坚信，宁玮未来的人生道路可能是平凡的，但决不会是黯淡的！

我从来从来就不认为没考上大学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尤其是对宁玮，我就更不会因为你高考落榜就对你另眼相看。你的朴实、善良与正直，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同学们也是永远忘不了的；而且我相信，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这些可贵的品质也许会为你带来一些烦恼，但更会使你赢得人们的尊敬与信任。当然，社会是复杂的，特别是现在社会风气、社会治安都不太好，你在外奔波一定要多一些心眼，多一份机智，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啊！

我永远是你值得信赖的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对我说。

真诚地祝你一路平安！

你的朋友 李镇西1990 年10 月15 日从此，在紧张的工作中，我的心灵深处多了一份惦念与忧思。我常常收到许多学生来自大学的书信，每当这时，我总是忍不住想：宁玮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而每每这样想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宁玮刚进高中的第一个周末因想家而流泪的面容终于收到她的来信，已是第二年6 月了。那时，我已调到了成都玉林中学。信是从北京寄来的，她说她现在在北京西四的一家酒店打工，干得还不错。“老板挺信任我的！”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乐观。随信还寄了一张照片：天安门前的宁玮一脸灿烂的笑容。

这次我没有回她的信，因为我7 月份就要去天津讲学，我打算路过北京时去看看她。

那天，我在北京下车时，正好遇上瓢泼大雨，我真想在车站直接乘车去天津算了，但我还是想去看看宁玮，于是，在风雨中，我挤上了公共汽车当我出现在宁玮面前时，一向举止娴静的宁玮，居然兴奋得跳了起来：

“呀！是李老师！”

接下来是我们滔滔不绝的“龙门阵”。我了解到宁玮确实干得不错，老板的确很信任她，最近特意安排她收钱管账。在这里打工的男女青年都很敬重宁玮，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他们都在远处羡慕地看着宁玮。

她去为我冲茶时，我无意地翻了翻放在桌上的《顾客留言簿》，上面几乎每一页都是对“宁小姐”的夸奖。

一晃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起身告辞，但宁玮硬不让我走：“我已经给厨房说好了，你一定得吃顿便饭！”我看她急得好像要哭了，只好说：“好吧，今天我就吃宁玮一顿！”

一桌丰盛的饭菜，简直让我不敢动筷子：“宁玮，你这”

“没什么，不费钱的！”她又补了一句，“我们老板对我可好了！”

吃饭时，她提起当年我给她的五元钱，由此又谈到我对她的“关心”“教育”云云，颇有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意思，我却笑了：“那我可赚了呀！”我又提醒她在保持善良的同时，接物待人也应多长一点心眼儿。她点头称是：“您放心，我会注意的！”好像是为了让我真正放心，她又悄悄对我说：“老师，您看那个小伙子——”她用眼色给我指了指远处正在忙活的一个英俊小伙子，“他正在追求我，可我没同意。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不大实在。”

在送我去赶车的路上，她突然硬塞给我一件东西：“这是我给小晴雁买的连衣裙！”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又拿出一个黑色的皮革小包：“这是我送给万老师的！”连我女儿和爱人她都想到了！

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告别宁玮后，我已不像原来那么担心她的处境了，相反我庆幸她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而且我相信她在酒店会干得更好。

然而我想错了。两个月后，我又收到宁玮的来信，但不是寄自北京，而是寄自她的老家。

李老师：

您好！

自八月中旬后，酒家情况不怎么好，人心浮动，月底酒家只好转租给别人。我的工作也调动了，到了另一个大酒家上班。但过去没几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酒店来了几个顾客吃饭，他们吃着吃着不知为什么就吵了起来，后来竟大打出手。后来，一个喝红了眼睛的男子顺手抓起桌上的一个盘子，向另一个女人砸去！我见状赶忙扑上去拉那个女人，可是，盘子却砸在了我的鼻梁上，顿时血流满面。到医院一看，鼻梁骨折了读完信，我百感交集：宁玮啊，宁玮！明知飞旋的盘子会砸伤人，你为什么还要扑上去呢？我又一次为她的善良惶惑了。她的大学梦仍然没有破灭，我是支持她的。而且凭我对她的了解，我觉得只要她经过一年的发奋补习，是很有希望考上大学的。

我本来准备给她回信，鼓励她补习功课准备明年考大学。但想到她“桔子成熟了的时候”就要来看我，一算时间，不过还有个把月。所以，我便没有回她的信。

但是，“桔子成熟了的时候”她并没有来，也没有一封信寄给我。

是她的鼻梁留下了什么终身残疾而不好意思来看我吗？是得什么重病了吗？是她进了补习班，紧张的学习使她无暇给我写信吗？还是发生了什么我意想不到的其它什么变故呢？我这样不安地猜测着，同时，也盼望着。

一年过去了，没有消息。

两年过去了，没有消息。

三年、五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

宁玮，你在哪里？

宁玮，你还好吗？

1996 年10 月，我到长沙出席中国教育学会第十次年会刚回到学校，一位同事告诉我，有一个人曾经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不在，对方便留下一个电话号码，叫我回来后去个电话。

当时，我根本没有把这个电话和宁玮联系在一起。我拨通电话后，话筒里传来一个声音：“您是李老师吗？我是宁玮啊！”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宁玮”、“林伟”、“凌卫”同名同姓的很多呀！于是我谨慎地问道：“请问你是哪个ningwei？”对方急切地说：“李老师，我是你的学生啊！”

我也更加激动地说：“啊，宁玮啊！你现在在哪里？”

“我就在成都。现在在四川省委党校旁边的光华园酒楼。”

足足通了半个小时的电话。仿佛一放下电话，宁玮就又会失踪似的，于是不停地追问，不停地回忆，不停地叙说她说她几年来一直在外奔波，干的都是餐饮；她说她的弟弟终于大学毕业，现在已是一位中学教师；她说她是去年下半年到成都光华园酒楼的；她说她现在就住在成都，而且已经成家，爱人是一个厨师，孩子也快满一岁我再次为宁玮而庆幸：好人应该一生平安！

然而，不久后我再去光华园酒楼找她时，她已离开了那家酒店。听说她去了北京。我又一次与她失去了联系前不久，我去广汉市参加四川省青年教师语文教学大赛。当我上完课走下讲台时，几位青年老师围了上来，要我签名并请我合影。我欣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照完像，其中一位看起来特别朴实精干的小伙子突然问我：“李老师，您还记得宁玮吗？”

我一惊：在这个地方，居然有人提起“宁玮”！我连忙问他：“你是”

小伙子有些自豪地说：“我就是宁玮的弟弟！现在在彭山青龙中学工作，和您一样，也教语文。”

“啊！你就是宁玮的弟弟！”我激动得一把抓住他的手，仿佛他就是宁玮。

我问他宁玮的近况，他说：“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姐姐几年来一直是东奔西走。不过，她应该回四川了。”

茫茫人海，宁玮仍在为自己的理想而不停地奔波着当我写到这里，又禁不住想：此刻宁玮又在做什么呢？我期待着哪一天，我又会突然收到她的来信；或者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提起话筒，里面会传来宁玮那亲切的声音：

“李老师，您好！我是宁玮。”

爱的升华我们对学生充满真挚的情感，无疑会使学生亲近我们并乐意接受我们的教育，但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爱的教育，最终目的应该是使学生在感受到老师无私的爱后，再把这种爱自觉地传播给周围的人，进而爱我们的社会，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国家从教之初，我就把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作为学生必读的德育教材。我在班上立下规矩：凡是学生病休三天以上，班里必须派人去慰问，病休一周以上，班主任再忙也要亲自去看望。对于那些由于特殊原因，不能经常享受家庭温暖的同学，更应关心。

教初84 级（1）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姜茹、王琦、彭霞、杨虹等几个女同学课间神情异常，好像是在密谋着什么。有一次，我正在讲课，突然发现几位学生在课桌下悄悄地传递着一张纸条。我一步跨过去，将纸条截获。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这事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要让李老师知道！”

下课后，我把这几位女生请到了办公室。

“你们说实话，上课为什么传纸条？”我严肃地对她们说。

她们一言不发。

我说：“那好，我请你们的家长来和我一起帮助你们！”

“李老师，我”许艳刚说了一句，另外几个女生悄悄给她摆手，于是她便把话吞了下去。

其实，我心里明白，“传纸条”与男女同学之间的敏感问题并没联系。

我却故意以此来狠狠批评她们：“哼！男女同学上课传纸条，还说什么‘千万不要让李老师知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我知道？你们这种年纪啊，思想就是容易变坏！”

这一句话使让她们急了：“不是，不是”

姜茹嘀咕了一句：“我们真的不是要干坏事！”

“哦！是好事？”我故意装出不相信的样子，“那你们就说出来呀！说出来，也让李老师和你们一起做嘛！”

沉默了一会儿，她们终于吞吞吐吐道出了原委——来自农村的伍建同学，最近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父亲不幸病逝，拖了一大笔债，家里除了体弱的母亲，还有一个16 岁的姐姐，责任田也缺人种前些时候，同学们偶然听说伍建流露出不想读书的念头，决定帮伍建一把，为他捐款，希望他留在我们班上继续学习。于是这几天大家便暗中想办法，并希望班长马庆来组织这次对伍建的捐助活动听了几位女生的诉说，我首先感到的是内疚：以前我只知道伍建学习成绩较差，却不知道他竟面临着这么大的困难！

我又问她们：“这的确是件好事啊！为什么怕让我知道呢？”

她们说：“我们想自己做成功一件好事，让您高兴高兴。再说，您太忙了！”

我又给她们开玩笑了：“哼，这么好的事就把李老师给忘了，还说喜欢李老师呢！”

她们天真而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们开始商量起来伍建平时住校，周末才回到乡下家里。这个星期六下午的班会课前，我借口伍建回家路途太远（得步行三十多里山路），便叫他提前离校了。然后，我和全班同学一起开了主题班会：“让伍建因为有我而感到温暖”。

在班会上，马庆向大家讲述了伍建家的不幸之后，号召同学们向伍建伸出援助的手。他在发言中说：“李老师最近刚为我们读完《爱的教育》，大家都很感动。同学们想想，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都知道关心同情别人，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少年更应关心别人，更富有同情心。”

班会的气氛极为热烈，大家一致决定为伍建下学期的学习费用捐款。很快地，讲台上便堆积了一座钞票的小山。经过清点，学生们和我共捐款37.76元钱！

这笔钱在现在看来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80 年代初，这几十元钱却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下学期伍建的学习费用只需八元钱，大家决定把其余的钱拿来为伍建购置生活用品。

韩军说：“为伍建买一个闹钟吧！他家里没有钟，有个星期一早晨，他估计着时间从家里出发，走到学校时大门都还没开，因为天都还没亮。”

张海波说：“还应该给他买一个开水瓶。他平时住校经常喝自来水。”

张春银说：“还应该为他买些学习用品。我看见他的钢笔都坏了，可他还在用。”

我提醒学生们：“除了生活上、经济上的帮助，伍建还需要什么帮助？”

周涛同学说：“伍建的数学比较差，从下周起，我帮助他学数学！”

王红川说：“我帮助他学英语！”

更多的学生纷纷举手：“我帮助他学语文！”“我帮助他学物理！”

在这以后直到放寒假的两个星期里，伍建的桌子上、抽屉里经常出现一些物品。老实的伍建每次都要拿来交给我：“李老师，不知谁把新钢笔丢在我桌上了。”“李老师，我在我的抽屉里拾到一个新笔记本。”“李老师，这文具盒不是我的，请您帮查一查是谁掉在我座位上了。”

我心里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好说明，只好含糊地说：“嗯，我在班上问问。你暂时先用着吧，等找到失主，你再还他。”

两周以后，学校放寒假了。在春节前的一个冬日高照的上午，我和几位学生一起，带着我们为伍建的捐款和许多生活用品，跋涉三十多里山路，来到伍建家所在的小山村。刚拐过一个山坳，就远远看见他在地里劳动。我们悄悄向他走去，他仍在弯腰劳作，竟没有觉察到。

我们在田埂上站成一排，齐声大喊：“伍、建、你、好！”

他猛然抬起头，惊呆了的脸上泪水夺眶而出一晃15 年过去了，当年的伍建和他的同学们也已长大成人。前不久，我意外地收到伍建的来信。他在信中提起那年春节前夕同学们给他的温暖时，我从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他的激动之情。他在信中还自豪地写道：“李老师，现在我也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了！”

1990 年1 月，我发现班上一位叫胡国文的农村同学情绪低落，精神不振。

一了解，是肠胃病复发了，加之由于学习紧张，又使他患上了失眠症。这使本来就性格内向的他更加郁闷。虽然我找他谈了几次心，安慰他，鼓励他，但他终于没有坚持到期末考试，就回家养病去了。

放假的那一天，我和学生们给胡国文写了一封慰问信。全班每一位同学都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满了温馨而真诚的话语。我们希望，班级的温暖不但能使他过个好年，而且能使他乐观起来，振作起来，战胜疾病，回到我们这个可爱的集体。

寒假后开学第一天，见到胡国文来报到了，我挺高兴，热情地问他：“病好了没有？”他却不说话，低着头，泪水渐渐从脸上滴到地上！在我的一再安慰和追问下，他才向我诉说了春节期间他家里遭到的不幸——家里失火，房子被烧成一片灰烬！说到最后，一向不善言辞的胡国文说了一句让我感动的话：“最让我心痛的是同学们给我寄来的明信片没抢出来，全被烧了我本来是要终身珍藏的！”接下来事情的发展究竟怎样？还是让胡国文当年写的一篇作文《谢谢您，亲爱的班集体》来回答吧——第二天下午读报课，我刚走进教室，就觉得气氛不对。抬头看黑板，几个大字映入我的眼帘：“国文兄，我们永远在你身边！”一股暖流闪电般传过全身，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原来同学们正在李老师的主持下，举行安慰我的主题班会。我真没想到同学们这么快就知道了我的困难，也没有想到他们会用如此庄严隆重的方式来给我以慰藉。不过，这又是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向来就团结、友爱。黑板上，还有何英同学写的一段话：“一份痛苦，两人分担，便只有半份痛苦；一份欢乐，两人共享，便有双倍的欢乐。你只有1/60 的痛苦，却拥有60 倍的欢乐。”是的，同学们把欢乐给予了我，把痛苦给我驱走，我还有什么痛苦可言呢？王英浩同学还深情地朗诵了一首他专门为我写的诗：

“哦，国文/不要悲伤/让我们温馨的友情/在你心间，投下一丝金色的阳光/带给你更多的温暖，更多的坚强”他的诗，像是给我注射了兴奋剂，让我浑身热血沸腾，充满了力量。接着，团支部书记郑洁同学把60 张明信片（包括李老师写的）送给我，她说：“大火烧毁了我们以前给你写的明信片，但烧不毁我们的真诚友情。今天，我们每人再给你写一张明信片！”我看到每一张明信片上都有一段暖人的话语，带给我一片真诚，让我本来压抑的心轻松起来，又获得了勇气和希望。我真正感到这友爱的丰厚崇高了。随后，班长周强又把几百元钱送到我手中。这钱是同学们决定这学期不看电影而捐给我的，这真让我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昨天回到学校时那种伤感和悲痛，这时已烟消云散，我的一颗冰冷的心已被同学们滚烫的真情融化了！

需要补充的是，当时我班任学校学生会主席的杨嵩同学，还在全校师生中发起了为胡国文捐款的活动。

师生之爱，同学之爱，都不应仅仅止于班级内部，而应该有爱的扩展和升华。这种爱的扩展，是对周围其他人的爱——同学、邻居，以及一切素不相识但需要帮助的人；这种爱的升华，是对我们祖国的爱！

这才是爱的教育应该达到的最高境界。

1990 年10 月，我教高93 级（1）班的时候，了解到学校附近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唯一的儿子及儿媳在几年前因车祸双双身亡，现在和她九岁的孙子相依为命。同学们知道后，不但为老太太捐献钱物，还把自己的学习用品和一些书籍送给那个可怜的孩子。学生们还组织起来，每周都派一个小组去帮老太太做家务事1983 年，在“未来班”的成立大会上，我们收到了一位家长寄来的一笔钱，同学们当即决定，把这笔钱寄往北京圆明园管理处，用于整修圆明园遗址。捐款寄出二十多天后，我们收到了圆明园管理处的回信：“同学们长大后能到北京读大学或旅游的机会是会有的，到那时请你们一定来圆明园。请同学们放心，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将加倍努力，有全国人民的支持，不久的将来一处大型古典园林遗址定会在祖国首都——北京出现。”

1987 年5 月，大兴安岭火灾的消息传到我们班，不用我动员，同学们就行动起来了。班长程桦、吴涛代表我们班率先在校园贴出了一份《倡议书》，倡议全校师生为扑灭大兴安岭火灾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在那次活动中，我班采取无记名方式捐款，所捐金额居全校第一。

1996 年，我任成都玉林中学初98 级（5）班和（6）班的班主任，恰逢成都市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拉开序幕。我和学生们积极参与，同学们用节约的零花钱买来珍贵的银杏树和女贞树的树苗，种在府南河边，还成立了“府南河红领巾志愿者中队”，每周星期五下午放学后，都去河边护理我们的小树，一直坚持到现在。

在我教过的班级中，类似的活动，学生们究竟参加过多少次，现在已很难准确统计了。有时是我有意组织的，有时是学生自发开展的。这是爱心的教育，也是童心的教育。而最能体现爱心和童心和谐统一的，是那一次我班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建造烈士群雕的募捐——从1982 年2 月刚参加工作起，我便利用每天中午的休息时间，为学生朗读《红岩》。到了第二学期的11 月13 日，便读完了《红岩》最后一节。我对学生们说：“明天是11 月14 日，星期天，同学们将度过愉快的一天。可是大家是否知道， 33 年前的11 月14 日，江姐正含笑走向刑场？再过两周，11 月27 日，是‘中美合作所’最后大屠杀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些先烈，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正在筹建渣滓洞、白公馆《烈士群雕》的塑像。”

“我们为建造《烈士群雕》捐点款吧！”

“对，向先烈表示一点我们的心意！”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说出了我准备提出的建议。我非常高兴，说：“同学们自愿捐款当然很好，可钱从哪儿来呢？回家向爸爸、妈妈要吗？”

“不，我们利用星期天去拾废品卖！”学生提议道。

“好！”我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并补充说：“当然，也可以清理家里的废品——如废书、旧报、牙膏皮等等去卖。总之大家要注意：所交的钱必须是卖废品所得，决不能因此向家里要钱。只有通过自己劳动所得来的钱，才最能表达真诚的心意！”

两个星期过去了，全班大多数学生都陆续交来了自己的捐款。我一一清点着由一分、两分、一角、两角汇集而成的捐款，心中无比欣慰。

不知怎么的，在清点捐款的过程中，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丝怀疑：这些钱都是学生卖废品所得吗？虽然每个学生在交钱的时候，都说是“卖废品换来的”，但凭我对学生们的了解，我估计可能有少数学生并没有卖废品。想到这里，我隐隐感到不安：怎样才能使这一笔献给先烈的捐款真正纯洁无瑕呢？

我当然不好为这个想法在班上搞“清查”，但我想至少应通过什么方式提醒或教育一下学生们才好。怎么办呢？

正好，何静红、龚驰群、王薇三个同学来交钱了。我收下钱，照例问道：

“卖的是什么废品啊？”

没有回答。

我把询问的目光投向班长何静红，她不好意思地回答：“我们没有去拾废品。”

“那么，这钱是向家里要的喽？”“不是，这是我们平时积攒的零用钱。”几个人的声音很小，充满了惭愧。

我踌躇了：收不收呢？她们这样做，显然不符合必须是“卖废品所得的钱”的要求，似乎该受批评。然而，他们没有撒谎，这是很可贵的。再说，这钱并非向家里要的，而是她们节约下来的，仍然能代表她们的心意。

于是，我表扬了她们：“你们很诚实！”

上午最后一堂课快下课前，我在班上讲了何静红几位同学捐款的事：“她们没有拾废品，当然不对；但她们有一颗诚实的心！让祖国的新一代具备诚实纯正的品格，正是先烈们的希望。我请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在捐款时撒了谎，这难道仅仅是欺骗了老师吗？不！这是欺骗了先烈。我们不希望这笔捐给先烈的钱里包含有哪怕只是一颗不诚实的心。”

放学后，又有几位学生来交钱，他们都如实地说明这笔钱是自己节省的零花钱。

中午，我到教室去，许艳同学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李老师，那天我交的七角二分钱，并不是卖废铁得来的，而是妈妈给我吃早点的钱，可我在交钱时，却说是”

“别说了，你今天做得对。你仍然是诚实的孩子！”我拍了拍她 的肩膀。

不一会儿，有几位同学也来向我承认自己交钱时说了谎。

下午上课前，我又在班上表扬了许艳等同学：“能主动用诚实行动来改正不诚实缺点的同学，仍然无愧于先烈！”

课后，又有两个学生来到我跟前，说他们捐的钱里只有部分是卖废品的钱。

凝聚着学生们对先烈真诚敬仰之情的捐款寄出去了。在填写汇款单时，我没有写汇款人姓名，只在汇款人附言一栏里写道——“献给先烈的53 颗爱心和童心”。

爱心与教育当我们自然而然地走进“后进学生”的心灵，而他们也乐于主动向我们敞开心扉时，我们的教育之舟便已驶入了成功的港湾。

手记二：与顽童打交道——“后进学生”的转化教育呼唤民主、科学与个性！

——转化“后进学生”的指导思想不客气地说，离开了对“后进学生”的关注与研究，“素质教育”不但是虚假的，而且是虚伪的。

理由很简单：素质教育的要义第一是面向全体学生。而对多数学校的多数班级来说，“面向全体”就必然面向为数不少的“后进学生”。或者换句话说，只要有哪怕极少数的“后进学生”在我们教育者的关注之外，那么，我们所标榜的任何“素质教育”都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素质教育，而只能是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的耻辱！

转化“后进学生”的途径、方法当然是很多的，但其基本的教育思想应该充满“民主、科学和个性”的精神。

1.民主：用心灵赢得心灵爱，是教育的前提；而且这种“爱”应该是真诚的。换句话说，教育者对“后进学生”的爱，绝不应是为了追求某种教育效果而故作姿态的“平易近人”，而是教育者真诚的人道主义情怀的自然流露。当我们自然而然地把“后进学生”看做朋友时，这些顽皮的“后进学生”也会不知不觉地把我们视为“哥儿们”。我喜欢与“后进学生”们“吃喝玩乐”：星期天，和他们一起去公园，在草坪上摔跤、斗鸡；假期，和他们一块儿徒步去郊外旅游，在田野追逐；他们有了学习上的进步，我带他们去吃火锅以表庆贺也许有人会指责我的教育“太庸俗”，但我认为教育能够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不但是无比幸福的，也是无比高尚的！也可能有人敬佩我善于给“后进学生”

们带去欢乐，我会说：“不！不是我给他们带去了欢乐，而是他们给了我欢乐；或者说在没有师生界限的交往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共同的欢乐！”

当孩子们与教师产生了朋友般的依恋之情后，点燃学生心中“想做好人”

的愿望的火花，便是教师实施教育的关键。苏霍姆林斯基多次谆谆告诫教育者：不能让儿童那种“成为一个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长期与顽童们打交道的经历告诉我，即使是某些教育者心目中“一无是处”、“不可救药”

的学生，其心灵深处或多或少也有着美好道德的萌芽。对“后进学生”的转化，与其向他们“灌输”（即使是很巧妙的“灌输”），不如引导他们发现自己身上的善良之处、高尚之处，帮助他们树立“我是一个有缺点的好人”

的道德自信。我经常与“后进学生”谈心的话题，便是让学生谈“我有什么优点”；如果某一“后进学生”因为长期受斥责而丧失了道德自我肯定的勇气和能力，我便让全班学生帮他找优点。教师这样做，绝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技巧，而首先是一种由真诚热爱而产生的真诚信任。当然，比起其他学生，“后进学生”犯错误的时候要多一些，教育者很难做到不对他们发怒，但是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一个好的教师，就是在他责备学生、表现对学生的不满、发泄自己的愤怒（教师也有权发泄他的愤怒，任何一个有涵养的、受过教育的人也在所难免）的时候，他也时刻记着：不能让儿童那种‘成为一个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我想强调的是，在批评教育的问题上，师生同样是平等的：教师当然可以批评学生，学生也可以批评老师；教师如果批评失误，应该尊重学生申辩或解释的权利；如果冤枉了学生，教师应该公开主动认错。有一次上课，我看到一位平时上课爱说闲话的学生又在向周围同学说着什么，我一怒之下声色俱厉地把他痛斥了一顿，当时他红着脸低着头承受着我的批评，可是课后，有学生来告诉我，说那个同学刚才是为同桌念黑板上的板书（同桌眼睛近视而又忘戴眼镜了），并不是有意说话。我顿时惭愧极了，立即回教室当着全班学生向那个学生认错，并决定替他当一天值日生，以表达我的歉意。这事使学生们很感动，我却说：“学生认错，大家习以为常；为什么老师认错，同学们就格外感动呢？

错误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

作为真诚的民主教育，用心灵赢得心灵，不只是教育的条件，更是教育本身。当我们自然而然地走进“后进学生”的心灵，而他们也乐于主动向我们敞开心扉时，我们的教育之舟便已驶入了成功的港湾。

2.科学：把教育主动权交给学生前面谈到的学生心灵深处美好道德的萌芽，是学生自我教育的内在依据。但是，对“后进学生”而言，这些“萌芽”往往被各种缺点的“杂草”

掩盖着。教育者的明智和机智，在于引导“后进学生”经常进行“灵魂的搏斗”——不但善于发现自己的可贵之处，更勇于用“高尚的我”战胜“卑下的我”。

要求“后进学生”在一个早晨就根绝所有坏习惯，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让他们通过自我控制而逐步减少犯错次数。有一位“后进学生”上课特别爱唱歌（虽然有时候只是小声哼哼），他知道同学们对他这个坏习惯很反感，自己也很想改正，但缺乏信心。我对他说：“你现在是每堂课都要唱歌，影响同学们学习。这样吧，你先试试尽量争取每天有一堂课不唱歌。

如果没做到，我暂时不批评你；如果哪一天做到了，你就来给我报个喜，好吗？”第一天，他没来报喜；第二天他来报喜了，而且特别兴奋；第三天和第四天他没来报喜，我知道他未能战胜自己，但仍然耐心期待着；第五天，他又来报喜了。尽管一周之内他只有两天报喜，我仍然给他以热情的鼓励。

就这样，他犯这个错误的频率逐渐减少，半期过后，他基本上改正了这个坏习惯。在表扬他的时候，我向全班强调的是，他有“战胜自己”的勇气和毅力。

引导学生自我教育，也包括利用学生集体的健康舆论对集体中某个或某些“后进学生”施予积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要善于巧妙地把自己对学生的表扬或批评转化为集体舆论的褒贬，让集体的每一个成员（不只是“后进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有了进步，是全班的光荣；自己犯了错误，是全班的耻辱。我多次在新学期的第一天开始在几个“后进学生”中进行“看谁进步大”的比赛，半期语文考试时，让全班学生对《××进步大》的作文进行投票——由于学生们的作文只能写一位同学，这就使参加比赛的“后进学生”之间有了竞争，而且这种竞争随时是在学生集体的监督之中；由于学生的“选票”是考试作文，他们自然会认真对待，而这种“认真”必须体现为平时对那几个“后进学生”的细心关注。这种教育技巧，我在历届学生中都运用过，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其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其中蕴含着一条朴素的教育科学规律：“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苏霍姆林斯基）但是，必须指出，“后进学生”的“自我教育”很难一劳永逸，相反，这是一个充满反复的长期教育过程。教育者期望通过一次谈心、家访、班会或听英模报告，便使“后进学生”从此成为一名优秀生，无疑是把教育想得太简单了。“犯错——认错——改错——又犯错——又认错”这是“后进学生”普遍存在的规律。教师因此斥责学生“屡教不改”、“光说不做”、“本性难移”等等，是极不公正的。教育者应该容忍“后进学生”的一次次“旧病复发”，继续充满热情和信心鼓励学生一次次战胜自己，并引导学生从自己“犯错周期”的逐步延长或者错误程度的逐渐减轻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点点滴滴的进步，体验进步的快乐，进而增强继续进步的信心。我从来不对“后进学生”提下不为例之类他不可能做到的要求，相反，我专门印制了“报喜单”，如果某位“后进学生”觉得自己在某一周犯错误的次数减少了甚至没有犯错误，就可以主动到我这儿来领一张“报喜单”，拿回去向爸爸妈妈报喜。

实践证明，把教育主动权教给“后进学生”，让他们在自我教育的同时又接受集体的监督，既允许其反复，又鼓励其进步，这最能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科学。

3.个性：不以分数论英雄苏霍姆林斯基告诉教育者：“不要让上课、评分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唯一的、吞没一切的活动领域。如果一个人只是在分数上表现自己，那么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等于根本没有表现自己，而我们的教育者，在人的这种片面表现的情况下，就根本算不得是教育者——我们只看到一片花瓣，而没有看到整个花朵。”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后进学生”看做思想品德坏、学习成绩差的群体，而应该视为一个一个具有自己丰富而独特精神世界的“个体”。没有健康愉快的精神生活的人，是不幸者，而我们眼里的“后进学生”，几乎都是这样的不幸者！由于在智力水平、行为习惯、知识基础、家庭背景等等方面的差异，“后进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与班集体同步，于是心灵的悲剧便发生了：自卑自贱但表面上满不在乎，上课无法听懂又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坐在教室里，作业往往完不成只好胡乱应付，因此常被各科老师斥骂，受尽了同学们的白眼，于是处处与集体作对“尊敬的教育者们，请时刻都不要忘记：有一样东西是任何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任何教学方式都没有作出规定的，这就是儿童的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苏霍姆林斯基）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在同一时间内，达到思想道德、文化学习的统一标准，这是许多“后进学生”根本没有“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转化“后进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还他们以本来应该拥有的“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这，又必须从每一位“后进学生”独特的精神需要入手。平时上课老坐不住的陈元兵，有一次偷偷地在抽屉里“研制”炸药，结果引燃了书包，差点儿造成恶性事故。我严肃批评教育他后，主动给他介绍一位化学老师，让陈元兵“好好从基础学起”，结果他不但在课堂上“老实”多了，而且逐渐迷上了化学。伍锐在课堂上耍蛇，吓得全班同学不敢进教室，我介绍他与生物老师交朋友，后来生物老师叫他当科代表，还让他参加了生物课外兴趣小组。文建国上课从来不听讲，说是“听不懂”，但他对小制作特别入迷，零花钱几乎都用来买车模零配件，我便专门找到物理老师，请他指导文建国搞各种小制作，参加各种小制作比赛。万同一上课便睡觉，看不出他有啥兴趣爱好，我给他推荐既有教育意义又有精彩情节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叫他在课堂上抄这部小说；两年过去了，他已抄了11 本作文本曾有同事对我的这些做法不理解：“这些学生的学习本来就够差的了，你还如此迁就他们，毕业考试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我不这样做，他们仍然毕不了业；而根据他们的个性，发展其爱好，这不但能使他们或多或少学点知识，而且还能引导他们学习做人之道。”后来这些学生的表现和发展，不但证明了这些尝试是成功的，也进一步印证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这段精辟论述：“我在学校里对儿童、少年和青年的几十年工作，使我得到一条深刻的信念：人的天赋、可能性、能力和爱好确实是无可限量的，而每一个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又都是独一无二的。自然界里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们有权利说他是‘无论干什么都不行’的人。共产主义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界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