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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登临录：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序
去年（二○○八）九月我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很不对头，于该月十日写好了《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十二日发表。想不到，三天后雷曼兄弟就事发了。风雷急剧，跟着就是AIG、通用汽车、花旗银行……等等的庞大无比、字号雄视地球的机构纷纷出现财政困难。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历史，一九二九事发时的情况怎样今天还健在而记得的人不多，但熟知这历史的学者朋友近于一致地认为，去年九月爆发的金融危机的震撼性甚于一九二九。
我这辈子经历过的大时代的转变，是好是坏，无疑是人类历史最紧张刺激的了。作为一个生于中日之战的中国人，经历过的悲惨与欢乐事，变化之多，之巨，难以夸张。记得一九五九读本科心理学时，教授说，上苍赐予人类的一份大礼物，是痛苦的记忆一般远比愉快的记忆短暂。他说如果痛苦的记忆较为长久，人类会苦不堪言，可能早就不存在了。回顾平生，自己最愉快的经历是见到中国的经济终于搞起来了！我讨厌那些口口声声说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哗众取宠的言论，是为了争取权力吧，提出的建议一般害了穷人。我相信自己的观察，知道这些年中国的贫困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进，是以为喜也。这是我对新劳动合同法大发牢骚的原因。
不久前一位加拿大读者来信，说中日之战后举世发生的多项大变，我皆身处其中，问我感受如何。我回应说：不止此也，以我所学作解释，刚好用得着，而在制度上的分析，我达到的层面自成一家。有一家之言，心领神会，写下文章无数，推断频频，命中率远超赌大细，夸夸其谈一下不是应该吗？
年多前美国次贷事发，我意识到大祸将至，通知了一些朋友。其后逾一年亚洲一带毫无感受，近于否决了我的推断。正在怀疑老人家的眼镜怎会跌得那么离谱，雷曼兄弟就出事了。今天美国的专家近于一致地认为，如果曾经是高盛总裁的当时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出钱挽救雷曼兄弟，金融危机不会出现。可能对，但我不那样看。我认为这危机起于美国的金融制度出现了问题，及时挽救雷曼兄弟可以减慢这危机的发展，也可减低其震撼性，但制度不改，危机早晚会出现。
从去年九月发表《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算起，我发表了六十八篇文章，其中五十三篇是关于经济的。跟叶海旋研讨了良久，决定把这五十三篇结集成书，精装出版，取名《多难登临录》，是从杜工部的一首七律借过来的。名字取得恰当：从炎黄子孙的角度看，去年九月起的八个月，经济发展复杂繁多，没有一项令人高兴，或大或小都可以「难」字形容。金融危机之外，这结集的题材包括新劳动合同法、人民币的处理、金融中心的考虑、医疗改革的困难，以及经济学本身的灾难。有些文章只是「边沿」性的，其中只有部分谈及经济，但我决定不作删减，每篇全文刊出。不分类，按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好叫读者能体会到在风风雨雨的日子中，老人家在惊涛骇浪飘浮的感受。
选这五十三篇精装结集可不是因为有连贯性，而是作者认为文章写得好，代表着一个经济学者从中国的角度看将会进入历史的八个月。卖花免不了要赞花香，但数十年写专栏的经验，论经济专栏，有次有序的组合，这系列是自己最称意的。这样水平自己不可以再重复了：七十三岁，而八个月来遇到的经济演变，不会再遇上。每星期能写出两篇这样水平的经济分析，相当长的，显示上苍对我有偏爱。不相信的朋友不妨找外地的名家来比并一下（一笑）。
在写作过程中，有好几处我是感激的。其一是不少朋友及读者给我提供资料。本来打算在这里列出几个要感谢的名字，但愈想愈多，不知要在哪里分割，不列算了。当然，我获得的资料不会全对，但每星期要写五千字的经济分析，大致上我满意，认为不要苛求。
其二是百无禁忌、依理直说的写法，北京的朋友放我一马。我感受到某些网站不便推荐某些文章，也曾遭传媒腰斩。是筑茧自缚吧，因为我感受不到中宣部左右过什么。说放我一马，因为从二○○七年十二月起，新劳动合同法我批评过不下三十次，有时发了脾气，骂得重，事后自己也认为有点过分。
其三，最重要的，是读者多。一位朋友大略地算过，每篇文章的几个博客加起来，平均点击逾十万。这比外国的专栏名家高出多倍。炎黄子孙人多势众，于是占了先机。博客点击之外，其它网页转载无数，而好些机构通过电邮发给所有员工。数码科技的发达，方便了专栏写手，要捱得骂是微不足道的代价了。我只管自己相信的，外人怎样回应一律不管。
说我这个人很世俗应该对。我喜欢读者多的热闹，认为这热闹有鼓励性。替我管理博客的同学久不久传来读者的评论，骂的赞的，反对的，皆无所谓，但有时要管的是读者不明白。不作个别回应，但不明白的够多，认为重要，我会找机会在后来的文章再解释。商人阅读，干部阅读，学生阅读——我高兴，但最高兴的是劳苦大众也阅读。经济学问就是那么神奇：某些浅分析，读过经济的不懂，但街上有些人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我想，这是因为后者没有学过，于是没有成见。说过了，经济学是浅的，不明白的往往是把问题看得太深了。像这次结集中的《金融中心：北京还在等什么？》这篇比较深的，牵涉到广泛的价格理论的组合，经济文章很少遇上。
是为序。
（2008.09.12）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
佛利民（国内称弗里德曼）在生时屡次说我是世界上对中国经济看得最乐观的人。事实证明我对，他错。九三年朱镕基大手推出他发明的宏观调控，我对中国经济还是审慎地乐观。九七亚洲金融风暴，北京的朋友悲观，但我的乐观却变为不「审慎」了（理由可见于○六年四月发表的《铁总理的故事》及最近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跟着的通缩与房地产之价暴跌，我乐观依旧。
年多前，我见央行处理人民币的手法频频出现问题，认为很不妥当。去年十月收到「新劳动合同法」的文件，一读就跳了起来，转为悲观了。其实这新劳动法本身的杀伤力不是那么大，但加上人民币升值（尤其有外汇管制使做厂的不能以人民币结算）与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的杀伤力威不可挡。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分析，不是三几篇文章可以解释得清楚。
高斯的芝大会议我全力协助，而跟着是北京奥运的热闹了。另一方面，我要多观察市场才动笔。历来不大重视官方的统计数字。不是说官方不诚实，而是公式化的统计有问题。因为种种原因，公式化的统计在中国更不容易算得准。我相信自己用了数十年的调查方法：到街头巷尾跑，加上在不同地区有自己认为是可靠的查询站。
可以这样说吧：半个世纪以来我没有见过一个经济像中国今天那样，只几个月就变得面目全非。外来的因素存在，但从时间的先后判断，我认为主要还是中国本身的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见不到失业率暴升吗？那当然，因为四个月前在厂打工的开始辞工归故里，耕田去也。倒闭的工厂不是那么多吗？厂房出租随处可见，有租金切半也租不出去的实例。减产或停产所在皆是，但统计上不算是倒闭。比较偏僻的县政府不认为形势转劣吗？五个月前他们是这么说，但最近改了口，说洽商好了的投资者不知躲到哪里去。六个月前我说中国的庞大对外贸易顺差，会在一年内转为逆差，香港几位朋友在某电台作评论，说我的推断胆大包天，难以置信。可幸他们又说我的推断历来可靠，否则今天要找他们赌一手。
股市我没有跟进，或像牛顿那样，不懂，但房地产的市价是过高了吗？九十年代后期的楼价下跌了三分之二以上，我没有说什么。今天也应该暴跌吗？经济高速增长了那么多年，人民收入的积蓄投资要放在哪里才对呢？房地产之价是反映着人民投资的财富累积，无端端地减半愚不可及。当然，楼价可以被炒得脱离了财富累积的现实，是否过高的判断非常困难。我喜欢拿上海的楼价与世界各大都会的相比，衡量市民的不同收入后，认为上海的没有偏高。
转谈此文的重点，我认为中国的通胀，就是年来最高的八点七，不是那么严重。绝大部分的升幅是因为农转工的人多，农产品之价急升了。求之不得，最好不要管。炎黄子孙老是得把口，声泪俱下地说要帮助贫困的农民，说了数千年，但农民的收入因为农产品之价上升而上升了，他们却破口大骂？在国内，蔬菜及较差的白米今天还是两块人民币一斤，你去种吧。朋友说猪价飞天，建议投资养猪。我说农民比朋友聪明，怎会轮到我们去赚他们的钱呢？看来猪比朋友聪明。
重点是非农产品的物价上升，来来去去只在百分之二左右。我大略地算过，这升幅补偿不了国际的原料价格上升，反映着中国工人的生产力是上升了。加上新劳动法增加了非农产品的成本，工厂用不着宏观调控也容易关门。不明白在原料价格急升、外国市场再不满是中国货的情况下，北京会推出那些对工业不利的政策。也不明白为什么近来美元对所有其它主要外币是相当可观地上升了，但兑人民币却升得甚少。人民币还是钩着一篮子外币吗？是何时脱钩了？
因为国际原料价格上升而带来的中国通胀，用西方的早就证明是有问题的货币政策来搞中国的宏观调控，当然不妙。原料价格上升不是货币现象，不应该用货币政策来处理。这一点，我自己也曾经看错。中国本身无法控制的物价变动，大势所趋，可以不管不要管。如果认为这原料价格的上升的一个主要部分是起于中国的需求，那么要压制，把人民币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是最上选的方法，用不着宏观调控的。
目前我最担心的燃眉之急，是中国可能出现企业破产大潮。坚持目前的政策三个月，最多六个月，这大潮出现的机会不小。就是立刻修改政策也可能是太迟了。新劳动法一定要大改或取缔，央行的运作多处不对，也一定要处理，但这些不能急办。可以急办的是撤销宏观调控。这里还有另一个重点：货币及利率的变动，与经济反应的时间差距有六到十八个月。十多年前跟佛利民研讨过，大家同意中国的反应时间较短，约六个月吧。这样看，如果北京在一夜之间撤销所有宏观调控，正在下降的通胀还会下降一段时期，而通胀短期内复升的机会是零。快要破产的企业是不能等的。
要小心了。目前濒临破产的企业究竟有多少大家不知道，银行放宽贷款虽然是正着，但可以惹祸上身，引起挤提就大件事。要先挽救哪些因为宏观调控而近于破产的，不容易判断。其它因为政策而近于破产的，不幸地要等一下。与政府政策无关的破产，市场经济说不要管。
两项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要大手切。其一是银行的储备金率年多来提升了十多次，其二是利率提升了不少。不要慢慢来，要一次过地大手切。大手地减储备金率要做，但判断上有困难。那就是银行可能贷给不应该贷出或无可挽救的企业。减息是安全的，一手减两至三厘吧。
可能太迟了。不要一点一滴地做，也不要斤斤计较。让银行少赚一点是高棋，因为少赚一点比收不到坏账好得多。
（2008.09.19）北京要重视经济解释学
说真话，我再不知道今天众说纷纭的经济学是些什么学问了。懂也好，不懂也好，没有谁不同意化学、物理、生物学等是关于什么的。经济学呢？我这个专家再也摸不准。有搞数的，称数学经济，其实就是数，可惜数学家一般认为是不到位的数学。有搞统计的，称计量经济，其实就是统计，运情好一点，因为统计专家不敢说是低档的统计技术。有说故事的，用方程式说，称博弈理论，名副其实，从事者是搞博弈游戏，无从验证，与真实世界是扯不上关系的。有为改进社会的，称福利经济，其实是自我陶醉，或希望有政府招手。有搞预测的，其实是看风水，而风水先生这个行业盘古初开有之，懂得怎样说生意滔滔也。何止十八般武艺，也难怪今天的「经济学家」多如天上星，屈指难算矣。
我是搞经济解释的，是另一种。这是以基础的理论原则及概念来解释人类的行为，或是解释由人类行为促成的现象。这门学问始于史密斯（国内称斯密），经过好几位大师发扬，盛极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其后日渐式微。六十年代我猛攻当时的「经济学」，遇到大师无数，都教我或影响了我。六九之后，我不读他家之作，要过一下独自思考的乐趣，而八二回港后，集中于中国发展的研究，与昔日的师友除了问好不谈经济。中国的问题当年的师友是没有兴趣的。
我是个崇尚传统的人。从史密斯到李嘉图到米尔到马歇尔到费沙到鲁宾逊夫人，他们的思想我皆熟如流水，而跟着背得出的就是六十年代影响过我的师友的作品了。欣赏、佩服、衷心感激，但也认为前辈的思想这里那里有沙石，要大事清理。我选用的清理之法，是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以学得的理论及概念试行解释所见所闻，每遇困难，我会尝试深入地调查实情，或把理论或概念修改一下。三十多年这样操作，不分什么微观、宏观的，自觉解释世事得心应手，很有点自豪。二○○○年，六十五岁，我坐下来一口气地写了两年，这就是今天懂中文的同学们喜欢读的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了。
何谓解释——何谓科学解释——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一章——《科学的方法》——说得详尽，这里不多说了。
这里要再澄清以前说过的：预测与推测是两回事。前者要靠水晶球，或靠看风水，说不上是科学。后者是要有条件的，经济学称局限条件。推测或推断是说，如果某些局限条件有所转变，人的行为一定会跟着转变，也即是说现象或效果会跟着转变。所谓理论 ——经济理论——是一些约束行为的规律。于是，有了局限转变的出现，在理论约束下，人的行为转变一定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这是推测或推断，不是预测，懂得怎样处理，调查够深入细心，可以推得很准确。
解释与推测是同一回事！这一点又要多说几句。如果我们见到一个现象——例如为什么买卖门票出现炒黄牛——我们要追溯是什么局限条件的转变才导致黄牛的出现，而验证的方法是如果条件的转变是倒转过来的，黄牛不会出现。这是解释，与推测或推断是同一回事，只是出发点不同。推测是我们先见某些局限的转变，然后问什么现象或行为会跟着发生。解释是先见现象然后追溯局限的转变。推测或推断可以很简单，没有读过书的小孩子有机会推得准，也可以很复杂，非常复杂，除非你是天才，没有下苦功学过不可能办到。这复杂性起于我们存在的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局限条件通常千变万化，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多方面要一起考虑。这是为什么我坚持理论以简单为上，而把理论简化我花了数十年心机。世界的局限一般复杂，以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事，成功机会一般是零。
转谈北京吧。这几年他们推出不少政策。一项新政策是说局限有一项新转变，「解释」的工作是要推断什么现象会跟着发生。复杂头痛，不仅因为一项政策之内有不少条文，而政策与政策之间必然互相影响，效果如何——跟着的行为或现象如何——要推断或解释可真不易。
我的投诉，是北京推出的政策看来是没有经过经济解释的方法来推断什么会跟着发生。有些人是天生不用懂什么经济学的，对政策效果的感受好，用不着分析什么。蠢人不说，但不少聪明才智之士，其感受很不对头。当年老师艾智仁就曾对我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爱因斯坦，对经济的感受是零分。很不幸，我看不到目前北京设计政策的人有很好的经济感受。毫无贬低之意：如果智力高就经济感受好，经济解释的法门对政策的取舍是没有帮助的。佛利民在生时几次对我说，数之不尽的人──包括数之不尽的聪明人──不可以学经济。
转到本文的重要话题吧。一项政策会带来的效果，原则上经济解释可以推断得很准确。这些效果是否可取，或是否有益社会，见仁见智，牵涉到价值观。这些不是作经济解释的专长。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但当我说某政策的效果是好或不好，我是先用客观的科学方法，解释或推断这些效果会出现。后者是经济学者的本份，他的价值观如何政府不要管。政府要管的是政策的效果是否经过严格的逻辑分析，其推断是否有经济解释的专业水平。
这些日子北京推出的政策，效与愿违相差甚远，显示着设计这些政策的人或则没有作过经济解释的推断分析，或则专业水平不足。我也不怀疑有些人混水摸鱼，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力或受到某些压力团体的左右，推出对社会为祸不浅的政策。在先进之邦，或腐败之国，这些行为常有。我认为这些年中国的共产党不容许这些行为。改革三十年，胡作非为中国不会有今天。
这里我要诚恳地作出如下建议：北京的任何谋士建议任何政策，必须通过经济解释的方法，用上严谨的逻辑，详尽可靠的资料，把这些政策将会带来的效果说得一清二楚。这些推断要找懂得经济解释的人作评论。牵涉到国家整体，是对是错其差别动不动以千亿算，双方都要负责。建议政策推错了效果的要负责，评论的人认为效果是另一回事，推错了也要负责。赏罚分明，至于赏什么罚什么，我的书生之见不便说了。但如果对政策效果的推断可以下赌注，我会是个常客吧。
回头说今天众说纷纭的经济学，是些什么我搞不清楚。但何谓经济解释，因为有科学方法的约束，倒是清楚的。北京今天要重视的不是经济学，而是经济解释学。
（2008.09.23）地球风暴与神州困境
要先为小朋友们说几句话。国内牛奶出事，大件事，真真假假伸延到所有与牛奶有关的产品去，风声鹤唳。昨天一位同学说国内的人到香港买奶粉，只准带回一罐。不可能吧。北京要立刻开放所有安全的奶粉进口，免关税，甚至政府过渡性地补贴一点也应该。从来没有赞同过政府补贴什么，但这一次，只这一次，一段时期的补贴与奶有关的产品我不容易反对。人体容易吸收的钙质主要来自奶，别无其它，而婴儿缺钙长大后很不妥。奶酪（芝士）最好，短暂地大量进口分发给穷人家的孩子吧。上述是基于读到或听到的，如有失误，则作别论。
转谈地球的金融灾难吧。年多前次贷出事后，几位相熟的朋友听到我没有发表的分析与推断，今天说我的水晶球天下独有。尽管如此，最近突如其来的大风暴还是把我吓坏了。资产数千亿美元的名牌宝号，接二连三地一叫救命就立刻出事。六国央行联手救市，而美国考虑或决定融资抢救的天文数字很混乱，我搞不清楚。本想等一下，看清楚一点才动笔，但细想后认为要先说几句。此际也，美国还没有落实要怎样做，众说纷纭。效果如何，变局如何，太复杂了，我的水晶球锤碎了也失灵。
整个问题的重心牵涉到经济学的最弱一环：市场或人民对前景的预期。不是没有预期这回事，但此物也，既看不到，也摸不着，怎样形成，为何转变，能否调改，经济学者的分析要不是一片空白，就是事后孔明。我也是。我们只能从一些无从解释的现象而引申到预期的转变是这样或那样的。
好比上星期市场出现了两个现象，互相矛盾，加不起来，我们逼着要从预期有变那方面想。其一是美国债券之价急升，其二是金价曾经在几个小时内上升了百多美元。前者否决了通胀预期，后者否决了通缩预期。我们要怎样解释才对呢？事后孔明，我砌出来的预期转变，是人们抢着去找避难所。不相信银行够安全，于是购买债券；认为大难将至，仿效我的母亲当年逃难，购买黄金。当然还有其它性质的预期转变逻辑上说得通，孰对孰错只有天晓得吧。令人忧心的，是这些加不起来的现象，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出现过。
基本的理论架构是相当肯定的，可惜对目前的麻烦用场不大。这里姑妄言之，读者姑妄听之吧。大手简化，篇幅所限，很短的分三课说。
第一课。天才费沙昔日提出的利息理论精彩正确，但简化得厉害。没有货币，没有风险，也没有交易费用，变量主要是三个：收入、利率、财富。收入由生产力决定，利率由市场决定，财富是被动的，由收入及利率决定（再简化是财富等于长期收入除以利率）。
第二课。加进货币，有通胀或通缩的可能，市场对前景的预期于是引进，上述三个变量的关系可能变得深不可测。更头痛是利率往往由政府左右，再不是全由市场决定的，人们预期的转变更加复杂了。如果再加上交易或讯息费用，市场的借贷或与金融有关的合约不易做得安全。年多前出现的次贷风暴，究其因，是一组重要的、牵涉广泛的合约，由于种种讯息的误导而出错，保不住。说过了，把利率辘上辘落早晚会辘出事来。
第三课。费沙的理论说财富是由收入与利率决定的，没有其它——Wealth is a derived concept。然而，因为上述第二课的复杂因素的引进，财富可以不管收入或利率而暴升或暴跌。这就是楼价或股市的大落大上可使市民哭笑无常的原因。一般而言，这些是政府及央行的责任。目前的主要问题也是费沙理论之外的一个大麻烦。这就是财富暴跌之后，因为市场对前景的预期有所转变，如果这转变来得固定，在种种原因下，费沙的方程式会倒转过来，财富的暴跌会导致产出的收入下降。费沙提出的三个变量的关系早晚会体现，但由于财富本身暴跌，有了固定性而带来的收入下跌，是灾难。如果上述的预期有了固定性的转变，很麻烦，政府不容易知道要怎样处理才能把这预期扭转过来。
赶着写这篇文章，因为我认为中国可能在半年左右从通胀转为通缩。通缩出现，灾难一定跟着发生。我不要在这里再解释中国的通胀其实不严重，也不要细说昔日芝加哥之见：何谓货币现象、价格上升与通胀不一定是同一回事，等等。这里要说的，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宁要通胀，不要通缩。最近的北京公布的，是物价通胀率下降至四点九，但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指数却与去年同期上升了十点一。这后者一则反映着原料价格上升，二则反映着新劳动法对产出成本的为祸比我预期的为高。
重心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中国通缩出现，达到九十年代出现过的负三强的水平（其实当时的产品质量上升得快，通缩高于负三强），大灾难一定会在神州发生。九十年代时中国没有新劳动合同法，而最低工资微不足道。今天的局限条件是明显地改变了。工资向下调整缺乏了弹性，合约的自由有了新法的左右，而近来劳资双方出现了的敌对局面，九十年代是没有的。本月十九日北京推出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于事无补。
通缩在神州出现的机会真的不小。中国本身的政策频频出错，国际形势会使原料价格大幅下降，外资内资皆裹足不前，再加上几个月来神州到处出现不妥情况，我听也听得厌了。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我说的是实情。
有预期转变协助着的通缩出现，不是放宽银根那么简单就可以化解的。如果通缩真的严重地在神州出现，效果会是怎样呢？告诉你吧。因为工资下调出现了困难，大量员工会被解雇（因为人口流动，北京不容易有可靠的失业统计）。回乡耕田吗？几个月前开始了一点，但转为不容易，因为有些耕地换了承包者，而职业农工已经普及了。被解雇的会到处流浪，治安会出现大问题。政府大手推出福利不容易养起那么多人，而治安混乱甚至上街的行为，福利政策只可助其威势，解决不了。唯一可取的明智之举，是不管工资多低，让工业或企业养着这些人，继续给他们工作，守住，希望守得云开见月明。
因为上述，除了不久前发表的《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外，如下建议是重要的。
（一）撤销新劳动法，连最低工资也要撤销。这是重要的未雨绸缪：今天撤销也不容易，到时撤销更困难。不要忘记，香港发展得最好的日子——穷人生活改进得最快的——是完全没有最低工资或什么重要的劳动法例的。同样，中国穷苦人家生活改进得最好的几年，绝对不是靠这些法例——正相反，是靠没有这些法例约束着。
（二）取消所有楼房买卖政府要抽的税。这会协助稳定正在下跌的楼价，对人民的财富预期是有帮助的。
（三）以企业减税的方法来稳定股市，比出钱救市高明得多。过了目前的困境再算吧。
（四）货币的政策与制度要大幅修改，不要把西方的出现过那么多问题的制度引进。这项不能急，而困难还是有争议存在。举个例，在基础上，蒙代尔和我对货币用途的看法没有两样，但怎样安排却意见不同。要找机会跟他坐一下来研讨一下。英谚有云：有道理的人，只要大家明白，永远是互相同意的。
（2008.09.30）中国的劳工比我的儿子矜贵了
很多年前——七十一年前吧——母亲抱着我说：「牛耕田，马食谷；父赚钱，子享福。」我问：「马儿不是吃草的吗？怎会吃起谷来了？」不记得母亲怎样回应。她的智商比我高，从小就斗她不过。
父赚钱，子享福——天下间不可能有更大的真理。儿子四岁开始入学，今天三十六岁了，还在大学进修。历来成绩好，不需要他养我，没有理由要求他赶着去赚钱。在医院每星期操作七十多个小时，也没有理由要求他放弃应有的操作。除税后他的月薪不到三千美元，每小时算工资比不上一个香港的小学教师。如果儿子不再深造，出去赚钱，四倍收入容易。他要继续学下去，我找不到理由反对。儿子勤奋好学，也喜欢花点钱。我对太太说：「补贴他一点吧，花钱可以松弛一下，儿子神经出事我们岂不是输光了？」
说没有心痛过是骗你的。不久前给儿子电话，找了几次才找到。我问：「为什么不接电话呀？」他答：「三十个小时没有睡了，很累，但还要继续。」「为什么呢？」「一个两岁大的孩子病重，能活下去的机会不高，希望奇迹出现，我不能让他死去。」「没有其它医生替代吗？」「有的，但这个孩子是我的病人，我要跟进。」我只能回应：「你做得对，医生是要这样做才对的。」
二十多年前，儿子在香港念书，暑期让他到海运大厦商场的一家玩具店作散工。因为儿子的英语流利，对外籍小朋友推销很有两手，店子的老板重用，每天下午工作六个小时给他二百五十港元。我精打细算，儿子拼搏六个小时后要到食肆大吃一餐，来去要不是司机接送就是坐出租车（父赚钱也），总成本近四百，收入二百五十，要亏蚀。但我还是鼓励儿子做下去。在玩具店工作是没有什么知识可以学得的。我对儿子说这种工作可以训练他的干劲与耐力，可以教他怎样才算是把工作做得好，也可以让他知道，事无大小，责任总要有个交代。今天儿子不论工资，每星期工作七十多个小时，算是学会了。
我不怀疑儿子的际遇与机会，比今天国内的劳工高出很多。问题是在新劳动法下，国内的员工每月不能超时工作逾三十六个小时，也即是平均每星期工作时间不能逾四十八个小时。这些劳工怎会变得比我的儿子矜贵了？说是国家爱惜劳工吗？当然是，应该是，但有谁会相信，国家爱惜劳工胜于我爱惜自己的儿子呢？要为劳工争取上进的机会吗？爱惜他们，不让他们多劳，这机会怎样算了？国家为工作时间设了上限，可不是劳工的意欲，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呢？蠢到死！
我自己昔日求学的经历，远不及今天自己的儿子那么写意，但要比国内的劳工好一点，好不太多。父亲早逝，母亲爱惜，但我没有求过她一分钱。在多伦多没有大学收容，什么工作都做，较舒适的是在摄影店的黑房工作，每小时加币一元。后来转到洛杉矶加大就读，机会难逢，看到前途，就拼搏起来，每星期的工作与读书时间加起来约九十个小时。我不是例外。从香港去的学子，除了几个娇生惯养的，一般都工作「超时」一倍。有到火车站搬行李的，有敲门售货的，有到唐人街洗碗或企枱的。我自己尝试过的工作，足够写一本厚厚的书，不写也罢。勤奋负责，不乏雇者，后来成绩好，有奖学金，也有研究助理或教书助理的工作，应接不暇也。
比较过瘾的是进入研究院之前，粗下的工作免不了，我的发明，是与一位同学合资，五百美元买了一部旧皮卡车（pickup truck），加五十美元买了一部用汽油的旧剪草机，到处敲门替人家剪草。市价八元，我们收五。两人合作，剪得快，剪得好，约三十分钟剪得客户满意。过了不久生意滔滔，但每天只能在课后操作一两个小时，周末多一点。
我这一代的生活比不上儿子的，但比今天国内的劳工好。我父亲那一代当然比不上我，也比不上今天国内的劳工。父亲当年的拼搏与一些叔伯的艰辛，母亲生时对我说完一遍又一遍。她就是要我知道成功的过程是怎样的一回事。母亲说，上世纪早期在香港工厂作学徒的不仅没有工资，较蠢的要给老板补米饭钱。几个月可以学会的技术，学徒要先作洗碗、扫地等粗活，学满师通常是五年了。几位叔伯打上去，事业有成。父亲胜一筹，晩上自修英语，加上学习，半译半著地以中文写了一本电镀手册。后来设馆授徒，也卖电镀原料。他的名字是张文来，被誉为香港电镀行业之父，谢世后多年他的诞辰被拜为师傅诞。火尽薪存，今天在昆山的文来行，还在产出当年父亲改进了的拋光蜡。小生意，但既然是父亲的玩意，可以继续就继续下去吧。
提到上述，是要说明论生活与收入无疑一代胜于一代，但论到创业成就，以我家为例，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我可以断言，如果新劳动法在神州严厉执行，有工作时间的上限，而每个被雇用的炎黄子孙都受到这上限约束，不可能有一个的成就比得上我的父亲，不可能有一个比得上我，也不可能有一个比得上我的儿子吧。真实的效果将会如何呢？被雇的炎黄子孙中总有一些的成就高于我们一家几代，但这些杰出之士一定是打茅波，违反了新劳动法！
朋友，想想吧。如果一个社会有老板，也有员工，但老板永远是老板，员工永远是员工，那么在新劳动法的严厉约束下，不会有员工杀出重围，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就变为一个奴隶制度了。二十年前微软发迹的故事令人欣赏。商业天才盖茨把微软的总部称为校园（campus），内设饭堂，鼓励衣履不整的青年不出外进膳，晚上灯火通明，不分昼夜地工作的无数。据说每星期工作逾百小时的不少。自甘为奴，被盖茨剥削得过，因为十年后数之不尽的身家逾千万美元了。
（2008.10.03）经济学者的反对信
世界金融大乱，消息天天不同，分析性的文字不容易写：动笔写这边，那边改变了。写专栏不是报道消息。三天前美国众议院否决了七千亿救灾，明天此文发表后可能通过。为什么不停一下让我先写一篇呢？以不变应万变，我想到一封美国经济学者不久前发表的公开信。此信反对财政部长保尔森的救灾计划。评论这封信是停下来说一下的好办法。
该信看来出自芝加哥大学。签名的学者来自各方，人数不断地加上去，几天前是一百六十多个，没有再跟进，今天可能近二百了。有几个曾获经济学诺奖的，有些我四十年前认识，佩服。信是学者手笔，观点明确，原文如下
T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President pro tempore of the Senate:
As economists, we want to express to Congress our great concern for the plan proposed by Treasury Secretary Paulson to deal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We are well aware of the difficulty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we agree with the need for bold action to ensure that the financial system continues to function. We see three fatal pitfalls in the currently proposed plan:
1) Its fairness. The plan is a subsidy to investors at taxpayers’ expense. Investors who took risks to earn profits must also bear the losses. Not every business failure carries systemic risk. The government can ensure a well-functioning financial industry, able to make new loans to creditworthy borrowers, without bailing out particular investors and institutions whose choices proved unwise.
2) Its ambiguity. Neither the mission of the new agency nor its oversight are clear. If taxpayers are to buy illiquid and opaque assets from troubled sellers, the terms, occasions, and methods of such purchase must be crystal clear ahead of time and carefully monitored afterwards.
3) Its long-term effects. If the plan is enacted, its effects will be with us for a generation, for all their recent troubles, America’s dynamic and innovative private capital markets have brought the nation unparalleled prosperity. Fundamentally weakening those markets in order to calm short-run disruptions is desperately short-sighted.
For these reasons we ask Congress not to rush, to hold appropriate hearings, and to carefully consider the right course of action, and to wisely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he U.S. economy for years to come.
首先要说的，是我认为保尔森与联储局长伯南克皆一时才俊。前者是金融专家，在市场身经百战，他不懂金融没有谁懂了；后者经济学教授出身，不认识他，但认识他的朋友一致给他高评价。双方都是聪明人，不会有理说不清，主张不同可能起于大家对事情的严重性与复杂性的估计不同。我是局外人，凭不尽不实的资料下笔，恐怕见笑天下。学者反对的三点清楚。翻意不翻字，生动化一下略说如下：
一、愿赌要服输，吃得咸鱼要抵得渴。投资者买错马要纳税人出钱挽救是不公平的。
二、搞什么鬼的？要纳税人出钱买困难资产，怎可以不先说清楚条件如何及怎样善后呢？
三、救灾计划牵涉到一整代人。尽管美国的资本（金融）市场最近出现了不少麻烦，但这些市场给美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因为短暂的困扰而破坏金融行业是短见。
让我也试分三点回应：
（一）说不公平无疑是对的。然而，我们听到或读到的可能的灾难数字，皆近于天方夜谭，孰真孰假无从判断。输了的钱覆水难收，如果听到的可能灾难是真的话，那么花七千亿能成功地止蚀，平复下来，倒算相宜，不要管公平不公平了。
问题是七千亿可以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就大件事！继续增资救灾，整个国家的权利结构可能改变了。如果决定不再增资，七千亿救不成会使政府失信天下，最坏的效果多半会比完全不救为差。
我还有另一个想法。如果政府完全不救，让市场自生自灭，灾难如期出现，政府只协助一下市场的自动调整，最终的效果可能不是那么差。这观点来自一九九七的亚洲金融风暴，灾难最大的韩国复苏得最快，灾难也大的泰国也复苏得快。输了的是钱，财富的分配可能大执位，但国家的资源与生产力依旧，亚洲房地产之价下跌了七成又再回升破纪录了。
（二）认为保、伯二君没有解释清楚一切是对的，但我们不难想象，有些事，有些情，他们不便公开说。是敏感的话题，某些数字的公布可能引起恐慌，救谁不救谁先说出来有争议。保尔森似乎是说：「我想出解救的方法，知道可行，给我权力让我办吧。」有些事，有些情，是需要这样处理的。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人材鼎盛，保尔森可找三几个资历老到的学者，关起门来细说几天，达到共识不应该很困难。可以通过了议案才再考虑，准备花的钱不一定要花。
（三）我不同意美国的经济学者是他们说的第三点。个人的判断，是美国的资本（金融）市场有问题，而整个次贷风暴是那里的资本市场的合约结构出现了大漏才产生的。
当十多个月前次贷东窗事发，我立刻问：怎么可能呢？香港的房地产暴升暴跌无数次，中国九十年代也跌得破产无数，但没有出现过类似次贷的风暴。从香港人的经验看，美国的房价下跌是小儿科，怎会搞出那么大的困难呢？究其因，是次贷合约串连出来的所谓衍生工具的借贷或债券合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保障的，加上格林斯潘不断地把利率辘上辘落，讯息上出现了大问题。
愚见以为，美国面对的困难不是救灾那么简单，而是资本（金融）市场的结构不要再先进了，要回复到欠债有还钱保障的合约安排。此举也，这些年以倍数增加了的借贷总额，无可避免地大收缩很头痛，联储局要处理。看来又是宁要通胀、不要通缩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