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说的，是北京不久前公布会在二○二○年在上海推出国际金融中心。那是十一年后，他们在等什么？不明白北京的朋友怎样想。经济的发展历来千变万化，见一步走一步要反应快，要判断准。搞金融中心可不是搞北京奥运，不是要按着既定的时间表进行的。金融中心早就应该搞，而对中国来说，数千年来，最有机会达大成的时机是今天。夜长梦多，再等是劣着。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搞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条件是没有外汇管制——即是说，外人要多少人民币皆可按市价购买，其进、出口政府一律不管。搞国际金融中心，有汇管不能搞。这里有一个传统的谬误，虽然我认为是维护某些利益团体的借口。这是有些人认为放开汇管要等到什么时机成熟云云。是大错。已故的香港财政司郭伯伟曾经对我说，二战后，香港有关当局也认为需要有汇管，放开要等时机成熟。但他们当时不知怎样管，于是不管。后来见不管的效果好，就想也不再想了。
二十年前，佛利民最执着的是中国立刻解除汇管。他对我举出人类历史无数的汇管为祸的例子。后来北京把汇管放宽了不少，但不少沙石今天还在。要是中国没有放宽汇管，不会有今天。目前看，全部放开是搞国际金融中心的先决条件。
我不要在这里指出哪些团体或机构因为人民币有汇管而获利，但要指出一点北京朋友信奉的，是神话。他们认为汇管可以阻止资金外流。其实不然。汇管可以阻止或妨碍的是生意的正常运作，要把资金搬出国外的人总有办法。几个月前美国的外交部公布的中国投资于美国金融的数字，比中国央行的估计高出一倍！
（二）像中国那么庞大而有经济实力的国家，搞国际金融中心大有可为。但要打出名堂，人民币在国际上要成为名牌，要有自己的面目，不容易。数千年来，中国货币能打出名堂的成功机会最高是今天。这是因为国际金融大乱，人民币推出去会给国际人士在保值上多了一个选择，何况炎黄子孙满布地球，给祖宗一个面子我是相当肯定的。
自由地放人民币到地球云游四方，国家赚钱，有需要时收回就赚了利息。另一方面，放人民币出去不是要在国际上取代美元或其它先进之邦的名牌货币，而是因为我在《人民币的故事》（二○○九年三月三日）指出的一个重要观点：
「目前的形势是，因为这些年落后之邦发展得非常快，先进之邦如在梦中，从汇率的角度衡量，前者与后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连接不上了。上层之间有竞争，下层之间也有竞争，但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竞争是脱了节的。北京的朋友认为可以容易地打上去，推出腾笼换鸟，失之轻浮。治安转劣，是腾笼换贼乎？回乡归故里是连笼子也换了吗？」
目前看，上述的「断层」很现实，但向前看，这断层早晚会收窄，会平服下来。因为这些年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上升得快，而先进之邦的法定最低工资高企不下，需要的过渡期会为时甚久。人民币放出去，其它落后之邦或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直接或间接地跟着人民币走是很愚蠢的。我反对中国做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一哥，也反对中国要领导世界什么的。但我肯定今天把人民币放出去，会协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而可以远为容易跟他们贸易而获利。
（三）这就带来另一个重点。自二○○三年起我极力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同时解释过多次，这反对不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本身，而是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币值跟着美元走，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于是兑其它竞争国家的货币也升值。解除汇管，人民币自由进出，发展中国家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情况会很不相同。
这是说，依照我解释过的，一九九七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与人民币达到了一个均衡点，成为一个层面，跟着的发展是这层面与先进之邦的币值层面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断层。如果人民币独自在国际上提升，对中国的竞争力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人民币有外汇管制，不放出去，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没有选择，跟着美元走，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是劣着。但如果央行解除汇管，让人民币自由外流，聪明的发展中国家会把其币值跟着人民币走，或起码会重视与人民币汇率的调节，也会考虑以人民币作为他们的一部分外汇储备。读者要知道，任何国家都可以随时选择及调校他们的国际币值。这调校要考虑到自己的竞争力、国际贸易的利益与国民收入的实质享受。这也是汇率在市场浮动的主要功能。如果大有差池，不按经济原则处理自己的货币的国家，执政者是要下台的。
这些年我担心因为中国有汇管，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等于兑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升值，在竞争中会中计。解除汇管，让发展中国家多了人民币的选择，他们不按经济原则处理币值，不维护自己的外贸利益，中计的就转到他们那边去。这也是说，只要人民币解除汇管，稳定着自己的货币的购买力，避开了不可以接受的通胀或通缩，美元兑人民币怎样变动中国大可不管。中国要管的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互相得益的竞争，而如果人民币不自由放出，他们的币值老是跟着美元走，中国不能不管人民币兑美元是何价。
上述的道理不浅，但属一等的经济分析。是纯正的价格理论。纵横学问五十年，我认为除了价格理论，可取的经济学没有其它。
（四）人民币解除汇管，有机会带来另一项麻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四方君子可以凭炒买炒卖来扰乱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运作。机会不高，也不难处理。中国要稳定人民币对物品的购买力，而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我建议过无数次的、把人民币与一篮子任何人可以在市场直接成交的物品指数为货币之锚，也即是与这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挂钩了。肯定可行，我解释过多次，这里不再说了。人民币下了这个锚，对任何货币的汇率皆自由浮动。这样，在货币的话题上，中国是不怕任何扰乱的。
这里要说的，是如果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为锚，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会跟着人民币走的意向一定激增，而某程度他们选用人民币作储备也可以肯定。这些判断我乐于赌身家。
（五）也说过多次，无锚的货币制（fiat money）不可取。这一点，不少经济学者同意，只是以大国而言，他们想不出怎样把货币下一个固定的锚。十多年前跟进朱镕基的货币政策时，我霍然而悟，想出了可以用一篮子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锚。
八个月来，为了跟进地球金融危机而读到不少美国行内专家的货币言论，更证实了无锚货币不可取之见。这些专家不少是老朋友，他们的学问我历来欣赏。无锚货币的困难他们当然知道，但在美国现有的经济结构下，转用我提出的下锚制不容易。欧元可以采用，而人民币采用是更容易了。
无锚货币的一个无可救药的缺点，是适当地调控货币量难于登天。这些年美国联储用上调控利率的方法，基本上是价格管制，违反了费沙的不可能错的分析，也违反了价格浮动是引导资源使用最重要的功能。我曾经指出，美国的次贷之灾的其中一个主要起因，是联储把利率辘上辘落。利息是提前消费或提前投资之价，利率应由市场决定，央行不要管，但这重要的市场利率运作，是要在人民币下了一个可以在市场运作的锚才可以安枕无忧。
我明白如果把人民币下了一个稳定的锚，让利率自由浮动，央行的调控经济的权力会大幅下降。这是正着：市场的运作一般可靠，远胜政府的左右。不是说政府不要管经济：应该管的事项多得很，但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干预频频，出错的机会十之八、九也。
上海搞国际金融中心，原则上是前途无限的。要放开汇管才可以搞，而央行的工作会转到另一些重要的事项去。央行还在等什么？北京的朋友还在等什么？国际金融中心是那么重要的工程，有大成可勒碑志之，北京今天的领导人为什么要把这样重要的功绩推到接班人那边去？他们为什么要胡里胡涂地把自己的名字押在新《劳动合同法》这项劣迹上？难道将来的历史怎样写对他们不重要吗？
（2009.05.19）复杂的问题要简单地处理——语周小川先生
拙作《金融中心：北京还在等什么？》二○○九年五月十二日发表后，有头有脑的朋友一致赞赏(一笑)，认为很有说服力，而网上客近于一律支持。难得的是一位北京的朋友看得出该文是综合了几年来我对货币与汇率的思维。 说「难得」，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作了一个庞大的综合，要得到该友的提点，自己反复推敲，才知道他说得对，没有一点漏网。其实早就要写该文，但认为变化多，恐怕读者不明。最近为了一些事，也为了要赶书展结集成书，赶出该文，无意间把这综合写了出来。朋友说写得清楚。
本来打算以该文作为结集的末篇，但周小川先生于五月十五日发表了一些「放开」言论，两位朋友说是受到我十二日的文章的影响。我细读周先生的言论，认为不是。周先生有他自己的见解，而这次我认为他说得不错，把一块大石放下心头。放开汇管，搞国际金融中心，周小川无疑是中心人物，如果他不懂，或乱来，后果不堪设想。这次周先生的言论，我不同意的是《信报》的大字标题：《周小川：沪港合作建金融中心》。不同意，但认为是政治上的需要才那样说。正确的经济分析是：合作当然，竞争也当然，市场的运作会带动这些行为，政府不用多管，而周先生说的「配合、取长补短」，也是市场会自然而然地处理的。政府多管，扰乱了市场的运作，会有大麻烦。应管的不管，不应管的却管了，是愚蠢的行为，虽然我明白这些行为一般其实不蠢，而是某些利益团体在幕后操作。
纵观这几年周先生的政绩，骂过的不再说，我认为他处理问题是偏于向复杂的层面走。这不对。如下是我对中国处理国际金融中心的简单处理的看法：
（一）放开或解除所有汇管很容易：公布、放开，就是了。连带着这放开要让国际汇率自由浮动，但要先把人民币先下一个锚才安全。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放开汇管而不让汇率浮动的例子，以外汇储备应对，短期可以，长期可以是灾难。
（二）印制面值五百元的人民币钞票，千万不要忘记把一些英文字放上去，只印RMB三个字母应该足够。几年前我提出过这两点，央行可能早就办好了。
（三）要先把人民币下一个固定的锚才让所有汇率自由浮动。不要用外币为锚。我提出过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是最佳的选择。这篮子的物品为何，比重为何，是央行的重要工作。
（四）放开汇管，把人民币无限量地放出去，换回来的是外汇。有了一篮子物品为锚，不仅外间的好事之徒难以兴风作浪，央行的外汇进帐会是很可观的。可以赚很多，但央行不要贪图这些，而是要把这些赚（换）来的外汇放在一个独立的储备基金，与央行现有的外汇储备分开。这独立基金的钱是要作投资的，要避开金融或外币的投资。下注要着重于实物，例如矿物或矿藏之类。这独立基金的存在会增加外人对人民币的信任，因为他们知道这基金是用作维护人民币的币值。
（五）容许所有外地的金融机构到中国开业，不要再搞什么关系游戏了。关键问题不是外资的资格够不够，或资本够不够，而是投资者的权利有没有足够的保障。中国搞责任承包搞了那么多年，不可能不知道怎样做，外间怎样处理是外间的事，北京要设计自己的金融责任制。高斯（国内称科斯）的权利界定的观点重要。他说的是资源使用的权利界定，用之于金融也适宜。记着，处理责任界定与权利界定要简单，要清楚。
（六）人民币要成为一只国际货币名牌，要基于国际人士的信任。所谓面系人哋俾，架系自己丢。与一篮子物品为锚重要，更重要是中国的生产力。二○○二年我在南开大学说过，真正支持人民币的本位是刻苦耐劳而又聪明的中国人。这方面我们有十三多亿，冠于地球，要怎样发挥这十三多亿的生产力是北京的重要工作了。
（七）如有需要，北京不妨设立一个外汇对赌基金，赚一些炒家的钱，在国际上做点善事。
（八）听说周小川先生喜欢聘用外地的顾问，这点我是反对的。我认为不熟知中国的经济体制的人没有资格作什么建议。最近的金融危机显示，美国的金融专家很懂得为自己赚钱，但论到重要的金融与经济体制的合并运作，他们近于一无所知！中国的经改有成是中国人自己搞起来的，搞金融中心也要相信自己的智能。
不少人会羡慕周小川先生的位置。他现有的职位可以替国家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国际金融中心做得对，做得好，无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今天是数千年一遇的大好时机，错过了，将来的历史评价会是很尴尬的。
（2009.06.09）鼓励市场专业分化是中国医改的主要出路
今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五日我发表了三篇关于中国医疗改革的文章。讲到曹操，曹操就到，自己的健康出现了一点问题，到医院休息了几天。是国内的医院，让我能亲历其境地体会一下国内医疗制度的运作。不同地区的变化大，而要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医疗问题，断不是到某医院休息几天就可知大概的。我是凭好友Reuben Kessel创立的医疗经济学，加上自己对香港及西方的医疗制度有点认识，再加上自己的家族与朋友不少专于医道，写成上述三文。读者的回应多，一般给我支持，但我自己可不是那么满意的。
自己不满意，因为论点过于零散，没有一般性的理论架构，无从肯定地为中国的医改提供一个简单而又明确的大方向。这次在医院苦思几天，时来运到，想出中国医改的重点所在。写出来再给读者们吵一次吧。
我想到的重点，重要的，是史密斯（国内称斯密）一七七六的巨著起笔时分析的造针工厂。在人类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巨著中，史前辈起笔二话不说，只谈那造针工厂，可见他对这例子的重视。他在工厂的现场观察，意识到如果每个工人各自制造，每人每天产出一支针也不容易。但他见到的是每个工人只集中于制造针的一小部分，分工合作，针的产量于是急升，每个工人的平均生产力上升了数百倍。我曾经为这个观点加上科技的引进，推到其它例子去，得到的结论，是专业的分工合作可以把个人的平均产量提升逾万倍。这也是说，分工合作可以把生产的成本减低无数倍。
这就带来史前辈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格言：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劳力分工是被市场的广阔度约束着）。作学生时，这格言是否真理吵过好一阵，结论是大致上对。分工合作无疑可以大幅度地减低产出成本，而分工就是专业化，这专业可以化为产品中很微小的一部分。愈是分得细微，平均产出成本愈低，但如果市场不够大，这专业分工的安排就难以推广，也即是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了。
中国今天的医疗市场无疑是地球上最大的。不仅人多病多，而今天中国的老百姓出得起一点求医的钱。不可以出很多钱，但三几十元治疗一个普通的病他们出得起。如果中国的医疗制度是按着史密斯的格言走，让市场的大小决定医疗分工的广阔度，治病的成本可以减得很低，比任何其它国家低很多。这就是中国医改的最佳路向了。不可能错，可惜目前北京不这样走。
在国内医院的几天，我首先察觉到的，是他们的专业分工安排比香港及西方的分化得厉害。这显然是因为病人太多，不专业分工无从处理。他们的制度缺点多，要改，而从本文的主题看，主要的困难是公非公、私非私，没有好好地利用市场的机制来决定医疗专业分化的安排。他们的分工安排有政治的成分，有权力操控的成分，有利益团体分饼仔的成分。他们显然没有想到，撇开了这些利益问题，纯由市场决定专业分工，他们每组医护成员的收入会上升。收入的高下排列或会变动，但所有医护成员的收入会上升是可以肯定的。
用一个实例解释吧。我进的医院每天门诊一万二千人，属天文数字。有人在晚上睡在医院门口替病人排队轮挂号，天气好收费大约人民币十五元。加上其它挤迫费用，一个病人的门诊争位费加起来二、三十元。挂号费另计，其实是诊金，从四元至三百元不等，要看病情及治者的身价而定。医药也是另计的。除了门诊的排队时间及挤迫费用二、三十元之外，有一个行业叫「医托」，那是有人替病人找医生或介绍医生，都是指院内的医生。也有一个行业叫「医闹」，那是搞事的，希望以投诉或游行等闹事方法从中取利。
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了一篇今天愈来愈受到重视的文章，题为《价格管制理论》。其中的要点说，如果权利界定出现了问题，或价格受到管制，租值消散的浪费行为一定会出现。上文提到露宿及挤迫费用、医托费用、医闹费用，等等，都代表着租值消散，在一个以市场运作为依归的医疗制度是不会出现的。
是的，如果资历足够的医生可以在市场自由挂牌行医，上述的租值消散或可够付诊金而有余！目前国内的情况，自由挂牌行医，一个普通的病，诊金二、三十加药费应该足够，而绝大部分的病是不需要到医院去的。我不是专家，无从判断挂牌的医生要怎样专业分化才对，但这种判断市场会懂得怎样安排。此外，化验室要怎样专业分类，什么超声波、计算机扫描要怎样分类，「睇片」是否用得着医生之外的专业睇手，只要政府容许资历足够的各专其业，市场不可能不懂得怎样安排。个人认为国内的医疗市场大得离奇，按着市场竞争与市价运作的指引，那里的医疗行业的专业分化会达到的广阔度，地球没有出现过。局限不同，制度的安排应该有别——这是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内提出的重要观点了。
政府什么也不要管吗？不是的，政府还要做的项目多得很。我要重复此前说过的：医疗行业的一个大麻烦，是求医的人往往不知道购买的是些什么。鱼目大可混珠，浪得虚名之辈历来不少。在权利与责任界定这重要话题上，政府的工作重要。但他们要懂得分辨哪些工作他们要做，哪些应由市场处理。原则上，这分辨不难，只是做起来，政府的官员会因为自己的权力与利益，漠视了社会整体的需要。因为这一点，我对中国医疗改革的前途不看好。鱼目既然容易混珠，混水摸鱼的行为容易产生。
从医术知识那方面衡量，这些年国内的水平有了很大的长进，而我见到的几位护理人员，水平胜于西方的——可能被挑选过吧。要投诉是医院的建筑物太不成话。北京推出不知多少个万亿「救市」，救救医院的建筑物不是远为上算吗？尤其是拨出土地的安排，市场不容易处理。
写到这里，我要向同学们推荐好友R. Kessel（七五年谢世）的一篇重要文章。那是一九五八年发表的《Price Discrimination in Medicine》（《医疗的价格分歧》）。该年戴维德推出《法律与经济学报》，把该文放在卷首。当年在美国，同样的病，较为富有的人付较高的费用。是否价格分歧有疑问，因为富有的人受到的待遇是较佳的。我不反对多收富人的钱来帮补一下穷人的不足处，但推荐Kessel 的经典好文，是要向同学们示范上佳的经济研究应该那样做才对，而这样的经济研究今天不复存在了。中国要真正地搞好医改，同学们要多下工夫吧。
（2009.06.16）通用汽车的悲剧
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发表《奥巴马与通用汽车》，说曾经是美国光辉的通用汽车可能是奥巴马上任作总统后第一件要处理的头痛大事。这个总统不易做，要处理的头痛事项多得很。通用汽车呢？最近有了定案。选择不多，但在几个可能的结局中，这次定下来的应该是最差的选择。
通用汽车出现了难以解救的财政问题有好几年的历史了。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工会势力大，工资太高，通用累积了多年的租值被蚕食殆尽，不容易经得起经济波动的风风雨雨。另一方面，这些年发展中国家冒升得快，工资低很多很多，而这些国家产出的汽车质量直线上升，快得近于离奇。
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事发带来金融震撼，算是价高的耐用品的汽车首当其冲地受损，通用守不住是意中事。最明确的适当处理，美国的学者专家不少支持的，是让通用申请破产，重组债务，因而可以有力地说服工会让步。没有走这一着，换来的是政府资助二百亿美元。不容易明白这个选择。知情的专家认为这资助只是担沙填海，购买几个月的时间，可以起死回生的机会近于零。
通用终于破产了。债主先分，资不抵债，股票的持有者所获是零。报道说，债主分股权，美国政府占百分之六十，加拿大政府占百分之十五，工会占百分之十五，余下来是通用债券的持有者，占百分之十。报道又说，美国政府打算再投入三百亿美元于通用，希望有生机，之后或有机会把股权再在市场出售，有朝一日可以摆脱通用成为国营企业的困境。
作为外人，也不是汽车专家，我看不到这是解拆的好方法。首先是政府再投入三百亿，要怎样放进去呢？政府之外的股权持有者多半不愿意再注资。工会大幅地让步有助，但成功机会不大。由政府独自注资，没有抵押纳税人会吵起来。于是，一个可能的结局是不出钱注资的放弃股权。这样，整间通用可能成为国有。
其次，我不认为在今天的情况下通用的股票可以在市场有价。今天没有，可见的将来也不会有。通用要回复到有钱赚的时光才可以考虑把股票试之于市。再其次，就算工会大幅让步，有钱赚的日子遥遥无期。这是因为购买汽车的消费者，不少会因为通用是国营而选购其它牌子。这是中国的经验，前车可不鉴乎？
一个基本的困难，是美国从来没有尝试过国营企业，不知道目前通用汽车走上的路没有生机。三十多年前英国戴卓尔夫人与国企斗法的经历可见经传，但我认为中国的经验最具说服力。让我大略地说说吧。
国企要在一个市场经济持久地生存要有两个条件。其一是要有政府授予垄断权的保护；其二是产品或服务的性质不着重于变化。在中国，石油、通讯、火车等是例子。没有垄断保护，在竞争下国企容易亏蚀，而变化多的产品或服务，国企与私营竞争一般经不起三招两式。
汽车这个行业，在福特产出Model-T的初期，是代步工具，但求耐用可靠，成本相宜。后来这大有名堂的品牌，因为变化跟不上潮流而差不多使福特破产。今天的汽车行业是另一回事：购买汽车的人视之为一种消费品，重视款式，讲究品味，考虑舒适，研究功能，而多多少少「派头」总要顾及一下。四十年前日本开始发难，为了争取市场他们逐步把汽车造得应有尽有。到了今天，坐进一部档次高的，你会察觉机关无数：音响与空调的讲究，冰箱与影视的和谐，座位与按摩的舒适，导航与提示的巧妙，等等，二十年前皆无法想象。
变化多而又需要年年更新的产品，或者是些什么名牌货式，以国企从事不可以在市场生存，是经验的规律。这是个很不容易解释的现象。一般人的想法，是需要不断地精益求精的产品，政府作老板无法办到。可能对，应该对，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问题不简单，因为今天不少善于产出高档消费品的企业，是上市公司，老板是数之不尽的股票持有者，其形式是「公有」，与国企属「公有」没有两样。但为什么国企与非国企的操作表现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
九十年代中期，为了中国的发展，这问题我想了很久。无疑是监管与消费者的意向讯息出现了困难，但为什么国企不能解决呢？答案有几方面，有不重要与重要之分。有关，但不大重要的，是国企的弹性不够：经理与员工的薪酬通常有硬性的方程式，炒鱿比较困难，工会对抗较易，消费者的意欲转变知得及接受得比较慢。这些都对，但原则上国企的设计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国企无从解决的困难，最重要的，只一项。那就是没有足够的股民可以在市场把国企的股票沽得叫救命！缺少了这一项，国企的监管衡量与前景预期就缺少了市场惩罚作为最有效能的约束准则。四十多年前佛利民对我说：「一个人最不愿意做的是什么？是认错。市场不会要求任何人认错，但决策错了，市价下跌，或要亏蚀，是市场给错误决策的惩罚。市场是一个不要求认错但会惩罚错失的地方。」
九十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朋友考虑要把某些国企的小部分股权供之于市，问我意见。我回应说：「如果民间持有某国企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权，国企可能称不上是国企。但国家究竟持有股权多少不是重心问题。重心问题是民间持有的那部分，足不足够可以随时把国企的股价在市场沽得七零八落！」
回头说美国的通用汽车，转为国企已成定局。很明显地，在可见的将来通用不会有股价的波动作为一个可靠的监管或衡量操作表现的准则。赚钱不一定做得对，亏蚀不一定代表着失败。连年亏蚀的私营企业有股价急升的实例，而赚钱企业的股价可以跌得头破血流。股价是由市场对企业的前景预期决定的。企业本身的操作如何，产品的销售前景如何，不可能没有识者知道，而这些识者的行动会导致市场的股价作出很快的反应。不一定对，但市场的运作就是这样。市场传达讯息；市场惩罚失败。你改不改？
没有股价变动的指引，是通用汽车难以监管的核心困难。要不断地亏蚀一段长时期是大家的意中事。这就带来另一个尴尬问题。作为一间制造企业，今天的通用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间庞大国企。不止此也。通用曾经是美国的光辉，是美国经济历史炫耀地球的一个主角。如今收归国有，政府怎可以让他们拥有的通用倒闭关门呢？政府不断资助，亏蚀绵绵无尽期，政府的颜面要怎样看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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