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样示范我说的困难呢？以我历来佩服的马歇尔为例，他对成本的概念掌握有偏差，所以在他发明的准租值（quasi rent）的概念上错了一半，而到了他分析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时，全盘错了。马歇尔伟大，因为错归错，他的分析架构完整，提出的理念重要，好叫我们后学的可以改进而完善之。不对，但重要，有启发力，我欠马歇尔实在多。
举另一个例。以一般均衡分析而扬名天下的瓦尔拉斯（L. Walras），用方程式处理均衡，发明不易，其实没有什么。一般学生几天可知大概，聪明的几个小时。但可以解释现象吗？不成。我用的均衡理念不需要方程式，但要好些年才能掌握。我用的均衡，是说有足够局限条件的指定，让我们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这是把空洞的方程式加进了内容。真的不容易。从事者要对科学验证的方法用得熟，也要对世事知得多。
记得一九七五年回港渡长假，某国际知名足球队来港比赛，我见那么多年没有到现场看足球，托一位有关系的朋友购票。两个小时后他给我回复，说优座票早就没有了，劣座还有，而历来的经验，是大赛事优座票早就销售一空。这现象启发了我：为什么优座票价是偏低了呢？我跟着花了几个晚上到电影院去调查，又找了几位炒黄牛票的仁兄询问他们的经验。
当足球朋友告诉我优座票历来难购，我立刻想到「跳座」（英语称seat jumping）可能是解释。这是说，如果优座不满，购买了劣座的可能在开场后，见优座有空置，就「跳」到那边享受一下。如果老板把优座以偏低的票价出售，先满，让顾客保护自己的优座，跳座的行为可以杜绝，老板的总票房收入可能增加。
香港当时的电影院分上下两层，上层分超等及特等，下层分前座、中座及后座，优劣分明，优座的票价较高。我的调查简单：看看优座是否先满，或百分比上先售出较多；看看黄牛老兄是否主要在优座票下注；看看优座的黄牛价的上升是否高于劣座的；看看上下两层之间不能「跳座」的情况与一层之内有什么不同。优座票价偏低的防止跳座假说很快就肯定了，跟着找可以被事实推翻的验证含意，找到几个有趣的，都没有被推翻，所以只几个晚上就知道有足够的资料写一篇文章。不认为重要，但有趣过瘾，发表不会有困难。
回美后动笔，知道有一个理论逻辑的难题需要解决。这就是要证明电影院的老板减价让优座先满，他的总票房收入会高于不减优座之价。不容易，想了一个晚上，想通了。但我要跟同事巴赛尔开一个玩笑：我要完全不用几何或方程式——只用文字——而把这理论要点证出来。虽然作学生时「技术」科目成绩好，但后来少用数，认为劏鸡用不着牛刀，也知道数学是另一种天赋，与自己擅长的天马行空的想象方法有点格格不入。
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是一篇没有任何数学的文章，多个假设与不同系数翻来覆去地纯用文字表达。巴赛尔读得开心，叫绝，说摆明要用数学证明的我纯用文字全部证了出来，他和另一位数学经济同事找不到错处。这篇文章结语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面对竞争，一个人的行为要看竞争者的行为而定。市价的决定是竞争的结果，也是重要的。但这不是唯一的结果。如果减价可以帮助约束行为，所有合约的参与者可能获益。这篇文章示范着的，是约束行为的行为可以有效而又方便地以减价促成。」
在同一结语中，我举出其它例子，其中最清楚的是香港置地的经理人一九六八年在法庭上的陈辞。置地是当时香港最大及一般人认为是管理得最好的房地产公司。经理人说，公司是刻意地把写字楼的租金调低，约低于市价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排队」（他称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租客排队等位，他们可选租客，而租客见有人等位，交租会较为准时，也会较为遵守租约指定的规则。
后来朋友告诉我，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wage theory）来自优座票价偏低一文，尤其是香港置地的例子。把「出售」改为「购买」，这新理论是说，雇主刻意地把工资提升，高于他们可以聘请之价，是赶驴子的故事：前有红萝卜，后有棍子。工资提升，员工较为卖力，是红萝卜，而有人排队等职位，则是棍子了。这理论的漏洞多得离奇：红萝卜与棍子分不开；市场所有雇主皆用此法，何来棍子了？所有工资皆红萝卜，要怎样算才对呢？
效率工资的一个主要用场，是解释失业：工资不易向下调整，所以失业较多。二○○○年的春天，一位诺奖得主到港大讲话，讲效率工资与失业的关系。我在场作主持，他讲后我抢先提问：「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时间工资合约的，但中国的工厂一般用件工合约，而奖金制也普及，纯时间工资的不多见，你的理论怎样了？」他无从回应。多知世事就占了先机！
从来不否认较高的薪酬会有较佳的工作表现。曾经打趣地说过，如果有刊物出稿酬一百大元一个字，我的文章可以写得像苏东坡！老人家也真倒霉，虽然没有谁会贬低老人家的本领，但也没有谁会那样傻，出百元一字考一下老人家。问题是从海外回归的经济学后起之秀，竟然以不成气候的效率工资理论来考一下神州大地的劳苦大众！
是的，这几年，无论是支持人民币升值，或提升最低工资，或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或大谈经济转型，等等的言论，我都看到效率工资理论的影子，看到座位票价，看到香港置地。回归新秀加进去的发明，是红萝卜与棍子再不是由私营企业的老板决定，而是由政府强制。这算是什么学问了？
座位票价影响了老人家，老人家例举香港置地，香港置地影响了效率工资，效率工资影响了回归新秀，回归新秀影响了北京政策，北京政策把工人赶回乡去耕田。是幻想吗？还是神州大乱了？
（2008.12.02）乱花钱必闯大祸
竟然活到七十三岁，是实龄，路走慢了，思想还速。不可能跟大自然斗法，几年后智力退化必然。只有文笔书法，有机会像孙过庭说王右军：老年多妙。孔夫子七十三谢世，是虚龄，斗不过我。
那天晚上挂个电话给巴赛尔，说美国的金融灾难可能比三十年代还要糟。他回应说一位大家认识的旧同事也这样看。该同事对古灵精怪的资料掌握得广泛而又深入，对那些复杂无比的借贷衍生工具，行内不会有谁的认识比得过他。我怎样说是门外之见，他说的是另一个层面了。
最近花旗银行的不幸使我感到困扰。是国际老牌子，曾经雄视地球，这次出事与什么挤提无关，而是坏帐太多了！经验老到如花旗也中了计，其它的醉卧沙场君莫笑矣。我因此认为，在本质上，今天的困境与三十年代不同。放宽银根或花钱挽救可能别无选择，但核心问题还是美国的金融制度出了严重的错失，要修改。该制度复杂无比，作为局外人我不敢作任何建议。最理想的可能，是这里放宽那里挽救，制度的本身会自动地修改过来。研究制度多年，我深信任何制度都有自动调整、自动修正的机能。政府协助这调整重要，但主导地插手修改不容易找到成功的例子。
何谓协助、何谓主导，不容易分开。回顾可以，身在其中不易。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例，从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可见，发展得好的县竞争制度，整个过程政府一般被动，见行得通就加以协助或肯定而让之进化出来。近几年北京的朋友变得热衷了，作主导，中计频频也。
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今天的情况：整个地球的所有国家纷纷大手花钱挽救经济。没有什么可取的理论支持，只是大家意识到信贷收缩得快，失业急升，减息起不了大作用，于是凯恩斯学派去也。问题是今天多花不值得花的钱，后患无穷可以肯定。佛利民不是说过吗？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待得雨过天晴，国债那么高，几代也偿还不尽，大通胀看来无可避免。这样一来，退休的老人家要怎样安抚才对呢？
中国是比较幸运的。让我集中于中国之幸与不幸吧。说中国比较幸运有四点。一、相对来说，中国受到金融本身的影响是小的：输掉数千亿美元，或较多一点，不用哭出来。二、有钱可花，用不着担心庞大的赤字财政。三、通缩之势已成，花三几万亿不用太担心不可以接受的通胀会重临神州。四、这点可能最重要：中国有足够的公共措施项目，本来就应该推出的，审时度势，提早及加速推出是正着。美国不是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没有这最后一点的方便，要大手花钱非常头痛。据说他们要修桥补路，还好，如果大搞福利失业率会飙升。
写《北京出手四万亿的经济分析》一文，我从正面下笔。跟着的发展使我担心：地方政府要在五年内推出十八万亿的公共措施投资。当然要得到北京的批准，当然北京不会那样傻，鼓励乱花一通。趋势不可取，而就是北京当局决定要花的两年四万亿，选择项目的排列不容易，监管更困难：监管不善而产生的浪费与干部上下其手的行为一定大幅增加。就是让我们假设不容易相信的选得好、管得善，《四万亿》一文提出的第八点有关键性：四万亿是公共措施的投资，无可避免地会削弱了私营的工业发展，有很大机会导致一浪接一浪的工厂倒闭潮。是的，北京的四万亿投资要尽量压低成本，压低工资，让私营企业有一点呼吸的空间。
让我再提出说过多次的要点：像中国人口那么多、天然资源那么贫乏的国家，私营（或民营）的工业发展是唯一的可以搞起经济的途径，要放在首要位置，其它皆次要。花四万亿去建什么公路铁路，工业不成用不着，是浪费的投资。
大约二○○二年起，珠三角出现民工荒，跟着长三角也出现了。是好形势。同时，农民与劳苦大众的收入上升得快。到了二○○三，农产品之价开始明显上升，形势是更好了。农转工也是在这时转得快，非常快，大约到二○○六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这个大家期望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大转移，始于二○○○，不幸地止于二○○七。说不幸，因为还差约十个百分点，农转工就大功告成了。低下阶层的收入当时上升得好，贫富两极分化在相对上开始收窄。因为市场的工资上升，工业产品的质量在九十年代后期急升后，科技的提升随处可见，研发投资的上升率冠于地球。这些是市场压力促成的，用不着对中国发展一无所知的回归新秀建议的「强迫」转型政策。二○○四年我大声疾呼，说接单工业是中国发展的命脉，因为这些没有什么租值可言的工业是协助农转工的主要角色。
一九九七年我说人民币是强币；二○○二年我说人民币是世界上最强的货币；二○○三年三月我说老外会强迫人民币升值；同年五月我反对人民币升值；二○○四年初我建议人民币转钩一篮子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二○○六年五月我说港元要转钩人民币。着着洞烛先机，没有一次说错，不听老人言老人是管不着的。就是我没有写出来的美国将会遇到的困境，两三年前几位听到的朋友今天啧啧称奇。是科学的推断，跟昔日牛顿推断树上的苹果会掉到地上没有两样，何奇之有哉？经济学的悲哀，是太多鱼目混太少珠，一般人不相信可以是科学。
盛筵难再！人民币的处理失当我写过不记得多少次，而去年十月收到新劳动合同法九十八条的文件，只一翻就成个弹起。当时正以一系列文章分析中国的通胀，到十二月才评论，一连骂了十篇，皆似石沉大海也。今年初的雪灾与五月的川灾扰乱了我对神州经济的观感，但七月我肯定新劳动法是灾难。当时到佛山一间印刷厂为一本书签名，听到工人回乡耕田的事。跟着到处查询，知道约百分之五的工人弃工转农。这耕田潮后来的急升今天大家都知道。读者要明白，工作年龄的农民约农民人口的三分之一，一个出外打工的要寄钱回乡帮助两个，百分之十的工人回乡是大踏步地走回头路了。目前，农产品的价格下跌得快，而数以万计的倒闭工厂，清一色是接单工业。农转工的主角遇难也。昨天收到的资料，是东莞厂房的月租下降至六元一平方，空置的无数。这与官方的言论大有出入。今早收到的资料，是河南的小厂也纷纷倒闭，而这倒闭潮是起于雷曼兄弟出事之前的。
让老人家发点牢骚吧。跟进了中国那么多年，用尽心力解释自己所知，几年前荒山摄影，见农民有钱请吃饭，以为鸿鹄将至，大势定矣，怎会一下变成这个样子的？
纵观天下大势，我不反对北京大手花钱，提早及加速应该投资的公共措施。问题是这些投资与私营工业的发展有冲突，待到政府的基建投资对工业有助时，工业可能变得溃不成军！要怎样处理才对呢？多想一下才动笔吧。
（2008.12.05）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
万方多难此登临——杜工部说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有所感慨时总要「登临」一下。可不是吗？北宋王荆公写《桂枝香》，起笔是「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清人孙髯翁为大观楼写联，其中有「骚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之句。是悲是喜，登临远眺，一舒胸怀，让脑子清醒一下，是好文化。这传统历久不衰，反映着炎黄子孙的确有点能耐。
今天神州多难，也让我来「登临」一下吧。评论经济政策，无可避免地要表达自己的建议。这是头痛问题。人家不接受，无所谓，跟读者过瘾一下算了。人家接受，没有谁知道出自何方，建议得对，沾沾自喜。麻烦是人家接受，天下皆知出处，建议出错，害人无数，不知要躲到哪里才对。
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日子经济专栏那么难写。招牌挂了出去，偶一失手，金漆岂不是变为黑漆了？招牌事小，民生事大，尤其是神州大地还有无数穷人，看不到明天有什么希望的。任何政策建议不可能一起顾及各个阶层。只顾穷人，只顾增加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可不是要做一个互联网上的侠盗罗宾汉，而是因为我熟知神州，把我掌握的所有经济理论放进去，结论是只要能改善穷人的前景，其它一切大致上可以不管。
世界经济大乱，花钱救市的言论五花八门，一般是凯恩斯学派（多年前由哈佛创立，与凯氏之见有别）的言论了。北京推出两年四万亿投资抢救，我不反对，认为不是该学派的发明：提早及加速政府预定的基建及其它项目，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应该反对的。然而，当我读到北京要鼓励「内需」的言论——四万亿也是鼓励内需——凯恩斯学派的味道明显。四万亿的推出看来没有错，但想法却是错了。
我要再说分析《四万亿》时提到的「第八点」，因为太重要了。经济学的第一课永远是说，如果一个国家要多产出武器，就要少产出面包；多种苹果，少种橙是代价。两年四万亿投资政府项目，私营工业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争用同样的资源，用同样的生产要素，此长彼落是无可避免的。这就是问题：不反对政府项目四万亿，但又认为私营的工业发展是中国的经济命脉，怎可以自圆其说呢？绝对是难题，为之我想了多天了。
想出来的解决办法与理由有四点。一、四万亿的推出可以接受，但只能限于提早及加速项目。二、鼓励私营工业的发展有鼓励内供之能，更重要，要大手推出，希望可以抵消部分鼓励内需的四万亿的竞争压力。三、中国目前有多项压制内供的法例或政策。要一起废除——这是要废除所有妨碍私营工业发展的法例，希望私营工业因而增加的产出效率，足以可观地弥补部分四万亿竞争带来的私营损失。
第四点。北京的朋友说过，中国是大国，人口多，可以单靠自己而发展。这看法大致上不错，但要从内供而不是从内需这方面看。今天内需之说盛行，是看错了问题的重心，不可取。是的，像四万亿那类投资，是鼓励内需，大国小国、人多人少没有分别，但鼓励内供人多势众有大着数。
记得八十年代回港工作后不久，一家国际大机构请我作座上客，听他们的一位研究员讲解他的研究所获。该研究员先说结论：一个国家愈小，对外贸易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愈高。我立刻回应：「如果整个地球只有一个国家，对外贸易一定是零！」该研究员不容易多说下去，草草收场。
北京的朋友今天认为，地球的金融灾难对中国的出口为害不小，中国要发展自己国内的可以是很庞大的市场。这想法没有错，但从鼓励内需的角度入手却是错了。要鼓励内供才对。
我说的内供，是鼓励私营的工业转向为供给国内的市场而产出。不是说对外贸易不重要，而是面对出口大减，向国内市场打主意绝对是正着。困难是北京的政策历来鼓励出口，不鼓励内销，是麻烦，也是蠢政策，面对目前的国际形势，这政策是更蠢了。
先说鼓励内供的好处吧。有三点。一、凡是鼓励私营内供就是鼓励私营工业，而内供有看头必然增加内需，用不着政府操心。二、鼓励内供，让私营者作决策，有市价的指引，出错的机会大减，而就是出错，私营的错失一般比政府的庞大项目小。三、鼓励内供是鼓励每个人主动地积极参与产出，是中国经改有成的要点，但从鼓励内需的角度出发，是由政府花钱鼓励，人民产出的性质是被动的——无可奈何地用作过渡协助可以，长此下去中国的改革前功尽废矣。
理由充分，目前要怎样鼓励内供才对呢？有八项，全部做足大有可为。三项容易做，两项难度中性，三项难度比较高，要多费思量了。
先谈容易的三项吧。一、立刻撤销所有原料进口税，就是由政府补贴一点原料进口，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会反对。过渡可以考虑。这里要补充的，是出口退税，就是不久前提升了，也退不足，何况手续麻烦，地方政府往往拖欠一年半载。一律撤销原料进口税清楚了当，是正着。二、撤销「来料加工」这项工业安排。当年为鼓励出口而设，有点说不通，而今天出口兵败如山倒，还搞这一套蠢到死也。与其让「来料加工」的倒闭失踪，倒不如让他们产出自由内销，为增加内供而卖力，增加就业，因而增加内需。厂房、机械，及更重要的生产知识，可以因为有内销之机而保存下来。目前的情况，是工厂转性质要先关门清数。三、任何人在中国投资设厂，或经营企业，只要正当合法，皆拍手欢迎，可以内外皆销，不需要再论国籍了。外资的优惠大可取缔，取而代之的是所有投资产出的人都受到同样的优惠。多年以来，说是优惠外资，其实内资门路多，较为着数。是内外不分、一视同仁的时候了。
转谈两项难度中性的。一、说过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国际贸易暴跌是一个主要原因。今天是大手推广国际贸易的时候。我从来不反对中国单方面取消关税，但目前的情况，北京不妨拿出自己的本钱来要胁一下：选择某国取消中国货的进口税，中国就取消某国货的进口税。其它我不敢说，但北京处理这种外交历来了得。吴仪、薄熙来躲到哪里去了？
二、也是难度中性的。因为目今的工厂倒闭潮，懂得做厂的人材散失严重。做厂是难度非常高的一门专业。我见过不少无能的经济学家，见过无能的律师，也见过无能的医生──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做厂生存三几年而是不能干的人。假设一间工厂平均有三几个这样的人材，因倒闭而散失的可能近百万大军了。我认为北京要不论既往，不管是否欠债逃亡，要出些优惠鼓励这些专材再做厂。我恨不得那些口口声声说剥削工人的官员或政客或学者，去做厂表演一下剥削给我看。
谈了五项，还有三项难度比较高的，重要。篇幅所限，这里先谈其一。只能略谈，因为我懂得不多。这就是要大手地简化税制。鼓励内需，长远地看要加税。鼓励内供是倒过来，要减税。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鼓励内供，简化税制比减税更重要。曾经找中国的税务专家求教过，考虑到多方面，我想到单抽营业税，不累进，不同行业或可采用不同的营业税率，可能是适用于目前的中国的最简单税制。这是因为单抽营业税，工厂或企业容易算成本，左避右瞒的法门不多，税局比较容易运作，而没有所得税是对私营拼搏的大鼓励了。说过，我不是税务专家，只提出这有点新意的简单税制给北京的朋友考虑。不管怎样说，税制要简化。
还有两项难度比较高的。是什么呢？不用说，读者一猜就中。
（2008.12.09）人民币要以实物为锚
拙作《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一文发表后，一些读者问：内需不足，何来鼓励内供了？问得不蠢（一笑），先略作解释吧。
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故老相传的定律，大名鼎鼎，相当经典，称为萨伊定律（Say’s Law）。这定律说：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在一个物品换物品的经济下，这定律一定对；在以真金白银作货币的情况下，这定律也对。然而，一旦用上纸币，出现了信贷膨胀与收缩的情况，这定律就不一定对了。有错，但不是全错，这定律今天可怜地被学者们遗忘了。
写《内供》一文时，我没有想到萨伊定律，只是发稿后觉得相近。我当时的想法，是物品凡有市场，价够低一定有需求，而供应者的收入增加，自己需求去也。至于产出成本那方面，市场势弱是会自调下降的，所以政府不要在劳工或其它生产要素市场阻碍价格下降。三十年代时美国的经济出了大事，一个主要原因是工资下调有困难。无意间我把萨伊定律救了一救。
《内供》一文还有其它要点，归纳起来主要是说，今天国内有出口退税、有来料加工、有国际歧视，有复杂税制，等等，加起来对内供有很大的杀伤力，要大手清除。读者可能不知道，今天在国内产出的档次较高的产品，在国外销售，其价格比同样产品在国内低相当多！这是政府鼓励外销而不鼓励内销所致。今天要清除其中障碍，清除后，以自由市场的成本算，内销之价当然要比外销为低。这里还有另一个要点：因为政府历来漠视内销，国内的产品市场虽然发展得好，但批发与零售之间的运作就有不少问题。国产外销之价低于国产内销的，国内的批发与零售之间不容易运作得好。
转谈人民币——是接前文要说的第七项——认为需要改制。这就是我建议过多次的转用一篮子物品为货币之锚。不因为是我的发明，而是经过几年的观察，加上目前的国际形势，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是更对了。
先要澄清的，是我认为无锚的货币制度（fiat money）不可取。我跟进「货币」这门学问四十六年了：一九六二师从Karl Brunner；六三聆听师兄Alan Meltzer讲解重要的银根分析；六七结交佛利民、夏理?庄逊、蒙代尔等货币专家；八三香港考虑钞票局时，跟Alan Walters及Charles Goodhart等大师求教过。耳闻目染，观察思考，知道无锚货币有不可以解决的困难。
首先是在地球一体化的情况下，我们再不知道一个国家的货币量要怎样算才对。确知这困难是一九九五年，师兄Meltzer访港，跟我到雅谷进午餐。他是货币量分析的顶级专家，说有点胡涂了。他说几年来美国的货币量上升率很高，但通胀却不回头。几天后我想到的解释，是九一波斯湾之战后，举世争持美元，美元币量的上升因而对美国本土的通胀没有多大影响。这问题一九六八年另一位朋友（Tom Saving）注意到，佛利民当时持不同看法。佛老谢世前两年——约二○○四吧——也意识到他信奉多年的币量理论出现了问题。
北京考虑解除外汇管制，屈指一算，起码有二十年了，时宽时紧，汇管今天还在。今天工业的发展遇难，北京的朋友看来是意识到解除汇管有助。我认为此管也，一两年内会撤销。撤销汇管当然对，但让人民币自由进出，在无锚货币制下国内的通胀或通缩很难处理。这就是一九九五年师兄提到的头痛问题。还有另一个可以是更头痛的问题：没有汇管，外间的汇市可以大炒特炒，导致人民币的国际汇率有反复无常的波动，对中国的发展是不利的。
以一篮子外币挂钩算是有锚，但几年前我说过，这会惹来一篮子的麻烦。事实上，人民币跟一篮子外币钩了几年，效果真的不是那么好。再者，以一篮子外币挂钩，外汇的炒买炒卖不能摆脱，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篮子国家联手来炒是头痛万分的事。
不管是无锚货币制，或以一篮子外币为锚，那所谓货币政策不能不用。西方之邦，大约有十多年，主要的货币政策是采用师兄的建议：调控银根（monetary base）。格林斯潘主席联储后，转用利率调控。辘上辘落，辘了八次。我早就说过，这样辘上辘落早晚会辘瓜。利息是一个价，而在市场竞争下，利率会与投资的回报率看齐。利率不依市场地辘上辘落，投资的回报率却不这样，投资者只能以利率的平均预期作决策。看错了，出了大错，怎么办？这就是今天金融灾难的一个起因。可以这样看吧。美国的金融制度大有问题：浮沙指数（借贷与抵押的比率）太高，金融市场合约的交错织合不对。跟着是次贷容易出事，年多前的出事是导火线。我认为这导火线的点火，起于格林斯潘退休前与退休后，美国的利率一连上升了无数次，跟着高企不下，推翻了市场的一般预期，投资者一起中计去也。
以一篮子物品作为人民币之锚，可以避开了上述的种种困难。多年前与佛利民研讨过，他认为原则上可行，但需要的物品储存及交收成本太高。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主事的央行根本不需要有物品储存，物品的交收与央行无关。央行只要把人民币钩着一篮子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品的指数。这是我从思考朱镕基的货币政策时想到的。原则与昔日的金本位与银本位差不多，是以实物为锚，但央行不需要有金或银在手，而篮子内的不同物品种类够多，避开了单以金或银为锚可能遇到的市场金价或银价波动太大而惹来的麻烦。曾经解释过好几次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方法，读者一般想得太深，不明白，这里从浅再说。
（一）选取三十至一百种物品，最好依照中国人民在衣、食、住、行这几方面的大概分配，不需要精确。需要精确的是每种物品的质量，例如是哪种白米、哪种棉花，等等。跟着需要的，是每种物品要随时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市价，不能讨价还价的，所以要在期货市场及批发市场选择，在哪地的市场都可以。
（二）假设篮子内的物品有六十种，每种的量有多少，选好后固定不变（有必要时可变，也可改换物品）。例如篮子里有多少只鸡蛋、多少两花生油、多少毫克黄金、多少公升石油……等等。金、银、铜、铁等要有，木材、水泥等要有，农产品要有，衣料等都要有。
（三）央行选出一个人民币的整数，说五千元吧，固定了这五千元可以在指定的不同市场购买这一篮子有多大，把这五千元化作指数，说是一百。可以调整。如果一年内容许那篮子的物价上升百分之五，是说该年容许上限五千二百五十元购买这篮子，指数上限是一○五，是通胀。倒过来，指数九十八是通缩百分之二。我认为每年上五下二是适当的上下限选择。
（四）不调整指数，整个篮子的总价不变。篮子内的每种物量也不变，但物与物之间的相对价格是自由变动的，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管。央行只是稳守上述的一篮子物价指数。
（五）央行完全不需要有物品的存货，不需要负责物品的交收。任何人真的要购买这篮子物品，可以在指定的市场自己购买。不需要百分之百跟央行选定的相同，很相近足够。这就是我说过多次的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品指数了。多年前美国曾经吵过以消费者的物价指数为美元之锚，行不通，因为该指数是不可以在市场成交的。我说的一篮子物品可以容易地在市场成交（五千元只购一篮子量太少，按价购买三十篮子容易）。
（六）央行可以心安理得地解除所有外汇管制了。人民币对所有外币的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央行春江水暖鸭先知，不管汇率，只守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见有压力下降（即人民币有上升压力），就把人民币放出去，大手放出则大赚外汇。见该篮子的物价指数有上升压力。（即人民币有贬值压力），则倒过来，以外汇储备或其它办法把人民币收回。是放是收，主要是调校人民币钞票的发行量，其它的货币量度不重要。只要篮子内的不同物品种类够多，没有谁会炒人民币。
有了上述，中国不可能再有不可以接受的通胀或通缩。央行不需要调控利率。利率由市场决定，也即是由银行与顾客的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的投资会活跃起来。这方面央行的工作与权力是少了的。监管银行的工作不减，管理储备的工作不减。另一方面，因为汇管的解除，无数的外地与金融有关的机构会涌到浦东去，让央行一起监管，恐怕有点手忙脚乱了。过瘾精彩，北京的朋友怕什么呢？
回头说起笔提到的萨伊定律。人民币采用一篮子物品为锚，这定律会再大显神通。
（2008.12.12）新劳动法别无选择
《人民币要以实物为锚》发表后，懂经济的朋友说比我以前的解释远为清楚了，明白，好。还有不少读者不明白。不要想得太深：试找一篮子不同的水果，每个写上价格及重量，然后拿起我的文章逐点读下去，每步以那篮子水果对照。
有四点这里要澄清或补充的。一、我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彷佛昔日的金或银本位制，但有两点重要的不同。甲、昔日的本位制是以金或银作货币，出口流失或供应不足很麻烦。我建议的是用金或银之价作为基标（bench mark），市民可按基标在市场买卖成交，但金或银的本身不是货币。乙、单用金或银，可能的市价大幅波动很麻烦。用一篮子物品，篮子内的不同物品的相对价格自由浮动，但整篮子的总价（指数）不变，不会受到个别物价波动的影响。
二、物品可从期货或批发市场选择，二者之间批发市场（如果有足够物品的话）较为优胜。这是因为期货之价，虽然一般比较精确，有时容易出术。多年前巴西的咖啡豆就因为有人放假消息而搞出丑闻。我建议的篮子，物品的质量要精确，但只要央行言而有信，物价的精确性不是那么重要。
三、固定了篮子的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后，人民币对所有外币的汇率皆自由浮动。如果某重要外币的汇率变动太大，人民币调整指数的应对可能引起「货币战争」之见。但如果国内的所有价格自由浮动（包括工资），这些价格的浮动足以应对汇率的大波动，不需要调整那篮子的物价指数。所以在原则上，这篮子的指数调整只宜用于调控通胀或通缩。要注意，好些时，外币汇率的大波动是需要的，央行不要管。汇率变动的一个功能，是为国际竞争提供一个均衡点。
四、像今天那样国际金融大乱，或历来把经济学者弄得频频出弹弓手的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以一篮子物品为货币之锚会把这些烦扰平静一下，其它有关金融的问题会远为容易处理。
转谈新劳动合同法，我的立场早就明确。再谈，因为资料愈来愈不对头。读到的报道，产出工资成本因为此法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比八个月前我估计的高出约十个百分点。违法的不说也罢。广东今年上半年的劳动争议案件，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约百分之一百六十（某区升百分之二百五十）。听说一个法庭的书记员累得哭了出来。空置的厂房激增不论，整国看，厂房的月租每平米约下降了五元——看来还要下降的。感谢一位周姓女士。她替我找了几天国家的总厂房面积，资料差一小点，不能用，但天文数字的损失可以肯定。如果再算进机械设备、人才流失、吵架费用，等等，以五厘年息率折现，我不知怎样说才对。
我与中国的贫困农民结了不解缘。抗战时在广西一个今天遍寻不获的村落住了一年，约八岁，没有吃过一粒饭，不穿鞋子，单衣试水，背着比我小四岁的妹妹，在荒山野岭找到什么或可吃的就塞进她口中。村内的农民比我们一家七口还要穷，整生只在结婚与孩子满月时有机会吃饭。当时农民告诉我，抗战之前他们也是没有饭吃的。早一年，一位在桂林的医生说妹妹营养不足，不能活下去。今天该医生应该死了，妹妹还活着。
日间拾薪，晚上替一位也是逃难的教古文的老师生火，在火光中他拿出几本厚厚的书朗诵。我不知何解，但过耳不忘，今天还背得出的古文与诗词数以百计。父亲当时在香港，母亲带着六个孩子，无力供养，让我背着妹妹到处觅食，过程中我对农作有深入的体会，二十多年后写论文《佃农理论》，对农业资料的处理自成一家，验证该理论的第八章，把老师艾智仁与芝大的两位庄逊吓了一跳。因为这一章，我被邀请在芝大教过一个学期农业经济。高斯后来说那是不可能被超越的实证研究。
今天老了，回顾平生，我是个没有从小认识的朋友的人。当年认识的小朋友都饿死了。今天高举以新劳动法协助穷人的众君子真的见过穷人吗？他们见过小朋友在面前饿死吗？驱之不去的回忆，是七岁在柳州中正中学附小时，一个变黄变肿的小女同学问：「我快要死吗？」年小无知，我答：「他们都说变黄变肿是要死的。」她再问：「我做错了什么呢？」答不出，我哭了出来。
当年的小朋友不少比我聪明。后来自己近二十四岁才进大学，知道机会难逢，拼搏，考第一如囊中物，十年后就成为正教授了。但我想：我可以，有机会中国的青年不少也可以吧。这样的背景，是我后来极力为中国的穷家子弟争取自力更生的机会的原因。
这些年我反复推断，考虑到神州面对的局限与各种复杂问题，得到如下结论：经济发展要顾及的焦点，是穷人，尤其是穷家子弟。补贴不宜，因为长贫难顾，余下来就是要设法放开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了。这类推断我的准绳度早就前不见古人，而衷心说实话，这方面北京做得好。是不容易的工程，但做得好。我的投诉，主要是教育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好些是快不来的。想不到，新劳动法的引进，把那穷人发展的大好形势打折了。不是想不到此法会有如此这般的效应，而是想不到北京会推出此法。
北京的朋友老是不接受，在中国面对的资源与人口的局限下，老少不论，工作年龄的农作人口不应该超过百分之十，而百分之十五是强可接受的上限了。农地太少，某些农产品是要进口的。这里的要点，是农作人口大幅下降，不会大减农作的总产出。理由可不是因为有什么隐蔽性失业，而是在中国传统的农家作业制度下，每年只有两三个月是繁忙期。几年来这农家作业的传统结构有了很大的转变。大约二○○○年吧，职业农工的运作开始，不久后盛行。把牛宰了，引进小机械，耕、种、收成以每亩算价，而出外工作的，尤其是从事建筑行业，在农忙时间回乡帮一下。市场也因而协助农民选择各种轮植图案，让职业农工不停地工作。（中国传统的轮植知识无敌天下，四十年前我在《佃农理论》中解释得清楚。）这些资料我跟得紧，不是政府数据，而是在实地找了好几个查询站。我因而知道农民的收入，从二○○○到二○○七，每年增长达百分之二十。继续下去，加上农产品之价再升，大约十年后农民的生活水平会与城市的中等人家看齐——平均不会看齐，但农家的平均与城市的中层会。
新劳动法的祸害是容易解释的。工业成本上升，租值近于零的接单工厂纷纷倒闭，回乡耕田潮急升，等等，大家都知道。这里我要读者考虑最低工资的推论。一个工人的工业产出贡献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工厂不会雇用。怎么办？不回乡，在城市行乞，或盗窃，或望政府救济，对社会的贡献皆负值。这位无业仁兄可以转到街头卖小食。环保不论，卖小食对社会有贡献，而因为风险较高，收入可以高于最低工资。但有两个问题。其一，工厂可以作为学校看，工作勤奋，学得多，前景远比卖小食好。其二，工业可以容纳很多人，卖小食或作小生意，竞争者增加就要一起亏蚀了。
我很明白北京的处境：新劳动合同法是成文法，不容易挥之使去。不挥之，地方政府像今天那样忙顾左右，工人吵起来却不能不依法办事。工业的投资者见新劳动法的阴影还在，多半不敢下注。目前，北京当局对农民的补贴相当慷慨：回乡潮急升，安抚一下无可厚非，但这显然不是长远的善策。
是的，如果新劳动法坚持下去，不管地区政府怎样打松章，中国的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一定会出现！我想了很久，也跟一位懂法律的研讨过，总是想不出有什么变通之道，能把新劳动法的不良效应化为零。
成文法是可以取缔的。新劳动法别无选择，取缔算了。
（2008.12.19）何日君再来？
先覆复旦姜建强同学提出的关于货币制度的一些问题，不浅的，但此文还要写其它，不能详覆。看不懂的同学要再读我此前发表过的货币分析。这里只简述几点。
（一）金本位制的一个主要困难，是黄金本身就是货币，因而受到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约束。这理论得到Hume、Fisher、Friedman等大师的发扬，考证研究无数，当然有分量。然而，在今天，一个国家的币量要怎样算出现了无从处理的困难，尤其是采用无锚货币制的国家。不知为何当年师兄Meltzer建议的调控银根之法，到了格林斯潘就不再用。以利率调控违反了经济原则，早晚会出事。美国中计姑且不论，中国的央行这些年学人家以利率调控，不是调得一团糟吗？
（二）我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人民币之锚，与昔日的本位制有一个大分离：物品本身不是货币。那固定了的篮子物品的总价（指数），只是一个基标，任何人可以按这指数在市场自己买卖成交，央行不用出手。没有价格管制，因为篮子内不同物品的相对价格是自由浮动的。央行管的只是那可以在市场成交的基标指数，也即是管着物价水平，依照价格理论，相对物价不管就是没有价管。
（三）我建议的货币制度有四个优点。甲、央行不需要管如何算货币量这个头痛问题。只守那篮子的物价指数，见人民币有压力上升就多放出去，有压力下降就把钞票收回一些。乙、不用利率调控经济，利率由市场决定，回到经济原则的基础去。丙、守住指数，物价就稳定了。要调控通胀或通缩，央行调控篮子物价指数就是，主动地占了先机。丁、篮子内的物品选择得好，不会有谁炒人民币汇率（有需要时央行对赌是必胜的），而因为所有汇率皆自由浮动，四方政客不容易在汇率的话题上再吵。
（四）建强同学提出金本位的主要困难，是黄金不足时，物价不易下调会导致萧条。感受不错，但有两处不对。甲、币量理论中还有其它问题，建强没有顾及。这理论今天的致命伤是我们不知道币量要怎样算才对，但不等于该理论本身没有斤两。乙、物价下调历来容易，困难是工资下调。就是没有什么劳动法或最低工资法例，工资下调也不易——有谁乐意接受减薪呢？
（五）中国九十年代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深深地影响了我。当时国内的楼价下跌了四分之三，而如果算进物品质量的急升，通缩应达双位数字。然而，那时中国的失业率低，经济增长保八。如果当时中国有今天的劳动法例，效果不堪设想。这重要经验也使我不尽同意佛利民与蒙代尔等大师对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看法。他们漠视了美国当时大搞福利，有相当高的最低工资，工会也林立。今天大家看到，美国的汽车工业遇难，工会不让步是大麻烦。让小步不成，要让很大步才有转机（国会最近要求让的也不够大步）。汽车如是，其它行业不少也会如是。这是我对美国经济看不到转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