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谈中国，如果在目前工厂纷纷倒闭下，工人没有回乡耕田的选择，骚动很可能出现了。我说过可能出现治安问题，今天开始明显，不幸言中矣。
几天前一位朋友说听到最近的回乡客是「搬家式」的消息，我认为严重，立刻请几位找寻消息出处。找到了，是十二月十二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的引言云：「『最近客流量没有明显增加，但和往年不同的是，那些大包小包的搬家式旅客明显多了，感觉就像是搬回家一样。』昨天下午，东莞市汽车东站业务部主任这样说。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东莞市区的另外两大客运站内，由于客运班车行李舱爆满，有的车站不得不为行李开辟货运通道，人、家当分批回家。」报道内容说不少旅客看来是举家搬迁，带着冰箱、电视、家具厨具等。
上述现象有三个不可漠视的经济含意。一、这些回乡客是不打算在可见的将来再到工业区谋生的了。他们显然看不到有转机。不知何日君再来也。二、这些回乡客不是身无长物的低等工人，不是由老板提供食宿那类。不富有，但有家当，其中不少看来是成家立室了的。换言之，这批人不是打散工之众。三、上面两个含意带来最重要的第三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转变，可以看为经济转型，但与北京意图的转型刚好相反，不妙也。
当我在《新劳动法别无选择》一文内提到自己认为不可能错的推论——中国的发展焦点要放在增加最低下阶层的自力更生机会——可不是因为同情穷人才这样说。同情穷人是情感上的价值观，人类一般有，我不例外，但推论是科学，与情感无关。说先天或后天遇到不幸而不能工作的人我们要照顾，是价值观，但说可以工作的，因为他们穷而补贴他们，经济不容易发展上去，却是科学。中国的人均资源太少，贫困的人口太多，在局限上是没有条件学人家搞什么福利经济的，更没有条件学人家搞什么劳动法。没有任何经济理论支持着任何劳动法例会帮助最贫困的人，而这些日子见到的，是劳动法的反效果明确。推断这些反效果是科学，一年前我就推得一清二楚，一丝不差也。
也是从经济科学的分析衡量，我们不容易反对北京补贴穷苦人家的知识教育，因为只要办得好，知识教育给社会带来的回报，可以高出补贴的成本。我们因而不容易反对在农村补贴孩子教育，或在工业区补贴夜校教育成年工人。再从科学分析衡量，如果工人自己选择，每星期工作与求学一百个小时（美国去年约束医生工作的时间上限，我的儿子反对）没有什么不妥：选择理论是这样说的。
国家主席提出「科学发展观」，我不反对；不少人跟着提出要搞经济转型，争取工业科技的提升，我也不反对。但我们要问：提升科技产出的转型，在中国面对的资源局限下，要怎样处理才对呢？经济分析的答案，又是要从低下阶层作焦点做起，因为在中国面对的局限下，上层的发达一定要由下层推上去。中国的局限说，高科技的工业，没有低科技在下面支撑着，会下降，或科技的增长会缓慢下来。理论与历史的经验都这样说。篇幅所限，我要在另一篇文章才细说。
这里要赶先指出的，是目前美国的经济困境正在扩大，何时方休无从估计，而其它先进之邦也极麻烦。中国目前的形势是地球上比较好的。急于处理的问题，是如果先进之邦继续恶化，中国早晚不能自保。外间怎么样中国可以帮助的不多，但中国本身有不少对经济不利的政策，急速地撤销或清除对自己肯定有助。这就是我在三篇《多难登临录》提出过的八项，全部针对鼓励「内供」。解释过不反对提早及加速公共措施项目，但这些是鼓励「内需」。北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把人民及市场对前景的恶性预期扭转过来。不太难，因为这恶性预期目前在中国还不太恶。重心问题是：鼓励内需不容易改变这预期，鼓励内供远为容易。三十年代美国的大萧条到四十年代终于脱身，不是因为政府大花钱鼓励内需，而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没有多少时间了。纵观西方的应对与专家的言论，再来一次海啸的机会不能低估。中国撤销对经济不良的政策早晚也应该做，立刻做不可能错。中国只要能稳定自己的经济，因为是大国，对整个地球有稳定作用。
（2008.12.22）中国经改三十周年志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结束的，今天刚好三十年了。以结束日子算才对，因为当天公布了两项决定：一、中国开放改革；二、邓小平复出，并获授予最高权力。当时相信的人不到一小撮，而今天不相信的还有一小撮。信也好，不信也好，还认为这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奇迹的是白痴。
从求学时候的科目选修到师友的交流到研究的探讨到为兴趣而翻阅，我算是个史学家了。然而，坐下来执笔写此文，回顾自己平生所遇，我对历史的记载失却了信心。历史是由人写出来的，信得过吗？回顾自己生存的七十三年，对国家的感受，跟我读到的他家之见很不一样。学院派的学者写中国经改，用文件资料，我没有读过一篇自己认同的。另一方面，朋友或网上客对中国的评论，我同意的不多，而朋友之间的看法也往往有别。
一个人对自己身在其中的世界怎样看，其依凭是他读到或听到的讯息，加上自己的观察与经历。我不例外。各各不同，将来的历史学者要相信谁的故事呢？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看法是否有过人之处，但自己的经历不同，所学不同，治学的方法也不同，看法无可避免地「自成一家」。跟进了中国那么久，写下文章无数，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有较大机会考虑我说的。真理重要，中国经改的真理重要，衷心希望自己写下的是真理，不误导。
是奇异的遭遇，机缘确是巧合了。出生约六年，日本仔胆大包天，在同一天轰炸香港及珍珠港。不久后母亲带着孩子在国内逃难了。经历过中日之战，也经历过国共之争。一九四五进入佛山华英中学附小，四八年初，还没有解放，华英取消了学生每早起来背诵孙总理遗嘱这项目，而每早必唱的「三民主义」国歌，奇怪地改为《义勇军进行曲》。四八年暑期回到香港，之后的暑期多访广州，什么公私合营、三反五反等天天听到长辈说。五七年中赴北美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文化大革命，等等，皆跟进。当时两位姊姊在中国，而在美国的大学里，对中国有兴趣的学者不少是朋友。图书馆收藏的大字报以六块美元一张购入，后来才知道不少是香港商人的假冒印制品。
所学也巧合。专于价格理论，论文重于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研究。因为佃农分成合约的结构性明显，启发了合约经济理论的产生，让自己从合约的角度看制度。这就是不久前我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了。不容易找到另一个人生于中日之战，中国经改三十年后的今天还活着，还有魄力每星期写两篇难度相当高的经济文章。我说过的人类历史此前没有出现过的大时代转变，整个过程有我份，时来风送滕王阁，尽己所学多写文章总要比王勃有较好的理由。
一九七九年九月到广州探望两位姊姊之后，十月在《信报月刊》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这应该是第一篇论及产权及交易费用的中语文章。好些年后才知道不少北京朋友读过该文。我是第一个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对中国经改看好的人。那是一九八一年，写好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文稿，理论严谨，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可惜不同意的同事朋友无数，要到一九八二才力排众议地发表。该小书不仅把中国的大方向说对，细节也对，要不是那么多同事反对，我会更大胆地写细节，把中国跟着的二十多年的历史先写了出来。
从来不隐瞒自己以理论逻辑作推断的本领（一笑），但这些年我隐瞒着的，是当年对中国的乐观推断有一个秘密。那就是批评中国人诸多不是我不反对，但撇开这些，炎黄子孙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站起来去做任何事，其它民族不容易斗得过。中国的经改有成，不可能是因为贪污、行骗、权力斗争、法治问题，等等，而是因为有数之不尽的干部，经历过我经历过的，看到了机遇，站起来大干一手。做生意的本领中国人早就名满天下，见有利可图都跑出来了。劳苦大众呢？不容易找到那么多的吃得苦的人。中国人聪明，吃得苦，学得快，是我当年深信不疑的局限秘密。
我喜欢把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与日本在战后不久的三十年黄金岁月相比，因为有不少可比之处。日本的文化源于中国，但中国的比较厚，也比较纯，略占优。日本的人口密度高于中国，后者的总人口约高十倍。中国的土地很多没有什么用途，但从可用的人均土地与天然资源算，中国看来也略胜，算来算去二者差不多。日本比中国优胜的，是五十年代经济起飞时，他们的科技与知识水平在国际相对上远胜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日本的不幸，是在经济政策上他们犯了两项大错。其一是在被迫下日圆大幅升值，从三百六十兑一美元升至八十兑一美元。其二是禁止农产品进口，使八十年代初期的地价升得太高了。我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发表《日本大势已去》的。
这就带来一个逃避不了的问题。中国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将来的经济实力可以等于十个日本吗？如果可以，水晶球说是什么时候呢？
读者可能不知道，或不记得，六、七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的确把西方的先进之邦吓得叫救命。日本货从说笑话提到的「日本闹钟」（大声夹冇准也）到精确无比的石英表到摄影机到玩具到纺织品到汽车到大洋船，没有一样不把西洋鬼子吓破了胆。当时我在美国，行内的朋友有一句笑话：The Japanese have an absolute advantage in everything！一个小小的日本能把整个世界的经济搞得天翻地覆，惹来众人皆欲杀，中国如果成为十个日本，不是很过瘾吗？左推断右推断，我认为只要中国不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先进之邦大方地放一马，想不出理由中国的经济实力不会强如十个日本。应该过之，如果中国不像日本当年，政策上走错了两大步。
要多长时日中国的经济实力才会达到十个日本的水平呢？三年前我算过，只要不大步行差踏错，大约需要二十年。
是开放改革三十周年的大日子，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容许我说负面的话。太太知道我写此文，说不要再批评了，要说好的。我因而谈谈自己的经历，好叫北京的朋友知道年多来我屡发牢骚的背景。要是二十年后我还活着，见到中国只是三几个日本，不知要找谁出气才对？
从学术生涯那方面看，我对中国的经改是感激的。这经验不仅启发了我写下无数文章，而不久前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自觉重要得可以封刀。三年前七十生日那天，我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平生知道最好的，神州哗然，跟着骂者不计其数。这里补充，我的意思是考虑到人口与资源的局限，中国的县竞争制度是我知道的最佳经济制度。北京执到宝，希望他们重视这制度，修改一下，界定界定，放宽放宽，然后维护，从而再增加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活力。若如是，十个日本何足道哉？
是为志。
（2008.12.30）科技转型谈何容易！
要先对毕业的同学说几句话。目前国内的大学毕业同学难找工作，网上有云，其中一些接受零工资。做得对︰只要有值得学习的，接受零工资是正着。希望老板们能审时度势，尽量提供学习机会给毕业生。
青年初出道，论工资不对——不仅是经济困难的今天。为人师表数十年，我对毕业同学的建议，永远是出道选工作不要论工资，要着重自己的兴趣与知识投资的机会。可惜市道好时这建议不易被接受︰钱作怪也。当年我不论，今天儿子也不论，占了先机。我和儿子的际遇比今天国内的同学好︰我们不需要养家。需要养家的同学的困境我明白。辛苦一点吧。不要忘记，工作后还要自修读书的。恨不得还年轻，可以在网上授课。利用互联网教育实在方便。我不成了，希望有识之士能先把自己介绍一下，然后把所知或讲义之类放到网上去。
不是要留难北京的朋友，但要问︰同学接受零工资，是不是违反了国家的劳动法例呢？说是，要禁止，千夫指不易横眉冷对也。说因为同学自愿，所以不违法，那么任何雇主皆可要求最低工资之下的被雇者签下自愿书。若说除了工资，其它劳动法则不能自愿，那么工资的弹性开了一处口，其它法则皆可用自愿的工资甚至负工资调校，化为零。
我知道新劳动法放宽了不少，而好些地区不执行。然而，两个头痛问题仍在。一、不清楚地撤销，阴影还在，投资者不敢下注。二、员工因为此法的存在可以凭法投诉，弄得劳资双方的关系今天是改革以来最差的。新劳动法可能对某些人有利，或对某层面的员工有利。都不肯定，肯定的是最低下阶层的劳工受到损害。今天纷纷倒闭的是我认为对农转工贡献最大的接单工厂，这些工厂养起很多穷人，而又提供给无数没有学识的劳苦大众有各行各业的学习机会。苦吗？那当然，但穷人那么多，资源那么少，有较好的办法吗？我很不同意那些自以为是学者的贬低他们认为可笑的血汗工厂，而对认为这些工厂应该被淘汰的言论，反感更大。政府凭什么资格封自己为淘汰大师呢？
说实话，就是北京立刻撤销新劳动法，短期内不会有起死回生之效。一则太迟了，二则地球经济很不对头。面对今天的困境，撤销此法有助，助多助少不要斤斤计较吧。肯定有助就不要再等了。
说到工业转型，要向高科技励进，有谁不懂得说，但谈何容易哉？好些年前我和瑞典的一位经济学者详谈此事，因为该国主要靠科技生存。当时大家的结论，是高科技不可以话搞就搞。瑞典地大人少，一般国民的知识高，也有多年的科技传统。中国没有这些条件。
中国的重要资源是人，学识水平一般低下的人。但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人。我认为高科技在中国有得搞，也应该搞，但绝对不是把穷人淘汰出局那种搞法！地球上没有什么资源比人更可贵，而炎黄子孙这个品种，上苍早就照顾着，认为中国人多所以命贱的想法是不对的。我说过中国人聪明，吃得苦，学得快。论及科学，中国人不仅聪明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想象力强。论智商，地球上不亚于炎黄子孙的民族有的是，但论到想象力，比得起中国血统的我没有见过。
不知是天生基因使然还是文化传统所致，中国人的想象力自成一家应无疑问。不需要拿出鬼才李贺了。昔日苏子写《赤壁赋》──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其想象力的来去纵横，彷佛随意挥洒，其它文化不易读到。写花，杜牧说「落花犹似坠楼人」，李清照说「人比黄花瘦」。论白发吗？李白「高堂明镜悲白发」，辛弃疾「白发空垂三千丈」。想象免不了有点夸张，但来得那么新奇而又自然，我认识的西方文化不多见。中国的文化呢？想象是惯例。
想象力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爱因斯坦这样说过。昔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无疑扼杀了中国的科学发展，但传统归传统，今天归今天，上苍赐予炎黄子孙的想象本领没有变。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本领不会因为人穷就没有。我自己的双亲皆出自广东农村的破落户，而四十年前在美国出道时，师友们不少认为我的想象力胜出几条街。在神州大地我可没有这种优越性。然而，论到逻辑思考与客观辩证，中国人却是输了。输出两条街吧。逻辑推理是可以学的。中国人需要的是教育，是机会。不是说每个穷人都可以杀出重围。成功的机会其实不高。纵观中国的资源局限，爱莫能助，只是提供自力更生机会的社会成本是零。
转谈科技产出，人的质素当然也要论想象力，但远不及科学研究那么重要。科技产出是制造，重点是产品质量的调控。这方面我们真的比较弱。有两点。其一是中国人不够清洁。其二，虽然中国人的手工艺无敌天下，但奇怪地产品规格需要一致的要求，目前看中国比不上日本或韩国那么稳定。可能是风俗习惯使然，更肯定是教育出了问题。
要在中国大幅提升产品的科技水平，三个要素不可或缺。其一是工人的知识水平要大幅提升。工程方面中国基本上没有问题，设计也可以，困难在于一般工人知识不足。需要细节严格、精确的产品，中国人做得不够好。认识做厂的朋友无数，很多外地的优质产品，他们不是不懂得造，而是做不到，或成本要比进口的高。
第二个要点，是中国目前在商标、商业秘密、发明专利等法律上还有好一段路要走。改进了很多，但还有不能漠视的不足之处。思想或知识产权的保障历来困难，就是先进之邦也头痛。是非常复杂的学问。七十年代初期，受美国科学研究基金的委托，几个助手和我花了几年时间研究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一九七七年五月我写下很长的研究报告（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第二十章，《产权与发明》）。当时的同事与资助基金认为是全面而又深入的，促我继续，但题材实在太难，放弃了。今天在国内管理知识产权的朋友不妨细读这篇长文，问题所在是说清楚了的。中国不一定要仿效西方的知识产权法律与执行的方法，考虑要点及西方遇到的困难会有助。
第三个要点，是工业科技的上升一般是由他人推上去的。以西方为例，发明专利的注册一定要详细地公开，专利权只十七年。要持久地维护这专利，发明者要不断地继续研究、改进，希望再获其它有关的发明专利，使十七年后自己的原先发明被自己的新发明替代了。然而，原先的发明早就公开了，其它竞争者也会研究，也会改进，有机会得到改进的注册而捷足先登。
后浪推前浪永远是科技发展得好的程序。这就带来为什么我认为在中国的资源局限下，接单工业是那么重要了。我说过接单工业可以养起很多人，是农转工的命脉，而每间接单工厂都是一所学校，培训工业人材。这里要强调的，是接单工厂一般力争上游，希望有自己的商标，有自己的发明专利。这样一来，上头的科技水平较高的就逼着要发愤图强，否则会被下面的淘汰。香港昔日满是这样的故事。接单接单，到后来可以生存的都有自己的商标，也有自己的发明专利注册。行业的发展也如是。老一辈的朋友应该记得，当年香港的工业以假发、胶花等雄视地球，后来转到玩具、手表、成衣等工业去，让假发、胶花给其它工资较低的地区造。这是工业转型的应有过程。强迫转型，淘汰了接单工业，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千万不要考李嘉诚先生胶花是怎样制造的！
（2009.01.06）救金融之灾有三派之别
不久前蒙代尔在广州接受访问，说美国的金融灾难几个月后会平息，经济复苏，而欧洲会迟三几个月。我问他的一位朋友︰「罗拔怎么这样乐观了？」此君回应︰「罗拔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之后，接受访问，也是在广州，说两星期后灾难会平息，但今天看显然是错了。」
蒙代尔是我知道的经济大师中对目前的金融灾难看得最乐观的人。最悲观的可能是克鲁格曼。此君说一切都太迟了，真正的大萧条要到二○一一年才出现。两个极端之间，大师们各持己见。贝加初时乐观，后来逐步调校转悲，可能还要调校多次（一笑）。卢卡斯看好联储的应对，比较乐观，不知会否调校一下。其它几位诺奖得主的看法我拜读过，悲喜不论，看法各各不同，没有冲突，只是不同，加起来是一幅看不通的图画。
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这次真的令人尴尬了。是发展了二百多年的学问，参与的天才无数，怎么事发后好几个月，大师们还是众说纷纭呢？显然是因为目前的金融灾难历来少见，也非常复杂。
读到的报道加不起来，我自己也胡涂了。然而，几个月后的今天，我还是认为自己开头的直觉分析大致上没有错。有两点。一、美国的借贷与抵押的比率──我称为浮沙指数的──远高于一，是太高了。究竟有多高我不清楚。二、通过衍生工具与保险安排，美国金融市场的合约纵横织合，以致一出事牵涉到的层面甚广。从这两点看，今天美国的金融风暴比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严重，但过了七十多年，知识增加了，政府的反应远为迅速。
起因与三十年代的有不同之处，但带来的效果大致相同。这就是人民的财富一下子暴跌，使前对退休、后要养育的五、六十岁的职业有成的人士纷纷采取防守策略。可以节省的节省，可以不花的不花，而雇主们得过且过，可以减少人手就减少了。我不同意几位美国专家的估计，他们说美国今年的失业率会高达百分之九。我认为会是两位数字。
明显地，要挽救上述的困境，我们要把人民的财富再推上去，或把人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改善。大唱好调，或高呼抢救，皆无补于事。更改预期要有事实的转变才有说服力。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政策上有三方面可以做，也可以三方面一起做。问题是哪方的效率最高。第一方面是以宏观政策刺激投资与消费，属凯恩斯学派，鼻祖当然是凯恩斯。第二方面是推出货币政策，掌门人是两年前谢世的佛利民。第三方面是以微观或价格理论的分析处理——这方面，经过半个世纪的勤修苦练，我熟习如流水行云，虚无飘渺之境不见前人矣。
在分析上述三派政策的孰高孰低之前，我要再提出天才费沙的简单而重要的方程式：财富等于收入除以利率（W=Y/r）。这方程式不可能错，只是阐释要有点功夫。财富（W）是指资产的价值，包括人本身也是资产。利率（r）有多种，这里浅说，是指市场的大概利率。比较困难是收入（Y）的阐释。费沙含意着的是年金收入（annuity income），到了佛利民则称为固定或永久性收入（permanent income）。这是说，一个人向前看未来，他预期的收入可以有或高或低的转变，但不管怎样变，预期稳定了，高低不平的未来预期收入可以化为一个固定的年金收入，而财富是这年金收入除以利率。通常以人寿无限算，有寿限，方程式要略为更改，但财富是收入以利率折现的观点不变。
人民对收入的预期是可以转变的，这转变会导致财富的转变。另一方面，财富也可以受到冲击而转变，而此变也，通过复杂的变化，会导致收入的转变。篇幅所限，这里不分析财富转变带来收入转变的过程，只是指出财富与收入有互相影响的关系，费沙的方程式不会错。目前的金融困境，是财富一下子暴跌，收入正在向下调整，要怎样处理才可以挽救呢？
兹试分析上述三派的处理方法如下：
（一）宏观派。这派主要是由政府花钱投资，刺激消费，加上一个乘数效应。这就是不久前北京推出的以四万亿鼓励「内需」的方法了。无可避免的浪费不论（中国多半会有的贪污也不论），这种「宏观」出手是可以增加就业与收入的，容易明白，今天地球纷纷采用。此派的大缺点，是人民的收入增加只是过渡性或暂时性的，transitory income是也。不是费沙的annuity income或佛利民的permanent income。以北京提出的惊世骇俗的四万亿为例，某些参与政府投资项目的机构的股价可能上升，但十三多亿人口，人均三千，什么乘数效应会多加一小点，有谁会因为这暂时性的收入增加而去购买房子呢？台湾每人派一点钱，澳门每人派多一点钱，与北京提前及加速原定的公共项目措施相比，只是给人民一点圣诞礼物。以之救金融灾难吗？作白日梦！
是的，宏观派可以增加短暂的收入，有短暂的增加就业的效应，但花钱更多也不可以把收入与财富的恶性预期扭转过来。另一方面，如果这宏观派之法不断继续，最终的效果是「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二）货币派。这里的处理手法是大手减利率及放宽银根，是佛利民之见。说实话，这方面目前美国联储主席伯南克做得好，一百分。佛老地下有知，当可告慰矣！问题是：如果六个月后美国的经济还见不到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佛老研究多年所得的一个重点恐怕要付诸流水。
在某些情况下，大手地放宽银根可以增加财富，可以刺激消费，二者相加是会增加人民的收入预期的。目今所见，是信贷推不上去，是以为难。联储把贴现利率减至零点五，是历史新低，而借贷储备一个月内提升了几倍。然而，银行贷款的利率高企于六厘左右，信贷总额推不上去。究其因，可不是凯恩斯发明的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而是讯息（或交易）费用左右着。银行不愿意借出，更不愿意低息借出，因为市场形势恶劣如斯，他们无从肯定借者会还钱。别的不说，信用卡也收不到钱不是很有说服力吗？另一方面，人民一般自身难保，大手借钱恐怕要准备申请破产了。
如果货币政策能解决美国目前的困境——原则上是可以的——有过半机会带来另一项麻烦：通胀急升，债券大跌，而在利率大升的情况下美元可以跌得面目无光。今天我给伯南克一百分，如果他能以货币政策成功地扭转劣局而不惹来这些麻烦，我恐怕要站起来给他三鞠躬。货币政策的困难是适度无方。
（三）微观派（也即是价格理论派）。此派也，主张的是我提出过的鼓励「内供」的方法，也即是鼓励人民自己增加投资与产出。以美国为例，最重要的是取消最低工资（目前连福利算每小时约十一美元）及撤销工会的约束竞争的权力。这里的关键，是美国先要让物价迅速下降，从而守住人民的实质财富与实质收入会继续下跌的劣势，稳定了基础再上升。这是中国九十年代的经验。然而，目前的美国，因为工会与最低工资法例的存在，物价调整的灵活性被锁住了。撤销工会的权力及最低工资，不仅物价易于调整，工资的下降会立刻协助就业，企业的租值会立刻上升，股市的弹起会协助楼价止跌，而财富的上升会把人民对收入的不良预期扭转过来。再者，没有工会及最低工资的左右，市场增加了灵活性，货币政策会远为容易生效。
没有最低工资法例，今天在最低工资之上还有工作的受损甚微，换来的是减少了炒鱿的恐惧，睡得好一点，收入的预期会增加。因为工会而获高薪的可能会受损：他们可能宁愿赌一手不会失业。企业老板会见到生意上升，也会见到租值重来。政府花那么多钱救市，买断工会的权力应该会相宜一点吧。是政治上不容易处理的困难，我不懂。
宏观派效能短暂；货币派运作维艰；微观派政治不容！
（2009.01.09）经济学浅而不易
凯恩斯说过，跟自然科学相比，经济是浅学问，但达大成者甚少。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为什经济是浅学问？二、既然是浅，为什么那么少人能达大成呢？凯氏没有解释第一题。他给第二题的解释，是经济学的大成要有多项学问的合并。可能对，但不肯定。他自己是多项学问的天才﹗
经济学真的浅吗？我认为是。然而，凯恩斯一九三六发表的解释当时经济大萧条的《通论》，湛深难明，我读不懂。六十年代初期，几位师友和我论及凯氏这个怪现象︰没有疑问他文笔好，文字历来清晰可读，但《通论》却难得发神经。那是为什么呢？当时大家同意的解释，是写《通论》时凯氏自己也不清楚要说的是什么。后来其中一位说他读得懂《通论》，几年后发表名动一时的《凯恩斯学派与凯恩斯的经济学》 ——此君是我知道唯一的博士论文还没有完工就在美国名校升到正教授的人。一君之见，问题仍在：凯恩斯在《通论》中究竟说的是什么？
大萧条这回事，历史不多见，现象奇特，难明怪不得。我不肯定今天起自美国的金融灾难算不算是大萧条，或会不会导致大萧条的出现，但说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经济困境似乎是公认的了。几天前我在这里发表的《救金融之灾有三派之别》，可能解释了「大萧条」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也解释了为什么三十年代的不幸要到二战后才脱身。动笔时我没有雄心解释这悬案——几年前以为佛利民的《美国货币史》可能解释了。《三派》发表后，听到几位朋友的回应，认为自己可能相当全面地作了解释。浅的，是否执到宝两年内会放榜。
比起自然科学，经济学的确浅。作本科生时选修过两科自然科学，虽然成绩可以，其实不懂，只是考试时懂得背答案。一位数十年前我协助求学而今天成为生理学大教授的外甥，以研究细胞之间的传电机制成了名，其中学问深得不可思议。自己的儿子研究生物及医学，他的读物我一句也看不懂，要求他解释是自讨没趣了。当年求学，认识两位在加州理工读物理的朋友，问及他们研究的，深得发神经。相比之下，经济学确是浅得离奇。可不是吗？就是今天，任何识字的人拿起史密斯的《国富论》，用不着老师指导可以读得懂，而经过了二百三十三年，经济学还没有一本书的重量比得上《国富论》。当然，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今天的经济学文章满是方程式，也满是术语，门外汉不知所谓。拆穿了西洋镜，其内容不少也真的不知所谓，或空空如也。
这就带来当年凯恩斯没有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学比自然科学浅那么多呢？我想到的答案，是自然科学要解释的是上苍创造出来的现象，而人类只不过是其中很渺小的一部分，沧海一粟，浮生若梦，以宇宙时间算人类的存在只是一瞬间。经济学呢？是要解释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现象，浅得不可以相提并论也。
经济学是浅的，绝对是。故弄玄虚地搞得高深莫测是自欺欺人，可惜为了饭碗不少君子不能不这样做。回顾平生，我只写过一篇算得上是不浅的经济学文章。那是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该文不浅——我花了一年向浅中求也不浅——主要是因为「短缺」、「剩余」、「均衡」等理念在经济学中有根深蒂固的传统，而我却认为是全部错了！要清除众人接受了的废物，提出前所未见的分析，容易有理说不清。该文发表三十五年，行内专家认为是重要贡献的不下两掌之数，但当年我意图清除的废物，今天的教科书一律原封不动地保存着。这种顽固性反映着经济学者对解释现象或行为没有兴趣。
说经济是浅学问，可不是说这门学问容易。以我认可的经济学而言，浅是说容易理解，容易明白，但可不是说容易处理。经济学要处理得好不容易。单从解释现象的角度衡量，有四个难关要过。其一是麻烦。解释人的行为，经济学者多多少少牵涉到解释自己。这很麻烦，因为要顾及自己的利与害，经济学者不容易客观地看问题。冷眼旁观、置身事外地看世界，一般学者办不到。我认为不少行家不应该学经济。其二是复杂。世界非常复杂，而经济理论的一项主要功能，是把世界简单地看。这也不容易，因为在简化世界的过程中，处理每一步都要顾及有关的复杂各方面，想漏了重要的一方会出大错。其三是复杂的世界要用简单的理论处理。这里的要求是要把基础的概念与理论掌握得通透，要拿得准，要练得想也不用多想就应用得宜。其四是要对大大小小的真实世界现象知得很多，在观察的过程中要不断地以理论及概念印证。记忆力的要求高，而寿命与体力免不了也苛求。史密斯能在四十三岁发表《国富论》，的确是异数。
我要以《三派之别》一文中说过的一句话来示范上述的浅而不易之见，因为这一句有些读者不明白，顺便解释一下。那是写到「微观派」时，我说「美国要先让物价迅速下降，从而守住人民的实质财富与实质收入会继续下降的劣势，稳定了基础再上升。」何解？回到费沙的方程式吧。财富等于收入除以利率（W=Y/r），调整的机制过程可以很复杂，这里不说。财富（W）一下子暴跌，不回升，收入（Y）与利率（r）一定要调校。市场的利率（不是贴现率）向下调校不易：银行的借与贷皆不易（解释过了），而就是市场利率被政府所迫而下降，借贷难行这利率没有意思。余下来是收入（Y）的向下调校了。所谓收入，其实是物价乘产量（P x Q）。选择物价下降还是产量下降呢？当然选物价下降，因为物价只是交易的媒介，但产量却是人民享用的饭碗。以产量下降调校，苦不堪言也。
这就带来另一个浅但不容易看到的要点。我曾经以穿珠仔的例子解释，市场其实没有产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之分，二者一也。物价（P）乘产量（Q）的收入，当然也是生产要素的收入。劳力或员工的收入是物价乘产量的收入的一个主要部分。如果有最低工资及工会的左右，物价向下调校的一个主要部分会被锁住，于是逼着要从产量那方面调校，灾难必然矣。结论是要救金融之灾，着眼处是撤销最低工资与工会约束竞争的权力。物价下降等于工资下降，二者皆鼓励产量上升，产量上升等于实质财富有着数。这是中国九十年代的经验。
浅的，但不易。
（2009.01.13）金融困境再剖析
七十年代初期，出道了一段日子，遇到母校教过我的老师Harold Somers，把酒言欢，他说昔日读我的试卷，不知所云，懒得找我谈判，给个「A」算了。此师我曾经在文章中提及。一九六六年五月我的《佃农》论文的十一页大纲在母校研讨时，在座的师友反对得厉害，吵了个多小时，Somers突然说︰「我教过史提芬，知道他不容易错。没有教过史提芬的要细读他写下的才可发言。」拔刀相助，学生感激，可惜此师早逝矣。
记得在那次叙旧中，老师说︰「当年你喜欢在腰间发射，今天的命中率可能高一点吧！」相顾大笑。他跟着轻声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当年胡乱地给你打分的老师不止我一个！」又大笑起来。作为学生考试我怎敢乱来呢？只是对问题的看法往往与众不同，而想到认为是过瘾的，禁不住要发挥一下。后来在长堤及华大任教职，同事们一般说我对问题的看法容易有别，有欣赏的，也有不以为然，而我自己想不出理由不继续在自己的天地做梦。
老生常谈，达到我这个年纪的人其思维会失却灵活性。可能是，应该是，但到今天我还像当年，无端端地想到他人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不怪，只是不同。好比去年九月十五雷曼兄弟出事及跟着的金融灾难，同学们能猜得中我是在想什么吗？只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赌同学猜不中。我当时想：金融机制出了大事，人民之间的财富会有转移，而不少财富可能蒸发了，但美国鼎盛的人材依旧，资源依旧，厂房楼宇依旧，江山也依旧——生产力当然不变。生产力既然不变，国民收入理应不变，怎会有经济大萧条的可能呢？单看当时，我不会想到大萧条那方面去。问题是大萧条在三十年代出现过，有这回事，而读到的报道，与我昔日读过的大萧条迹象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因为上述的「生产力不变观」浅得过瘾，我逼着要暂时拿开自己熟如兄长的佛利民对三十年代大萧条的解释，在第一篇分析金融灾难的文章中就拿出费沙的简单方程式来思考。那是九月二十三日在《信报》发表的《地球风暴与神州困境》。费沙的理论说，财富等于收入除以利率（W=Y/r）。原则上不会错，问题是怎样阐释这些变量。费沙之见，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是没有财富的。他说的财富是一个导出（derived）的概念。一人世界有收入，但没有市场，所以没有利率，而没有利率财富就「导」不出来。
我当时的看法——今天不变的——是费沙的方程式倒转过来也可以对：财富的暴跌可以导致收入的下降。这是因为费沙的利率理论假设的是最简单的市场，既没有风险，也没有交易费用——连货币也没有。（天才无疑问，费沙曾经赚很多钱，但后来还是中了大萧条之计，破了产。）可惜市场不是那么简单。从昔日荷兰的郁金香危机到牛顿在股市输身家到香港六七年中环地价下降至近于零到七五年港股从恒指一千七百下跌至一百五十到九十年代中国的楼价下降了四分之三，地球的经验满是市场发神经的例子。历来不信邪的佛利民，曾经对我坦言人类真的有牛群直觉（herd instinct）这回事，盲目地东闯东，西闯西，导致资产市场的暴升暴跌。人民的收入可以不多变，利率可以不多变，但财富却可以发神经地大上大落。
这里的重点，是虽然楼市与股市的大上大落司空惯见，往往与收入或利率的波动脱了节，经济学行内不认为费沙的方程式是错了。市场的波动早晚会调整，使财富等于收入除以利率这个关系过不多时回复正常，而投机者不容易趁机赚钱，因为无从肯定将会调整的是财富、收入、利率，还是物价水平。
我认为大萧条的起因，是财富一下子暴跌，既不起自战祸也不起自天灾，可以持久地不回升，或有持久不回升的预期。有这样的麻烦，费沙的方程式则要倒转过来，使收入或利率或二者变动的合并成为被「导出」的变量。利率变动或可接受，收入大幅下降则灾难矣。
要怎样才会出现财富暴跌后失去了回升的预期呢？历史的经验不多，我的猜测，起因要有两方面的合并。其一是财富的暴跌不是起于天灾战祸，其二是这暴跌要有广阔的全面性。后者使我忧心，因为自己推出来但不肯定的对这次金融风暴的看法，确有很大的「全面性」含意。有两方面，说过几次了。其一是浮沙指数——借贷与抵押的比率——太高，其二是金融市场的合约纵横织合，使金融整层出了问题。如果金融市场的合约只是上下串连，左右不连，上下一串倒塌，左右不倒，正如股市下跌楼价大致不变，或金融机构安然，为祸不大，但全面性的遇难促成的对财富的不良预期，可以容易地把费沙的方程式倒转过来。费沙当年可能没有想到，金融市场可以发展得那么复杂，可以把财富推得很高，而借贷是抵押远为不足的。
复杂复杂，费沙的方程式倒转过来运作就变得容易了。财富暴跌，市场见有全面性，预期不会在可见的将来回升，收入本来可观的人会为自己的退休及下一代的教育设想，尽可能地节省，消费与投资皆下降，方程式的「导出」点就倒转过来。目前先进之邦差不多所有资产市场皆跌，最头痛可能是退休金跌得严重。后者显然是因为一般退休基金在大程度上是与金融机构挂钩的。
在《救金融之灾有三派之别》一文中，我解释过利率调整有困难，解释过货币政策可能有困难，解释过宏观花钱是暂时性的收入，不容易调改市场对收入前景的不良预期，而我认为有效的「微观派」之法，政治不容。
两天前听到快上任的奥巴马准备建议花八千亿美元宏观救灾。中国的四万亿是每人约人民币三千，美国是每人约美元三千。意头皆「生」也。克鲁格曼说远为不足。目前看，是如果六个月内美国的经济复苏而跟着没有急速通胀，以佛利民为掌门的货币派的功力最高——此派三个多月前出招，九个月时间足够。六个月之后才有复苏迹象而跟着没有急速通胀，以凯恩斯为掌门的宏观派功力最高。要是这两派不灵，或有急速通胀，微观派有机会胜了擂台。只是有机会，因为还有其它方面要考虑的。
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要向同学们示范一下经济推理的过程：「生产力不变观」这个出发点不怎么样，只是有点新意，前人没有这样看过。拿着一点在手，分析就逐层推上去。不是很有趣的玩意吗？今天的经济学是搞什么鬼的？
（2009.02.06）思想不灭与封路游戏
「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
这副对联据说是翼王石达开为一家理发店开张时写的。有点杀气腾腾，但幽默好玩，也反映着翼王有文采，不是一介武夫那么简单。是否出自翼王之手无从考究──六十多年前从一位姓阮的国文老师听回来。只是听到，没有读到。一九九三年我曾以此联作为另一文的引首，「以须」两个字究竟是哪个「以」哪个「须」大费思量。与舒巷城商量了一阵，认为「以须」应该对。那是指理发用的剪刀、剃刀之类，磨而砺之而问天下头颅几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