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闲话，以这样的对联起笔，意头佳乎？佳也！刚过的鼠年实在邪，神州大地彷佛是受到了什么诅咒：新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与人民币的处理失误频频，再加上地球金融风暴，使经改的大好形势止于二十九年。牛年怎样看呢？我没有温家宝先生那么乐观。「邪」是要「辟」的，那就让我来「磨砺以须」吧。
任何人做任何事，有恃无恐占了先机。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在路上走，所有眼睛向她看，她会走得潇洒；一个大富之君参加盛宴，有呼风唤雨之能，其感受穷光蛋是无从体会的；姚明只要站起来，对手就冷了半截……我呢？一介书生，早逾古稀，彷佛杜工部老来之际，茅舍给孩子们掷石头也无可奈何。然而，对读书人来说，今天的世界比杜老昔日好过：只要拿起笔，对着格子，就感受到武侠小说中说的一阳指，理直气壮，只要能写得文气如虹，掷地有声，有恃无恐矣。
记不起是谁说过：一个思想，只要表达了，就不会完全消逝。我深信这句话︰自己四十多年前发表的文章，今天仍在。三十年来我以中文写下的，今天久不久在路旁遇到一些不认识的读者提到。不需要有传媒或互联网之类的协助——虽然这些协助来得很夸张 ——而是今天的纸张便宜，文章结集只要印制数千本，二百年前的读书人就斗不过。是的，唐、宋时期的读书人要比我们厉害好几倍才可以有「思想不灭」的能耐。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爱国人士。三十年前开始以中文动笔，有三个原因。其一是中国开放改革，机会难逢。其二是学有所用。其三是心有不甘，也不信邪，要拿起笔来发一下牢骚。不要告诉我炎黄子孙的劣根性。不良份子当然有，但我认为是少数。中国人聪明，吃得苦，为什么沦落如斯呢？当年高斯、艾智仁和我都认为是人类历史的一大悬案。我不要再提二战期间在广西认识的小朋友的不幸。要说的是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有足以令北京的朋友未富先骄的成果，每次与几位朋友花两三千元吃一顿晚饭，不管是谁出钱，我总是想到那是一个本领不弱的劳工两个月的收入。不公平吗？当然是！
说过无数次，中国如果不能把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改革怎样算也是得把口。要怎样处理才对我是专家，绝对是。所有靠得住的经济理论都说是艰巨工程，但我期待了很久而又认为一定会发生的，终于在二千年开始出现：农转工急升，农产品之价上跳，而农民收入的上升率远高于城市的人。虽然预料到，但来得那么急，那么明确，使我把三十年才能「完工」的预期调校为十五年，时间减了一半。有谁会想到鼠年为祸呢？
信奉科学，然而，鼠年发生的事，好些要点我摸不准。好比新劳动法，执行之前此法的不良效应我推断得一丝不差，却推不出为何北京真的执行。我当时以为这些效应事前应该明显，北京会知难而退。好比金融风暴，当二十个月前次贷事发，我知道严重，立刻警告了有关朋友，但想不到美国的金融制度会是复杂如斯。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深不可测也。至于宏观调控与人民币的处理失误，我倒是看得相当准的。准也没有用，大声疾呼也没有用。这显示着经济学的解释及推断能力，在某方面可以准得精彩，但牵涉到政治与权力利益，这门学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所谓公共经济学，耕耘者无数，但成果到今天还是近于零。
三十年来为了关心而动笔，说不希望有关当局会听我说是骗你的。然而，希望归希望，我这个人不傻，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影响力。说过了，如果我着重当局要依我说的，不会活到今天。有时禁不住发脾气，破口大骂蠢到死，但北京的朋友还是放我一马。他们看来知道我是个学者，从来不踏出学术的范围一步。我的本领是解释，是推断，摆下擂台所向无敌久矣！
除了这里那里发一下脾气，不断的关心，写文章的另一个意图是希望思想不灭，希望文章可以传世。这是人之常情吧。再另一方面，巧逢中国改革，多年来为了自娱我玩一个封路游戏。是简单的玩意。有关当局听不听我说的无所谓，但我把行得通的好路都提了出来，签上了名字，算是把路封了，你要走就无可避免地给外人认为是听我的。封路，不收买路钱，你走不走？多半你自己也想得出来，但我先说了，你怎么办？不收买路钱，你走了，不知就里的人总会认为你是向我打了个招呼，象征上买路钱是付了的。
封路游戏是好玩的，但不容易。一则封了的多条路不能互相矛盾。二则不能封错了路。三则要解释得清楚，逻辑井然。四则要推断得准绳。后者最重要。
说过了，解释得出就是推断得到，所以原则上二者相同。放大看有如下之别：解释是拿着一个既有的现象，然后追溯促成这现象的局限转变来作解释；推断（或推测，不是预测）是先见局限的转变，然后推断还没有见到的现象将会出现。原则一样，但这样划分推断比解释远为困难。这是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现象的发生通常起于几个有关键的局限转变的组合，事发前推断不容易拿得准某组合是否足够，而又不容易判断其中局限转变的稳定性。为了自保我喜欢说明局限如再有变推断作别论。
经济学没有宏观与微观之分，那些认为我不懂「宏观」的专家，跟我比赛「宏观」现象的推断会是很尴尬的。不止差几条街吧。强把宏观与微观分开来处理的学者，基本上没有掌握到经济科学。
数十年来，我对自己的推断的准绳度是满意的（一位朋友曾经记下我作出的二十六个推断，说全中）。是简单的秘密：拿不准有关的局限变化我不说。不可能百发百中，但我要有七成或以上的把握才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当一九八一我推断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时，我的把握高达九成。奇怪当时除了高斯，没有一个经济学者同意。当一九八三年我见合同工开始在南中国出现，立刻说中国不会走回头路，因为局限的转变愈来愈稳定，而我的理论架构否决了走回头路的可能。把握提升到十足了。
想当年，用上了经济科学的推断功能，「签名封路」这个玩意往往使外人觉得北京是听我说的，对国家的改革起了影响作用。其实除了三几次比较明显是听我的，其它都是我推断在局限的转变下他们会那样走，就先说出来，把路封了。
这几年局限的转变不对头，我逼着频频把坏路封上。北京的朋友果然选走！感慨万千，买路钱不收算了。
（2009.02.10）人民币汇率的科学观
美国新财长盖特纳不久前指责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要逼使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不是新闻，这老话题吵了五年多了。经济学怎样看呢？可以很复杂。让我分十点说，从浅入深，到最后相当深，读者要小心细想了。
（一）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是中国货减价输出，对美国的消费者当然有利。我们从来没有听过顾客要求商店加价这回事，所以要求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是美国消费者的要求。格林斯潘在任时曾经说，中国货廉价在美国出售协助了美国的通胀率持久偏低。
（二）美国对中国有贸易逆差也不是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姑勿论逆差的本身是害还是利，经济学者跟街上人的看法有别，美国的专家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弹性系数有决定性，人民币升值很可能会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两年前我说多半会有这样的反效果，推中了。今天形势有变︰中国的出口急跌，外资撤离，贸易顺差正在下降，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出现贸易逆差的机会是高的。几个月前我对朋友说人民币的强势已去，跟着写了出来。如果人民币的强势再现（最近没有跟进），那只能是因为在地球金融遇难的情况下，多了外客选持人民币作避难所。如果因为避难所的需求而促使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祸害是无妄之灾。
（三）六个月前，一些不懂经济的鼓吹人民币升值，说会协助解除通胀云云。他们不知道当时中国的通缩之势已成。其时也，我说中国将会出现通缩，跟着去年九月十二日（雷曼兄弟事发之前）大声疾呼，发表了《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如果当时北京依我说的，一手减息二至三厘，今天的情况会较好——不会好很多，但会较好。人算不如天算：如果北京在该文发表那天（雷曼事发前三天）减息二厘半，今天的情况会好相当多。
（四）为了维护及增加国民的就业机会无疑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很不幸，人民币升值是帮不到忙的。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美国的最低工资（连福利算）比中国的高出十五倍，人民币升得发神经也不容易有小助。要求人民币升值来维护美国的最低工资是下策。其二更严重。美国的最低工资比印度、越南等地的高出三十倍以上。压制中国货，美国的进口商当然转到无数其它廉价劳力的发展中国家购买（这几年已经出现了）。中国的竞争对手不是美国，而是其它发展中国家。禁止中国货，容许其它的，于情于理说不通，而美国进口的产品质量会下降。再推远一点，如果美国禁止所有廉价劳力之邦的产品进口，美国的制造商也不会向玩具之类打主意。设厂的人不傻，知道靠国家保护而投资于制造自己毫无成本优势的产品，容易中计：政府一旦撤销保护，血本无归也。
（五）保护主义的一个大麻烦是容易惹来报复（retaliation）。这是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一个致命伤，二十多年前英国的希克斯（John Hicks）向我解释得很有说服力。今天的形势，是保护主义想也不应该想，而就算美国大手提升中国货的进口税（惩罚也），我也不会支持北京还击或报复。我以为与其强迫人民币升值，美国倒不如要求中国取消进口税。这一着，信奉经济学的不容易反对。我不是个optimal tariff的信仰者。
（六）一九九一年在瑞典与佛利民相聚，我对他说世界将有大变，因为会多了二十亿廉价劳动人口参与国际产出竞争。那时中国开放了，印度的开放意识明显；苏联瓦解，东欧呼之欲出；其它要跑出来的落后国家无数。这转变促成了人类历史前所未见的一个大时代。起于神州，中国当然占了先机。抗拒这大潮流的转变不可能不受损，而这些年我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可不是要与美国竞争，而是与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无可避免。
（七）对中国来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与美元兑人民币贬值是两回事。后者，美国独自贬值不会影响人民币兑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的汇率。是的，人民币与发展中国家货币的汇率均衡点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大难题，此前没有谁分析过。从中国的立场看，我们当然希望其它发展中国家能富裕起来，因为在穷人身上赚钱难于登天。然而，如果违反了比较优势定理（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而让这些竞争者先得甜头，他们早晚会闯祸，中国本身更不好过。我会回头再解释。
（八）出一试题考考读者吧。国际廉价劳力暴升二十亿，对地大物博、人材鼎盛、人均收入与财富冠于地球的美国是有利还是有害呢？我赌读者答不出来。让我转用另一个较浅的例子吧：如果土地稀缺的香港受上苍恩赐，无端端地从海中冒出五十平方公里的平坦上佳土地，香港的经济当然成为暴发户了。有人反对吗？不少吧。有土地储备的地产商会受损，地产商会会反对，高价购入楼房的会反对，政府多半也会反对 ——卖地的收益会大减也。于是，香港政府可能立法例，禁止那上苍赐予的大好的五十平方公里土地作建筑用途。
对美国而言，国际廉价劳力的激增是类同的上苍恩赐。可惜的是，虽然国家整体会得益，但资产或财富不多的市民，或知识落后的，或历来由最低工资、工会、社会福利照顾着的，会不幸地受到损害。容许廉价劳力的产品进口等于容许廉价劳力进口，而反对后者进口在美国有多年的历史了。国际廉价劳力的激增会促使美国的有可观资产的人，或知识令我们羡慕的，租值大升，但政治要顾及那些远为不幸的一群。问题是今天国际的廉价劳力排山倒海而来，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传统的价值观与政治观应否大幅修改，是美国不能不面对的难题。
（九）佛利民曾经对我说，比较优势定理是经济学上最重要的。这定理简单精彩，经济学行内没有一个不认为是真理。定理说，原则上，像美国那样财富与人材、知识皆雄视天下的国家，遇上国际廉价劳力暴升之际，会赚取巨大的收益。然而，这定理假设的，是没有最低工资的约束，没有工会的左右，没有关税，当然也没有什么保护主义了。这些假设皆明确，这里要分析的，是比较优势定理的一个重要但少人注意的假设：该定理是基于一个物品换物品的世界，没有货币，因而没有今天大吵大闹的汇率话题。
物品换物品的交易费用非常高，而货币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减低这些费用。问题是，当引申到国际贸易那方面去时，国与国之间的汇率波动，又或者受到各种因素而使汇率脱离了物品换物品应有的相对价格，比较优势定理会遇到困难。张滔曾经告诉我，多年以前他的老师Lionel Robbins也有类同的看法。解决这汇率偏差带来的困难，我想到两个方案。其一是整个世界只有一种货币，但政治看来不容许。其二，从中国的角度看，人民币转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稳定了物价，从而希望其它发展中国家跟着走，使中国与这组国家之间的汇率能找到一个大家善用比较优势定理的均衡点。
（十）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可不是反对这升值的本身，而是这升值会给中国带来与发展中国家竞争的不利。这里的一个头痛问题，蠢到死，是中国还有外汇管制，厂家出口不能以人民币结算。外币有多种，为什么他们绝大多数要用美元结算呢？篇幅所限，读者去问厂家们吧。
（2009.02.13）美国救灾会搞出高通胀吗？
温家宝访欧，言论勇猛，令人耳目一新，而他在地图上找不到法国（一笑），足以传为佳话矣。我认为温先生的牢骚发得有理，但也认为他说差了两句话。没有说错，只是说差了一点。
第一句是温总理被剑桥的德籍学生掷鞋时，说︰「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说得对，但不够潇洒。朋友问我会怎样回应，我说自己是小人物，当然小气一点，但有资格在剑桥讲话，遇到掷鞋之举，我会笑着说︰「这里是英国吗？我还以为自己是到了英国！」
当今之世，温总理无疑是个大人物，既为大人物，出巡之际理应为掷鞋、抗议之类的行为作了心理准备，而据说不少国家的大人物是记上了应对之辞。通常是一两句幽默之语，精彩的可以连消带打，甚至有点辣味。在我这一辈出现过的大人物中，这类应对本领最高的是已故的美国前总统列根。一位认识列根的朋友曾经对我说，列根用作应对的笑话虽然顶级，但来来去去都是那一套，反复使用。话虽如此，我还认为在尴尬情况下的应对列根是个天才。有一次，不记得是哪里的什么对美国不利的恐怖活动，记者问列根怎么看，他想也不想就回应：I saw Rambo last night, and next time I know what to do. 一百分！
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幽默感是差了一点的。这方面，朱镕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然而，与一百分的列根相比，我只能给朱老八十分。扣了二十分是因为他有时多说了一两句。地球一体化，中国的大人物是愈来愈举足轻重了。不要忘记，西方人对炎黄子孙到今天还是有着根深蒂固的歧视传统，不可能在一代之间化为乌有。我看得出有点改进，但歧视还在。形势是不错的。不久前一位朋友旅游韩国后，说那里的中小学生的必修外语是中文，不再是英语。
我认为温先生说差了的第二句话，是「不受管理的市场经济是注定行不通的。」没有说错，但偏差了。懂经济的不会反对政府的存在，而同意这存在是同意某些事、某些情，政府要管。经济科学反对的是一些混合的市场制度：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管了。分清楚什么要管什么不要管是不容易的话题，难度高，而像中国那样人多资源少的大国，这分离十分重要。我曾经盛赞的中国经济制度，主要是一点：县与县之间的权利界定与划分清楚，从而在什么要管什么不要管的事项上比其它制度来得清晰，促成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解释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还要改进，而不幸地近几年有些地方是改差了。
美国目前的金融灾难，起于制度上出现了问题：一种市场运作与政府管制的混合制度，管错了，于是闯大祸。我曾经说目前美国的情况比上世纪三十年代更糟糕，主要是昔日没有今天那种「毒资产」。毒资产（toxic asset）这个名称起得不错：不是坏账，而是可毒可不毒，要看资产的价格水平而定，好些没有市价，其总量可以高若上苍，或深若无底之潭，可以是天天不同的。这样看，三十年代的困境主要是资产之价或财富暴跌了，国民的消费大降，要怎样才能搞起来呢？（昔日可没有真的搞起过。）今天的困境，是财富暴跌之外，还有毒资产需要处理，处理不善财富会再跌！
今年一月六日我发表了一篇颇受注意的文章，题为《救金融之灾有三派之别》。其中有以凯恩斯为鼻祖的宏观派，主张政府花钱投资，刺激消费。有以佛利民为掌门的货币派，主张增加货币量与借贷，从而在制度中加些滑油，使收入与财富上升。有微观派，是我的本领，主张取消工会与最低工资，先让工资与物价下降，增加就业与企业的租值，跟着带动财富与收入的增加。
一月十三日我发表《金融困境再剖析》，写道：
「目前看，是如果六个月内美国的经济复苏而跟着没有急速通胀，以佛利民为掌门的货币派的功力最高——此派三个多月前出招，九个月时间足够。六个月之后才有复苏迹象而跟着没有急速通胀，以凯恩斯为掌门的宏观派功力最高。要是这两派不灵，或有急速通胀，微观派有机会胜出擂台。只是有机会，因为还有其它方面要考虑的。」
读者读这段文字，要注意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如果跟着没有急速通胀。我说过，政治上微观派是行不通的。目前的美国是货币派与宏观派双管齐下。会有起死回生之效吗？答案是︰如果不管通胀，或视若无睹，这两派任何一派都可大发其威。问题是用得不小心急剧的通胀必至。这会带来美国债券暴跌，利率大升，美元跌得面目无光，而可能最头痛的是美国一般老百姓的养老金（social security）制度可能崩溃。
遥想三十多年前，越战使美国元气大伤，通胀两位数字，见养老金制可能保不住，当局紧收货币量，成功地压制了通胀，但在这调整过程中，美国的三十年债券的孳息年率上升到十九厘，前前后后有十年的经济不景。这几年伊拉克之战的每天费用，物价调整后比越战的高出近一倍，加上目前计划救金融之灾的庞大支出，国债之高不容易算得准。
急速通胀当然不可以接受。如果可以接受，有可为。大量印制钞票，或大量宏观花钱，以货币的面值算价，财富与收入不可能不增加，最低工资再不会是约束了。通胀本身是抽间接税，抽得够多国债不足道。毒资产呢？通胀够高会变为不毒。是的，只要货币派或宏观派能不管通胀，大手出招，目前的困境可解，但会换来另一类困境。
美国的处理会带来不可以接受的通胀吗？很难说。这是因为他们的联储主席与财政部长显然知道，处理不善不可以接受的通胀必至。二月十一日财长盖特纳的讲话，据说导致美国股市下跌了百分之四点六。读这讲话的全文，字里行间显示着他关心通胀，只是没有说出来。不能不出弹弓手吧。是艰巨工程，经济学可以从这次美国的不幸经验中学得很多。
愚见以为，不走微观派建议的路，要避免高通胀非常困难！
（2009.02.17）再论人民币下锚的几个重点萧满章传来史坦福教授John B. Taylor最近发表的题为《How Government Created the Financial Crisis》一文，是雷曼兄弟事发后我读到的关于美国金融灾难最有含金量的文章了。Taylor没有分析我着重的浮沙指数与金融合约制度的本身──虽然提到这制度复杂无比──而是集中于他专长的货币政策，指出这政策严重出错及跟着的处理失误频频。他说的不一定对，但内容充实，论点明确。有一两点我提及过，但从货币政策的分析品评，Taylor比我知得多了。据说本月底他会经Hoover Press出版一本题为《Getting Off Track: How Government Actions and Interventions Caused, Prolonged and Worsened the Financial Crisis》的书，应该是学问，读者不要错过。
我建议北京的朋友要细读上述的文章及跟着会出版的书，不是为了明白金融风暴的起因，而是能从中体会到无锚货币（fiat money）的处理困难。货币专材鼎盛如美国，那里的无锚货币制度或大或小地闯祸，记忆所及皆频频，而中国的央行目前正在向这制度走！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经济研究中，没有一项题材能比得上货币理论及政策的研究那样大兴土木，有那幺多的能人云集的。惊天动地的知识投资，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到头来还是中大计，可见无锚货币制要操作得如意难若登天。
虽然我没有用英语发表过货币分析，但跟进这话题却有四十七年的日子了。一九六二师从当时的货币供应的第一把手Karl Brunner，六二与六三的两个暑期作他的研究助理；一九六七到了芝大，认识当时的货币需求的第一把手Milton Friedman。或熟或不熟，二十世纪的货币理论大师我差不多都认识──可惜不认识Taylor：此君崭露头角时我已经回港任职了。
佛利民（Friedman）跟我很熟，而多年来我屡次求教他关于货币的事，主要是为了中国的发展。佛老当时红透天下，时间当然宝贵，但每次我问及有关中国的，他对自己时间的慷慨令我感动。中国的经改有今天的成就，要感谢高斯、佛利民等关心中国的西方学者。在我认识的重量级的西方经济学者中，绝大部分希望中国能好起来。这些大师之中小部分认为炎黄子孙天生了不起，经济搞不起说不通，而大部分信奉比较优势定理，知道中国能搞起来大家都有好处。
佛利民支持无锚货币制，可不是认为这制度有过人之处，或容易处理，而是认为一个大国的货币不可以下一个锚，然后让国与国之间的汇率自由浮动。一九八三年底，香港采用钞票局制度，以美元为港币之锚，佛老同意，主要因为香港够小，可以用。没有经济学者不认同金本位制度曾经有两百年使经济稳定繁荣的日子。后来逼着取缔，因为黄金本身就是货币，遇到供应不足，或外流，或金价波动太大，会有大麻烦。我当时向佛老建议用一篮子物品为货币之锚，他认为原则上可行，但有关当局要有这些物品的储存，费用是过高了。那所谓钞票局，是十九世纪后期一位英国爵士的发明，是一种以外币为本位或为锚的货币制，只保钞票，不保支票，有需要时这制度会自动地调整钞票量，从而间接地调整货币量。原则上是不要有中央银行的存在或左右的。香港今天的金管局频加左右，算不上是纯正的钞票局运作。一九七一之前香港的钞票局以英镑为锚，跟着脱锚十二年，八三年后期起再用钞票局，转以美元为锚，任老弟主事后就把钞票局搞得庞大，运作的本质改变了。
我是九十年代中、后期跟进朱镕基时期的央行运作才突然想到，以一篮子物品（或商品）为货币之锚，有关当局是不需要有该篮子物品的储存的。重点是物品的质量要明确，其市价（批发或期货价）要清楚，持有货币的人可以容易地在市场凭币按价购买，由央行担保在小差价的范围内购得，贵客自理，央行不提供物品。因为以一种或三几种物品作货币之锚，物价的个别大幅波动对经济可能有不良影响，一篮子物品（三十至一百种）就安全了。又因为有一篮子的物品存在，整篮子的比率固定的物品最好用一个指数算价，是一个可以在市场成交的指数，央行可以随时上下调整，不妨说明某时期内的上下限调整幅度。至于那些认为炒家们可以在市场兴风作浪，炒买炒卖而图央行之利，则属杞人忧天，因为央行在明，炒家在暗，对赌央行必胜。多年前美国曾经考虑以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锚，行不通，因为这指数是不可以在市场成交的。
二○○三年六月，见外间施压要人民币升值的言论大噪，我认为央行应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稳定了币值，然后让汇率自由浮动。跟着该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信报》发表《怎样处理人民币才对？》那篇自己视如家珍的长文，其后不断地继续想，愈想愈认为自己对。五年多过去，解释又再解释的文章无数，这里用不着再解释吧。旧议重提，因为国际形势有变，如下数点给北京的朋友再考虑。
（一）早就说过以一篮子外币为人民币之锚，最佳的情况也只能是次选。这几年央行以一篮子外币为锚的政绩，使我很失望。
（二）货币政策虽然原则上可行，但运作起来频频失误，而一个像中国那样人多资源少的国家，严重的失误可以是灾难性。以一篮子物品为锚，货币政策的运作范围是大幅地减少了，换来的是远为简单的处理，出错的机会大减。
（三）放开外汇管制是必须的，因为一日有汇管，厂家们的生意难做，而上海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问题是，解除汇管，让人民币无阻外流，虽然国家可以赚钱，通胀的复苏不容易处理。以一篮子物品为锚，央行守住物价，有需要时收回某部分人民币就是了。央行一定有足够的资料作判断。
（四）以一篮子物品为锚，先进之邦没有理由再逼人民币升值。他们的货币兑人民币要贬值是他们的自由，因为人民币的国际汇率是自由浮动的。中国要关注的是人民币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务求这些汇率能让大家一起善用比较优势定理，产出交易。
（五）我反对搞亚元。理由有三。一、人民币目前的声誉好，亚元要搞出名堂不容易，而在今天的金融风暴下，欧元能否维持不瓦解是问题。二、人民币的声誉及强势是中国的劳苦大众拼搏得来的，推人民币出去赚钱理应让他们的国家赚。三、搞亚元，政治问题太多，吵得不欢而散是自讨没趣了。
（六）人民币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放开汇管推出国外，明智的发展中国家会跟着人民币的币值来处理自己的货币。善用比较优势定理的汇率均衡点不难达到。「操控」自己的汇率，为了争取增加出口而放弃了按比较优势产出的利益，愚不可及。
是的，在目前的国际金融风暴下，扩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这风暴下，澳元曾经在一天内下跌七百点，英镑曾经在一天内波动八百点，而一天波动两三百点的情况常有。这样的神经不知要发到何时方休。无锚的货币当然头痛，而以一篮子外币为锚可能更头痛了。以一篮子物品为人民币之锚，稳定了自己的物价，外间的风风雨雨懒得管，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怎会不拉住人民币呢？是中国把地球稳定下来的时候了！
（2009.02.20）从中国发展学得的工资定律
去年大事多。什么雪灾、地震、西藏、奥运等姑且不论，经济话题有新劳动合同法，有宏观调控失误，有地球金融之灾，也有中国经改三十周年之庆。平均每天收到三个访问、讲话、写稿等邀请，无从应酬，只是对学生们讲话有时不容易推却。
农历新年之前凤凰卫视的刘芳要求我作电视访问，本要例行地推却，但她说是关于中国农民的，就答应了。条件简单︰录像整理后要让我亲自看过，得到我的批准才能播出。这是中媒体之计多次后才订下来的公平规则︰你有你的言论自由，我有我的不接受访问自由，打个平手。刘芳是同意了的。事实上，她打电话到上层说我提出的条件，上层接受了。
二月三日到深圳的凤凰录像，九日看他们选出的、将会播放我说话的部分，非常满意。接待我的是一位名叫王敏的小姐，问她我看到的是否会全部播出，回应说肯定是。因为担心广东话在字幕翻出可能有错，我要求再看。十二日再看，发现跟我在九日看的很不一样，少了很多，支离破碎，问王敏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全部没有改过，只是我看不清楚吧。我跟太太提出我的反对，要她替我跟进。太太跟王敏通电话三次，每次的回应都是张教授看过而又同意的完全没有改。
十三日晚上九时五十分播出，更明显地改得七零八落：谈新劳动法的主题一句也见不到。刘芳代替了我，说我说一亿人失业（我没有说过）；我说职业农工每年可工作十个月，字幕则翻为十倍。凡有提及新劳动法的都抽起，接驳起来我变得语无伦次了。
网上读者的反应，大部分问为什么张教授不谈新劳动法。博客的管理员替我解画，说教授当然有谈，但被删去了。读者哗然，很有点不相信凤凰卫视也「和谐」起来。后来找到凤凰卫视在网上的预告，标题云：《张五常：新劳动法应对农民工失业负责》—— 是夸张的阐释——跟着的预告内容读者可在网上找到。再后来太太收到通知，对方承认删改了很多，说是香港的凤凰卫视的领导下令封杀的。想不到，历来高举忠实报道的凤凰卫视，竟然也「河蟹」起来了！
我感到失望，也感到被骗了。在该访问中我说了一句精彩但后来被删去了的话，对经济科学是重要的贡献。我说：「工业的工资，是由农作的收入决定的，用不着新劳动法的帮助。」看似平凡，其实也平凡，但对经济思想史有认识的人，会意识到这句话是填补了二百多年来的一个思想空缺。知道执到宝，我立刻挂个电话给张滔，跟他重温经济学对地租与工资的思想演进。这演进永远差一点，不达，看来又要让我来划上句号了。
读者要知道，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生产要素限于土地及劳力。前者有地租，后者有工资，而这二者怎样决定及分配是大话题，从一七七六的史密斯吵到一八九○的马歇尔才算有定案，但我认为句号还没有划上。资本的概念更麻烦，古典学派拿不准，新古典也拿不准，要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天才费沙才解通了。这里不谈资本，只说地租与工资。
李嘉图（一八一七）是第一个全面分析地租与工资分配的大师。地租他从differential rent的角度入手，说土地之所以有租值，起于土地的肥沃层面不同，优劣有别。这观点后来的学者一般认为是错了。我认为只有小错，在分析发明专利时大手采而用之，一九七七写成了二○○五才发表的重要一长节（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第二十章第三节）。李氏对工资怎样看呢？后人把Iron Law of Wages（工资铁律）加在他的身上，他自己不一定同意。这铁律说，工资是仅可满足人类生存的要求的收入——不是生与死之间的界线，而是人类认为值得活下去的主观收入水平。到了米尔（一八四八），史密斯的一个旧观就发展为Wage-fund Theory。这是指雇用员工的老板拿出一笔款额，为雇用工人而备，而工资就是这款额除以工人的数目。不可能错，但说了等于没说。米尔后来承认是错了，知道这想法不能决定工资的本身。
重要的发展来自一个德国学者（Johann Heinrich von Thunen, 1783-1850）。马歇尔重视这个人。此君提出了边际产出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说工资会等于工人的边际产出所值。到了马歇尔之手，边际产出曲线就成为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加上工人的供应曲线，工资就决定了。基本上，从一八九○到今天，经济学接受了这样的工资理论。我自己在《佃农理论》作出的贡献，是说这理论不限于用时间算工资，分成及其它的合约形式也要遵守边际产出的规律。这就带来为什么会有不同合约安排的问题，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还有一位大师要加进去。那是Philip Wicksteed（1844-1927）。此君证明，有土地与劳力两种生产要素，二者皆获各自边际产出的酬报，在均衡点下，产出的总收入刚好全部分光。
本来是尘埃落定了，但一九四六年一位名为Richard Lester的学者，调查波士顿的运输行业，在《美国经济学报》发表文章，说雇用司机的老板不知边际产出为何物，无从按边际产出所值订工资。我的老师艾智仁为文回应，一九五○发表，促成了持续十多年的科学方法大辩论。
从逻辑的角度看，说争取收益极大化，边际产出所值要等于边际付出的工资当然对，但雇主怎会知道呢？老板收到订单，看收入，算成本︰需要的工资为何，利息、房租、水电、折旧等等加起来，毛利需要多少才划算，接不接单可以决定。雇用工人的成本他知道，需要多少工人他也知道，但何谓边际产出，他不知，也不管。就这样，每个老板也这样，何来边际产出所值等于边际成本了？很显然，边际产出理论如果是对的话，只可能是在结果上对，不可能是老板的意图。老板的意图是多赚钱，只懂得数手指算收入与成本。也难怪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们吵呀吵的，吵了逾百年：租值与工资及其它资源的收入分配，究竟是怎样决定的呢？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答案。
个人的估计，开放后十年左右，农民人口大约是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工作年龄的农民大约三亿七。九十年代后期起，流动的农转工急升，转到工业去的总人口约二亿八千万，余下的九千万再转四千万左右到工业去就差不多了。我解释过因为雇用职业农工变得普及，有轮植的选择，职业农工每年可操作十个月，收入当然急升，加上农产品之价上升，职业农工的月入从二○○○到二○○七上升了约五倍。如果十五年后一个职业农工的月入达到三千五百——是保守的估计——那么要吸引这农工转到工业去大约要每月薪酬五千元：农村的住屋相宜、舒适，食品也较相宜，而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是写意的。
这样看，我碰中的定律说如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农转工的兴起，但当达到了近于均衡点，工业的工资是由农民的收入决定的——工业工资不够高农民会选作陶渊明。也是这样看，工业的工资会因农民的收入够高而被保护着，远胜什么最低工资或新劳动法等外来的蠢办法的保护。劳力的收入决定了，余下来的其它资源的收入分配，就各自各地以类似的竞争情况瓜分。不难用数学证明，达到了经济整体的均衡点，每样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所值，会与每样的边际成本相等。边际产出理论没有错，但对的是结果，不是老板的意图。所以用这理论来解释老板的行为也对。这不仅是科学，而且是科学的真谛。
新劳动合同法闯大祸。我和一些朋友的大约估计，约有一亿工业工人回乡归故里，把发展的大好形势打折了。去年七月我知道这回乡潮是出现了的，大概起于去年三月，远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不一定是失业，而有多少会再回到工业去目前不知道。回乡的也不是输清光：他们在工业操作有了时日，知识是增加了，再出来不会是大乡里吧。
（2009.02.27）经济是老人的学问前文《李泽楷绝技考》—— 这题目起得好——发表后，读者反应不错，但其中有看不懂我对「种票」的分析，这里补充几句吧。何谓种票？我的理解，是如果我要买五手电盈（每手约赚一千元），希望其私有化通过，于是分五个名字下注，作五个人投票，就是种票了。分头下注就是种。法律上，有关人士（即李察那方）当然不能种，外间的「无关」人士怎样种法律管不着。
从《壹周刊》提供的资料看，种票的行为颇为明显，分析资料，不到一分钟就认为不是有关人士种的，因为图案不支持是他们的手脚。我曾指出有关人士种票是愚蠢的行为，但如果他们能种出可以瞒倒我的图案，智商是比我高了。是好玩的世界，读者不妨拿着该期的《壹周》，细看资料，猜猜为什么我这个老人家作出那样的判断。
闲话休提。正在地球发生着的经济现象很不寻常，所谓「毒资产」，从来没有出现过，退休了九年我还是天天想。我着重的永远是经济解释，虽然有时发牢骚大骂几句。这些日子我比较注意他家的经济言论──此前是少理的──同意的不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观点分歧呢？我想到的一点，是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经济与自然科学有一处重要的不同：那是经济要有很长的时日及经验才可以有足够的掌握，而其它科学可没有这样的要求。
好比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不幸──金融之灾导致的举世财富暴跌──上一次出现是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这是当时经济大萧条起笔的震撼日子，其困境要到十年后的二战才打掉，而二战本身更是悲剧了。那是八十年前，当时懂事的、经历过该大萧条、切身地感受过的，要是今天还健在，应近百岁了。这些百岁老人中有多少个是经济学者呢？就算是经济学者，不是早就退了休吗？可以说，懂事而又切身地体会到一九二九开始的震撼而今天还没有退休的经济学者，一个也没有吧。任何实证科学对现象的解释，要有事实的依据。昔日的大萧条无疑遗留下来不少数据及历史学家的描述，但经济科学与自然科学不相同。自然科学可以单凭数字及客观的描述而准确地让后人知实情，不需要论感受。经济科学呢？无论数据如何详尽，描述如何客观，个人亲历其境的感受重要。数字及描述的就是那么多，读到的感受跟亲历其境的感受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而感受出错，分析可以闯祸。佛利民在生时对我说过几次，对经济感受不好的人不应该学经济。
数据与史学家的描述不论，当年的大萧条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拿不准。在史实上知得远比我多的大不乏人，但他们可没有真的切身感受过。要理解今天面对的困境，大家都希望能温故知新，但往事究竟是怎样，要读哪些书哪些文章才对，不容易取舍，免不了要用上自己的想象，猜测成分是无可避免的。
大家读历史，我个人的感受是昔日美国的工会、最低工资、福利经济等的存在，对大萧条的复苏有很大的阻力——奇怪是这样看的人不多。希克斯认为昔日的保护主义大量削减国际贸易，是大萧条难以复苏的主因。不无道理，但同样看的人不多。蒙代尔认为政府大幅提升有钱人的税率，是昔日大萧条的致命伤，也不无道理，但认同的行内君子也不多。佛利民认为昔日的货币政策严重失误，货币量没有及时大幅提升。同意这观点的人比较多，而这方面，目前美国的联储局可以做的都做了，困难是联储的贴现利率与银行的借贷利率有很大的分离。可能最多经济学者反对或有疑问的，是当年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政府大手花钱刺激经济的策略，但今天各国的政府都急着这样做。美国副总统拜登说绝大部分经济学者支持政府大手花钱，是看错了那些人是经济学者吧。
政府大手花钱可解目前之困境乎？我说过，如果不担心会引起恶性通胀，当然可以，而资源的大浪费看来是无可避免的。中国比较幸运，因为国家正在发展中，应该做的项目多，浪费不会很大。目前正在美国大吵大闹的，是凯恩斯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这个话题，一般的估计不是那么高，也有说如果算进浪费，这效应可能是负值。个人认为花钱「刺激」能搞活经济的机会很渺茫，要搞活而不带来高通胀，机会近于零。花钱刺激只能增加暂时性的收入，以心为心看世界，我认为在意识上一个人对自己用努力赚回来的钱，与政府乐善好施而分得的相比，对前途的看法很不一样。没有谁会因为收到政府派的不稳定的钱而买房子去。几天前读到为了防止楼价继续下跌，美国政府要用资助的办法来减少断供的行为。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只能阻慢跌势，但跌势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