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资料来自两位作者（David Rose与Lawrence White，据说后者是我的师弟）三月十五日发表的文章。这两位作者，跟好些其它经济学者一样，反对通胀的出现，劝告伯南克约束货币的增长率。我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金融之灾搞得一团糟，代价是要付出的，问题是选付哪一种。我认为在美国面对的多种局限下，以通胀作为付出的代价最相宜。每年百分之十至十五的通胀可以接受，两年这样云开见月明，跟着的通胀调控有不同的方法，今天算起大约六个月后要动工——通胀下调需要长时日，操之过急会有苦不堪言的效果。
今年一月六日我发表《救金融之灾有三派之别》，指出有政府大手花钱刺激经济的宏观派，有大手放宽银根的货币派，也有我主张撒销最低工资及工会的微观派。该文结语的一句话说：「宏观派效能短暂；货币派运作维艰；微观派政治不容！」跟着一月十三日发表《金融困境再剖析》 时，我写道：
「目前看，是如果六个月内美国的经济复苏而跟着没有急速通胀，以佛利民为掌门的货币派的功力最高——此派三个多月前出招，九个月时间足够。六个月之后才有复苏迹象而跟着没有急速通胀，以凯恩斯为掌门的宏观派功力最高。要是这两派不灵，或有急速通胀，微观派有机会胜了擂台。只是有机会，因为还有其它方面要考虑的。」
一月六日我说货币派运作维艰，因为当时的信贷推不上去，而如果信贷推得上去，通胀多半会出现。当时我不便言明，货币派如果能解开金融之灾的困局，通胀既无可避免，也有这样的需要。洗湿个头，有成果，联储局不妨干脆地定下一个通胀率为目标，刻意地把物价赶上去！我担心的，是当美国的通胀率接近双位数字时，伯南克会受不了舆论及国会的反对，脚软起来，临阵退缩。其实他别无选择︰大胆地把通胀率提升是正着。
这样说，因为在我理解的目前的美国困境中，通胀会带来三方面的可取效果。其一是那里的最低工资高企，通胀会减低这法定工资的实质，对就业有助。其二是通胀是一种间接税。跟大家知道的直接税不同，以通胀作为间接税会增加消费，直接税会削弱消费，而通胀的间接税也可以减轻美国的赤字财政。最重要是第三点︰通胀带动资产（包括房产）的价格上升，可以把毒资产变为不毒。后者出现是雨过天晴，美国的金融制度要大修一番了。起自美国的金融灾难是经济的奇难怪症，历史没有出现过。除非拜我这个微观派的掌门为师，否则搞起通胀是我可以想到的可靠治方。
我从来不怀疑，如果联储局要提升市场的货币量，他们可以做到。但三个月前看不是那么容易。伯南克名不虚传。今天看，美国国会通过的八千亿美元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是劣着，是大错。既然货币政策有成果，而通胀是不能不接受的、在美国的局限下的最低代价，其它代价可以不付就不要付。我是个不相信财赤多少无所谓的人。这些日子美国的冤枉钱实在花得太多了！战争不论，通用汽车与AIG的摊大手掌令人发指。
最近美国的货币资料显示，我早就说的没有错：地球上没有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这回事。去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信奉凯恩斯，多次坚持有流动性陷阱，政府花再多的钱也认为不够。看来在学问的判断上此君一铺输清光！我对自己怎样打分呢？重读十多篇发表过的关于金融之灾的文章，大致上满意。主要因为弹弓手出得高明（一笑），我一家独赢了。
回头说通胀，其不良效应老生常谈，但在金融之灾下不足道。有三项不是老生常谈的说不得笑。其一是美国的强迫养老金（social security）制度会遇到压力。解之不难：既然政府打算花那么多钱刺激消费，不花，留下来协助养老金用不着那么多。余下的两项远为头痛：通胀升得急美元会跌得急；长期债券之价也会跌得急，促成长线利率大升。后二者有解救之方吗？有，绝对有，一招可解。这里我要卖个关子，不说，考考美国的经济大师们的功力如何。
写完了伯南克，转写我们的温家宝先生吧。去年十二月二日我发表《乱花钱必闯大祸》，今天是开始闯小祸了。早些时（去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出手四万亿的经济分析》一文内，我指出花钱于既定要做的项目中，提早及加速，无可厚非，是发展中国家比较着数之处。但跟着地方政府建议要花的是另外十八万亿。我不知北京会否批准或批准了多少。中国是那么大而人口又是那么多的国家，监管花钱谈何容易哉？
这里我只谈一项。因为新劳动法的引进，回乡归故里的人实在多。为了安抚而补贴我不反对，但出现的问题一大箩。补贴购置机械，无良的供货商与干部联手，提供近于废物的劣品，而较佳的有些农民获得后转卖出去。补贴灌溉以每亩算，报大数之风不胫而走，上了年纪的农民对我说当年的大跃进今天卷土重来了。今时不同往日。往日的人民公社报大收成之数，政府的征收增加，饿死农民无数。今时国家有了钱，报大数有钱分，但据说地方干部上下其手，农民分得的不多。
我在去年十月八日发表《保零也艰难》，是回应林毅夫说保八以上容易之极。当然是我对。该文发表于北京公布四万亿之前三个星期，今天看，没有这四万亿负增长可以肯定（一年二万亿是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今天看，连地方政府花钱，加起来远不止四万亿，保八也不容易。保零应该可以，但我不敢打赌。
我认为温家宝不应该保任何一个数字，而事实上他今天说保八不易。中国的经济有看头，举世皆知，虽然面对金融灾难，人民币的处理失误及新劳动法出错，经济实力还算好。这些日子我只重视一个数字，其它皆次要。那是工业区的厂房租金，下降了一半以上，到目前还没有回升的迹象。沿海城市的楼价是回暖了，但厂房租金还是一蹶不振。厂房租金不回升，不管成功地保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会好到哪里去。我认为，无论北京怎样花钱鼓励内需，厂房的租金是不会上升的。厂房租金上升是要回乡的农民再回到工业去。
因为上述种种，加上美国看来有转机，温家宝先生要开始煞花钱之掣，不要煞得太急，但要增加慎重与监管，因而花得慢一点是正着。
（2009.03.27）什么是经济学？
书桌上见到一篇文章，不知是谁传来的，是林行止三月五日发表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沉默是金》。不用读内容了︰文章题目说是悲剧，而我是不看悲剧的。
今天的经济学的确是悲剧。相比之下，故老相传的dismal science算是喜剧了。发生了些什么事？说来话长，可以写一本书。没有什么意思吧。这里简略地说说。
要从两个怪现象说起。其一是四十年前史德拉（George Stigler）对我说的。他说︰「史提芬，你对一个门外汉说自己是学物理的，他会回应︰物理学我不懂。跟着不会再说下去。化学如是，生物学如是，所有自然科学皆如是。但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门外汉会回应︰经济学我不懂。然后他会不断地说下去，滔滔不绝地申述他的伟论。」史前辈指出的怪现象不难明白︰经济学要解释的是人的行为，任何门外汉都是人，认为可以解释自己，也认为自己的喜好是他人的喜好，推而广之，世界要不是万恶不赦，就应该是如此这般了。
第二个怪现象更怪，是我发现的。高楼大厦是由建筑师及工程师建造的。没有学过建筑的绝顶天才，亲自设计及建造一间只五层高的楼宇，你有胆住进去吗？火箭飞到月亮去是基于物理学家的知识。数十个没有学过的天才，花巨资监制升空火箭，你敢赌多少钱该火箭会成功地飞到月亮去呢？我给你一兆博一，赌这火箭飞不到月亮，你有胆下注吗？
如下是经济学家的困境。朱镕基这个人（其实不止他一个，只是此君比较突出），据说是从清华读工科出身的，连经济本科也没有读过。然而，此君也，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九十年代把经济搞起来，创造了我说过多次的中国奇迹。如果经济学的诺贝尔奖是颁给在实践上改进了贫苦人家的生活，所有获经济学的诺奖得主的贡献加起来比不上一个邓小平，比不上一个朱镕基……而这些经济改革的大师们是不懂经济「学」的！
上述的两个怪现象可以局部解释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知道「经济学」是怎么的一回事。佛利民说得对：一个对经济感受好的人，没有学过，对经济的看法往往远比一个饱读经书的经济学教授为高。这里我不妨补充：论到经济政策的推行，政治上需要的是另一种智能。当年经济学问绝顶的费沙就败北频频也。今天不少人认为，佛利民是百年来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经济学者。真的吗？佛老提出的学券制，推呀推，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半个多世纪过去，今天还是得个桔。
我是搞经济科学解释的。是个有趣的小天地。因为科学的方法明确，其范畴是比较清楚的。虽然大多数说是搞科学解释的人属鱼目混珠，但有识之士只要能坐下来商讨，哪些是鱼目哪些是珠还是可以客观地分开。不容易，但可以。比较麻烦的，是好些称得上是经济大师的，他们搞的学问其实是哲学，有点宗教味道。好比大名鼎鼎的海耶克，没有发表过一篇算得上是科学解释之作——可以验证的假说他没有提出过。不是说海耶克不伟大。他走的路要成功很困难，何况要论时势造英雄。另一些对我有影响的经济学者，例如德姆塞茨，也是不搞假说验证的。这些人要改进世界，比我伟大，对香港的酒家一元一只鸡这种琐碎现象毫无兴趣。我偏偏是为了找寻这些琐碎现象而在街头巷尾跑，不断地尝试以经济科学的方法作解释，理论简化了，概念掌握了，运用熟习了，就用同样的方法去解释远为重大的现象。
我出自六十年代的洛杉矶加大及芝加哥大学，是当时高举市场经济的两所殿堂。奇怪是除了一两篇海耶克的文章在读物表上见到，那十年我没有听过任何老师或同事或同学提到海耶克的名字。当时这两家大学重视的是经济的科学解释，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是每天必有的话题。轮到写博士论文时，我知道要过关只能从解释现象那方面入手。今天回顾，从验证假说的角度看，佛利民一九五七的《消费函数理论》之后，六十年代的经济学是最多验证假说的时期。这个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日渐式微，而跟着就是无从验证的博弈理论的发展了。
有不少理由解释六十年代的潮流只昙花一现。计算机的发达协助统计学的回归分析，左右了思想的方向。这种节省时间的玩意往往自欺欺人，利用数字说故事。越战是个问题，为了生计助理教授大吵大闹，迫使大学纷纷转用文章数量来衡量学问，而多用方程式容易发表。反托拉斯、金融行业与政府的顾问工作也是问题，因为这几方面的收入比搞什么验证假说的高相当多。
归纳起来是说，经济解释这门学问不值钱。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科学（即解释或假说验证）是浅的，找到答案一般简单。困难是经济学的假说验证没有人造的实验室，要明白实情只能到真实世界调查。这种调查一律麻烦，有时花上几年时间所获甚少。政府或机构发表的数字通常有问号，而恳求产出数字的机构解释，不容易获得满意的答案。实地调查要讲经验，也要懂得一眼关七。没有尝试过的不容易知道从何入手，而大学老师不要求学子作实地调查，因为经费出不起。
经济解释是有趣的学问，足以令从事者废寝忘餐。可惜卖不起钱。我是幸运的。在加大作学生时老师们不断地鼓励这方面的兴趣，博士后在芝大跟那里的大师为友。一九六九转到西雅图华大，同事们很想知道我正在调查的是些什么，我乐得夸夸其谈一下。初出道就获得大学的终生雇用合约，有助。当时华大的经济系主任诺斯说，我的薪酬由院长决定，没有谁管得着，发表文章多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也是运情，当时有两家学报的编辑偏爱我的文章，不用评审，就是评审也是投稿前说明必登。事实上，好些文稿还没有写好，学报的编辑听到风声，预订了。再另一方面，当年的研究金是不难获得的。
这样的际遇让我集中于自己有兴趣的题材，而此集中也，永远是解释我自己认为是有趣的现象。一九七三发表了《蜜蜂的神话》，行内的朋友认为我的调查工作做得认真严谨，用不着审查复核了。话得说回来，今天我每星期写两篇二千多字的专栏，引用的资料多，不可能全对。要错得少，三个月写一篇是很快的速度了。
回头说林行止的文章题目，说「经济学家沉默是金」，有待商榷。什么是经济学？差不多什么都是！任何找寻生计的人都是经济学家。这些日子因为地球的金融之灾，我读到他家的经济分析文字比过去的二十年还要多。除了几篇有含金量，其它我读不懂。没有假说含意可以验证的思维，老人家要不是没有兴趣，就是跟不上。
（2009.03.31）科学研究知难行易
上文写《什么是经济学？》，提到海耶克，没有贬意，只是认为海大师的学问算不上是有解释力的科学。网上读者不少反对，高举海耶克。我当然知道海氏在神州大地走红了好些年，但怀疑同学们读得懂他的论著。我翻阅过海氏的作品，没有认真地读，大部分不懂。他曾论及产权，其中提到我。我认为他不懂。我不懂他，他不懂我，在思维上当然合不来。从社会价值观那方面看，大致上我支持海耶克的立场，也佩服他对知识分子的感染力。可是，我的价值观选择还是佛利民，认为佛老的思想比海氏远为清晰。然而，跟高斯一样，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世界，我不反对政府的存在，也不反对计划经济。我的价值观反对的，是政府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力与利益而计划。
我是个见到自己不明白的术语就忙顾左右的人。这样的人不会看到皇帝的新衣。高斯和我皆高傲，认为我们不明白的一定有问题。这是不需要假设自己的智商属一等的。经济是浅学问，不是什么相对论，智商二等也可作出好判断︰要你创立新理念不易，但人家创了出来，你连读也读不懂吗？三等的脑子，多想一下也可以吧。
所以我认为同学们不要妄自菲薄，见到自己不懂的，或似懂非懂的，就认为是高深学问，畏而敬之。更不要骗自己，不懂却认为是懂。同学要问︰皇帝何来新衣了？不久前一位同学问及他高举的诺斯的某术语何解。我说不懂。我怎会不懂诺斯呢？同事十三年，好几个学期他旁听我的课。诺斯对问题重要性的感受好，这是天赋，是他的本钱，创造术语只不过是他的成名玩意，而这种颇为流行的玩意他的本领只是一般。是的，经济学行内有走不同路线的人，本领各各不同，有些成名，有些被认为是笨蛋。同学不要管这些。要管的是分析，因为这是脑子的操练，对整生的任何一方面都有好处。论分析，其中一个要点是任何术语，甚至任何一个字，其意思或理解都不要放过。坚持要知道，要明白。这样，三几年后同学会体会到学问有真假之分。是的，做学问要执着。
转谈正题。那天跟儿子通话，他说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又要再转求学之地。儿子历来读书成绩好，但从四岁入学到今年三十七岁，毕业还没有毕完，是搞什么鬼的？岁月无情，一去不返，发生了什么事？大家一起数手指，结论是在博士论文上他大约比同学多花了两年。我安慰他，说这两年绝对不是浪费︰我自己的博士论文，找题材找了三年。我对儿子说他多花两年学会了怎样找题材，怎样做科学研究，非常值得。怎样找题材，怎样入手，怎样处理，没有尝试过整个过程难于登天，一旦有了经验，之后再尝试新的容易不知多少倍。
一九六七我在洛杉矶加大获经济学博士，三十一岁。近二十四岁才开始读本科，不算慢，要再快可以节省找论文题材的三年时间。今天回顾，那三年的摸索是最值得的学问投资。加大有悠久历史，我是那里的经济学系的第三十七个博士。当时几年一个，今天是一年七、八个。经济博士论文的要求，昔日比今天严格得多。不是好得多，是严格得多。当时博士论文的及格准则，有两项。其一是要有创见，其二是要有学术贡献。何谓创见，何谓贡献，可没有明确的定义。
校内的图书馆例行地收存着该校的所有博士论文，要找哪一本或哪几本作为指路的明灯呢？跑去找老师赫舒拉发，问：「我知道奈特、森穆逊、费沙等人的博士论文了不起，但他们是大师，我不是，校内图书馆的经济博士论文你可否推荐一下，让我知道好论文是怎么样的？」赫师想了好一阵，说：「还是写你自己的吧。」跟着找老师艾智仁，问同样的。艾师指着书桌上一本三英寸厚的文稿，说：「这是你的同学的博士论文，通过了，你拿去看看吧。」我如获至宝，而该同学刚举办了博士庆祝聚会。殊不知当我拿着该厚厚的论文步出艾师的办公室时，他说：「等一等，我要说的是你拿着的论文是论文不要那样写的好典范！」我轻轻地把该论文放回艾师的书桌上才离开。
当年尝试过三个论文题材，老师们支持，强而为之可拿博士，但自己看不到有什么创见及贡献，放弃了。《佃农理论》是第四个，明显地推翻了二百年来的前人之见，不是创见是什么？殊不知论文过关后，艾智仁说：「从理论那方面看，你的《佃农理论》半点创见也没有。他人说的不同，因为他们对传统理论掌握不足，错了。你掌握得对，所以不同，但还是传统的，何来创见？你的论文的验证工作做得好，非常好，这才是贡献。」
大师的指导，岂同儿戏哉？因为这提点，跟着的所有研究我永远不刻意创新。自己想自己的，那管是新还是旧了。这样处理，结果是每篇文章都有点新意。上苍造人各各不同，自我发挥不可能没有不同之处。
这就带来科学研究的麻烦，不知从何入手的确头痛。他家怎样说，仿效没出息。认为他家不对，批评是二等脑子。刻意地创新，十之八九会近于怪，而怪见与创见是不同的。我的经验，是正确的做法首先要有足够的现象观察，然后对不明白的提出一些问题。跟着要把没有趣味的问题淘汰，把有趣味的尖锐化。找到了值得考虑的问题就要找问题的重心所在，其处理过程可以是几分钟或几天或几年，要看你的造化。有些问题过了一些时日你会认为不重要，或失却了兴趣。熟能生巧，处理问题熟习后可以很快。这就是今天我对同学的论文取舍判断通常用不上几分钟的原因。不是小看同学，而是身为过来人，昔知其难，今知其易也。
找到了有趣问题的重心，就要找假设的答案。这方面也要论经验的感受。熟习了，也可以快如闪电，取舍如斩瓜切菜。观察的经验重要，因为任何解释或假说都要先从自己知道的现象试行印证。这也是昔难今易的原因。
假说或假设的答案没有被自己既知的事实或现象推翻，就要找自己还不知道的可以推翻假说的事实。这方面不能快，但熟习了会知道要到哪里去找，也会知道怎样提问。好比香港较为高档次的酒家，顾客要付自愿小费与强迫小费两种。为什么有强迫小费这回事呢？在《制度的选择》中我说没有答案。后来读到杨怀康提出同一问题，答得一团糟，就找一个香港酒家的朋友提问，只问一题：自愿小费与强迫小费是不是由两种不同类别的员工分享的？他答后，不到一分钟，我的圆满解释就出来了。这也是科学研究的熟能生巧的证据。
最后一步是要增加自己想出来的重要性。这是要把验证了的假说一般化，推广到其它看似无关的现象去。这方面，怎样去马也是经验之谈。
是奇怪的现象。科学研究的困难，主要是难于不知从可入手。老老实实地做过一次，做得好，做得对，跟着就彷佛例行公事，容易处理。当然，有些难题实在难，专家云集也解决不了。这是另一回事。再另一回事，是难的不一定重要，重要的不一定难。
去年七月，儿子到芝加哥见高斯，问及不知要多行医，还是要多作研究。九十七岁的高斯答得好：「不要管这个问题。你一士谔谔，行来行去，说不定一脚踏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找到答案。我的一生就无端端地踏中两次。」
没有老老实实地做过一次科学研究，感受不到是什么一回事，踏中了也不会知道。
（2009.04.03）汤姆逊的金融灾难分析
周小川先生的魄力了不起。最近他一连发表了三篇文章，都有份量，其中一篇——《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出以一种超主权的货币来作为国际的储备货币，有替代美元之意。（SDR何物有机会再谈；周先生的建议有局部替代美元的间接效果。）话题吵得热闹，要求我分析的读者及机构无数。
我认为周小川的建议有思考、有道理，但我反对。理由简单明确：在今天推出周小川的建议，有不小机会导致美元大跌（原因不浅）；如果美元大跌，有不小机会导致中国出现灾难性的发展（原因也不浅）。另一方面，在今天举世皆或大或小出现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对美国经济不利的，地球人类半点好处也没有。
本文发表的时间是公元二○○九年四月三日，地点是香港《信报》。立此存照：我愿意出钱打赌，一博一，周小川的建议如果成功地推出，中国会是天下第一输家。要跟读者博一手，赌一元吧——希望赌不成。
正要为文分析为何我反对周小川的建议，萧满章传来一篇Earl A. Thompson（汤姆逊）三月二十二日于《American Thinker》发表的文章，题为《What President Obama Should Know About Recessions》，是雷曼兄弟事发之后我读到的西方学者分析金融危机最具含金量的了。不一定对——问题太复杂，对或错不容易判断——但有新意，值得大家考虑。
汤姆逊何许人也？经济本科出自我的母校（UCLA），哈佛博士，回到母校任教职。此君就是我提过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在会议中反对我的佃农理论最激烈的人。后来改变了，认为我对，大赞我的价格理论。大家很熟，当年争论他和我谁是功力较高的经济学者，互不相让，大家终于同意谁的乒乓球胜出谁的经济学问较高。我一连大胜十多局。当时每局二十一分，最后几局他无法过十。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的经济学问比他高明是那样决定了的（一笑）！
其实我和他之间经济学谁高谁低很难说。我认为他是天才，艾智仁认为他是天才，据说布坎南也认为他是天才。此君的困难是不卖帐，不讨好，不留情面，口不择言。我认为这样的品性有其可爱之处，朋友一般不那样看。他的经济思维往往近于发神经，偶尔妙绝，一律创新！这里我要谈的文章也是新意无处不在，一时间我竟然找不到发神经之处。看来汤姆逊也老了。让我分点说。
（一）汤姆逊认为通胀对目前美国的困境有助。这与我三月二十日发表的《伯南克别无选择》说的差不多。可幸以美国时间算我比他早三天，否则读者可能认为我抄他的。他不可能抄我：此君高傲无比，打死也不会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吧。通胀这方面我说得比他大胆，认为美国联储局不妨定下一个通胀率目标，刻意地把通胀推上去。另一方面，他可能比我乐观，对通胀的控制看得比我容易。
（二）汤姆逊认为联储局去年暑期犯了一项大错：银行存进联储局的储备，联储局给利息。这导致算是银根（monetary base）的储备上升，误导市场以为货币量会上升，其实适得其反！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一点，实情如何我没有数据，但逻辑上我找不到错处。
（三）汤姆逊指出，去年美国的M1（市场的钞票加支票户口）上升是假现象。这是因为市民见形势不对头，把存在金融机构的资产转到银行去。这也是我没有听过的，也不担保是实情，但也找不到逻辑有错。
（四）这点更重要。汤姆逊指出，虽然银根与M1皆升，但去年开头十个月，市场的钞票量（即M0）没有升过，有好几个月是下跌了，要到最后两个月才转为急升。我认为这点重要。通常大家对货币量的衡量，是看银根，看M1、M2，甚至M3。美国这次不幸的经验提示，可能最重要是看M0——市场的钞票量。
（五）汤姆逊指出，美国的无数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在不景或萧条下，推出凯恩斯学派的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效果甚微，而减税的效果甚大。这是因为财政花钱只能把资源的使用转移（crowding out），此长彼消，得不偿失也。我去年十一月八日发表的《北京出手四万亿的经济分析》的第八点，正好是指出crowding out这一劣着。我当时不反对「四万亿」，是因为（甲）北京投资的是提前及加速既定的项目，与（乙）因为新劳动法导致失业人多，项目赶工可以协助。如果当时读到汤姆逊这篇文章，我会大声疾呼，提出大手减税。我完全没有理由怀疑汤姆逊的减税远胜财政花钱之说，因为这些日子不少很有份量的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的乘数效应的估计使人心寒。不知北京的朋友能否在今天转軚一下？
汤姆逊没有分析我着重的美国金融制度出错的问题，也没有讨论我这个微观派掌门关心的美国工会与最低工资的问题。他的文章颇长，一半的文字用于申述他对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看法，既有新意，也有水平。央行的朋友不要错过这篇文章。
我老了，汤姆逊不可能不跟着我老起来。昔日的学术争议吵到乒乓球桌上去，今天给我温馨的回忆。四十多年过去，昔日在经济话题上是分歧的多，同意的少，但今天读汤姆逊，思故人，我不由得感到在学问的进取上，他可能胜于我。他是个纯真的学者，不断地追求，我也是。你追我追，四十多年后大家相比一下，不是很有意思吗？
话得说回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道在文章的最后汤姆逊建议奥巴马总统做什么？他建议奥巴马立刻炒伯南克鱿鱼！因为上述，汤姆逊认为伯南克犯错，罪不可赦！我曾经大赞伯南克，虽然在三月十七发表的《无锚货币与金融之灾》一文内，我指出伯南克二○○六年二月接掌联储后犯错。但我也指出，雷曼兄弟出事后我看不到伯南克有半步差池。汤姆逊也没有指出伯氏在这后期犯错，也显然认为最近联储大手购入美国债券的决定——即大手增加货币量的决定——是对的。跟我一样，他也看到美国的经济出现了一丝曙光。
希望有机会汤姆逊能到中国来，让我带他畅游神州。不知要在哪里才能找到乒乓球桌呢？
（2009.04.07）米奇老鼠不懂神州
这边厢听到迪士尼乐园将会在上海浦东建造；那边厢北京公布二○二○年国际金融中心会在上海浦东推出。是谁作的决策了？几年前我不是说过米奇老鼠不要跑到未来的神州大地的金融中心去吗？
十多年前我说二十五年后上海一带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繁盛的工商业中心，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浦东会容易地把香港杀下马来。尽管这几年央行处理人民币失误频频，而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愚不可及，但上海一带还是按着我早就定下来的时间表走。
反对迪士尼设在浦东，因为此乐园也，跟重要的商业及金融中心合不来。当然不反对迪士尼在中国开业，也希望他们能多赚炎黄子孙的钱，但迪士尼的主事人显然不明白，到中国开业不容易赚我这种曾经周游列国的人的钱，更不容易赚外籍宾客的钱。他们的顾客对象应该是中国的劳苦大众，或那些在中国农村成长的贫苦人家。不要小看这些人，或认为他们穷得要命。他们的钱不多，但遇到迪士尼乐园这种名动地球的玩意，不吃饭他们也要让孩子们开心一下。
迪士尼乐园建在浦东不对。那里可以提供人民币百多元的酒店房间吗？可以在街上找到几块钱吃得饱的膳食吗？农民一家大小，扶老携幼地跑到不久的将来差不多肯定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去，孩子在路旁小便是否犯法了？不成体统，于是合不来。不要误会，我绝不小看中国的贫苦人家，更不小看中国的农民。我曾经是他们其中一个，认为这些人是中国的希望，为他们争取机会动笔发牢骚，春去秋来，三十个年头过去了。
欢迎迪士尼到神州大地开业，但认为他们的主要顾客对象应该是那些出不起钱住星级酒店的人。我也认为这些人对迪士尼那种高级玩意会比我更为乐意花点钱的。深圳的世界之窗不是大有斩获吗？后者我没有去过，迪士尼无疑是另一个档次，另一个层面，他们应该把乐园建在中国劳苦大众出得起其它费用的地方。
几年前我建议迪士尼把乐园建在洛阳，认为地球虽大，不容易找到一处比洛阳更适宜饲养米奇老鼠的地方。首先，洛阳是中国中原文化的中心点，西望西安，东见郑州、开封，邻近有无端端地因为游客多而发了大达的少林寺。地球上没有另一处对人类的文化历史表达得比中国中原更具感染力的。于是游客多：几年前算过，从西安到郑州一带，每年游客六千万。其次，虽然西安的游客比洛阳多，但迪士尼乐园主要是室外活动，西安在夏天热得叫救命，冬天冷得叫救命。洛阳的气候奇怪地远为温和。该市清洁（比上海清洁），不缺水。再其次，洛阳的工资低廉，约上海的三分之一吧。迪士尼乐园是要聘请很多员工的。
写到这里，我要把笔一转，谈谈只略有关连的话题。几年前我为文建议打开秦始皇的陵墓，神州吵得火热，骂我者无数。奇怪地，私下间没有一位朋友不赞同。我的理由简单︰永远不打开等于没有，而如果要打开，二千多年来最好的时机是今天。我也认为那些反对的专家之见，一律没有说服力。从个人的品味说，要是余下的日子只能参观一个重要的陵墓，首选可不是秦陵，而是武则天的乾陵，也在西安。我认为秦始皇是一个魄力有余但文化修养不足的皇帝，而从兵马俑看，他的品味真的不是那幺好。武则天呢？虽然心狠手辣拜始皇为师，但是个才女，绝对是，艺术品味应该超凡。
我常想，乾陵之内可能有数千件王羲之的真迹书法！右军的书法，今天传世的一件真迹也没有！我怎会想到乾陵之内可能有数以千计的呢？我的推理，基于西方艺术作品收藏的经验，是艺术家的画作愈是被人集中地收藏，其持久传世的机会愈高。历史记载 ︰唐太宗是个王羲之迷，生前举国搜集，收藏了数千件右军作品。这个大收藏后来怎样了？历史说，太宗的儿子高宗也是个王羲之迷，热衷于书法的武则天也是，乾陵是高宗与则天的墓，右军书法全部带进去不仅可能，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传世的右军真迹一件也没有。大名鼎鼎的《兰亭》真迹，可能也在乾陵。高宗答应把《兰亭》跟父亲陪葬，但父亲谢世死无对证，说不定高宗偷偷地拿起留给武则天。（据说太宗的陵墓曾被打开，内里没有《兰亭》。）是文化大悬案：今天右军书法的钩摹与临摹作品，还存在的不少，这些是从原作「钩」或「临」出来的，为何原作一律不见了？
我还有另一个幻想。那是以草书雄视整个唐代的张旭，遗留下来的书法真迹只有《古诗四帖》。绝对是顶级狂草，不久前我在某展出中见过真迹。真的是张旭的手笔吗？该作品没有张旭的签名，我们怎可以肯定是张旭的真迹呢？唯一的「证据」，是董其昌说是张旭写的。董其昌是明代后期的人，他凭什么可以肯定呢？张旭的书法究竟是怎样的，多多少少还是悬案。他的狂草当时雄视神州是没有疑问的。李白与杜甫见过，捧到天上去，形容为挥毫落纸如云烟。杜工部的书法功力如何我无从考究，但据说是李太白书法真迹的《上阳台帖》，好得不得了，他对书法的判断当然到家。我认为在乾陵之内，不小机会有张旭的真迹存在。张旭的书法早就名满天下，而武则天谢世时他四十七岁。
回头说米奇老鼠，我倒有些不愉快的回忆。一九六五至六七年，我在加州南部的长堤大学任教职，离廸士尼乐园只二十分钟车程。来自香港的朋友要求我带他们到廸士尼，当然无所谓。当时的乐园是每项玩意收费的，热门项目要排长龙，等一个小时才轮到常有。我的长堤学生多，不少在廸士尼打散工，收项目入场票。有我带着要买票，但自己的学生守门口，打个招呼不用排队。这本领传了开去，熟与不熟的香港朋友，凡要到廸士尼去的都给我麻烦！
今天香港的廸士尼乐园要亏蚀，听说曾特首埋怨，说是我建议的投资。当年作此建议的君子无数，我只是其中一个支持者。圣诞权当年可没有听清楚我在支持之外的其它四项建议，这里说出来给大家考虑一下：
(一) 我认为入场费不应超过港元五十，二十更好，要先让场地爆满，访客入场后再按每项玩意分别收费。
(二) 既然乐园在海旁，应建一个大码头，附设旅客入境签证处，让珠江水路可及之地用客轮载送大陆客直达乐园。
(三) 客轮的设计要仿效昔日的美国密西西比河的客轮，虽然有点不伦不类，但触目过瘾。轮上设赌场，有理冇理先赚一笔。
(四) 乐园邻近要设廉价旅店，也提供廉价公共交通给乐园客到香港的繁盛市区热闹一下。
说过了，米奇老鼠不懂神州。
（2009.04.14）金融中心上海将远胜香港
不久前北京公布二○二○年上海将推出国际金融中心。二十一世纪看天下大势，上海是地球上搞金融中心的最佳地点。其实，上海要推出金融中心不需要等十一年：只要解除外汇管制，搞好人民币，不出两年上海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了。外间的金融机构，或大或小地早就群集上海，而陆家嘴的商业大厦，不让华尔街，还在建造。从建筑物那方面看，陆家嘴超越华尔街指日可待 (地球最高的商厦正在那里兴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搞好人民币，要放开外汇管制。
国际金融中心大斗法，陆家嘴要斗的是华尔街，不是香港中环。不久前北京公布二○二○这个时间表，香港的关心人士说不怕不怕，香港不是与上海竞争，只是互相协助。胡说：互助当然；竞争也当然。上海人做生意是不会手下留情的。至于香港认为人才比上海多，商业法律比上海好，等等，我不同意。加上地理，我认为有一面倒的形势，上海应该胜来容易。关键是中国的央行对人民币的处理是否到家。分点说说吧。
(一) 说过了，虽然时间一样，上海的太阳比香港早出一个小时。重要的。太阳早出可以早开市，先拔头筹。纽约的太阳比芝加哥早出一个小时，后者的股市搞不起。上海推出金融中心，香港及其它地方的股票及金融交易，可以在上海先开市。
(二) 长三角的工业发展胜于珠三角，国际名牌云集于前者。另一方面，十多年来，无论空运、海运、陆运、通讯等发展，到今天，长三角达到的水平，尽属一流，不亚于世界任何地方。
(三) 金融人才也是上海胜。这方面，我的判断是经验之谈。香港土生土长的商业及金融人才，不少是我教过的学生，而今天在四十五岁以下的，不是我教过就是我的学生教过，应该达八成吧。他们的水平我知道。不是说香港的学生不够好，不少好得很，但国内人多，淘汰下来能在上海打江山的一般优越。想想吧：中国的人口是香港的二百倍，能打进名校的是很小的一个百分率，其中选修经济或商科的很多。今天国内有不少学子令我见而生畏。可以这样看吧：初出道而又算是良材美质的青年，上海的月薪约五千，香港则要二万。十年前我们可以说国内优质学子的英语水平比不上香港的，今天我们只能说在发音方面香港的还占优，斗识字多则国内的略胜。但国内的懂普通话，中语文笔高出相当多，以计算机打简体字往往快得离奇。还有，在浙江一带的中年工商业人才，甚众，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一群。
(四) 高级的金融人才，今天当然是香港胜。这些专才大可移师上海。看另一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专才的命运使我想到杜牧写《金谷园》，落花犹似坠楼人也。正因为这个不幸的发展，陆家嘴与华尔街大比并，前者有机会胜出。那所谓金融衍生工具这个行业，看来日暮黄昏。动不动年入数百万美元的金融工作，不容易继续下去了。有理由相信，美国目前的困境过后，他们会把金融行业管得紧。大家不搞复杂无比的金融运作，上海占了甜头。
(五) 搞金融中心，你道上海胜香港最重要是哪一点呢？我赌你猜不中。这是严格地说，港元没有自己的面目。钩着美元或转钩人民币，港元算不上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货币。多年以来，港元在国际上打出一点名堂，算是了不起，但要搞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自己的货币可以独当一面非常重要。
回顾历史，英镑曾经雄视地球，今天还清楚地有自己的面目。伦敦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有其因也。美元的成功故事不用说，面目得来不易，带起华尔街。七十年代日圆呼之欲出，一时间东京红得发紫，可惜政策出了大错，一蹶不振二十多年了。欧洲采用欧元之前有三几只货币有看头，但国际上不成大器。今天的欧元有面目，但金融中心没有国籍名堂。再者，金融危机出现后，欧元能否保得住是问题，因为不同的国家需要有不同的货币政策。当年佛利民反对蒙代尔的欧元建议就是为了这一点。
要搞起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货币有自己的面目重要。这是说货币需要是一只名牌，有公信力，容易被各方接受为结算单位。弱币不成，强币较好，但太强也不成。与物价水平衡量，币值稳定重要；国家本身的生产力可靠也重要。人民币有十三多亿人口的可靠生产力支持，过了一个难关，而如果依照我多次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人民币之锚，物价当然稳定，所有难关都过了。这里要说的，是不久前周小川先生提到凯恩斯三十年代建议的以三十种物品为货币之锚，与我建议的方法不同，施行会有困难。我建议的要点，是为锚的一篮子物品要化为任何人可以大约地在市场自由成交的物价指数。这是重点，我解释过多次了。
二○○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发表《是港元转钩人民币的时候了》。今天看，港方不接受是大错︰外汇储备与银行输多了多少是一回事，香港市民这几年买贵米是另一回事。最近转钩人民币之声再起，曾特首说要等到人民币自由兑换才可转钩。不对。在钞票局的制度下，转钩人民币要有足够的人民币储备，不多，而就算是不少北京没有理由不支持。自由兑换搞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搞钞票局不需要。一九八三彭励治考虑钞票局时，我参与研讨，是过来人了。
目前看，如果上海推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要比得上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要作为一个重要的金融辅助中心的机会还好。争取这机会，香港要转用人民币！单是转钩而不转用不足够。这是因为一旦人民币成功地杀出国际市场——这是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的衡量准则——港币还是依然故我，单从金融那方面看，上海与香港之别，会有点像今天的香港与澳门之别了。
（六）最后要说的是司法或法治的问题。不能否认，从司法的整体看，香港远胜国内，而国内急起直追也要长时日。问题是从金融本身的法治看，范围小很多，我有理由相信上海可以做得好。这一点，读者要细读我去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上海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国家。依照中国的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地方，上海搞金融中心会有很大的政策及金融法例的自主权，加上央行的协助，做得有成果北京多半不会插手。这些年我对上海干部的本领打高分。批评永远容易，但上海的成就有目共睹，不可能是无能之辈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