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家嘴能否与华尔街一较高下，或起码达到地球的第二金融重镇，关键问题不在上海，而是在北京的央行。人民币是央行处理的，面目如何，牌子如何，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如何。其它条件上海一律足够。这几年我担心央行可能担心得太多了。
（2009.04.17）金融救灾大点兵——顺覆浙大同学
经一事，长一智。对经济学问有兴趣的可以从目前的金融危机学得很多。不是有趣的学问，而又因为「毒资产」很特殊，历史没有出现过，对一般理论的贡献应该不是那么大。然而，从开始研究经济到今天的刚好五十年中，我没有见过一项经济话题像今天那么热闹，引进了那么多的经济大师们吵得天翻地覆。美国的次贷事发是二○○七的夏天，震撼地球的金融危机却始于二○○八年九月十五日的雷曼兄弟，距今只七个月。消息多，争议也多，横眉冷对我也感到有点天旋地转了。要停下来，衡量一下纷争频频的各方君子的言论，粗枝大叶地以事实发展略作印证。严格来说作不得准︰今天发生着的不幸，一百年后还会有学者提出新意见。我想，昔日稼轩沙场秋点兵，也作不得准，但点点何妨哉？
几天前到浙江大学讲话，听众据说逾四千，讲后提问者众，一般有水平，反映着浙大名不虚传了。提问的同学太多，答不到举起的手的二十分之一吧。离场后，太太交给我一位同学写在废纸上的问题，问得好。同学的名字是Stanley，不知是何方神圣，只能在这里回应，希望他能读到。他问︰
「不知张教授是否了解莫瑞．罗斯巴德（Murry Rothbard）这个人？此君乃奥地利学派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他在《通货膨胀真相》一书中成功预言了这次金融海啸发生的必然性。他认为由借钱达成的虚假繁荣（也即是你所说的浮沙指数太高）是不可能持久的，必然向理性回归。那么请问张教授，危机后的政府救市是不是在某种程度阻碍了经济向理性回归？你怎么看？」
我没有读过罗斯巴德的论著。作研究生时我对奥国学派有偏爱，而我历来高举的耶鲁大学的费沙也算是这学派的。依稀记得，费沙也曾指出借贷过多会闯大祸（此君论著甚多，走马看花也不易）。但七、八十年前的费沙时代，我说的浮沙指数（借贷与抵押的比率）一般低于一，没有浮沙，或甚少，不会出现今天的金融困境。浮沙指数高于一——尤其是远高于一——主要是金融行业的衍生工具带出来的。浮沙指数低于一不会有「毒资产」。我不知道罗斯巴德所说的虚假繁荣是否也想到浮沙指数远高于一那方面去。应该不会吧。
以我之见，只要浮沙指数不高于一，借贷总量不管如何庞大，不会出现今天的金融危机。历史的经验，是破产或负资产可以一时间出现数以万计，导致经济不景，但一般而言，除非在政策上政府不断犯错（例如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经济复苏指日可待。今天美国不少专家说，那里的毒资产是无底深潭。我的阐释，是此潭也，浮沙指数有多高就有多深。
政府救市要怎样救呢？毒资产要怎样处理才对？一个方法是用纳税人的钱把毒资产全部买过来，或放在一间「毒银行」。此法难行，其中一个理由是在公平上说不通。花纳税人的钱会大幅增加赤字财政，纳税人早晚要付午餐费用。这里不平之处，是搞出毒资产的金融「天才」曾经享受多年高薪，花红天文数字。美国一些学者的看法，是这些专才或机构要负责，政府不要挽救，就是银行也不要挽救。我的看法是银行挤提是太大的一件事，不公平也要保一下。
另一个方法是财长盖特纳不久前建议的，政府补贴市民把毒资产买下来。这一手，在技术上财长的想法不错，但大多数经济学者反对，认为毒资产虽然可以脱离银行，但毒性依旧，还存在经济体制中，于事无补。
余下来的办法是把毒资产减毒。减毒之法，是要把美国的房地产及其它资产的市值再推上去，过了关，清理了那些我认为是劣制度促成的金融衍生工具，再作打算。没有谁这样说也没有谁这样看，但我认为应该这样看，也要想尽办法这样做。
最简单的方法，我曾经打趣说是微观派的，是美国取消工会及最低工资！政治上当然行不通，但学问则是经济学的第一课。不管金融灾难庞大如何，美国的生产力没有变。依照盘古初开的经济分析，国民的总收入可分两大部分：其一是工资；其二是租值。工资下调，资产的租值必然上升，于是，毒资产会大减其毒，甚至变为不毒。这是书生之见，一士谔谔，寂寞无人见。不识时务吗？却又不然。几天前萧满章传来一篇美国教授Lee Ohanian最近发表的重要文章，其要点是三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主要起因是当时的胡佛总统被工会形势所迫而让工资提升，导致无从解决的工资高于市值的困境。
我个人肯定取消工会与最低工资必有神效，不始自今天，而是来自九十年代中国的经验，我说过好几次了。那时中国的通缩严峻——算进当时物品质量的急升非常严峻——而房地产之价一般下跌了四分之三。但中国的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增长率大致上保八。多方考虑，考虑良久，我认为中国九十年代出现的史无先例的奇迹，起于两点。其一是中国的县竞争制度一九九四开始形成，其二是当时劳资双方的合约（没有写下来也是合约）绝对自由：老板说炒就炒，工人话走就走，工资形式变化多。主要是中国九十年代的经验，使我不同意佛利民与蒙代尔等货币大师的理论中的某些观点。
第二个解毒之法是大手地把货币量提升。这方面，雷曼兄弟事发后，联储主席伯南克做得好，够勇。上文提到的Ohanian教授也看到其中玄机：工资下调有困难，货币政策的效应增加。这是重点，我在《伯南克别无选择》一文内解释过了。从目前美国的情况看，货币政策开始生效，但远不及让工资自由下调来得高明，因为前者无可避免地会带来不容易处理的通货膨胀。说无可避免，因为货币量的大幅提升，对通胀调校得准历史没有出现过。
第三个方法是财政政策，也即是美国政府正在推出的大手花钱刺激消费。对于解毒，此法收效必然甚微，而对于增加就业，经验说远不及减税。我没有读过全部名家言论，但在读到的诸多名家中，赞成政府大手花钱的只有克鲁格曼一个。为什么政府大手花钱会是那么容易被采用呢？答案是官员或议员或压力团体或利益团体一律有着数。
也是几天前，Wallace Chan从加拿大传来一篇短文，作者Paul Tharp报道一项调查结果，说五十多个经济学诺奖得主表达意见，比率九对一认为财长盖特纳处理毒资产的方法是劣着！诺贝尔奖不一定灵光，但这些获奖者我认识不少，没有一个是蠢才。该报道引用其中三君子联名写下的我欣赏：「相信大政府可以帮助今天的美国，是希望超于经验的凯旋。」
回头再看浙大同学提出的问题，我曾经在雷曼兄弟事发后指出过一点：在浮沙指数那么高的金融制度下，闯大祸是早晚的事。另一方面，美国的不幸经验教我两点之前没有想过的。其一是借贷量升得很高，但货币量没有相应地提升，通胀不会因为借贷的提升而增加。其二是幸或不幸，这借贷的提升看来是协助了伊拉克之战的财政困难。伊战的费用，物价调整后，高于三十多年前越战的约一倍，但当年因为财政「挤迫」而出现的麻烦，伊战看不到。
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美国地大物博，只有地球二十分之一的人口，但地球的顶级知识人才却占了八成，得天独厚是无庸置疑的。我们不容易相信美国的众多大师们解决不了目前的困难——解决不了可能是说他们的政治制度有不足之处。
（2009.04.21）从造园林看中国农民的产出成本——再评新劳动法
我喜欢亲自建造园林。没有真的学过，但研究过，建造过，曾经在美国获得一个园林大奖。由我出钱，由我设计，由我指挥，从早到晚工作一个月，造成后让承包工程的仁兄拿去比赛，获大奖后此君生意滔滔。
说自己没有学过可能不对。参阅过苏州与日本京都的园林书籍，认为日本的较合心意。到京都几个园林静坐几天，心领神会，再找一些建造园林的技术书籍参考一番就是了。自己的本领，是摄影时构图看得快，看得准，用于之园林，石头、草木、小丘、水池等的摆布，建造时意之所之地发挥可也。技术的要点是不同物体的动工及安置要有先后次序。根底是日式，中国品味是加进柳树——日本的园林不用柳——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影响吧。读者不要给我误导：植柳是名树中的最差投资。
喜欢亲自造园林，因为作为一门艺术，那是最容易发泄情感的玩意：创作时作者身在园中，整件作品包围着作者。我不先作任何图样设计，建造时在场中指挥，晩上细想这里那里怎么办，日间见到不满意的这里那里修改一下。
亲近的朋友知道，在学术思想时我是个集中力很强的人，可以持久地集中多天，外人说什么往往听不到。当太太及孩子们见到一下子我魂游四方，知道发生着什么事，也知道怎样吵闹我是听而不闻的，于是不管。奇怪，集中思想时我喜欢孩子们在旁边搞得天翻地覆。这样的一个人，久不久要找艺术的表达来松弛一下，造园林是个好去处。
造园林的机会在美国的西雅图多得很，在香港的机会是零，而今天在神州大地的机会，比美国还要好。是的，中国没有美国那种发神经的环保法例，雇用农工一律相宜，而中国农工对种植的知识，冠绝天下。今天老了，不能整天站在园地指挥。只是久不久去看一次，作些建议或改动，成果远不及自己能长驻场地那么好。然而，有机会我还是喜欢染指一下园林的。
这里还有一个不能漠视的话题。造园林是一项可以稳定地赚点钱的投资。困难是要找到一间有足够空地及宜于造园林的房子。找到了，自己的劳力不论，一元投资房子可升值三至五元。还有，园林这回事，保养得宜会按年升值。这与室内装修年年折旧有很大的差别。
最近要在一个园林种植约四十株桂花树。这种树常绿，清洁，花香，而每年的增值可观也。我选较大的，树干直径八至十公分。售价包运、包种、包活一年。要天晴起码三天才移植，要懂得怎样挖掘，要懂得怎样用草绳把树根连泥土扎成球形，而某些树要懂得怎样切枝。准备工作做好后，搬运移植桂花树那天，六个农民，四女二男，从清早七时工作到晚上七时也植不完。当我知道该天他们每人的工资只约四十元，不是天天有工作，心酸起来，每人补给五十。异日继续，只半天就植完了。当时我不在场，电话坚持要等我赶去看看才放农民走，其实是赶去每人再补给五十。我不要把钱给他们的老板转交，要亲自交到农民手上。
上述的平凡现象有两个不平凡的经济含意。首先是这样的园林移植，连树带工，美国要多少钱一株呢？答案的第一步是美国的园艺专家不懂。五年以上的树他们不敢移植。我移植的桂花树逾十年。中国的农民可以移植逾五十年的老树，一律是包活的。
让我假设技术上美国也没有困难，那么同样的一株树，包运包种包活的，在美国需要多少钱呢？我的大约估计是美元六千一株，比中国约高五十倍。这是较为夸张的例子，但数字的估计大致上对。六千美元一株，选植两株也是过于奢侈了，做梦也不会想到四十株那边去。
现在的问题，是从植树那方面看，中国的劳动力与美国的没有多大差别，树的欣赏价值也差不多，但从国民收入那方面衡量，我选的夸张例子是中国只有美国的五十分之一。国民收入是不算消费者盈余的——应该算，但无从算——作为欣赏者，这盈余比在美国高得多了。这些大差距的解释，是植树这个行业不能卖到美国去，而中国的贫苦农民实在多。我遇到的那六位植树农民上了年纪，识字不多，而他们的植树知识虽然了不起，没有其它值钱的用途。享受着他们的产出是我这种人，市场说廉价，我就付廉价，除了赶到场地多给他们一点钱，我还可以做什么呢？说过了，按照经济原则帮助农民，我们要鼓励农民转到工业去，然后让市场压力使农产品之价提升。这是唯一的最有经济效率的法门，其它的一概不妥。
这就带来第二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上述的六位农民是打散工的，既没有白纸黑字的合约，也不遵守最低工资的规限，而新劳动合同法的所有条例显然是一律违反了。我们应该为这些农民而坚持新劳动法的执行吗？
我的大略估计，如果新劳动法被坚持引进，桂花树的培养与移植的成本上升，会使市价高出一倍。有些还能继续移植工作的劳动农民的收入会提升，但因为顾客见树价上升了，会减少购买量，植树的劳动需求量会相应下降。树园的老板会因为新劳动法的执行而选聘那些生产力较高的劳工，生产力较弱的要不是失业，就是被迫转向收入较低的、劳动法管不着的小贩工作，或行乞，或盗窃。邓小平先生昔日站起来搞经济改革，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中不是说得掷地有声，说得清楚，要给每一个人自力更生的机会吗？
如此类推，转到工业那方面看，我不否认，新劳动合同法会促使还没有倒闭的厂家多置较为先进的机械，也会多向较为优质的产品打主意。淘汰了接单工业，余下来还可以继续操作的会好看一点。中国的改革是为了好看吗？还是为了改善劳苦大众的生计？是谁想出来的经济谬论，支持着科技的改进由法例逼出来会有好效果的？高举腾笼换鸟的汪洋先生最近说大家要耐心等一下，要忍一下，忍得云开见太阳。看来汪先生是忘记了中国的穷人是没有炼过仙术的（一笑）。
我没有反对过帮助那些因为某些不幸而不能工作的人，但像中国那样人口多资源少的国家，大搞福利经济愚不可及——也没有资格。新劳动法的执行有一个肯定的效果，那就是生产力最低的人受到损害。这是浅的经济学。较深的经济学说，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只要最低下的人能有自力更生的机会，层面高一级的众君子的生活用不着我们操心。
回头说我遇到的那六位上了年纪的植树农工，他们的前途怎样了？很不幸，就算新劳动法不存在，我看不到他们的生活会在他们有生之日大幅地提升。衣服破旧，鞋子看不出是什么，到死那天还会差不多吧。我想，他们工作得那么起劲，应该是为了他们的后代。这里那里多赚几块钱，寄回乡下孙子们或可购买一件新衣。他们是希望见到子孙有成而活下去，不是希望自己会富裕起来。这些人伟大，国家是因为他们吃得苦而建设起来了。
写到这里，脾气顿发，要问︰上苍究竟授予了什么人那么大的权力，可以连最苦的人的一丝希望也不放过？
（2009.04.24）毒资产是一头怪兽
美国金融危机的演变复杂，不容易明白。说过了，是前所未见的现象，过于特殊，解通了对经济学的贡献不一定很大。我自己当然不敢说解得通。有些要点认为是掌握了，另一些认为深不可测。他家之见多得很，一般水平不差，但好些观点加不起来。这里试把此前自己分析过的，加上一些新观察，再推下去。推错了读者或可提点一下。
以我之见，那所谓毒资产，起于借贷与抵押的比率太高（我称为浮沙指数的），加上衍生工具（包括保险工具）的纵横织合而促成的。是怪物，可以作为一头怪兽看。怪在何处呢？怪在三处。
一、毒资产不是坏帐，而是可毒可不毒。这是说，只要发行衍生工具的机构不倒闭，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之价上升，毒资产可以变为不毒。二、毒资产无价。九十多岁的货币大师Anna Schwartz不久前说︰「何谓毒资产？因为无价，所以毒。」我认为要倒转过来说︰「因为毒，所以无价。」三、金额极为庞大，其怪处可不是庞大，而是到今天还没有谁可以肯定其总额究竟是多少。
上述的三个怪处显然有关连，我们要从哪点入手分析呢？我认为要从第二点——无价——入手。资产怎可以是无价的？坏帐不是一般有价吗？天下何来无价资产了？我对「无价」解释的第一步——应该对——是卖家的价格要求持久地高于买家愿出之价。这是英语说的bid-ask spread太大了。据说去年九月十五日雷曼兄弟事发后，毒资产立刻无价。那是七个多月前的事，逾半年，依然无价为时甚久矣。那是为什么？不久前美国财长盖特纳推出政府补贴购买毒资产之法，不知他怎样想。我的想法是这补贴有减低要价与出价的差距之效。我同意一些经济学者的看法：把毒资产从银行或金融机构拿开，其毒性依旧，于事无补。我想不通的，是政府补贴无疑可促长毒资产的成交，这成交通行后，会否收窄要价与出价的差距呢？
也应该对的第二点，是要价高于出价的差距，主要起于讯息费用。这是说，持有毒资产的人的讯息，与可能购买毒资产的人的讯息不同。这里我想过另一点。那就是持有毒资产的金融机构明知不值多少钱，为了避免破产不肯贱价而沽。但考虑到美国此前的mark-to-market法例及不久前的取缔，这想法看来不对。讯息费用应该是要价与出价分歧的主要原因。这差距维持了那么久，不可谓不奇。
可毒可不毒（第一怪）无疑会增加讯息费用；不知毒资产究竟有多少（第三怪）也会增加讯息费用。我们有理由相信银行或金融机构对毒资产的认识比一般市民知得多，多很多。前者的要价持久地高于后者愿出之价不难明白：毒资产何物行外人不容易知道。然而，金融机构之间对毒资产何物的讯息费用的差距应该不大。为什么这些机构之间不作价成交呢？答案是这些机构一般自身难保，再购入毒资产风险是太大了。
是复杂的世界。原则上，政府大可印制钞票，大手压价购入毒资产，有机会赚大钱。问题是，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这些费用纳税人早晚要支付，一旦输了大钱政府是难以交代的。
把毒资产减毒或消毒看来是最上算的办法。说过了，这是要把资产的市值再推上去。也说过了，以财政政策刺激消费的减毒效果不大；撤销工会与最低工资政治上行不通。余下来是大手提升货币供应量，希望搞起通胀。通胀太高不能接受，但可以接受的通胀是有机会适当地减毒的。
这些日子差不多所有美国的经济大师们都恐怕高通胀卷土重来。其中有些持着我的看法，也像我一样，不知道怎样才能把通胀推得适可而止。大家知道，一旦通胀的预期形成了，要调校非常困难。目前美国的形势，是通胀不容易推上去！美国二月份的数字，显示通胀率升得有看头，但三月份却又缓慢下来。去年全年算有通缩，是五十三年来第一次。期货市场之价下跌了百分之三十是一个原因。问题是，雷曼兄弟事发后，联储局十分勇，放宽银根的大手笔是美国史无前例的。七个月过去了，从佛利民当年定下来的时间表看，今天应该明显地见到物价上升的反应，但没有。
这里我要提到中国的例子。我们的央行放宽银根比美国联储来得慢，也远不及联储那么勇，但国内房地产的止跌回升明显，而这回升看来是与北京的「四万亿」政策没有多大关系。这使我想到如下的结论：中国放宽银根的效应远比美国明显，主要因为中国没有多少毒资产。
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毒资产的大量存在，会阻碍货币政策的正常运作呢？与郭中光研讨良久，一个可能的答案，是美国的市民，在银行的压力下，正在忙于重整债务，一方借钱是为了清理另一方的债，导致货币量有暂时性的增加，而这增加到目前还没有大幅地用到消费那方面去。这是说，因为毒资产的存在，美国的银行的借钱政策不是鼓励消费，而是为了自保。另一方面，经济学者担心高通胀出现，主要是因为联储局把银根（monetary base）提升得很高，而银行的超额储备（excess reserve）一年内上升了二百四十倍！
萧满章传来一篇Martin Feldstein的文章。这位哈佛教授大有来头：在列根时期曾为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主席，今天是奥巴马旗下的一位救灾委员。文章的最后一句说：「奇怪长线利率还没有反映着未来的通胀风险。」我为同一现象感到奇怪有好几个月了。今天我的解释是：长线利率是由政府债券之价决定的；美国人民肯定不毒的资产，是政府发行的债券；安全的债券需求大，其价高企，所以长线利率不升。我们有理由相信，Feldstein今天感到奇怪的现象，将会改变。
（2009.04.28）医疗改革是大难题
四月六日北京公布《新医改方案》，针对国内医疗制度的弊端。要改是肯定的，怎样改是大难题。细则还没有公布，大概的方针，目前看不是那么差︰一方面反对市场医疗制，另一方面不压制私营或民营的运作。不一定有矛盾︰目前国内的医院是公非公、私非私，有见死不救的情况。北京的朋友当然知道，要改也当然。
地球上有不少地方是医疗公立或施行社会制度的，socialized medicine是也。各地处理不同，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好效果！我不知道北京的专家们怎样想，但希望他们不要盲目地把外国的抄过来。正因为不知细节——就是北京要走的大概路线也摸不准——我要在这里提出一些基本原则给北京的朋友考虑。
原则一。要让医生有机会赚很高的收入。有这需要，因为严格的医学训练的成本高得离奇。没有机会获得高收入，知识投资不足，高明的医生训练不出来。另一方面，称得上是良医的工作很辛苦。年多前美国推出法例，不准医生每星期工作超过八十个小时。不少医生反对。我的儿子说，有良知的医生一般反对，因为有些病人要跟得很紧才可以活下去，是自己的病人，往往要亲自跟进的。要做一个好医生绝对不是好职业。话得说回来，有些水平一般的医生可以凭口才而赚大钱，有瞒骗的成分。
原则二。医生之间的医术水平相差甚大。这一点，所有我认识的医生朋友都同意。据我所知，有三个行业的专业水平在同行的众君子中有天渊之别。其一是律师，其二是医生，其三是经济学者。这方面，医生之间的收入要有相当大的差别才可以减少鱼目混珠的麻烦。另一方面，虽云小病无医自愈，有些无能的医生很无良：或拖长诊治，或夸张病情，或乱开药方，等等，务求自己的收入增加。北京的专家要考虑怎样处理这些问题。
原则三。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一个富有的人可获高人诊治，可住私家病房，可聘请几个特护。任何人愿出高价，没有理由不让他出高价，帮补一下医院的设备投资。出不起钱的穷人呢？需要治疗的疾病我们要照顾，不能马虎，不应随意，不可乱来。我曾经建议政府采用凭券制（voucher system）的方法，让需要的人凭政府派发的医券就医，获券的医院或医生可拿券到政府换钱。佛利民提出的学券制虽然没有通行，但肯定行得通。医券制的概念与效用相同，但因为病情变化多，医券制的设计远为复杂。
原则四。国际上，不少先进之邦的医生要购买保险，医坏了病人由保险公司负责。我认为这保险制度不可取，因为医生的收费会被迫而提升得太高了：病人动不动起诉，发达的是律师。另一方面，医生不可以乱医一通而逍遥法外。医生是要负责的，但以买保险而卸责的制度不可取。北京的专家要想出中国自己的「医生责任制」。这方面，我认为在中国的制度下，他们会想出较好的处理方法。
一个实例可以说明美国医生以保险卸责的制度大有问题。几年前老友巴赛尔在医院接受手术，医生不小心把几块棉花留在他的肚子里。巴兄为此昏迷了整整三个月，到今天还是行动不便。官司打了两年，巴兄所获微不足道。双方律师所获当然不菲，水出鱼，鱼饮水，这些律师费用会加进医疗费用那里去。
原则五。中国的医疗服务人手供应不足（目前要考进医学院难过考状元），医术水平也远不及先进之邦。我们要投诉的不是让医生赚大钱，而是不让医生的供应增加来把医生的收费压下去，是大错。至于医术水平那方面，不容易明白的是中国不容许水平够高的持有外地牌照的医生自由地到中国行医。外来的医生有没有真功夫当然要审核，但拒外来的于门外显然是为了维护国内医生的利益。说不容易明白，是外资到中国传授知识大受欢迎，医疗却另行处理。
原则六。国内的人到香港自由行，一个主要项目是购买西药。为什么上佳的西药在国内买不到？为什么假药在国内那么多？批准卖假药的仁兄不是被枪毙了吗？中国人口多，穷人多，于是叫救命的也多。西方的名牌药厂到中国来开业肯定会赚大钱。原则说中国要鼓励国际的名牌药厂到中国来开业，给他们有专利权的保障，我们也会学得不少。
原则七。不明白为什么北京不出巨资，或鼓励民营集巨资，开设一家医学、生物学与药物研究的、附有全面性医院的大学研究院，在国际上招兵买马。这个想法起于我的一位外甥与自己的儿子都是生物与医学的专材，也与科大的王子辉谈过好一阵，认为炎黄子孙作医学、药物、生物等研究的筹码多得很。说我发神经吧，我不仅认为中国的青年聪明，而我们的精于手工艺的文化传统极宜于作有关医学与生物的研究。大智能及博学不一定比得上人家，但有关医学及生化的研究，加以栽培，假以时日，炎黄子孙应该胜出。
原则八。中国与众不同的经济制度，我分析过了，其中重点是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是天下独有的。在《新医改方案》这方面，我建议北京的朋友考虑清楚了这方案的大概之后，鼓励不同的地区各自为战地想出他们的细节与法则，然后按时衡量不同地区的成败得失，有了经验的效果作依凭，才选出一套完整的推到整个国家去。
（2009.04.30）给中国医改的一些建议
上期《医疗改革是大难题》发表后，读者评论多，埋怨多，诉苦也多。读来心酸，读来头痛。他们的提点不少我事前知道，也有些是读后才知道的。北京的朋友当然比我知得多，但我还是要在这里恳求他们细读这些评论。中国医改要面对的，困难重重，改得好是伟大的成就了。
上期我说的是原则，读者大致上支持。但原则归原则，要怎样改，细节如何，是否行得通，是更为头痛的另一些话题了。中国人多，穷人也多，资源却少，严重地加重了医改的困难。这里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公立的医院很少办得有看头，劣绩差不多是例行公事。香港的公立医院是例外。香港的是我见过的运作得最好的公立医院，但有两个大问题。其一是经费高得离奇；其二是公立医院的医生薪酬高，一般医生打不进去。是的，除非是名医，在香港的市场挂牌不容易获得好生计。香港的公立学校大花纳税人的钱，把私立的杀得片甲不留。医疗的情况也一样，只是一些名医及养和医院可以私营兼好过。这是说，公立医院可以办得好，但同样的服务水平，公立的远比私立的成本为高。后者看来是个定律：美国教育的公私两制出现同样的情况。
中国没有香港的条件，花不起香港的奢侈浪费。推出服务水平足够的公立医院，中国是没有条件考虑的。
（二）目前，国内的公立医院一般公非公，私非私。这是说，院内的医生利用公立的设备来做一些私帮生意，赚取一些外快，也有论及红包等间接收费。没有钱的病人当然受到歧视了。不能大事怪责医生这样做：他们的正规薪酬实在低，有水平的服务供不应求，医生赚点外快是难以厚非的。不公平是没有钱的病人获得的医疗服务，会因而打了个大折扣。
这就带来另一个有关的问题。因为公非公、私非私，不同地区的医院的医生的收入差别很大。穷人多的地区不容易赚取外快，医院内一个全职医生的收入每月只略高于人民币一千，而值夜班或加班的有说是二元，有说是五元。虽云医者父母心，这样的收入读医是傻瓜。
（三）我没有说错，今天在国内要考进有名的医学院难过考状元。为什么？因为这些学子们期待着中国的医改会出现。目前看，医科毕业的学生一般找不到工作。这个看来是互相矛盾的现象，起于毕业生不能自由地在市场挂牌行医。要进医院工作吗？外快可观的医院不会容易接受新医生的参与。这跟香港的公立医院相同，只是香港的工资大有可观，政府监管得紧，没有外快这回事。
（四）容许资格足够的医生在市场自由挂牌行医是刻不容缓的。这种行医要有医院的配合才可以发挥效率。这是说，当一个在街上挂牌的医生见到一个病人需要入医院，他可以立刻找到医院收容他的病人。此外，验血、验尿、X光等实验室，政府也要立刻鼓励私营或民营的设立。挂牌医生及实验室的收费一律让自由市场决定。实验室可以赚大钱，我恐怕政府会诸多留难，要搞什么关系，什么枱底交易等。事关人命，我希望北京的朋友明白，在医疗的事项上还在搞什么特权利益，还在弄什么关系玄虚，是有违天理的。他们要设立一些毫无利益关连的独立机构，批准条件足够的设立私营的实验室。换言之，我们要见到挂牌医生及实验室的收费由市场的竞争决定。目前我敢打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医改后应该会出现的私营实验室，其设立一定会受到「关系」及「枱底」的留难。
（五）国内的所有公立医院要改为私营——平庸的公立死得人多，优质的公立是太奢侈了。北京也要鼓励善长仁翁设立私营的医院，大家一起竞争。我反对医疗社会制（socialized medicine）：在中国资源的局限下，坚决反对。我支持帮助那些出不起钱求医的穷人。推出上期提到的医券制吧——虽然医券制的设计会比学券制来得复杂。医院及在外间挂牌的医生皆私管，取得的医券可向政府换钱。这些医券只发给需要帮助的人。医券的面额如果全国一致，贫困地区的医院及医生的收入会大幅提升。
我反对出得起钱求医的人要政府补贴。只要医疗的各方面都有适当的竞争，我认为出得起钱就医的人应该出，或自己出钱购买医疗保险。不富不贫的要怎样处理是另一个问题，只要北京的朋友不从外地乱抄一通，客观地利用自己的智能，他们会想出一些折衷的好方法。
是的，只要医疗市场的竞争有看头，我不反对多收富人的诊金来帮补一下穷人的补贴。历来反对劫富济贫，但在医疗与教育这两个话题上，考虑到中国的局限，做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罗宾汉是有机会上天堂的。
（六）中国十三多亿人口，说出不起钱治重病的达十亿可能不夸张。在可见的将来我们不能祈求贫困的地区一般可以有先进医疗的照顾。有些人没有受过严格的医学训练，但行医多年，可以医。另一方面，中药与中医有数千年的历史，不能漠视。在达到医道有大成之前——恐怕是很久之后的事 ——北京要重视这些往往被轻视的大夫们。
（七）最后要谈一个我深信而又担心的问题。我认为在医道这方面，人格重于文凭，医德重于医术。一个信奉市场数十年的人说这样的话，是违反了自己的学问吗？不是的。这是因为疾病这回事，对一般人来说，讯息费用是太高了，容易受骗。无良的，或有意无意间误导病人的医生存在。搞医疗市场化，这样的医生在中国看来不少。这是文化的问题，是风气的问题，也是一个善于造假货的民族不能不面对的麻烦。
要搞好医疗，北京的朋友真的任重途远了。
（2009.05.05）中国医改要纯从病人的利益着手
发表了两篇评论中国医改的文章，本来不打算再写，但网上读者回应多，其中不少出自医生或曾经学医的。他们说实情，讲道理，反映着中国的医改是刻不容缓的。读者一般支持我的看法及建议，但也有认为我对国家的医疗情况知得不多。我不是专家，知得不多，但不算少。可以破口大骂的话题数之不尽。然而，写改革建议的文章，退一步看问题，客观一点，客气一点，有机会增加说服力。写医改，我着重于原则上的建议，提出大方向应该怎样走。当然，书生之见只不过是书生之见，被接受的机会甚微。说过了，我不是个改革者，不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如果执着有关当局接受自己提出的，早就气死了。三十年前我可能是第一个看到中国将会出现曙光的人，执笔为文是希望炎黄子孙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可以发挥一下他们的天赋。希望与改革是两回事。我的专业训练是对问题看得客观，对重点拿得准，而分析是练得快而精确的。没有夸张︰一些职业篮球手射三分球可以看也不用多看，乒乓球的国手抽击是想也没有时间想的。这是专业，在经济分析上我有类同之能。
两期前写医改的题目是《医疗改革是大难题》。医改永远是大难题，而中国有十三多亿人口，绝大部分遇上重病没有钱求医，难上加难，要怎么办才对呢？如果中国的医疗是一盘生意，可做可不做，我会建议北京的朋友不要染指。问题是见死不能不救，而明知机会近于零，心底里我还是希望贫困的同胞可以得到一点适当的医疗照顾，说不定健康可让他们在事业上杀出生机。
人多资源少的头痛问题不论，医疗有两大困扰。其一是顾客（指病人）一般不知道购买的（指医疗）是什么，为医者的欺骗行为容易发生。其二是医疗这个行业，历来利益团体繁多：从医生到护士到医院到官员到药厂到药商，都有他们的利益要求。这样一来，医改会容易地得到分饼仔的效果。相近的情况世界各地都有，而惯于论关系、说枱底的中国，分饼仔恐怕是医改的必然效果。
我认为考虑到中国的局限，人家怎样办北京不要管。北京要完全不管任何团体的利益，只集中于病人的利益上细想。经济理论说，只要病人的利益获得维护，有关医疗的各行各业也会得到维护。这正如市场上的任何产品，只要消费者满意，所有产出及提供产品的人的利益都会得到适当的回报。医疗是因为讯息费用太高，鱼目经常混珠，利益团体各谋政府保护是惯例。在中国面对的局限下，减低医疗的成本对维护病人利益有关键性，维护利益团体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是说，任何略带奢侈的制度都不要考虑。
我反对医院公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例子。香港今年的公立医疗预算是三百三十三点八亿。这大约是人均每年四千八百元。香港的公立医院也收费，收廉费，而其它私营的医生及医院的成本是没有算进去的。说过了，香港的公立医疗办得好，但成本那么高，是否过于奢侈了？以中国十三多亿人口算，那是每年六万亿。这样花钱，炎黄子孙不会病死，而是会饿死的！
当然，中国搞公立医疗费用不会那么高，但廉费的公立的恐怖，一言难尽。二十多年前，香港还未搞奢侈公立医院的时候，我的儿子在跑马地给汽车撞倒。我在场，当然紧张。警察先生指明要到邻近的公立医院才可以落案。到了该院，我和儿子等了整整三个小时才获得任何医疗人员照顾。如果儿子有内部出血，早就一命呜呼。警察先生说转私院他们会当意外没有发生过，公院人士说要排队，急不来。这是公立。私立的既可省钱，也较有效率，出不起钱的可由我提出过的医券制帮助，也有其它不影响私营效率的补助穷人的方法。
目前国内盛行的一个医疗建议，是医、药分家。这是说医归医，药归药，不要让医生兼卖药。当然有道理，因为医生卖药，可以赚医费之外再赚药费的回扣。不止此也，好些医生隐瞒着用的药是何物，从而隐瞒病情，好叫病人多光顾。医德如斯，夫复何言哉？
问题是如果医、药分家，责任的划分会出现问题。治不愈，或弄死了病人，是谁负责的？美国的医、药分家是个成功例子，但对中国来说也是过于奢侈了。美国的药房一律有药剂师长驻，而拿得药剂师的文凭，所需时日跟拿博士差不多。一个药剂师每小时的薪酬五十多美元，当然会算进药价那边去。目前的中国不仅不可以有这样的奢侈「享受」，而从劳苦大众的角度看，医药最好不用有商业招牌的，可以用原料（generic）医药就要用。这里那里节省几块钱，可救命无数。
我不反对医、药分家，而是认为分与不分的选择，要看效果相近的哪方面的成本较低。北京的朋友聪明，只要能漠视任何团体的利益，他们会想出其它好办法。重点是治疗有所失误时，我们要能清楚地鉴定是谁的责任。医生兼卖药，药是何物？是何价？是哪位药商供给的？有回扣吗？这些问题一律要说明。我也认为造假药的要以造假钞的刑事处理，卖假药的要视为与推销假钞同等的罪。
所有医疗服务皆私营不足够。我们需要的是所有私营的服务都有足够的市场竞争。我不要听到任何言论——其实是借口——说这里那里政府要管，从而促成垄断或寡头竞争的情况。这些言论我听了数十年，拆穿了西洋镜，都是为了维护某些团体的利益。
当然，我们不可以让资历不足的行医，或容许瞒骗的行为，或让频频犯错的医生或医护人员或医院逍遥法外。但我深信，只要权利界定得清楚，市场的竞争会大量地减少这些不幸情况。我也认为政府要做的，是大量提供疾病的普通常识，强逼医疗行业公开他们销售的是些什么。
很不幸，在医疗上中国要顾及很多人，而我却想不到任何理由因为人穷所以命贱。我不同意好些关于人权的言论，但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比穷人的珍贵。既然生命的本身没有贵贱之分，中国的医改要集中在维护病人的利益来处理。尤其是穷人，因为对有钱的人来说，医改怎样乱改一通也为祸不大。天下没有出得起钱而找不到适当医疗服务这回事。让市场的竞争顾及穷人的疾病，有钱的不可能不被顾及。这是我敢赌身家的另一个张氏定律了。
（2009.05.12）金融中心：北京还在等什么？
拙作《金融中心上海将远胜香港》（二○○九年四月十四日）发表后，读者差不多一致同意。该文提出的第五点，行内的朋友拍案叫好。我是这样写的：
「搞金融中心，你道上海胜香港最重要是哪一点呢？我赌你猜不中。这是严格地说，港元没有自己的面目。钩着美元或转钩人民币，港元算不上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货币。多年以来，港元在国际上打出一点名堂，算是了不起，但要搞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自己的货币可以独当一面非常重要。
「回顾历史，英镑曾经雄视地球，今天还清楚地有自己的面目。伦敦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有其因也。美元的成功故事不用说，面目得来不易，带起华尔街。七十年代日圆呼之欲出，一时间东京红得发紫，可惜政策出了大错，一蹶不振二十多年了。欧洲采用欧元之前有三几只货币有看头，但国际上不成大器。今天的欧元有面目，但金融中心没有国籍名堂。再者，金融危机出现后，欧元能否保得住是问题，因为不同的国家需要有不同的货币政策。当年佛利民反对蒙代尔的欧元建议就是为了这一点。
「要搞起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货币有自己的面目重要。这是说货币需要是一只名牌，有公信力，容易被各方接受为结算单位。弱币不成，强币较好，但太强也不成。与物价水平衡量，币值稳定重要；国家本身的生产力可靠也重要。人民币有十三多亿人口的可靠生产力支持，过了一个难关，而如果依照我多次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人民币之锚，物价当然稳定，所有难关都过了。这里要说的，是不久前周小川先生提到凯恩斯三十年代建议的以三十种物品为货币之锚，与我建议的方法不同，施行会有困难。我建议的要点，是为锚的一篮子物品要化为任何人可以大约地在市场自由成交的物价指数。这是重点，我解释过多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