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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中心的前世今生
金融业界的风云人物,港币汇率机制形成的轨迹,亚洲金融危机的当代启示……
本书从历史的角度，对一个半世纪以来香港金融业的演变、发展脉络进行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剖析，从中探索香港金融业发展的一般规律、香港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以及1990年代中期以来香港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序
作者：冯邦彦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最近三十年来，中外学者以中英文或其他外文发表的有关香港金融业的著作 (包括书籍、论文、报告等在内)， 有日益增加的趋势。为什么有这一现象？香港是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本身便是一主因，另一因素是，香港金融业在其沿革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少戏剧性，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危机和事件。当然，香港回归祖国，又是划时代的世界性大事。回归后第二天，震惊中外的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迅即蔓延至香港，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现在关于香港金融的纯学术性著作，性质较为专门，内容较为深奥，读者对象的局限性较大 (一般限于学术界和金融界)，而且无可讳言，文字较为枯涩，难于适合广大读者的口味。
冯邦彦教授这部大作，具有几个特色。第一，它是一通俗性的学术著作。作者以深入浅出的文笔，生动地描绘了香港金融一百五十年来的沧桑，趣味盎然，诚为一雅俗共赏的作品。第二，本书收集了大批珍贵的图片，衬托文字，相得益彰，不但为本书生色不少，而且也更能吸引一般市民的兴趣。第三，本书范围上自开埠初期，下至亚洲金融风暴，涵盖面极广，香港金融业的大事均网罗其中。这些特色，都是现在文献中所罕见的。
冯教授对香港经济和金融，深有研究，他本人曾在香港工作多年，亲身从事实地考察，对本港情况甚为熟悉和了解。由他来编写《香港金融业百年》，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
承作者及出版社邀请我在卷首说几句话，盛情难却，乃不揣谫陋，撰此短文为序。
前言
1987年9月，笔者应聘前往香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工作，任职经济分析员，从事过渡时期香港经济的研究。当时，恰逢1987年全球股灾，恒生指数从3，947.73点的历史性高位大幅下滑至1，876.18点，短短两个月下跌52%，创下全球跌幅之最。期间，香港联合交易所罕有地停市4天，期货交易市场濒临崩溃，震撼了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及香港社会。这一惊心动魄的剧变，引发了笔者对香港金融研究的浓烈兴趣。
笔者在香港工作期间，香港正处于“九七”回归的历史性过渡时期，各种政治、经济力量正在激烈角力，各种资本、各个财团均积极部署应变策略，尤其瞩目的是老牌英资公司怡和迁册、汇丰重组，加快向海外发展。种种变动引发了香港金融市场一系列的震荡，并催化了香港金融制度的变革。随着英资的逐渐淡出，华资财团迅速崛起，开始主导香港经济，而红筹股、H股则逐渐成为香港股市的一股新兴势力。目睹这一系列的历史性转变，笔者在感叹之余，获得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直接贴近并亲身感受香港金融市场的脉搏。1994年底，笔者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回到广州暨南大学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在此后的6年间，相继撰写了《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1996年）、《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1997年）和《香港地产业百年》（2001年）等著作，并在香港三联书店的诚意邀请下开始了本书——《香港金融业百年》的写作，时间前后接近两年。
香港金融业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香港开埠之初本。香港金融业的发展，首先是从外资银行业的进入开始的。当时，它们的业务主要是从事对华贸易的外资洋行提供融资和汇兑服务，本地客户只限于规模较大的华资商行及少数殷商富户，与华人社会鲜有联系。20世纪初，香港转口贸易和商业蓬勃发展，华人行商对使用押汇和信用证、支票的需求急增。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批将西方银行先进经营方法与传统银号结合起来的华资银行应运而生。不过，踏入1950年代，香港银行业的业务发生重大转变，从过去战前单纯的贸易融资逐渐向为迅速发展的制造业和新兴的房地产业提供贷款，而推动这一转变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战后香港经济的转型。
根据美国学者李德（Reed）的研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起源，始于20世纪初叶。不过，一般公认，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约始于1970年代后期。战后以来，随着香港经济起飞，百业繁荣，股市蓬勃发展，特别是香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解除外汇及黄金管制、“解冻”银行牌照、取消存款利息税等，使得外资银行及跨国金融机构大举涌入香港，香港金融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迈向现代化、多元化、国际化的新时期。在此进程中，金融业形成门类齐全而发达的市场体系，以及健全而完善的监管制度。香港因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享誉全球。可以说，经过逾150年的发展，目前香港金融业已发展成为整体经济中最具战略价值的产业，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著名金融学家饶余庆教授认为：“香港之崛起为一国际金融中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香港经济的两大成就之一（另一成就是从转口港转变为一富裕的工业经济体）。”
诚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实施的联系汇率制度、对香港的金融业乃至整体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香港经济也因而面临新的结构转型。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推进，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正受到来自东京、新加坡、甚至上海的挑战。当然，挑战与机遇并存，在未来的时期，香港若能充分利用中国“入世”、以及内地与香港实施“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简称CEPA），成功发展成为“中国的纽约”，其中包括中国企业的离岸上市中心和融资中心、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等，则将巩固和提升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乃至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本书从历史的角度，对一个半世纪以来香港金融业的演变、发展脉络进行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剖析，从中探索香港金融业发展的一般规律、香港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以及1990年代中期以来香港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对内地的广大读者而言，本书是一部全面、深入了解香港金融业发展的通俗性的学术著作，正如饶余庆教授所指出：“本书范围上自开埠初期，下至亚洲金融风暴，涵盖面极广，香港金融业的大事均网罗其中，这些特色都是现在文献中所罕见的”；本书“以深入浅出的文笔，生动地描绘了香港金融150年来的沧桑，趣味盎然，诚为一雅俗共赏的作品”。倘若本书能对读者有所裨益，笔者将深感欣慰。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香港金融界及有关各方面的新旧朋友的大力支持，包括提供宝贵资料和珍贵图片，以及允许转载资料、图片等。他们是：香港大学孔道安图书馆、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银行公会、香港联合交易所、香港金银业贸易场、香港保险业联会、东亚银行、中国银行（香港）、渣打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银行、景福金铺、周大福、利昌金铺、新鸿基证券、宏利人寿保险、安盛保险、顺隆集团、怡富基金、《香港经济日报》、《华侨日报》、《壹周刊》、郑宝鸿先生和高添强先生等。特别是由香港联合交易所委托、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黄绍伦教授主持的“香港证券市场学院历史研究计划”，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此外，香港著名金融学家、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饶余庆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热情推介。对他们的慷慨、无私的帮助，笔者在此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出版内地版本时，得到东方出版中心的鼎力支持。东方出版中心副总编辑祝新刚先生、编辑赵明小姐及其同仁为此付出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冯邦彦谨识
2006年11月30日
战后金融业的蜕变与转型
1. 战后金融业的繁荣与《银行业条例》制订
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
香港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这一时期，
日本军政府对那些“非中立银行”，
包括英资银行、其他对日作战国家所属银行，以及中国政府官办银行进行清算，
由日本的两家银行——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接管。
不过，22家华资银行和60多家银号、
钱庄则在日占初期已获准复业，但经营惨淡。
战后金融业的蜕变与转型
1.1 战后香港金融业的复苏与发展（1）
战后香港当押业一枝独秀。图为当铺内景。
日占时期，香港的转口贸易陷于停顿，银行已没有多少业务可做，银号亦仅限于买卖大洋（中国法定货币，简称“法币”）和港元。而当押业则一枝独秀，大批市民衣食不继，唯有典当首饰、手表、衣物以为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30日，英国重返香港，并成立军政府。9月13日，军政府宣布废用日本军票，恢复战前的港元纸币为法定货币，每1元港币值英镑1先令3便士，同时公布延期付款令，冻结存款。至于日占时期发行的汇丰银行“迫签纸币”，面额在50元以上者禁止使用，10元以下者则暂准流通，以待调查后再作处理。这些措施，旨在紧缩通货，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军政府又授权战时被清算银行组成债权团，接收日
香港早期的当押业
当押业是中国一种古老的行业，据《唐会要》的记载，当押业在唐朝开始形成，到了宋代已经相当发达。及至清朝，当押业在广东更加发达。雍正年间，广州的当押业已成立“当押行分馆”。当时，地属新安县的元朗、大埔等旧墟市已形设当押店。元朗旧墟现有一座大王庙，建于康熙年间，此庙有一块字迹已模糊的碑记，碑上刻有捐款建筑这间古庙的店号和人名，其中有几间是当押店，可辨认的有“普源押”、“泰安押”两间，相信就是香港最古老的当押店了。
香港开埠之初，劳苦大众前来参加开发，人数骤增，原开设于元朗、大埔等墟市的当押店便纷纷到港岛来开展业务。因此，这个行业在开始立足于英人统治下的香港时，仍沿用中国当押店的传统方式押物，从管理到当票的形式，以及当铺的门面设计、当铺的招牌，都是和原有中国的当铺一脉相承的。
当押业是一种食利的行业，它是属于金融业范畴内的行业。等钱用的人，可以向当押铺借贷应急，但必须拿出物品作为抵押。当押铺在英国人眼中，是中国传统的店铺，自1841年至1850年这10年中，当押店只如普通店铺一样缴纳牌费和一般的税项，当时并无规定当押店需要领取专业牌照。这样一来，当押店如押入贼赃，就没法和商人买入贼赃有所分别，原因就是当时的当押店亦即商店，商店买入贼赃有罪，当押店押入贼赃自然也有罪。
1858年，香港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富辉押案”。当时，开设于西营盘的富辉押接收了贼赃的手表，遭警察指控接赃，结果铺主被判充军14年。此事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后来在社会压力下，港英当局改判徒刑两年。事后，港府制订并颁布《当押业条例》（Pawnbrokers Ordinance），对当押店的牌照费、牌照期限、利息、当入失窃物的处理、赎当等均加以规限。
1930年，港府再修订《当押业条例》，并颁布《当押业征费表规则》及《当押业特别利率规则》。当时，政府立例的宗旨，是要提高当押店的牌照费，因而引起当押业东主的不满，全行业东主联名请求撤销牌照费加价，遭到政府拒绝。1932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很多当押店倒闭及停业。在这次危机中，一位经营当押业多年的商人——李右泉，通过收购兼并，几乎拥有全港当铺80%的股权，成为香港著名的“当铺大王”。
战时，这一行业一枝独秀。特别是在日占时代，由于故衣业的兴旺，当押业易获厚利。它们知道内地需要大量的衣物，于是自动缩短典当物品的期限，将以往的半年期缩为3个月期，以便将穷人的衣物断当，以高价卖给故衣商人。当时的当押业，根本不用本钱做生意，有些故衣商先给当押店一笔订银，订立合同，指定由他专利该当铺的断当衣物。由于币值一天一天地低，物价一天一天地涨，3个月前当入的衣物，3个月后断当时沽出即可获3、4倍的厚利。
二次大战后，港府多次重新修订《当押业条例》，将当押业的业务范围限制在小额物品抵押，避免与银行贷款条例抵触。在银行业日趋发达的情况下，当押业日渐式微。
（资料来源： 鲁言《香港当押业沧桑史》）
当押店高悬的“押”字常常是香港繁华街道的一景。
图为1870年代的威灵顿街。
1934年的渣打银行，其影响力在香港仅次于汇丰银行。
本的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在香港分行的资产。
港币恢复流通之初，市面通货缺乏，军政府委托汇丰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对其他商业银行提供头寸，并准由各银行支付款项给存户使用，维持生活所需，但每人以200元为限，同时实行以工代赈办法，以港币发给工资，
普及港币的流通使用。10月中旬，军政府允许金融业正式复业，可以经营存贷款业务，但旧有存款仍予冻结，不得提取。
同年12月，为推动香港与欧美各地贸易的发展，促进香港经济复苏，军政府又发布公告，按照英镑对美元的汇率，规定港元与美元的汇价，即卖出价为1美元兑4.025港元，买入价为1美元兑4.035港元。当时，军政府对外汇管制甚
严，即使有美元存款者，动用美元必须向政府申请批准。因此，美汇虽然已经恢复，但实际上并未开放，官价外汇几乎形同虚设。军政府还严格禁止美钞出口，避免因美钞外流而影响香港金融的稳定。
香港的外汇管制，主要是指对英镑以外货币的管制，始于战前1939年9月颁布的《国防金融法例》〔Defense(Finance)Regulations〕。当时，英国对德宣战，实行外汇管制，香港亦跟随实施。因为香港所需食品、日用品及工业原料都须从海外进口，所以虽实施外汇管制，但仍允许自由外汇市场存在。
战后金融业的蜕变与转型
1.1 战后香港金融业的复苏与发展（2）
汇丰银行的“迫签纸币”。
在外汇管制时期，香港政府将所有银行分为两类： 授权外汇银行（Authorized Exchange Bank）和非授权外汇银行（NonAuthorized Exchange Bank）。凡在香港注册的银行，均可申请为授权外汇银行，但限在官价外汇市场买卖，按公订汇率交易，在规定的范围内无须得到政府外汇统制处批准即可直接办理，其外汇结余须向政府结汇。非授权外汇银行则可在自由外汇市场以自由价格交易，外汇余额不须向政府结汇，但参加英镑交易则受到限制。战前，经政府核准的授权外汇银行共19家，包括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有利银行、通济隆、大通银行、万国宝通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华比银行、
1940年代末的发昌银号。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广东银行、广西银行、东亚银行、华侨银行、荷兰小公银行、荷兰安达银行、正金银行及台湾银行。同时亦准许若干银号办理与中国间的汇兑业务。
香港光复后，香港政府继续实行战前的外汇管制。这一时期，外资银行、华商银行以及银号钱庄等均纷纷筹划复业。1945年内率先复业的外资银行计有： 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法兰西银行、有利银行、荷兰银行、大通银行、运通银行、荷兰安达银行、华比银行等九家。汇丰银行早在日本侵占香港前夕已将总行迁往英国伦敦，英军重返香港后，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即奉伦敦总行之命返回香港，筹划在香港复业。
战后的永隆银号。
9月下旬，汇丰银行开始有限度营业。11月2日，汇丰恢复外汇挂牌。
汇丰银行复业后面对的最急迫任务，就是如何解决“迫签纸币”问题。汇丰认为，尽管它不必为这些钞票的发行负责，但拒绝支付这些钞票将有损汇丰银行的信誉，决定承付全部“迫签纸币”。1946年4月2日，香港政府亦宣布承认这批“迫签纸币”。港府与汇丰共同制订“迫签纸币”合法化方案，汇丰同意将100万英镑存入外汇基金，作为这些非法额外发行港币的部分保证金，而港府则同意在若干年内将该项外汇基金投资所得的利息用以补足缺额。这一决定事后证明对香港货币和银行制度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有关安排使汇丰和港府在资金方面有所损失，但却赢得了市民对港币可靠性的信任。〔1〕
1940年代末的银号广告。
1945年内率先复业的华商银行及中国官办银行计有：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华侨银行、东亚银行、上海商业银行、盐业银行、永安银行、国民商业银行、康年银行、中国国货银行、汕头商业银行、广东银行等十数家。东亚银行于9月14日复业，即在日本投降后一个月重新开张。东亚银行很快与海外的代理人及客户重新建立联系，使存款迅速增加。1946年底，东亚银行的存款已达到破记录的5200万元，记录在案的顾客接近12000户。〔2〕
1945年内，率先复业的银号有： 道亨银号、永隆银号、恒生银号、广安银号、富记银号、昌记银号、季记银号、万发银号、万昌银号、和祥银号、昌兴合银号、英源银号、腾记银号、英信银号、财记银号、发昌银号等。这一时期，新成立的银号有： 永泰银号、明德银号、佑德银号、永明银号、利成银号及合记银号等。其中，道亨银号、永隆银号、广安银号、永泰银号等，因为联号较多，营业最为发达。同年12月1日，金银业贸易场正式复业。
战后初期，香港经济并未走上轨道，银行业务仍未全部恢复，外汇买卖也无从做起。唯市面不景，治安不好，劫案时有发生，遂使游资趋避银行，各银行存款均有增加。但由于银行资金没有出路，各银行对存款都不表欢迎，对活期存款大都不付利息。相比之下，银号业务则成为当时香港经济中最蓬勃者，1945年年底，一般银号均有10万、8万元的盈利，规模较大的银号所赚盈利则约40万元。
战后金融业的蜕变与转型
1.2 战后香港金融市场的异常繁荣
1946年，中国内战烽火再起，政局动乱，国内不少富裕人家和大商号纷纷将家眷安顿到香港，香港再次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野政客及富有商人在亚洲的最佳庇护所”。据记载，在香港告罗士打大酒店及其他大饭店的大厅里，一到“饮茶时间”，就挤满了从上海逃难来的商贾。〔3〕
其后，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开始大量发行金圆券、银圆券，藉此
国民政府在1937年发行的法定纸币正背面。
国民政府在1949年发行的金圆券正背面。
搜刮民间财富，货币大幅贬值。据统计，1937年国民政府发行纸币13亿元，但到1947年增加到2450万亿元，10年间货币发行量增加187万倍。1948年8月，国民政府以金圆券取代法定纸币（法币），其比率竟达1金圆券兑300万法币。面对这种变局，江浙一带富裕人家及华南地区殷商富户纷纷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外币、黄金。在这股抛售本国纸币以求保值的汹涌浪潮中，大量资金透过不同渠道流入香港，直接注入外汇市场、证券买卖及金银炒卖。据估计，1947年至1950年间流入香港的资金，加上无形的贸易顺差，相当于国民所得的48%。〔4〕这一时期，香港金融市场呈现了异常的繁荣景象。
港澳地区最有影响力的金铺之一
——周大福珠宝金行位于澳门的店铺。
在外汇市场，1945年9月港币恢复使用初期，由于香港缺乏法币，港币与法币的比值约为1港元兑50元至60元法币，法币的比值比内地的汇价要高出1倍以上。其后，国内经济崩溃，法币汇价直线下跌。1947年初，法币现钞汇价已跌至每1万元兑8.80港元（即1港元约兑1136元法币），到年底又进一步跌至每1万元法币兑0.3775港元，一年间再跌去超过20倍。1948年8月法币被金圆券取代时，法币现钞汇价更跌至每1亿元法币兑41.25港元（即1港元约兑242万元法币），在短短的3年间法币汇价的跌幅高达4万倍。
法币汇价的大幅暴跌，使港币的供应量迅速增加。由于国内惊人的通货膨胀，人民纷纷把手上的购买力兑换成其他足以保值的外币、黄金等，其中，港币成为了重要保值手段之一。据统计，1937年底香港3家发钞银行港币的发行总额是2.3亿元，但到1947年底已增加到6.74亿元（见表2.1）。大量增发的港币流通到内地，并在一些地区取代了法币成为交易媒介和保值手段。据估计，1948年在广东流通的港币，总数超过2亿元，在上海流通的港币至少也有2亿元，两者合共约占香港发行港币总量的2/3。〔5〕
表2.1二次大战前后香港三家发钞银行的发钞数量（单位： 港元）
发钞银行1937年底发行额1947年底发行额1948年6月发行额
汇丰银行
199689793
（86.8%）617600000
（91.9%）680376916
（92.7%）
渣打银行
25172604
（10.9%）53000000
（7.9%）50723311
（6.9%）
有利银行5175570
（2.3%）3000000
（0.2%）2632200
（0.4%）
合计
230037967
（100.0%）673600000
（100.0%）733732427
（100.0%）
注： （）内数位是该银行在当年港钞发行总额中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 《香港年鉴（1949年）》，《华侨日报》社，1949年。
早期周大福金行的内部装修已相当讲究，员工亦一律西装笔挺。
法币汇价的大幅暴跌，还引发了香港金融市场炒卖美钞、卢比、西贡纸等外汇，以及炒卖黄金、白银的空前热潮。当时，上海、广州的行庄与香港行庄结成三角套汇关系，将内地巨额资金由法币兑换成港币、外币或黄金、白银，在香港进行炒卖或外逃境外。影响所及，香港“对敲”金号、金饰店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战前，香港金铺总数不足100家，但战后初期已急增至200多家。1947年至1949年间，
曾出任恒生银号总经理何添。
香港黄金炒卖盛极一时，黄金价格暴涨暴跌，主要视上海、广州金价涨落及香港对黄金供求情形而定。香港的银号、钱庄甚至银行都纷纷参与投机，狠狠地赚了一把，并触发了香港金融市场上的一场空前的投机狂潮。
1949年4月14日，香港政府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MF）协定要求，颁布法令，限制纯金买卖。从1949年7月起，香港金银业贸易场买卖的黄金从过去的九九成色的纯金改为九四、九五成色的工业金。不过，在黄金进出口管制期间，香港市面黄金的供应仍源源不断，原因是二次大战后，葡萄牙因并非IMF成员，不须履行限制纯金买卖的义务，商人在澳门进口黄金只要向政府缴纳进口税便不受限制。香港金商便利用澳门作为黄金进口基地，他们从欧洲及南非购买黄金，经香港转口到澳门，在澳门报关及办理进口手续。金商在澳门将进口的纯金熔化，改铸成九四、九五成色的5两金条，然后从澳门走私到香港。
金商从欧洲或南非购买黄金后，多数在香港黄金期货市场上抛售，金商买卖黄金的自由美元也经由香港自由外汇市场吐纳。在这种情况下，与金商关系良好的银号、钱庄便可大做黄金、外汇买卖，从中赚取丰厚利润。其中的典型就是恒生银号。那时候，香港黄金市场上从事黄金交易者可说大都以恒生银号为马首是瞻，恒生创办人何善衡更于1946年至1949年间出任金银业贸易场主席。
据后来出任恒生银号总经理的何添回忆： 那个时候黄金价格曾从每两200、300港元上升到600、700港元，何善衡叫我申请黄金进口，平时我一般申请2000、3000两，有一次心血来潮申请了2万两，过一两天后再申请3万两。谁知不到一个星期，政府取消黄金自由买卖，不再批准进口，黄金价格迅速上涨，恒生银号在黄金买卖中几乎可以控制市场。在黄金投机中赚取厚利的恒生银号，当时每周交收的黄金数额高达3000万元。
战后金融业的蜕变与转型
1.3 1948年《银行业条例》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内地内战爆发、政局动乱，以及通货膨胀严重，使得大量资金涌入香港，香港各种类型的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46年底，仅西式银行的数量就增加到46家，比年初增加了一倍。由于没有法律限制，任何人、任何公司，特别是金银首饰店、汇兑公司甚至旅行社，只要有一定的资本、一定的业务联系，都可以登记为银行，在香港开设银行、银号、找换店或可供存款的店铺。有一位观察家曾说过：“战后只要持有100万元已缴资本就可以在港开设一家商业银行，这种情况简直难以想像。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并非办不到。”〔6〕
长期以来，香港政府按照不干预的传统政策，对金融业并未进行任何严格的监管。任何人、合伙或公司都可自由从事银行业务。政府对银行业的管理，主要限于由英国政府批出的皇家特许证和港府财政司对商业银行发钞的批准。20世纪30年代香港政府曾两次准备对银行业实行立法监管，但最终也不了了之。二次战后，政府最重要的管理就是推行了一些外汇管制措施。然而，战后银行数量的急增以及银行从事的投机活动，引起了香港政府的关注。1948年香港政府在宪报中发表评论，指责部分银行从事投机及违背香港贸易或外汇管理规定的活动。这反映了当时政府的忧虑与不安。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48年1月29日，香港政府制订并正式通过第一部银行法律《银行业条例》。该条例共有15条款，其主要内容有：
（1） 首次给“银行业务”作出明确定义。该条例第2条款规定：“‘银行业务’指银行所为业务，专收受活期或定期存款，或支付及收取顾客提支或存入的支票，或经营汇兑或买卖金银货币及金条银条者。”
（2） 规定金融机构必须领有政府发出的银行牌照，才能使用“银行”名称并经营“银行业务”。该条例第4、5条款规定：“所有公司如未领有总督在政务会所发执照，不得在本港继续经营或创办银行业务，总督在政务会有全权决定拒发此种执照，而不必说明其理由”，“除领有执照经营银行业务的公司以外，无论任何人如未经总督在政务会许可，不得使用或继续使用‘银行’或‘信托’字样或其他相同名义或继续使用任何名称而含有经营银行业务含义者”。该条例第8条款还规定，领有牌照的银行每年须向政府缴纳牌照费5000元。
（3） 成立银行业咨询委员会。该条例第6条款规定： 总督将委任若干委员组成一银行业咨询委员会，负责对银行签发牌照和管理工作进行监督。
（4） 规定银行须每年呈交年度账目表。该条例第9条款规定：“所有领照银行须将最后审计资产负债对照表（年结）一份全年期内在每一事务所及本港支行显明地方标示之。”
1948年的《银行业条例》，是香港政府制订并颁布的第一部银行法律，该法律首次给银行业务作出明确定义，规定凡从事银行业务机构须向政府注册缴费、领取牌照，并呈交年度账表，又决定成立银行业咨询委员会。总体而言，该条例可说极为宽松，也很不完善，例如条例对银行业务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贷款在定义中并无反映，条例对银行保持储备所依据的储备流动率或现金率也没有作任何规定。但是，该条例对当时香港银行业的健康发展仍然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1948年，香港政府首次向银行发放牌照，领取牌照的银行共有143家。其后，香港银行数目逐渐下降，银行的素质也逐步提高，到1954年香港政府第一次公布比较完整的银行业资料时，香港的持牌银行减为94家。这对保持金融业的稳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战后金融业的蜕变与转型
2. 1950～1960年代银行业的转型
踏入1950年代，
香港银行业的业务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从过去战前单纯的贸易融资逐渐转向为迅速发展的
制造业和新兴的房地产业提供贷款。
推动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是：
银行业经营的传统业务日渐衰落和香港经济结构转型。
战后金融业的蜕变与转型
2.1 1950年代初香港银行业务转型原因（1）
第一，银行业传统的押汇、侨汇及汇兑业务日渐衰落。香港经济向来为中国内地的形势所左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一事件改变了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并对香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实施极严厉的外汇管制，所有与中国的业务往来只能通过指定的若干家银行进行。这样一来，香港贸易额大幅下降，原准备运往内地的货物大量积压，押汇业务每况愈下。及至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香港的转口贸易迅速萎缩，银行的押汇业务更加一蹶不振。
1950年代港岛北岸风貌，居中央的高等法院右侧为汇丰银行大厦。
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华侨对国内的形势心存疑虑，不敢放心前往投资，加上各国政府实施外汇管制并限制华侨汇款归国，由世界各地汇来香港或转入内地的侨汇锐减。据统计，1950年寄到香港的海外侨汇总额仅及前两年的3、4成，到1951年海外侨汇的总额进一步萎缩至1950年的2、3成，而1953年海外侨汇又比1951年减少60%。〔7〕汇兑业务的情况也大体相若。这对香港的银行业，尤其是那些一贯以来依靠内地业务往来的银号，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有不少就此一蹶不振。
1953年的中国银行及汇丰银行大厦。
第二，香港经济结构转型，制造业、房地产业迅速崛起，为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业务。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受到中国内地解放战争的影响，上海以及中国内地其他城市的一批企业家移居香港，他们带来了估计价值约5亿美元的资金，以及一大批从海外订购的机器设备（特别是纺织方面的机器设备）、相应的技术、企业人才及市场联系。这些企业家以及所带来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市场联系，加上大批涌入香港的廉价劳动力，使香港经济在资源的组合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香港的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香港经济迈上工业化道路。这一时期，香港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人口激增至超过300万，经济起飞使市民收入提高，刺激了他们对自置住房的需求，地产业蓬勃发展，物业交投畅旺，地价、楼价、租金大幅上涨，而商业楼宇、厂房货仓则成为新兴的地产市场。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香港每年的物业交投平均在12000宗以上，比50年代的8000宗，大幅增加50%。
在上述两个因素的推动下，从20世纪50年代起，香港银行业的业务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从过去战前以押汇、侨汇及汇兑为主逐渐转向为迅速发展的制造业和新兴的房地产业提供贷款。正如经济学家古斯（T. K. Ghose）所指出： 香港的工业化“使经济结构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无论消费领域还是本港企业，都成为了银行的主要市场”。〔8〕
汇丰银行是香港银行界中首先转型的银行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汇丰在中国内地经历了重大挫折之后撤回香港，重新调整发展战略。〔9〕当时，香港的工业化已经起步，不但纺织业、制衣业生气勃勃，塑胶、电器业也在发展，香港正经历着从贸易转口港到远东出口加工中心的急速转变时期。汇丰银行从这种转变中看到香港经济的发展前景以及它对汇丰重建的深远意义。1948年，汇丰首次对香港纺织业提供贷款，1950年它打破了近百年的传统惯例，直接和来自上海的华人实业家打交道，向他们提供发展工业所急需的资金。〔10〕
柯立斯在《汇丰银行百年史》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香港的工业化来得那么快，1963年当地制成品的出口总值（38.31亿港元）竟超过了1948年的贸易总值。汇丰银行充分地参与了这一发展的全过程。从一开始，它就带头资助工业，每当一个新的行业，如棉纺织、搪瓷、热水瓶、塑胶、拆卸废船、羊毛和毛线的编织和编结等创办起来，汇丰总是提供指导、鼓励与资助。它设立一个专门部门，在提倡工业多样化的尝试中共同承担风险；它也参加商品博览会，并派出职员参加贸易代表团，在促进市场多面化中起了一份作用。”〔11〕这一时期，汇丰银行在对香港工业贷款及进出口贸易融资中所获取的利润，抵消并超过了它丧失对华贸易的全部损失。
素以经营稳健著称的华资银行——东亚银行，也开始调整其经营方针。20世纪40年代后期，香港的工业化开始起步，工业界对银行贷款的需求日趋迫切，但当时香港的银行鲜有愿意贷款给工业。东亚银行的总经理简东浦看到了银行业发展的新方向，成为当时少数重视工业贷款的银行之一。战后头两年，东亚银行的工商贷款比以往大为增加，它一方面保持原有的客户，另一方面逐步吸收新客户，其中包括新一代的贸易商、制造商、地产商等人，以及计划进军香港的外国商人，如日本商人。
1960年代中期汇丰银行大堂。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东亚银行向从事饮品制造业的香港豆品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据香港豆品有限公司大股东兼总经理罗桂祥后来的回忆：“我们盖厂房和买机器需要港币40万元。我去找简东浦先生商借，他欣然允诺。除了那幅地之外，我实在拿不出什么可作抵押，而那幅地只值港币20万元，可是他却借了40万元给我。据我所知，他平时放款不超过抵押品价值的3成，所以这次实在是非常慷慨。当然，后来所买的机器和货车等流动资产，也都成了抵押品的一部分。”这笔贷款推动了该公司的起步发展，使之成为日后香港最主要的工业企业之一。〔12〕
为适应经济发
1969年东亚银行总行庆祝50周年盛况。
恒生长者——何善衡
恒生银行创办人之——何善衡。
及至20世纪50年代韩战发生，联合国与美国对中共实施禁运，内地商贾大举南下，纷纷逃往海外避世。年届半百的何善衡，于是要思量恒生的发展路向，他在这两年间，远赴欧美等先进国家考察，由利国伟随行任翻译。
“善大佬觉得外地享福就得，揾食就难，都系香港好。喺1952年嘅11月，佢打电话番嚟，叫我为恒生办理注册手续……”何添忆述恒生向政府银行牌照的过程。
恒生锐意发展全面性的银行服务，善伯本着“服务大众、人客至上”的精神，主攻草根阶层，开当时银行风气之先。他的至理名言是：“咕喱着住对屐入来，仲要礼貌哋对待，事关低下阶层平时受气多，佢帮衬恒生，我当佢系上宾。佢哋对恒生有好感，返去同事头宣传，我哋就因而得益。”而当时汇丰银行的做法，是华人借钱先要过买办这一关，令恒生这间大众化银行获得街坊捧场。
1953年，恒生位于皇后大道中163号的首间总行大厦正式启用，恒生踏入规模化。1960年，恒生迈向新里程，正式转为公共有限公司，并把银号正名为恒生银行。1964年时已是本港最大的华资银行。利国伟总结恒生迅即发大的原因，是得力于善伯的眼光，他对恒生两大贡献：“其一系立足香港，其二系对人客好。”
战后金融业的蜕变与转型
2.1 1950年代初香港银行业务转型原因（2）
作风稳健的恒生银行，却敌不过1965年由广东信托银行引起的银行挤提风潮。最先出事的，是香港仔分行。当时身为总经理的何添，今天还记忆犹新，呼吁存户不要提钱走，个别存放20、30万的大户，如警司韩森等，要何添签名担保才应允不提款；但小存户却通宵排队拿钱，试过一天内共提走8000万，占银行总存款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