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恒生的现金快遭提清时，4月8日下午5时，善伯即紧急召开董事会，当机立断决定把银行大股卖给汇丰，洽售事宜交由利国伟全权负责。利Sir以恒生股本值1亿计，开价5100万，出售5成1股权。初时汇丰大班桑达士嫌贵，其后顾虑到恒生“唔掂”，汇丰势难独善其身，终在4月12号答允。
苦心经营逾30载的恒生话事权就此断送，成为善伯毕生的憾事，为此而哭了两晚。不过他出售当天，仍亲自主持会议，不断向员工解释，藉此稳住军心。
自幼认识善伯，对他推崇备至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说他“人认真客气，对人好有礼貌，又非常谦虚……而他一生最失败是把恒生的控制权卖给汇丰”。
“何伯（何善衡的昵称）一生最成功系令恒生成长，揾到一班好伙计帮佢，好似何伯（指何添）、利国伟等。最失败，就系将恒生卖俾汇丰，自己丧失控制权。”李国宝坦言。
东亚银行比恒生早10余年成立，但前者未够恒生大众化，20世纪60年代的恒生，早已是本港最大的华资银行。然而李国宝觉得，恒生以5100万，出售5成1股权是卖得平，“你有件嘢系好嘅，你都想keep住……当时恒生以咁嘅价钱卖，可能生意做得好差。”
但利国伟重申，以当时恒生流动资金紧绌的情况下，根本是别无选择，善伯为大局着想，所以忍痛割爱。而汇丰也信赖恒生的管理层，购股后依旧由何善衡掌舵，何添、利国伟辅助，汇丰只派四位董事入局。
“当时市传汇丰始终有日会食晒恒生，但善伯同班伙计讲，只要恒生做得好，汇丰一定要靠我哋，劝大家要同汇丰紧密合作。”利Sir回忆说。
而据Frank King教授著作的《汇丰银行历史》第四册中，亦提到汇丰大班桑达士，认为恒生
的成功，在于其华人管理层，所以汇丰毋须插手。亦由于善伯敢于向汇丰开口求售，足证他那不可思议的想法（think the unthinkable）令人赞赏。
得到汇丰做后盾，恒生业务大为发展，成就规模仅次于汇丰，这与善伯抓住时机，集中火力专向小企业埋手有关。
那时本港经济步向转型期，工业开始起飞，惟小厂户创业初期，普遍缺资金拓展，大银行多不愿通融。反观恒生，却给予财务支持，提供信用证及出入口融资服务。如华资大户郑裕彤未发达时，由他打骰的周大福珠宝，得力于恒生的资助，往后得以由珠宝业进军地产。
而长实与恒生亦素有渊源，当年李嘉诚经营塑胶花厂时，曾设法与何善衡接触，后来获得接见，善伯对诚哥留下深刻印象，曾写信吩咐下属，说李嘉诚做事干练，是有潜质的客户。
“小公司”演变为大企业后，顿成为恒生的长期客仔。例如长实不少楼盘，皆由恒生提供按揭安排；而郑裕彤主政的新世界，恒生至今仍是主要往来银行之一。
善伯明白到广开客路的重要性，皆因银行除需要有雄厚的存款基础外，还要不断寻找贷放市场，才可茁壮成长。他说：“栽培客户，就是壮大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是客户的衣食父母，反而客户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随着香港工业蓬勃发展，人口渐多，地产业亦兴旺起来，恒生力争中小型楼宇按揭市场。1967年暴动后，恒生首创为中等阶层提供长达7年的楼按，令夹心阶层得以置业，一改当时按揭年限顶多3年的做法。
恒生不断飞跃，何添说他与善伯的分工，是“善大佬钟意谂嘢度桥，我就负责对外应酬，最高峰时，我试过一日16单应酬，好似客人嫁女，朝早去家访，夜晚去饮宴……”
恒生快高长大，到1972年招股上市，以每股100元公开发售，首日挂牌涨至186元，足见市场对恒生的信心。
由始创时连伙头共11人，到1975年时员工已突破3000人的恒生，公司走向企业化，办公室政治难免。强调殷勤待客的善伯，仍十分重视员工关系，在高层员工的例会上，他亦庄亦谐地
训示大家：“老婆可以闹，但伙计就唔闹得，事关
你养老婆成世，闹吓都得，但下属帮我哋揾钱，唔应该仲闹佢。”
绰号“大头
仔”的善伯，一辈子忙于银，却不失其厚道，从恒生
不同时期的恒生银行行徽。
派财神的小逸事中可见微知著。原来，以前恒生一如其他银行，每当农历年就向客户派利是封，但当善伯眼见街头小贩，也是卖红封包为生，为免抢街坊饭碗，遂改派财神图。
常以德服人的他，曾著书《阅世浅谈》，把待人接物之道公诸于世；并信守忍恕，谈到用人时，绝不姑息庸才：“可以原谅一个吹毛求疵的主管，但却无法忍受既不损人，亦不利己的老臣子，对新同事不予指导，亦不大关心，做错了则叫他再做，绝不加以解释，使人暗中摸索，倍感困难，这种人存在，简直是事业上的绊脚石，应予铲除。”
晚年勤于捐献的善伯，1983年恒生度过金禧日，是他正式退休时，转任名誉董事长。然而，每天仍上班的他，督促高层紧守审慎的管理哲学，使恒生多年来得以累积丰厚的资本，以及严控成本；由来已久注重服务素质，更奠下该行“永恒长生”的根基。……
作为恒生银行精神领袖的何善衡，于1997年11月宣布来年辞去恒生名誉董事长职务，与恒生64载情，正式画上句号；同年年底，他以97岁高龄，与世长辞。
这位本世纪以来香港最杰出的华资银行家，一生中总有遗憾事。跟他相伴半个世纪的利国伟，被问及此事时，欲言又止说，人生难免有憾事。而作为善伯老街坊的新法集团主席李世奕，就指善伯对长子何子焯未能子承父业，出任恒生要职，始终有点介怀，据讲是汇丰不太喜欢他。
战后金融业的蜕变与转型
2.1 1950年代初香港银行业务转型原因（3）
（摘自《壹周刊》之“千禧名人录”）
1954年恒生银号的业务广告，至1960年恒生银号始改名恒生银行。
展的需要，香港的银行和银号都纷纷提高资本额。1959年，东亚银行也集资扩股，以1对1的红股将实收资本总额从10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1962年，东亚从当年盈利中拨出300万元入公积金，使公积金和未分股利的总和超过实收资本2000万元。换言之，东亚银行可动用资金已超过4000万元，资本实力更显雄厚。不过，东亚银行在积极发展的同时，仍然维持一贯审慎的经营方针，如重视存户的素质，继续维持流动资金比率在高水准上等等。这种审慎的经营方针，显然使其在后来的银行危机中免遭厄运，但是却导致东亚银行逐渐被恒生银行所超越。
面对香港经济形势的转变，因丧失与中国内地业务联系的一些较大银号经过改组后开始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变，其中的典型就是恒生银号。面对香港银行业的迅速转变，恒生银号的首脑因时应势，决定向政府申请银行牌照，筹办商业银行。1952年12月5日，恒生注册为私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收资本500万元，并组成新的董事局。其时，林炳炎已经去世，
20世纪70年代中恒生银行总行营业繁忙的情形。20世纪70年代中恒生银行总部押汇部一览。
何善衡出任董事长，梁植伟出任副董事长，何添出任总经理。翌年，恒生迁入中环皇后大道中163号至165号一栋5层楼高的自置物业，全面开展商业银行业务。
设于皇后大道中的恒生总行，约摄于1950年代末。
当时，恒生为了在银行同业的激烈竞争中突围而出，独树一帜，以服务市民为宗旨，主要面向香港的中小型工商企业，面向市民大众。何善衡表示：“我们自始至终本着顾客第一的精神，并时刻提醒员工，不论是草根阶层，还是劳苦大众，只要他们一踏进恒生银行，便成为我们的上宾。”根据何善衡的原则，恒生订立了一系列服务守则，如员工要勤恳尽职，要反应敏捷，要培养忍耐、忠诚、整洁及乐于助人的精神，雇员更不可误导或批评客人，或与客人争辩，应该耐心聆听他们的需要，并即时答复，还要谨记客人的名字，
在客人离去时更应亲自送行等等。每当顾客踏进恒生银行，就会得到职员的热情招待和协助，如代填表格，引介至适当柜台等等。就这样，恒生透过一系列富有中国人情味的周到服务，拉近了银行与社会大众的距离，赢得了顾客。
永隆银行总部。
当时，香港一般市民和中小厂商仍觉得那些大银行高不可攀，因而纷纷转向恒生银行。这些新顾客主要是制衣、玩具、塑胶、五金及电子业的厂商，多为广东籍人，他们希望得到银行的信贷，但既无公司资产负债表，亦无足够的条件支持他们申请的贷款，但恒生银行并不介意，正如曾任该行副董事长的何德征所说：“因为我们不但认识他们，更了解他们的生活背景、家庭情况及公司业务，我们乐意助他们一臂之力，香港的成就全赖这群人的努力。”〔13〕不少早期得到恒生协助的小公司，后来都逐渐崛起为大公司、大集团，成为香港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的骨干，恒生的业务也与它们一同成长。利国伟就曾表示：“这些公司对于恒生早期的帮助，铭记于心，至今仍是恒生的大主顾。”这成为恒生迅速崛起的极重要原因。
1959年10月，恒生将注册资本增加到3000万元，实收资本增至1500万元。1960年2月7日，恒生改组为公共有限公司，正式改名为恒生银行。同年，恒生先后在九龙油麻地和旺角等商业繁华地区开设两间分行，并积极在港九各区拓展分行网络。1962年圣诞节，恒生银行新总行大厦落成启用，楼高22层的大厦成为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物。在1965年危机前的10年间，恒生银行取得了非凡的进展。从1954年到1964年，恒生的资本账户从
630万元增加到5250万元，存款从2100万元增至7.2亿元；总资产从3200万元增至7.61亿元。〔14〕到危机发生前，恒生已超过东亚银行，在存款和资产方面成为香港最大规模的华资银行，并在银行零售业务方面开始成为汇
1972年广安银行与日本富士银行签订联营合约，右边握手者为广安银行创办人梁季彝先生。
丰银行的主要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从银号转变为现代商业银行的尚有： 永隆、大生、广安、永亨、大有、远东等银号或钱庄。永隆银号创办于1933年，1960年改组为永隆银行。大生银号创办于1937年，1961年改组为大生银行。广安银号创办于1938年，1960年改组为广安银行。永亨银号创办于1939年，1960年改组为永亨银行。大有银号创办于1946年，1962年改组为大有银行。远东钱庄创办于1958年，1960年改组为远东银行。
这一时期，一批现代商业银行也相继创办，包括大新银行（1947年）、中国联合银行（1948年）、南洋商业银行（1949年）、香港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及和成银行（1950年）、集友银行（1952年）、有余商业银行（1953年）、香港华人银行（1955年）、海外信托银行（1956年）、
香港京华银行（1961年）和华侨商业银行（1962年）等。
据资料显示，到1962年2月3日，已向政府领取银行牌照的银号或公司还有： 华人经营的利成银号、陈万发银号、昌记银号、昭泰银号、财记银号、道亨银号、发昌银号、恒隆银号、恒泰银号、万昌银号、明泰银号、明德银号、兴合长记钱庄、宝生银号、奉天有限公司、福华银业保险公司、信行金银公司、永安水火保险公司、永安有限公司，以及英国资本的通济隆、汇丰财务公司、新沙宣银公司、新沙宣（巴哈马岛）银公司等。〔15〕
战后金融业的蜕变与转型
2.2 1950～1960年代银行业发展的特点（1）
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香港银行业因应工业化的进程取得了非凡的发展，这是香港银行业的蜕变时期。这一时期，银行业的发展呈现了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银行数目减少，但所开设的分行大幅增加，银行之间争夺存款的竞争日趋激烈。
1948年《银行业条例》实施以后，香港持牌银行的数目持续减少，银行的质素也逐渐提高，主要是一些边际银行遭到淘汰。1948年《银行业条例》实施初期，香港的持牌银行有143家，但到1954年香港政府正式制订银行业统计资料时已急减至94家，其后持牌银行数目持续下降，到1972年更减至74家。然而，同期银行开设的分行数目却大幅增加。从1954年到1972年，持牌银行所开设的分行从3间急增至404间（见表2.2）。
表2.21954年至1972年持牌银行数目及分行发展情况
年份持牌银行数目分行数目当年所开分行数目办事处总数
1954943—97
1955913094
1956864190
1957835188
1958818389
19598213595
1960863825124
19618510163186
19629212120213
19638714423231
19648820460292
19658621511301
19667624227318
19677525614331
（续表）
年份持牌银行数目分行数目当年所开分行数目办事处总数
19687527418349
19697328915362
19707332637399
19717335832431
19727440446478
资料来源： 饶余庆著《香港的银行与货币》，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
1960年代香港银行采用的财务系统。
银行纷纷开设分行的原因，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的政局渐趋稳定，工业化快速推进，带动了整体经济起飞，使市民收入大幅提高，而香港居民又具有较高的储蓄倾向，加上同期有大量外资、热钱流入，种种因素导致银行存款迅速增加。据统计，1954年至1972年间，香港银行体系存款总额从10.68亿元增加到246.13亿元，18年间增长22倍，平均名义年增长率达19%。当然，由于1963年以前呈报数字的银行远远少于持牌银行总数，以致1963年以前的存款数字很可能被低估，但即使考虑到这种偏差，这一时期银行存款的增长仍然是惊人的。
各大小银行为争夺迅速增长的存款纷纷开设分行。1954年以前，香港只有2、3家银行开设分行。汇丰银行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初期，其在香港的总分支机构仅港岛皇后大道中总行和九龙分行两间。直到1954年，汇丰在香港开设的总分行仅3间。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几家中小型的华资银行在九龙最繁华的商业区旺角设立分行，掀起了“分行战”的序幕。其后，各大小银行纷纷在港九新界各商业区和居民住宅点开设分行。1961年，这一趋势达到高峰，该年开设的分行就有63间。1965年银行危机时期，银行广开分行的运动一度减缓，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再度加快，各大小银行都形成了拓展业务的分行网络。到1971年，汇丰银行开设的分行已达67间，渣打银行33间，恒生银行也有16间（见表2.3）。
战后金融业的蜕变与转型
2.2 1950～1960年代银行业发展的特点（2）
表2.3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香港各主要银行的总分行数目
主要银行1954年1961年1966年1971年1976年1981年
汇丰银行
3
16
（8.5）46
（14.8）68
（15.4）143
（18.6）250
（21.5）
渣打银行
2
6
（3.2）18
（5.8）33
（7.5）72
（9.4）86
（7.4）
恒生银行
1
3
（1.6）11
（3.5）17
（3.9）30
（3.9）45
（3.9）
中银集团
13
13
（19.6）55
（17.7）74
（16.8）125
（16.3）189
（16.3）
其他银行
75
128
（67.2）180
（58.1）246
（56.2）398
（51.8）591
（50.9）
总计
94
166
（100.0）310
（100.0）438
（100.0）768
（100.0）1161
（100.0）
注： （）内的数位是各银行所占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Frank H. H. King,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Volume IV, The Hongkong Bank in the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ism,19411984,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1988,p.366.
为争夺迅速增长的存款，各大小银行在展开“分行战”的同时，亦展开激烈的“利率战”。在1958年至1965年间，各银行大张旗鼓地透过广告等各种形式展开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无情争夺。1961年9月，汇丰银行属下的汇丰财务公司率先把其1至3年期存款的利率从年息6%提高到7%，汇丰银行本身也把其6至12月年期存款的利率提高到6.5%。这一行动实际上拉近了大银行与小银行之间保持竞争均衡的利率差距，在银行业引起震动，并掀起新一轮的存款争夺战。渣打银行等外资银行以及以恒生和永隆为首的本地华资银行也迅速把它们的利率提高到与汇丰同样水平，有的小银行甚至把它们1年期或以上的存款利率提高到8%。这一争夺战在1963年达到最高峰。该年，许多本地银行将1年期定期存款的每月利息提高到0.9%，将7天期的通知存款的每月利息提高到0.5%。
1970年代的渣打银行分行。
有的银行甚至允许客户在存款未到期前不通知也可提款，并且不损失利息。〔16〕
第二，银行的信贷迅速扩张，贷款的用途趋向多元化，但银行体系的安全性下降。
这一时期，银行体系的信贷以比存款更快的速度增长。据统计，1954年至1972年，银行贷款总额从5.10亿元增加到177.26亿元，名义年均增长21.7%，实际年均增长17.8%；同期投资总额名义年均增长18.9%，实际增长15%。对照同期的银行存款，银行存款名义年均增长19%，实际增长16.2%，银行信贷的扩张速度要快于存款的增长速度（见表2.4）。
战后金融业的蜕变与转型
2.2 1950～1960年代银行业发展的特点（3）
表2.420世纪50年代中至70年代初香港银行信贷增长概况
（单位： 百万港元）
年份存款总额贷款和垫款总额投资总额
名义实际名义实际名义实际
195410681068510510——
1955113711666326489696
1956126712677697699896
19571412139886585610188
195815831597919927121119
19592056192113731283133121
19602682260417201670166157
（续表）
年份存款总额贷款和垫款总额投资总额
名义实际名义实际名义实际
19613367326923342266232220
19624311422628492793191183
19635425521636423502187175
19646568608145864246271245
19657251671450384665527476
19668405757253804847537472
19678162680253434453590479
196810367836060384889636500
196912297960778846159669510
1970149551083796707007856605
197118785132291183683351081742
1972246131608717726115861550988
年均增长率19%16.2%21.7%17.8%18.9%15%
资料来源： 饶余庆著《香港的银行与货币》，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银行体系的贷款也趋向多元化。据港府公布的资料，1965年12月，银行体系的贷款和垫款总额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是19.6%，主要是对纺织，鞋类和服装，金属制品和工程，橡胶、塑胶和化学品的贷款和垫款；由制造业发展推动的对外贸易所占比重最高，达29.3%；对建筑部门的贷款和垫款占18%，主要因为这一时期银行业大大加强了对迅速崛起的地产建筑业的贷款；对基础设施和旅游的贷款则分别占3.8%和4%，其他占25.3%。
上述数位掩盖了部分本地中小银行在这一时期对地产业和股票市场的过度投入。由于本地中小银行都倾向以高息吸引存款，为弥补成本并取得高回报，
1963年渣打银行的业务广告。
它们不惜放宽贷款条件，将大量贷款投入风险较高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事实上，正如香港著名的金融学家饶余庆教授在其著作《香港的银行与货币》中所指出： 香港的中小“华人银行在经营方面都不那么拘束。为了追求利润，它们更愿意把清偿力和安全性都降到次要地位。这种情况在1965年银行危机发生以前，尤其如此。它们实际上都从事‘混合银行业务’（这也许是不严格的说法），它们所承担的大量地放在房地产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尽管它们各自的着重程度有所不同。它们作为一个集团的有收益的资产，虽然从名义利率观点来看是更有利可图，但从清偿力观点（意即短期通知马上变现而毫无损失）来看，风险大得多。”〔17〕
这一时期，银行体系的安全性明显下降，主要表现在银行的流动资产比率（这里指银行库存现金总额和存放在其他银行的净余额对存款总额的比率）持续下降和贷款对存款比率不断上升。根据饶余庆教授的分析，1955年香港银行体系的流动资产比率是53%，但到1965年已降至32.5%，1972年更降至23%。同期，银行体系的贷款占存款比率从55.6%上升到72%。
当然，在总趋势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银行具体情况各有不同。素以经营稳健著称的东亚银行，其银行的安全性就较高，而相比之下恒生银行就较低。1965年，恒生银行的流动资产比率已降至30%的低点，而贷款对存款比率则上升到74.7%。至于其他中小华资银行，情况就更差，流动资产比率甚至低达18至20%。实际上，当时银行体系已面临相当大的风险，一场震撼业界和整个香港经济的危机已在酝酿（见表2.5）。
表2.5香港银行体系的流动资产比率和贷款占存款比率
年份流动资产比率贷款占存款比率
整体汇丰东亚恒生整体汇丰东亚恒生
1953—66.089.6——24.519.0—
1954—60.287.571.447.731.021.654.5
195553.048.486.159.655.641.825.055.6
195650.445.787.359.660.747.324.352.1
195749.349.870.559.861.344.043.754.3
195851.451.684.459.858.140.133.656.1
195941.942.465.156.066.845.736.250.5
196039.739.884.649.564.150.733.959.3
196134.337.883.041.369.353.635.260.8
196238.138.680.740.566.152.735.458.5
196337.635.770.937.867.153.243.262.8
196427.632.757.640.169.859.155.262.1
196532.541.258.730.069.554.851.774.7
196636.842.459.653.264.057.050.252.1
196732.836.359.858.065.560.349.847.6
196840.235.761.166.258.262.247.236.2
196934.632.457.363.264.166.950.640.6
197035.140.956.658.664.762.050.043.5
197136.040.153.457.663.060.252.244.1
197223.035.659.854.072.065.044.346.1
资料来源： 饶余庆著《香港的银行与货币》，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
战后金融业的蜕变与转型
3. 1960年代的银行危机
20世纪60年代的银行危机，
首先由1961年6月爆发的廖创兴银行挤提风潮揭开序幕。
廖创兴银行创办人廖宝珊（1903～1961年），
原籍广东潮阳，
1941年移居香港，初期在一间油庄打工，后自立门户经营粮油、
布匹生意，并炒卖地产、黄金，迅速致富。
战后金融业的蜕变与转型
3.1 银行危机序幕： 廖创兴银行挤提风潮
1950年代位于上环永乐街的
廖创兴储蓄银行总行。
1948年，廖宝珊在港岛上环永乐街创办廖创兴储蓄银行。廖氏透过银行吸纳香港及海外潮汕籍人士的存款，在西环大举收购货仓物业。
西环在香港开埠百年历史中，曾占有极重要地位，盖因西环毗邻商业最繁盛的中环，是香港早期华人经商居住的主要区域。其后因人口增加至无地可容，繁荣东移，西环才成为货仓码头集中地。廖宝珊看到西环的发展潜力，在20世纪50年代大举进军西环地产，先后购入公安、公源、源源、永源等大批货仓，相继发展成住宅楼宇。20世纪50年代，西环的面貌开始改观，地价、楼价上升，廖宝珊的财富急增，成为西环有名的大业主和金融巨子。
1955年，廖宝珊正式将廖创兴储蓄银行注册为廖创兴银行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实收资本400万元。当时，银行的营业时间一般为上午10时至下午3时，中午休息一小时，廖创兴银行打破传统，将营业时间延长至上午8时至下午5时，中午照常办公，受到存户的普遍欢迎。廖创兴银行还首创小额储蓄存款的方法，即100元至1000元的小额存款，月息定为6厘，结果反应热烈，令存款剧增。1958年，廖创兴银行将注册资本增加到2000万元，实收资本增至1000万元，另有准备金1500万元。其时，廖创兴银行已将总行迁入位于德辅道西10层高的廖创兴银行大厦，并已初具规模。
当时，廖创兴银行的经营策略相当冒进，一方面大张旗鼓宣传以高息吸引存款，另一方面又将大量贷款投入风险较高的房地产业。1960年底，廖创兴银行的各项存款（包括溢利税及呆账准备）共有1.09亿元，而同期贷出款项（包括透支及抵押贷款）有7357万元，另投资于房地产及该行大厦合计852万元。换言之，该行贷放透支及投资于不动产的款项占存款总额的比重高达75%，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已经动摇。廖创兴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香港不少华资家族式银行的经营状况。
1961年6月15日廖创兴银行铜锣湾分行被挤提的情景。
当然，导致廖创兴银行挤提风潮的爆发，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九龙巴士和怡和两家公司发行新股票上市，造成银行体系资金紧张。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股票市场与房地产一样，也进入高潮。在1961年的头6个月里，大多数股票价格都上升了20%至50%，市民争相认购所有新上市的股票。1961年4月，九龙巴士公司上市，以每股58元价格发行约78万股新股，获5.5倍超额认购。同年5月，怡和公司上市，以每股16元发行约90万股新股，约有32000人参加认购，超额认购高达56倍。所有认购者无论是否买得到股票，都必须以支票把股款付给他们的经纪人，结果约有8.98亿元的支票要经银行系统清算。这对银行体系造成了压力，对资金紧张的中小型银行尤然。
挤提风潮在廖创兴银行爆发，直接的导火线则是当时市面流传着蓄意制造的关于该行董事长廖宝珊的谣言，指“有一位知名之本港银行家现成为警方侦查之对象，且已被通知离港”。6月13日，《真报》以头条新闻赫然登出这一消息，有关消息尽管后来由香港警务处长出面辟谣，但却触发了廖创兴银行的挤提风潮。〔18〕
1961年6月14日（星期三），廖创兴银行受到不利传闻和谣言的困扰，遭到大批存户的挤提，当天即被提取约300万多元。到15日、16日，存户挤提进入高潮，港岛德辅道西总行及铜锣湾、旺角、深水、九龙城等分行都挤满通宵达旦在街头露宿轮候提款的人潮，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员、工人、小贩、侨眷等中下层市民，他们对自己的血汗钱极为关注，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形成群众性的歇斯底里。据报道，首三天前往提款的存户多达20000万人以上，被提走的存款接近3000万元。
挤提发生后，廖创兴银行即向汇丰、渣打两家发钞银行求助，有人估计双方可能达成一项以廖创兴银行所持地产作担保的秘密协定。6月16日下午，汇丰、渣打两家银行发表“对廖创兴银行予以支持”的联合声明，并向该行贷出3000万元的款项以应付挤兑。不过，联合声明的中文稿一发表即撤销，并一度引起混乱，原因是中文稿的翻译出了错。英文原文是汇丰和渣打业已做出若干安排，“因而使得廖创兴银行有限公司之事件，完全受到控制”。但中文稿竟译成“将廖创兴银行有限公司之业务，完全置于汇丰及渣打两行控制之下”。这段错误的译文发表后，廖宝珊大为紧张，以为两家发钞银行要吞并他的资产。6月17日，挤提风潮才渐次平息。这次危机对廖宝珊及廖创兴银行打击甚大，一个月后廖宝珊因脑溢血病逝。
1962年，廖创兴银行董事局改组，由中华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颜成坤出任主席，廖宝珊长子廖烈文出任总经理。经此一役，廖创兴银行的经营策略渐趋审慎，业务也再度取得发展。该行于1967年被委为香港政府授权外汇银行。1973年廖创兴银行将注册资本增加到3亿元，实收资本1.5亿元，同时引入日资，由日本三菱银行持有该银行25%股权，成为日资银行的联营企业。
战后金融业的蜕变与转型
3.2 1965年银行危机第一波
3.2 1965年银行危机第一波： 明德、广东信托倒闭
1961年的银行风潮在当时曾被称为“本港有史以来最大一次”，是“空前的银行风暴”。不过，从后来的历史看，这只是更大银行危机的序幕。
1965年1月中旬农历春节前夕，按通常情况市场对货币的季节性需求增加，银行的银根开始紧张。当时，市面已流传着关于明德银号发生资金困难的谣言。1月23日，明德发出的总值700万港元的美元支票遭到拒付。3天后即1月26日，若干较大客户拿支票到中区明德银号总行兑现，该行没有足够现款支付。消息传出，大小客户纷纷涌至，当天下午，香港票据交换所宣布停止该银号的票据交换。第二天清早，明德银号总行门前挤满提款的人群。中午12时，香港政府银行监理专员宣布根据银行业条例第13条，接管明德银号。
明德银号挤提风潮掀起了1965年银行危机的第一波。
明德银号创办于20世纪40年代初，早期专注美元汇兑，20世纪50年代以后积极投入房地产买卖。1964年房地产价格急跌时，明德虽拥有不少落成或在建物业，但已无力偿还债务。2月4日，香港高等法院批准明德的破产申请，但延期40日执行，使其能同债权人洽商。4月30日，明德银号的独资老板宣布破产，政府任命破产事务官为破产财产的受托人。
据破产事务官的报告，这家银号的总负债2100万元，其中包括存款1200万元；而总资产为2000万元。从理论上说，明德的亏损不算大，但总资产中约有1850万元是按当时价格计算的房地产，这些房地产的价格在1965年初已大幅下降。更糟糕的是，这些房地产中的一大部分包括尚未完工的工程。事实上，到1965年8月，政府为完成这些工程已垫付了1000万元。
明德银号停业后，更大的危机接踵而来。冒进有余而稳健不足的广东信托商业银行成为挤提风潮的第二个目标。广东信托商业银行创办于1931年，开始并不活跃，20世纪50年代转趋积极进取，在港九新界各处广设分行，到1965年初已开设24间分行。1965年2月6日（星期六），广东信托商业银行香港仔分行发生挤提，逾千人群等候提款，其中大部分是渔民，挤提从下午2时持续到晚上9时。
当晚8时，香港银行监理专员发表声明，指明德事件决不会对香港其他银行或银行体系的安全造成任何影响。然而，第二天早晨，广东信托商业银行的元朗分行仍然出现挤提人龙。在挤提过程中，汇丰银行元朗分行的经理和一名高级职员用扩音器向人群讲话，保证汇丰对广东信托的充分支持。这种保证产生了效果，当天下午挤提暂告结束。不过，2月8日，汇丰银行副总经理奥利芬发表声明，声称昨天它的职员只保证有限的支持，“这不幸被误解为汇丰银行给予广东信托无限支持，这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广东信托商业银行总行及24间分行宣告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