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局向公众提交《金融市场检讨报告》。该报告在全面咨询香港及国际金融界的意见后，就政府捍卫港元的机制、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买空卖空和衍生工具市场的运作作出检讨。在捍卫联系汇率方面，报告认为经济学者们提出的减轻利率压力的建议，可能在心理方面产生一些作用，但同时亦可能削弱联系汇率制度及自动调节机制的公信力。因此，金融管理局将如以往一样，根据货币发行局制度的运作原则，在外汇市场上被动地购入或沽出港元。该报告又肯定了清楚厘定“重复使用”定义对稳定银行同业市场的积极作用。
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金融体系的冲击
1.2 金融风暴对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冲击（2）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
学院教授饶余庆。
1998年6月中旬，日元大幅贬值触发了对港元联系汇率的第三次严重冲击，资金大量外流。金融管理局即时推出银行同业流动资金结算预测，以提高市场运作的透明度，从而使银行贷款时较为审慎，投机者更难炒卖港元。在新措施中，金管局每天两次提供有关外汇交易数额将引致银行体系结余总额变动的预测。例如，假如银行体系在星期三沽售约6亿美元等值的港元（约46.5亿港元），银行体系要星期五结算，但在星期四银行体系结余总额仅得34.65亿港元，即可以预期星期五银行体系将出现11.85亿港元的现金短缺。在原有（T+2）交易的安排下，银行需要到结算日收市时才知道外汇交易结余总额造成的影响。然而，在新措施下，银行得知结余额后，可随即向金管局出售美元以换取港元，减低港元压力之余，亦令银行不致“斗抢钱”扯高息率。金管局亦可以考虑不同情况，以交易当日（T+0）及第2日（T+1）的方式交收，令银行体系资金增加，减低拆息因资金不足而飙升的可能性。
这一措施有效改善了银行同业拆息利率回落的速度。1998年1月，联系汇率被第2次狙击后，被扯高的利率持续到3月底才回落至1997年底水平，1个月拆息亦持续10天高于存款利率，然而在1998年6月，被扯高利率回落速度加快，1个月拆息亦只有3天高于存款利率，影响强度明显减弱。
特区政府捍卫联系汇率的行动，基本上得到国际社会及香港各界的支持。1997年11月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例行考察香港经济之后，公开发表声明说：“（特区）政府在过去两星期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紧缩货币，实属适当之举，表现出当局既有能力，也有决心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因此，“十分赞同政府当局继续致力维持联系汇率制度”。国际货币基金并认为：“展望未来，香港的经济基础因素显示联系汇率制度将能成功扮演这个角色（即维持香港经济的稳定）。”
诚然，香港社会中也有不少批评联系汇率的声音，甚至有人提出脱钩贬值或调整联系汇率水平的建议。对此，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饶余庆认为： 取消联系汇率制度“这种绝望的做法，只会使香港重蹈1982~1983年危机的覆辙，正中国际投机家的下怀。只要看韩国、印尼、泰国等国所遭受的洗劫，就会理解为什么脱钩是一种‘魔鬼的选择’。”他还表示：“香港虽暂时进入痛苦的调整期，但只要港元币值稳定，银行与金融体系安全运作，则经济调整后迟早会恢复，这是15年来联汇制多次证明的真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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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香港经济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衰退
国际机构投资者对港元的投机，虽然未能冲垮联系汇率制度，但却令港元资产大幅贬值，形成整体经济中严重的“负财富效应”。1987年8月中旬，国际机构投资者开始冲击联系汇率，令香港股市升势受阻。及至1997年10月下旬，受到外资基金的重大抛售压力和高息的双重影响，香港股市连番暴跌，10月20日到23日，恒生指数从13601.01点跌至10426.30点收市，短短4天暴跌3174点，股市总值损失约8000亿元，其中，仅10月23日恒指就暴跌1211.47点，以点数计创下历来最大跌幅。当日，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境外集资股份中国电信以“特别交易”挂牌上市，收市价比招股价急跌1成。10月28日，香港股市引发全球股市下跌，反过来又影响香港股市下跌1438.31点，再创历史记录。
1997年10月香港股市重演10年前股灾。
1998年1月中旬，受印尼盾大幅贬值及联系汇率再受狙击的冲击，香港股市进一步下挫至7904点的低位。其后，恒生指数曾于3月份反弹至11926点水平，但在12000点关口前又反复向下。到6月中旬，受日元大幅贬值的影响，恒指再跌破8000点大关，6月14日报收7462点。1998年8月，联系汇率第四次受到严重冲击，影响所及，恒生指数于8月13日跌至6660.41点水平。据统计，从1997年8月7日恒生指数创16673点历史高峰到1998年8月13日报收6600.41点，短短一年间恒生指数跌去约10000点，跌幅高达60%，期间港股总值损失逾2万亿元，可谓损失惨重。
香港股市的暴跌又拖累楼市急挫。据恒生银行的经济报告，到1998年5月，香港住宅楼宇价格已较1997年第2季最高峰时回落约3成半，私人住宅单位总存量的价值从高峰期的38710亿元跌至25160亿元，损失价值高达13550亿元，相当于本地银行体系总存款额的5成，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实质增长被拖低最少2个百分点。其中，豪华住宅楼价的跌幅高达4成至5成，商业楼宇也有3成至4成的跌幅。
面对低迷的地产市道，不少大型地产商纷纷透过减价促销的方式推出新楼盘，以套现资金。1998年5月下旬，长江实业集团宣布以每平方尺4147元的低价推出机场铁路沿线的大型楼盘盈翠半岛，在香港引起空前的震撼。该价格与1997年楼市高峰期同区的住宅楼价相比，跌幅接近５成。长江实业的大减价引发新一轮的减价战，另一大型地产商新鸿基地产即时宣布旗下大型楼盘青衣晓峰园大幅减价逾１成半。此外，恒基地产、会德丰、信和等大地产商也纷纷加入减价战。激烈的减价战进一步推低楼市。到1998年底，香港大型屋村住宅楼宇的价格，与高峰期相比估计平均下跌55%左右。
金融风暴期间，港元汇率虽然没有下跌，但包括股票、地产在内的港元资产，实际上已大幅贬值，形成整体经济中的“负财富效应”。这一时期，每当联系汇率被狙击，银行同业拆息利率即被扯高，尤其是1997年10月23日中午一度被扯高至280厘的历史高位，其后虽大幅回落，但仍在一个相当时期内高企在10厘以上并大幅波动。在这种形势下，银行唯有采取“现金至上”的政策，以高息吸引港元存款，并审慎贷款，尤其是对长期贷款采取相当审慎的政策，导致整体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
银根收紧、通货紧缩，使香港大小公司的财务状况普遍恶化，部分过度冒进的公司被迫倒闭、清盘或大幅收缩业务。典型的个案包括港基银行被挤提，香港八佰伴、百富勤集团以及一连串证券公司的倒闭、清盘，日资的松板屋百货、大丸百货相继结业，有悠久历史的永安百货宣布大规模裁员一成，这些都给香港的投资者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及震撼，也暴露了香港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系统风险”以及联系汇率制度的弊端。
在银行高息和“负财富效应”的压力下，香港的投资、消费急速萎缩，香港经济的各个重要环节，包括零售百货、饮食、酒店以至旅游等，均受到严重影响。经济不景气所产生的破产、结业、裁员事件，使香港的失业率上升到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据统计，香港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从1997年第3季的2.2%上升到1999年第2季的6.3%，同期就业不足率从不足1.0%上升至2.8%。以全港350万劳动人口计算，即失业及就业不足人数约有32万人。
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香港经济急转直下，从1997年中的空前繁荣迅速步入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之中。1997年第4季，香港经济虽受金融风暴影响，本地生产总值实质仍增长2.7%，全年增长5.3%。然而，踏入1998年，形势急转直下，第1、2、3季分别出现实质负增长2.6%、5.1%和6.9%，第4季则收窄至5.7%，全年实质负增长5.1%。香港经济进入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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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百富勤集团的清盘及其余波
金融风暴期间，
对香港投资者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
就是百富勤集团的倒闭。
百富勤清盘后，除了引发一连串证券公司的财务危机及结束营业外，
也反映出香港证监会的监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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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金融猎鹰——百富勤集团的崛起
百富勤国际主席杜辉廉（站立者）与总经理梁伯韬。
百富勤国际创办于1988年9月，当时注册资本为3亿元，创办人杜辉廉（Philip Leigh Tose）和梁伯韬，曾分别出任万国宝通国际行政正、副总裁，是香港投资银行界赫赫有名的人物。1987年10月全球股灾后，万国宝通银行调整策略，收缩在亚太区的业务，杜、梁等人遂萌去意，并邀得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合和实业董事总经理胡应湘以及他们以往熟悉的一批客户注资，创办了百富勤国际有限公司。
被称为“香大侠”的股坛怪杰
——泰盛发展主席香植球。
百富勤的中文名寓意“百富唯勤”，切合中国传统的勤奋致富思想，其英文名Peregrine则属猎鹰一类，特性斗志高昂，在空中盘旋、急转、突袭，追求猎物，永不休止，可说名如其人。百富勤由杜辉廉出任董事局主席，梁伯韬出任董事总经理。杜、梁二人持有公司3成半股权，其余股权由10多名股东合占，包括和记黄埔、中信国际、合和实业等。当时，梁伯韬曾雄心勃勃地表示：“我希望我们在10年内成为中国的高盛（Gold Sachs）、摩根士丹利（Margan Stanley）或美林（Merrill Lynch）。”
百富勤国际总经理梁伯韬积极推动中资企业、国企公司上市。
百富勤创办后，遇到两个迅速发展的良机。第一个就是成功收购老牌上市公司广生行。广生行创办于1898年，是一家有百年悠久历史的化妆品公司，其产品“双妹唛”花露水，在香港家喻户晓，畅销中国内地及东南亚各国。广生行于1941年在香港挂牌上市，是当时香港股市的蓝筹股，素有“股霸”之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广生行转向地产发展，逐步发展成为一家以收租为主的地产投资公司。1989年2月，长实主席李嘉诚应广生行董事局的邀请，向广生行提出全面收购建议，结果仅获得82.2%股东接纳（按规定须90%以上股东接纳才能强制收购其余股份），未能实现私有化目标。同年9月，百富勤在李嘉诚的支持下，运用“杠杆式收购”（Leveraged Butout）原理，以3亿资本额成功购入市值14亿元的广生行的控制权。〔6〕
百富勤的第二个机会，是透过广生行成功控制另一家上市公司泰盛发展。泰盛发展创办于1972年，同年10月在香港上市，原是一家地产发展公司，20世纪70年代中期转向证券投资，成为一家典型的华资证券公司。其创办人香植球素以对股市预测准确闻名，人称“股坛怪杰”。不过，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到1987年10月全球股灾及1989年政治风波的冲击，香植球萌生退意，这为百富勤国际的介入提供了良机。
1990年2月，百富勤国际透过广生行以4.78亿元价格购入泰盛发展34.9%股权。同年5月，泰盛发展易名百富勤投资，并斥资2.6亿元向百富勤国际购入两家全资附属公司——百富勤融资和百富勤证券，实际上是百富勤国际借壳上市。1991年4月，百富勤集团宣布结构重组，从原来广生行持有百富勤投资改组为由百富勤投资持有广生行，前者以投资银行及证券业务为主，后者则以地产业务为主，职责分明。
百富勤重组后，即透过百富勤投资在香港的投资银行、证券业大展宏图。20世纪70年代初期，香港的证券及投资银行业基本上由英资垄断，当时汇丰的获多利、怡和的怡富，以及宝源投资等鼎足而立。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些美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如美林入股新鸿基公司，万国宝通透过附属公司唯高达，开始在香港证券及投资银行业大展拳脚。不过，20世纪90年代初期，部分外资投资银行在香港的业务有所收缩，这为百富勤提供了发展空间。当时，华资财团的势力在香港迅速抬头，并活跃于收购、兼并、重组、集资及证券投资等领域。百富勤凭藉其与华资大亨们的密切关系，在香港市场迅速崛起。
1992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视察广东，内地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百富勤及时把握机会，为中资公司和国有企业安排融资并推荐上市，掀起了红筹股和H股在香港上市的热潮。百富勤透过全资附属公司百富勤融资，在短短数年内在香港投资银行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率，尤其是在安排红筹股和H股上市方面处于领导地位，它先后策划上市的红筹股就有中信泰富、海虹招商局、中国海外、上海实业、深业控股、北京控股、越秀投资等。1992年以来，百富勤安排上市的红筹股、H股所筹集的资金就达到126亿元（见表6.1），董事总经理梁伯韬更因积极推动中资企业、国企公司上市而被誉为“红筹之父”。
表6.1百富勤安排上市的红筹股、H股
公司上市日期集资金额（亿元）
海虹（招商局海虹）1992年6月0.92
中国海外发展1992年8月8.45
中旅投资1992年10月4.00
骏威投资1993年2月4.00
荣山国际1993年3月0.45
上海石化1993年7月26.50
广船国际1993年7月3.07
四通电子1993年7月1.89
中国制药1994年6月2.00
经纬纺织1996年1月2.06
南京熊猫电子1996年4月5.10
上海实业1996年5月9.40
越秀交通1997年1月8.00
深业控股1997年3月4.60
北京控股1997年5月18.70
第一拖拉机1997年6月13.00
广州制药1997年10月4.00
中航兴业1997年12月10.00
总金额126.14
资料来源： 《历年为中资集资逾百亿》，载香港《明报》，1998年1月12日。
在证券业方面，百富勤透过另一家全资附属公司百富勤证券，自1991年收购长实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资的怡证公司后，已一举跻身香港10大证券公司之列，并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份发行B股的首席国际包销商。到1995年底，百富勤投资市值已达62.76亿元，已远超过资历比它深的新鸿基公司（市值21.44亿元），成为亚洲区内（不包括日本）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及香港本地证券公司的“龙头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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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猎鹰折翼——百富勤集团的清盘
百富勤在短短10年间扩张得相当快，到1997年金融风暴爆发前夕，已发展成一个拥有资产241亿元、员工1750人、分支机构遍及全球28个国家或地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亚洲区）的大型企业集团。由于扩张过快，百富勤对在不少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在缅甸、越南、泰国、印尼等地的分支机构的管理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并导致债务规模过大，风险控制不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百富勤发展的业务中，风险业务所占比重相当大，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即所谓“坐盘资产”（Trading Account Assets）。据统计，1994年底，百富勤的坐盘资产仅25.8亿元，但到1997年已突破100亿元大关。
1997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骤起泰国，香港市场即流传百富勤投资出现财务危机的传闻，百富勤投资股价从最高峰每股18.9元节节下跌。10月27日，百富勤投资发表特别公告，声称公司在股灾中有3.6亿元的损失，将作4.6亿元的撇账准备。11月16日，百富勤投资宣布，将引进瑞士苏黎世集团的全资附属公司苏黎世中心集团（Zurich Centre Investments,简称ZCI）作为策略性股东，ZCI承诺认购金额2亿美元的可赎回优先股，每股定价8元，比当时百富勤投资的股价有27%的折让。认股完成后，ZCI将持有百富勤投资24%股权，成为单一最大股东（百富勤国际的持股量将降至20.3%，成为第二大股东）。根据协定，ZCI的认股条件是ZCI对进一步的调查结果感到满意，并从公告发布之日起到认购之日百富勤投资的经营状况及市场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百富勤国际发布引入ZCI投资的公告。
其后，百富勤投资又与多家国际金融机构洽商有关认购额外可换股赎回优先股的可能性。12月16日，百富勤投资宣布与美国第一芝加哥银行达成协定，该行全资附属公司将根据ZCI相同条款，认购总值2500万美元的可换股赎回优先股。为配合苏黎世和美国第一芝加哥入股，百富勤投资提前公布1997年前10个月的业绩。有关资料显示，截止1997年10月底，股东应占盈利为3.86亿元，比截至6月底的6.35亿元减少约2.5亿元。经过连串努力，百富勤投资股价总算止跌回升。
不幸的是，踏入1998年，金融危机在印尼进一步恶化，印尼盾大幅贬值。1997年中，印尼盾汇率约维持在2500元兑1美元水平，其后节节下跌。同年10月因国际货币基金的援款到位，印尼盾汇率一度稳定在3500元至3600元兑1美元水平。但是，到1998年1月，由于穆迪和标准普尔相继将印尼信贷评级降至“垃圾”债券水平，印尼盾在1个星期内急挫至1.1万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位。百富勤投资在印尼却有高达6亿美元的巨额投资，除对印尼计程车公司（Steady Safe）贷款外，还有2亿美元掉期交易及2亿美元发债担保。印尼盾的急挫，令百富勤投资的资产从53亿美元下降至32亿美元，其印尼债券形同废纸。
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1998年1月6日，ZCI提出更苛刻的入股条件，即认股价从每股8元减为5.75元。1月7日，百富勤与ZCI达成修改条款协定。根据协定，ZCI承诺在1月13日注入1.75亿美元，但百富勤必须先安排一笔6000万美元的短期贷款作为过渡性贷款。翌日，百富勤投资复牌，股价当天即下跌14%，报收4.35元，比最高位时的18.9元下跌77%。1月9日凌晨，美国第一芝加哥银行通知百富勤取消向其提供6000万美元贷款的承诺，ZCI立即中止谈判。
1月10日，由于无法取得ZCI及第一芝加哥的注资及贷款，百富勤投资无法向债权人支付到期债券6000万美元。消息传出，百富勤所有往来银行立即停止其账户的支付。香港证监会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理由，向百富勤旗下10家公司发出限制通知书。香港联交所也决定暂停百富勤证券会籍，禁止其进行买卖活动。香港期交所则只允许百富勤期货进行平仓活动。1月13日，百富勤投资正式宣布清盘，由法庭委派罗兵咸会计事务所为临时清盘人。主席杜辉廉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百富勤的清盘，印尼债券是祸因。不过，数日后他又指出： 百富勤在印尼的投资，如能稍迟几天交收，就能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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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余波： 连串证券公司倒闭
百富勤是香港最大的华资证券公司，曾被视为香港乃至亚洲金融界的神话。在香港，不少中、小型证券行都“唯百富勤马首是瞻”。百富勤的清盘，对这些证券公司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
1998年1月16日，即百富勤申请清盘的4日后，另一家华资证券行正达集团宣布暂停属下五家发牌机构（包括正达证券、正达财务）的业务。香港证监会、联交所及期交所随即派员到该集团9间分行监督。联交所立即暂停正达证券的会籍，期交所则要求正达期货的客户转仓，约有63%的户口成功转仓。当日下午，中央结算公司通知证监会，指正达证券有3900万元不能交收，正达随即向证监会表示将申请把正达证券清盘。
事后证实，正达集团的财务危机，起源于正达财务将公司客户的股票擅自按予20家金融机构，取得了5.7亿元信贷。其中，4亿元被用作3笔放债，当中1.7亿元借给两个客户，另一笔贷款借给与正达投资有关联的BVI公司，用作收购中环世纪广场，因受金融风暴的影响，这些借贷估计已无法收回。事件暴露了香港证券行附属财务公司欠监管的漏洞，正达财务和正达证券的临时清盘人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亦表示，初步调查的结果发现，两家公司的管理层及职员均同属一批人，其财务记录、业务运作、资产、运作制度及账目均有密切关联。
1月21日，逾300名无法取回股票的正达集团客户，到香港证监会请愿，并指责证监会失职。由于人数众多，情况一度混乱，个别股民甚至掩面痛哭。其后，这批客户到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报案，投诉证券公司误导他们
正达事件暴露了香港中央结算的漏洞，图为正达客户到证监会请愿，表达对事件的强烈不满。
签署授权书，授权将他们的股票转到不受监管的正达财务“孖展户口”。该事件还触发了一场小规模的股票挤提风潮，数十家中小型证券公司不断接到客户要求，提取股票及资金、转仓、取消户口及把孖展户口转为现金户口等，香港结算公司破记录地收到1.2万个由经纪发出提取实物股票指示，较平日的约4000宗水平高出2倍。
正达倒闭之初，政府有关官员仍坚持一贯的不干预政策，拒绝对孖展客户作出赔偿，但其后事件不断升级，一方面正达孖展客户上街游行示威，另一方面投资者如惊弓之鸟，纷纷到各证券行提取股票，危机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立场开始软化，同意修改法例改变现行的赔偿安排，把赔偿范围扩大至孖展客户，并增加赔偿金额。一直不同意作额外赔偿的香港联交所和证监会，亦改变立场，同意注资增加赔偿基金。
香港政府于1985年设立赔偿基金，该基金在正达事件前有金额4.8亿元。在原有法例下，赔偿基金将对每一个出问题证券经纪的客户发放总赔偿金额不超过800万元。1999年6月10日，联交所和证监会宣布正达证券客户的赔偿方案，将赔偿上限以经纪为单位改为以客户为单位，每个客户可获最高15万元的赔偿额，以正达的公司记录计，将有81%的申索人可获全额赔偿，赔偿总额增加到3.25亿元。至此，事件才告一段落。
正达事件尚未完结，1999年5月5日，香港证监会原定巡查福权证券的财务状况，但福权证券的主要股东梅广诺却突然失踪。当日，香港警方接获210名福权客户的投诉，指其股票户口无法进行交易，涉及客户金额逾3900万元。事后发现，该行孖展户口出现了约1700万元的资金差额，怀疑有人挪用客户的股票及资金私逃。警方将该案列作串谋讹骗案处理。
福权东主携款私逃余波未了，再有一家证券行出事。5月23日，明丰集团旗下的集丰证券主要股东陈广鸿向香港警方投案自首。陈广鸿因个人炒卖期货失利而非法挪用公司客户的股票资产，涉及款项约2.5亿元，受影响的客户约3000人。事缘5月11日，联交所巡查集丰证券的账目，发现该公司账目与客户资料有出入，要求陈广鸿解释，陈接连两日向联交所交代后，自动向警方投案。
接二连三的中小证券行出事，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这一方面反映了金融风暴对香港证券业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香港证监当局的监管漏洞。有鉴于此，特区政府发布证券公司属下财务公司监管守则咨询文件，修订证券条例，并加强对股票按揭的监管。但有评论认为，这样一来，华资中小证券行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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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98年特区政府“救市行动”
经历了1997年10月、
1998年1月及6月3次狙击后，国际大炒家并没有善罢甘休，
又在1998年8月部署了一场更加惨烈的港元狙击战。
这次，他们的来势更凶猛，
部署更周密，而且直接在汇市、股市、期市3个领域联合出动。
当时，市场有消息指出，国际大炒家计划从狙击港元入手，推低股市、期市，
将恒生指数炒低至4000点水平，从而藉股市、期市淡仓获得巨利，
并对联汇制形成更大压力，形势相当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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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特区政府的“救市行动”（1）
踏入1998年8月的第一周，在谣言四起的市场气氛下，国际大炒家突然再度发难，狂沽港元。8月5日，国际炒家在短短半天就抛出约290亿元（37亿美元）的沽盘，同时买入远期美电，沽售利率期货合约，将港元兑美元的汇率推低至7.75的关口。港元利率期货市场成交暴升，单日总成交合约逾8300张，创下新高，比1997年10月金融风暴期间近6700张的最高记录还高出1600张。在此之前的8月4日，未平仓合约已经累积到32000张。
面对这次大规模的狙击，香港金融管理局改变应对策略，动用3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7.75水平买入被沽出的240亿元，并将这笔港元全数存入银行，以应付当年度财政预算中可能出现的210亿元庞大赤字所需。另外46亿多元（6亿美元）的沽盘则由其他银行承接。这一做法，大大减轻了银行同业市场的压力，因而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引起同业拆息的大幅攀升。某海外基金还为此曾致电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投诉金管局未按货币管理局的原则运作，令其遭受损失。
国际大炒家索罗斯，他旗下的
量子基金被传狙击港元。
当时，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指出，这次炒家狙击港元，有两个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一是不仅对冲基金沽空港元，投资银行也参与其中；二是炒家不仅利用香港经济疲弱和公司业绩不佳作为沽空港元借口，而且还散布人民币贬值的谣言，以此产生“杠杆效应”，造势冲击港元。
到8月13日，香港股市在炒家累积大量恒指淡仓、谣言甚嚣尘上的恐慌气氛中急挫，恒生指数报收6660.41点水平，创5年来的新低。当时，市场传闻国际大炒家手持约10万张恒指期货淡仓合约，即将在月底结算。恒生指数每下跌1点，它们即可赚500万元，形势危急。在这种情况下，从8月14日起，香港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透过获多利、和升、中银、鹰达等“御用经纪”，大手吸纳汇丰控股、香港电讯、长江实业、和记黄埔、中国电信、中电控股、恒生银行等超级蓝筹股，以推高大市。港府入市干预当天，恒生指数上升564点，报收7224.69点，升幅达8%。从8月18日到8月27日，香港金融管理局不断动用外汇基金入市干预，使恒生指数维持在约7800点水平。
到8月28日恒指期货合约结算日，由于周边形势恶劣，特别是俄罗斯金融局势进一步恶化，欧美股市下跌，香港股市的沽盘如排山倒海般涌至，香港特区政府成为单一买家，透过东盛、中银、唯高达、获多利、金英、宏高、万信、和升等8大“御用经纪”，将所有沽盘全数接纳，全日成交量创下790亿元的历史记录（见图6.1）。其中，股票沽空金额高达72.57亿元，占总成交额的9.1%，沽空活动亦创历史新高。当日，恒生指数报收7829.74点，微跌93.23点。
图6.11998年8月28日香港股市成交创历史新高
资料来源： 《香港商报》，1998年8月29日。
当时，国际炒家约持有8万张期指淡仓合约，恒指每下跌1点，便可赚40亿元，结果8月恒指期货合约以7851点结算，比政府入市干预前上升1241点，国际大炒家计划在期市谋取巨利的期望落空，被迫将期指合约转仓至9月份。这一役，特区政府总共动用1181亿元外汇基金与国际大炒家抗衡，以稳定香港股市。
9月初，国际大炒家准备卷土重来的消息甚嚣尘上，香港特区政府及有关当局为堵塞金融市场上近年来因大量引进金融衍生工具而产生的种种漏洞，在短短数日间连续推出40条新措施，以改善联系汇率制度及稳定金融市场。早在8月31日，香港期交所已颁布3项新措施：
（1） 对持有10000张长、短仓合约的大户征收特别按金，从每张合约按金8万元提高到12万元；
（2） 持仓申报制度从原来规定的500张降低为250张；
（3） 期货经纪商须向期货交易所申报大量持仓人的身份。
3项新措施的目的，是要增强期货市场的透明度，并增加炒家的投机成本。9月2日，联交所宣布暂停汇丰控股、香港电讯、中国电信等3只蓝筹股的沽空活动。其后，联交所又宣布恢复执行1994年实施的限价沽空制度，规定沽空交易不能以低于最佳卖盘价进行，以维持市场秩序。
9月5日，香港金融管理局推出7项改革措施，其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点：
（1） 金管局向香港所有持牌银行提供明确保证，可以按7.75港元兑1美元的固定汇率，把它们的结算户口内的港元兑换为美元。这项明确兑换保证清楚表明了政府维持联系汇率制度的决心。当市况许可时，金管局会将兑换保证适用的汇率转为7.80。
（2） 撤销流动资金调节机制的拆入息率。由于银行同业支付系统的效率得以提高，使持牌银行能更有效管理流动资金，因而无须继续以流动资金调节机制下的存款机制来促进有秩序的银行同业市场活动。
（3） 以贴现窗（Discount Window）取代流动资金调节机制，贴现窗设基本利率（Base Rate,前称流动资金调节机制拆出息率），由金管局不时厘定。在厘定基本利率时，金管局会确保利率能充分反映资金流量的情况，同时也能抑制利率过度波动而引起的金融不稳情况。
（4） 取消对重复使用外汇基金票据和债券进行回购交易，以取得隔夜港元流动资金的限制。由于外汇基金债券/票据有外汇储备提供十足支持，所以让持牌银行可以更多利用这些债券/票据经贴现窗以回购协定形式取得日终流动资金，可以在没有偏离货币发行局的运作原则下，减低投机者操控市场的能力，以及遏止利率过度波动的情况。
（5） 只会在有资金流入的情况下，金管局才会发行新的外汇基金债券/票据。此举是要确保所有新发行的外汇基金债券/票据均会得到外汇储备十足支持。
（6） 按照持牌银行使用贴现窗涉及的外汇基金债券/票据数量占其所持该等债券/票据总额的百分比，制订适用的贴现率。持牌银行使用所持外汇基金债券/票据最初的50%，适用基本利率；余下的50%适用基本利率加5厘，或港元隔夜银行同业拆息当天的水平，以两者较高为准。这将会确保港元受到重大压力时，利率调整机制会被全面启动。
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金融体系的冲击
3.1 特区政府的“救市行动”（2）
（7） 保留重复使用外汇基金债券/票据以外的债务证券，以进行回购协定的限制。贴现窗将不会接受外汇基金债券/票据以外的新发行债券。这
香港家书
曾荫权
荫藩：
魁北克的天气好吗？香港依然很热，我希望可以快些到秋天，令大家有清凉舒畅的感觉。但是，我又担心秋冬带来萧瑟的感觉，会令市民对经济前景更觉黯淡，因为我知道，经济和信心是分不开的。市民愈是缺乏信心，经济就会滑落，复苏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回归以来一直困扰香港的，竟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连串由国际金融风暴所引发的经济问题。说真的，这现象的确令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感到十分意外。一场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经济，特别是亚洲区的国家，无一不面对经济困境。作为亚洲一个重要的经济体系，香港当然也不能幸免。我们要面对高失业、负增长、负资产。虽然整体上香港比较幸运，但社会气氛低沉，期间更有炒家在汇市、股市及期货市场双边操控，造成人为高息，进一步拖慢经济调整。此时此刻，身为财政司司长，我特别感到经济逆转的压力。今次政府在股票和期指市场有所行动，是迫不得已的决定。但我和我的同事，却因这政策决定而被判上了破坏自由经济的罪名。面对种种指责，我当然感到不好受。看到一叠叠的剪报，既有精辟持平的分析，但亦有极尽挖苦之能事的讽刺文章和漫画。虽然有些人可能以为我不会看批评我的文章，但我的同事都深知我的脾性，愈骂得厉害的愈要第一时间让我细读。舆论虽有批评的，但亦有支持的。本港和海外一些读者的声援，给我不少鼓舞。
政府今次所做的，绝不是草率冲动的决定，更不是一项关乎托市或官商勾结的行动。你知道我向来奉行自由经济，因为我认为这是香港成功的基石。香港是投资者的天堂。但试问一句，如果这个自由市场受人操控，令利率和资产价格与经济基调脱轨，更令市民、本地企业和国际投资者终日人心惶惶，担心港元会因承受不起冲击压力而脱钩，这是我们所愿见的自由经济吗？我们愿意香港变成国际炒家的提款机吗？
对炒家来说，他们不理香港经济的基本因素，只趁外围的动荡及香港经济调整而借势大幅压低股市和汇市。他们有本事将股市操控至6500点的水平，亦能在短期内再压至5000点、4000点甚至更低的水平。只要一日市场上充斥着这股不正常的操控力量，我们的市场就不能正常运作。
股市的好淡绝不是政府需要操心的事，市场的需求自然会找到其平衡点。不过，维持联系汇率则是我的责任。因为稳定的货币政策是香港的资产。如果任人肆意冲击联系汇率借以图利，结果令香港600万人的经济利益受损，那便是我失职。在接受经济调整这事实之余，我有责任将调整带给市民的痛苦减到最低。炒家沽港元，制造人为高息，导致人心虚怯，然后在期指淡仓图厚利。他们所拿走的，不单是金钱，你和我辛苦赚来的储蓄，更是香港金融制度的稳定和600万人的信心。
香港的本地存款额继续上升，显示港人对联系汇率的信心。这个观点亦经多项民意调查印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有责任做以
下几件事。第一，我们要接受经济调整这个现实。第二，要利用以往累积下来的丰厚储备去减轻调整带给市民的冲击。第三，我们要将眼光放远至调整期后的复苏，更不断积极部署和落实各项基础建设计划。第四，在调整期中我们要维持本港金融体系的秩序，避免资本市场出现不理性的波幅。
为什么我要作出这项干预的决定呢？或许你应该问，为什么我不坚守不干预的原则，那不是更容易吗？不错，很多人都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是对公务员最好的形容。但我希望你明白，若政府再不采取行动，股市就会因为被人操控而跌至不合理的水平、利息会持续高企、联汇会不断受压，而经济复苏只会遥遥无期。
你或许会问，政府为什么不干脆宣布放弃联系汇率？但请你试想，环顾所有东南亚国家，有哪一个能借着贬值而解决问题呢？就算最近宣布让卢布自由浮动的俄罗斯，你又可见到它的经济情况有稳定的迹象吗？在这一刻放弃联系汇率肯定会引发新一轮的贬值浪潮，令整个亚洲局势更陷入困境。在这个时候脱钩只会令港人一夜之间对港元信心尽失。香港是个倚重出口的经济体系，一旦没有了联系汇率，就会马上令香港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减低，更会令股市楼市再度急泻，利率飙升，经济环境会进一步恶化，即使长远来说，也未必是港人之福。
我们已经有具体的跟进措施去巩固我们的货币发行局制度，以增加其透明度和防御功能。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充分透明和坚固的制度，是投资者的最佳保障。另外，我亦正考虑以修订法例的方式去加强我们维持金融市场秩序的能力，这是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长远策略，更可避免长期因炒家临门而要入市活动。
目前炒家还未完全离场，我们在未来还要作适当部署。但我承诺过，只要汇市与股市期指市场的双边操控情形绝迹，我们便会终止介入市场的行动。
政府参与市场是个两难的决定。我既作了这决定，便要坚守原则，接受批评。我的决定牵涉港人、你和我的储备，更关乎香港的经济前景，面对这局面，我绝不会掉以轻心，我会加倍努力，好向香港人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