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未来收入，比如，个人的未来收入是财富，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
把未来收入做票据化、证券化变现，那也顶多是可以感觉到但不能花的财富，也不是资本。
通过将部分未来收入以“产权证”（抵押）形式流动起来，未来收入流也能成为资本。
财富不一定能一下子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问题是：什么
决定财富、资本与钱之间的相互距离呢？一个国家对“东西”、对未来收入流进行资本化的
能力，也就是市场、契约与产权制度，决定了这三者间的距离。从根本上讲，货币是将“财
富”卖掉的所得，资本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
是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只不过，通过这些“产权证”，把本来就已存在但是“死”
的“东西”和未来收入流变活了。在这个意义上，只要金融票据、证券、货币是相对于实在
的价值而发行的，金融化在增加价值载体的流通性的同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或经
济危机。
市场化改革让中国的钱多了
在2007年的一次交谈中，《纽约时报》驻上海的记者说到，中国今天似乎充满了互相矛
盾的现象，让人难以理出头绪。一方面腐败这么严重，许多钱被贪污浪费，或者以形象工程
烧钱，或者通过国有银行继续向那些不断亏损的国企输血；可是，另一方面，在上海、浙江、
江苏、北京等许多地方，在空气中你能处处感受到那种日夜不熄的创业干劲，谁都在谈生意、
做投资赚钱。而且，现在中国人的钱的确很多，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
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这种增长到底能持续多久？为什么在市场
制度、法治秩序还欠缺的中国，其经济仍然能持续增长这么多年？
这位朋友做记者许多年，在中国已经两年有余，碰到、看到、听到的事当然很多，但中
国的事让他对这个社会、对今天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着迷，中国为什么在庞大行政机器压制
下还这么有活力？
谈到这里，我说，中国这些年的经历可以从许多方面去理解，如果简单点讲，是由于“改
革开放”，但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钱化”和“资本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这些年的
经历。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至1990年代中期，其
核心是给老百姓买卖东西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
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或说“钱化”阶段。1990
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
（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
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金融资本。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
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
当然，“市场化”阶段使中国“钱”多，这好理解。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普遍没“钱”。
而之所以没“钱”，并非完全由于没有“东西”，而是由于那时的市场化水平极低，几乎没有
“东西”可以通过市场换成“钱”，也没有什么出口贸易，经济被“钱”化得太少，所以，
那时候张三可以有“东西”、有一双手，也有许多时间，但他没有“钱”。文革时期在农村，
大人出差旅行时，都得带上一袋大米、菜以及被子、席子等等，而不能带“钱”。也就是说，
那时候要东西有，但要钱则没有。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出差旅行要靠自己带粮菜、被褥，
一方面旅行在外的时间不可能太久、走的距离不能太远，另一方面能够跨地区运输的货物也
必然有限。因此，“钱”化程度低的社会自然是人口流动少、跨地区贸易有限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