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国富民穷必然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求着政府，当饭碗都控制在政府手里，
民权与法治会只好让位给权力。由于朝廷富有，在这样的国度里，政府不需要发国债，金融
市场当然也没必要发展，这就是中国、印度这样的传统社会的过去。相反，如果是政府穷民
间富，政府有求于民间，政府权力只好让位于民间权利。由于在这样的国度里政府不富有，
所以，税收不够用时，就必然求助于金融借贷市场，包括债券市场。于是，金融债券市场是
民主法治的孪生兄弟，同在近代兴起，彼此相依。
第二，就如当年美国三只国债所表现的，国债的存在与交易给市场提供了评估政府政策
与制度优劣的具体工具，通过国债价格的上涨下跌，立即反映市场对国家未来的定价、对具
体政策与制度的评估。只要国家的负债足够高、只要继续发债的需要还在，国债价格的下跌
必然逼着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制度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无法
天天进行，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定价却是每时每刻的！所以，公债市场对政府
权力的制衡既连续、又具体。美国和英国的兴起过程如此，其他西欧国家的经历要么也如此，
要么就被金融市场所教训！
关于自由、民主与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是“五四”以来的中文文献中所缺少的，从
人文社会、政治理念的角度谈自由、民主与法治当然重要，是基本启蒙，是社会觉醒的必要。
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从中国到美国、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又在将企业国
有化、强化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这种时候，我们尤其有必要重新认识自由、民主、法治的
财产和金融基础。任何强化国富民穷局面的举措，显然是在民主法治的道路上开倒车。为了
中国的民主法治，国有资产应该被民有化、以平等分配的形式分回给全国公民，而不是利用
金融危机强化国家对各种财产和资源的所有权。
民富是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条件。有利于催生民主法治发展的格局包括许多方面，
一是“政府穷民间富”，另一个是国债金融市场。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
府。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些都是民主宪政的砖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