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中国在1978年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重新崛起，似乎使过去100年里
没完没了的战争、政治运动、国家垄断金融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代价顿时烟消云散，可实际
上没那么快，也没那么容易。从工业技术角度看，本来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使中国的
现代工业化进程不亚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但1911年后的革命与多年内战，再加上从1930
年代开始加快的经济国有化运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内战，1966年开始的文革，这一系列
的战争和政治运动令中国痛失良机，中断了宝贵的工业化进程。而1978年前的80、90年恰
恰是世界工业技术，特别是汽车和电子类技术突飞猛进的年代，但中国却在忙着那些战争和
运动。
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上，从中国第一个现代股份制公司——轮船招商局——的股份于
1872年公开交易开始，到1950年证券市场全面停止时，中国已经有过长达78年的证券市
场发展经验，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已培植了相当规模的证券公司与其它金融中介，金融从业
人员数量已不少，并发展出了运作得有条不紊的各类证券和金融行业自律公会。但是，这些
金融发展在1950年到1980年代之间则完全停止，完全丢失积累了78年的证券经验与知识。
虽然在1990年后重新恢复证券市场的发展，但中国的证券市场和银行业到今天还完全由国
家垄断，使它们难以显出这些市场应有的本性。结果是，一方面中国的证券市场与银行基本
只为国企服务，另一方面在有钱的投资者和需要资本的企业间仍然有多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因此，在过去100年、特别是过去50年中国在工业技术和证券技术上丧失的发展机会、
耽误的发展时间，这些都是有代价的。遗憾的是，这些代价不能自然消失，而是要今天的中
国社会来一一付出。为还清这些代价，其付出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说，由于中国自己的
资本市场不发达，所以国企改制时基本只能靠出售股权给外资，因为外资能找到大量资本；
为了赶上现代技术，中国企业不得不靠进口核心部件、进口核心生产设备，等等；或者，干
脆以市场换技术。这些都是在具体为过去的战争和政治运动的代价埋单，也是为过去几十年
的国有企业制度、为国家垄断金融埋单。过去的代价自身是不会凭空消失的。
当然，中国也可以选择什么都由自己慢慢发展出来，比如，资本市场靠自主发展，核心
技术也靠自主发展，要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但，那样会使中国经济长久无竞争力、长久落
后，长久处于不安全状态之中。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与品牌反而能缩短中国建设竞争力的时
间。直接引进已经成为发展的捷径。
为了激发未来中国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文化，也为了减少未来发生像凯雷收购徐工这样的
争议，我们现在应该做的首先是把国内股市、国内金融业对民营企业真正全面开放，让民营
企业也能像中国银行、工商银行那样在A股上市，让A股市场也产生出一个个搜狐、携程、
分众、百度、尚德这样的故事，民营企业家也应该能像国企那样从银行融资，也能进入金融
业。如果20年后的中国证券市场还是由国有垄断并主要为国企服务，那么那时的中国经济
还会过分依赖外资。
为什么消费驱动模式不会改变？
2005年，大卫?拉普卡从耶鲁大学读完MBA，在康州的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找到工作，
年薪12万美元。他知道，他未来的收入和财富前景很好，今后的年收入会更高。只是他当
下的现金财富非常有限。小时候，他立志要自立，要靠自己的收入养活自己，以此换得最大
化的个人空间。读大学时，为了减少学费给父母的负担，他借了学生助学贷款3万美元，读
MBA时再借了3万美元助学贷款。所以，到2005年又开始工作时，大卫共欠债6万，但是，
那时，他必须要买辆车，这又要花2万美元，同时，他又刚刚跟多年的女朋友结婚，要花
17万美元买栋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