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时期的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存银子
不管是宋、明、清还是其它朝代，各朝都遵循一种基本的财政规律，朝代新起时期都是
国库储蓄丰盛，随后递减，再后就是财政日益吃紧，赤字越来越不可收拾，最终致使改朝换
代。以往，学者主要以腐败来解释这种周期性规律，基本认为朝代初期腐败不普遍，但正是
因为中国历来没有对权力的可靠制约与监督机制，随着专制体系的年龄越来越高，贪污腐败
也会越加猖狂，到最后国库空空，迫使朝廷在财政税负上狗急跳墙，然后便是官逼民反，朝
廷最终灭亡。——权力失控和贪污腐败肯定是改朝换代规律的制度性根源，但除此之外还有
国家理财策略以及金融技术上的差别。
由于清朝的财政数据相对较多，过去对其研究得也比较细，我们以清代为例，看看它与
当前中国的差别。
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他们最怕的应该是在国家出现危机、社会动乱的时候，国库里没钱，
财政上入不敷出。事先规避这种危机风险的手段大致有两种，其一是事先多存钱，往国库中
存的越多则越好；第二种手段是靠事先尽最大可能地发展国力，不仅把到手的钱都花完用于
发展，而且还尽可能借钱发展，透支未来的收入先发展。这两种经济国策实际上类似于宋朝
王安石、司马光关于开源与节流的辩论，第一种策略强调“节流”，而第二种国策强调“开
源”。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发展国策以及美国历年的策略都属第二种，而以往中国各朝的经
济方针基本属第一种，这种国策当然也跟儒家理财思想非常一致。
图2给出了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到道光三十年（1850）户部库存银两的变动情况 。
按照传统儒家评价国家财富的标准，可以说清朝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还
是非常富有的，这种富有在乾隆后期达到顶峰，1781年国库存银7000万两，到1789年为
6000万两左右！1850年时降到800余万两。太平天国起义对朝廷开支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发生货币危机，但即使在1853至1863年间，户部银库仍然年增19万两。这不多，但对传
统的中国人来说，那至少比今天承担越来越高国债的中国要好，更比今天负债9万亿美元的
美国要富有。只不过，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那种国库财富只是反映过去收入的钱，它并不
能表示清朝未来也会富有。图2基本说明，清朝初、中期往国库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从那以
后就开始每况愈下，印证了朝代财政先富后贫的周期性规律。
我们也可从国家财政收支来细看晚清的发展经历。图3给出1838年后一些年份的财政
收支情况 。据史载，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
在1000万两左右。从图3看到，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
争后的1847年，财政结余为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高达760万两。
这些数据说明，虽然按照传统儒家理财观念看晚清的结余可能还太少，但当时的经济国策从
根本上讲极其荒谬，在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同时又面对日本的威胁下，朝廷不仅不想法把未
来的收入透支来加速发展国力，反倒一心放在“节流”上，只想到往国库多存钱。结果是，
国力相对其它国家继续衰退。
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
1300万两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庚子赔款大大冲击了清政府的财政，1903年的赤字高达3000
万两！此后的清代朝廷债务缠身，一直到1911年灭亡之前仍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