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地，如果公债利息高于民间投资回报率，那么靠赤字负债发展是下策。同时，如果
政府的投资回报低于民间投资回报，政府就既不应该借债发展，也不应该加税，而是要减税
和退税。
举例说，假设所得税是20%，政府公债利息永远为5%。先假定老百姓的投资回报率今
后每年都是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少向老百姓征收一万元税，那么老百姓把这一万元投
资后，第一年得到600元税前回报，其中120元交税，剩下的480元加本金一万元重新用于
投资；第二年得到628.8元税前回报，其中125.76元交税，剩下的503.04元加本金一万元
再用于投资；以此类推下去，年复一年，不仅老百姓的财富越滚越大，而且政府的税收也按
每年4.8%的速度增长，政府得到的是一个永久的税收流，这个税收流的总折现值为6万元
（以政府公债利息5%作为折现率）。换言之，如果政府通过借债维系开支，把更多钱留给
老百姓投资，那么今天每少收一万元的税，实际上政府最终得到的是今天值6万元的未来收
入流，让国家财富净增5万元。
如果老百姓的投资回报率是5%，那么政府通过减税得到的额外好处为零；而如果投资
回报率低于5%，则减税会吃亏。当然，如果民间投资回报远高于5%的国债利息，那么借
国债并同时减税就让这个国家发横财了！其妙诀在于让老百姓的收入变成资本后，就能通过
利滚利、钱滚钱让国力和民财同时上涨。当民间的投资回报很可观的时候，政府征税等于是
“杀鸡取卵”，害民又损己。
上面的例子当然有一些理想化的假设。比如，在现实中，政府公债利息可能会不断波动，
民间投资回报也会时高时低。如果是这样，那么，只有在民间投资回报与国债利率之差更大
的时候，“发国债同时又减税”的国策才最优。
不管怎样，这个例子基本反映了美国二战之后经济国策的总体逻辑。美国的资本市场最
发达，给美国政府提供了无限的将未来收入证券化变现的能力。由于人们对美国制度的稳定
性非常有信心，美元和美国政府公债是世界投资者最为放心的增值保值手段，因此其公债利
息近几年保持在4%左右，这是美国老百姓所无法得到的融资成本。换句话说，如果美国民
间要借钱投资，他们需要支付的利息远比美国政府要支付的利息高，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由
个人或私人公司去借钱，还不如由美国政府代替老百姓借，并同时通过减税让老百姓把钱留
着自己去投资！那么，美国民间的投资回报如何呢？以美国股市为例，从1926年至今，平
均年回报率为10%；在二战以后，平均年回报12%。相比之下，这期间的政府公债利息平
均在6%左右。也就是说，1926年至今，民间投资回报率与政府公债成本间的差平均在4%，
二战后为6%。
外国人和外国政府喜欢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用低息借到这些钱后，通过减税把钱转给
美国老百姓去做股票等生产性资产的投资，这种策略的效果是让美国财富超速增长。这即是
自己有鸡再“借鸡生蛋”的效果。
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了美国靠赤字、靠国债、靠减税做强的道理了。从1940年之后，
除了少数几年外，美国基本年年有赤字，而且越来越大，然而国力也越来越强。
那么，什么时候要开始逆转靠赤字发展的国策呢？一旦民间投资回报率相对公债利率太
低时，即是放弃赤字的时候。
